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符号怎么读:山西大同煤矿老矿工钱奎保：见证煤业长子辉煌与磨难

山西大同煤矿老矿工钱奎保：

曾与周总理探讨煤炭生产 见证煤业长子辉煌与磨难 

田霜月

南方都市报

2009-07-22

1958年7月，山西提出的“跃进”目标是“今年超五厂(当时最先进的人造石油厂)，明年赛玉门，后年压英美”。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同煤矿井下的开采环境不断改善，图为现代化的开采面。
 

新中国最大矿难老白洞矿难发生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临现场指挥，跟矿务局的有关抢险人员合影(右五为董必武)。
 

同煤集团塔山矿，刚从矿井出来的矿工。　　　CFP图片

　　矿上的澡堂子，是77岁的退休老矿工钱奎保每天必去的地方，不是洗澡，是和大家“瞎扯”。

　　聊聊过去的事，钱老最喜欢“显摆”的是，“文革”破坏，国家严重缺煤，他上北京见了周总理，将“多出煤”的任务带给了兄弟们，大同矿务局在这一时期没有停产；他最不愿意提及的是，“大跃进”高产指标下，他的684名兄弟因为一场矿难离开了人世……这场新中国最大矿难、当年被列为“绝密”的惨案，在尘封了30多年后，其细节和真相才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钱奎保是为数不多的了解真相的幸存者之一。

　　他还会把在澡堂门口听到的“最新消息”带给老伴，老伴不喜欢跟他一起去“吹牛”，更愿意坐在棚户区的路口晒太阳。

　　不过老伴还是很期待每天由老钱带回的或好或坏的消息：1997年金融危机煤难卖，在职矿工的工资一下子少了一半，她担心在矿上工作的儿子生活怎么过；矿务局改制成集团，还要重组，她又着急女儿会不会因此下岗丢了“饭碗”……

　　这几天，钱奎保带回的“好消息”让老两口兴奋了一把：为庆祝同煤集团建局60周年，集团给每个职工包括退休的发放奖金1000元。不光是为钱，也是为同煤60岁了感到高兴。“听说去年也闹金融危机，为何大家没少钱，还多发奖金了？”这一点，钱老伴想不明白。

　　账房先生挎上了盒子枪

　　按照“摩的”司机的指引，记者在同煤集团煤峪口矿的澡堂门口找到了钱奎保，他正悠闲地看别人下棋。一身整齐的白衣西裤，黑边的老花镜，很难让人将他跟当年那个被日本人从河南抓来的小矿工联系起来。

　　“有记者要采访我！”跟老友们打了一个招呼，钱奎保带着记者朝矿山上的家中走去。他家的房子就在传说中的“棚户区”，一路上坑坑洼洼，污水横流，摩的司机都不情愿载人上山。

　　站在山脚抬头看，寸草不生的山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小房子，一个挨一个，又破又旧，像沙漠中遗弃的石窟。钱家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窟”。同煤曾经有30万人住在这样的“石窟”里，其中大多数是退休矿工及工亡、工残家属和低收入的员工，近些年的“棚户区”改造，才有一些人陆陆续续搬了出来。

　　关于“棚户区”的传说很多，有这样一个最经典的“编排”，据说中央领导来矿区视察，沿途看到这些低矮的小房子，问是干什么的，下面就回答说是养鸡的。这个传说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版本，真实性自无法考证，但也足以形容这些小房子的简陋和破败了。

　　“再过几个月，我也快搬离这里了！”说到这里，钱奎保眼中闪过一丝不舍，毕竟他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住了50多年，高峰时期三代同堂，是钱家的安乐窝。

　　钱奎保说，大同煤矿解放后不久，他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这是矿上分给他的第一套房。

　　大同煤矿是从1948年开始的，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段历史。“这之前，风声就是一阵紧过一阵，矿友们都在议论‘又要换天了’。”钱奎保发现，窑头们也都一个个坐立不安。

