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仙 斑斓石 获得途径:美国人：开拓历程·4-2

十八 从乡村绅土到种植园主资本家

在英国，人们一直相信绅士具有某种神秘性。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乳母请求国王使她的儿子成为绅士，国王回答她说，“虽然我可以册封他为勋爵，但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使他变为绅士。”在弗吉尼亚，正如我们听谈到的那样，绅士也被某种神圣的光辉所笼罩。不过，在那里，贵族家庭更容易用金钱制造出来。这样，作为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就预示出美国是如何以粗俗而又健康的态度对待贵族的。只要盾形纹章可以用现款买到，人们对所有贵族的特许证书就一概都会抱怀疑态度。社会地位在美国显然是可以出售的，这就促使人们对欧洲世袭贵族的神秘观感烟消云散。如果穷人看到生活条件比他们好的人能用金钱购买名位，他们怎能相信上帝加盖了印章的证书有什么奥秘呢？

在弗吉尼亚，即使在日趋僵化的贵族阶级中，商业的进取精神仍很旺盛。弗吉尼亚一些名门望族（诸如：勒德韦尔、斯潘塞、斯蒂格、伯德、卡里和丘等）只不过是不久前的商人的后裔。由于多种因素，有成就的种植园主往往保持几分商人的气质，不断为自己的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途径。首先，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业具有其特色。弗吉尼亚人从不施肥来补充烟草生长过程中从土里吸收的氮和钾，因此只有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种植烟草才能长得茂盛；通常都是第二茬烟长得最好。种过四茬之后，土地一般就改种玉米和小麦，最后复原到种植野松、酸模和薹属植物。根据这样的耕作制，一个谨慎的种植园主每次用于种植烟草的土地不敢超过一定的数量，譬如说，他的土地的百分之十。出于预见性，他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土地，因为按弗吉尼亚的土话说，他年复一年地“会把土地用光”。因此“烟草地”这一名词很快就成了“新地”的同义词。那些被认为已无利可图的“酸地”或“老田”在滨海的弗吉尼亚便成了学校的校址或用于建教堂，正因为如此，谨慎的种植园主就得充当土地投机商，需要机灵地利用时机，随时准备买进新的土地。地位显赫的家族拥有的土地在不断增长，而且常常变换地方，最古老的庄园住宅，如卡特、伦道夫和伯德家族的宅邸，一直保持在原地不动，并成了家族传统的源泉。但是一旦作为这些家族财富来源的土地己不再能获得合理的利润，这些土地便成了被摒弃的固定设备，或只能用作交换的筹码。在此情况下，大种植园主便发现奴隶劳动力具有特别的好处，因为当某一块土地有希望赚得更大的利润时，奴隶劳动力是可以在乡间来回转移的。这种浪费土地的制度，至少从弗吉尼亚民政机构的观点来看，并不是纯粹的坏事，因为该制度可以使富有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同时也是政界领导人）的警觉性和进取心受到无情的考验。

第二个刺激种植园主的重商和进取精神并形成庄园制本身特点的因素是缺少大城镇。法国旅行家弗朗西斯·米歇尔在一七O二年写道，“居民住地分散，即使在农村里也形成不了村庄，因为每隔二十或三十年就非得开垦新地不可。”这并非唯一的原因。地理上的现实情况也同样是重要的。滨海的弗吉尼亚朝东南伸向切萨皮克湾，是一片富饶的低地。这片低地被好几条可以通航的纵深河流切割成指状，这些河流是波托马克河、拉帕汉诺克河、约克恻和詹姆斯河。每个指状地块又被若干条小河象脉络一样分割为小片土地。这些小河有许多也不大小，船只可由此直通大洋。这些都是经济生活循环的渠道。逆河而上的船舶主要装载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贩运来的黑奴和从伦敦运来的服装和家具；顺水而下的船舶则满载着来自李家、卡特家和伯德家大种植园的成桶成桶的烟草。

