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汉服的低吟浅唱朗诵:美国人：开拓历程·8-1

第八章 新世界的医药

“北美移民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罗伯持·贝弗利

三十四 自然康复与简单疗法

北美的条件不利于在人体科学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在殖民时期，甚至生物科学也没有什么理论性的成就可言。但是在当时的欧洲，有一些科学领域盛行繁琐的教条式理论；而在北美，由于生活简单和民风淳朴，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医药，包括医疗品或后来被人们称为药物学或药理学的学科，就是这些领域之一。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药是有密切联系的。当时，最常用的药物都取自植物，而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各种“草本植物志”，即关于常见药用植物的名录，说明它们的产地、种植方法和功能。因此，当欧洲训练出来的医生来到一个生长着许多陌生植物的新大陆之后，他们自然会抓住这个机会在植物学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甚至外行人也想为了增进医学知识而研究北美的植物。

一六一O年，正值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早期坎坷年代，该地的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就曾致函伦敦公司，谈及当地疾病（“奇怪的腹泻和寒热”）流行，缺医少药。公司的医生劳伦斯·博亨试图寻求可作医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它东西之外，他发现白杨树胶是一种可以“愈合伤口的”灵药，他还用詹姆斯敦一带常见的美洲檫木进行了医疗试验。欧洲人从最初发现烟草的时候起，就对它可能具有的医药性能产生兴趣。托马斯·哈里奥特所著《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简要实录》（一五八八年）一书高度称誉烟草是一种良药，说它可以“清除邪火和浊气，疏通人体的毛孔和血脉，因此，使用它不仅能保健，而且如有任何不适，只要不是沉疴宿疾，都可在短期内治愈。因此北美人的健康状态都异常良好，根本不知道许多我们英国人常患的疾病为何物。”据称，吸用烟草可以治疗痛风和寒热、醒酒、减轻疲劳和饥饿。“詹姆斯敦草”（曼陀罗）在现代医学中已证明少量服用可起镇静止痛作用而大量服用则麻醉有毒，但当时人们却称赞它具有“清凉”作用。

罗伯特·贝弗利在一七O五年说过：“移民们厌恶一切医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轻试。”他写道：有几种当地野生的植物根类……移民们异口同声断言说这些东西治病万无一失。他们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也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

在两位知名英国医生的推动下，马克·凯茨比在一七一O至一七一九年期间作了多次旅行，并写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书。他发现了许多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臼、蛇根草、人参和女巫棒。其中最有用的一种是所谓的“牙痛树”，该树的“树叶气味类似桔时，树叶、种于和树皮均有芳香味，非常辛辣，有止血作用，居住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海岸的人们常用以治牙痛，因而得名。”甚至约翰·摩根医师（他是一位虔诚相信欧洲医学治疗方法，并且希望在北美传播欧洲医学训练种种清规戒律的人）也不敢忽视北美独有的机会，他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辽阔的大陆上，这个大陆只有极小一部分经过勘察，即使是已有居民的地方也是如此。这里的森林、山岳、河流和盆地为有心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就这一方面而言，北美的学者比欧洲的学者拥有相当大的优越条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有着提高博物学的广阔天地。无数具有绝顶的天分和学识的人已经对欧洲各国进行过多次考察，打算对这些国家所出产的一切都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后来的学者要想作出新发现的希望和机会就要少得多。而北美则处处都有未经勘探的丰富的博物学宝藏，足以使渴望取得光辉成就的青年博物学家满载而归。这方面的发现必然会大大丰富医药科学……这个地方有多少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土生植物啊！

北美的医生之所以重视博物学知识，不仅是由于新大陆所提供的机会，而且是由于欧洲医学中一种古老的信条——“外形特征”学说。这种学说的格言是“以形补形，以形克形”，奇怪的是，后来的预防接种法证明了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在某种疾病发生的地区一定可以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二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巧合。在十八世纪末，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笼统的论述的正确性，但是当时它仍然如此广泛地风行，以至于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他所著《医药论文集锦》。（一八O一至一八O四年出版）一书中把“每一个地区都拥有适合于治疗其特有病症的药物……各种特效药的主要部分都可以在其适应病症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这种理论称为“老生常谈”。所以当时人们广泛地相信，治疗响尾蛇咬伤的特效药很可能会在出现响尾蛇的美洲地区发现。果不其然，在当地发现的响尾蛇根草，正好是疗伤的良药。无怪乎尼古拉斯·科林牧师（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而且也可算是一个发明家和博物学家）惊叹道：“仁慈的造物主按照我们的需要展示他的奇迹……每一个地区都有针对着它的自然缺陷的特效药。”即使到了后来这种信条已经褪色成为一种假设或一种猜想的时候，它仍然激励那些研究美洲病的学者抱着特别的兴趣来对待造物主安排在美洲生长的植物。