　　大家都在悄悄议论着，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一会儿说八路军又把什么地方攻下来了，国民党又把什么地方夺回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煤窑的账房先生挎上了盒子枪，告诉矿工们解放了，原来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派到煤矿做地下工作的。“之前就觉得账房先生人挺和气的，跟那些窑头把主不一样。”钱奎保明显地感觉到，解放了，矿工们能吃上饱饭了，窑头们也老实多了。

　　1949年8月30日，大同矿务局成立。“我们矿工当家做主人了！”钱奎保学着当年矿区广播里传出的声音，矿务局成立后不久召开的庆祝大会让矿工们彻底找到了“主人”的感觉，钱奎保和矿上的许多年轻人一块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一直从同家梁到口泉的三道沟，来回十几里，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却“一点也不觉得累”。

　　扭秧歌的冲天干劲延续到了生产中，“我们都是带着报恩的思想干活。”钱奎保有时候干累了，就想想当年自己从小日本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又从国民党窑头的皮鞭下逃过，现在干活给自己挣钱，马上浑身又有劲了。最直观的是，矿工们从一天挣两毛钱，一下子涨到了一天1块多钱。

　　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跟大同煤矿一样，也是百业待兴，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自然需要大量补充。“国家咬咬牙，从牙缝里挤出了2000万元给了我们。”这2000万元是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煤炭生产的最大一笔投入，这对于当时的大同矿务局是雪中送炭，在工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国家需要煤，大同煤好，要多出煤，中南海的毛主席烧的就是我们的煤。”在这样一股干劲下，矿井迅速得到了恢复，采煤技术也得到了更新。1951年，矿务局的煤炭产量达150万吨，居全国煤矿之首。“共和国煤炭工业长子”的说法由此流传开来。

　　他不虚报，官就当不成了

　　顶着“长子”的光环，大同矿务局的产量一路攀升。走到1958年，产量的增长达到了“白热化”，从500多万吨跃增到千万吨。

　　“这个肯定有水分，我们一个矿本来日产5000吨，一下子飙升到了1万吨，怎么可能呀，真是神了。”钱奎保跟工友们知道矿长虚报了，但无奈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他不虚报，这个官就当不成了。谁要是质疑产量，就会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被批斗。”

　　老矿工高怀秀记得最清楚的是露头煤的开采“水分”。大同的矿山上都是煤，还有一些露头的煤。矿长就组织大家把这些露头煤从山顶推倒山下，最后一起计算产量。“煤裹着土一起滚下来。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土，但全算了煤的量。”

　　记者翻阅当年的《大同日报》，这种多快好省的“巧干”不时见诸报端，产量卫星一个接一个放。1958年7月，山西省召开全省的煤炼油跃进会，提出的“跃进”目标是“今年超五厂(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人造石油厂)，明年赛玉门，后年压英美”。

　　转眼到了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年轻的共和国上空。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81.8亿元。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跃进年，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

　　按照当年的下拨计划，钱奎保所在的老白洞矿区的产量为140万吨，超出90万吨的设计能力，远远高出正常生产水平。“没有人提出，也不敢对这个产量有怀疑。”

　　对于这段历史，作家何于清在他的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中是这样描述的，“时代已造成这样一种形势，谁如果认为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一时间科室关门，拖班加点，突击生产，以图高产快产，谁也不会怀疑高产指标的落实，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05名矿工被困在井下

　　日夜突击，钱奎保跟矿友们被分成了早中晚三班，他被安排在了中班，从下午两点一直下井到晚上10点。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钱奎保像往常一样，在老白洞矿15号井口排队，准备乘罐笼下井。突然一阵猛烈的震动，紧接着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大股大股的黑烟。“我们站也站不稳，又被黑烟呛着了，队伍乱成一团，四处逃窜！”

　　讲起当天的情景，钱奎保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说，一眨眼，井口的房屋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也起火了。打钟工和跟车工被巨大的风力吹下来，摔在地上才保住了一条命。在井口排队等候的矿工大部分也被震伤。大巷变电站、图表室弥漫着呛人的烟雾……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已下去。905名干部和工人被困在井下，生死不明！

