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说好的幸福 周杰伦:*论语与算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20:05:20
书籍简介：《论语》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儒家文化的根基；“算盘”意指商人的经营管理，追求赚钱之术、获取财富之道。
涩泽
本书是涩泽
章节介绍：了解《论语》和孔子的人都知道，孔子的言语之间，对于从商是有些不屑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对于经商也是颇有微词的；对于商人，仿佛与《论语》中的“仁义道德”是不搭边的。虽然国人自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没有人说《论语》也可以帮助商人经营；也有
在我七十岁的时候，曾有一位友人作了一本画册送我，内页开头一侧绘有《论语》以及算盘，另一侧绘有一顶大礼帽和日本刀。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到访，见了画册就说，很有趣，我是读《论语》的，你是专攻算盘的，现在，手拿算盘的人既然详论《论语》了，我这读《论语》的人，也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实业呢？当然，一般社会中的工商业等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就是实业。但是，工商业没有增加物质财富的功能，那它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也不会带来公共利益。但话说回来，工商业者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管别人的死活，那结果又如何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读家TXT书籍下载--www.readist.cn
作者简介：涩泽荣一（1840～1931），近现代日本工商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被誉为“日本商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甚至被推崇为“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对日本近现代的经济现代化商业历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译者序(1) 4
第一章处世与信条... 5
《论语》与算盘，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6
士魂商才... 6
天不罚人... 7
观察人物的方法... 8
《论语》是万人共同的实用教训... 8
等待时机的来临... 9
量才适用... 10
是否与人相争... 11
大丈夫的试金石... 11
关键是量力而行... 12
得意之时与失意之时... 12
第二章立志与学问... 13
预防精神衰老之法... 13
“立足现在”... 15
“大正维新”精神... 16
秀吉的长处和短处... 16
亲自动手... 17
立大志与立小志的协调... 18
君子之争... 19
学问与社会的关系... 20
勇猛之心养成法... 21
一生应走的路... 21
第三章常识与习惯... 22
常识是什么... 22
口是祸福之门... 23
因恶而知美... 23
习惯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24
伟人与完人... 25
貌似亲切... 25
何谓真才真智... 26
动机与结果... 27
人生的希望在于努力... 28
就正避邪之道... 28
第四章仁义与富贵... 29
真正的生财之道... 29
效力的有无在于人... 30
孔夫子的理财观... 30
扶贫之道... 31
金钱无罪... 32
确立义利合一的观念... 33
富豪在道德上的义务... 34
能挣会花... 35
第五章理想与迷信... 36
保持美好的希望... 36
做事要有热忱... 36
道德应进化吗... 37
根绝如此矛盾... 37
人生观的两面... 38
真的绝望了吗... 39
要日新... 40
显灵者的失败... 40
真正的文明... 41
肃清歪风是急务... 42
第六章人格与修养... 43
乐翁公的幼年... 43
人格的标准如何... 45
容易被人误解的气魄... 46
二宫尊德和西乡隆盛... 46
修养不是理论... 47
重在平时的意志... 48
目录
重在平时的意志107
必究其原因109
东照公的修养111
驳被误解的修养说113
权威人格养成法114
商业无国界116
第七章算盘与权利
当仁不让师121
金门公园里的警示牌123
唯有仁义125
竞争的善意与恶意127
合理经营129
第八章实业与士道
士道即实业之道135
文明人的贪婪136
应以仁爱之心、忠恕之道交往138
人定胜天140
告别效仿时代141
这里也有提高效率的方法143
责任究竟是谁负146
功利主义的弊端应以消除147
有这样一种误解149
第九章教育与情谊
孝不应勉强155
现代教育的得失157
伟人和他的母亲159
过失何在161
理论不如实际163
不像是孝的孝164
人才过剩的一大原因166
第十章成败与命运
唯有忠恕171
好似失败的成功17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174
湖畔的感想175
顺逆两境从何而来176
细心胆大178
成败乃身后事179
后记183
附录一：涩泽荣一生平185
附录二：孔子生平191
附录三：《论语》
译者序(1)
《论语》，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座丰碑，在时代传承中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文化风骨。随着社会的进步，《论语》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陈旧过时，反而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中，呈现前瞻性的思想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1988年2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开会，会后发表了一个宣言，最后的一句话写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在中国国内，近年来，掀起了传统国学热潮。无数的文人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论语》进行重新的阐释和解读，从文化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修身的角度等等。比如于丹的《〈论语〉心得》，将论语和现代人生活相结合，用通俗易读的文字，把《论语》介绍给华人，引领了读《论语》的狂潮。
在这股热潮中，我们发现在迈一个世纪，有一位成功的商人，居然从一个经商者的角度，对《论语》进行了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解读。
了解《论语》和孔子的人都知道，孔子的言语之间，对于从商是有些不屑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对于经商也是颇有微词的；对于商人，仿佛与《论语》中的“仁义道德”是不搭边的。虽然国人自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没有人说《论语》也可以帮助商人经营；也有过“儒商”一词，但是真正把孔子的思想和经商联系起来的，在这之前，还未曾耳闻。
这位有点“离经叛道”地解读《论语》的人涩泽荣一，是对近现代日本工商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被誉为“日本商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甚至被推崇为“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他对日本的近现代的经济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涩泽荣一极具创意地把文人的精神支柱《论语》和作为商人的象征的“算盘”放在一起，生发出“义利合一”理念，创造了在日本“空前绝后”的商业奇迹：他创办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王子制纸等近500家公司和企业，其中有许多成为现在世界500强的奠基企业。
日本原本同中国一样，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其传统观念与中国一样，都是鄙视工商人士，视作社会的底层。但是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儒学也逐渐向实用方向发展，也因此才有了涩泽
涩泽
《论语》，显然就是指孔子的《论语》；而“算盘”在这里就是指商人的经营管理，追求赚钱之术、获取财富之道。作为将《论语》视作商业经营哲学的第一人，涩泽荣一既讲商业经营管理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涩泽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涩泽
当然涩泽
此外，涩泽
因此，涩泽
译者李建忠
第一章处世与信条
《论语》与算盘，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如今我们谈论道德，当以圣人孔子的言行为中心，而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为影响甚远。
虽然很多人阅读过《论语》一书，但却不知道它与算盘之间有何重要关系。乍一看起来，好像两者毫无瓜葛；其实不是这样的，并且我深信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算盘因为《论语》可打得更精，《论语》也因算盘而得出真正的致富之道，这才是两者息息相通、近在咫尺的关系。
在我七十岁的时候，曾有一位友人作了一本画册送我，内页开头一侧绘有《论语》以及算盘，另一侧绘有一顶大礼帽和日本刀。一天，学者三岛毅先生到访，见了画册就说，很有趣，我是读《论语》的，你是专攻算盘的，现在，手拿算盘的人既然详论《论语》了，我这读《论语》的人，也该好好研究一下算盘了，也好和你一同努力，务必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后来，三岛毅先生写了一篇关于《论语》与算盘的文章，并且列举了很多事实和证据，来说明道理、事实和利益三者的一致性。
我经常认为，人要怀有一种强烈地追求进步的欲望，才能成功。因为空谈理想、爱慕虚荣的人是绝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们不宜在争权夺利、飞扬跋扈的政界或军界发展，而实业界是理想的一展身手增进国民生活水平的地方，只有民富，才能国富。
那么，增加财富有什么方法和根源可寻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仁义道德为本、公平正义为理，只有这样凡事才可能长久。因此，看似没有关联的《论语》与算盘，经过细细研读，使之相辅相成达到一致，才是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
士魂商才
从前，在日本平安时代有个文人兼政治家叫菅原道真，他提倡士魂商才。所谓的士魂商才就是以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为本。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文化发展较早，又有如孔子、孟子这样伟大的圣人先师，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领先于日本，所以日本人要认真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培养自己的人才。
中国的文化学问的典籍浩瀚无边，其中又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为中心。如记述禹、汤、文、武、周公事迹的《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书籍，据传是孔子编撰而成的，故提及汉学，便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学问。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据传是菅原道真最喜欢读的书。相传在应仁天皇的朝代，百济学者王仁曾向朝廷进献《论语》、《千字文》，菅原道真将它抄录后呈献给伊势神庙，这就是现存的菅原版的《论语》。
士魂商才的意义也是如此，人要立足社会、为人处世，一定要具有士道精神，但仅此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会容易遭受灭亡的打击，所以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首先是怎样培养士魂呢？书本上固然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论语》是最能培养士魂底蕴的根本之道。
至于商才的培养之道，在《论语》中可以充分的学习。
表面上看来，谈论道德的书籍与商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也是以道德为根本的，欺诈、浮华、轻佻等偏离道德的行为是卖弄小聪明的小人所为，绝称不上真正的商才。因此，商才绝不能背离道德，而且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了。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多变，当你熟读《论语》回味其内涵的真谛之后，会给你一份收获的惊喜。所以，我一生都在尊崇圣人孔子的教导，将其作为我的人生座右铭。
日本也有很多圣人贤士，其中最擅长军事而又精通处世之道的当数德川家康将军。也正因为深谙处世之道的精妙，他才能将众多的英雄豪杰招至帐下，开创了十五代的霸业，使得德川家族在两百多年间的政权稳固无忧，这实在是太伟大了。
因此，深谙处世之精妙的德川公曾留下很多的训言，其中如《神君遗训》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处世之道。我曾将《神君遗训》与《论语》对比研究，竟有很多观点一致的地方，可见其大部分是出自《论语》。例如遗训中说：“人的一生，犹如负重远行”，这与出自《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思想一致。
又如“责己莫责人”，是出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之意；“不及远胜过之”，与孔子所谓“过犹不及”的教诲一致；又如“忍之为基，怒之为敌”即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之意；此外，“人当有自知之明，如草叶之露，重则坠已”，是告诫人要安分守己的意思；另有，“常思拥有自由之身，则心生满足之感；心生奢望之欲，回想困顿之时”或“只估胜不估败，必害其身”等等，相似的意思均可在《论语》中找到出处。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之所以能成就两百多年的宏图霸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论语》的教诲和影响。
日本国民都认为汉学的教义就是肯定禅让讨伐，这与日本国体不相符合，实在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从孔子的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就可明白，韶乐记述的是尧舜的事情，说的是尧看中舜的贤德，于是让位给舜，因此歌颂此事的音乐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武乐记述的是西周武王的事情，虽然武王有贤德，但是也不能掩盖其举兵讨伐争夺王位的事实，因此歌颂武王的音乐没有达到尽善的境界。
其实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参考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孔子是周代的人，他是不能过于露骨地批评周代的是非，所以只能委婉地尽美而未尽善的表达言语。可惜的是孔子没见过万世一系的日本，也不了解日本的国体，如果孔子生在日本，或游历过日本，见到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他不知道会如何的称赞才对。
世人在谈论孔子的学问之前，最好研究一下孔子的精神；眼光要犀利，宛如能看透纸张一样，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孔子的学问的真正意义。
因此，我一直认为，人生在世，为人之道，要避免陷入误区，就要先熟读《论语》。随着世界的进步，当代日本也从欧美传入很多新的学说；但是，这些新学说，在我看来，在东方几千年前早以阐述过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欧美诸国日新月异的进步，值得我们探究，但是请不要忘记，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可割舍的瑰宝。
天不罚人
孔子说：“获罪于天，无可祷也。”这里的“天”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天即是天命之意，孔夫子也会认为如此吧！
人生在世，工作、生活，一切都是天命。草木有草木的天命，鸟兽有鸟兽的天命，这种天命本是上苍安排给我们的，如同人类，有人卖酒、有人卖饼。所以，无论是圣人还是贤者，都不得不服从天命的安排。如尧没有办法让其子丹朱继承王位，舜也未能让其子商均继承王位，这都是上天定数的安排，而人力是无法改变的。又比如草木始终是草木，变成鸟兽是不可能的事情；鸟兽就是鸟兽，绝对不可能变成草木。毕竟这都是天命所为，因此人也应该顺从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孔子所说的“获罪于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说，人如果不合常理的模仿或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那结果必然是招来横祸。此时，纵想逃脱责任，但原已做下了不合理的事，遭受报应也是自作自受，所以是无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无可祷矣”的意思。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有孟子在《万章》篇中所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人要不合常理地模仿或违背大自然规律的行动，就得罪了上天，天不会用什么言语来惩罚人，只是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无形之中让人感到痛苦，这就是所谓的“天谴”。人们想尽办法避免遭受天谴，但是无论如何都是逃避不了的。天地万物随着一年四季而变化轮回，这都是天命，当然人也不能例外。
孔子在《中庸》的开篇中说：“天命之谓性。”如果人类尽做违反真理、自然的事情，则必然有因果报应，无法逃避。这就是天命。相反，人如果走上遵循自然规律的大道，不做问心无愧的事情，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自会产生信心，从此获得安身立命之本。
观察人物的方法
佐藤一斋先生觉得，根据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判断一个人，是最好的观察人的方法。他认为这是不会发生差错的、正确的观察人物的方法。在他所著的《言志录》中有一节所说：“在与人初次见面后，观察其面向，对人作出判断，大致是不会错误的。”与此相反，经常见面之后的观察，反而可能会考虑过多，容易陷入误区。
因为第一次见面时，没有掺杂过多的感情因素、没有成见，即使对方有所伪装也能察觉出来；随着见面次数增多，则容易受到各种感情、传闻等因素的影响，判断一个人容易摇摆不定，考虑过多的话，就会发生判断错误。
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焉。”（《孟子·离娄上》）这就是孟子的观察人物的方法。即鉴别一个人，先观察他的眼睛，心术不正的人，眼神游离不定；心地善良的人，眼神自然透彻明亮。用这种方法可判断对方的人格，而且相当准确。仔细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大抵可知其善恶正邪。
《论语·为政》中说：“视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就是说，无论是重视初次印象的佐藤先生的观察法，还是观察人眼睛的孟子观察法，都是很有效的，运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可以正确的判别一个人。但是，想要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单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遵从孔子的遗训，即上述提到的：视、观、察三种观察法。
视与观在日语中都是看的意思。视是单凭肉眼只看其外表；观是不只外表，还要看其内在，所以不但用肉眼，还要打开心眼。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人物观察法，即要先看人的外在行为表现来判断其善恶，然后进一步了解其内心的真正动机，满足什么样的生活，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一个人的目的不纯，即使图有虚表，也不能称为一个正直的人。又如有的人行为没有什么过错，心地也很纯正，内心当中安于生活衣食无忧，但有时也会经不住外来的诱惑，以至于作出为非作歹的事情来。因此，行为、动机、满足度这三者相辅相成，只有都做到才能成为正直的人。
《论语》是万人共同的实用教训
我自明治六年（1873年）辞官投身实业以来，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初为商人之时，想到今后要以锱铢之利来谋生了，我应该有什么抱负才好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起以前读过的《论语》。这是一本教导人修身养性的训言之书。难道不能在《论语》的教诲下来经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商人用《论语》的处世箴言从事商业活动，一定可以大展宏图。
那时有一位叫做玉乃世履的人，此人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他的书法、文笔都非常优秀，工作为人都很认真，在与众多官员的交往中，我与玉乃私交最好，大家称我们为循吏（认真、守法、热心治理百姓的官吏）。我们同时晋升为副部长一级，并且胸怀大志，希望将来能够做到国务大臣。
当他听到我要辞官从商的消息，痛心不已，并对我进行劝阻。那时我担
当时我认为，日本在政治、教育等方面都有加以改善的必要，但是日本的商业存在很大的弊端，所以我想，要不振兴商业，国家就无法增加财富。因此，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应该大力振兴商业。当时的日本社会存在“从商无需学问，有学问反而妨害商业发展，经商赚来的钱，传不过三代”的说法，人们常说第三代是最危险的一代。但是我有可以不屑一顾这种说法的决心，靠真正的学识经商赚钱。
由于突然辞官经商，这背后的动机是我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并责备我的不是。他们认为我不久之后，就会升任次长，而后变成国务大臣，“本应报效国家，如今却为金钱所惑，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的人”的劝告。其中以玉乃世履最为激烈，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
而赵普说过半部《论语》助皇帝治国，半部《论语》助自己修身养性。我决定一生信奉《论语》的教诲，赚钱有何卑贱可言？如果轻视金钱，国家又怎么能富强？高官金爵非就那么尊贵了，值得我们尊敬的事业到处都是，当官又不是唯一的道路。我引用《论语》反驳玉乃，这才说服了他。我认为《论语》最堪称完美，所以下定决心在商业上作为终其一生的信条。此事发生在明治六年五月。
从此，我就加倍努力地研读《论语》，我曾向中村敬宇老师请教，也听过信夫恕轩老师的课。最近我常去请教大学里的宇野老师，他主要为孩子教授《论语》，但我也每次必到，并提出很多的问题，获益良多。他的教学方法是逐章讲授，让大家体会讨论，待大家都理解了才开始讲解下一章，虽然进度较慢，但大家确实都充分了解和领悟了其中的内涵，所以他很是受大家欢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过五个人的《论语》讲解了。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者，所以有时难免碰到不能深刻理解的地方，例如，《论语·泰伯》中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到了今天，我才领悟其深切的真意。
我近来劲头十足地研究《论语》，从中领悟了很多以前似懂非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论语》并不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容易让人理解。只是，很多学者故弄玄虚，把它弄的复杂化了，致使农、工、商阶级的人对其敬而远之。孔子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先师，无论是农民还是市井商人都能向他请教，聆听他的教诲，孔夫子的言论真是实用，而且通俗易懂。
等待时机的来临
作为社会中人，尤其是在青年时代，如果养成逃避竞争的卑微品性，那么他就很难求得进步，同时很难有所作为。毋庸置疑，社会的进步，竞争的存在是必要的，不逃避激烈的竞争，而是参与竞争，同时等待好的时机的到来，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不可缺少的准则。
到现在，我面对竞争仍心存抱负，绝不逃避，凡事都努力争取。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以我个人的经验，年轻人不宜与人计较过多。人生在世，因果必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要扭转因果的态势，那必是一种徒劳。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一定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所以我要劝慰各位，并激励年轻人，一定要积极地争取，同时耐心地等待。
日本当今的现状，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从而加以改变的。尤其是现在的日本仍然有官尊民卑的阶级成见，并且位居官位的人，做错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惩罚。
既使社会上有非议，遭到法律制裁，然后不得不隐藏起来的官员不能说没有，但这样的人与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员比较来说，实在是凤毛麟角。为官者的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许可默认，这样说也未必过分。
相反，老百姓的言行稍有不当，便会遭受惩罚。如果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那么就不应该有朝野之分，采取双重标准，老百姓与官员应该一视同仁。但可惜日本今日的情况，依然是朝野区别对待。
另外，老百姓即使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可；可当官员的稍有成绩，马上就得到政府的认可，甚至有奖赏。这正是我极力争取改变的一点，一有机会我就会发出不平的声音，据理力争等待时机。
量才适用
用人者常常觉得，考察一个人的才能，并且合理的配置人才资源，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而且有时还要受到权势的干涉。如果想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必须要量才适用，扶植自己的势力，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达到步步为营，最终树立起自己的派系。无论政界、还是商业界，任何一个领域都应该展示出霸者的雄威。但这种做法，绝对不是我要效仿的。
通览日本的历史，德川家康绝对是一个把量才适用和权谋发挥到极致的政治家，这也使得他的权势和威望扩大到了极点，无人能出其左右。
他安置了可靠的家臣加强在江户地区的戒备。为了控制箱根的关隘，他把大久保相模守（相当于现今神奈川县长官）安排到小田原。并且把三家嫡系亲属分配到全国的要塞，如用水户家控制东国的门户，如用尾州家据守东海要冲，纪州家做好几内的警备，还把井伊扫部头安置在彦根，镇守平安王城。这样在日本的重要地方都配置了心腹重臣把守，得以巩固德川政权，成就了三百年的霸业。
德川的霸业模式是否适合今日日本的国体，这一点姑且不要妄加评论，但是在人才配置上，在日本古今历史上还没有人能与德川家康匹敌。
我曾很用心地学习德川家康的用人智慧，试图能像他一样对人才和配置做适当的调整。但是我对待同事和朋友都是真心实意的，并没有德川家康那样扩张自己的权势的目的，只是希望能把合适的人才配置到最合适的岗位。在社会中，人尽其才，各有所得，这也是报效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成就了我的报国之路。这就是我为人处世的信条原则。
利用权势侮辱他人，把他人玩弄于掌心，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人是必须要自由的，如果感觉在我管理的区域中施展不开身手，那么奉劝他赶快另寻高就，去适合自己的地方发挥专长。
虽然我有一技之长，有人也愿意屈就在我这里，我绝不会因此而轻视他。因为人生是平等的，必须是保持节制、相互礼让、人施恩于我、我必施恩于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戒骄戒躁、以德服人，这才是我的做人原则。
是否与人相争
有人认为，在社会中反对与人斗争，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或者情况下。更有甚者认为“有人打了你的右脸，你就要把左脸转过去让他打”。那么与人相争到底是否正确？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的意见是，斗争是不应该被绝对禁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在社会上有人说我太圆滑了。但我不是想象的那样把避免与人发生争执作为唯一的做人原则，只不过是想要避免无谓的争执而已。
《孟子·告子下》中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正如孟子所言，国家要想健全地发展，就必须在工业、商业、文化、技术以及外交等领域保持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的必胜信念。不仅仅是国家，就是个人也要时刻保持忧患竞争的意识，拥有必胜的信心，才能获得进步和成功。
能够指导晚辈的前辈，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对待晚辈无微不至、事无巨细地照顾，从不苛刻训斥晚辈。这样的前辈获得了晚辈极大的信赖，受到对待慈母般的仰慕。但是这样的教育晚辈的方式是否最合适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种前辈类型与此相反。对待晚辈如同敌人，以挑晚辈的错误为乐，稍有怠慢，就会大发雷霆，直到骂得体无完肤。这样的前辈，往往会受到晚辈的憎恨，而且没有什么威望。这样前辈的教导方式是否适当呢？希望青年一辈要深思熟虑。
纵使晚辈犯了错误，前辈也会极力庇护，其心地是非常善良和诚恳的，这是值得后辈感激的。可是周围尽是这样的前辈，对于晚辈的进取心是很不利的。如果犯了错误，就想到前辈的庇护，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晚辈骄傲浮躁的情绪、粗心大意的处事方式，进取之心也大打折扣。
如果遇到第二种类型的前辈，作为晚生下属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如坐针毡。为了避免前辈上司的苛责，必然是对自身的言行甚为谨慎。而且，这样的前辈还往往会在谩骂中牵扯到晚辈的父母，嘲弄晚辈的过失为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恶毒的话也挂在嘴边。面对这样的前辈，你的错误，不仅自己弄得难堪，而且连父母长辈的声誉也要受到侮辱。所以，作为晚辈、下属定要发奋努力才是。
大丈夫的试金石
真正的逆境是什么样的呢？我要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通常我们的生活顺畅，国泰民安。但是，像平静的水面会起波澜，空中会起风一样，即使太平盛世，有时也会发生革命和叛乱。与国泰民安相比，社会动乱就是逆境。
我也算是从逆境中过来的人。我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明治维新时代，时至今日经过了许多变化。回顾过去，身在那个时代，不管你是贤者，还是能人，都有可能突遭逆境，也有可能时来运转、一帆风顺。当初，我曾支持尊王讨幕、攘夷锁港，后来却成了一桥家的家臣，幕府的臣子。而后又随着民部公子去了法国，回国之时，幕府统治已经结束，采取了君主政体。面对变化，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我已经尽力，也问心无愧了。
对于社会的动荡变迁，政体革新，还是令我很难适应，真是身处逆境之中了。过去的境遇历历在目，跟我同时代的人会有相同的感觉，毕竟这是社会剧变的结果。人生在世所遇到这样的大风浪是不多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活中是经常遇到小波澜的，所以身陷逆境的人，要探究缘由，了解是人为的逆境还是自然的逆境，认真分析之后，从而谋求有效的对策。
自然的逆境是大丈夫的试金石，倘若身处逆境，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在这里我要坦言相告，我不是神，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依我自身的经验以及上面所述，身陷自然逆境的人，应先觉悟到这是自己的本分，这是唯一的对策。
遭遇逆境固然困苦，但是焦虑自寻烦恼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反省自己，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劳而无功，最终被逆境打击，恐怕是无心探究应对之策了。所以，当你处在自然的逆境中，先要采取听由天命的态度，然后要锲而不舍地等待命运，这是上策。
相反，当你陷入了人为的逆境，因为这种逆境多是自身造成的，所以反省自己是上策，并加以改正。社会上的事情大都是人们自身原因造成的，有的人不去追求幸福生活，反而自寻烦恼，以至于陷入逆境。如果你这样做，那是必然不能够过着幸福生活了。
关键是量力而行
时至今日，我的处世方针是以忠恕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古往今来，宗教家、道德家中硕学鸿儒等人才辈出，他们传道立法的根本都是修身养心，此种学问是深不可测的，简单说来就是连吃饭拿筷子这样的小事情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正因为如此，我待人接物都是以诚意为本的。
孔子说过：“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其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恰恰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如也。”（《论语·乡党》）以上看似浅显的例子，其实蕴含很多的道德与伦理。
如果能够做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接下来就是做到认识自己了。社会上有的人过于自信，从而产生了非分之想，只知道一味的冒进，却忘记了遵守本分，产生了想不到的后果。“螃蟹挖到洞和自己的壳一样大小”，我一直以此为座右铭。大概十年前，有人要我担任财政大臣，也有人要我担任日本银行的总裁，但由于我在明治六年认识到，我一定要在实业界挖个洞进去，现在绝对不能从这个洞里出来，于是就坚定地谢绝了。
孔子说：“进吾进也，止吾止也，退吾退也。”实际上，人的进退是极为重要的。但只是安于本分，而忘了进取，就什么也干不成。虽有“业不成至死不还”、“大功不计小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说法，不过，也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分的。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我认为，这是在说人最好在安于本分的情况下进取。
最后，青年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喜、怒、哀、乐的情绪，不仅是青年人，所有人在处世的时候发生错误，大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变化。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就是强调要好好调节喜、怒、哀、乐的重要性。我们饮酒也好，玩乐也好，常常要以不淫不伤为限度。概括而言，我的原则就是诚心诚意，胸怀坦荡，以诚自律，此外别无他物。
