草图大师的辅助线:2011版拆迁条例实施报告

　　把2010年的拆迁比喻为一口锅的话，锅底已经烧红了。2011年，这口锅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褪了色，尽管碰上依旧会灼伤。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2011年1月19日通过并施行。

　　直观来看，这是政策转向的结果。10年积聚的压力之下，拆迁终究由一个无所不包又无比含混的超级词汇回归本义，即房屋拆除和住户搬迁。政策用语上，它被法律含义相对清晰的“征收”取而代之，相应的则是政府作为主体取代开发商，司法程序取代行政强拆。另外尚有一些敏感性强的细节改良，如不久前确定的先行补偿。这类技术改良，往往是用以填补“旧条例”中的执行漏洞，如原有条例只规定拆迁应予补偿。

　　但类似的降温曲线并非第一次出现。2009年底到2010前半年，拆迁战场如同今天一样的沉寂，只是在下半年以报复性速度上扬，到年底以钱云会事件为标志冲顶，以至引发了旧拆迁条例的退出。没有理由认定，这样的抑扬周期不会重现。

　　政府走上拆迁第一线

　　固然，2011年有了征收条例，但拆迁变为征收，还是程序修正，而非产权重估。

　　作为拆迁目的物的土地，在城市被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收为国有，在农村则作为被严格限权的集体财产，作为国家拿地的储备。当时中国大陆的土地市场没有建立，产权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加上集体，没有出现后来的分化，因此这条宪法修正案当初没有引起很大震动。但也可以说，这条修正案包含有对市场敏感的先见之明——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拆迁是一种国家的资源调配政策，所要做好的无非是安排好民众生活而已，因此我们在1991年以前的拆迁法规里看到最突出的两个词：一个是服从国家需要，一个是安置。这样既极富权威又兼顾温情的一体化安排，最终被市场的分化冷酷地打破了，拆迁告别纯真，露出了利益对抗性的实质。

　　在房屋产权已经分化、土地却仍是公有制的背景下，居民只是被允许借地建房子而已，天然联结的土地和房子，成了一对人为扭曲的矛盾。公有制背景下的公共利益，成了一条伸缩性极大的橡皮筋，开发区、旧城改造和基础建设，都可自动成为征收理由。对这条橡皮筋伸缩度的确定，目前还没有眉目，它将是城市居民还会遭遇到的另一个埋伏——本年度最后一起因涉及著名作家阎连科而在网络上激起一星涟漪的强拆案，便是基于所在地区一个开发计划而生的。

　　肩并肩站在征收行为背后的利益主体，还是政府和开发商，分成比例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名声太坏的开发商已退居二线，还保有一定公信力的地方政府上了“前线”。但公信力并非全部。政府比开发商更注意形象，也有所顾忌，但政府拥有比开发商更为强大的控制力。今年山西在沉闷中平息下去的拆迁户杀死前来拆房的公务员的事件，是一个例子。一方面，可以说拆迁噪音的沉寂和走上拆迁第一线的政府控制力加强有关系。

　　房价调控下的拆迁

　　那么，这一轮沉寂除了周期性原因，是不是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呢?拆迁的沉寂背后是地价的平抑回落。本年度在空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下，中央出手了超强力度的房价调控。

　　经验中的房市调控也是周期性收放的，但这一次收紧的幅度似乎超前。紧箍咒之外，还加上了配套修建保障房的负担。虽然地方可以有一些转手给开发商的余地，但保障房比率增加，对于开发商的利润和地方土地财政来说都是一种自杀行为。政府决意如此，则意味着告别土地财政。但地方政府准备好了吗?

　　在几个月的“坚决执行”期后，对中央的高压，地方政府似乎又使出了化骨绵掌，近日，各地纷纷报道曲线救市的消息。这和以往的周期律并无二致。地方政府的磨功，以往总是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心，那么这次能够一直压下去吗?不可能不让地方财政吃饭，问题只是，中央能在土地财政之外给地方指条出路吗?

　　一个利空消息是过10万亿元地方债的清理。日前传出中央和银行埋单短期清理三万亿元的消息，虽然发改委随即辟谣，也足见此问题之伤神。在资金链绷紧的情形下，土地无疑是最顶事的现金奶牛。长期利益和燃眉之急交迫之下，这头奶牛还能在栅栏里锁几天呢?

　　事实是，各地正在暴力式地推动进一步的城市化，且不说前一段温总理喊停的让农民上楼，光是集中教育、医疗资源这样的手段，已足以把更多农民赶进城镇，推高那里的地价房价。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但近忧面前谁又能远虑?临近年关，再次听到各地严管小产权房和禁止企业下乡圈地的消息。扎紧城市这个口袋的另一面，就是保证地方政府随时取现的权利。

　　土地财政的命门

　　也许可以说，摆脱土地财政、卖地经济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但用什么来替代?除了用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工程来投资拉动，以及央企的垄断式利润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倒是传出了温州这样的民间经济发动机陷入驴打滚债务困境的消息。抛开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或利润率不谈，勇于拓荒获利的温州资本只能回家玩博傻游戏，至少说明了眼下产业和市场的萎缩。温州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那么中央财政在这样背景下的坚挺增长，究竟是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税收(我们今年一直听见政府在减税)，还是一种货币增发游戏呢?

　　地方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力，只有一个由央行代为发债的口子。但印钞或发债的后果都是显然的下一轮通货膨胀，使调控的后果自毁。这样的循环游戏以往已经上演过多轮。

　　一种可能的设想是，土地财政真的结束了。因为成本变得太大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在于土地增值，地价释放，全社会阶层都分享了增值。土地的价值早就不是秘密，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也占了一条。问题是土地本身的价值不是天生的，一块玉米地只有进入增长中的市场，才有成为地王的机会。地价的增值是经济增长的后果，而非相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地价上升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经济活力释放的过程。

　　由于拆迁户和农民被严格限制了参与分享土地增值的程度，土地机制更多地成了政府调配社会财富的一个杠杆。问题是这个杠杆的效应被应用得过分了，两头的分量太不平衡了，以至于透支和盘剥了全盘经济活力。到了今天，如果说政府的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等于说政府已不能再从土地杠杆中过手到什么东西，那也等于说中国经济的活力已经完结，迎来拐点的并非只是中国的地价，而是中国的整体市场。即使是全盘放开地权，土地本身仍然不足以兑现财富，而需要其上实体经济的生长。

　　如此，2011年拆迁声浪的沉寂，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居民们，是继续忍耐房价攀高、通货膨胀以及面对强拆或是听着别人被强拆的故事呢，还是眼看着自家房屋价格暴跌，甚或自己突然失业，在萧条中度日呢?是希望政府继续加强调控，还是松手呢?这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