　　“我排在队伍末端，没有受伤，就这样逃过一劫。”钱奎保跟井外的工友们迅速投入了抢险营救。但由于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井外失去了跟井内的一切联系，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此时，井下也处于茫然混乱之中。当时跟矿工们一起下井的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事后回忆，爆炸的那一刻，他正在打电话，忽然一声巨响，一股巨浪，眼前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是倒下去了还是站着。”他拿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只是一个小红点；摇摇晃晃地撑住，拾起电话，电话已经不通了。“我知道电路断了，但以为是塌了大顶。”

　　李继武爬起来往外走，走了20多米时，就听见有人在痛苦呻吟着，用微弱的声音喊救人。此时，几个工作面的工人都跑了出来，大巷积聚了几百名工人，所有的人都感到头有点发昏。

　　路越来越难走，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巷里的人已经混乱起来。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失声哭诉，有人四处瞎跑。有一个采煤队长跑出了大巷，却见到自己队的矿工倒下十几个人，他一下控制不住感情，悲痛地号哭起来，哭声渐渐小了，他也一头栽倒再没能爬起来。

　　掘进段党总支书记杜培堂领着10多个人从工作面跑来，他一边跑一边还在高喊：“李书记，快往外跑！”

　　李继武急忙上前劝阻他们，告诉他们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瞎跑更危险，而他们就是不听，仍然跑着，喊着，在奔跑途中一个又一个地栽倒了……死去的、倒下的越来越多。

　　“那烟可真厉害，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张延英当时担任某生产段副段长，他脱险之后给钱奎保这样描述井下的情况，“前头一倒一大片，我们就绕过倒下的工友往后撤。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去救，因为你一救，一停留，浓烟就会把你也吞没。”

　　反革命点火线索未发现

　　“根据情况判定，事故非常严重，如果再往前走，会有更多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和侯高山等人截着人们，劝阻着人们，但仍有人不听劝阻，硬是往外冲，甚至与我们发生冲突。”李继武脱险后回忆说，这样大的事故谁也没有经历过，谁都想赶快奔到井口，以为离井口越近生命越有保障。

　　大约在下午4时，李继武还组织了10多人前去探路，结果收效甚微，所有的巷道除了烟雾外别无洞天。

　　怎么办？有人建议继续后撤，也有人主张应该往外冲，李继武说：“情况不明，与地面又失去了联系，冲也是希望不大的。”他顿了顿说：“我们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临时党支部。”

　　于是，在800米深处，在浓烟弥漫的生死关头，一个奇特的组织———临时党支部诞生了。支部书记由李继武担任。

　　在临时党支部的组织下，70多人迅速往里撤，毒烟雾滚滚而来，大家只好互相搀扶着。李继武一面走一面用粉笔在煤墙上、矿车上写着“里面有人，赶快抢救”。

　　凭着丰富的井下经验，李继武把大家带到一个巷道尽头处，要求全部躺下，打开安全灯盖，关掉矿灯，开始等待救援。一天一夜之后，这个“临时党支部”终于被发现了。

　　经过7个昼夜的突击救援，井下抢救全部结束。684人遇难，堪称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矿难。但这个死亡人数当时是没有公布的，钱奎保也是若干年之后才知道这一确切的数子。“当时我们只觉得死了很多人，但具体是多少，谁也不知道。那时不像现在矿难发生后都要公布死亡人数。”

　　前来指挥抢险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火了。他拍着桌子对局领导吼道：“你们要向人民请罪，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待？你们有没有党性，有没有良心！”他亲自主持了长达20天的安全检查……

　　但类似的安全检查，老白洞矿已经两年多没有做过了。钱奎保还记得，“大跃进”之前，老白洞矿是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洒水清洗，但在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口号中，这个大清洗被省掉了。

　　“要搞生产，放卫星，哪有时间安全检查！”井下煤尘四起，行人3米内互相不见，大巷有的地方的煤尘有一脚深，一走一仆的，棚梁上煤尘有1寸多厚。

　　在1959年6月26日组织的高产中，有人提出了“产量不突破2000吨大关，绝不能换班”的主张，结果工人们在井下挨饿拖了一个班，4个班产煤2008吨，却以3个班产量虚报上去。