从商业观点看，城市在当时是多余的。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的私人码头。烟草种植者可以把桶装的烟叶直接从自己的码头装船，运给他在伦敦的代理商：他的进口物资也可以在他自己的进口港卸货。由于这种原因，弗吉尼亚在殖民地时期没有商业首府，没有它的波士顿或费城；弗吉尼亚的商业就寓于散布在河流两岸的许多私人码头。约翰·克莱顿于一六八八年在其致皇家学会的信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弗吉尼亚具有更稀奇古怪的河道条件了。这种方便条件今后可能使弗吉尼亚发展成为象荷兰那样的地方，成为全美国最富庶之地。但是当前我认为这是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极大地妨碍了它向前发展。因为众多的河流和稀少的人口使贸易分散，以致所有船只都得在相隔百英里远的上下游各自装卸货物；因此开展得最好的贸易也不过是苏格兰式的小交易；因为这些船只部得运载各色各样的小车到当地进行交易，以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商品。河流多正是没有市镇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年之后，《弗吉尼亚现状》一书的作者问道，种植园主商人舒舒服服地呆在乡下而他们的主顾又在附近，他们为何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招市镇上的商人来竞争呢，当陆路运输还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在几乎不存在公路的新兴地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那些能在他们的码头上进行交易的人就显得得天独厚了。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指出，“大部分房子都建在船舶装卸处附近，任何东西部可从英国的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地发出，并在此地向某位绅士交货，比在英国向距离五英里之遥的乡下人交货还更省事和更便宜。因为你无需为来自伦敦的货物交付运费，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货物只需交付一点运费；货物所有人只需装些烟叶到船上，运往英国给船主。”

那些批评弗吉尼亚的人经常抱怨说，弗吉尼亚的文化、宗教和商业水平之所以低下是因为那里缺少市镇。由于英国家具制造者的产品能够如此廉价地放在船舱底部运到弗吉尼亚的农场来换取大量的桶装烟草，当地的工匠只好却步不前了。河流运输畅通，实际上促使许多种植园主的思想圃于本土，变得偏狭起来。斯普茨伍德总督一七一O年写道，“人们初到此地定居时，是沿着大河两岸安顿下来的，对他们种植园范围以外的内地情况毫无所知。他们惧怕印第安人，因此不敢进一步深入内地，书信来往除通过水路外也别无他途。”持批评态度的人说，促使人们在城镇里“集居”就可以形成较高形式的文明。有些人建议制订立法，使城镇居民在税额方面沾些便宜，此外又提出了其它有吸引力的方法，但这一切部未能奏效，地理因素还是占了上风。直至十八世纪后期，弗吉尼亚的商业（以及随之产生的商业价值观念）仍然分散掌握在许多较大种植园主的手中。正因为弗吉尼亚没有城镇，因此那里的乡绅比起英国乡绅更需要具有城镇生活的才能：进取精神，做精明交易的能力，并具有城里人判断得失的眼光。

烟草不象许多英国乡村绅士种植的作物，它并不属传统的糊口经济的范畴，而是一种经济作物，是为获取利润而种植的作物。种植园主在奴隶、土地和设备方面的投资是通过巨额的现金贷款来进行的。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帐簿都令人沮丧而生动他说明了此种情况。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上的殖民地”，而杰斐逊和他以前的不少人都曾主张建立一种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范的种植园制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在大规模商业性农业方面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英国乡绅一贯关心自己农场上的具体细微事宜。甚至象第八世德文夏尔伯爵地位这样高的勋爵，（几十年以后）当他养的猪在斯吉普顿赛会上得了头奖时，他也还感受到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时刻”。但是，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却不满足于在当地赛会上得奖。他们的烟草加入了世界市场上的严酷竞争，他们同时还是保持敏锐的眼光来处理大量各式各样的事务，井关心其开支情况。当迪朗·德·多芬先生于一六八六年访问沃姆利富丽堂皇的名为罗斯吉尔的庄园时，他以为他正步入“一个相当大的村庄”。大种植园的生活同简单的农业经济生活截然不同，那里有数以百计的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以及经纪人。他们种植烟草来赚取利润，生产粮食，并制作工具、农具和服装。所有这些东西，既供自己所用，也在当地和外国市场上出售，有时就用种植园主本人拥有的船舶运送。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是一座十八世纪版本的现代化“公司城镇”，而不是富于浪漫情调的乡下村庄。种植园主要经营一个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兼而有之的小世界，需要具有商业上的敏锐性和大量的实际知识。象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他们涉猎既广且又多能。这是十八世纪较大和较有成就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身上常见的本领：他们对自然历史深感兴趣，他们掌握受人敬羡的医疗和机械学知识，他们熟悉气象学，还必须了解法律。如果把种植园所必备的这些东西解释成好象是从遥远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范例及其抽象教导引发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荒诞不经！这些东西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种种问题的一个索引。