得意之时与失意之时
人的祸患大都始于得意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人最容易得意忘形，所以祸患也就趁机而入。为人处世的时候要谨记这一点，得意的时候，不要被暂时的成功而冲昏头脑、戒骄戒躁；失意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保持操守、按理行事。
但是，大多数人在得意的时候会采取相反的态度，认为“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很自然地对小事情抱有轻蔑和不在乎的态度。其实，无论得意失意，还是大事小事，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这样才能避免陷入误区。
不管是谁，面对大事，都会全神贯注加以周密的计划。但是遇到小事则相反，总是心不在焉，敷衍了事，这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常态。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投入精力在小事情上。大事也有在无需过分担心的情况下得到圆满解决。因此，事无论大小，都不要通过表面，轻率地下决定。小事反而演变成大事，大事却意外地化为小事。总之，事无大小，仔细考虑行事，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
那么应当怎样处理大事呢？在这一点上，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其次，把寻求最为妥当的解决办法放在首位。而有的人先要考虑自身的得失，或者考虑用牺牲生命来获得事情的成功。
更有甚者，标榜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没把社会放在眼里。正如面貌各异、人心有别，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如果问我如何考虑，我会这样回答，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做才能合乎常理。
其次，应该考虑以合乎道理的方法去做的话，对国家、社会是否有利。然后，看对自己是否有利，纵使对自己无利可图，但它合乎道理，对国家、社会等大局有利，我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牺牲小我而在所不惜。
所以，我认为考虑事情，应先注重是非得失，是否合乎常理，三思而后行，这才是最适合的方法。但考虑的时候，一定要心思缜密，不可以莽撞行事，有悖常理就立刻放弃。因为即使看上去符合常理，也有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有悖常理也有可能恩泽后世。仓促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是不可取的。万一处理不当，那先前所有的苦心经营都将化为乌有。
遇到小事，人们往往不加思索随意决定，这种习惯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小事有可能是大事的先兆，轻视小事，没想到却在日后惹出更大的问题来。还有的小事逐渐向坏事演变，最终也使人变成坏人。也有从小事做起，逐渐向好事演变，最终收获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幸福。这皆是积小成大的结果。
冷漠傲慢、我行我素等行为，也会逐渐演变，由小而大，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他是政治家，就会导致政治腐败；如果他是实业家，就会导致业绩萎靡；如果他是教育家，就会导致误人子弟。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事未必小，社会上动辄对大事小事加以严格区分，
此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切忌不可以得意忘形。古人有句至理名言：“名成穷苦日，事败得意时。”人身处困难的时候，处理任何事情都把它当作首要任务来处理，成名者多是有这样的觉悟。在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有克服困难、艰苦卓绝的耐力，这是成大事的人所特有的品质。
因在得意时小事都会被忽略，未能作出适当的处理，有一种天下之事都不在我的眼里的意思，所以在得意的时候就有了失意的征兆。如此这样就会因小而失大。这与小事也会演变成大事是一个道理。
总之，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得意忘形，事情不分大小，都要用相同的态度去面对。就像水户黄门光国公在壁书上的名言警句：“小事要小心，大事不要惊。”
第二章立志与学问
预防精神衰老之法
曾经作为交换教授身份，由美国不远万里来到日本的
接着，他又表示，自己不是阿谀奉承的人，回避什么不好的评论，应该直言不讳的说出心里话。可能是由于自己接触都是官场、企业、学校等地方，这些地方有一种通病，就是过分注重形式主义，而且这种重形式而轻事实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司空见惯。
可能因为自己来自最不拘形式的美国，所以日本的这一弊端在他眼里显得比较突出。他觉得是不能放任下去的，因为这能成为整个国民性的趋势，一定要对此多加警惕。
面对同一个观点或主张，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一样的反响，即使同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总有相悖的时候，有人向左，有人向右；同一个政党也会出现反对派。这种现象在欧洲和美国是很正常不过的，甚至是相当自然、高尚的。
但在日本情况恰恰相反，让人觉得很尴尬和不自然。说的难听点，就是执拗、固执。但在日本我经常能见到因一些小事情而恶语相向的人，有可能是我平时观察的时间不对，那在政界这种现象是随处可见的。对于这种情况，
他的话仅仅是点到为止，但他所指的是元龟、天正年间以后的日本国情，那时天下演变成三百个诸侯割据的局面，拥兵自重，各据一方，相互敌视，而这种积弊就深深的遗留下来。虽然日本人性格有温和的一面，但是这种积弊在今天就演变成党派之争。我也觉得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糟粕确实存在。
以最近的例子为论，水户这样人才辈出的诸侯地，因为不断的相互倾轧，最终从强盛走向衰落。如果没有藤田东湖、户田银次郎，或者会泽恒藏这样的大人物，甚至没有像中烈公那样的伟人，也许就不会因纷争而衰落了。所以，对
此外，
对
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对于日本的观察之后的意见，也许不一定令日本受益很多，但是受到外国人公平的评价，我们应该以此为鉴才对。因此我们应该用大国的国民胸襟，进一步去反省，这样才能提升国民的素质；相反，人人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个大国国民不应有的，如果一直被人批评，还不引以为鉴，那么最终就不会有人愿意与我们交往了。
因此，我们不能小看一个人的批评，正如司马温公告诫人们的一样：“君子之道，始于非妄语。”一定不要做无意识的信口开河，否则，他人也不会把你当作君子来尊敬。所以，正如一次的行为会决定一生的名誉，个人的想法也同样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声誉。
对于这一点，我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由于大家刻苦勤奋、精益求精才使得日本今天这样发达，如果想继续进步的话，我还是说一些个人的想法。近来社会上关于青年的言论很多，认为青年如何重要，重视青年问题等等，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是我认为，青年固然很重要，可老年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一味地强调青年人，对老年人置若罔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我愿意做一位文明的老人，但究竟是不是有素质的老人，社会上的评价，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我自己想当个有素质的文明老人，在其他人看来也许还是个没什么素质的老人。仔细观察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年龄，比我年轻时候要晚很多。这就好比早晨的日出时间很迟而又提前夕阳西下，再加上因为衰老而退休离职，那么一个人一生实际的工作时间就大大减少。
举例来说，一个学生一直学习知识到三十岁，那么他至少应该工作到七十岁左右才能退休，如果他到五十岁或者五十五岁就衰老的话，那他一生就只能工作二十至二十五年。当然，非凡的人可能用十年的时间就完成别人一百年的工作。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各种文化、科技都在不断进步。也许有幸遇到博学的人发明抗衰老的药方，让老年人不衰弱，让年轻人拥有很强的智慧。正如由马车进步到汽车、由汽车进步到飞机，缩短了世界各个地方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
如果让婴儿很快就变成有用之才，人类能够长生不老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希望
身为文明的老人，虽然身体会衰老，但是精神状态要保持年轻。一个坚持自己的知识与时俱进的人，他的精神就永远不会衰老。因此，我非常厌恶如行尸走肉般的人，我们应该在肉体存在的有限时间内，努力保持精神常在，我很希望大家保持精神上的不朽。
“立足现在”
即使回到德川时代的末期，日本社会受到传统旧习的影响，对普通工商阶层的教育和对武士阶层的教育是有差别的。武士所学以修身齐家为本，不仅要修养一身，而且要以治理他人为方针，一切都是以经世济民的为根本。而对工商阶层的教育，并不是培养他们如何治理国家的才能为目的，仅仅是一种浅显的初等教育。
由于当时接受武士教育的人很少，所以武士教育采用寺子屋式，有寺庙的和尚和年长富豪来执教。当时的农工商业活动几乎只限于国内，很少与海外往来，所以对农工商的人，就只是初等教育。再加上当时重要的商品运输等枢纽都是由幕府等权势掌控，他们同农工商业的人几乎是不接触的。当时，所谓的平民只不过是被视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甚至会招致武士阶层人的肆意地殴打和杀戮。
这种情况直到嘉永、安政年间前后才有所改善。接受了经世济民学说教育的武士，倡导尊王攘夷，最终促成了明知维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
在明治维新不久，我就当上了大藏省的官员。当时日本在物质方面的科学教育几乎没有，虽在武士阶层教育中有一些高尚的东西，但对农工商者来说，不仅没有什么学问，既使接受教育也是最低级的。就是在开发了海运之后，也没有与之相关的知识。即便是想谋求国家富强，也是对此一无所知。
一桥的商业学校在明治七年（1874年）就开办了，但中途几经停办。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一个商人是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我曾费尽心力大声疾呼，为了加强同海外的交流，必须要有相关的文化知识。值得庆幸的是，情况终于发生了转机。在明治十七、十八年（1884年、1885年）时，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很快就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到如今，也不过是三四十年的时间，日本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媲美。
但是，这里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虽然在幕府统治的三百年间，也带来很大弊端，但是，幕府时代的武士不乏有品行高尚、目光远大的人；反观当今的很多人只知道聚敛财富，把士道精神以及仁义道德忘得一干二净了，也就是精神文明的教育落后了很多。
大约从明治六年（1873年）开始，我就竭力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虽然力量薄弱，但是今天的日本已经有很多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了，国家也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但我总觉得与明治维新之前相比，人们的品质修养倒退了，不仅是倒退，有可能是消失殆尽了。所以我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的结果，损害了精神文明的进步。
我相信，伴随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精神修养也要不断进步。所以，人要拥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虽然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接受的教育不是很高，所幸我研修了汉学，由此获得了自己的信仰。我不关心什么天堂与地狱，只坚信堂堂正正做人，一清二白做事，那就活得很成功了。
“大正维新”精神
维新的含义就像《汤盘铭》中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正当发挥旺盛精力的时候，自然而然也能产生新的活力和人人锐意进取的活动，所谓“大正维新”就是这个意思。简单说，必须下定决心，齐心协力为理想而奋斗。
由于维新的时候可能会有保守复古的倾向，所以这需要更加地努力奋斗。这与明治维新时代的人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需要注意反思。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事业也有失败的例子，但总体而言还是充满生机活力，迅速蓬勃发展。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充满旺盛精力的干劲是最重要的因素。
青年时代是血气方刚的年代，要善于利用这种激情，才能打造日后幸福的基石，所以青年就应该尽情地发挥好这种精神。如果在青年的时候，不敢追求正义、胆小谨慎的担心失败，将来也会一事无成。只要认为是正义的事情，那么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要有一种铁杵磨成针的恒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这种意志下，任何困难都会解决的，即便是失败了，也是一时的疏忽所致，内心却坚如磐石；反而由此吸取教训，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如此这般，在他进入壮年的时候，就会有所作为，不仅仅对个人，对国家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对于肩负国家未来的青年，从现在开始就要下定一个决心，将来要投身到日益激烈竞争的社会当中。如果报着得过且过的想法，那国家的前途也是令人担忧的。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谨记无所事事，他日后悔莫及。
与明治维新时代的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相比，今日的日本是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秩序井然，教育普及，只要计划周详，加上个人的辛勤努力，那么就能成就一番大事。但是，这种社会秩序，在教育普及的时候，仅仅努力是不够的，因为会有一些教育的弊害，因此要具有强大的勇猛之心，洋溢活力，冲破各种阻力，沿着进步之路迅猛前进，才能取得成功。
秀吉的长处和短处
乱世之中的豪杰不重视礼节，尤其是持身不正的例子，不仅明治维新之际的元老会这样，在任何时代的乱世当中都是如此。我自己是不能自夸持身端正的人，甚至连稀世英雄丰太阁也是一个不讲礼节、持身不正的人。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身在乱世，也是无能为力的事情，不能过分责备。如果要说丰太阁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持身不谨和有机智但没有大的谋略。但是说到他的长处，那就是勤奋、勇敢、机智和气概。
在上述秀吉的各项长处中，值得注意的是长处中的长处，这就是勤奋。我由衷地钦佩他的勤奋，希望青年一代一定要认真学习这种精神。成事非在成事之日所成，而是其由来已久。秀吉之所以能够成为旷世的英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勤奋。
秀吉在信长下面做事的时候，名字叫做木下藤吉郎。他的任务就是给信长拿鞋，一到冬天，藤吉郎就把所拿的鞋子放到怀中，因此，无论信长什么时候穿都是温暖的。对这样的小事，他都记在心上，如果不是勤奋努力的人，是不会做到的。此外，据说，当信长要一大早外出的话，虽然没有到随从人员聚集的时间，但藤吉郎还是能随叫随到，陪伴在信长左右，这也说明藤吉郎是非常用心、非常勤奋的人。
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被明智光秀所杀。那时，秀吉正准备攻打毛利辉元，惊闻此事，立刻就与毛利辉元议和，并从对方那里借来枪支和弓箭各五百件，三十杆旗帜和一队骑兵。他率领部队从山阳道返回，距离京都不到几公里的地方，遭遇了光秀的部队，同对方拼杀，并最终打败了光秀，在本能寺拿其首级示众。到此为止，秀吉从信长被杀之日算起，共用了十三天时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周之内解决事情。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机动车辆，交通是极为不便的。但是京都发生事变，身处山阳道的秀吉，闻听事变立刻与敌方达成和解，并借来兵器和军队，用了不到两周的
次年（1583年），又发生了贱岳战争，秀吉消灭了柴田胜家，终于统一了天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顺利地登上了关白（当时官位最高的大臣）之位。从本能寺发生事变到一统天下，秀吉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即使秀吉拥有天生的卓越才能，但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勤奋、实干成就了事业。
据说，秀吉刚到信长麾下不久，就仅用两天时间修筑了清洲的城墙，此事令信长惊讶不已。虽是传说，但也不能一概视为稗史小说的无稽之谈。我认为，以秀吉勤奋努力的态度，是一切皆有可能。
亲自动手
很多青年人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却由于没有门路可循，或者无人提携，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诚然，不管你是多么的优秀，若是你的才能和胆识没有被人发现，那么你就无法施展你的才华和抱负。
能够结交势力强大的前辈或亲戚并被其认可，这个青年就有较大的机会获得成功，这也是比较幸运的。当然，这是对于才能一般的人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力很强，头脑很灵活，即便没有势力强大的前辈或亲戚来提拔自己，社会最终也不会埋没他。
在当今社会，人口众多，无论在官场、企业，还是在银行都存在人员过剩的情况。但是能够得到前辈、上司的认可安心委以重任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到处都需要真正的人才，就好像餐桌上摆好了菜肴等待人去品尝，至于吃不吃就要取决于拿筷子的人了。
前辈或社会才不会有心情夹起鱼肉送到你的嘴边，凡事应该自己主动行动起来。丰臣秀吉出自匹夫，最后荣尊关白之位，这都不是信长无故送给秀吉的，而是自己努力争取得到的。所以你要有所成就，就要自己主动行动起来。
无论是谁安排工作，都不会给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委以重任的，像丰臣秀吉那样的大人物，起初也不过是给信长提鞋的仆人而已。有人觉得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如今让我跟学徒一样，只是打打算盘、记记帐目，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有人认为前辈不懂得珍惜人才，因此私下常鸣不平，那就是不对的了。从人事管理上讲，上司派有才华的人做小的事情是极为不明智的做法，但是上司这样安排可能也自有他的道理所在。因此，青年人要有耐心，认真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
对于上面委派的工作，心有不平，因此想要辞职，那是不正确的想法；对于工作马马虎虎，草草应付完事，那也是错误的。谨记无论是多么小的事情，它都是大事的一部分。如若连小事都做不来的话，好高骛远的结果必然是一事无成。
例如时钟上面有大针和小针，如果小针对齿轮懈怠不工作，那么大针也只会停止工作了，其结果是整个时钟无法正常工作。再如，营业额达到数百万的银行，如若结算时差之毫厘，当天的帐目也是无法核对的。
有的年轻人心高气傲，对待小事情总是持一种轻蔑的态度，长此以往，小事恐怕日后也会变成大事，即便不是大事，真遇到大事，粗心大意的人也成就不了大事。水户黄门光国公在墙上所挂的格言中说：“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不管是从商还是从军，做任何事情都应如此。
古语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相信自己是能做大事的人，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的小事累积起来的，所以对待什么事情，都不要轻视，要勤奋、忠诚、充满诚意、不折不扣地完成。秀吉得到信长重用的例子正是如此，兢兢业业做好份内之事，在交给他一部分兵权时，又能挑起将领应有的责任，因此得到信长的赏识并委以重任、破格提拔，拥有了同柴田、丹羽平起平坐的身份。所以，不管是做传达人员，还是做记账工作，都要尽全力完成份内的事情，那么功名利禄就离他不远了。
立大志与立小志的协调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圣人，一般人在立志向的时候，往往会误入歧途，或受当前的社会风气影响，或受到周围情况的制约，从而不顾自身的能力，贸然从事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立志者。
在今天这样秩序井然的社会，一旦立下志向，中途改变是会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在立志向的时候，必须要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清醒，分析自己的优缺点，经过比较，最终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做为志向。另外还要深思熟虑，看自己的周围环境是否有利于完成志向。
例如，身体强壮、头脑灵活的人，想一生致力于研究学问，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也是无法完成志向的。所以，考虑自己各方面都有利于完成志向，那么你就下定决心，好好计划并立下方针。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一味随波逐流，轻率决定自己的方向，那么最终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
确立了根本的大志向后，还是有必要留意那些看似枝叶零碎的小志向。人们经常接触各种事物，并且怀有一种希望，而且想办法实现这种希望，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志向。
例如，某人由于一件事而受到社会的尊重，那么其他人也会以他为榜样，这就是一种小志向。至于实现小志向，那么我觉得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的以大志向为根本，努力先实现小志向。此外，小志向容易受周围影响而发生变动，所以谨记不要动摇自己的大志向。也就是说不要让大志向和小志向之间产生矛盾，两者要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
上文所述是关于如何立志，下面就研究一下古人是怎样立志的，尤其是孔子的立志过程，从中我们获得一些启发。
我是通过处世格言《论语》来研究孔子的立志过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由此推断，孔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确立了志向，但是否以从事学问为自己一生的志向，这一点尚未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后要大力地认真研究学问，进而说“三十而立”，是指此时能成为卓立于社会的人物，已经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至于到了“四十不惑”的时候，就是一旦立志，就有充分的信心，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有所动摇的境界了。也可以说，人生到了这一步，就算是立志取得了成果，并逐渐坚定信念了。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立志是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而“志于学”还是志向尚未完全坚定、有所动摇的阶段；到了三十岁志向就演变成一种决心，到了四十岁立志算是真正完成。
总而言之，立志是构建人生这个建筑的骨架，小的志向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而已。起初就要考虑好两者的搭配，然后才开始行动，最终才能顺利完成，也不至于半途而废。立志是人生最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能轻视。立志的要领，首先是充分的了解自己，有自知之明，然后再树立以此相适应的方针。我相信，只要谨记这些道理，认真计划，量力而行，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失误了。
君子之争
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个不与人争斗的人。当然，我是不喜欢与人争斗的，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争论的人。如果你决定沿着正直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与人相争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人人与世无争的话，平平淡淡度过一生，那么善就要被恶战胜，正义也得不到伸张。
我虽不屑，但是也不能做一个圆滑而没有原则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不给恶人让路。为人处世固然要圆滑，但是也要有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棱有角，正如古代诗歌中所说，过分圆滑就容易跌倒。
我不是社会中人们说的那样圆滑，乍看一下，像是个圆滑的人，实则不然。年轻时如此，今天我已经年逾古稀，如果有人动摇了我信念，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有任何退让，一定与之坚决斗争。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圆滑。人不论老幼，都有这种不圆滑的情况，否则的话，人生就会变得毫无生机、索然无味。人生处世，必要的圆滑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过分圆滑的话，就产生相反的效果。正如孔子《论语·先进》所说“过犹不及”那样，这绝不是做人的最佳品质。
我绝对不是圆滑的人，有事实证明我是一个有棱角而不圆滑的人，用“证明”这个词似乎多少显得有些奇怪，不过我还是想对此谈论一下。当然，我在青年时代是没有与人打过架的。但年轻时代与现在不同，稍有不顺，我的脸上就会显现不快，所以给人一种我很好斗的感觉。实际上，我的斗争方式都只在口头上，至于为了权利与人争执甚至打架斗殴的情况，那是绝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明治四年（1871年）我三十三岁，在大藏省担任总务局长一职。当时大藏省出台了一项出纳改革法案，要求采用西方的簿记法，即是用传票来记载现金的进出。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其名字这里暂不提及了，一直对此法案持反对意见。正好在实施传票制度过程中，常常出现错误。发现这个情况，我当即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这位本来就反对新法案的出纳局长，有一次态度极为傲慢地推开我办公室的门。
这位出纳局长，面带怒气，一副要责问我的样子。尽管这样，我仍打算倾听他的想法，可是他对实施传票制度中犯下的错误，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反倒是指责我颁布的新法案，愤愤不平地说：“你只知道醉心美国，什么都效仿他们，所以提出什么改革法，用簿记法，以至于产生错误。这个责任与其让犯错的当事人承担，不如让提出者你来承担。只要采用簿记法，就会出现错误，所以最大的责任人是你，根本不应该责备犯错当事人”他说了很多没有道理的话，可自己却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
我对于他这种无理取闹的态度，只是稍有震惊，并没有感到很愤怒，相反我很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了能够顺利准确地出纳，必须要采用欧洲的簿记法，使用传票制度。可是这位出纳局长根本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反而争辩到面红耳赤向我挥起拳头想要打我。
与我相比，他身材高大，不过他一发怒就显得有些笨拙，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大。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过武术，臂力还是比较强大的。我想，如果他要诉诸武力，那么我也是有能力把他打倒的。因此见他从椅子上起来，紧握拳头向我逼近时，我也很自然的离开椅子，敏捷的向后倒退两三步，把椅子放在前面。而当他逼近正不知所措时，我找了一个空挡，大喝一声：“这可是官署，是有规矩的，不允许你像贩夫走卒般撒野，要自重”。经我这一喊，这位出纳局长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收起自己的拳头，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事后，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局长的去留问题，认为他在政府机关对领导动武，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但是我的想法是，只要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可以保留他的原职位。不过这件事传到了太政官那里，认为此事太不像话，对待上司如此无礼是不可饶恕的，结果免去了这位出纳局长的职务。直到现在，回想这件事，我都感到有些愧疚。
学问与社会的关系
学问与社会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只不过是学生时代对未来过于理想化，等真正步入社会，才发现是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所以便会有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之感。
今天的社会，与以往迥然不同，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在学问方面，就划出很多的科目，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学，此外还有农、商、工等划分。在各分科中，还有各种学科细分，例如，工科中就可以细分为电气、蒸汽、造船、建筑、采矿、冶金等。即使看起来比较单纯的文学，也可划分为哲学、历史等分科。因而从事教育的，创作小说的，也都是各从其好，内容复杂多义。
由此可知，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不像学校中分科那么分明，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失误。所以，作为学生，在平时就应该多加注意，学会从大局出发，着眼本质，站稳自己的立脚点。也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相对地分清自己的立场与他人的立场。
急功近利，不顾大局，这是很多人的毛病。多数人习惯于追逐热门事物，稍有寸进，便感自我满足；稍遇不顺，便会灰心丧气。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很容易轻视社会实际工作，因此误解一些实际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学问与社会的关系。就拿看地图与实际步行举例，打开地图，放眼望去，世界尽收眼底，一国一地都好像近在咫尺。特别是军用地图，绘制更是十分详细，从小河小丘到地形的高低倾斜，都被清晰地标注出来。
即使如此，与实际情况做一比较，仍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如果对此不做深入研究，不充分地熟悉，那么一旦踏入实地，也会茫然，不知所措。要在山高谷深、森林密布、河流湍急的险恶环境中寻找道路前进，就会碰到高山阻挡，虽努力登攀，也难以到达山顶；或者为大河阻拦，无路可走；或是道路曲折，不知道何时能走出等等。
总之，困难是无处不在。如果此时缺乏坚定的信念，没有放眼大局的智慧，就会不知所措、灰心失落，最后陷入不幸的境地。
把这个例子运用到学问同社会的关系上，我想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总之，即使先前对社会事务的复杂程度有所了解，而且是有备而来，一但遇到实际情况时，仍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学生平常就必须对任何事物专心致志研究。
勇猛之心养成法
一个人精力充沛、活力四射，那么他的活动范围自然就广。但是在扩大活动范围时，采取了不当的方法，那就会产生很恐怖的后果。因此，在平时就多加注意，考虑如何养成勇猛之心这个问题。
勇猛的力量一旦受到正义观念的鼓舞，就会劲头倍增。那怎样培养这种勇猛果断、行使正义的勇气呢？那就要在平时加以注意。首先要从肉体的锻炼开始，比如练习武术，以及下腹部的力量，来保持身体健康。与此同时，充分陶冶情操，保持身心的协调产生自信。这样，勇猛之心自然得到很大的发展。
现在流行很多下腹部的锻炼方法，如腹式呼吸法、静坐法、气功调和法等。实际上，很多人容易头脑发热，神经过敏，以至于激动好怒。但是，一旦养成把力量集中到腹部的习惯，就会成为心宽体胖、处世不惊的人。所以，自古以来武术家的性格都是比较沉稳而且敏捷的。武术比赛都是锻炼下腹部，养成倾注全力的活动，并且达到自由控制身体。
勇气的锻炼，是在进行肉体锻炼的同时，进行内省式的修炼。在读书方面，要思索自己所一直敬仰的人，深刻学习其言行，从中接受教化。此外，要接受长者的教诲，倾听其言论，使自己养成身体力行的习惯，逐步使刚健的精神得到发展，养成倡导正义的信心和本性，一但达到言行不离义的境界，勇气便会油然而生。
但是要注意的是，人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容易意气用事、不分青红皂白的做出野蛮的事情。品性恶劣不代表有勇气，野蛮粗暴甚至会败坏社会风气，自己也会身败名裂。所以，要谨记自己的言行，丝毫不能有什么松懈。
总之，日本现状，不是一个应该满足于因循守旧的时代，是要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仅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要有所超越。一般来说，我是殷切希望青年不断地促进身心的健全发展，保持自己旺盛的精力。
一生应走的路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曾立志做一名武士。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实业家和农民一样地位卑贱，受到鄙视。社会上几乎都以下等人来对待，甚至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可是，只要出身武士家族，即便没有才能也会跻身上层社会，也能随心所欲地扩张自己的权势。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十分生气的。为什么同样是人，不是武士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呢？那时我研修了一点汉学，读了《日本外史》等书籍，了解到政权从朝廷移向武士之后，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慷慨之气。对于一辈子成为农民和商人，很是不甘心。而成为武士的念头，愈发强烈。
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当一名武士，而是借武士的力量，去改变一下当时的政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抱着作为政治家参与国政的想法。而这也造成了我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这一错误的原因。后来一直到我就职于大藏省为止，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现在回忆起来，也是痛心不已。