在北美，受过训练的医生对美洲的地貌、气候和它特有的动植物表现出强烈而有成效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植物学和医学这两门欧洲学科之间密切的传统联系的结果（这种联系对这两门学科都并非特别有利）。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之外，大多数科学家都以接受医学训练开始其事业。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训练，而赫尔曼·波尔哈夫，植物园的园长，就曾经以莱顿大学植物学和医学教授的身分成为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医学界的泰斗。对于他的门生来说，植物园乃是医学研究机构的标准设备。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纽约市的内外科医学院仍设有植物园供教学用。

在殖民时期，北美许多知名博物学家都曾研究医学。其中有些人，诸如约翰·巴特拉姆和约翰·克莱顿，是自学成材的，但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曾在伦敦受过医学教育，而北美第一篇著名的植物学论文（一八O三年的《植物学诸要素》）的作者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却身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他是从研究医药而进入植物学界的。

特别是在南方，那里书籍极少，各种受过训练的专家则更是凤毛麟角，内科医生（他们常是方园数百英里之内唯一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往往成为植物学方面的主要发现者。亚历山大·加登医师的一生事业生动他说明了北美生活的各种机会、诱惑和局限性。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敦地方当了三十年内科医生，许多新的植物种和属都是他发现的，栀子属的学名“加登尼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很可能是当时北美最有学术修养的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本有份量的系统著作。他最重要的科学作品是他的书信。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于一七五二年来到查尔斯敦。

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引起了他对植物学的强烈兴趣。来到查尔斯敦后不久，他就同包括林奈在内的许多欧洲博物学家建立了通信联系，并且认识了科尔登、克莱顿和约翰·巴特拉姆等北美当地人，和他们交换观察结果。加登虽然精力充沛而且富有想象力，但他广泛的兴趣往往集中于研究欧洲科学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抱怨道：“在查尔斯敦，我们这批人是难以想象的最忙碌、最为风尘仆仆、又最来去匆匆的动物，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井没有做多少事，我们只是必须作工作状。这种忙碌现象遍及各个阶层，除了庄园主之类的绅士，这些人除吃饭、喝酒、闲逛、抽烟和睡觉之外，根本无所事事，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的五件大事。”林奈敦促他收集卡罗来纳地方的鱼类、爬虫和昆虫标本，其结果是在林奈的著名的《自然系统》一书的第十二版中，加登的名字出现得比任何其他北美人更为频繁。但是加登只不过是一个为欧洲科学家建立自己的系统而热心收集材料的人，他从未超出这个水平。

弗吉尼亚殖民地厄巴纳地方的约翰·米切尔医师也曾受业于爱丁堡大学，他声称发现了二十五个新的植物属，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和加登媲美的植物发现者。他向英国皇家学会描述了独特的美洲动物负鼠的生活周期和繁殖机制，并且研究了环境因素对于不同人种肤色差异的影响。他画出了第一幅令人满意的英属和法属北美殖民地的地图（一七五五年），该图在一七八三年和平会议上得到使用，直到该世纪末仍被视为权威之作。

把这一批居处分散、相距遥远的北美内科医生兼博物学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面前那些了解甚少、饶有兴味而又杂乱无章的美洲素材。他们把自己的精力倾注于收集、叙述和了解新大陆的奇花异草、珍禽奇兽，而把整理他们得来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任务交给了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及瑞典和他们互通消息的同道。

　　任何受过十六和十八世纪欧洲医学教育的人都会体会到，当时北美内科医生集中精力于具体的和实际的知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医学研究仍然囿于教条。“活力论派”、“医疗化学论派”和“医疗物理学论派”各执一辞，互相争论究竟谁家的理论可以解释有关人体健康的所有问题。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位知名的医学教授对全部人体功能都提出他本人的过分简单化的解释，一切疾病都被认为是人体总“系统”的不同形式的失调。有些人认为所有疾病都来源于“体液”的失调，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人体“压力”的不平衡，还有些人甚至把它们归因于一些更为浅薄而武断的原因。曾经或多或少受过学术训练的北美内科医生也曾学习过这些教条，但是，在一七六五年之前，北美还没有任何医科学校，这一事实使他们得以摆脱这些诱人的然而无效的争论。后来，随着北美医学教育有所“改进”，大洋此岸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类医学教条主义者。他们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本杰明·拉什，他提倡一种单一的人体压力论，对于放血有着无限的信心。而他这套理论最终的证明是，任何病人只要放血的时间够长的话，都可以终登极乐仙境！

