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20的英语单词的发音:建国历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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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阐明建国目标的节日

 

美国人塑造受人喜爱的传奇性英雄人物和神化国父华盛顿的形象不可谓不快速,但树立其它爱国主义象征以及这个国家的典礼仪式却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例如,二十世纪洋溢爱国激情的场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旗和国徽,但在当时,一直拖到南北战争之后才确定国旗国徽的式样。一七七六年一月一日,华盛顿统率的大陆军在马萨诸塞的萨默维尔升起了殖民地独立战争中的第一面旗帜。这面所谓“大联盟”旗帜蓝底上的英国圣乔治及圣安德鲁十字架和红白相间的十三道条纹,很象十八世纪初以来飘扬在殖民地各港口的东印度公司旗帜。一七七七年夏天,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通过决议,规定美国国旗为十三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国旗内有蓝底衬托的十三颗白星,象征一个新的星座”。但是,这个规定太不明确,从中可以产生出许多花样,所以全国各地甚至军队,都不清楚国旗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以何种方式悬挂国旗。实际上,为独立而战的美国人有着各自的地方旗帜,图案五花八门:响尾蛇、松树和矮棕榈、鹰,象征性的锁链、锚,或者是箴言警句,如“不容践踏”、“呼吁上苍”、“万众一心”、“不胜利毋宁死”——但权威性的国旗尚付阙如。

 

国旗的设计工作是遵照华盛顿的指示进行的,可是直到一七八三年三月,战争业已结束,华盛顿才得以亲睹国旗的标准模样。国旗的主要设计者很可能是费城多才多艺的法官、《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弗朗西斯·霍普金森,至于贝酱·罗斯缝制第一面星条旗的传说则要向她的外孙求考证,他曾于一八七O年向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讲述自己家庭的古老故事,但其中大多于史无据。

 

佛蒙特和肯塔基两个州获准加入联邦后,国会于一七九四年规定国旗图案由十五道条纹和十五颗星组成,但否决了“永远确定美国国旗图案”的提案。后来,又有一些新州加入联邦,但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美国军舰上飘扬的国旗仍是星、条各为十五,这也就是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所目睹的星条旗。一八一八年,国旗图案不统一的问题在国会提了出来(国会悬挂的国旗是十八道条纹,而纽约海军造船厂悬挂的国旗只有九道条纹),于是国会以法律形式规定国旗条纹为十三道,并规定以后每增加一个新州,国旗上便相应地增加一颗星。然而,公共场台的国旗仍是各色各样。一八五七年七月四日,有人观察了各处悬挂的国旗,不禁哑然失笑,因为“纽约的船只、旅馆、公共建筑悬挂的国旗图案五花八门。大部分船只上的国旗白星排成五横列,每列六颗,一共三十颗当时正确的数目应当是三十一颗……公共娱乐场所、纽约和泽西城各家旅馆悬挂的国旗图案大多是由三十一颗小星组成的一颗人星。还有一些船只上国旗的五角垦排成菱形或环形。一艘船上的国旗是一颗以小星饰边的大星,另一艘船国旗上的白星则组成一只锚的图案……”

 

星条旗经法律确定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普遍通用起来,自从安东尼·韦恩将军十一七九三年同印第安人开战以来,美国军旗通常都是蓝色,中央是一只抓着美国盾徽的秃鹰,旗的上端缀以数目不等(因州的数目而异,的白星,下端是团队标志,或许,这有助于说明最初为什么用“展翅之鹰”来形容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和其他西进拓边倡导者自夸自赞的演讲(“展翅之鹰”的这种美国特定用法始于一八五八年前后),后来,各兵种才陆续奉命打出星条旗:卫戍部队和炮兵在一八三四年,步兵在一八四一年,工兵在一八六六年,海军陆战队在一八七六年,骑兵在一八八七年。关于国旗及其图案的意义虽然有过不少充满感伤的描述,其实直到南北战争,国旗的演变史可谓是一团混乱。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塔夫脱总统终于下令统一了国旗图案。

 

确立国歌的情形与国旗大同小异。由于党派感情各有所锤,很难确定把哪支爱国歌曲作为国歌。著名联邦党人约瑟夫·霍普金森于一七九八年作的《欢呼哥伦比亚》是主要的国歌竞争者,但起先听上去不象国歌,倒象是政治歌曲。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如何写成《星条旗》歌词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一八一四年九月十四日,他登上一艘英国军舰谈判释放另一名美国人的事宜,目睹巴尔的摩附近的麦克亨利堡遭到英军炮轰。但是,克伊本人的政治感情(他的歌词中带有强烈的反英色彩,特别是很少演唱的第三段歌词欢呼“他们的血洗刷了他们那肮脏的脚印”)显然使人们迟迟不愿把这首歌看作爱国主义赞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很少有学校歌本收录《星条旗》,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陆海军才规定它为仪式上的演奏歌曲。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国会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确定克伊谱写歌词的《星条旗》为国歌。

 