坦白的说，青年时代我的志向在不断改变，一直到明治四五年的时候，我才下定决心投身实业界。今天回想起来，这时的志向才是我真正的志向。即使从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来考虑，我投身政界，实际是在朝自己的短处奔跑，直到这时我才逐渐醒悟意识到了。
与此同时，我认识到欧美之所以在各方面发达，完全是其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是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与欧美强国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从那时起，我就有了投身实业的决心。从立下志向，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坚守信念，始终不变。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立志。
回顾起来以前所立志向，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符的，缺乏自知之明，所以才会不断动摇，以致出现变动。而以后的志向，持续四十多年未有改变，由此可见，这才是与自己的才能相适合的志向。
如果一开始就认清自己，那么从十五六岁确立真正志向算起，到三十岁左右进入实业界，有十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积累不少的工商业的素养。假如这样的话，那后来的涩泽比今天大家看到的更优秀。可惜的是，我被青年时代的一时冲动所误，把青年时代的大好光阴浪费在了错误的工作上。我之所以记载这些，就是希望那些正要树立志向的青年，把我这个前车之覆当作后车之鉴。
第三章常识与习惯
常识是什么
为人处世，无论你身居何位，处在什么境地，必要的常识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常识呢？我作如下的解释。
所谓常识，就是指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不奇矫、不顽固、能分清善恶，鉴别得失，语言举止都合乎中庸。如果从学理上解释，就是“智”、“情”、“意”三者之间保持平衡。也就是说，常识是通晓一般的人情，善于了解通俗的事理，然后加以适当处理的能力。虽然是依据心理学把人的心灵分为“智”、“情”、“意”三者，但是没有人认为三者的调和是不必要的。世界因为有了智慧、情爱和意志，人类的活动才得以进行，人类才能互相接触，辨明事理，并不断积累这些能力，提高生存能力。因此，我想在下文中谈谈对“智”、“情”、“意”三者的想法。
对于人类而言，“智”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人类没有智慧，就会缺乏识别事物的能力。不能辨明是非善恶和鉴定厉害得失的人，即使有那么点学问，也只能糟蹋了，没有用武之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智慧对于人的重要性也就可见一般了。
但是，有的人并不推崇智慧，像宋代的大儒程颐、朱熹，以种种理由加以疏远，认为智慧是人远离仁义道德，陷入功利主义。其实，这是应该将多方面活学活用的学问变成了死物，认为只要修身养性，恶事就不会发生。这是极大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只顾自己修身，对周围的人袖手旁观，那岂不是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了吗？人生的目的又在哪里呢？这些人是不会想到的。
当然，人如果只是为了远离坏事，不去做其他事务，那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如果给智的活动加上限制，那会怎样呢？虽然智慧不用于干坏事了，但是人会下意识的向消极方面倾斜，真正做好事的人也就少了，这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朱子主张“虚灵不昧”、“寂然不动”，讲仁义忠孝，认为智近于诈。我认为这种认识使得孔孟之教陷于偏激和狭隘，不少方面会使人对儒学产生误解。其实，智慧对于为人处世来说，实在是必不可少的，绝对不能轻视。
尊重智的理由，上文已述，不过绝不是只有智就能在社会活动。我们还必须引进“情”这个因素，否则智也是不能充分发挥的。例如，一个绝顶聪明而薄情寡义的人，会是怎么样呢？他会为了一己私利，把别人的利益置之脑后，一点都不在乎。古往今来，大智者总能看清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分析的也是非常透彻，如果这种人无情无义，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他会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私利，毫无顾忌他人的死活，变成一个极端可怕的人。这时就需要引进“情”来调和。
“情”是一剂缓和的良药，任何事物用情来调和就能保持平衡，并得到圆满的解决。如果世上缺少了情，那又会是一幅什么场景呢？其结果，必然是事情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最终使人束手无策。因此，情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但是情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人容易被情所困，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稍有不顺，人的情绪就易产生波动。因此，为了防止感情用事，我们就有引进“意志”的必要性。
感情容易冲动，要有赖于坚强的“意志”来控制，“意志”是精神的本源。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也就具备了成为生活强者的潜质。当然，徒有虚名，而没有必要的“智”和“情”，会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即便自己有错，也不思悔改，固持己见。不讲道理，而自信心却很强，即使自己的主张不对，也不矫正，说什么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当然，这种人也是有他可爱之处的。不过，在一般人看来，欠缺情和智，就是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不能称之为完全的人。
总之，有了坚强的意志，加上聪明的智慧，再配以情爱的调节，三者相辅相成，协调共生，这样的人才是拥有健全常识，正常的人。
口是祸福之门
我是个平时爱讲话的人，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言，并获邀到处发表演说。有时把话讲的过头，难免被人找茬嘲笑。但不管别人是什么态度，我都坚持表里如一，讲真话，从不说胡话和谎话。所以，我所讲的，绝没有狂妄之词，都是我自己确信的事情。
虽然是祸从口出，但因此就闭口不言，那会怎样呢？凡事要在必要的场合讲适当的话，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反而会葬送很好的机会。福也能从口出的。虽然多嘴令人生厌，但是沉默不语，也不会让人心生敬意的。在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沉默寡言是不能顺利成事的。
由于多说话，招惹过“祸”，但我也因言多而引来“福”。沉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时稍一开口便能拯救他人暂时的困难；或者是我善于言辞，经常受托调节矛盾，也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或者是我善辩，遇到了很多机会等等。没有口舌是不会引来福的，口是祸之门，也是福之门。诗人松尾芭蕉说过：“是非只为多开口”，这是把祸从口出文学化了，未免过分消极，说到底就是让人一句话都不说，真要这样的话，人的活动范围就变得狭窄了。
总之，口舌既是祸起之门，也是产生福祉之门。对于福祉来说，多说话未必是坏事，但是在容易引起祸端的情况下，即使只言片语也不要随口说出来。我认为，认清口舌引起的祸福之间的区别，这是任何人都要谨记的。
因恶而知美
我经常被人所误解，认为我是对是非清浊兼容并包，不管正邪善恶的人。不久之前有人曾当面责问我：“先生主张把《论语》当作为人处世的原则，然而，在先生所影响和帮助的人中，就有与你持相反观点的人，也就是非论语主义。即便是被社会责难的人，先生也与之坦然相处，置社会舆论与不顾，先生这样做，不怕影响你高尚的品格吗？愿意聆听高见。”
的确，他的批评是对的，可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在社会中，既要立身，同时也要为社会力所能及地多做善事，谋求社会的进步。因此，把个人的财富、地位以及后代的繁荣等放在第二位，而把为国效力、服务社会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主要考虑为他人谋善事，把帮助他人的能力发挥的适当，也许，这一用心可能招致他人误解。
自从进入实业界，我接触了各个方面的人。如果这当中有的人效仿我的做法，并发扬自己的长处为事业而奋斗，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只要所做的事业是正当的，其结果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利，那我表示理解并帮助他们达到目的。这不仅是对工商业者，对拿笔杆子的人也是同样的对待。例如，从事报纸和杂志的人找我，谈谈个人的见解时，我想就算是我的观点只发表了一部分，也是发挥了价值的。所以，即便是我的观点没有什么价值，只要来访者诚心诚意，我也会愿意接受采访。
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因为不仅是满足采访的人，也是对社会利益做出贡献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己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帮助他们。对于来访的人，没有什么陌生或熟悉的区别，但凡时间允许，我一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如果来访者的希望和道德相协调，那么我一定会尽力满足他的希望。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有的人利用我的“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例如，素不相识的人来找我借钱；有因为父母收入低辍学的，希望我能资助学费；有正在发明新东西，要我在发明成功之前进行援助；更有甚者，有人打算做生意，要我投资的。这样的信件，每个月都能有几十封。因为信封上都属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有必要一一过目。还有亲自登门拜访的人，提出很多希望，虽然是会见了他们，但有些要求实在是没有道理。来信无法拒绝，来访者还是可以指出其不合理的地方，并回绝他的无理要求的。
可能，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每封信都看，每个来访者都接见。虽然这会增加我的事务，以至于没有空闲，但是为了我的主义，也就不怕这些麻烦了。
因此，不管是陌生人的请求，还是熟人的托付，只要合情合理，我都尽力帮助，也是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当然，这当中肯定有的人不好，有些事做错了。但是，谨记恶人未必会以恶告终，善人也不一定能有善终。所以，对恶人也不用那么憎恨，如果可能的话，就把他引向善处。我也有过开始就知道他是恶人，但还是给予帮助的情况。
习惯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所谓习惯，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不断重复而形成的一种固有特性。自然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坏习惯使人变得低俗；好习惯使人高尚，习惯最终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因此，无论是谁，都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为人处世十分重要的。
一个人的习惯不只是与自己有关，还会产生影响，传染到他人。人们都有模仿他人的习惯，这种传播的影响力，不仅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所以要格外警惕。例如，在言行举止上，甲的习惯传染给乙，乙的习惯又传染给丙，这样的例子并非鲜为人知。
举个明显的例子，甲报刊登出一个新的名词，然后又被乙报、丙报等迅速使用，最后成为普遍流行的词汇。比如“时髦”、“暴发户”这样的词汇就是例子。妇女和儿童的用语也是这样，例如“说的是”、“是吗”等口头禅。此种用语是由某种习惯传播而来的。“实业”这个词成为习惯用语，一提及，马上让人联想到工商业。“壮士”这个词，依照字面意思是壮年人，但今天把老年人称为壮士，也不觉得奇怪。由此可见，个人的习惯有可能成为社会流行的习惯，所以，我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良好习惯。
良好的习惯对于青少年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就记忆这点而言，一个人小时候的记忆，即便到了老年也会留存脑海中。我现在记忆当中，还能清晰的回想年少时很多事情。无论是什么书，只要是少年时读过的，都还能记忆起来，而现在读的书，反倒容易忘记。
因此，好习惯的养成，少年时期是最重要的。一旦在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就比较稳定，甚至终生不会改变。从幼小到青年这一时期，最容易形成习惯，要养成好的习惯，进而形成自己良好的个性。
我在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养成放纵自己的个性，以致后来没办法改掉，因而苦恼。但是，我每天都在强制自己改变坏习惯，到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改正了。知恶而不改，在于克己心不足。根据我的经验，人到了老年也还是需要重视习惯的，即使是年轻时养成的坏习惯，到了老年只要下定决心，还是可以改掉的。在今天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必须具有这种精神，谨慎处世才行。
坏习惯是在不经意间养成的，如果加以重视，是可以改掉的。例如，平时就爱睡懒觉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早起，但遇到战争或火灾，即使再爱睡懒觉，恐怕也能早起了。那么，坏习惯是怎么形成的？那都是人们平时认为习惯是小事情，不值得重视，就这样无意间就形成了。所以，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伟人与完人
史书上的英雄豪杰，在“智”、“情”、“意”三者之间，有不少失去了平衡。他们当中，有的意志力坚强，但智慧和知识不足；有的具有坚强意志和智慧，但是没有情爱。这样的情形，真是比比皆是。也就是说，英雄也好，豪杰也罢，都不是具备健全常识的人。的确，从某一方面来讲，他们会非常的伟大，超凡出众，是普通人所不能及的，但是，伟人与完人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
伟人在人类应具有的性格当中，即使有缺陷，那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与伟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言，自身的那点缺陷都被弥补了。与完人相比，这也许是“不正常的”。完人是“智”、“情”、“意”三方面都圆满完美的人，也就是具备健全常识的人。
我当然希望社会能伟人辈出，但更希望大多数人成为完人。伟人的作用并非无限，但完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今社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需要大量具备健全常识的人，才能发挥设施的应有能力。可对于伟人，除某种特殊情况外，就没什么可言的了。
一般来说，人在青年时期性格不固定，好奇心重，会做出一些古怪的行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会变得沉稳。其实常识本身并不是什么奇特的东西，在喜好奇巧的青年时代，修习平凡的常识，就不会有那么多好奇心了。假如让他们当伟人，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但要当完人，恐怕会觉得相当痛苦，这就是年轻人的通病。
总之，政治理想的实现要靠国民的健全常识，产业的进步发展也有赖于实业家的健全常识。所以，不管你是否愿意，都要修习常识。从社会实际看，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与其说是具有深奥知识的人在起支配作用，倒不如说是拥有健全常识的人在发挥作用。有鉴于此，健全常识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
貌似亲切
社会上有这样的人，冷酷无情、毫无诚意、行为怪异，却受到人们的信任，拥有成功的光环。相反，那些做事认真、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人却受到冷落。难道上天有是非黑白不分吗？这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判断人行为的善恶，必须看其动机和行为。一个人的动机无论如何诚恳，合乎忠恕之道，但是其行为很迟钝；或者是虽然不胡作非为，动机上愿意为他人做些好事，却伤害了他人，都不能称之为善行。
以前的小学课本中有一篇题为《事与愿违的故事》，说有个孩子看到小鸡在孵化，而没有从蛋壳中出来，就打碎蛋壳帮助小鸡，却把小鸡弄死了。记得《孟子》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为人谋利，却又破门而入，这能容忍吗？
又比如，梁惠王向孟子询问政事，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其意是指残暴的统治与拿刀杀人无异。又有，孟子与告子讨论不动心时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说，志是心之本，气是心表现出来的行为结果。志虽善，合乎忠恕之道，如果心发生变化，也会做出事与愿违的行为。所以，要保持本心，不损害心所表现的气。也就是说，为了恶不做错事，修养这种定心术是必要的。
孟子自身具有浩然正气，这有助于修养，但普通人往往好心办坏事。孟子举例说：“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孟子·公孙丑上》）意思就是，想让苗成长，本应多浇水、施肥、除草，而不能硬把苗拔高，这是非常愚蠢的事。孟子的定心术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是社会上确实有拔苗助长的情况，这是毋庸置疑的。拔苗助长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却导致了恶劣的后果。总之，一个人不论动机如何善良，符合忠恕之道，但是其行为却与动机相反，那么也是很难得到社会的信任。
相反，一个人行为的动机可能不纯，但行为本身还是敏捷忠实，那么他也可能获得成功。严格来讲，行为的动机不正，行为却很正当，这是不可能的。但在现实社会中，行为的善恶可能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辨别一个人的行为往往较其动机容易些。因此，行善的人会更容易获得社会的信任。
例如，德川吉宗将军出巡之际，奖励了一个背着年迈母亲等候瞻仰将军的孝子。有一个无赖汉听到这个事后，自己借来别人家的老人背出来，也获得了将军的奖励。当有人报告将军，此人是假装孝顺时，吉宗将军却说：“不，就算是模仿他人也是可以的。”此外，孟子说：“西子蒙不洁，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意思是即便是倾城倾国的美人，蒙上了污垢，路人也会不去接近她的。相反，内心狠毒狡诈，表面上装做婀娜多姿、楚楚动人的姿态，她也会使众人迷恋的。这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因此，与动机的善恶相比，行为好坏往往更易识别；世上卖乖取巧的人往往比忠厚老实的人，较易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忠厚的老实人会遭到排挤，感叹上天的不公平了。
何谓真才真智
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才华，不论出于自身发展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没有知识，一切都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在提高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培养高尚的人格。我认为，人格的培养是极其重要的。如何定义人格这个词，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人认为，那些没有常识的英雄人物，也有高尚的人格。这就提出了人格与知识是否一致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是完全有用的人，也就是具有真才真智的人，他们的常识是很发达的，当然也会受到社会的重视。
想要提高知识，首先要清楚自己的处境，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适当，但我对西方的格言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引用东方的格言警句。
《论语》中有这样的例子，即让个人境遇与环境相适应。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论语·公冶长》）以此来询问子路，子路听后很高兴。这是孔子在不得志的时候提出的疑问，所以子路听了高兴，孔子大概也高兴；但当孔子认为子路并不了解自己的境遇时，就告诫子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如果子路真的理解孔子当时的境遇的话，也许会问：“既然如此，那怎样做才好呢？”这样孔子会认为子路理解了自己的意思。
还有一次，孔子询问其弟子各自的志向，子路不假思索便回答说，如果让他去治理国家，很快就能天下太平。孔子听了笑了笑。其他弟子也回答完了，最后有个叫曾点的人正在弹瑟，孔子问他的志向。曾点说与其他人的都不相同。孔子鼓励他说来听听，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听后很是赞同曾点的观点。
各弟子走后，曾点问孔子为什么对子路的回答只是一笑呢？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看来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先要重视礼仪，然而子路勇气可嘉，抢先回答，却不知道谦虚和礼让，因而笑他。当然，孔子也有可能在笑子路没有自知之明，不了解自己的境遇。
不过，孔子也有说过自负的话。例如桓要杀孔子时，孔子的弟子都很害怕，然而孔子却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可以看出，孔子有坦然地面对境遇。又有一次孔子到宋国，归来途中遭人围攻，险些遇害，他的弟子们都很担心，孔子却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论语·子罕》）表示自己要坦然面对，稳如泰山。有人对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感到奇怪，对孔子是否懂礼产生疑问。孔子听后说到：“是礼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说这就是懂得礼数的表现！清楚的认识自己的境遇和地位，才能正确灵活运用这些道理。这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修炼法则。
由此可知，像孔子这样拥有崇高地位的大圣人，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说话做事，即使再琐碎的事情也不怠慢，这就是圣人之道。大家都想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够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境遇和身份、地位，那超越常人也是不难的。然而，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往往背道而驰，自己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遭遇挫折、便灰心丧气、患得患失。可见，胜骄败馁是凡夫俗子的通病。
动机与结果
我最讨厌动机不纯，行为轻薄的人，更不愿与投机取巧、没有诚意的人为伍。不过我们不是神，不可能仅凭外在表现就看透一个人的内心真实想法，所以容易被掩饰较深的人所利用。正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只要心有所想，定会在行动中有所表现；动机善则行为也善，动机恶则行为也恶。但是，在我这外行人看来，即使动机善，行为也可能恶；而即使行为善，动机也未必善。
我对西方的伦理、哲学一窍不通，只是对四书和宋代的儒学有所研究，想不到的是，我的上述观点竟与德国的保尔逊的伦理学说不谋而合。保尔逊在文章中说，英国伦理学家米尔黑德主张的动机说，认为只要人的行为动机是善的，结果是恶的也不要紧，并举例说，英国的克伦威尔为了拯救英国的危机，杀了昏庸的君主，自己做了皇帝。这件事在伦理学上不能算是坏事。
在今天受到欢迎，视作真理的保尔逊学说，则要强调分析行为与动机的程度和性质。例如，同是国家战争，有的是为了扩张本国的领土；而有的是为了捍卫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得不战。从当权者的角度而论，为了国家和民族，扩张领土也许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贻误战机，那他的行为对于国家而言是恶的；即便轻易开战，也是可能占得先机，获得胜利，那么他的行为不能说是善的。
上面所说克伦威尔的例子，由于是挽救了国家的危机，所以说他的行为是善的；否则，纵使满腔热心救国的理想，但结果导致危害国家，那他也会被认定是恶的行为。
我不能断定保尔逊的学说是否是真理，但是，同米尔黑德的动机善行为必定是善的学说相比，保尔逊的动机和行为的分析比较后，来确定善恶的学说是正确的。
我把经常会见访客当作一种义务，所以很亲切的接待他们。这当中有我主动接见的，也有受人之托会见的，虽然都是会见客人，但是动机却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有时动机相同的，但由于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果大相径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的。这就好比土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气候有炎热与寒冷之别一样，人的思想感情也有不同。所以，即使志向动机相同，其结果也会因人而异。总之，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善恶的时候，必须要仔细斟酌他的动机和行为的质与量。
人生的希望在于努力
我在大正二年（1913年）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虽然我是尽量避开一些杂务，但还是无法完全闲散下来。我还在经营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银行。可见，我年纪虽老，仍然能健康的活动。任何人，不分老少，如果失去了努力奋斗的信念，那么对于个人也就不可能进步，对于国家也是不能够繁荣强盛的。我平生以积极上进自勉，工作上面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我每天都在七点以前起床，尽量接见访客，不论人数多少，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接见。
像我这样年逾古稀的老人，仍不愿懒散懈怠，希望年轻人要更加勤奋上进。懒惰终究是懒惰，从中不会得出什么好的结果来。比如坐着比站着干活舒服多了，但是久坐也会膝盖疼痛，就会因为躺下来感到舒服，殊不知，久卧也会腰酸背痛。懒惰的结果还是懒惰，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懒。因此，必须养成勤奋努力的好习惯。
世人常说要提高智力，要了解时势，的确是必要的。如果想了解时势，选择正确的事物，你就要先增加智力，提高知识，才能满足需要。但是，如果有了丰富的知识和学问，而不去灵活运用，也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要想发挥知识的力量，必须要学会运用实践，但只是一时需求，也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活到老学到老，终生受用。
但凡进取心强的国家，国力越是强盛；反之，越是懒惰的国家，国力就会衰弱。一个人追求上进，就会影响周围的人，从而形成好的风气；一个地方追求上进，就会影响一个国家，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好风气；一个国家追求上进，全世界都竞相模仿努力上进。
在成功的各种要素当中，知识是不可或缺、必要的条件。不过，认为只靠学问和知识就能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论语》中有个例子，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孔子回答：“是故恶夫佞者。”也就是说，只是嘴上说说却不付诸于行动。我很赞同子路的话，认为坐在桌前读书就是学问，那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凡事在于平时。例如，有人平常不注意讲究卫生，一旦生病就跑去找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没错，但是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能为我治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医生一定会告诫病人，要注意平时的卫生。因此，我很希望所有的人不断的学习进步，在平时就对周围的事物多加注意。
就正避邪之道
凡是能够明晰是非曲直和正邪的人，对事物都能做出当机立断的判别，但是，有的时候是不能立刻就做出判断的。比如说，有人拿大道理作挡箭牌，使用花言巧语，致使别人陷入与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的境地。在无意识之中，失去了自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坚定自己的主张和信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
从常识判断他人所说的话，自问自答一番。如果听从他人的话，那可能会获得暂时的利益，越到后来就会变得不利；或是这种事情按常识处理，暂时会不利，但是将来可能会得到转机，对于这些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面对事情能做到自我反省，就容易恢复本心，趋正避邪，而且这也是锻炼人意志的好方法。
简单说，锻炼意志可分为善、恶两类。比如，石川五右卫门（大盗）通过做坏事来锻炼意志，那就变成一个有坚强意志的坏家伙了。人生进行意志锻炼是必要的，但是锻炼做坏事的意志是没有必要的。我不想就此长篇大论，可是采用错误常识的锻炼方法，搞不好会弄出第二、第三个石川五右卫门来。所以，锻炼意志之前，要进行常识判断，这是很有必要的。如此这样，在以后的为人处世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如此说来，意志的锻炼是需要一定的常识来配合。关于培养常识的方法，本书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详述。然而，最根本的是结合孝悌忠信等观念来锻炼意志，任何事做起来都会进展顺利。
由此而论，凡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作判断。但是，应对突发事件，或者面对不速之客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考虑，如果平时疏于锻炼意志，惯于漫不经心，那就很难做到当机立断了。人贵在平时养成良好的习惯，加强自己意志的锻炼，那样应对任何事情都能不动声色，游刃有余了。
第四章仁义与富贵
真正的生财之道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实业呢？当然，一般社会中的工商业等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就是实业。但是，工商业没有增加物质财富的功能，那它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也不会带来公共利益。但话说回来，工商业者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管别人的死活，那结果又如何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如果真是上文说的那样，就是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奇不餍”。（《孟子·梁惠王上》）
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生财之道，当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否则是不能长久的。当然，这样也许会使人产生轻利、寡欲，超然世外的观念。坚持这种社会利益观未尝不可，但是人总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事工作的，这样的话就会忽视仁义道德，如果社会缺乏必要的道德伦理，那社会就要陷入衰落。
说起来有点学者的口气，中国的道学，尤其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那时的学者就主张有如今日日本社会所走的路线，倡导仁义道德，然后应该推行富国强民的策略，但是却被宋代学者给抛弃了。结果，宋代末年战乱不断，最终元取代了宋。因此，利益与仁义道德要相互协调，空谈理论只会产生负面效应，挫伤自己的元气，生产力减弱，导致国家灭亡，这是宋朝的教训。
不过，说到以求利为目标，为了满足私利而不管他人死活，现在我们所说邻国的某地，就正面临着和当时宋代相同的境遇。不管别人如何，只对自己有利就好了；不管国家怎样，自己没事就好了，至于政府是怎样丧权辱国的也不在乎。只要对自己有利，其他一切就都不在话下。
宋代偏重空洞的仁义道德理论，致使国家灭亡，如今利己主义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国家主权沦丧、名声扫地。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邻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切记，谋取利益与重视仁义道德二者要相辅相成，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个人才能各得其所，发财致富。
比如，经营石油、制粉、人造肥料等行业，如果没有追求利益的观念，一切顺其自然，那事业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的，财富也不会增加。如果一项工作与自己没有利害矛盾，无论盈利与否，都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那这项事业是不会有很大的发展。
反之，如果是自己的事业，就会尽心尽力使其获得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人人的脑海中都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只想着一己私利，那结果必然是大家都陷入不幸之中，自己也不能幸免。在以前落后的年代，或许心有侥幸。
但是，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凡事都按一定秩序规则来进行。例如，在火车站检票口，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想抢先通过，那结果是谁都无法顺利过去。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我所希望的是，人们在追求更多利益的同时，要与仁义道德相符合。否则，就会像前面提到的中国一样，陷入衰落。如果欲望违背了道理，那结果就是“不奇不餍”的可悲结果。
效力的有无在于人
自古以来，有不少关于金钱的格言、警句。有诗为证“世人结交以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把黄金看成是支配友情的一种力量。不过，东方社会自古都是重视精神，鄙视物质的；但是友情被黄金所左右，可知人心坠落，叫人寒心。可是，这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开联谊会聚餐，这个过程也能增进友情。对于久别的老友重逢，不用酒菜款待，好像是很难畅所欲言，说说心里话。这些都是与金钱有关的。