　　不仅如此，为了“高产”，还制定了20多种惩罚工人的办法，轻则写检查，重则戴牌子游街示众；要么送集训班，或者扣工资饭证。当时工人有4怕，怕监督劳动；怕开会辩论；怕不发工资；怕扣掉饭证。

　　1959年在大破大立中，破除了井下禁止使用电焊、炮崩溜煤眼、明火放炮、带电作业等必须的规章制度，有人更是荒唐地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

　　如此混乱中发生煤尘爆炸恶性事故本来不足为奇，可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天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就连事故后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运动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达709名，撤换干部398人，对673个五管部位逐一进行审查调整，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

　　但通过反复审查，1961年的结案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老白洞矿事故是煤尘爆炸事故。”

　　周总理脸色凝重，很生气

　　“大跃进”下的这场矿难让老白洞矿毁于一旦，钱奎保被调配到了煤峪口矿。矿难并没有让人们从运动中清醒过来，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运动还是没完没了。到了1966年，运动被演绎到了极至：一夜之间，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到处在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更让钱奎保想不到的是，他眼中的好领导———当时担任煤峪口矿党委书记的刘书贵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

　　刘书贵先是被责令“洗澡下楼”———一连几个月，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经过了17次的“洗澡”，终于被允许“下楼”了。1967年4月8日，煤峪口矿党委被造反派夺权，刘书贵被关押长达一年多。

　　刘书贵想不通，也不服气，“我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怎么会跟资本主义沾上边？我一个心眼跟党走，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不断的游街、批斗，一天少则两次，多则四五次，一斗几个小时，还要弯着腰，低着头，脖子上挂着大铁牌子，一天下来，手和脚肿得像馒头。渐渐的，刘书贵和一些“当权派”的难兄难弟麻木了，释然了———“整个中国都乱套了，游街批斗的又不止我们几个，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呢，不是照样给‘揪’出来了，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们不也一个个全都挨斗了？”

　　矿长、书记都被划为“走资派”，矿务局的各级领导班子陷入瘫痪，规章制度被破坏，指挥失灵，煤炭产量急剧下滑。《大同矿务局志》中记载，1967年，矿务局的原煤产量只完成国家计划的46.55%。

　　尽管如此，后来担任矿务局工会主席的晋珊元一直认为，大同煤矿不是“文革”的重灾区，毕竟踏实肯干的矿工们让煤矿基本没有停产。这个说法得到了钱奎保的认同，和他一样的普通矿工虽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是非全颠倒了”，但“多出煤”的信念始终如一。

　　1968年7月，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作会议，号召包括大同煤矿在内各大煤矿抓紧生产。钱奎保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跟周总理同台研究煤炭问题。

　　一次抓生产的行业会议，也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味道，造反派中的两派甚至在会上互相攻击起来。钱奎保坐得离周总理很近，清楚地看见总理脸色凝重，眉头拧在了一起，一抖一抖的，钱奎保知道“总理很生气”。

　　会议结束，钱奎保一行坐火车回大同，一到大同火车站，直接就奔会场，传达会议精神。会场就设在火车站内的空地上，扯上横幅标语，聚集了上万人。没有参加造反派任何一方的钱奎保把总理“抓生产”的号召带给了矿工们。“这个是有用的，1970年，我们的煤炭产量就恢复到了1100万吨。”

　　新华社内参引起中央关注

　　“文革”后，大同矿务局迎来了一个难得的高速发展期。到了1985年，全局的煤炭产量突破3000万吨。当时，世界上仅有苏联的顿巴斯、德国的鲁尔、中国的大同3家突破3000万吨。高产量跟一年年抬任务、下指标是分不开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深入骨髓。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迈入市场经济的门槛，矿务局有些“水土不服”。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煤炭市场形势急转直下，一方面国内煤炭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煤难卖，价难保，款难回，煤炭价格持续下跌。另一方面，煤炭出口也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幅缩减。