建国之初几十年间,全国性节日应当是哪些日子也模糊不清。这一点正如其它旨在阐明民族性的尝试一样,美国人由于史实不明和地区、党派之争而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直到二十世纪,这种混乱状态的痕迹依然存在:从技术上讲,美国至今还没有全国性节日。总统和国会规定了几个联邦“法定公共假日”,但仅对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和联邦政府雇员有效。此外,每州都自定节日。新年、华盛顿诞辰、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劳动节、退伍军人节(停战日)、感恩节、圣诞节——这已经把联邦法定公共节日包括无遗了,这些是各州共有的节日,但这只是由于各州都分别采取了适当的法律措施。除了以上所列各州共有的节日外,至少还有五十天被某州或某几州正式作为法定或公共假日。这些假日名目繁多:植树节,耶稣受难日,四旬斋前一日,斋戒日,罗伯特·李诞辰纪念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得克萨斯独立日,邦克山战役纪念日,哥伦市发现美洲纪念日,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诞辰纪念日,安德鲁·杰克逊诞辰纪念日,托马斯·杰斐逊诞辰纪念日,本宁顿战役纪念日,休伊·朗诞辰纪念日,普拉斯基纪念日,邦联纪念日,威尔·罗杰斯纪念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纪念日,国旗纪念日,万圣节,南北战争之前,除了纯宗教节日外,其它节日所纪念的事件要么并未发生,要么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有什么纪念意义。

 

当然,七月四日注定要成为美国最重要、最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性节日,但这个节日也是逐步取得这种地位的,而早期庆祝这个节日的情况最能表明美国民族精神的变幻不定。

 

美国的历史很短。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还能回忆起独立革命初期的事。敏于观察的纽约青年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在日记中谈到这一点(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八日):我们这个民族太年轻,因此我们总感到缺少一种民族性,任何能够表现美利坚民族存在的东西都使我们欣喜莫名,我们没有英国、法国那样几百年的盛衰兴亡可资回首;有关美国民族性的记载全告阙如,而我们感到确有补阙的必要。于是,联邦各州都成立了“历史学会”,它们抓住并垄断殖民时期和独立革命时期每件本无价值可言的注事。我们渴望有自己的历史,但既然我们没有那些古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查理曼、霍恩斯多芬、吉柏林……)那样悠久的历史,我们便本能地津津乐道自己那虽然不长但充满意义的历史,对早期移民、殖民地总督和独立革命英雄的每桩琐事都尊崇有加。在美国,一篇生动描述纽约五十年前生活习俗的文章会受到热烈欢迎,而伦敦人对皮特和福克斯所处时代的风俗素描是不会这么感兴趣的。

 

在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全国同庆的节日总不免与国家的诞生有某种联系。从十七世纪初起,美国人对建国的目标一直进行着与众不同的执着探求,有限的史料更使这种着迷劲头历久不衰。

 

美国人回顾本国并不久远的历史时(即使他们自己不曾亲历这段历史,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却是那时代的人),他们总是追溯立国的“基础”。这是个熟悉的主题,人们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不断提起它。“我们这个民族的起源完全有史可查,”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一八二八年在纽约历史学会说,“……我们不能象欧洲古老的民族那样追溯自己的根源,认定自己来自智慧超凡的祖先,也不能凭夸张与想象将我们的开国圣哲和英雄们罩上诗意的光彩。其实,我们也用不着这样做。能够从单纯而严格的事实记载中溯本寻源,已经赋予我们这个民族以足够的光荣了。”弗朗西斯·帕克曼在南北战争结束那一年说道:“与旧大陆各民族文明的发源不同,美国文明的渊源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得一目了然。表面看来,这未免显得单薄脆弱,其实却是丰富而有力量。本来无力的东西依靠生活源泉就变得强大起来,在其它地方本会消失在人群中的人们,在这里成为挺然而立、掌握命运的人物。”由于美国历史的这种独特性,美利坚民族习俗自然会有其独具的特点。

 

赞颂美利坚民族特性——即其“独立性”的同时,不能不证明这个民族与英国分离的合理性,不能不赞颂这个民族所担负的世界使命。美国人认为阐明独立的理由对这个国家之诞生至关紧要,因而便开始对建国目标和民族使命显示出一种持久不衰的着迷劲头。对民族赞颂与为民族的辩护已合而为一。

 

这个新民族并不打算推崇某件事或某项行动,而是要赋予一项声明以圣典的地位:公开宣布法定权利和普遍原则。“宣布这项声明,这件事本身所散发的光辉就会使与之有关的实际行动黯然失色。”美国人在探索民族性的过程中逐渐地、无意识地作出了一些选择,其中以上述这个选择意义最为重大。对于一个以慷慨激昂的文献力其特汪的民族,一个由于成分复杂不清而急于探索民族共同目标的民族来说,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美国在许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这使美国人比其他民族更觉得有必要用一种言过其实的明确概念来表明本身的民族性和民族目标。

 

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全国性节日表现了美国人宣扬以往历史的热情,这是不足为奇的。美国人七手八脚、干劲十足地把本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可能发生过的事和应当发生过的事一古脑儿混合在一起。七月四日成了全国热心宣扬历史的人们的节日。

 

七月四日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挑中了七月四日,确切他讲,七月四日这一天究竟怎样成为节日,为什么成为节日并具有公认的重要意义,乃是一个可能永远解不开的谜。