常言道：“钱能使佛光彩夺目。”投十钱就放十钱的光，投二十钱就放二十钱的光，算的很是清楚。又有：“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话虽是讽刺，不过也说明金钱的能力之大。例如，在东京火车站买票，无论身价几何，买了三等票，只能坐三等车；而买了一等票，就可以坐一等车。这都是金钱在起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金钱的巨大作用。但是，不管你花多少钱都不能使辣椒变成甜的，却可以通过买很多的糖来消除辣味。平时看似尖酸刻薄的人，利用金钱，也可以使他笑脸相迎。这样的例子很是常见，在政界更是屡见不鲜。
如此说来，金钱的力量还真是巨大。不过，金钱本身是无意识的，完全在使用钱的人的动机如何，所以，对是否应该有钱，不能妄下结论。金钱是不能辨别善恶的，好人拥有它，就变成了善；坏人拥有它，就变成了恶，这要取决于使用者的人格。我常向人讲昭宪皇太后御歌中的一句话：人心善恶各不同，金钱祸福亦两面。
古人对于金钱观，有这样的告诫：“小人无罪，怀玉其罪”、“君子财多损其德，小人财多增其过”。读《论语》也会有这样的说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大学》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德者本也，才者末也”。这样的警句格言不胜枚举。
我之所以引用，绝没有轻视金钱的意思，只是要告诫大家，在为人处世时，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要对金钱有个清醒的认识。过分重视或轻视金钱都是不正确的。孔子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绝不是鼓励贫穷，而是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孔夫子的理财观
后儒者们学习孔子的教义，往往产生误解，尤其是对富贵观和理财观。他们根据《论语》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仁义王道”与“货殖富贵”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要成为仁者，就得舍弃富贵的念头。但我查找《论语》二十篇，也没有发现有上述意思的句段。孔子对财富、理财有过一些侧面的论述，不过都是点到为止的。所以，后儒者对这些“一面之词”是不能有全面的了解的，结果将错误的观念传送于后世。
在《论语》中有这样的句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有人认为，这里有轻视富贵的意思。其实，那是片面了解而得出结论。再仔细思考后，就会发现孔子没有轻视富贵的意思，是在教导人们不要沉迷于富贵。
但是，有人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孔子厌恶富贵的话，那太荒谬了。孔子的意思是，获取不义之财，还不如安于贫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值得推崇的。所以，孔子并没有轻视富贵，推崇贫穷。要想对这句话作出正确的解释，那必须注意的关键是“不以其道得之”这一句话。
再举一个例子，出自《论语》的一句：“富而可求之，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句也是经常被理解为轻视富贵的意思。其实，正确的解释是没有轻视富贵的意思。注意上半句的意思，要用正当的方法获取财富，即使是做身份卑微的人所做的事，我也愿意去做。下半句的意思，如果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宁可舍弃，安分守己的做事情。所以，孔子并不鼓励人安于贫穷，而是要用正当的手段。
孔子为了获取财富，宁愿做贫贱的执鞭之士，肯定会让目瞪口呆，大吃一惊。但事实是，这句话确实是孔子说的，毋庸置疑的。然而，孔子说的富，是指正当的财富，不义之财和不合理的财富，孔子是“如浮云”般不屑一顾的。可惜的是，后辈的儒者们并不了解其中的意思，只要是富贵功名，不管善恶，一概而论。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偏激了。要知道，合乎正道的富贵与功名，孔子也是会积极争取的。
扶贫之道
我一直认为，扶贫事业与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关怀，还不如从经济的视角去处理。到现在，我认为还必须进一步从政治的高度来着手。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去国外考察，我也曾给予他资助。考察时间持续一年半，他一回国，我便邀请有共同想法的朋友来听他的报告。他说，英国为了完成扶贫事业，几乎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但到现在也才刚刚步入正轨。丹麦的措施比英国要好一些。其他的如法、德、美等国也正下大力气，以各种方式解决自身的贫民问题。鉴于此，我想，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解决好我们所致力的扶贫事业。
在报告会上，我也向参加的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说：“不管是从人道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救助弱者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所施行的救助，并不是要让这些受助者游手好闲，要尽量避免用直接的救助方式。例如减轻与一般平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租税，解除食盐的专卖等，都是不错的办法。”这次的报告会是在中央慈善协会的支持下召开的，大部分会员也都表示理解我所说的话，现在，大家正研究具体的办法并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
即便个人的财富是千辛万苦挣来的，但仅把个人的财富看作一人专有，那就大错特错了。
试想一下，只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有所成就的。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任何人都不能幸福的生活，更别想积累财富了。因此，个人从社会获得的帮助越多，那他的财富也能越多，相应的也应该有回馈社会的义务。社会里的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我们越是强烈的爱自己，就越应该用同样的爱心回报社会，社会上的富豪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某年秋天，天皇陛下忧国忧民，特发谕旨为贫民颁发救济慰问金。对于天皇陛下的宏大圣恩，富豪们也应做点什么来回报圣恩，哪怕是万分之一，这也是我三十年来不曾忘记的愿望，而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实现了。我长期以来的心愿，在听到圣旨之后，顿感日本的扶贫事业前途光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救济方法的合理性，必须救济适当，否则，乞丐变成富翁，那慈善就不是慈善，救济也不是救济了。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富豪出于爱慕虚荣的目的，沽名钓誉的捐助慈善事业，这样的目的不纯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总之，感谢陛下的圣恩，作为富豪一族回报社会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国家的安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金钱无罪
陶渊明有首诗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朱熹也有警句说：“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以上诗中所言，都是在劝诫世人尤其是青年，要珍惜时间，莫要陷入空想和诱惑，因为时间如同梦幻一般转瞬即逝。即使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觉得青年时代过得太快了，岁月流逝、光影似箭。现在想回首也是没有办法了，青年朋友要以此为鉴，不要重蹈到老后悔的覆辙。青年的勤奋努力，关系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因此，凡是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志向。
关于下决心有所成就的人，在很多方面是要值得注意，尤其是在金钱方面。现在社会的组织关系等越来越复杂，以前就有警句，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对金钱没有保持充分的警惕，那就容易导致意外的失败，出现过失。
金钱是宝贵的，但同时也是卑贱之物。说它宝贵，那是因为金钱是劳动的成果，根据社会共同的契约，所有的物品价格都只能用金钱来换算。这里指的金钱，并不仅仅是金银、纸币等，而是泛指可以衡量一切的金钱，所以，金钱可以说是财产的代称。
从中国的典籍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鄙视金钱的风气很重。如《左传》中说“小人怀璧有罪”；《孟子》中引用阳虎的“为仁不富，为富不仁”等等。阳虎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所说的话被人们视作至理名言。此外，“君子财多损其德，小人财多增其过”这样的句子也很多。总之，东方自古以来的风气，就是鄙视金钱的。认为
我以平生的经验认为，《论语》与算盘是有一致性的。孔子在切实的传授道德伦理的时候，对经济方面也是很关注的。这一点在《论语》各篇中是有所体现的，尤其是《大学》中，有一篇专门讲述了生财之道。治理国家需要行政费用，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是和金钱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建立相应的道德标准，来调和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实业家，为了把经济和道德联系起来，协调一致，经常向大家道明《论语》与算盘的一致性有多么重要，希望引导大家随时注意。
以前，不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也存在鄙视金钱的风气。这是因为，一提到经济，总是先考虑得失，就会破坏谦让和清廉的美德，而常人是更容易犯错。为了让人们引以为戒，有人提出鄙视金钱的观念，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我记得在某家报刊上看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的”。虽然这种说法很是极端，但是细细品味，一切的商业行为都是有得失的，人们被利益所诱惑，就容易偏离正道，迷失方向，背离社会道德。为了告诫人们，才用了这样激烈的言辞。人性的弱点在于容易关注物质方面，忽略精神信仰，沦为物质至上、道德低下的人。以前的人知识少、道义浅薄，陷入罪恶的人较多，所以人们大力提倡鄙视金钱之风。
如今的社会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拥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道德的人越来越多。也就说，社会大众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对金钱的看法也有相应的进步，用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金钱有了正确而公正的认识。
但如前面所述，人性是有弱点的，有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把道德、公平抛在一边，追求金钱至上。长此以往，就会导致金钱万能论。虽然责任在人，但是结果是使大众更加鄙视金钱，这也又一次让我们想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话。
幸运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金钱的观念也是不断改善，用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倾向日益增加，也更加的理性了。尤其是在欧美地区，“真正的财富是在正当的活动中获得的”，这样的观点正逐步被人们所认可。我希望日本的青年人能够深切的体会这一点，千万不要被金钱束缚，根据合乎道德的方法，实现金钱的真正价值。
误用金钱力量的实例
在社会上，一听到御用商人，人们就会感到义愤填膺。如果我们做生意的人被认定为与官方勾结的话，那一定是心中不悦的。一般人的心目中，“御用商人”这个称呼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而且是利用金钱向当权者行贿，与廉洁正直的品格毫不相关。
据我所知，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做我们这一行，大部分都是实力雄厚的人，他们懂道理，重信用。这样有自信力和实力的人，是应该明辨是非的才对。我认为，即使是官方的人稍微有不正当的要求，他们也是不会轻易答应的。当然，也许是怕在生意上有什么麻烦，在正当的买卖之外，有极微小越轨行为也未可知。
但是，从海军受贿事件来看，无论是军舰也好，还是军需品，凡是与军购有关的项目都发生受贿行为，不独是西门子一家，据说在陆军这种情形也不少。采购回来的物品，比其标示的价格应有的品质低劣很多，甚至拿残次品充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慨叹。
《大学》中有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意思是说，如果任由贪腐行贿的行为蔓延，由小变大的累积，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混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以前，我以为行贿受贿只有外国才有，日本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当听到三井公司的人，因涉嫌行贿被逮捕的时候，我很是痛心。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是因为割裂了仁义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如果人人都奉行用正当手段经营，来谋求利益的话，外国人暂且不说，可自豪的是，日本实业家就能摆脱这种不当行为，绝对不会出现越轨的行为。
倘若对方受贪婪之心的驱使，委婉的流露出贿赂的意思，或者干脆明目张胆地行事，这时我们做生意的人，就要明确表明违背正义的事情，我绝办不到，那么这样犯罪的行为也不会发生了。我深切的体会到，实业家的人格有待提升，如果是实业界的不正当行为不能消失，那么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确立义利合一的观念
社会当中的事情，有利必有弊。西方文明流入我国，虽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有其弊端的一面。我们在引进新事物，享受其带来的幸福感的同时，世界上的一些毒害也一并流入了日本，这是不争的事实。
究其根源，是因为日本奠定了在世界范围立国的基础，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日本，也是最让人害怕和讨厌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研究解决的办法。我认为有两种办法可行：一是研究其性质和原因，然后投之适合的药方；二是尽可能的使身体各个器官强健，那样就可以抵御病毒入侵了。
从自身的立场，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呢？作为实业界的人，研究毒害思想的原理，并不是我的专长。我们应做的是，开创一条国民的养生之道，只有让国民拥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抵抗病毒的侵害。这是我所推崇的治疗方法，就是危险思想防御之策，希望大家，特别是实业界的朋友多加考虑。
就像我平常的一贯主张，社会在财富与道德的结合上，向来就不是很完善。因而有所谓的“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这样的观点，以及重利则轻仁，重义则失利，将富和仁视为水火两不相容，这是极为不合理的。这种解释造成了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投身于利的人，可以不顾仁义道德。多年来，我对此都痛心不已。其实，这是后世对孔子学说的曲解而造成的。前面我也提到过，孔孟的“义利合一”的观点，读过《四书》之后，便可了解。
宋代的大儒朱熹在《孟子·序》中说：“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显然非常鄙视金钱与功名。进一步分析，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的商业都是恶的”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仁义道德应该是神仙的事情，从事经济生产的人，应该无视道德的。其实，这样的解释，完全不是孔孟学说的教义，而是后人妄加论断罢了。然而，日本自元和、宽水年间就盛行这样的学说，甚至造成一种现象，一提起学问，人们就认为是此学说，别无其他。可是这样学说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弊端！
误解孔孟之道，其后果就是，使投身实业的空子人们都尊崇精神上的利己主义，既无仁义也无道德，甚至想方设法钻法律的去达到赚钱目的，一切以钱为根本。这样给社会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如果没有了法律，他们必将强取豪夺。长此以往，社会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世态炎凉也变得卑劣。这正是误解孔孟之道的学者们数百年来横行跋扈所产生的遗毒。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实业界的竞争也是愈发激烈，这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实业家只顾及自己的私利，那么，社会就会变得不健全，各种危险的思想也会蔓延开来。真要如此的话，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必定是实业家自己来承担。因此，为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必须矫正这样的坏风气。我们的责任就是以道德仁义为本，推动经济的进步。确立义利合一的观念。对此有任何疑虑的人们，应该就此消除疑问。
富豪在道德上的义务
不论我是不服老也好，还是苦口婆心也罢，到了我这个年纪，还在为国家、为社会朝夕奔波。即便是在家中，也有很多人来洽谈各种事务，有人来求捐助的，有人要我帮忙投资做生意的，还有家庭困难要求赞助学费的。凡此种种，我都尽可能会见。社会如此之大，既有能人贤者，也有游手好闲之徒，如果一概而论，闭门不见的话，那就是有失礼貌，也不能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
一般情况下，我都怀着诚意接待客人，但对那些提出无理要求的人，我也会严加拒绝。中国有句古话：“周公三吐哺，沛公三梳发。”意思就是说，大政治家周公在吃饭的时候，有客人来访，他就停止用餐，并将口中的饭吐出来，接见客人。等客人走后，再继续吃饭。如果又有客人来的话，他就再次吐出饭，去接见客人。据说，有一次他竟然前后吐了三次，可见他对客人是多么的尊重。
沛公是开创汉代八百年基业的高祖，他敬仰周公，广交贤者能人，梳头发时，如有客人来访，他就停止梳头发，而是手握头发去见客人。三梳发就是说，前后连续三次中断，去会见客人。
我不敢与周公、沛公相比，但在接见客人这点上，我是以诚相待的。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接见客人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从而不愿意会见客人，尤其是一些富豪和名流，这样的风气更是浓厚，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回报社会，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前些日子，我会见了一个富家子弟，他刚刚大学毕业，向我请教步入社会都应该注意些什么。我先告诉他，我的话可能会让你的父亲听了不高兴，恨我说了很多的废话。然后我对他说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现在的富豪都只对自己考虑，极其冷淡社会公益事业。富豪只靠自己是不可能赚那么多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社会获取的。比如说，有的人拥有很多地皮，觉得空地太多，于是出租地皮以收取费用。社会上的人们拼命工作赚钱，随着实业的发展，空地越来越少，地皮的价格也随之越来越高，地租也越来越高，那样地主也就赚钱了。
因此，地主要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之所以有钱了，是社会的恩赐，应该适时的对社会公益事业实行回报，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话，社会才日趋健全，同时自己的资产也稳健，并得到很好的应用。反之，如果富豪认为自己脱离社会也能赚钱，对公共事业置之不理，那就会演变成富豪与社会大众的矛盾，甚至发生冲突，这样的结果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所以，在谋求财富的同时，勿忘回报社会，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说这样的话，可能会被富豪们憎恨，其实，这只不过是按照上述的道理去做而已。最近有个富豪跟我谈话，他说只要听我说要回报社会，他就感到麻烦。他把这当作麻烦来对待。所以，只靠我们的热心奔走呐喊是不够的。
目前，我们正在发起建设明治神宫外苑的计划，具体说，就是在代代木或青山一带明治神宫的外苑，建造一个大型的公园和中兴日本的明治先帝的遗德永生后世的纪念图书馆，此外，还要建立各种教育性的娱乐设施。整体计划大概花费四百万。此事，虽有极大的意义，但是筹集这笔费用也不是易事。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得到三菱和三井财团的赞助，同时，也希望社会上的富豪们，多尽一些他们在道德上的义务，支持社会公共事业。
能挣会花
钱是世界上流通中的各种货币的统称，同时又是诸类物品的代表。货币的便利在于，它可以与任何物品交换。太古时代是物物交换，现在是可以拿货币随心所欲的交换，货币可贵之处是其所代表的价值。因此，货币的第一要件是，货币的实际价值与物品相等。如果货币的实际价值减少，那物价就要上涨。
其次，货币便于分割携带。比如，有一个价格一元的杯子，如果两人各要一半，是不能办到的，因为把杯子弄成两半，它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货币可以做到，如果想要一日元的十分之一，就可以用十日分的硬币。
再次，货币可以表明物品的价格。如果没有货币，就不能确定出杯子与烟灰缸的等级差别。一个杯子是十日分，而一个烟灰缸则是一日元，这就表示杯子的价格是烟灰缸的十分之一，正是货币才确定了产品的价格。
金钱是珍贵的，不只对青年人，所有人都应如此。如前所述，货币是物品的代表，所以，应像珍惜物品一样珍惜货币。宋代的朱熹说过：“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意思是说，一寸线，半片纸，甚至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有这样一个佳话广为流传。在英格兰银行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吉尔伯特。他年轻时来银行面试，见到地上有一枚别针，就捡起来别在衣襟上。银行的考官看到这，就叫住他，问他捡了什么。吉尔伯特毫无怯色的答道：“一个别针掉在地上，我想它还是有用的，这样在地上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捡起来了。”考官对此十分欣赏，又问了他一些问题，认为他是个有见地，有希望的青年人，所以决定录取他，后来，他成为了著名的银行家。
总之，金钱是表彰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珍惜金钱是正当的，在适当的场合花费，也是必要的。善于利用它，能挣会花，就会活跃社会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所有有为之士的心愿。真正会理财的人，是既懂得赚钱之道，又明白花钱的合理性。
所谓会花钱，就是在正当情况下的必要支出。事实上，金钱既可贵又卑贱。它的可贵，完全在于持有者的高尚品格。但是，人们往往曲解金钱的合理性，一味的贪财，那就要多加注意了。我们力戒浪费金钱的行为，但也要避免吝啬。只知道赚钱，而不明白花钱，就走向了极端，变成了守财奴。
所以，告诫今天的青年朋友们，切记不要奢嗜浪费金钱，但也不要变成守财奴。
第五章理想与迷信
保持美好的希望
打了败仗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倾注全国的力量，为在战争中一决高下，是不合乎王道的。对于当今的社会局势，我们大可不必担心的。但是，工商业要怎样发展呢？对于恢复和平之后的实业界而言，也许会产生很多意外的变化，好坏莫测，以为坏的反而是好的，以为好的有可能是坏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便事非所愿，我们也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也就是说，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就一定能少犯错误。对于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超出常人的意料。
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兴趣和理想，都有必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和道理。而商业之道的根本就是坚持“信”字，诚信为本；否则实业界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在社会局势恢复和平的时候，身处实业界，感到格外的责任重大。不仅如此，还要对实业的发展，做好大致规划，然后根据预想进行经营活动。
“国民保持充分的希望，积极的工作”，这样的概括是一位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评价。他在日本作过调查之后，认为日本人总能怀抱希望的积极工作。所以才作出上述评价，这是我以为荣的事。虽然我也年迈，但仍希望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快乐。我想，这是我们实业家共同的理想！
处在当今这样的时局，要预测未来如何，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根据自己经营的事业，采取适当的措施，遵守上面所说的“信”字。如果所有实业家都能做到诚信经营，那么，日本实业界的财富必然会增加。同时，人格也要上升一个层次。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时局的希望，并从相互承担的工作出发考虑，希望大家能真正制定出适宜的办法。
做事要有热忱
近来流行一句话：“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保持兴趣。”那什么是兴趣呢？我不是学者，无法作出完美的解释。不过，我深切的希望每个人各尽其责，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保持兴趣。
兴趣一词，既有理想、欲望的意思，也有喜欢、享乐的意思。归纳起来可以作如下解释，从表面理解为履行职责，俗语就是“例行公事”。但是，抱有一种兴趣态度来工作，就会琢磨怎样才能把工作做的更好，再加上自己的理想与欲望，这就是我理解的“兴趣”。
虽然“兴趣”的确切定义我不知道，但一个人对他所承担的工作，一定要抱有兴趣。进一步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有人的兴趣。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是积极向上的，那么，就会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带着兴趣去工作，人也会变得精神饱满，效率也是非常高。反之，就会觉得工作毫无意义，人也就仅仅是作为一个躯体而存在。
本书提到的养生法，人老了以后，如果每天只是靠吃饭、睡觉来打发时间的话，那就不是作为真正的生命存在，而是一个肉体存在而已。所以，人的年龄可以衰老，身体可以不灵活，但只要有用心做事的信念，就能称之为生命的存在。
人都是希望自己作为生命体而存在的，没人愿意活得犹如行尸走肉，这是我们老年人要牢记的一点。此外，我们说一个人还活着，大概是指其作为肉体存在而言。如果这样的人很多，那日本就不会生机勃勃。现在社会上有不少的人，包括名人被视作还活着，就是指他的肉体来说的。
所以，做事不仅仅视为工作，还要保持一种兴趣。如果一个人对工作没有兴趣，那他也会变得无精打采，好像木偶一般。因此做任何事情，都要抱有浓厚的兴趣，即使不能事事如愿，也必定有部分会与自己的初衷相符合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里就是指一个人做事的兴趣达到了最高境界。
道德应进化吗
道德是否也像物理、化学那样逐渐进化呢？有人认为，道德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步的。虽然道德是不太容易准确阐释，但是宗教概念的引入，可以强化道德的基础。从逻辑上说，也是能维持人的道德心。这样的解释，对道德的进化也是有贡献的。“道德”这个词源自中国古代唐虞之世所说的王道，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进化不仅仅是在生物方面，依据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的东西都是在不断进化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物的进化，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虽然进化论是就生物体来说的，但是仔细研究，非生物体不也是在发展变化吗？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进步。
礼教不知道是何时产生的。中国推崇的“二十四孝”列举了种种孝顺父母长辈的故事。其中有个最可笑的故事。一个叫郭巨的人，家里很穷，无力养活父母和孩子，于是想把孩子活埋了，剩下粮食给父母吃。挖土的时候，发现一口锅，里面有很多金子，就这样他也不用活埋孩子了，可以让父母和孩子都过上好日子了。这就是所谓的“孝道”。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为了养活父母，而把孩子活埋了，人们一定会说这个人是大脑出了很大问题，无可救药了。
再举一个例子，晋朝有个叫王祥的人，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对他并不好，常在其父面前诉说王祥的是非，因而失去了父亲的疼爱。继母朱氏时常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在冰面上。忽然间冰裂，从裂缝处跃出两尾鲤鱼，王祥非常高兴，拿着鲤鱼回家送给继母。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可查证，但是要想尽孝道，那么在感动上天之前，他也会被冻死的。这是有悖孝道的。
像二十四孝这样的故事，更多的是虚构的，很难把它归为适当的例子。对于做善事的看法，则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单从物质方面比较，没有电力、没有蒸汽机的时代，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道德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化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就有失去被尊重的地位的危险。所以，不论物理、化学如何进化，说到道德、仁义，东方和西方都是在提倡古代圣贤所说的话。果真如此的话，我认为，古代圣人说的话，并不像其他事物那样，随着科学的进化而发生变化。
根绝如此矛盾
法国流行一句谚语：“强者总是有理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重视道德、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心情是日益强烈。也就是说，社会越是进步，发动战争的代价就会越昂贵。如果每个国家都能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趋向极端的战乱就会减少，而且一定会减少。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左右，俄国有个叫达勒姆的人，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与经济》的书。书中说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战争会变得更加残酷，随之而来的战争花费也会急剧增长，所以，战争最终会消亡。有人认为，当初俄国皇帝主张召开和平会议，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如果各国都重视战争带来的灾难后果，那么欧洲的大战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明治四十七年（1914年）七月底，报纸都在报道战争的情况，有个朋友要外出旅行，就问我怎么看待时局的变化。我回答他说，我也是在看过报纸之后，才确信战争是真的爆发了。
记得美国的
观察今日欧洲的战况，虽不了解详情，但也觉得非常惨烈。尤其是德国的行为，简直野蛮之极，已经不知道文明在哪里了！究其根源，是因为道德的标准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任何国家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国家应该捍卫，但也必须要有国际间统一的道德标准，让“弱肉强食”的行为销声匿迹。
如果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脑和国民，都没有我行我素的观念，那么也就不会发生如此残酷的战争。如果一方忍让，另一方步步紧逼，那么势必会引起双方的战争。这中间既有种族关系，也有国界问题。一国对另一国扩张其势力，为了制止扩张，必然会发生战争。
总之，不能将自己的所有要求，都强加于人、纵容欲望，那么强者恃强称霸，就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到底文明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今天世界的文明依然不够先进。由此，心中不免产生疑虑，日本将来要走向何方呢？作为国民要有怎样的觉悟才好呢？是不是在不得已的时候，就会爆发战争？除了奉行弱肉强食的主张，就别无他途了吗？
我认为，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坚定主张。据此而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弘扬东方的道德，维护和平，增进各国的友谊。至少，在不增加他国困扰的情况下，谋求本国的发展道路。我相信，如果能从本国全体国民的福祉出发，放弃唯我独尊的观念，在国内实现王道，就是在世界上也能实现真正的王道，那样就不会发生今日惨重的灾难。
人生观的两面
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目标。可到底目标是什么呢？怎样才能达到呢？这恐怕如同人的长相一样，是各不相同，想法也是千差万别。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只要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就能尽忠
比如，学者要尽学者的本分，宗教家应履行自己的职能，政治家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军人需要完成任务，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这种时候，人们的心情，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社会的观念占了上风。也就是以大局为重、个人为辅，这是比较客观的人生观。
与上述观念相反，有的人只考虑自己，对社会或他人的事情置之不理。持这样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可言。因为人是为自己而生的，为了他人和社会牺牲自己，是为什么呢？既然人是为自己而生的，那么一切都得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对于社会中的事务，就只能依是否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处理了。
例如，借钱是为了自己，当然就有还钱的义务；租税也是出于生存需要，所以应有国家来征收。除此之外，涉及公益事业的募捐，一概不管。因为这是为了他人和社会做的，不关自己的事。一切都以满足自己为主，视他人和社会为宾，只要将自我主义坚持到底，就算是大功告成，这是主观的人生观。
现在，我们从现实来考量上述两者。如果人人都像后者那样，国家和社会就会粗暴、鄙陋，最终陷入无法挽回的衰退。反之，如果都坚持前者的主张，国家和社会也必定日趋发达、完善。
