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啸：郎咸平为什么惹不起？

　　昨天有媒体提出“郎咸平是中国最惹不起的人”。这就对了，郎咸平当然惹不起，因为郎咸平的背后是民意。在当前这个大众民主已经具备雏形的时代，那些少数知识分子靠垄断话语权来强奸民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批判郎咸平的都是些什么人？

　　在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些批评郎咸平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对郎咸平造不成任何的威胁，因为这些人都是非专业的学者，而且很多人一看就是别有用心。任何问题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可以发出具有见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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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阶段，进入了金融经济学的第三个阶段。当代的经济问题也只有从金融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才可以得出满意的解释。那些早期批评郎咸平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数是微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经济学家。这些人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是相当不足的。到现在，即使是茅于轼这样的人也开始承认郎咸平的分析是正确的。而近期批评郎咸平的已经很少是学术界的人，更多是诗人、作家、愤青、非财经记者等，这些人大多数都不具备最基本的经济学素养，而又长期脱离经济生活，缺乏基本的生活体验性常识。这些人对待郎咸平是无知者无畏，而郎咸平对待他们则是不知者不怪。

　　而当代中国，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金融经济研究者虽然没有公开力挺郎咸平，但他们的观点与郎咸平并无二致，比如国内的黄明、向松祚、谢国忠、张庭宾、陈思进、宋鸿兵、刘军洛等。而郎咸平所揭示金融危机、产业危机与财经记者的调查，企业家、民众的感受也完全相符，这也足以说明郎咸平的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其实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就在一年前宋鸿兵、郎咸平还被称为阴谋论者，而现在货币战争已经开始了，已经摆上了台面，现在谁还用“阴谋论”这个词，必然被称为“老土”，被当做笑话，这就是中国的发展进步。

　　当代中国的思想比较多元化，这里面既有知识背景的问题，也有思维方式的问题，而且更多是交叉存在。按照思维方式的不同，笔者将中国爱国人士的思维分为“男人思维”、“妇人思维”、“儿童思维”和“敌人思维”四大类。

　　男人思维的特点是深刻、理性，长远。研究问题想的比较多，比较全面，看问题敏锐，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本质。比如郎咸平、就是典型的男人思维。

　　妇人思维的特点是悲天悯人，但是短视、肤浅。喜欢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比如文学界的龙应台、时评界的叶檀就是典型的“妇人思维”。富人思维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当年，中国大清朝的百年耻辱就是因为“妇人思维”主导国家政策。当年慈禧太后也“创作”出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样听起来很顺耳的名句，但中国还有哪个人像她那样给民族国家造成的灾难如此之重。这些人悲天悯人的背后，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祸国殃民，当然这绝对不是她们的本意。比如龙应台张口文明，避开文明，但具体什么是文明，文明该如何实现，她根本就不懂。当然对于她这样一个诗人、小说家，也不可能弄懂。我们也没必要过多的苛求。社会的改良、文明的进步是需要政治学者以及经济学者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不是那么简单的。

　　当然持这种妇人思维的并不一定是女性，男人也是有的，比如朱学勤也是典型的妇人思维。

　　对于这种妇人思维我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进行引导。

　　儿童思维的特点就是喜欢说真话，这种真话更多是来自于自己的感受，最典型的就是韩寒。韩寒很喜欢说真话，比如“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糟糕”等。城市在总体上是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一面也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糟糕的一面，一定要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也是我们改进的契机。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是可贵的，社会也需要一批这样的人。因为提出真问题的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因此对于儿童思维我们要倾听，要重视。

　　敌人思维就是处处为敌人着想。敌人在对我们进行攻击时必然会找一些美丽的借口，在攻击失败后也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那些持敌人思维的人就往往将这些骗人的谎言信以为真，处处为敌人着想。比如陈志武、马立诚、袁伟时等都是这些思维的人。对于敌人思维我们要进行批判，指出其错误所在。

　　笔者说的这些思维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思维，而只是对爱国思维的简单归纳。对于那些持“敌人思维”的学者，我们也将其看做是爱国人士。但前提是他们这样做必须是发自真心的，而非“拿人钱财，替人说话”。如果是那样，就是敌人了，而非持敌人思维的爱国者。另外那些对爱国人士进行恶意侮辱、奚落、嘲讽人，甚至攻击的人，属于典型的“小人思维”，肯定也不在上列。

　　笔者研究发现，中国爱国人士思维方式不同的背后是与这些人的职业背景有关的。其中金融学者、产业经济学者、工科学者则大都体现出男人思维一面。而比如诗人、小说作家则往往成为妇人思维的代表。而那些普通百姓则喜欢说真话，属于儿童思维，而持敌人思维的人大多数新闻人、历史学家等。

　　金融学者、产业经济研究者、工科学者之所有表现出男人思维的一面，是因为这些领域是直接与外国打交道。我国与外国交流的得失损益，他们有最直接的感触。比如当产业经济学者看到中国的产业有多少领域被外资控制时，当工科学者看到自己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时，当金融学者看到西方金融大鳄操纵几个金融指数从而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而对世界进行任意的财富掠夺时，怎么能不激起他们的爱国之情呢！

　　而那些诗人、小说家，既不到工厂工作，也不进行学术研究，他们对现实生活接触的非常少，当然也就懂得少。懂的少必然显示出无知无畏的一面，经常跨领域开药方的就是这些人。

　　而普通人讲的话更多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年轻人，因此往往真实度比较高。

　　历史学家、新闻人往往沦为敌人思维者也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新闻人的职业特点是传播，而他们传播的信息有的是真的，而有的是假的，是恶意人士的“公关软文”。而新闻人一旦信奉了这些理论，就很容易成为“敌人思维”者，而新闻人很容易被这些迷惑住，因为新闻人普遍缺乏现实生活的体现。历史学者成为“敌人思维者”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历史学者往往喜欢考证，比如考证侵略战争时常常纠缠于“谁开了第一枪”等细枝末节。考证、考证就将自己考证迷惑了，就陷入了敌人的思维圈套。因为历史事件的导火索虽然是个小事件，但其背后往往存在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不考虑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而纠缠于不完备的历史细节，就会被历史细节所迷惑。比如陈志武经常为殖民主义者开脱，甚至是歌功颂德，也是基于其不成熟、不完备的历史知识。众所周知是殖民主义促进了西方的崛起，当然这里面也有些金融创新的运用。陈志武只考证金融部分，而不考证殖民掠夺这一部分，他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偏颇。，甚至那些殖民主义国家的人看到这样的结论可能都不好意思接受，当然他在金融学界也算是个另类了。

　　中国人无论是哪个派别，持什么观点，大家都热爱这个国家，才会讨论这个国家。笔者的建议就是：支持男人思维、引导妇人思维，重视儿童思维，批判敌人思维。另外希望各个学者不要跨领域开药方，民主是政治学者的事情，民生是经济学者的事情。作家不写小说写宪法，记者不写新闻，整天搜集学者的黑材料去质疑学者，甚至给学者乱扣帽子，这是很荒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