 

最早确定美国独立地位的决议案是大陆会议于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而非七月四日)通过的。大陆会议于七月二日正式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案是六月七日由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约翰·亚当斯附议的,它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第二天(七月三日)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相信,今后世世代代都将把这一天作为伟大节日。从这天起,直至永远,从美洲大陆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人们将于此日举行盛大游行、表演和体育比赛,礼炮轰鸣,钟声悠扬,烟火腾空,灯彩竞艳,纪念上帝信仰者作出庄严决定的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由于这一天所作的决定而无往不胜……

 

结果,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使得理查德·李(连带还有约翰·亚当斯)享受不到全部的光荣。制订并提出这项重大决议案的是理查德·李,但他的名字既不见于当时的报纸,也不见于大陆会议记录,其中缘故至今仍不清楚。许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自传中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汉考克先生是大陆会议主席,哈里森先生是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大会秘书汤姆森先生是迪金森先生的表兄弟,而理查德·亨利·先生和约翰·亚当斯先生都不中他们的意,”然而,无论在个人荣誉究应归谁这个问题上,公众怎样茫无所知、委决难断,但首次宣布独立的日期却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宾夕法尼亚晚邮报》七月二日晚所称:“今天,大陆会议宣告联合一致的各殖民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既然七月四日并非首次正式宣告美国独立的日子,为什么赋予这一天如此的荣耀呢?再说,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也不是在这天签署的。当然,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七月二日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搞一个宣言呢?答案很简单:大陆会议采用了通常为限制辩论、节省时间而采用的程序,即先行通过一个开门见山的提案,随后再搞一个提供论据的声明。实际上,早在独立提案付诸表决之前,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就开始草拟这份文件了。

 

这样,理查德·李提出的决议案正式通过后,全体委员会便于七月二日至四日讨论杰斐逊等人业已拟就的宣言。

 

一六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在费城表决通过了这个宣言,并印出副本(上面只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名字)散发各州。七月四日就这个宣言进行的表决是按州投票的,纽约州弃权;直到七月九日,纽约地方会议才授权该州代表投赞成票,大陆会议于七月十五日得知这一消息。七月十九日,大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誊写于羊皮纸上之‘美利坚合众十三州共同宣言’”。但是,当时这份文件上还没有那著名的五十五个签名,而且,究竟为什么必须由这些人来签署,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解释。

 

据参加大陆会议七月四日表决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托马斯·麦基恩说,签署这个宣言是作为一种公开的效忠誓言,即宣誓忠于已经开始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为了防止我们中间出现叛徒或间谍。”这样看来,签署宣言是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谁,只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之后,那年才能在大陆会议享有席位。”假设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宣言便是集原则声明和效忠誓言于一体了。美国人惯于以公开宣誓效忠使自己心安,而这个宣言称得上是出现最早、流传最广、名气最大(引起的误解也最多)的效忠誓言。

 

如果说,《独立宣言》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朗大陆会议的一项行动,那么,这一宣言的公布确实拖拉得异乎寻常。直到八月二日,大陆会议议事录上才记上了这么一笔:“与会代表签署了经过审议和正式誊写的《独立宣言》。”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十分确切,因为当时并没有签署完毕。至少有一位签署者——新罕布什尔的马修·桑顿迟至十一月才签名(当时他首次成为大陆会议代表),至少还有另外五位“签署者”(拉什,克莱默,史密斯,泰勒,罗斯——全是宾夕法尼亚人)七月四日甚至还不是大陆会议的代表,至少一位(特拉华的乔治·里德)后来才成为“签署者”,他虽然出席了七月二日的会议,但拒绝投票赞成独立。

 

《独立宣言》签署于七月四日这一说法之所以流传于世,一来是由于许多人的记忆错误,二来是由于事后对历史的编造。神圣的一七七六年之后的十年间,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分别在文章中称《独立宣言》是于七月四日签署的。大陆会议可能是出于谨慎,想先看看各州对《独立宣言》如何反应,所以一七七六年甚至没有公布“签署者”的姓名,这样就更加重了混乱程度。一七七七年一月十九日,大陆会议首次公布了“签署者”名单。此后,大陆会议将正式议事录付印时,竟加以窜改(甚至删掉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二日两份记录中不一致的内容),以表明《独立宣言》七月四日签署的。一八二一年,美国国会下令发表《秘密议事录》,过去印行的记录所掩盖的事实终于公诸于世,但此时七月四日签署的神话已经深入人心,以至杰斐逊本人都不肯相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份文件当年用法律字眼写成的枯燥无味的题目,直到此时才被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题目取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七月四日这个日子很快发生关连的神话并非只是签署《独立宣言》一事,还有其它更多姿多采的例子,“自由钟”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几乎与国旗齐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独立宣言》“签署”之后立刻得到全体人民的赞颂——“自由钟”也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全体人民何时得知关于独立的表决结果以及他们的反应。当时,消息传播速度很慢,一些报纸要等着抄其它报纸上的消息。七月八日,纽约报纸才登出有关理查德·李决议案的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报纸更是迟至七月十一日才发出消息。出于安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大陆会议的进行通常是保密的。七月六日,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接到杰斐逊起草的宣言副本,下令七月八日中午在议会厅写读并予以公布。有关当时公众反应的证据居然相互矛盾,约翰·亚当斯写道:“群众欢呼再三,响彻云霄。军队游行,尽管火药匮乏,仍不断呜枪庆贺。”然而,查尔斯·比德尔在自传中却说:“在场的头面人物寥寥无几。将军(姓名被隐去了)发言表示反对独立决议,许多属于辉格党的有地位的公民也颇有异议、不过很快就听之任之了。”八月间,散驻各地的一些大陆军陆续得知七月初发生的事件,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这种庆祝往往非常喧闹,酒气熏天。