因此，我提倡客观的人生观，反对主观的人生观。孔子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我认为，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要按照这个教导去做。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交换的意思，为了使自己的欲望达成，先要忍耐，让利于他人。但是孔子的本意绝非如此，而是说要人先完成立人的目的，然后再达成立己的目标，君子的行为要有顺序。这是孔子的处世觉悟，我认为人生就该如此才有意义。
真的绝望了吗
我们组织了一个归一协会，所谓归一就是无外。世界上的各种宗教观念、信仰等，不是最终都将归于一吗？不论是神、佛，还是耶稣，都是在宣扬人要遵循道理。不管是东方的哲学，还是西方的哲学，虽有许多差别，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反之，所谓“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这真是千古至理名言。如果一个人言不由衷，缺乏诚信，不能笃敬，就算是亲朋好友也是会讨厌的。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区别在于西方偏于积极的一面，东方偏于消极一些。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则说：“凡己所欲，必施于人。”说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劝诫人要弃恶从善的，只是一个从正面说起，一个从反面说起，道理还是一样的。
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各个宗派和门户之间，相互抨击，彼此指责，这实在是不明智的。我不能判断能否达所有的归一，但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正是这样，才成立了归一协会。
协会成立数年来，成员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一些欧美的人士，大家共同针对某一问题互相研究。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倡导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的统一。话虽如此，但社会上的反面例子，屡见不鲜，这实在令人慨叹。
对于我个人的主张，和平协会的保罗氏、
但是这样的观点，也只是停留在理论而已，如果将这一观点推广的彻底，那么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自然就会消亡。比如，负责购买公家物品的人，若是能认识到是违反仁义道德，那他就不会收取回扣；同样，商人如果认识到行贿是违背仁义道德的，那么就不会有行贿发生。
将这种厉害关系推广到政治、法律、军事等其他方面，都要与仁义道德一致。如果一方能够遵守道德，进行正当的买卖交易，那另一方也就不能单方面要求贿赂了。社会上的事情都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双方都不遵守仁义道德，就必然产生矛盾。若能将此普遍推行于社会，那么，像贿赂这样肮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要日新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学问也是随之不断更新。总之，社会处在日新月异的进步当中。但是，世间的事物时间一久，就容易滋生弊端，难免长处转变成短处了，由利变害。尤其是因袭日久的话，就会丧失生机勃勃的气象。中国的《汤盘铭》中有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虽不值得特别提起，但是其说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切事物，一旦流于形式，精神也随之丧失，这就是凡事都要更新的道理所在。
今日政治的迟滞，就是由于繁文缛节所导致的结果。官吏们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不深入研究事情发生的真相。比如，每天满足于机械地处理分配的公务。这一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政府部门，社会中的企业、银行等也是如此。原本流于形式这样的事情，在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是很少见的，多半发生在旧习弊端较多的古老国度。幕府统治的垮台，就是这个原因。按照“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的说法，幕府的垮台，就是幕府本身导致的。
我一向没有什么宗教观念，话虽这样说，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信仰。我的信仰就是儒教的精神，把它作为言行的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对我个人可以，但对于一般民众恐怕行不通。毕竟知识程度较低的人，还是需要宗教的。然而时至今日，天下人心既没有归一，宗教也只是流于形式，空洞无物。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设法转变，不能放任下去。
我认为，必须建设向善的设施。当今迷信的风气很盛，有的人因此而倾家荡产。宗教家如果不奋起扭转局势，这种情形恐怕会愈演愈烈。西方有句话：“只要信念强，就不需要道德。”所以，必须让民众坚定信念。
有人认为，经商的目的在于利己，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了，至于其他，那是与我不相关的。因此出现了道德与利益相对立的说法。这是极为错误的。这种旧想法不适用于当今了。就在明治维新之前，社会上流，即士大夫，与追求利益是无关的，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去追逐利益。在后来，这样的风气有了很大改变，但还是有部分在苟延残喘。
孟子也认为利益与仁义道德是一致的，但后来的学者却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其后果就是行仁义则远离富贵，求富贵则不行仁义。商人被称为奸商，备受鄙视，是不入流的，而商人也日趋卑下，流于世俗，将赚钱视作第一要务了。因此，经济界的发展，落后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今天，这种风气虽逐渐消亡了，但仍未消失。我希望人们把逐利与仁义之道统一起来，用《论语》与算盘来做我们的指导。
显灵者的失败
在我十五岁那年，姐姐因患脑病发疯了，那年她才二十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可是她的言行是与其她女性不一样的，疯疯癫癫、丑态百出。父母和我都很担心，毕竟她是个女人，不能由其他男性来照顾，只能由我时刻跟在精神失常的姐姐身后。虽然经常遭到嘲笑，但因为亲情所致，我还是细心地照顾姐姐，也因此获得邻里的夸奖。
姐姐的病情，不仅我们一家人为之忧虑，亲戚朋友们也是很担心。特别是父亲同族的宗助的母亲，是非常迷信的人，认为姐姐的病是家中有鬼在作祟，就劝我们去请法师作法驱魔。父亲是非常反对迷信的，根本没有听她的，准备带着姐姐去上野的室田疗养。室田有个著名的瀑布，据说病人在此瀑布下面洗洗就能康复。但趁父亲不在家之际，宗助的母亲说服了我的母亲，请来法师作法驱魔。我和父亲一样，讨厌迷信，当然是极力反对，可我当时毕竟也才十五岁，一开口就遭到他们训斥，根本没有说话的份。
于是，家里来了两三个巫女做先期准备。因为需要一个人坐在她们中间，家里新来的女帮工就派上了用场。她们在室内挂上了稻草绳，故作认真地作了一番装饰。坐在中央的女佣，被蒙上了眼睛，手持御币，端坐在那里。巫女们开始念诵各种经文，其他信徒也都随之高声诵读，内容是一种叫“远加美”的经文。
坐在中间的女佣，好像睡着了，但不时地摆弄手里的御币。看到这种情况，巫女立刻解下了女佣的蒙布，在她面前低头问道：“何方神圣降临，请赐神谕吧！”接着祷告道：“这家病人不知道被什么鬼魂附体了，请告知！”坐在中央的女佣傲慢地答道：“这家的灶神和井神在作祟，还有孤魂野鬼在作祟。”在座的众人，尤其是宗助的母亲很是得意，说道：“看，神说的多灵呀！我确实听老人说过，家里有去伊势神宫参拜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也许是病死途中，化作孤魂野鬼，肯定是他在作祟。神真是灵验呀。”然后，巫女问女佣如何驱除鬼崇，女佣答道：“建立一个祠堂，祭祀鬼神。”
因为我本来就反对这件事，所以在整个作法的过程中，我仔细观看，以便发现什么破绽。听到有野鬼，于是立刻问道：“这个大约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不管是建祠还是立碑，不弄清楚时间怎么行！”巫女向那女佣去问，女佣答道：“大约五六十年前。”我又继续追问：“当时是什么年号？”她答道：“天保三年左右。”
众所周知，天保三年距今不过二十三年。我发问道：“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对鬼神了如指掌的神灵，怎么连年号都弄错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相信她的话是不可靠的。”宗助的母亲打断道：“说这样的不敬的话，会遭惩罚的。”话虽如此，在座的各位都明白了其中的原由，自然兴致冷落了不少，都将目光转向尴尬的女巫。她支吾着说：“可能是野狐来了。”若是野狐来了，那就更不用建祠立碑祭祀了。女巫瞪了我一眼，那神情好像在说：“好小子，真够可恶的。”我却是得意地一笑。
从此以后，宗助的母亲再也没有做过请神和祷告的事情。村里的人也是议论纷纷，像女巫之类的人再也没有进过村子来，从此大家也不再迷信。
真正的文明
文明与野蛮是相对的，想要分清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是很难的，主要还得通过二者的比较得出。比如，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更先进的文明相比，就变得野蛮了；同理，一种野蛮，与更野蛮比较，也许是文明了。
当然，我们并非空洞的谈理论，而是有实例为证。拿一乡或一市比较，不仅文化程度不同，而且范围也是有限，不太好比较，所以，我们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我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入地做过调查。不过，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我还是有所了解的。那他们的文明是什么呢？我想指的是，明确的国体、严密的制度、完善的法律等等。
不过，仅是具备齐全的条件，还不能称之为文明国家。因为在条件完备的前提下，还要有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实力。说到实力，不得不想到军力，无论是警察制度，还是地方自治团体，都是实力的一部分。在充分具备这些条件之后，还得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不偏重任何一方，使之统一发挥作用，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文明。换言之，一个国家无论制度如何完善，没有相应知识与之匹配，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文明国家。
如上所述，具备各种制度条件，而没有能够驾驭的人的情况，并不鲜见。有时，外表看似齐全，可是基础是不坚实的，即所谓的“优伶衣冠”，只是服饰漂亮，却不合其人品。因此，所谓真正的文明，在各种制度条件具备之外，还必须有拥有优秀品质与知识的国民。这样来看，即便不算上物质的贫富，实际上在文明中已经把财力包括了。然而，形式与实力有时候并不相符，形式上看似文明，实力却是弱小的，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总之，真正的文明，必须是强大的国力与实在的财富兼具。
一个国家要进步和发展，应该优先发展什么呢？从古今各国的实际来看，大多是先有文化的进步，再有实力的发展。当然，也有因国家需要，先发展兵力，而财力发展却迟缓的。从日本的实际情况，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后者。日本的国体制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由辅弼贤臣大力推动起来的，各种条件都已齐备，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与此相匹配的经济财富，是否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呢？不得不承认，时间尚短，还无法达到与之相适应。短期内，是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实业的。
因此，与上述的完备的国体制度相比，日本积累的财富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全体国民全力以赴的积累财富的话，还是大有希望的。不过由聚财来说，有必要先用财。为了提升文明、牺牲财富，这是今日社会一大隐忧。当然，要成为文明国家，发展文明，就要牺牲一部分财富。为了保持一国的体面，谋求未来的强大，必须扩展军事力量。同时，内政、外交等方面也需要各种支出。
这就是说，为了使国家各个方面都强大，总要耗费一些财力，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过分偏重发展某一方面的话，就会削弱文明的进步。如果文明落后了，那治国的方略就形同虚设，而且，不用多久，国家就会推到野蛮状态。
由此看来，要使文明成为真正的文明，必须要让财富与国力两者平衡。目前，日本最大的忧虑是为了扩张国家的规模，不惜牺牲多年累积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文武协调、上下一致，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平衡发展。
发展的一大要素
明治时代是一个吸收新事物，改变旧事物，每天在谋求进步的时代。虽然算不上长足的进步，但是对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不能够接触到欧美发达国家文化的日本，在短短的四五十年时间，采用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策略，使得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达到欧美的先进程度。这是托圣天子治世的福和明治天皇英明的指导，以及各级官员的努力，还有全体国民的辛勤奋斗，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从明治时代过渡到大正时代，有些人往往以为，艰苦创业的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是好好享受的守成时代。但是，要注意国民是不能安于这样的小成。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数量众多，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消极懈怠，耕地面积虽小，可以改良耕作的方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
举例来说，改良种苗，使用集约型的耕种方法，使用氮肥、磷肥等，上等田的收获量就可增加一半，下等田的收获量甚至可增加一倍。过去种植的早稻，使用人造化肥，可以收获五到七袋米。耕地面积狭小，就不能忽视土地的有效利用。此外，北海道以及其他新的国土开发，也需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以建立齐全的基础设施。
我们也不能忽视向海外寻求新发展的道路，那么应如何选择呢？我认为，应该选择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比如，气候适宜，土地易于开发等。不过，我最担忧的是美国与我们日本的关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与对方过于随意、没有信用有关，虽是事实，但是我方也有必要进行自我反省。这件事情涉及外交问题，在此不便多加评论。
作为国民所期待的是，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有果敢的勇气，必要的忍耐，开拓日本人民的世界发展之路。但也要谨记，发展的同时不要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厌恶，这是对外发展的一大要素。
肃清歪风是急务
日本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促成了维新改革的新局面，打破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界限。商人也由原来的狭小区域，逐渐尝试走向世界的舞台。即使是从事日本国内的商业活动，也由以前的政府操办，变成了一切都可以由个人负责。对于商人来说，这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无论是商人，还是工人，都必须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地理、历史、商业等，尽可能的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主要学习实业方面的知识，可以不用顾及道德文化。
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不加强道德教育，也是可以获得财富。在此刺激及诱惑下，人人都想发财致富。的确，有的人也因此而一夜暴富，而仁义道德，早就被抛至脑后。这就造成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风气日下，腐败横生，甚至坠落混乱的局面，这也就不稀奇了。所以，现在到了肃清歪风邪气的时候了。
那么如何肃清呢？通常，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势必就会变成唯利是图的败类，后果是陷入道德沦丧的地步。但是过分地憎恶其行为，因此会物极必反，有可能堵塞致富的根本。这就好比过分反对男女的龌龊行为，结果会导致健康的自然恋爱也要杜绝。这未免不合情理，也难以实行。对于实业界的腐败行为，也是一样的。要注意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否则，会伤及国家发展的元气，造成财力损失。
因此，做好肃清这件事，也是很有难度的。如果回到过去，只要限制实业界人的行为，注重道义，说不定就可以减少弊害。但真要这样做的话，就会阻碍国家积累财富的途径。为了拥有正义的财富，必须坚持大家共同遵守的主义，这就是我提倡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是不矛盾的，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才能保持仁义道德。假如我们能够依照这些道理行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能增加财富。
至于具体方法的实施，虽然不能详细论述日常之事应如何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仁义道德与物质利益相一致。发展经济，要把公益放在前面，不做损人、害人的事情。所有人各尽其职，各尽所能，发展的同时，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这样正当而神圣的财富，才能获得，也能长久持续。如果能如此，那么肃清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的风气就可以实现了。
第六章人格与修养
乐翁公的幼年
乐翁公（松平定信）的传记在日本社会上普遍流传被人们阅读。我在此就不再去论述了。我要讲述的是
这段话是在讲述大家都在夸奖他聪明，他认为应耻于以聪明自居，他接着讲述了一段极为动人的怀旧之情。他说：“后来，读《大学》时，老师也教了我很多次，但我总是记不住。反省之后觉得别人的夸奖都是阿谀奉承。自己的才华没他们说的那么好，记忆力又如此不好。这些是我九岁时的感想。如此想来，幼年所受到的夸奖是真的不好。从十多岁开始，我雄心勃勃立志要使得自己的名声远扬日本、中国，超过祖先。但这样的鸿鹄之志，可谓是愚蠢。”
因此，从这段文字看来，从他十多岁就有雄心想要成为名扬四海的大人物，实在是非凡。虽然立下这样的鸿鹄之志，但却谦虚地认为是很愚蠢的。
他还说：“这个时候我常应人的要求挥毫泼墨写几个字送人。知道索讨字的人大都是阿谀奉承，我也就无心应要求去写了。”
我也同样，常常遇到有人前来索讨字，也许这就如乐翁公所说的那种情形。索讨字的人可能都是为了阿谀奉承而来找我的吧！
他接着又说：“十二岁时，开始喜欢写作，会去收集很多通俗易懂的书去读，在阅读《大学》这本书时我还做了批注，为了教诲别人如何为人处事本打算自己写书，但由于此类书内容空虚乏味，所以自己的创作也就半途而废了。”
从这段文字看来，乐翁公从十一二岁开始有心著作本教诲人的书。但在动手写作的时候才发现很多古代的事情自己都不清楚，所用的参考书籍大多存在失实的情况，考虑到会误人子弟，所以就搁浅作罢了。
下面接着说：“现在想想，当时没搜集类似真西山的《大学衍义》那样的大纲，可真是幸运之极。从此时开始作诗，都很笨拙，也不记得了，那时又没有人可以请教，所以就自己去读读，然后就全部丢弃一旁了。在铃鹿山漫山遍野开满花的时候，看到游客络绎不绝的情景，于是赋诗一首：
铃鹿之旅投宿远，
依旧眷恋花丛中。
这是我十一岁时的作品。十一岁就能够吟诗作赋，可见是颇有文坛天分。
十二岁时，我写了一篇名为《自教鉴》的文章，请了大先生修改，并得到了他的赞赏，当时他所给我修改的批注，我至今记忆犹新。明和五年（公元17641771年）开始创作到明和七年完成。著作完成之后，我的父亲看了之后很是高兴，随即送了我一套《史记》作为嘉奖。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虽然我是十一二岁开始写诗，但不懂得平仄，因而也很难给众人欣赏。
《雨后》诗如下：
虹晴晴夕气，雨歇散秋阴。
流水琴事响，远山黛色深。
《七夕》诗如下：
七夕云雾散，织女渡银河。
秋风鹊桥上，今梦莫扬波。
这些诗是经过众多老师多次修改而成的。”
由此可见，乐翁公天生多才多艺，少年时代就是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从他的藏书中有本《自教鉴》，我曾经拜读过，说的是他为了告诫自己如何休养生息而写的，篇幅不是很长。乐翁公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但他很是担心老中、田沼、玄蕃头的统治，很担心以他们为首的统治体制会拖垮德川幕府。他认为要去除万恶的统治，那就是要让田沼死去，因而要牺牲自己去刺杀田沼。这些事情全部在《自教鉴》一书中有所记载。看完这本书，我觉得他是很善良很温和、深思熟虑的人，但在某一方面却又是特别爱冲动的，甚至还因为脾气暴躁而被侍者规劝的故事：
“明和八年我十四岁时，从那个时候起，我变得脾气暴躁，对一些小事也是怒发冲冠、火冒三丈、没完没了，旁人看了都觉得可悲，都说孺子不可教也。大孝淖尤常常来规劝，水野为长也同样如此，每天都来指出我卑劣的言行，让我着实感动，但我就是难以抑制发怒之情。于是他们送我一副姜太公钓鱼的画挂在了我的房间，如果我想要发怒的时候就对着这幅画看看，自己克制，力求平息怒火。虽然这样是很难控制，但是慢慢地就能一天也不发怒了。到我十八岁时暴躁的怪脾气也就慢慢改掉了，这都是周围人直言劝谏的结果。”
由此可知，乐翁公是个天才，同时又具有强烈个性，坚定自身的精神修养，终于形成独特的性格。
人格的标准如何
我们都相信人类是万物之灵。既然都是万物之灵，那么人和人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仔细看看世界上的这么多人，真可谓是天壤之别。现在与我交往的朋友中，上至贵族、下至匹夫匹妇，差距是相当大的。就相对于一个乡一个村之间都有明显差距，一个州一个县的差距就会更加大了。再大了说扩展到国家，这样的差距也是相当的大。像这样的相差很大的东西还很多，更是不胜枚举。
如果人们之间就有这样的智愚尊卑的差异，那么要确定其价值观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但是，即便承认人类是万物之灵，其间自然也会有优劣的区别。从“盖棺定论”这个古语中来看，好像在某些地方，我们似乎可以定一个标准，好作为判断的依据。
乍看一下，“每个人是一样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再好好仔细的观察思考，“万人皆不相同”这句话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要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时，必须好好研究以上两个论述之后，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但这样又是相当困难的，姑且不管。我想在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以前有关人为什么区别于禽兽这个问题，随着知识日积月累，这些问题也就有必要进行更直接更深入的说明了。
据说，欧洲有一个国王，有一天突发奇想，想知道人类天然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于是就把两个婴儿关在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听不到一丁点的人类语言，也不让接受教育，等到长大之后，才把他们带了出来，他们根本不会人类的语言，只是像动物一样发出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否属实，然而，人类与动物之间只有极小的差异。这个事情可以看出，虽然四肢五体健全、具备人形，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承认他是人。人与动物间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可以修养道德、开发智力、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一言以蔽之，只有那些拥有万物之灵的能力者，才有具备作为人的真正价值。因此，在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时，所有的标准如何？我认为这个标准，如果不在上述论点之下讨论是不可以的。
古往今来的历史伟人，有几个能够作为一个真正人度过有价值的一生呢？在古代中国历史中，周朝的文王、武王并起，讨伐无道的殷王，统一天下之后实施德政。因此后人就把文、武两王称之为德高望重的圣人。
由此可见，文、武两王可称得上功名、富贵显赫。但与文武王、周公并称的孔子又是怎样的呢？作为孔子的陪祀，也被推崇为圣人的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他们是终生为了道而游说天下的。可是他们在战国时代连一个小国都没有。论德，他们不亚于文武王，论名气也是很有名声的。
但是，就物质方面的富贵，他们是远不如文王、武王，相比之下，有着天壤之别。因此，要以富贵作为标准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时，孔子的确是个劣等生。孔子果真是劣等生吗？如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各得其所，并且在知足常乐中度过一生的话，那么用富贵来衡量人的价值，把孔子归结到劣等生，就不能说是一个很恰当的评价了。
评价一个人是何等困难，从这里就可以看的出来。只有善于视其所有，观其所由，然后察其行为对世道人心有何影响，才可以评价人的真正价值。
再看看日本历史人物，也不得不让人产生同样的感慨。譬如，在藤原时平和菅元道真、楠木正成和足利尊氏之间，如何评定谁的价值高，谁的价值低？藤原时平和菅元道真在富贵方面是成功者，但到今天看来，藤原时平的名字只有在表现菅元道真的忠诚时才作为评价对象，而菅元道真的名字却是妇孺皆知。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呢？楠木正成和足利尊氏也是同样如此。
总之，人们虽然喜欢对人评长论短，但是充分了解事实真相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应该轻易评价人。要想真正地评价人，那就要把我们通常所说的包含富贵名利的成败放在第二位，而应充分依据其为社会尽力的精神和效果加以考察才行。
容易被人误解的气魄
什么是“气魄”？想要用外在来形象的说明是非常困难的。从汉语的字义来讲，我认为“气魄”两字相当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社会上经常提起青年的朝气如何如何，其实气魄并非年轻人的专有名词。老年人也是应该有气魄的。进一步说，气魄是普遍的，不分男女老少都必须有。大隅侯爵虽然比我大两岁，可他的气魄是很宏伟的。
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孟子·公孙丑上》）其中的“至大至刚，以直养”的字句非常有意思。人们常说没有气魄，拿出气魄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说法。有时候气魄也用在下面情况中，酩酊大醉在大街上乱喊乱叫，被认为是有气魄；有时黯然不语，就说他没有气魄。酒醉在大街上大闹直到警察抓走而表现出来的气魄，是绝对没有人赞赏的。假如把与人发生冲突，明知自己错在先，还强词夺理，也称之为气魄，这可是大错特错。以上种种都是误解了气魄的本意。
气魄好也可以解释魄力高，福泽先生所提倡的独立自尊，这里的自尊，我们可以理解为气魄。如果人们能够在自助、自守、自治、自生等方面独立，又能达到同样重要的自尊那就太好了。但是，自立、自生要付出一定得劳动才可以达到。但是，自尊这个字眼稍有误解就会被解释为骄傲或者不合理。
总之，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做出避让，就可以顺利达成愿望。可是因他具有自尊，所以绝对不拐弯、逃避，就连迎面疾驰而来的汽车也不躲闪，终将酿成大错，这种自尊不是气魄。气魄的意义并非如此单纯、轻率。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是极其壮大、非常刚强的。
因此要以直养就要以正确的道理即至诚加以培养，以使得气魄能永远继续下去。只是像喝酒那样产生的气魄，昨天虽在，但今天却令人疲惫不堪，这样的气魄是不可取的。用诚正之心培养的气魄，才能“塞于天地之间”，这才是真正的气魄。
如果能培养出真正的气魄，则今天的学生根本就不用担心会被说成软弱、淫靡和优柔寡断等诸多的批评。
但是，像今天这样下去，搞不好会丧失气魄。这不仅是青年人，即便是老人也不例外，不过，责任重大的年轻人更必须努力培养这个气魄才对。程伊川有句话说：“哲人见机诚之思，志士厉行志至为。”这是我至今很欣赏最看重的一句话。
明治时代的先辈们，就证明哲人见机诚之思了，而大正时代的青年无论如何要成为志士厉行志至为这样的人。现在正是完成这个使命最适合的时代。所以，青年们要牢牢记住，务必保持旺盛的气魄，精忠报国。
二宫尊德和西乡隆盛
明治五年（1872年），在井上侯爵的总指挥下，我和陆奥宗光、芳川显正远渡重洋到英国募集公债。明治四年（1871年），正值吉田清成为了改革财政煞费苦心时，有一天傍晚，西乡公（西乡隆盛）突然光临我在神川猿乐町的寒舍。那时西乡公是政府的参议员，是地位很高的官吏，却来看我这个官职低微的财政部大丞，如果不是非凡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感到非常恐慌。原来他是为了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而来的。
兴国安民法是一份计划为相马藩奠定繁荣根基的一套财政产业政策，这是相马藩聘请二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相马藩的人觉得这是关系到该藩消长的大事，所以就特别派了富田久郎和志贺直道两人到东京，参见了西乡参议员，恳请说：“不论当局怎样进行明治政府的财政改革，唯独不要废除兴国安民法。”西乡公虽然接受了恳求，可是在与太久保先生
西乡公向我讲述了如此这般的情况，并说废除这种难得可贵的良法非常可惜，要我想办法让该法得以延续，好为相马藩尽些力。我问西乡公：“如果这样，你知道二宫的兴国安民法是怎么样的一部法律呢？”西乡公却什么也不知道，我心里想，既然连什么内容都不晓得，还要让它继续存在，真是无稽之谈。不得已，我才提议由我说出来给他听听当时我对兴国安民法进行充分调查的详细情况。
二
西相公听了我对二宫兴国安民法的详细说明，说道：“听你这么说，这部法律符合量入为出的法则，不废除不是更好吗？”想到这里，我豪不客气将平常坚持的财政意见给他讲述说：“你讲得很好，不可以废除二
总之，在明治初年这段时间里，诸多英雄豪杰，不管人们知道与否，可像西相公那样毫无掩饰的人，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修养不是理论
修养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最好呢？答案是永无止境。但是，切勿因此而空理空论。修养不是理论，应在实际中去做，所以必须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
关于实际与理论的配合，在此有必要作一个清楚的说明。总括起来，理论与实际，学问和事业不能同时发展，国家就不能繁荣昌盛。不管其中一个如何发达，若两者不能相结合，这个国家就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不能只是满足于事实，也不能唯理论是从，必须两者结合，且要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能文明富强，作为个人才能臻于完美。
对于上述情况的例证很多，就汉学来说，孔孟的儒教在中国是很受尊重的，被称之为经学或者实学，这和诗人墨客用以游戏人间的文学，完全是两回事。研究实学最深，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是宋末的朱子。当然，朱子非常博学，而且热心讲学。而他所在的年代是宋末，那个时期政治颓废、兵力微弱，但丝毫没有实学的效力。也就是说，学问再发达，但政务混乱。换句话说，即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总之，经学到宋代尽管有了很大的振兴，但并没有把他应用到实际中来。
然而，日本却能将中国儒学，好好地利用，付诸实践，使这一套在宋代流行于空谈的死学，发扬它在实学方面的效率。德川家康是少数能够应用这套经学的人之一。元龟、天正时代，日本是一个具有二十八个天下的国家，内乱四起，各方诸侯都只热心军备。其中，德川家康相当明智，他了解到单靠武力无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非常讲究大力推行文化事业。家康采用了在中国作为死学空文的朱子儒学。首先聘用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完全把学问应用到实际中，也就是使得理论付诸于实践。
到现在为止，人们所熟知的家康的遗训有一句话说：“人的一生，犹如负重而道远，不可操之过急。常想到不自由是常事，自然就心平气和，心生起非分之望，想到情困时，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知胜而不知负，祸及自身，责备自己宽恕别人，不及胜于过。”这些话大部分出自经学，不少是根据《论语》中的警言而写成的。他之所以能够慰藉当时乱世之心，保持了三百年的太平，其原因就是活学活用，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家康是这样采用朱子的儒学，并把他应用到实际理论中的。
但是，到了元禄、亨保年间，逐渐产生了各种学派，随即发展为玩弄空论。有名的儒学家很多，但注意理论联系实践的却很少，仅有熊泽蕃山、野中兼山、新井白石和贝原益轩等数人。德川末期国势一蹶不振，就是由于理论没联系实际造成的结果。
上面所说事例，在今天看来，是由于两者不结合而致事物盛衰的事例，大家是一清二楚的。回过头来看日本如何，很难说已完全达到两者充分的配合，不仅如此，还往往能见到两者相离的倾向，想到这一点，不能不为国家的未来担心。
所以，想要立志修养的人，应该记住前车之鉴，不走旁门左道，恪守中庸之道，常要保稳健的志操，努力进步。同时要力求智慧方面的发达。切记，修养的目的不单是为个人而已，更是为了一个村一个乡，进而为社会国家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
重在平时的意志
一般来说，世间万事不如意十有八九。凡事不仅有其外在形体，也有其内在精神。譬如，一度下决心的事，因突发事情而变卦，或因别人的劝诱而改变心意，虽不是恶意的诱惑，但都源于内心的转变，这是意志薄弱所造成的结果。自己早已下定了决心，随后却因他们的劝说而转变初衷，这当然是意志力的锻炼还不够坚强的关系。
总之，平日的用心最为重要。平时处事待人，无论如何，既明确做出了决定，不管他人的任何花言巧语，也不能疏忽大意，听从上当。所以，重要的是，任何人在问题尚未发生时也要锻炼意志，然后在处事待物时依此而进。
然而，人心是很容易变化的，平日坚定决心要这样的，必须那样做的事，竟会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意志，自己诱惑自己，改变意志，与平时的决心远离，那是精神修养有所欠缺，意志的锻炼不足的原因。而实际上，具有相当修养，历经千锤百炼的人，有时候也不免迷失方向，更何况社会经验浅薄、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呢？所以，青年更要提高警惕。尤其是遇到必须改变自己平时所一直坚持的原则和主张，千万要深思熟虑，坚决不可以妄自定论。必须慎重对待、多加思考，自然就会睁开慧眼，并能回归自己的本心。千万不要忘记，懈怠于自省和深思再三是致命的，是妨碍意志锻炼的大敌。
以上是我对于锻炼意志这方面的理论，也是本身的感触。以下顺便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自明治六年因事辞官以来，一直认为工商业才是我发展的天地，并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绝不重返政界，不吃回头草。本来，政界和实业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只有通达事故，非同凡响的人，才能兼顾两者，这也是颇具挑战和趣味的.