　　大同矿务局身上所具有的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全部暴露出来，单一的经济结构、脆弱的经济基础、陈旧的管理模式，面对市场变幻，抗风险度危机的能力几乎为零。在王村矿担任副矿长的高怀秀很痛苦地做出了“限产压库”的决定，因为“开采的煤卖不出去，开一吨就亏一吨”。

　　一时，曾经的行业明星、共和国的利税大户，竟然连员工的基本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1999年职工人均工资比1996年下降了47%。全局低于大同市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城市居民有14977户，计41569人。

　　工会主席晋珊元喊出了“人人二百三，共同渡难关”的口号，矿工的工资普遍被打了八折、六折，他的1000多元基本工资直接缩水成了230元。但这被扣发工资至今未能补发给职工，这让已经退居二线的晋珊元难以释怀。

　　此时，钱奎保已经退休，退休金还是保证了足额发放；但他的儿子、女儿“捧的都是煤矿的饭碗”，减薪的压力下生活一下子窘迫起来。“老伴那时没少操心！”

　　这一困窘直到2000年才出现转机。当年新华社的一篇3000字的内参《大同矿务局深陷困境》，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同年10月30日，时任吴邦国副总理率了一个庞大的“部长团”到大同煤矿现场办公。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副主任蒋黔贵、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财政部副部长高强、铁道部副部长刘志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扳着指头一数，有14个省部级干部，阵容之强大，让负责陪同接待的晋珊元有点紧张。“副总理带着这么多部长到一个企业现场办公，这是第一次，何况还是下到数百米深处的矿井工作面。”

　　井下，当吴邦国得知井下职工月收入只有900元，地面职工只有300多元时，脸色就变了：“工作条件这么艰苦，挣得不多啊。我们这次来，就是要为大同煤矿的扭亏脱困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吴邦国说，“十五”期间的能源，包括中国今后的能源，还是要立足于煤炭。搞好煤炭事业，还是要立足于大型煤炭企业，所以必须想办法搞活这些企业。

　　会后不久，国务院调减大同矿务局资源税每年达3000多万元。

　　局长改叫经理了

　　最困难的时期，喘了口气，接下来改制成了当务之急。此时的大同矿务局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政企分离”这一当时通行的思路，企业制度试图由计划经济的工厂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司制。这被媒体称为第一次改制。

　　“这只是赶了一趟时髦。”一位原矿务局的高层说。“牌子换了，但国营单位的精神还在。”

　　钱奎保不知道改制意味着什么，但他能感觉到的明显变化是，局长不再叫局长，改叫经理了；干部也没了，全成了管理层。

　　2003年12月，同煤集团开始更具现代色彩的“二次改制”。同煤将“触角”伸到了大同市以外，通过资源扩张、收购兼并等手段，以大同、宁武、河东(北部)煤田为资源基地，重组了山西北部主要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先后并购和兼并了27个地方国有煤矿，组成了新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

　　重组后的煤田储量达892亿吨。作为能源型企业，仅仅拥有资源是不 够 的 ，更 需 要 让 资 源 变 成 资本———只有上市才能完成这个宏大目标。与之相配套，大同煤业股份公司成立，“新同煤集团”在其中占据第一大股东的地位。2006年6月，大同煤业A股在沪市开盘上市，同煤集团首次挺进资本运营市场。

　　去年，同煤迎来了改制上市后的第一场“大考”———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抓住煤炭行业周期性深度大调整，同煤开始了低成本扩张，跨地区发展，加快煤炭资源兼并重组。在国内外煤炭市场疲软的背景下，同煤的煤炭量产销延续了过去三年的亿吨“战绩”，这还不包括非煤项目带来的效益。

　　“10年前的金融危机减了工资，10年后的金融危机还有钱发奖金……”记者走的时候，钱奎保还和老伴喜滋滋地议论着。

　　来源：http://gcontent.oeeee.com/c/3e/c3e0c62ee91db8dc/Blog/1f5/a39a3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