 

费城议事厅塔楼钟声鸣响,向全世界宣告《独立宣言》的签署(这口钟因此而被称为“自由钟”)——这个传说尽人皆知,但纯系子虚乌有。费城议事厅塔楼上确实有一口钟,不过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和大陆会议议事录中都不曾提起过它。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反奴隶制运动兴起,这口钟才获得它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名称。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举行的马萨诸塞废止奴隶运动大会上散发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钟——自由之友的呼声》,刊有这口钟的画片;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有关这口钟之所以得名的最早来历。此后一些年里,这个名称和这幅画便流传开来。在这里,“自由”指的当然不是各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而是指奴隶们得到的自由。

 

不久,一个名叫乔治·利帕德的人编出一段传奇故事,从历史角度认可这口钟,以便其从事新的论战。此人是费城报纸撰稿人,多才多艺,曾先后当过牧师、律师,但在事业上并不顺心,此后便在其短暂的三十三年生命的余年进行了极其大量的爱国活动。利帕德称得上是威姆斯再世,他的小说专门描写修道士和捕奴者们耸人听闻、黄色下流的故事,并靠这个赚了钱。他还是个宗教怪人,坚持不要牧师主持结婚仪式,甚至还在一八五O年创建了自已的宗教组织“兄弟会”,把博爱精神、爱国主义以及初期粗略的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作为教派首领,他自称“至高无上的华盛顿”,为传教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临到去世前,他已在二十三个州建立了分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发表的连载《革命传奇》被全国各地广为传抄,据说,该报发行量从三万份增至七万份,全是仰仗《革命传奇》之力。利帕德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一八四九年,《高迪妇女读物》称他“无疑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利帕德本人去世后很快就被人遗忘,但他却使“自由钟”名垂史册。作为《华盛顿及其将领——美国革命传奇》(一八四七年)一书的作者,他完全可以同威姆斯牧师相媲美:凭空编出一段故事,日后却被奉为美国“历史”上最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他为这个新国家所创造的庄严的象征——“自由钟”的图案不断出现在硬币、邮票、政府债券上,终于成为象征美国民族性、美国目标和美国使命的最受珍爱的标志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号召人们为自由事业购买债券的招贴画中效果最佳的一张画着“自由钟”,上面有一句口号:“再把它敲响吧!”若不是利帕德发挥丰富(虽然有些吹嘘)的想象力,这种情景怎么可能出现呢。

 

《华盛顿及其将领》一书里,利帕德描绘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聚在费城议事厅周围那些“神情热切的人们”。独立会堂的塔楼里“有一位老人,白发苍苍,面孔晒得黝黑……衣着简朴,”他身旁站着“一个淡黄头发的男孩,碧蓝的眼睛透着笑意。”这位可爱的老人不识字,所以男孩把钟上的铭文念给他听:“向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宣告自由来临。”老人急于知道钟上的预言是否已成为现实,便让碧眼男孩去大陆会议会堂探个究竟。

 

他刚吩咐完,蓝眼睛、黄头发的男孩就挣脱老看钟人的怀抱,走下漆黑的楼梯。

 

塔楼里只剩下老看钟人。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焦急地从塔楼栏杆探身朝栗树街张望,看那男孩回来没有。又等了半晌,还是不见男孩踪影。人行道旁、草地上面,人越聚越多,可是男孩还不回来。

 

唉!”老人叹息着,“他把我忘了!我只好拼着这老胳膊老腿爬下爬上了,全怪这孩子啊!”话音未落,只听见一阵欢乐、清脆的笑声。蓝眼睛的男孩站在下面人行道上的人群里,拍着小手,轻风拂动着他那淡黄色的头发。

 

他挺起小胸脯,踮起脚尖,喊道——“敲吧!”

 

你看到老人眼睛里的闪光了吗?你看到老人怎样迅速挽起袖子,用他那枯瘦的手抓住铁制的钟舌了吗?老人似乎变年轻了,身上充满了新的活力。他挥动臂膀,坚定地摆起钟舌。钟声响了!街上的人们听到钟声,发出持续不断的欢呼声!老特拉华听到了钟声,上千名水手用欢呼作为回答。全城的人都听到了钟声,一齐从书桌、工作台边跃起,就象发生了地震。

 

全是虚构——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头发淡黄、碧蓝眼睛透着笑意的男孩,都是想象的产物,历史记载中寻不到半点踪影。约翰·亚当斯确实意味深长地记述了七月八日宣读《独立宣言》之后,费城基督教堂(那里的牧师还是继续为英王祈祷)的敲钟人敲响了钟声,但他和别人都不曾提起议事厅塔楼的钟声。