以上是我有关锻炼意志的理论，也许有一本正经之感，因此在这里我想再说些经验之谈。自从我明治六年(仏巧)决心辞官以后.从亊工商业就成了我的天职。我下决心不管发生什么贺，什么样的变化，都不再涉足政界。当然，政治和实业本来是错综交织在一起的，手段高超的人能从容而巧妙地周旋其间，这是颇有情趣的。可像我这洋的凡人，这样去做的话，也许一步走错，就会遭致失败而遗恨终牛的，所以一开始就对自己力所不及的政界死了心，决心全力灌注地投身于实业界。当初，我之所以坚决实践这一决心，不用说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意思。当时，有些知己的朋友们矜经劝告过我要慎重，而被我谢绝了，一心一意地向实业界猛讲，尽管最初的决心如此雄壮，但实地尝试一下，就很难照顸计的去做，所以40余年来，常常会感到改变最初的决心是危险的，所以打消了这念头，好不容易到了今日。现在回顾一下，其问经历的苦心和变化，比最初的决心和想象，不知要多多少。假若我的意志薄弱，在遇到这些变化和诱惑的情况下，稍不小心，-步走错，今天也泎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例如，在过去40年间所发生的小变动中，如果出现应该向东而使之向西的，冗，肀件的大小先不必说，可是开始时的决心就会因此而受到挫折。即便是一个挫折也好，只要方向一迷失，就会使自己的决心受到伤言。于是先是五十步一疗步，再发展下去就会发生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地步，这是人之常情，没有止境。千里之堤，溃尸一穴，如同这一比喻、一个人一直都在往东走，但中途折回，又往西走，最终-定会毁掉自己的一生。值得庆幸的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深思熟虑，有时也会想到要改变初衷，但很快就会回复到我原来的决心，这样才使我40年来平安无事的走过来了。由此观之，锻炼意志的艰难至今仍令我惊叹。我觉得，从这些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其价值决不少。这此教训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即使是对一些小事，也不能加以忽视。而对有背于自己意志的事，不管大小，必须果断地拒之门外。如果一开始因其为小事而加轻视，最终就会产生不可收拾的结果，所以对任何事情都必须认真的考虑。
必须究其原因
社会上对于乃木大将①的殉死，有不同的评论。有的认为对殉死应加批判，当然对乃木大将不必如此，但他人却宜模仿；也有人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评论道，殉死绝对是令人感慨的武士行为，他的死震动了全社会，等等。这些论评，登满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因此可以说，大将的行为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的看法虽与后者大体相同，但与其说是崇敬乃木大将末期昨行为，还不如说是对他生前的行为更为尊敬。换言之，正因为大正元年〔1912年)
不管大将殉死是什么动机，不过光是一死是不足以给全社会剧烈影响的，因此我想把我上述的想法多少详细地讲一下。我与乃木大将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无法详细了解他的性行，只是从他殉死以后各方面的评论来看，他实在是一个忠诚无二的人，是个廉洁的人，是个充满着奉公心的人。同时，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也可以知道他对事是一丝不苟、全神贯注的。
尤其是关于军务行动，他富有…种无论牺牲什么也要为君为国尽力的精神，这一点从以下一亊即可明闩。肖他的两个儿子在日俄战争中先后战死时，捋军为了君国，忍住了任何人难以忍住的感情，在他人面前从不掉一滴泪水。
乃木将军自青年之时起，作为一个军人，每啦都服从七间的命令，坚决保持着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的服从品质。与此同时.在有关事物的是非善恶中，又保持着不屈从权势的凛然之气。有时由于反上级的意见，而不能不停职，可以想象到原因即在于他的坚固的意志。或者以为他是个感情偏狭过激的人，但他感情中却存有
东照公的傪养
东照公①所以令人钦佩，是由于他大力支持神道、佛教和儒教各方。他对之曾进行种种调査，以谋求兴隆，这实在不是件易事，对于这点历史学家已有不少评论。我对他兴文修政这一方面深为钦佩。有一个叫楚舜的佛徒，因为并不是一位太出色的学者，所以东照公对他也不太縝服。以后由南光坊天海来调查佛教。⑤在黹教中，首先聘任了藤原惺窝，随后又以其弟子林道春作为官方儒学者，@卓越地确立了这一学派。东照公对儒教十分尊敬，面且非常重视，大家一定能记得，历史上说他熟读《论语》和《中庸》。有一篇杂有平假名的叫《神君进训》的文章，我还清楚的记得，其中有一句话广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切不町操之过急：这一遗训完全出自《论语》，是东照公熟读《论语》的证据。《论语，泰伯》载曾子的活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而东照公所说的：人的一生犹负重担而行远道”的意思与此完全相同。另外，段末所说的“不及胜于过”也是依据孔子的话。但他把孔于所说的“过犹不及”强调而改为“胜”。引用就到此为止.总之，东照公的遗训出0《论语I这一点大家也都能清楚地了解了吧〗其他方面，肴卜.去也和他在道德方面一样，是用过心的。元龟、天正之际，因为是持续不断的乱世，社会上对文学的兴趣几乎荡然无存，在都不知仁义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没有人提到文学的事，何东照公却已在为振兴义学而费苦心。不仅如此，面且着眼于其根木，想以重视仁义道德兰义来振兴文学，因而完全采用了朱子学。经学中也是学派丛生，林家则是彻头彻尾以朱子学为主的一派。^东照公的这鸣用心，实在是高明，使我钦佩不已。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他同佛教的关系。他非常关心佛教，追根问底々开始归依斤三河的大树寺，和这派僧侣们都有交谊。大树寺是属于净土宗的。接着，又召见了芝增匕寺的主持。移到骏河之后，②又任用了金地院的崇传、承兑等人。③后来，他又接受开辟东睿山的南光坊天海，就是后来号为慈眼大师的指导。这个天海实在是僧侣中的英雄。说英雄也许过分夸张了，怛也是僧侣中的杰出人物。他精力绝伦，而且活『126岁。比大隈侯所预想生存的年龄，还要长―1年多。东照公深深的归依于天海，曾多次聆听他的说法。最近，我也正在读南光坊天海的传记。东照公在骏河的时候曾多次聆听天海的说法，在这样松时间中，究竟有多少次，虽不清楚，但按天海传记中的记载，某一年的90多天里，竟有六七十次之多。即便在他隐居之后，在江户吋始终与之有书信往来，到京都后也同样。他不是在闲暇中以能乐①和茶事中来打发的人。我想他只要有寸暇，就会出席聆听法的吧！在《德川实记》中虽没有详细记载，但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常向南光坊天海咨询的事。
驳被误解的修养说
有关修养，我受到过一个人的攻击。他的说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点丨其一，认为修养伤害人的天牲，故不宜为之；其二，认为修养使人卑屈。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我想回答如下。
首先，说修养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故不宜为之的说法，这是混淆了修养与修饰的不同。所谓修养，即是修身养性，其中包含有锻炼、研究、克己和忍耐等各方面，強调人通过努力逐渐达到圣人
说修养使人卑屈，是根源于无视礼节敬虔的妄说。一般而论，孝悌忠信、仁义道德都得自口常的修荞，决不是靠愚昧卑屈所能达到的。《大学》中的“致知格物”，乇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指修养。修养不是塑造泥偶，相反，而楚增加自己的良知，发扬尚己的灵光。修养越深，其人处事接物，就会善恶分明，遇到取舍去就而不惑乱，而且，截断如流，因此，说修养使人卑屈愚昧是极大的误解。极而言之，在增加人的智慧上，修养也是需要的，因此，修养并不轻视知识。只是，现在的教育，一味偏重求智。缺乏精神磨练，为了弥补这一点，就需要修养。因此说，认为修养与修学不相容是极大的误解。
总之，修养具有广泛的意义，精神、知识、身体和言行等，都是通过锻炼，使之进步。而旦青年、老人也都需要修炼。修养不止，最终就能达到圣人之境。
以上是我对修养无用论所提两点意见的反驳，深切希望青年们也根据我的见解大力进行修养。
权威人格养成法
对于现代青年米说，最切实的需要是人格修养，明治维新以前，社会上，道德教育比较兴盛。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思想上发生了不少变革，以至今日道德混沌。就是说现代青年人，把儒教视为旧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不再去充分的理解它，同时，耶稣教还没有成为一般的道德律，明治时代也没有另行确定新道德，所以，思想界完全处在动摇期，国民也无所适从，处于难以判断的境地。因此，我深感，在一般青年中间，对于人格的修养基本上被忽视了，这实在是个令人担忧的趋向。在世界诸强国中，都有宗教，并树立了道德律。相比，唯独我国是这样的状态，作为一个大国难道不感到羞耻吗？试看现在的社会现象，人们往往都倾向于极端的利己主义，为广利，什么事都敢干。现在更有一种倾向，即与如何使国家富强相比，把追求自己的富裕放在首位。富当然是重要的，谁都欢迎。箪食瓤饮，在陋巷，不汝其乐，是不能做为最匕策的。孔子说:“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句表扬颜渊安于清贫的话，里面包含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意义。也就是说富不必貶之为恶。不过只要一身富了，就心满意足；不把社会、国家放在眼里，却是令人不胜感慨的。谈到富，而社会上的人心归向却又形成这样的风气，其原因大体上就是由于在社会一般人士中缺乏人格方面的修养。一个国家如果确X了国民所应遵守的道德律，人们保持着对它的信仰，那么人格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社会当然也不会趋之若鹜，唯利是图。所以，我苦口婆心劝青年们要修养人格。青年人真诚、直率，面旦身体充满活力，匕进心强。必须努力养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那样的人格，在谋求自己富裕的同时，也应力求国家的富强。处在没有--定信仰社会中的青年们，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自己也必须自重。
说到人格修养的方法，也是各色各样的。有信仰佛教的，也有信仰基督教的。但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儒道，把孔孟之教作为贯穿我一生言行的栺导者。因此我相信，注重忠信孝悌之道是最有权威的人格养成法。要而言之，重视忠信孝悌之道是构成仁的基础，是处世中一天都不可缺的信念。在已经以忠信孝悌为根本修养的基础上，必须探求智能的启发。智能的启发而不充分，就无法要求在处世中能完全发挥作用，因而也不能圆满的完成忠信孝悌之道6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智能得到完全发展.才能在待人接物方面，能判别是非，树立利用厚生之道，并町与裉本的道义观念相一致，在处世上不做出任何错事，作为成功者而善终。关于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近来也有各式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为了达到目的町以不择手段。这是误解了成功的意义、也有人说，只要能积累财富，取得地位，就是成功。我不能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如果不能以高尚的人格和行正义正道，去取得财富和地位，那就不能说是完全的成功。
商业无国界
明治三十六年0903年〕，在旧金山突然发生了学童问题，此后，日美间的邦交逐渐出现了疏远的倾向，这不是日本人要疏远，而是美国人日益厌恶日本人而产生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由來已久，例如明洽三十五年(”卯年）旧金山的金门公园发生过“曰本人不准游泳”的亊情，9后就日见发展。我对美国有待殊印象，恃别是作为实业界的一员，对日本整个实业格外操心，所以对邦交方面感到十分忧虑。此后在旧金山的日本人中，组织了在芙日本人会。会仏手岛谨尔氏特意把渡道金藏这个人派回日本，要求我，为丁改铲在加利福尼亚美国人厌恶日本人的感情，计划组织在美日本人会，希望国内能理解它的意义，并给予大力支持。我觉得这个设想极合时宜，就说，我们会大力支援的，希望在美国的各位也要竭尽全力才行，我向渡道金藏讲丫明治三十五年，我在金门公园的感受，并请转告手岛氏会长和其他的会员多加注意。这大概是明治四十一年的事。
这年的秋天，有不少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业会议所的议员，来日本旅游。这件事是由我们组织发起的。我们东京商业会议所和各地商业会议所以同样身份，邀请太平洋沿岸商业佘议所的议员们，组团来日旅行。我们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日美两国间的友好，消除一切误解。这次到日本来旅游的，有旧金山的？杜鲁门，西雅图的〗，0，罗曼，波特兰的0，从"克莱克等人。我在种种聚会中，同他们进行了会谈，详述了日美关系的历史沿革，希望通过他们各位的努力，消除误解。另一方面，移居到美国的日本人，如果存在由于不适应欧美的习愤而致公德不修，或者仪表不美，或者没有融入美国人生活等缺点，重要的楚要使被美国人所厌恶的人记住，改正缺点，努力端正肖己。但也冇因人种或宗教的不同面厌恶日本人的、我想这对一个作为文明的美国人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假使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是美闱人的过错。不但是过错而且也是有悖于美国立国宗旨的。把我们口本介绍给世界的是美国，日本视为恩德，所以至今都致力友好，但美国从人种的偏见宗教差异的偏向之心而厌恶日本人，给以不同的待遇，这是美国所不应该做的。果真如此，则不能不说，美国是以正义始，而暴戻终。对我这一番诚意的话，来游的商业会议所的各位都说很有道理。
君汙慎以避祸，笃以不掩，恭以远耻。
一《礼记》
求之有遒，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第七章算盘与权利
当仁不让师
世人动不动就说，《论语》的主张中缺乏权利思想，还有人说没有权利思想的东西，就不足以作为文明国家完善的教义。但是，这些论者的主张，不能不说是误见。的确，从表面上看，孔子的教义，也许是缺乏权利思想。如果把它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思想比较一下，可能会觉得它一定是权利思想观念淡薄。我认为，说这样话的人并不真正理解孔子。
孔子和一开始就以宗教家面目出现的基督和释迦不同，孔子并不是以宗教去、处挞的。与基督、释迹确立其思想的确完全不同，尤其是孔子所处时代的中国风气，是无论什么都以义务为先，以权利为后。所以在两干年后的今天：把在这种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孔子的思想，同与之迥异的基督教相比，是要将无从比较的东西进行对比，所以说那种主张一开始其根本就是错误的。两者间有差异产生完全是必然的结果。伹是，在孔子的教义中，是不是完全缺乏权利思想呢？我想谈谈我的想法，以对社会作一启
《论语》的宗旨是律己，它所说的人能够这样，并应该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从消极方面讲人道。如果把这种主张推广，使之行子夭下，应该说是种消极的想法。推测孔子的本意，一开始他就不像宗教那样，为了要教人面成立这些学说、主张的。但是，不能说孔子完全没有教育观念。假如孔子能掌握政权，他一定有施善政、富国、安民，充分推广王道的意图吧！换言之，孔子一开始说是一个经世家，是以一个经世家的面目进入社会的，对门入们的各种提问，他都曾一一给予回答。他的门入，实际上也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的人，因此所提的冋题也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有问政的，有问忠孝的，有问文学、礼学的。《论语》二十篇，就是集中这些问答的记录，孔子晚年曾删《诗经》、注《书经》、集《易经》、作《春秋》。如同福地樱痴居士所说，在68岁后的五年间，孔子似乎仅仅是用心于传道和学亊。因此，孔子是一个在缺乏权利思想的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是以一个导引他人的宗教家而立世的，所以，在他的学说中权利思想自然也就不分明。
怛与此相反，基督建立了一个充满权利思想的宗教。原来犹太、埃及等国家的风俗是相信预言者的活，所以当时这种预言者很多。相传从基督的袓先亚伯拉罕到基督的近两千年中，就出现了摩西、使徒约翰等不少预言者，他们或预言有圣王出以治世，或将出现同国王一样的神，他将率领世人统治。正在此时，基督诞生了。国王相信预言者的话，以为出了取代自己来统治的入是件大事，所以把附近的所有孩子都杀害了。但基督被母亲玛利亚带到厂别处，幸免于难。耶稣教正是在这种充满荒唐梦想时代产生的宗教，因此其教旨是命令性的，同时权利思想也很强烈。
不过，有人认为，基督教中所说的“爱”和《论语》所教诲的“仁”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实，在这中间也有主动和被动的差别。例如，在基督教那里，所教导的是“已所欲，施于入”，与此相反，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入。”乍一看，孔子似乎只讲义务面不讲权利观念，但正如所谓两极相通一样，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不过从宗教或者经文而论，可能是耶稣教比较好，但如果说作为人类所应遵守的道理来说，那么孔子的教导则好一些。这也许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之所以对孔子待别信赖，则是因为其没有什么奇迹这点。我们知道。不管是基督，还是释迦，都有很多奇迹。像所说的耶稣，在被杀三天后又复活，就不很明显是个奇迹吗？因为这奇迹出在最优秀的人身上，所以不能断言有没有这样的事。这些奇迹，应该说是一般人的智能所不可测知的，如果相信，就不免陷于迷信。如果把这些事情一一都认定为事实，智慧就完全暗淡无光了，所说的一滴水比药品还奏效，沙锅上的烘烤是有效验的，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由此而生的弊端，也甚严重0日本虽也被认为是文明国，但仍然存在着冬天穿白衣参拜神社，立春前夕撒豆驱邪那样的风俗，就不能不受人讥为迷信国家。可是在孔子那里，却丝毫没有这些应忌讳的东西，这就是我深信的原因，也由此而产生了真正的信仰。
很明显，在《论语》中有一句话说：“当仁不让于师”，其中就很清楚的含有权利思想在.我想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了。它的意思是说，只要道理是正确的，那么就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老师是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对仁来说，即使是老师也不必相让。在这一语中，权利观念不是跃然纸上蚂？不只是这一句，如果能广泛地涉猎《论语》各章，就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话。
金门公园里的牌子
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是在旧幕府时代，庆应三年（巧67年)到了法国，住了有-年左右，以后又访问了其它一些国家，多少了解了一些应当知道的事，可惜的是，那时没有上美国。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第一次到了美国。就是我还没有踏上美国国土之前，从十四五岁时，对美国已有所了解，特别注意到其外交关系，因为我们两国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厢利，所以，一听到美国，常常有悦耳之感6因为是第一次参观其国土，所以每一件事物都使我心里很高兴，几乎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最初是从旧金山上陆的，对所接触的事物，都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件事却大大刺伤了我的心，这就是到金门公园游泳池时，这里挂着一块写着“日本人不许游泳”的牌子。这使我这个对美国抱有良好感觉的人，顿是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感觉。于是，我就问当时在旧金山担任日本领事的上野季三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牌子，他说：这是因为当时有些到美国的青年移民来这里游泳的时候，有美国妇女游泳，他们就潜下水和她们胡闹。因为这样的恶作剧很多，所以就挂了这样的牌子。我一听到这话就大为惊讶。这当然是14本青年的恶劣行为造成的。但是，就为这些小事，而受到了差别待遇，对日本来说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这样的事逐渐增多的话，两国之间不知会发生怎样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我心想，即使在东西方人中，种族、宗教关系方面有了亲密的发展，但仍不能说己达到了完全融合的地步，出现这样的事，实在令人担心。我只能请领事对之予以充分的注意，然后就离开了。这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六月初的事。以后，我经芝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而到华盛顿，在此会见丫当时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其他的，还会见了哈里曼、①洛克菲勒、^谢尔曼等美国当时一些奢名的人物。第一次和罗斯福见面时，他对日本的军队和美术说了一些赞美之辞。他称赞日本的士兵勇敢，善于作战，同时富于仁爱之情，守纪律，极为廉洁。义和团事件时，美国军队曾和日本军队共同行动，看到日本军队的优良，非常佩服9此外，他说对日本的美术，欧美人极为欣赏，觉得有一种无法领略的神韵，大加赞赏。此时，我说：我是一个银行家，不是美术家，也不是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阁下对我大加赞赏日本的军事和美术，但我希望下次再见到阁下时，能听到赞扬日本工商业的话，鄙人虽不肖，可正率领着国民准备为此而努力。对此罗氏说：我并没有认为日本的工商业不行而去称赞其他方面的意思。不过是先注意到了军事和美术方面，因此想向日本有影响的人，先讲一下日本的长处，决不是蔑视日本的工商业。我的话说得不恰当，请不要有误会。我说，不，决不会存在什么误会的，阁下赞扬日本的长处值得感谢，怛我下了决心要使工商业成为日本的第三个长处。彼此之间开诚布公地进行一次谈话。以后又在美国各地会见了其件方面的人士，接触了种种事物，实在是一次偷快的旅行。
唯有仁义
像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单靠法律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例如，在一个家族内、父子、兄弟都主张各自的权利义务，如果一切都要仰仗法律裁决的话，人情自然就变得险恶起来，人与人之间就筑起了一道壁障，从而形成事事冲突的情形，一家的和谐快乐就几乎也成了无法指望的事。我以为，富豪与贫民的关系也应与此相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向来都是以家族的关系相联结的，现在忽然制定了法律，要对此加以管理，这虽然是很好的想法，但实施的结果，果真能合乎当局的想法吗？依靠多年的关系，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一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感情，使他们牢而地结合起来，现在法律明确了两者的权利和义务，就势必把这种关系分隔，从而使管理者劳而无功，反达不到目的。我想在这方面，有必要更进一步的作深入的研究，
这里，我略谈一下我的想法。制定法律当然好，但决不能因为已经制定有法律而一切都仰仗法律来裁决。如果富豪、贫民都能以仁义待人，即按人类行为的准则来处世的话，那么，我认为就远远胜过百种法、千种规则。换言之，资本家以仁义对待工人，而工人也以仁义对待资本家，认识到相关事业的利害得失，对双方来说都是共同的，从而始终相互以同情之心来相处，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谐。两身果真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像权利和义务观念，除了疏远两者的感情以外，几乎是没有任何效果可言的。前些年，我在欧美漫游时，亲眼看到，像德国的“库尔普”公司，又如美国波士顿附近的“沃尔萨姆”钟表公司等，其组织都完全是家族化的，资本家和工人两者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不禁大为叹赏。这正是我所说的仁义的圆满结果。如果这样，制定的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能达到这地步，劳工问题也就不足介意了。但是，社会上并没有认真地注意到这方面，有些人只想强制性地改变贫富的差别0但是，贫富差别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然，全体国民都希望成为富豪，但是，人有贤不肖之别，能不能之差，谁也不能要求能和别人同样的富足。财富的平均分配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要而言之，认为有富才产生贫者，以此为前提，世人都去排挤富者，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富国强兵的成果呢？个人的富也就是国家的富，不能光想个人致富，而应想着如何才能使国家富，国家富了，自己也就显达了。正是能这样，每个人才日益勤奋。如果由此而产生贫富差别，那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常态，对此只能断了念头。不过对有识者来说，应该常注意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圆满，谋求两者的和谐。如果因为是自然趋势，是人类社会的肯态，而任其自然，笪之不理，最终以至于引起重大亊件，那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深切希望，作为防祸于未然的手段，要好好的提倡振兴仁义之道。
竞争的善意与恶意
这里想对实业家们，特别是从事出口贸易的各位讲一下商业道德。有人说只有商业才有道德。其实，道德是社会上人行为的准则，并不仅是对商业家的要求。商业的道德如此，武士的道德又如此，政治家的道德也一样。这不像当官的制服上，是三条线还，是四条线可以变化的。道德是人道，是所有人都应遵守的。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孝梯也者，其为仁义之本与广〈《论语，学而》)意思是从孝悌开始实践，然后扩而大之，就成为仁义、成为忠恕，这些统称为道德。商业特别是输出业务要注意的，并不是这种广义的人道的道德，而是竞争方而的道德。我一直希望的是，要从道德出发严格遵守协商和双方之间的约定。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就需要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因此，说竞争是努力或进步之母是不错的。但是，竞争有善意与恶意两种。具体地说，每天比别人早起，发愤学习，在智力和上进心方面胜过他人，这就是好的竞争。但是，如果由于他人所干的事受到社会的好评，而想去模仿伪冒，从侧而加以侵害，这就是坏的竞争。简单地说就是善恶两种，但仔细说来，社会上的事业百端千样，因此竞争也可无限地去分。假如说竞争的性质不属于善，自己所做的虽有时也会有利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不仅妨害别人，面旦连自身也会受到损失，更甚者，不但关系到自己和他人，而且其弊害还几乎能波及到国家。也就是说，会被外国人轻蔑为日本的商人不象话。到了这种地步，弊害实在太大。我不敢说今天到会的各位中有这样的事。伹如果有，我愿略陈婆心劝告，听说社会上这种弊害很多，尤其是在杂货输出买卖方面。恶意的竞争，即缺乏道德的行为，既损人害己，同时又败坏了国家的信誉，大家虽然想努力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但其结果却正相反。
那么，要怎样去经营才好呢？这点，没有事实根据是难以说清的。不过我认为，应诙尽可能的从事善意的竞争，避免恶意的竞争。所谓避免恶意的竞争，就是指相互之间都重视商业道德。如果都能牢固地坚持这种明确的观念，那么，即使经营有所发展的话，也不会陷入恶意的竞争。至于说怎样去掌握这分寸，.我想即使不读《圣经》，或是没有记住《论语》的话，也一定会明白的。本来.道德这个东西并不复杂，说到东方道德，如果只将其看作就是方块字，然后成了茶道仪式中道德的话，那么就成了口头上的名词，形成讲道德的人与履行道德的人截然相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有的道德都应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约定时间，遵守不误是道德；对人应当礼让的，就给予相当的礼让也是道德。此外，在某种情况下，在别人前面，给人以一种安心感，是道德；临事而保持义侠之心，这也是一沖道德，即使在销售物品方面，其间也包含有道搛。所以，道德这东西是朝夕都离不开的。但是，如果把道德说成非常难，到处都说应注意道德，并且说从今天起要实行道德，这个时间是道德的时间等等，就过份了。其实，道德并不是这样麻烦的，对工商业来说的竞争上的道德，就是上面反复说到的善意竞争和恶意竞争而已，如果是带有妨害性地掠夺别人利益的竞争，这就叫恶意的竞争。想反，在制品上精益求枏去改进，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这就是善意的竞争。就是说两者的界限无论什么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良心判别清楚。
要言之，不管干什么，都应努力深人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事业中，以求上进，小心谨慎，坚决往前发展，同时还必须牢记不要进行坏的竞争。
合理的经營
在现实的实业世界中，不断有所谓缺德董事的出现，他们把多数股东付托的资产，看作是像自己所有的一样，任意使用，谋取私利。因此，公司内部就变成一个策划阴谋的地方，没有公私的区别，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这对实业界来说，实在是一种令人痛恨的现象。
同政治等相比，商业本来是应该公开地来经营的。当然，在银行，根据其行业的性质，不能不保守几分秘密。例如借了多少钱给我，抵押的是什么等等，从道义上说是应该给予保密的。就是在一般商业买卖上，虽然也必须以正直为主，但这种物品的进价是多少，现在又应以什么价钱出售，有多少利润等，也没有必要特意去告诉别人。要言之，只要不是不正当，这在道德上就不会认为是不恰当的行为。但是，除此之外，像现在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完全是弄虚作假，显然不应该。所以，在正直、正当的买卖中，首先应不把秘密当作一件事才好。但是，现在的社会上，一些公司却有不应有的秘密，而在有所禁止的地方，以种种理由使私事通行无阻。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是在董事上选人不当的结果。
既然这样，那么只要得到适合董事的人选，其祸拫不就白然消灭了吗?但是，把适当的人才放在适当的场所，并不十分容易，现在仍有不少缺乏董事能力的人而身居其位。例如，有些所谓的挂名的董事，把列名公司的董事或检查人作为消遣的手段；也有些人虽然厌恶这种浅薄的做法，可以为他们的希望不大，所以不担心会做出什么坏事;更有一些是好好先生，没有什么经营事业的能力，这些人而位居董事的话，既不能识别部下的好坏，也没有查阅帐目的眼力，在不知不觉之中延误了部下，自己虽没作恶，但最后却不得不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这与前者相比，其罪过虽稍重些，伹很明显，他们都不是要利用董事的地位，有心作恶的。与这两种人相比，更有甚者，则是利用公司作为谋取自己高升的跳板，或把它变成图利的机关，对抱有此种目的而任董事的，其罪恶实在是不可饶恕的。这些人的手段很多，如声称不提高股票的价格就会使情况变糟，从而进行虚伪的分红，把不存在的利益说成是有；另外把实际上还未缴纳的股金〖为装成已经缴纳出以蒙蔽股东。很明显，这些做法都是欺诈的行为。他们的恶劣手法，不仅仅是这一些而已，更有甚者，有的则挪用公司的资金，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进行投机，这就与盗窃别无二致了。这种坏事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事者缺乏道德修养的缘故。如果这些董事能诚心诚意地忠于自己的事业，那么，这样的错事即使想做也做不出来的。
在经营事业时，要常牢记，这个工作是国家所需要的，并且常想着要合理的进行，这样，即使这事业微不足道，对自己的利益又不大，但如果是国家所需要的事业而能合理地经营的话，心里也会常乐以从事的。所以，我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尽量使所作所为一步也不超越孔子之道。同时，作为对事业的见解，我认为，与只利于一个人的工作相比，必须有益于社会整体。为了使社会整体得到利益，要常记住必须首先使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记得福泽翁有一句话，说:“著了书，如果多数人不能读，那么效果就很少。著者应该牢记着与自己相比，要以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观念去执笔立论。”实业界的事情也不外乎这个道理，无益于社会整体的事，就不能说是正当的事业，试想一下，一个事业，即使个入成为大富翁，而整个社会却因而陷入贫困。这样的事业又将如何呢？不管这个人多么富，其幸福不也不能持续下去吗？因此必须讲究使国家整体致富的方法。
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
——《左传•复公二十七年》
第八章实业与士道
武士道即实业之道
武士道①的精髓是正义、廉直、义侠、敢为和礼让等优良品质，总之，这些虽可称之为武士道，但是，其内容却是十分复杂的道德观念。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作为日本精华的式士道，自古以来，只流行于士人社会中，而在委身于殖产兴利的商人中十分缺乏这种风气。古代的工商业者，对武士道的看法有明显的误解，认为如果用正义、敢为和礼让等做法来从商，那么生意就会一筹莫展，像“士不饮盗泉之水”这样的气节，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则成了禁忌之物，虽然这是时势使然，但如同士人需武士道”-样，工商业者也不能无其道，认为工商业者不需要道德实在是完全错误的见解。
总之，在封建时代，把武士道同殖产兴利之道对立起来的这种看法，与后世儒者认为彳"：同富不能并行的观念是同样的谬误。我以为，两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理由，现在已为世人所认识和了解，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是完全适合于武士道的精髓一一正义、廉直、义侠等观念的。在孔子的教诲中，有“贤者居于贫贱而不易其道”的话，恰如武士奔赴战场，勇往直前那样。也就是说，不以其道即使能得富贵，也不能安然处之。可以说这是与古武士不以其道则丝毫不取的气节如出一辙。的确，富贵，虽圣贤亦望得之，而贫贱则亦非圣贤所求。只是他们以道义为本，而把富贵贫贱作为末，怛由于古时的工商业与此相反，最终是把富贵贫贱作为本，把道义作为末，这不是过分误解了吗？我认为，武士道不仅应在儒者或武士这些人中流行，文明国家的工商业者也应想到，立身之道即存在于此。他们西方的工商业者，相互都荨重个人间的约定，即使有所损益，既有约定，就一定履行，决不违反前约，这就是作为牢固德义心的正义廉直观念所发挥的作用。然而，我们日本的工商业者，却还不能完全摆脱旧有的习惯，往往存在着无视道德观念、图暂时的利益的倾向，真令人感到不安。欧美人也常常批评日本人的这种缺点。在商业往来中，对日本人而失去了绝对信用的话，这对我国的工商业者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一般而论，忘了处世的本旨，有以非法行为满足私利私欲的，也有谄媚权势以谋求一身富贵的，这些都是无视人类行为的标准，因此，这决不是永久维持其身家、其地位的途径。如果有志亍处世立身，那么，不论其职业，也不管其身分，只要始终坚持以自力为本位，须臾无背子道，专心致志地力行，然后勤奋谋求财富或显贵，这才能过上人的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现在可以用武士道做为实业道。日本人必须要坚持以充满大和魂①的武士道来立身，不论是商业，还是工业，如果以此心做为精神，那么，如同在战争中日本常常在世界上占有优位一样，在工商业上也能争勇于世界之林。