如果说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具有新世界某些特有品德的人，那么所造就的仍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式人物。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企业颇有劲头，做买卖时也不那么怕弄脏自己的双手，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比较资本主义化，他们对现金资产负债表也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知识兴趣也更加全面，但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小撮特权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础在十八世纪开始前就已经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在一七O四年向英国贸易部正副大臣们报告说，弗吉尼亚四大河流中每条河沿岸都住有十至三十个“靠手艺和勤劳而拥有雄厚实力的庄园的人”。到了该世纪的中叶，这类人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些是杰斐逊和华盛顿之类的新贵。但是大种植园主增多的过程也是小种植园主减少的过程。弗吉尼亚富裕的种植园豪绅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之深到一七五O年可谓已达顶峰。

十八世纪中叶是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全盛时期，也是该地几乎所有主张独立的领导人以及即将登上新生联邦政府“弗吉尼亚王朝”宝座的那些人的青年时期。这批人中的第一位是华盛顿，生于一七三二年，最后一位是门罗，生于一七五八年。这些人的自传和书信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层“四百家”互相密切通婚的情况。亚力山大·斯普茨伍德总督于一七一三年三月九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填补总督行政委员会三个空缺的人。他们“有才能，素以忠厚诚实力原则；并拥有富庶的庄园”。他还抱怨说，除此三人外，他再也找不到合格的人了。其他人都已经占了政府的肥缺，“或者都同一个特定的家族（指伯韦尔家族）有某种亲戚关系，目前总督行政委员会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己同该家族结了盟。”从一六八O年到美国独立革命，先后被任命为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中，只有五十七个不同的姓氏，其中九个姓氏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又占了另外三分之一左右。有五位委员姓佩奇，姓伯韦尔、伯德、卡特、卡斯蒂斯、哈里逊、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的各有三位。委员会的成员往往一人不止担任一个官职。人们抱怨说，“委员会里一官多职的现象往往引起巨人混乱，尤其是当这些官职的性质相互矛盾时更是如此：例如，一个人既是税务官，又兼任法官，作为前者，就应该为后者提供资料以查明税务方面的违法真相，或以委员会参事的身分，执行法官的职务，开会审议并通过他们本人身为税务宫所提交的帐目。”这种大量垄断官职的状况不局限于总督行政委员会；地方上层层都是如此，富有的种植园主往往同时是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团司令官和公民代表院代表。

托马斯·杰斐逊遗留下来的青年时代的凡封书信（写于一七六O和一七六四年间）提供了目前我们所能得到的他二十一岁以前几乎全部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书信读起来很象社会专栏：他交往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部属于弗占尼亚的名门望族。他第一位恋人丽贝卡·伯韦尔就是出身五十年前统治总督行政委员会的那个伯韦尔家族。他在给年青的弗莱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威尔，我已想出了一个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去换取埃奇山庄，我拿我的地去换取弗尔田庄，你娶萨克基·波特，我娶丽贝卡·伯韦尔，弄一把高背椅和一对骏马，在同一个法庭上当律师，一起坐车去参加当地所有的舞会。你看这样的生活如何？”这位社交界青年名流所写的这类信中出现了佩奇、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那茨等家族成员的名字。所有这些人在弗吉尼亚社会名流册中全部榜上有名。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世界同一七七六年的世界之间并没有一堵隔墙，也没有天翻地覆的思想变化使十八世纪后期的想法与同一世纪中期人们的想法出现根本性的差别。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看到独立革命期间那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生活方式的连续性。我们越观察弗吉尼亚人思想的地方传统性，我们就越感到根本不需要去探索什么普世的哲理根源，也没有必要把这些思想解释成并无地方色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独立革命的动力势必融化在弗吉尼亚的平凡事物之中。某些历史学家把欧洲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硬封为美国独立革命之父，这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好象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最后一幕突然出现一个毫不相干的该负全部罪责的人物似的，在独立革命中势必发展到顶峰状态的那种革命动力和行动模式，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在弗吉尼亚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