 

本杰明·路辛编纂的《美国独立革命实况画集》(一八五O年至一八五二年)描绘了独立革命时期的爱国场面和文物,正是这部画工堪称上乘、并非完全闭门造车的画集,确立了“自由钟”这段故事的地位并使其传之久远。路辛给利帕德的故事添了细节,娓娓道来(还配了一幅“自由钟”的画),从此自由钟便当之无愧地成了美国独立革命中的圣杯。

 

七月四日为什么被选作节日?这个最大的谜还是没有解开。这个节日的早期历史把事情搅得更加混乱了——在一七七六年之后的五年中,亚当斯总把这天说成是签署《独立宣言》的周年纪念日,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又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把亚当斯的错误作为史实加以确认。于是,人们也就含含糊糊地把它称为“美国独立周年纪念日”了。

 

同这个节日相关联的各种神话中,最有生命力、但也是错误最大的一种,莫过于说打从建国开始,七月四日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节日。独立战争期间,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大陆会议也参加庆祝活动,但并非每年都正式表决确认这天为节日。独立战争结束后,大陆会议于一七八五年和一七八六年投票决定在七月四日举行庆祝活动,但一七八七年没有就此表决。一七八一年,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把七月四日定为节日,这在各州中还是首次。波士顿的节日庆典始于一七八三年,那年该市举行市镇会议议决,以七月四日代替波士顿惨案(一七七O三月五日)纪念日,每年这天“应发表演讲以示纪念……演讲者应阐明导致这一伟大全国性事件的情感、方式和原则,以及这个吉祥日子在国内和全世界已经产生并将不断产生的重要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影响。”然而,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的全国制宪会议并没有把七月四日正式定为节日。此后三十多年里,七月四日的庆祝活动充满了强烈的党派色彩,各个政党各自活动。结果,各政党往往在这一天发生尖锐冲突,有时甚至出现暴力行为。

 

人们对这一日期本身持有异议,是可以理解的。直到一七九五年,有些报纸还在争辩说(它们根据的是上文所引约翰·亚当斯的信),“美国独立”的确切日期不是七月四日,而是七月二日。但是,七月四日这时已在公众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自一七八八年起,联邦党人和反联邦主义者在通过新提出的联邦宪法的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从此,各党派纷纷利用七月四日这一机会就爱国主义真谛发表不同的见解。在纽约、费城、哈特福德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联邦党人包办庆祝活动,把独立革命的神圣事业与引起争议的新宪法等同起来,并普遍利用七月四日这个机会宣扬联邦党的观点,为本党捞取资本。很自然,这种做法激怒了反联邦主义者。例如,普罗维登斯的一千名市民在一位高级法院法官带领下,反对把七月四日定为庆祝批准新宪法的节日,但没有成功。(新罕布什尔是起关键作用的第九个州,该州于六月二十一日通过新宪法。)罗得岛州没有派代表出席费城全国制宪会议,全州一片反对新宪法的呼声,而这个州本身直至一七九O年才被批准加入联邦。公民们认为,七月四日“应当是全国人民的节日,而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人的节日”。

 

然而,联邦党人多年来一直试图控制这个本来会是真正全国性的节日。以鲜明的贵族派头和强烈的联邦党色彩闻名的辛辛那提社把七月四日定为召开全州年度大会的日子,因而也被指责为霸占这一节日。又如在波士顿和费城,联邦党人非常成功地控制了庆祝活动,实际上把庆祝活动变成了一党的集会。他们夸赞新宪法,为反对法国人的英国人欢呼,诽谤杰斐逊及其支持者,在联邦党人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反联邦主义者于七月四日举行的宴会上),连杰斐逊都享受不到因草拟《独立宣言》而应得的光荣,直到他于一七九七年就任亚当斯的副总统,情况才有改观。及至一七九八年,党派情绪已达到极其强烈的程度,七月四日的游行、宴会、演讲,各党都是自搞一摊。那一年的七月四日,波士顿联邦党人著名的祝酒词反映了这种情绪:“但愿亚当斯象桑普森那样,借助杰斐逊的铁拳消灭成千上万法国人!”

 

在那些年里,呼吁“团结”实际上就是呼吁对本党忠诚。一七九九年七月四日,费城的庆祝活动分为两摊,联邦党人为华盛顿、亚当斯、平克尼、马歇尔(却不理杰斐逊)祝酒,共和党人则为杰斐逊祝酒:“这位政治家起草了值得纪念的《独立宣言》——愿他的美德和爱国精神永远活在美国自由人民的心间。”一八OO七月四日,在杰斐逊有望当选总统的时候,据传费城联邦党人就已对是否应当继续把七月四日当作节日提出疑问,甚至散布杰斐逊业已去世的谣言。

 

杰斐逊于一八O一年就任总统后,只不过是把七月四日庆祝活动的控制权转交到了另一个政党(共和党)手中,而没有把这一天变成全国性节日。许多联邦党报纸与共和党报纸不同,不在七月四日这一天登载《独立宣言》。在新英格兰各州,每年七月四日宣读《独立宣言》已成惯例,但于一七九七年中止了。一八OO七月四日费城举行庆祝活动时,两位校长听到一个学生朗读杰斐逊这篇造反宣言,即拂袖而去。一八O一年之后,共和党人把联邦党人排挤出许多官方庆祝活动,而把赞颂《独立宣言》变成他们的庆祝活动之一。