丈明人的贪婪
关于全欧的事变，①完全出乎我当初预料之外，我觉得我的观察已经错误，害怕对将来也做出错误的预测。但是，我的观察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暴虐之人超出了我的预料，古训说“一人贪决，一国做母~现在事实上已在全欧洲中出现。由于在文明社会中出现了这种不应有的事，致使我产生了错误的观察，果真如此，可能是由于我智力所不及，但我也不能不冷峻地认为，这不正是文明人贪婪的结果吗？虽说对此事变的结局将会如何，不是我辈近视者所能预言的，但其结局不外是列强都疲惫不堪，或是一方威力大衰，最后在某种条件下告终。历史学家说：经过百年，地图的颜色将焕然一变。据此，我们更应从中见到工商上势力变动的情况。将来的工商业将如何变化呢？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又将以怎样的认识来适应呢？我们应该考虑和应准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现在我只是想说，有关工商业方面的事。今后，随着地图的变化，工商业的势力范围也将有所变化，对此必须有适当准备和实行，这责任就在未来当事者的身上，这些未来的当事者，除现在的青年人以外别无他可言。因此，青年们从今天起就应该深思熟虑，讲究其对策才行。
无论哪一个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都要向海外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谋求自己国家产品的销路，对于人口的增长，则不仅要想法谋求扩张领土，而且也要以各种策略以谋增强自己的势力。现在欧洲列强之所以雄居五大洲，都是由此之故。他们占据了优越的地位，从而被特别地称为优越的国家，像德国皇帝的这次的行动，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图谋。向来，皇帝对国力的生产发展和海外殖民是容易留心的，如果能有多少留意，那么任何人都会有皇帝为什么如此细致地操心这些的疑问。例如，为了同英法的工商业竞争，日俄战争后，一看到日本的杂货在各地大受欢迎，立即就加以模仿.总之，在学术技艺上尽可能的给予保护和方便。工商业常常是与政治、军备相联系的，像中央银行也竭尽全力为丄商业提供方便，在资金方面加以支援等等，由此可以见到他们上下是如何齐心一致致力于增加国富的，此外，在学问上，如化学、发明、技术、精工等方面，无所不包。这可以从远离他们的我国在这次的战乱之后，缺乏药品、染料等物品的事实，知道他们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情况。当然只图扩张本国的那种贪婪心，是十分可恶的，但其官民一致，共谋国家富强的努力，则令人钦佩。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工商业，多数由于不统一而一镢不振，特别是受战乱的影响，生丝的价格下落，棉纱、棉布的铕路不畅。交易总是萎靡萧条，有价证券的价格下跌，新的事业无法着手开始。当然，不难想到，这些早晚都会恢复的。因此目前对暂时的困难，即使难以忍受，从业者也必须鼓起勇气来。同时，我想，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大力抓住好时机。现在，我们的实业家在目前的不景气中畏缩不前，实在是极其懦弱的行为。只要我们不看错目标，在战争期间，进行充分的研究，以便日后能逐渐达到实际的效果。特别是，与中国发展工商业关系，不但地理上接近，在人情风俗上也比欧美人关系要密切。可亊实上，与其他列强相比，曰本却大为逊色，这实在由于心中无数。我们必须用心，努力去开发中国的资源，促进产业，扩大销路，增加在通商上的利益，但从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民在中国经营工商业的情况看，往往都是个别的、分散的，相互之间毫无联系。而德国的政治、经济机构是统一的，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我国国民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人种上，都具有不少便利，因此必须具有决不能落在其后面的决心。这种决心，特别寄厚望于我们的青年。请青年
应以相爱忠恕之道交往
中0两国间，有同文同种的关系，无论是从地处邻接而论，还是从自古以来的历史而论，此外由思想、风俗、趣味等方面具有的共同之点来看，都是不能不互相合作的。可是要如何合作，才能收到实效呢?其方法无他，不外乎理解人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所说的相爱忠恕之道来交往。这一方法也就包含在《论语》的一篇中。
我一向主张，商业的真正目的在于有无相通，彼此互利。生产事业也要依着道德进行，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因此，在处理我国与中国发展事业关系的时候，也应持有忠恕的观念〃当然，我们的目的，在谋求本国的利益，伹同时也要对中国有利，这样，在中日两国间要达到合作的实效，就决非难事。
现在是从开发事业来说，也就是开发中国的资源，打开天賜的宝库，以增进国家的财富。因此，在经营方法上，以两国国民共同出资合办为最好。不单是在开发事业上，在其它事业上的组织方式也要采取中日合办的形式，这样，就会形成中日两国问在经济上有紧密的连系，从而实现两国间真正的合作，与我有关的中0实业公司，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发起并成立的，其所以能成功的根据也在于此。
通过对史籍的了解，我们尊敬的中国从唐虞三代到后来的殷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最为发达，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代，至于科学知识，当时史籍中有关天文的记载，虽说与现在的学理不合，怛把当时的很多事同现在的中国相比，真有今不如昔之感丨之后从西汉东汉、六朝、唐、五代以至到宋、元、明、清，通览所谓二十一史，各朝虽不能说不无大人物辈出，而且秦有万里长城，隋有炀帝的大运河，当时建设这些大工程的目的何在，姑且不论，但其规模的宏大，也非今日所能比拟。自唐虞三代到殷周时代绚烂的文化不难从史籍中窥看一二。这次〔大正三年舂，1914〉，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实地考察民情，真如在精致巧妙的绘画见到、想象的美人一样，可在一接触实物，亲自看到之后，方始有无法与想象相比之恨。正因为开始想象太好所以失望也深，可以说是适得其反，甚至发生在懦教发源地的中国，到处发生让我不断要引述《论语》的奇怪现象。
其中特别令穆感叹的是，在中国，尽管有上流社会，有下层社会，但却不存在成为社会中坚的中流社会。识见、人格都非常卓越的人物虽然不能说少，但从国民整体来观察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却很突出，缺乏国家观念。由于缺乏真正的忧国之心，一个国家而不存在中流社会，国民全体缺乏国家观念，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今最大的缺点。
征服自然的抗拒
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人类能用智慧以征服自然的抗拒，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都开辟了种种便利的交通，缩短了两地间的距离，实在令人吃惊，过去，在中国有天圆地云的说法，不仅把我们居住的大地想成是方形的，而且在本国之外，几乎不承认有他国的存在，我国当初也受到了这种偏狭见解的诱导启发，因而一提到本国以外的国家，立刻就联想到中国、印度，更不知世界为何物，至于像五大洲的存在那样，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幼时听到的童话中，说大鹏张开左右两边的翅膀，长度竟达3000里，就连这样，也不曾看到世箅的边涯。
既然世界这样的广大无边，那么要用我们人类的智慧是不容易穷其究竞的。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便地球的而积逐渐缩小，在最近的半个挞纪中这种进步简直有隔坻之感。回顾一下，1867年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法国巴黎召开了世界博览大会，德川幕府派了将军的亲弟德川民部大辅①作为特命便节参加，我以随行的一员，也到了欧洲。当时，我们一行从横滨乘法国邮船，经过印度度洋和红海，到了苏伊士海峽，当时，法国人雷赛布经营的在那里开凿的大工程，已经开始，②但尚未完成。所以，我们一行在那里只能弃船登陆，乘铁路横穿埃及，经过开罗，抵达亚历山大，再乘船在地中海中航行，从横滨出发经55天才到达法国的马赛。到第二年冬季归国时，又经过苏伊士海峡，运河上的工程仍未峻工。
之后(1869年〕，该运河终于开通了，各国的舰船都能通航，在欧亚交通上开辟了一个新生面，在两者之间的贸易，航海，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随而迎来了一大变革。
与此同时，各国的舰船此后就不断改变为大型，加大其速度，所以，大西洋自不待言，太平洋的距离也终于缩短了，更进一步，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峻工了，在欧亚的交通、东西的联络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天涯若比邻终于成为现实。
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洲大陆，在其腹地，傢带子一样，有一个海峡存在，使地势像蜿蜒的长蛇般纵贯南北，隔断了大西洋、太平洋这两大海洋的连接。为了排除这一障碍，雷赛布氏等饱尝辛酸，但不幸却仍是接连失败，正想是不是就这样而告终时，我东邻的友邦以其雄伟的力量，完成了在巴拿马地区开凿一大工程的事，使南北之水相通交融，东西两半球完全成了比邻相连々东方有句谚语说“命长耻多”，但最近卯年间世界交通的发达和海运距离的缩短如此显著，前后几乎有别有天地之感，想到此，托生亍太平盛世之福，身不由己。这样寿长，可以说是幸福，而非可耻多了。
告别模仿时代
正如识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我们的国民思想中，有一种必须破除的恶习，这就是偏爱舶来品的坏风气。对外国产品当然不要特别去排斥，但也没有过分偏爱它而轻视本国品的道理。可是现在一说到是舶来品，就以为是优秀的，观念已深入而且遍及在国民上下中，实在是令人不胜感叹6—般认为，由于日本文明最近的发展，多数是从欧美诸国移植过来的，所以过去就已苦于欧化主义的流行，现在这种偏爱舶来品的情况可以说是其余弊。维新以来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今3，日本不但成了东方的翌主、世界的一等国，醉心欧美的梦还要作到何时，轻蔑本国的短见还打箅保持何时，真不像话。因为贴有外国的“商标”所以这块肥皂一下就成了好的；因为是舶来品，所以不喝这种威士忌，就会被人视为落后人物。如此这般，还如何保持独立国的权威和伟大国民的体面呢？我真诚希望国民有高度的自觉，我们现在必须告别这种醉心时代，必须与模仿时代分手，必须进入主动、自立的境界不可。
有无相通是经济原则，我并不是鼓吹排外思想，在事物中，得失往往是结伴而行。前些年，颂布戊申诏书①时，很多人都把它误解为极端不合理的消极主义，更有人对当局者颁布的法令，完全加以否定，把这种奖励国产的宣传视为极端的消极主义，排外主义，不仅使发起人感到为难，而且也可能进一步招致国家大损失的。有无相通是数千年前就巳被公认的经济上的原则，违背这一大原则，当然不能指望经济方面有所发展，就一县的菹围来说，悛渡②出金，越后③产米。就一个地区面论，台湾出砂糖，日本关东产丝。①进一步扩大到国际间来看，像美国的小麦，印度的棉花等，因其地理环境各不相同，而产物也各异。我们食用他们的麦粉，购买他们的棉花，同时，我们又把生丝和棉纱卖给他们。不过有一点要特別注意，就是一定要适合我国的东西，不能过度购入不适合的东西。
其次，我们有必要设置奖励会。奖励单从其形式看，效益很少。但是，由于采取了组织的形式，所以，为了贯彻其目的，就一定要着手办实际的事情，以示范天下。目前，虽除了出版会报以外.还没有作出具体的措施，但按照规章中所写，今后将从事国产工商业调查研究，举办产品评比会，举办报告会，建置商品陈列馆，对一般质疑作出回答，实施出口奖励方法等等。我认为，其巾在研究所的设立、产业上的咨询、市场或产品的介绍，试验分析、并&证明等方面，都将有很大作为，事业的成败都在每个入.的双肩上，所以都必须为这个会的发展和利用而出力。
最后，我想向当周进上一言，奖励虽是一定要出力去做的，但是，如果进行得不合理，不相应，也会发生逆效果的。想做得亲切些可反造成不亲切的结果，想保护可反导致为千涉、束缚，因此，我切望在从事商品试验和介绍之际，一定要抛弃私利私情，一心为公，切不可忘了公平和亲切。当然也会有人想利用日本产品风靡的形势，粗制滥造劣等商品，欺骗善良的国民，以肥一己之私囊，这样，就会大大阻碍本国产品的发展，必须相互警戒，以防止不逞之徒的出现。
这里也有提高故率法
一提到效率问题，我们特别是我，始终感到非常惭愧，大家一定也会存这样感觉的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效率这事就会浪费时间，所以在求事物发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点，处理不好，效率就会大大降低，虽然说效率的降低和职工有关。但是，不仅仅是职工，即使是处理普通事务的人，如果能充分利用时间的活，那么在这时间内，可以毫不拖延地完成指定的工作，而且即使不用更多的人，也能做出很多工作，这就是效率提髙了。在事务上，也同样。我想，日本的各位也会这样想，可能只是我自己不得其法，而其他的人则都能得到权衡。一日工作几小时，在这一工作时间内所做的：[；作量，是完全能按钟表的刻度来计箅的。当然事实上不这样的，有的时候，即使不这样的计箅，而只要能用上体秀的人，那么他们能一次做完的事，一般人却要三次也未必能完成到这种程度。有一次我在美国费城，受到沃纳梅克的接待，①看到他对时间的安排使用，实在令我佩服。我想，如果能像他那样，在很少的时间内就能做很多的事，这一天的事完全能做完，真叫人佩服。有个叫泰勒的人，曾很详细地提到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池田藤四郎也在某一杂志上讲到如何提高效率。开始我以为他能谈一些有关工厂工人的事，事实上不然。只是整天在一起。从泰勒接待我的情形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对我的安排是，乘匹兹堡五点四十分的火车到达费城，一到就乘汽车，六点之前到他的商店，先不要到旅馆，而要直接去。我就按他的安排，火车一到费城，就没有先找旅馆，而是立即乘汽车前往，六点两分或三分到达，他已在店中等我，马上陪我参观，先大略看了看商店的情况，的确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店，入口处树立着很大的两国国旗，装饰有漂亮的彩灯。而旦，这一天大部分的顾客还没有离开，都在那里等着，真像是偶然碰上了什么大剧院散戏的场面，聚集了一大堆入。我就在主人陪同下一面走一而先看了看下面的陈列场，然后乘电梯上二楼，首先看到的是厨房，都打扫得十分整洁、干净，这是为贵客做莱的地方，挨着是为普通客人做莱的地方。还参观了一下厨师的情况，接着的一处，说是秘密室，是店内进行秘密商议的地方，但其大小差不多能召开四五千人会议那么大。下而是进行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为商店里的入提供当前最需要的教育。参观这些地方的时间大约是一小时。参观结束时，巳到了七点左右。在我回旅馆时，说，明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来，那时已用完早点了吧，我说吃完了。第二天早晨准七时四十五分，他就来了。他问，从现在起，一直到中午为止，作一次长谈行吗？我回答，可以。然后，他就讲了他致力于星斯日学校的理由，还问一些像我的出身等等问题，这样，谈话就遂渐活跃起来。因为谈得很博快，所以我想这次的谈话，比他预计的时间要多一小时左右^^话结束后，他说，到午饭时间了，我回去了，两点再来，在此之前，您准备一下，等着我。一到两点，他就来了，说这次陪我参观星斯日学校的礼堂。这个礼堂是不是他出资修建的，不得而知，只不过是一个很壮观的礼堂，能容纳两千人。那里已有很多会员。他告诉我，这里什么时间都这徉，并不是因为您来，才特意召集的。牧师讲完了圣书，接着是唱赞美歌。这结束之后，作了一次介绍我的演说，然后让我谈谈对星期曰学校的感想。我也讲了一些，接着泰勒对此向我提出一这时，我也有些软弱——要我就中止備教，改信塞督教进行直接谈判，这真使我十分困窘，难以作答。这里一结束，立即去相邻的妇女圣书研究会作演说。接着又到离这有一二丁①远的地方，那里是工人们研究圣书的地方。他对工人们说，这位老人是从东方来的.所以一定要握握手才好。四百个人一个不剩，全部都和我握手，加上对方都是劳动者，握手的时候都很用力，我的手也握得有些疼了。大约到了五点半左右，因为他六点有到乡下去的约定.所以一起回到旅馆前面才告别。那时，他说，真想再见一面，祝旅途平安。他问我几号到纽约，我说30号到，滞留到下一个月4号，他说，这样的话，我2号有事去纽约，这时再见一面吧，他说，几点，到下午三点，我必须回到这里。我说，既然这样，就约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我去你在纽约的商店吧，2号的两点半，快到三点的时候，我想糟了，稍晚一些，就要耽误，所以赶紧前去。一到，他说，您能来，太好了，这下子，我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髙兴。他说，本来想宴请你的，可现在不行了，所以送几本书给您。他送给我的是林肯传记，格兰特传记以及其它的书，他还简单地谈了-下两人的崇高人格，还说他是欢迎格兰特将军的委员长，然后就分别了。他安排得如此紧凑、巧妙，没有丝毫浪费，话也讲得很得体，我实在钦佩。如果都能像这样不浪费时间，那么，一般的效率就肯定会提高。用不到找什么理由，我们的空耗时间，就如同是在工作的时候空着手不干。大家都应该注意，千万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同时也不要浪费我们自身的时间。
责任究竟在谁
世人往往说，维新以后的商业道德，不但没有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进步，反而衰退了。但是，是什么原因使道德退步了或者颓废了呢？我是一个要力求知道其原因的人。把今日的工商业者同昔日的工商业者相比，何者更富有道德观念，何者更重视信用呢？我敢断言，今日的工商业者远远优于昔日的工商业者，但是，今日道德的进步却没有达到其它事物进步的程度，这一点已如前述，所以，我没有必要驳斥世人的说法。只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要探索产生这种舆论的原因，使道德能尽早发展，达到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的程度。这样，在上述的那种方法下讲求道就成了先决问题，但是，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工夫和方法，只要在日常经营中稍加注意就足够了，所以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东西。
维新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可是道德的进步却没有与之相适应。因此，一般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都很注意。认为是商业道德退步了，从这一见解出发，认为眼下的急务无疑是用心于仁义道德的修养，使之发展到同物质的进步不相上下的程度。这种想法是不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如果只看到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它直接应用到我国，这也难免不可能。国家不同，道义观念自然也各异，所以应该做的是要仔细地观察社会组织的特点，体会袓先以来的风俗习惯，培养适合于这社会、国家的道德观念。举一个例子来说：“广父召诺，君命不待驾而行”这是日本人对
虽然这样说，但我并不满足丁日本现在的商业道德，对于近来的工商业者，有说他们道德观念淡薄，或者过于强调自己本位的，这些难道不是工商业者们应该相互警戒的吗？
应消除功利主义的弊病
以日本魂、武士道而自豪的我国的工商业者被说成是缺乏道德观念，这实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如果探寻其由来，我想不能由于因袭教育的弊病所致。我虽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不能深远地追其根源。伹我的感觉是，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派的儒教主义，被在维新之前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的学说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他们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也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即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实地履行者，其结果是，孔孟所说的民，即被统治阶级者，只是奉命而行，驯致成了只要不懈怠一村一区课役的惯例就足够了的卑屈劣根性，仁义道德是统治者的事，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与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箅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自然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观念。
正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数百年所养成的坏风气，巳经熏染成人厕而志其臭的地步，在这环境中，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道义观念缺乏之机输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种坏风气的发展。
在欧美，伦理学很发达，修养品性的呼声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与我国的国民性有不相同之处，所以其中最受欢迎而形成最大势力的并不是其道德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即效果的科学知识，也就是有关功利的学说。富贵可以说是人类的欲望，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的学说，就是火1：加油，煽动其欲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不少人、出身于低级生产者，以惊人的毅力，立身头家，从而跃上显赫的地位，这些人果真都是一直立足于仁义道德，循正路、守公道，以俯仰天地毫无愧色至今的吗？为了使与自己有关的公司、银行等事业兴旺发达，昼夜不断地尽心尽力，作为实业家而论，的确是卓越的，对其股东来说，也不可谓不忠。但是，如果为公司、银行尽心尽力的精神，仍停留在谋自利即利己一念上，增加股东的红利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金库，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使公司、银行破产，使股东亏拫的。孟子所说的“不夺不厌”就是指此。
另外，像那种为富豪巨商工作，一心一意为其主家尽瘁的
伹是，世人把这种人物作为成功者，大加尊重和羡慕，青年后进之辈也把这当作目标，费尽心机，设法达到。因此，坏风气盛行，没有止境。这样来说，好像我们商业者全都是不遵守道德的可耻之徒了。当然不这样，孟子说“人性，善也入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其中也有不少君于深感商业道德的颓废，而努力去拯救的。不过因为巳往数百年的积弊流传下来，形成了功利学说，再加上坏的智巧，就很难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能轻易地了解其所以。尽管如此，如仍放任自流的话，则等于要使无根之枝上叶繁，使无本的树上开花那样，无论是培养国本还是扩张商权，都是无可指望的。商业道德的骨髄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阐扬信的威力，使我国所有的商业工作者都把信作为万事之本，理解一信能敌万事的力量，以此作为经营界的基本而加以巩固，这是紧要中的紧要事。
有这样一种误解
竞争向来都是随着其他东西的，其中最激烈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来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这也是竞争。不过，在后面的那些竞争中，其激烈程度并不太受人重视，可是，赛马、划船比赛，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一旦产生了激烈竞争的念头，就会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财产。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成为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说，贻误同事，毁坏他人，或者大大腐敗了自己。古语所说的“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针对此而发。据说亚里士多德讲过“所有的商业皆罪恶”，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学家讲的，也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是相同竞义的话。
我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一般的习愤所造成的结果。元和元年0615年：)，大阪的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偃武息兵。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国或者西方虽有一定的接触，但当，时对耶稣会教徒似乎抱有一种怕他们加害于日本的恐惧的心理，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方面有信来说，有想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的，所以，当时对外面的接触是完全断绝的，仅允许在长崎这一局部有来往。致于对内，则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国者，他们所遵奉的就是孔教。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计。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孝悌忠信之道。他们是以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面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分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①丰臣氏，指丰臣秀教〈1593—仏〗5)，丰臣秀吉之子，秀吉死后，与癉川家康对立，占据大阪。1615年夏，在大阪之战中自杀，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者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知识遂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
第九章教育与情谊
孝不应勉强
《论语，为政》篇中说：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又说：子游问孝。子曰彳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大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广”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关于孝道，孔子屡有说明。但是，父母而强柠让子女们行孝的话，反而会使他们成为不孝之子。我也有几个不肖的子女，将来会怎样，我并不知道。对于他们，我只时而向他们讲解“父母唯其疾之忧”而已，并不要求他们尽孝，或者是強使他们尽孝。父母们只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判断，那么既能使子女成为孝子，也可以使之成为不孝之子。如果把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办的子女都看成是不孝，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都只按能不能供养父母而论，那么，即使是犬、马这样的兽类，也都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子女的孝道，决不这样简单。不按父母的想法去做，不经常在父母身边供养父母的子女，并不一定都是不孝之子。
这样说，好像是在自吹自擂，实在有些惭愧。不过有实例，所以我才敢大胆地说。大概在我23岁时，父亲对我这样说:“从你18岁左右的情况看，的确同我有所不同。书读得好，做什么也都很利索。从我的想法说，是永远想把你留在身边，使你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是，这反而会使你成为不孝之子，所以以后我不让你按我的话去做，由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广诚如父亲所说，此时，从文字能力来看，我虽不肖，但也许已超过了父亲，另外，在其他方面，我也在不少地方已比父亲高明。这时假若父亲强迫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认为这样做就是孝道而强使我去尽孝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与之希望的相反，而去反抗他，成为不孝之子的。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这样。即使我做得不够好，但也没有成为不孝之子。这完全是父亲不强使我孝，依宽宏的精神对待我，使我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的结果，孝行并不是在父母指出之后，子女才能的，这样的话，并不是子女尽孝，面是父母让子女去孝。因为父亲以这祥的思想对待我，我自然受到了他的感化，所以，我也以与父亲相同的态度对待我的子女。我这样说，多少有些不谦虚。但是，不管如何，由于多少比父亲有点长处，所以在行动上完全不同予父亲，与父亲有所差别，没有像父亲那样。我的子女们将来会如何呢？我非神，虽不能断言，但按现在的情况看，他们和我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正与我和父亲的不同恰好相反，要说的话，就是不够好。有人责备我不应如此，而认为我应照我所想好的，让子女们照着做。可是我认为，强制子女们照我所想的去做，是我的不对。我即使强制他们去干，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我所想象那祥的子女的3卩使再加勉强，让子女们一切都按我所想的左做，其结果仍会是子女们无法合乎我所想象的，最终不得不成为不孝之子。也就是说，我所想的即无法达到，而子女们却成了不孝之子，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事。
所以，我不勉强子女们去尽孝，父母用应该尽孝的这种根本 I
思想要求子女们，而子女们却不能完全合乎他们所要求时，也不能因之而目为不孝。
现代教育的得失
正如过去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不同一样，过去的青年与现在的青年也有差别。在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明治维新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因为其境遇、其教育都遇然不同，所以要判断孰优孰劣，实在不是一句话所能表达的。有些人认为，过去的青年既有气概，又有抱负，远比现在的青包优秀，而现在的青年轻泮，没有朝气。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把过去的少数优秀青年同现在的一般青年相比，作出这样的结论，多少是有些不妥的。很显然，现在的青年中也有优秀者，而过去的青年中也有不够优秀的。维新前对士农工商阶级的区分极其严格。即在武士中，也有上士和下士之分。在农民商人间，也有世代都是地主，并担任村长等职务的和普通农民商人之别，他们间的风尚和所受的教育自然也有所不同。由此来看，即使是过去的青年，也会因其出身于武士、上层的农民商人以及一般的农民商人的不同，而其所受的教育也因而有异的。
过去的武士以及上层的农民商人，在青年时代，多数都是受汉学教育，首先是《小学》、《孝经》、《近思录》等，进而又要学《论语》、《大学》、《孟子》等。一方而，进行身体的锻炼，同时，还要培养武士椿神。而一般的农民商人虽也受到一些教育，但只不过是学些极其粗浅的实用语文，如《庭训往来》①那样的东西，此夕卜还
①《庭训往来》：教科书。作为初学者的书信范例，收集了一年各月的书信惯用语，模仿汉文文体，相传作者为玄惠，成书于日本南北朝时代(公元1312—1400年〉至室町初期。学些加减乘除的九九诀等等。因此受过高尚汉学教育的武士们，其理想高，且有见识，而一般的农民商人，因为只学了一些通浴的东西，所以大体上多是无学识者。低是，现在四民已经平等，不再有责践贫富的差别，都能受到教育。换句话说，岩崦、三井的儿子和大杂院中的儿子受到的都是同样的教育，因此，在多数青年中而有品性不佳、不学无术的情况，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把现在的一般青年同过去少数武士阶级的青年加以比较，彼此非难，井不恰当。
现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与过去的青年相比，有不少毫不逊色。过去，只要有几个就可以了，因此他们所施行的是培养伟人的天才教育。可是现在所实施的则是使大家受到同样培养的常识教育。过去的青年为选择良师而费尽心血，有名的像熊泽蕃山，到中江藤树①的家请求列其门下，因未得许可，三天没有离开其家门。藤树有感于他的热诚，最后收他为门人。其他如新井白石对于木下顺庵②，林道春对于藤原惺窝，都是选择良师以修学进德。
但是，现代的师生关系却完全乱了，师生之问缺乏美好的情谊，真令人寒心。现在的青年不尊敬自己的老师，学校的学生看见老师，张口就像说相声的，或称之为说书先生，说他们课讲得不好，解释不清楚等等。这些作为学生来说是不应有的。从另一方面看，是因为学科制度与过去不同，学生要接触很多老师，以致把师生关系完全打乱了，同时，教师对学生也有不爱护的，甚而讨厌的。
要而言之，青年必须接触良师陶冶自己。把过去的学问同现在的学问比较一下来春，过去专一于精神的学问，而现在则只是致力于得到知识。过去读的书籍全都是论述精神修养的，当然，这些是要用于实践的；有称为修身齐家的，有名之为治国平天下的，总之讲的都是人道的大义。
《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又说"事君能致其身”，主张忠孝主义，更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的教义。另外，还谆谆加以教诲，以求唤起人的同情心、廉耻心，重视礼节，并且重视勤俭的生活。所以，过去的青年在修身的同时，自然以天下国家大事为念，讲朴实、重廉耻、贵信义的风气很盛。与此相反，现今的教育重智育，所以从小学时期起，就要学很多科目，进入中学、大学之后，更要学习，以积累多数知识，这样就忽视了精神的修养，没有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学问，所以，青年们的品质就成了可忧之事。