 

虽然两大党偶而也会暂时休战,但在七月四日通常都是各搞各的庆祝活动。此时,联邦党指共和党(过去他们一直被排斥于重大庆祝活动之外)迟迟才发现七月四日的意义所在,共和党则以牙还牙,利用当权的机会在官方报道和庆祝活动中有意不提约翰·亚当斯的名字。波士顿共和党人成立了自己的华盛顿社(一八O五年至一八二二年),以确保节日庆典不失党派色彩;联邦党人针锋相对,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一八O六年波士顿庆祝七月四日时,一位联邦党领袖杀害了共和党庆典主持人的儿子,这时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联邦党的《哥伦比亚前卫报》一八一一年七月十七日)表现了时代气氛,它攻击“杰斐逊先生的顾问们每年都要费尽心机,把他装扮成《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其实“这份具有纪念意义的文件付诸表决时,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出自杰斐逊之手,而这也是他从《洛克论文集》中剽窃来的。”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并没有使党派偏见趋于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党派意识尤其强烈。直到息事宁人的门罗总统当政期间,党派意识才减弱了一些,这位总统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前往波士顿参加庆典。

 

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把历史真相搞得更加模糊不清,而且加深了党派间的敌意,各州、各城镇、各县,都不肯放过历史上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行者,其中最有趣、也最成功的要数所谓的《梅克伦堡独立宣言》,在威廉·怀尔特的《帕特里克·亨利其人其事记略》(一八一七年)夸耀弗吉尼亚的开拓之功而激怒其它地区的爱国者后,这个文件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很快站出来同怀尔特唱对台戏的不仅有马萨诸塞,而且还有其它许多地方,特别是北卡罗来纳。据称,《梅克伦堡独立宣言》(一八一九年,很多家报纸都登载了这篇宣言)是北卡罗来纳的梅克伦堡县所选出的代表们于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夏洛特开会通过的。这个文件明确宣布梅克伦堡同英国决裂而独立,其中许多句子到一八一九年成了杰斐逊的名句。如果这篇宣言是真的,就证明北卡罗来纳人宣布独立比大陆会议早了整整一年,是争取独立的真正先驱者,怀尔特笔下弗吉尼亚首先发难的故事因而不攻自破。并且,这样一来,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说得婉转些——也就远远不象一般认为的那样具有开创性了。

 

一八一九年六月,约翰·亚当斯第一次看到《梅克伦堡宣言》(“我生平所见过的最稀奇、最神秘的东西之一”),不禁大为震惊和困惑,立刻给杰斐逊写去一信:“这份文件怎么可能直到今天才让我看到?……你知道,如果我当年能拿到它,就可以在你的《独立宣言》之前十五个月让它的声音响彻大陆会议会堂。同这份文件相比,托马斯·佩因的《常识》显得多么可怜、无知、恶毒、短视、失度!……这份文件把当时真正的美国意识表述得如此之好,无论其前其后的著述,都无法同它相比。”他在写给威廉·本特利牧师的信中,指责杰斐逊剽窃:“杰斐逊先生……当时肯定读过这份文件,因为他那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言》模仿其精神,搬用其观点,逐字抄袭其同句……。”

 

杰斐逊答复亚当斯说,《梅克伦堡宣言》乃是一个骗局,如同几年前谣传北卡罗来纳该地区发现“火山”一样。然而,想让北卡罗来纳爱国者承认其中有诈又谈何容易。一八三一年,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出版了一本官方小册子,除重印《梅克伦堡宣言》外,里面还附有“证明”该宣言真实性的文件。如今,尽管教科书中有时把这个宣言和“康斯坦丁捐款”相提并论,作为骗人文件的典型,但一些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仍然相信这个宣言是真的。至于《梅克伦堡宣言》是否真实,这是一个复杂的专业性问题。然而,不管这个宣言在其它地方被看作是真是假,在北卡罗来纳州,它是明文规定的传统。这个宣言的发表日期,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日,还刻在北卡罗来纳的州奎上,并且是这个州庆祝第一个《独立宣言》的法定节日。

 

一八二六年是《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美国各地不约而同地准备赋予这个周年纪念日以新的全国性意义,这种戏剧性巧合把七月四日变成了神圣的日子。此时,美国人已经第二次战胜了英国,而且,尽管不断出现内部分裂的威胁,美国还是安然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这年的七月四日非同一般,值得来一番非同一般的庆祝。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呼吁举行不为“营谋官职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垄断的庆祝活动。有人在华盛顿《国家通讯员报》上发问:庆祝活动是否将“以通常的方式进行,即烤鸡、鸣枪、喝他个烂醉?”六月间,全国上下都在做着准备,到了七月四日这天,庆祝活动可谓丰富多采:军事检阅、演讲、野餐、私人联欢会、官方宴会,不一而足。

 

在华盛顿,以市长为首的十三人委员会精心制订出了庆祝计划,市长还对所有在世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和前任总统发出了邀请,查尔斯·卡罗尔、约翰·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都未能前来,他们那文采郁郁的辞谢信刊登在华盛顿的报纸上。约翰·昆西·亚当斯出席了纪念仪式,纪念仪式上庄严朗读了《独立宣言》,发表了演讲,并呼吁捐钱为杰斐逊偿还债务(他的种植园因晚来的大雨而歉收),最后还放了“美妙的焰火”。这次纪念活动没有蒙上党派之争的阴影。两天后传来消息,杰斐逊于四日中午在蒙蒂塞洛逝世。又过了两天,约翰·亚当斯四日在昆西逝世的消息也传到首都。

 

在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看来,这个双重的巧合对开国元勋和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上苍昭明的恩宠”。当年晚些时候,威廉·怀尔特在华盛顿众议院对两位逝者赞颂有加,并进一步强调这一巧合的含义:同胞们,迄今为止,我们所庆祝的七月四日只是我国独立的周年纪念,参加纪念活动的也只是我们这些凡人。然而最近这个七月四日则可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庆祝人类自由的盛大节日了,因为上帝在众目睽睽下亲临庆典——两位开国无勋的双双升天,赋予了这个日子以神的神圣含义。

 

在远离东部都市错综复杂的政治仇隙的边远地区,那里的人们每年七月四日举行豪放不羁的宴会以示庆祝。深入密西西比河彼岸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烧熟肥肥的庸脊肉,大开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乔赛亚·格雷格率领的远征队在圣菲东北两百英里的麦克尼沟扎营,他描述了一八三一年七月四日破晓时分的情景:沉沉的夜空刚透出灰蒙蒙的曙色,充满爱国热情的远征队员们便开始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个胜利纪念日了。礼炮和枪声在群山中回响,隆隆的鼓声和激越的笛声更给庆祝活动平添了几分军旅色彩,大家无不为之心动。我们纵情欢呼雀跃,山谷也发出喜悦的回声。在这辽远的蛮荒地带,我们这些徒步探险者每年今日都要尽情庆祝一番,这里没有党派冲突和勾心斗角破坏我们和谐的气氛和几近虔诚的狂欢——每个真诚的美国人,都会把这种情感奉献给这个伟大日子的。

 

十二年后的七月四日,约翰·弗雷蒙特率领的远征队在前往西北太平洋沿岸的路上停下来,在遥远的科罗拉多的圣弗雷恩堡举行庆祝活动。那些新兴城市出于团结市民和提高当地社会本身地位的需要,不免要找机会举行仪式典礼,而且总是选在七月四日开张旅馆或宣告新学院的成立。

 

七月四日的演讲很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修辞学,而且总以这个节日为名。一位傲慢的撰稿者在《北美评论》(一八五七年四月)上对“这些节日”发表评论道:“我们通常都把‘七月四日演讲’视为装腔作势的高调和爱国主义空谈的同义语……匹克威克式的激情、礼花、爆竹、篝火、轰响的礼炮、拖曳的旗帜、拥挤的汽船、文人学士的装模作样、芸芸众生的恣意喧闹,所有这些把本来的神圣节日、虔诚记忆、崇高祭献和‘自由的安息日’变得乱糟糟,令人生厌,”在全国东西南北各地,七月四日演讲已经成为庆祝活动的一大特色,甚至一位新英格兰作家也承认七月四日是“我们唯一可以从严格意义上称之为全国性的节日”。所以,政治家和作家们往往以一篇词采华赡的七月四日演讲而崭露头角,便不是偶然的了。威廉·图德第一篇广为刊行的作品就是一八O九年七月四日的演讲。年仅十八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佛发表七月四日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演讲,已经显露出使他日后名利双收的风格,后来他又作过许多次七月四日演讲,出足了风头。约翰·昆西·亚当斯未满二十六岁的时候,受波士顿市的委托发表七月四日演讲,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乔治·班克罗夫特于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所作的演讲是他的第一篇散文。

 

有些七月四日演讲颇为拙劣,阿蒂默斯·沃德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四日在康涅狄格州惠塞斯菲尔德所作的演讲便是一例:各位同胞,因时间关系,我没法从请教徒们坐“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岩岸登陆时起谈美利坚的成长,但每个小学生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如何的了不起。我不赞扬早钥殖民地移民,恩必各位能谅解。某些早期移民把弄巫术的愚昧老妇吊将起来,在教友会教徒舌头上烧洞,将犯有微小过失的同胞送上囚犯踏车受苦或戴上颈手枷示众——他们或许为人很好,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所以不谈他们了。我想他们也许用心不坏,因此姑且借用一句新奇而斯文的报纸用语:“愿他们的遗体得到安宁。”然而,那些在美国独立革命中战斗、流血、牺牲的勇士实无可指摘,我们不必担心把他们捧得太高。以我之见,他们受得起赞扬。乔治·华盛顿可称世上第一完人,他头脑清醒,古道热肠,行事稳健。他从不得意忘形!大多数知名人士总不免失之忘形!(这两个字必须用粗体字标出,以示强调——阿·沃)他们踌躇满志,从而忘形,办事草率,滥用宝贵的崇高原则。他们跨上白杨木马,一路奔驰,根本不管这马跑得是否平稳、方向是否正确、是否跛腿、瞎眼或止步不前。当然,他们或迟或早总会摔下马来。当他们看到大众盲目前进时,并不站出来指明方向,而是跟着乱走。他们不知道,现在兴高采烈把他们抬在肩上的大众一旦发现所抬非人,就会毫不迟疑地甩掉他们,永远把他们忘却。华盛顿从来不会得意忘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热爱祖国,是一位头戴三角帽、身穿短裤的人间大使,他这种人物是很少见到的。朋友们,我们不可能都成为华盛顿,但我们部可以做爱国者,本着基督徒的仁爱精神为人处世。当我们看到一位弟兄走向堕落时,不要把他往下推,而要即刻拖注他的衣襟,把他拉回道德的正途。