总的说来，现代的青年误解了修学的目的0在《论语》中，孔于就感叹地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青为人”(《宪问》)用之于现在，也完全适合0现在的青年往往只是为学问而去做学问，一开始并没有树立明确的目的，糊里糊涂地去学，其结果就是，有不少青年在步入实际社会之后，往往会发出我为什么而学这样的疑问。由亍有只要做学问不管是谁都能成为伟入这样一种迷信的存在，因而不考虑自己的境遇、生活状态，而去从事与自己不相应的学问，结果导致后悔。所以，一般的青年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财力，在小学毕业之后，应进入各种专门的教育中，学习实际的技术。同时，接受高中教育的人也应在初中时代就考虑到将来应学习什么专门学科，树立明确的目的，如果由于浅薄的虚荣心而误解了修学的道理，那么，这不仅误了青年自身，而且也是招致国家活力衰退的原因。
伟人和他的母亲
对于妇女，是还和封建时代那样不加教育，甚而轻蔑地对待，不闻不问呢？还是施以一定的教育，教以修身齐家之道呢？这一点即使不说也是十分清楚的，教育即便对女子来说，也是不能加以遗漏、疏忽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先谈一下妇女的天职一培养子女的问题。
说到妇女和她的子女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从统计上看，那么，可以说，善良的妇女多能生出善良的子女，靠优秀妇女的教育，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像孟子的母亲、华盛顿的母亲，就是这方面的最恰当的例子。在我画，楠木正行的母亲^、中江藤树的母亲，也都是大家所知道的贤母。近的像伊藤公0〕、桂公的母亲也是名闻遐迩的贤母。总之，优秀的人才在家庭中受到贤明母亲的抚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伟人的诞生、贤哲的成材在很多方而是靠妇德的，这样说，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由此来看，教育妇女，启发她们的智能，培养妇德，不仅仅是为了被教育的妇女一人，而且间接地成了造就善良国民的因素，所以，女子教育决不能忽视。然而，就重视女子教育的原因不止于此，我想进一步谈一下女子教育的必要性。
明治以前日本的女子教育，完全是按照中国思想进行的。但是，中国对女子的思想所采取的是消极的方针，教给女子贞操、顺从、细致、优美、忍耐等观念丨尽管把重点放在这种楮神性的教育上，但对有关智慧、学问、学理等方面的知识，却既不鼓励，也不传授。幕府时代日本的女子主要也是在这种思想下受教育的，贝原益轩的《女大学》，就是这一时代的唯一的至上的教科书。也就是说，智能方面完全被忽视了，只是消极地把重点放在约束自己上面，受这种教育的妇女占了今日社会中的大部分。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女子教育虽有了些进步，但由于受这种教育的妇女其力量还很微弱，昕以说社会上的妇女，实质上还没能超出《女大学》的范围，这句话并不过分。所以说今天的社会中，妇女教育虽很兴盛，但仍未能使社会充分认识到其效果，可以说是处在女子教育的过渡期。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今天的女子教育加以探讨和评论呢？当然，在今天已不能像过去一样，把妇女视作生男育女的工具，但在仍有这种思想残留的今天，我认为，是再也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对妇女加以蔑视和嘲弄了。
暂时先不说耶稣教对待妇女的态度，但对妇女也应出诸人类真正的道义之心。即使把妇女看成一种工具，那么在重视男性的人类社会中，妇女也在组成社会中承担着一半的任务，难道不也应与男性同样的受到重枧吗？中国的先哲曾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不言而喻，女子也是社会的—员，国家的一分子。既然这样，那么就要排除旧有的轻视妇女的观念，也应与男子一样，陚予作为国民应有的才能和知识。如果能互相协力而从事工作的话，那么过去国民中只有2500万人能加使用，现在不又能使用烈⑶万人了吗？这就是必须大兴妇女教育的原由所在。
过失何在
我希望师生之间的关系，重情谊，增强相亲相爱的意识，这在地方学校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就我所听到的，在东京中部的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淡薄.举一个不好的例子，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看起来几乎像是往曲艺场昕听相声一样，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批评，如说那个人课讲得不好，那个人讲课拖拖拉拉等，更有的是专找缺点的。虽然不能说过去的师生感情都很密切，但孔子有三子弟子，他们很可能不一定能经常见而，经常进行谈话的，但其中通于六艺的就有72人，这些人看上去是常同孔子谈话的，这72人是完全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化。以这种师生关系为例来要求可能有些过分。另外，再看今日的中国，也不能引以为范。今日的中国尽管不好，但并没有改变孔子之教，不能因中国后来不好了就可以轻视孔子，反过来说，不能因中国好了，就去尊重桀纣。我认为，孔子对弟？的引导方法，对为师者、为弟子者间的关系而论，实在是极好的，这种犢况在今日已无法找到了。但是，在日本德川时代，师生之间的感化力也很强，情谊深厚，这一点，可以看看熊泽蕃山师事中江藤树的情形就可明白。蕃山是一位相当清高的人，可谓是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连天下的诸侯也不人眼的人，他虽然仕奉备前侯，①但被荨之为师，在施政上是很有见地的人。但面对中江藤树，他真像一个小孩，忍了三日之后，才被收为弟子。师生之间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当然是中江廉树的德望感化所致。此外，新井白石这个人也很刚毅，智谋、才能、气象均超人一等，确是一个少有的人，他终身师事木下顺庵。在近代，也有佐藤一斋^，善于感化弟子。另外，广瀨淡窗②也一样。我所知道的虽都是汉学先生，但弟子与老师的关系，却是全身灌注了过去的风气亲近相处。可是，现在的学生与老师之间，几乎成了像上曲艺场那样的关系，我对这种无法满足的风气，不能不感到忧虑0当然，不能不说是老师的不好。只有在德望、才能、学问、人格方面再进一步，才能使学生产生敬仰之情，所以在这里，不
但是，我想学生的素养也非常不好，一般的凤气是，对
从理论到实践
从整个社会来看，教育，特别是现在的中等教育所存在的弊端甚大。例如只把重点放在传授知识上，换句话说，不注意德育方面，的确是欠缺。再看看学生的风气，与过去的青年不同，缺乏一种一鼓作气的勇气、努力和自觉。这样说，决不是我这种过来人的自高自大。不过，现在的教育，科目众多，数不胜数，一味追求学习这些众多的科目，总感觉时间不够，由此看来，不遑他顾，无法用心于人格、常识等方面的修养，这也是自然之势。这真是太遗憾了。现在已处在社会中的人们姑且不论，面对以后辨步入社会并想发奋努力、为国家尽心的人们，我希望在这一方面多加用心。
不过就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实业方面的教育来看，过去连实业教育的名称都没有，维新以后，到明治十四五年0881、1882年)左右，在这方面还见不到有什么进步，像商业学校那样的事物，其发展不过是这20年间的事。
文明的进步，只有当政治、经济、军事、工商业和学习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之后，才能显示出来。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全的发展，不能称为文明的进步。然而，在日本，作为文明一大要素的工商业，却长期被忽视，置之不理。回过头来，看看欧洲诸列强，其他方面当然也在发展着，但其中特别发展的是实业0在我国的工商业中，近来世人们好像也开始注意到实业教育，并有了进步和发展。但可惜的是，说到教育方法，则与上述的其他教育方法并无二致，仍然急于将力量偏向于理智方面，而对纪律、人格、德义等方面则置之不顾，虽说是形势所迫，无可奈何，但也实在可叹。再看一下军人社会，这也是其教育法所造成的。对于军事职业所要培养的品质，我也许不了觯。但是，就一般的统一、纪律、脤从、命令等方面，却已能整齐和严格的得到实行了，这实在是非常不锗的事，可以指望培养出具有优秀人格的战士。
从事实业的人，除充分具备上述的错品质以外，还必须重视的一件大事，就是自由。从事实业的人，如果也像执行军事上的事务一样，一一都要等待上司的命令，那怕错过好机命，也什么事都要接受命令的话，就难以有任何发展。所以说，只是一味的偏重于智力的发展，只是迫逐自己的利益的话，其结果就会陷入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状态。出于对此的优虑，虽然能力不够，但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设法不使事情走到这种地步，同时暗暗地在身边的实业教育中，使智育和德育并行发展。
不像是孝的孝
从德川幕府中叶开始，推行神道、①儒教和佛教三教精神的
统一，并使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举一个极其浅近而且又通俗的例于来说明。在大力提倡实践道都方面，有一种“心学”②，这是在八代将军吉宗时，由石田梅岩③首先倡导的，著名的《鸠翁道
①神道:以崇拜皇室袓先为中心的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
②心学：日本江户时代申融合抻、慊、佛三教，使用易懂的语言和通俗的比喻讲解教旨的一种平民教育，与中国所说的心学不同。
@石田梅岩《1685—1744》，日本江户中期的心学家，石门心学之祖9活》^等也出于这一派之手。梅岩门下还出了手岛堵庵@、中泽道二⑤两位名士，由于他们两人的努力，心学得到了普及。
我曾经读过两人中中泽道二翁所著的《道二翁道话》@一书，书中记载有关于近江和信浓⑤两地孝子的故事，至今尚未忘记，非常有趣，我还记得其题目是《孝子修行》。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伹说的是，近江有一个有名的孝子，领会“夫孝天下之大本也4百善所依而生”，日夜唯恐不及。他听说信浓也有有名的孝于，就抱着试图问清怎样才能向父母尽最好的孝这一问题，往信浓会见这位孝子。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特意从近江出发，要到夏天也仍然凉爽的信浓去修行孝道。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信浓孝于的家，进家门时已过了中午，当时家里只有老母一人在，显得非常孤寂。他问了问"令郎在那里？”老母回答说广上山千活去了广近江的这位孝子详详细细的把来意告诉了留在家中的老母，于是，老母就劝他说：“傍晚一定回来丨请到屋里等一下吧!”他也就不客气，到屋里坐了下来，到了傍晚，被高度赞誉为信浓孝于的这位儿子，背着在山上砍来的一捆柒回来了。这时近江的孝子想为了能仿效，就上一个能看得
①《鸠翁道话、书名。柴田武修对其父柴田鸠翁(”幻一18拍，曰本
江户后期的心学家〉的谈话所作的记录。
②手岛堵庵〈1713 —1780〉，日本江户中期的心学家，继承石田梅岩，
致力干心学的費及。 丨
③中泽道二〔1725—1803、日本江户后期的心学家，奉手岛堵鬼之
命，巡回讲学诸侯，致力于心学的普及。
④道话，即心学道话，栺进行心学教化的训话，—般是举出浅近的
例子，通俗易懂地讲解伦理观点。
⑤近江：旧国名，今日本滋贺县。信浓:旧国名，今日本长野县。清的地方，他从里屋往外窥视，只见信浓的孝子背着柴在廊下的一个地方坐了下来，柴很重，一个人无法卸下来，因此说，帮忙卸一下吧，于是老母就去帮了他，这使近江的孝子感到有些意外，不知不觉就忘了，再去窥视。接着又听到说，脚被泥弄脏了，端点净水来，给我洗洗等等，随意地让老母去干，而老母则显得非常高兴，笑嘻喀地按照信浓孝子说的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她的儿子。这真使近江的孝子又惊奇又感到不可思议。就在这时候，信浓孝子的脚被冼净，坐到了炉子边，看情况不知还将干什么，只见他伸出了脚。大概是累了，又让老母给他揉，老母一点都没有不乐意的样子，就给他揉了起来；一面揉，一面告诉她儿子说，有位从遥远的近江来的客人，正坐在里屋0听到这个，信浓的荦子就说那就去见见吧，离开了座位，满不在乎地来到近江的孝子正在等待的那间屋子。
近江的孝子施礼之后，详细地把来意告诉了信浓的孝子，说完全是为了学习孝道而来。交谈之中，早已到了晚饭时间“言浓的孝子就让老母准备晚饭，招待客人，在料理晚饭的时候，信浓的孝子一点也没有要去帮助母亲的样子。饭菜端上之后，也仍坦然地让母亲侍候吃饭，并说：哎呀，汤咸了，真糟糕，饭怎么样呀?一味地责怪老母。这样，近江的孝子再也看不下去了，大喝一声，正颜厉色地责问说广我因为听说您是天下有名的孝子，为了学习，特意从遥远的近江前来求教，但从刚才所看到的情形，实在感到万分意外，您不仅没有丝毫爱护老母的样子，而且还训斥老母，这成何体统，像您这样的孝子，真是不孝透顶广对此，信浓孝子的答辩非常有趣。
他说：孝行、孝行，百善孝当先。这些话是不错的。但是，有意做出来的孝不能说是真实的孝行，而无意做出的孝行才是真实的孝行。我让年迈的老母做各种事，甚至让她给揉脚，对她做的汤和饭都加责备的原因是，老母亲看到儿子从山上干活回来，想到一定是累了，就关心，体贴地说：一定累了吧?为了使她知道我理解这种关心，我就伸出脚，让她给我揉。在招待客人的时候，老母亲一定会想到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而叫儿子不满意的，也是为『让她知道我感谢这种关心，我对她做的饭和汤说三道四，这一切都是任其自然，都是按母亲所想的而做的，也许这正是社会上赞美我是孝子的原因。”听了信浓孝子的回答，近江的孝子翻然悔悟^认识到孝的根本在于什么事都不勉强，一切任其自然，而为了孝行而去尽孝的自己，的确还有许多不及之处。这就是《道二翁道话》中有关学习孝道的教诲。
人才过剩的一大原因
就像经济领域中有需求、供给的原则一样，在实际社会中活动的人们，也适用这原则。不用说，社会上的一切事此都有一定的范围，只雇用需要的人，超过这范围就不需要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每年不断地在；^多学校屮培奍出不少人来，尚未完全发展的我们的实业界，能充分使用，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今日的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供应已显示出过多的趋势。学生们一般在受到高等教育之后，就抱有从事高尚事业的愿望，所以，人才的供给只要还是过多，就不会突然中止的。学生们抱有从事髙尚半业的希望，作为个人来说，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从一般社会来看，或者从国家来考虑，则如何呢？我认为未必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要言之，社会的情况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而所需要的人才也是各种各样的，高的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低的像杂役、车夫那样的人才都是需要的。用人这方而的人是少数，而被人使用的，其需要则是无限的。因此，学生^们如果愿意当被人使用这一方面的人才，那么即使从今日的社会来说，也不会有人才过剩这一问题。不过在今日的一般学生中，除了少数以外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大多都立志当使用人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寧握了学问，懂得了髙尚的道理，不可能愚蠢地到他人手下当被调遣的人。同时，在教育方针方面，也有些不对头。认为只要进行灌输知识的教育就足够了，所以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忽视了精神修养，因而导致的可悲的结果是，不懂得屈于人下，一味地自命清髙，这样下去，人才供应过剩难道不是当然的事吗？
现在，我并不是想用寺子屋时代的教育为例来说。不过，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过去虽也不完全，但却做得很好。与现在相比，丨过去的教育方针等方面是极简单的，就拿教科书来说，最髙的，充其量不过是《四书》、《五经》、八大家文之类到顶了。但由此而培养出的人才，却决不完全是同一类型的，其原因当然是由子教育方针不同的关系。学生们也都分别朝着自己的长处发展，人人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举个例来说，优秀的人逐渐向上，面对髙尚的工作而努力，愚钝的则不怀非分之望，而安子卑贱的工作。由于形成了这样的风尚，所以不用怎么担心人才使用方面的困难。可是在今日，教育方针虽很好，但由子误解了其精神，所以学生们既不知自己的才能如何，也不考虑适合不适合，只觉得彼为人，我亦为人，彼此所受的教育既相同，则彼所-为者，我亦能为。从而产生自负的心理，有不少人即不甘于从事卑下的工作。过去的教育是百人中出一个秀才，令日教育的长处应该是培养
出九十九个普通的人物才是。但遗憾的是，由于误解了其精神，所以形成了今天那种中等以上人才供应过剩的结果。但是，欧美丨先进国家所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教育方法，可是他们因教育而产生的弊害却很少，尤其是像英国，与我国现在状态大不相同，极重视培养具有充分知识和有人格的人才，本来，像我这样对教育方面知道不多的人，不应该多嘴多舌，但从大体上看，产生现在这种结果的教育，我认为不能说是很鹾全的。
3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巳矣。
^《论谱》
谓无睱学者，虽有暇亦不能学。
―《淮南子》
第十章成败与命运
唯有忠恕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万事莫不如此。假如以极大的兴趣和兴致去对待事业，那么，即便是繁忙、烦杂、倦怠或厌恶，也没有理由感到痛苦的。与此相反，如果对于工作完全没有兴趣，一边讨厌，一边又去干，就必然会倦怠，接着是厌恶、不平，最后必然会抛弃这工作，这是自然的事。前者猜神饱满，在偷快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由这种兴趣引起无穷的兴致，而兴致又带来了事业的展开，事业的展开又会给社会带来公益。后者则是精神萎靡，心情郁闷，快怏不乐，由倦怠而导致疲惫，而疲惫最终意味着一身的灭亡。假如把前者与后者对照起来，试问诸位选择何者，那么都一定会明确回答说，选择前者最明智，选择后者最愚蠢。此外，世人还喜欢谈论运气的好坏。人生的运气十分中也许一、二是先有预定的，徂就是说有所先定，自己不努力去开拓机运的话，也决不可能加以掌握。在偷怏地工作中而招到了很大的灾厄，这一开始大慨都只归诸于天命吧，诸位也一定热切希望舍弃招灾这一方而去掌握热心工作这一方的。这样的话，诸位在事业上不仅应专心一致以极大的兴趣和感情来从事，同时也要期望充实事业的内容。特别像救济事业，不但在性质上、在处理上都需要有特别的注意，而且还应尽可能的丰富其内容，务使能达到没有遗憾之处。此外，也不能只求内容上的完备，而忽视了形式，这也有失得当。大凡各种事处，内外都应保持平衡。要之，必须要力求避免仅仅为了炫罐其表面而一味地追求形式。
不言而喻，在本院〔东京市保育院、现在(大I四年一月）收留了2500个贫民，其中除了由于动叽善良而反用萆歷杲的贫民和在旅行中生病的人以外，其余大多敢都是所谓自作自受之辈。虽然说他们都是自作自受，但如果不以同情心对待他们的话，来免不妥。其原因是由于我们须臾也不能离开的人這就是一个忠恕。因此对这工作，不仅要能忠于职守，而且还应该富于仁爱之心。我并不是说对他们要始终加以优待，伹必灞要葛I对他们持有怜悯之情。诸位分别领会了这一道理，就必须&工作中详现出来。此外，从事医务的诸位，如果只是把收留的若者作为自[研究的对象，那就非常遗憾。当然，利用作为研究，只是程度的问题，绝对不能说坏。可我希望诸位医生勉励自己，把治疔惠孝作为当前的义务。护士们也一样，对待患者要确实亲切相待，他们在精神上都有很多缺点，我们应该用上述的忠恕之心来艮情这些社会的落伍者、失败者。忠恕是人所应走的道路，是立身的基本，也掌握着一个人的命运。
好缘失敗、实为成功
在中国，说到圣贤，首先就会想到尧、舜，然后是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但是，尧、舜、禹、泳文、武、周公等人，在同是圣贤中，用今天的话说，谁都是成功者，都是在生前已绝取得了可以见到的政绩，受到世人的尊敬的人。与此相反，孔汙不是今天所说的成功者，而是在生前遭受无赛之罪，困于陈蔡之野，饱尝艰难的人，在社会上当然也没有明显的功绩可见。但是，千载之后，从今日来看，比起生前都已经取得政绩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许多人反而敬仰乍看上去一生都被认为是失败和不遇的孔子，同样是圣贤，受尊敬最多的是孔子，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民族气质中，有一种奇特的倾向，就是对英堆棄杰的坟墓而草草处之的话，一般都不以为怪。但是，对圣人就不如此。友人
如果只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作为根据，论断其成功、失败，那么，在溱川矢尽刀折而英勇战死的楠木正成应该是一个失败者，^而荣登征夷大将军之位、威震四海的足利尊氏确实是一个成功苒。但是，在今日，却没有人崇拜蓴氏，而崇拜正成的却夭下不绝。这样，生前泎为成功者的尊氏反成了永远的失败者，而生前泎为失败者的正成反是个永远的成功者。就菅原道真和藤原时平来说也如此。时平在当时是成功者，而获罪子太宰府却又要被流放而玍那里眺望月光的道真公，不用说是当时的失败者。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个人，没有人蓴敬时平，伹是，道真公作为夭满神，^全国的各个角落都祀奉着。因此，道真公的失败决不是失败，反而是真正的成功。
依据这些事实来推论，很清楚地知道世上所说的成功未必是成功，而所说的失败也未必就是失败，傢公司和其它一般营利的事业，是以取得物质上的效果为目的的。如果失败，就会给投资者和其他许多人带来麻烦，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力求成功6但是，在精神事业上，如果也只顾眼前的成功，目光短浅，那就要受到社会的批评I对挞道人心的进步，不会有所贡献丨而以永远的失败而告终。例如，像发行报纸、杂忐、以求唤醒一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反抗潮流时尚，有时也许会遭到横祸而陷于一般所谓的失败境地，饱尝痛苦的经验。但是，这决不是失败，即使一时看上去好傢是失败，但是从长远看，其努力决不白费，社会由此而受益，最终，这个人用不到等待广载之后，经过—年、二十年或数十年之后，他的功绩一定会被首肯。
从事写作、言论和其它一切精神方而工作的人，如果在生前就要拼命取得现在所说的成功的话，因而迎合时尚，急功近利，那就不能有利于社会。在无论那一种精神事业中，徒发朶言壮语，而不接触到人生的根本，夸夸其谈，而不作丝亳努力，则到百年之后，即令黄河澄清之时，也必以失败而告终，决无取得最后成功的希望。反之，只要使出浑身的努力，在精神事业的失败就决不是失败，正像孔子的遗业，在今日为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提供了安心立命的基础那袪，裨益于后昆，为人心的向上发展做出贡献。
① 天满神：把菅原道真神话的称呼，仝称为夭满天神。
谋亊在人，成事在天
天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与我有关的归一协会等，在聚会时经常有所议论。有一部分宗教家把天解释成精神性的动物，认为它是有人格的灵体，如同人能活动丰足一样，既賜给人幸福，又能降下不肀；不仅如此，人之所以祈祷和求助，也是被天所左右的。也有人对天进行了一些思考，汄为它并不像宗教家们所说的那样，是具有人格和人体的东西，不会根据是否祈祷而把幸与不芊施加在人的命运上。天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自然运行的，大本来就不是像魔术师那样会变出不可思议的奇迹。
说这是天命，那也是天命，归根到底是人自己任意所为，天是裉本不知道的。所以，人畏天命，就是承认了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某种巨大力量的存在。我不认为只要尽人力，即便是勉强的亊、不合理的事，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贯彻到底。在明治天皇所颁布的《教育敕语》①中，要求以恭、敬、信对待天，可谓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只要沿着通向久安的平坦大道向前，不以人力而自骄，既不勉强，也不做不合理的事而小心谨慎，就可以了。把天神或佛解释成人格、人体，能左右感情，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观念。
天命，正像四季依次循环运行一样，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都在万亊万物中行进。只要相俏对天命必须以恭、敬、信的态
①教育敕语：为了揭示国民道癱的根霣和国民教育的基本观念，曰本明治天皇所下的敕语。明治二十三年(化90)
湖畔的感慨
大正三年〖1914年）春天，在旅行中国的途中，
在今日的中国人中，应该说既有岳飞这样的人，也有类似秦桧的人。人们崇敬岳飞墓碑，而向秦桧的铁像撤尿，这可能是基于盂于的“人性善”。通天的赤诚，深入人心，从面千载之后，仍仰慕其德6因此，人的成败，不待盖棺之后，不能论定。我国的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莫不如此。瞻仰了岳飞墓砗，更是感慨万端。 ，
顺逆二境从何而来
这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既无地位又无财富，也没有能提拔他的人。换言之，在这社会中，能使其荣升的因素极为薄弱，仅仅能立足于社会，以学问去出人头地。不过，这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身陬健全，而且还十分勤勉，一切行为都有根有据，无论做什么事，不仅做得能使先辈安心，而且还能超出上级意料之外，因此多做人都十分称赞这个人的作为。不管这个人是否为官，只要言必行，业必成，最终一定会得到荣华富贵的。那些只从侧面来看这个人身份地位的普通人，都马上会把他看成是顺境中的人，但实际上他既不属于顺境，也不属于逆境，只不过是凭自己的力童创造出这样境遇的人而已。
而另一个人，生来懒情，求学时，各门功课老是不及格，最后勉勉强强毕业了。既然这样，就只能韋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学问来处世。但由于其质地愚钝而且不求上进，所以虽然得到了职业，伹对上司所交代的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反而在心中愤愤不平，不能忠于工作，因而不受上司的欢迎，最终被免了职。回到家里，也为父母兄弟所疏远，在家庭中没有信誉，所以在乡里也没有信誉。这样，心中的不平日益增多，开始自暴自弃，如果再有恶友乘机诱惑，就会不由自主地走上邪路，当然就无法以正道来处也，不能不彷徨于穷途末路之中，一般人见到以后，会说他是处于逆境。看上去，他的确像是在逆境之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切都是他自己所招致的，韩退之在勉励其子的《符读书城南》这首诗中说：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皆相如。少长聚婧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渠，三十骨賂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君0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这首诗主要是为勉励向学而写的，但也能从中知道顺逆二境的不同所在。总而言之，恶者虽教也不得其方，善者不待教而自知其道，这是自然和其命运所造成的。因此，严格地说在这社会中，并不存在什么顺境、逆境。
如果此人而有优秀的智能，再加以不可欠缺的用功，就决不可能处在逆境中。没有逆境，顺境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了0因为有人因自己的行动而造成逆境这一结果，所以就有了与此相对的顺境这一说法。例如，身体虚弱的人，夭气冷了会感冒，腹痛时又说是受了天气的影响，只怪罪于气候，而闭口不提自己的体质差。如果能在感冒和腹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身体弄强壮的话，就不会有因这些气候而受到病魔折磨的可能了吧I这是由于平时不注意而自招致的疾病。然而在得病以后，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反而怨恨气候，这与把自己造成的逆境归罪于天是同一种逻叙，孟子向梁惠王所说的“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也是相同的意思，不提政治上的腐败，而归罪于年成不好，这是错误的。如果希望老百姓能归服，那就不在于年成的好坏，完全是看统治者的道德如何为主的，因此，把老百姓不归服，归罪于年成不好，忘了自己的道德不足，这与自己造成了逆境而却问罪于天是同一论调。总之，社会中的多数人有这样一种弊病，即在对待逆境的到来时，不把自己的智能和勤勉情况计算在内，这真是愚蠢之至。我相信，如果在一定的智能之上再加以勤勉，就决不可能见到一般人所说的逆境。
根据以上所述，我敢肯定地说是没有什么逆境的。但是，有一种情形则不能作这样极端的说法，这就是在智能、才干方面相同，都无可挑剔，又勤奋上进，并足以被人仰为师表的人物，有的在政治界、实业界中很顺利，頗为得志，有的却事与愿违，倍受挫折。像后者这样，我认为是可以称为真正的逆境。
脾大心细
随着社会的进步，秩序井然是当然的事，但是新的活动开展时，会造成多少不便，从而有导致倾向于自然保守的可能。不言而喻，轻佻浮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但是过分的重视，从而产生因循姑息致陷入所谓的固执和懦弱的话，其结果也会产生阻碍进步发展的倾向，这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的前途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件极令人担忧的事。
世界的大势是变化迅速，竞争激烈，文明进化也日新月异。但不幸的是，我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落后于世界发展趋势。开国以来，虽然取得了令各国惊讶的急速进步，但无可争辩的是，一切事物仍落后于他们，也就是说尚未摆脱后进国的状态。因此，为了同先进国竞争、角遂，进而凌驾于他们之上，就必须以加倍于他们的努力往前发展，同时，不管多少，凡是有助于个人发展、促进国运的事，都需要有倾注全力勇猛进取的精
因此，把保护以往的事业作为后辈的大事，或因害怕过失、失败而徘徊不前，那样懦弱无力的做法，最终只会使国运衰退6对这一点，大家都应多加考虑，不管是制订计知，还是谋求发展，都一定要使我匿成为真正的一等国才行，我更深探地感到，不但需要培养活泼进取的气魄，同时还要有能加实行的人，这在现在更是重要。
为了养成活泼进取的气魄并能实行，就必须使之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不可，过分依赖他人，就会使自己的实力衰退，难以产生出最可贵的自信。一旦养成了因循卑屈的习性，就必须大力鞭策自己，防止产生软弱无力，此外，一味谨小慎撖，拘泥于成规，埋头于小事，自然就消磨了活力，挫伤了进取的勇气，所以，这一点也应深加注意。细心周到的努力当然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大胆的力量。只有细心、大胆相结合，形成奋发的活动，才能完成大的事业。因此，对于近来的倾向，必须大加警惕不可。最近，在青年中勃起了新的活力和大显身手的倾向，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在中年层中，仍然弥漫着死气沉沉的倾苘，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为了发挥独立不羁的精神，必需一扫今曰那种视政府为万能，而民间的事业都热衷于依靠政府保护的风气，必须有决心极力伸张民力，不依赖于政府而独立发展事业。另外，如果只是拘泥于小事，埋头于局郁，就会形成增加法律规则之类，汲汲于不去触犯这些规定，或者满足于在规定之内所能做的事，小心翼翼，这样，就不能创立新生的事业，不能生气勃勃，不能掌握住世界的大势。
成敗身后亊
在社会上，不是没有人遭进坎坷而又得到成功的，但仅以成，功和失败作标准，是根本错误的。论人，必须以人的职责为标准以决定自己的方向，因此，失败和成功都不是应计较的。即使有人遭了厄运而获得成功，或是善人而因运蹇而失败，难道就因此而悲观失望吗？成功和失败，实际上不过是在尽心以后留在人身上的糟粕而已。
现在的许多人，只见到成功和失败，而看不见比这更重要的天地间的道理，他们不能重视实质的东西，而是把糟粕的金钱财宝看得至关重要。人应该牢记住的是要完成作为人的职责，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就可心安理得。
在广大的世界中，应该成功，结果而失败的佾形，不乏其例。虽说智者自己创造命运，但是，光命运是不能支配人生的，只有伴随有智慧时才能创造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善良的君子，如果是缺乏机鱉的智力，在遇到机会时，也会失去而无法取得成功的。家康和秀吉的情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假如秀吉保持那岁的天年，而家康60岁就死去，结果会如何呢？也许天下就不属于德川家康，说不定会相反的高呼丰臣秀吉万岁吧！可是奇怪的命运帮助了德川氏，而祸害了丰臣氏。不仅秀吉的死期早临，而旦名将智士群集于德川氏麾下。丰臣氏的嬖妾淀君①想继续擅权，不将六尺之孤托诸忠诚无二的旦元叭反而宠用大野②父子。不但如此，石田三成③的关东征伐一事，造成了加速丰臣氏灭亡的条件。这可能因为丰臣氏愚蠢，德川氏贤智，但按我的判断，使德川氏成三百年太平霸业的，不外是命运所致。，尽管如此，但要能抓住这一命运却是件难事。常人往往缺乏把握住命运而加利用的智力。可是家康却能以其智力捕捉了到来的命运。
总之，人最好实实在在勤奋努力，自己开拓命运。即使失败，也就认定是由于自己的智力不及所致。同时，如果是成功，那么就要活用自己的智慧，而将成败付诸天命。这样，即使失败了，只要仍能勤勤恳恳，那么不知什么时候又会遇到好运的。人生的道路各种各样，有时也会见到善人败于恶人之手的。但是，时间一长，善恶的差别就断然能判别。因此，与其议论成败的是非善恶，不如先踏踏实实地努力去做。如果这样，公正无私的天也一定会使个人得福，并开拓出命运。
进理如同日月经夭，始终昭昭乎丝毫不昧。所以，我认为，按照道理而行爭的人必能兴盛，悖于道理而谋枣的人必灭亡。一时的成败，在漫长的人屯屮，就如泡沫一般。然而，有不少人却憧愦这样的泡沬，只是关心目前的成败。像这样的人，也应考虑到闽家的发展、进歩，抛弁这种浅薄的想法，而在社会上过种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最佳的考虑。如果超然于成败之外，一身遵循进理，就能觉得计较成功失败实为不智，而能超越其上，渡过有价值的生涯。况且，成功不过是在完成人生职责之后所产生出的糟粕，实在是不足介意的
格言十則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一一《颜氏家训》
天地先春后秋，以成岁；为政先令后诛，以为治\
一一《扬子》
论农曰：霑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从亊于田野！
一一《国语》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剌绣文，不如依市门。
一一《史记•货殖列传》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
一一《新论》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
一一《易经》
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
一一《诗经》
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为。
一一《大戴礼记》
声无细而闻，行无隐而不明。
一一《说苑》
志意修则骄富责，道义重则轻王公。
――《荀子》
原书后记
本书是将从明治到昭和间，在我国的政界、经济界，尤其是在社会公共事业方面都留下了伟大的业绩，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经常所作的一些演讲，分成“处世与信条”、“立志与学问”，“理想与迷信”、“算盘与杈利”等十项编辑而成的。
本书自昭和三年〔1928年）初出版发行以后，很快就又再版，为许多人所爱读。本书中的讲话内容意味深长，而且通俗浅显，具有普遍性，它超越了时代，而且即使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还能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带来勇气、忍耐和光明，
生活在混乱时代的我们现代人，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惑，对将来失去希望。在这种时候，如果能理解到这位体大先辈的精禅，那么，就会高兴地感到，他的教导到现在还是有用的，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