 

所有的七月四日演讲都贯穿着两个主题:鼓舞精神:这是一种注重历史的民族风格。七月四日演讲所用的语言是为整个国家张目的,正如鼓舞人心的话、夸张的话和旨在鼓劲的话替美国西部和西南部那些新贵们的社会壮声势一样。两者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乐观,热情,不甚区分事实与希望、真正发生过的事和想必应当发生过的事。某城市的建设事业鼓吹者决不会由于该城市尚未成型或根本不存在而闭口不语,甚至还会因此而夸得更欢;同样,国家建设事业鼓吹者也决不会因为国家尚待发展而停止对她进行赞颂。七月四日精神好比一座“民族精神旅馆”,早早建造起来,以侍民族一旦形成,便打开大门欢迎。

 

民族的轮廓越模糊,便越需要充满信心的语言。因此,七月四日演讲的夸张语调可以视作一种尺码,它所表现的与其说是民族爱国精神的深度,不如说是民族爱国精神之模糊性。一八五一年七月四日,过分乐观的丹尼尔·韦怕斯特在首都庆祝仪式上说:“这个节日使人振奋、喜悦,把所有美国人的心连在一起了。在一年中的其它日子里,我们或许属于某党某派,彼此争吵不休(这些争吵或多或少涉及到公众利益)……然而在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其它身份不复存在,而只是美国人。”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詹姆斯·帕顿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出版了颇受欢迎的安德鲁·杰克逊传记,他给予杰克逊的最高赞美就是“最具有美国气质的美国人——他是《独立宣言》的体现,七月四日的化身。”

 

最早”——在美国,这就是最高赞语。至高无上的《独立宣言》“最早”宣告了美国的“诞生”。对“最早”的赞颂(纪念《独立宣言》仅是其中一例)是美国生活的特征,外国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美国历史的短暂更加强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判断孰先孰后,不是用历史尺度,而是用游标卡尺。你有你的“弗吉尼亚最早的家庭”,我有我的“最早的长老会教堂”(如韦斯利·弗兰克·克雷文所说),美国人争夺“最早”,互不相让。美国历史本身恰如一片无主的大陆,准都可以前往落脚谋生,谁到得最早,准就能够得到荣誉和财富。绝对的“最早”,可以取得无可争辩的至高地位。

 

庆祝的目的在于证明:美国是一个“脱胎于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把庆祝国庆变成了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日子。七月四日重申建国的意义所在。宣读并赞颂《独立宣言》不仅是为了纪念国家的诞生,而且还为了纪念国家诞生的“理由”,宣告并重申国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就这样,美国人表现出他们对本国存在的意义是不断关注(和忐忑不安)的。美国人的出发点是: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必然有其充分的理由和积极的意义。

 

美国的自我肯定的典礼仪式很多,我们或许应当称之为自我肯定的“狂欢”,而七月四日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目标”奇异地混为一体了。七月四日举行盛大节日的目的在于表明(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导致美国独立的原则和感情”。

 

  美国人在“国家的目标”这个问题上所感到的困扰实有甚于其他民族。历史悠久的民族认为他们国家的存在早已被上帝和历史所认可,自然不必定期申明本国存在的理由。然而,美国却是在一次证明自身合理性的行动中诞生的。首先,《独立宣言》不仅是向美国人,而且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不断显示自己负有世界使命,并不断向全世界证明这一使命的存在。美国人不可思议地把七月四日这个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节日变成了反复解释建国目标,并向全人类加以证明的日子。这一点在杰斐逊去世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不能前往华盛顿参加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的纪念庆典表示遗憾,接着便阐述了这个节日的意义: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成为对全球发出的信号(有的地方早些,有的地方迟些,但终将遍及全世界),激励人们挣脱锁链,领受自治带来的幸福与安全。过去,僧侣式的愚昧和迷信使他们甘受锁链束缚。现在,我们建立的新国家恢复了自由运用理性与思想的权利。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或正在认识到人类的权利所在。普照世界的科学之光使每个人都能看清这样一个鲜明的真理,人类的大多数并非生来就是听由役使的骡马,那少数足登马靴的幸运儿也并非因为承受大恩而得以合法地驱策他们的同胞。这就是我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希望所在;愿每年的这一天能不断唤醒我们牢记人类权利并对此忠贞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