即使是最与人为善的历史学家对于十八世纪饱学的欧洲医学博士们所掌握的知识也难以抱什么好感。牛顿物理学这种伟大的新理论系统的兴起，似乎进一步促使医生们热衷于发现一种简单的人体系统理论。直到一七六一年，在帕多瓦的乔瓦尼·莫加尼的工作的推动下，病理解剖学才有所发展，欧洲的医学院校才在各种不同疾病的分类、解释和有效治疗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甚至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很久，各种医学教条仍然如此死板，理论仍然如此僵化，医生的双手和医疗器械仍然不经消毒而充满细菌，“对症治疗”仍然如此软弱无效，以至于那些饱学的医师们常常是害死病人多于治愈病人。北美的病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那些错谬百出的医学还没有大规模地传到这里。

在北美，通常使用的医疗方法并不比旧大陆所使用的更为有效，但是对病人自然康复过程的干扰可能不那么严重。欧洲的内科医生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那是他们过分简单化的教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有时是致命的。相反，北美的业余医生则更倾向于听其自然。那些自学成材的医生往往倾向于比较小心的、不那么危险的治疗方法，而不敢滥用激烈的催吐剂、泻药和放血疗法（医学史家把这类疗法称为“强烈”疗法）。

马萨诸塞早期的牧师可能是最了解教徒社会里各种疾病情况的人，他们倾向于采取休息、新鲜空气和按摩之类有益无害的综合治疗方法。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本医学出版物并非出自受过正规训练的内科医生之手笔。波土顿老南区（第三）教堂的牧师托马斯·撒切尔所著《给新英格兰老百姓的防治天花、麻疹须知》出版于一六七八年一月份，正值一次天花流行的高潮。这张印刷品毫无新的内容，它显然是抄袭英国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的作品。

西德纳姆本人是一位反对“强烈”疗法的先锋，他主张“让自然做好它本身的工作，医生最好不要插手，只不过在自然过程过分激烈时加以调节或者在这一过程过分微弱时推它一把。”撒切尔所写的这份单页传单用通俗的语言列举了三十条：“一旦发现得病的症候，即让病人戒酒戒肉，不要到户外吹风。饮料可喝少量温过的啤酒，如果他想喝的话。食物宜用稀粥、浓汤及其它不会引起发热和易于消化的食品，也可吃煮苹果和喝牛奶换换口味，但切忌寒凉之物。”撒切尔坦率承认他本人“并非医生，只是关心病者”。但是，即使到现在，医生们仍一致认为撒切尔的《防治须知》几乎是以现代化的语言对天花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对病人提出了明智的摄生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用的指南，如果当时有一位饱学的医生也写那么一篇，可能还不如他的传单有用。该文在一七O二年时疫大发作时曾重印，一七二一年又再度重印。

在北美，倾向于采用比较简便、合乎常情的医疗方法者并不限于外行人。十六世纪弗吉尼亚内科医生的治疗学也比他们同时代英国同行们要简单得多。药物，特别是外来的进口药物，极为昂贵。精于调制复杂药品的药剂师在大洋此岸也为数寥寥。弗吉尼亚的药店主人往往把他们的学徒派到森林中去采集当地草药，因此，他们的药品绝大多数是简单的、自制的，对自然康复过程较少干扰。当时欧洲饱学的医师们调制的药品内容极为杂乱，包括按照复杂配方混合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粪便人尿，无所不有，一应俱全。只有和这类难以下咽的玩意儿相对比，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北美简单办法的可取之处。但是，北美的医生，特别是其中受教育较多者，也不能完全摆脱那些风行已久的陈规。举例而言，温思罗普总督就曾开过一张使用用木虱制成的酱的处方。一七二四年，科顿·马瑟曾向伦敦的皇家学会报告说，波士顿的内科医生甚至劝告病人吞服“铅弹”以治疗“他们称之为绞肠痧的可怕疾病”。有一次，铅弹竟然进入了一位病人的肺部。马瑟评论说：“鉴于……这些不幸的实验，我想，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会轻易尝试此类药物。”

十九世纪的名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外号“早餐桌上的暴君”）是敌视请教徒的，然而即使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由教士兼任的医生的治疗方法与他们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治疗方法相对比，不良作用是比较少的。

从医学的最早时期直至我们这一代，传到了温思罗普和奥利弗手中的东西是比较简单而合理的。我猜想，殖民地的居民在蛮荒中所过的简朴而严峻的生活使他们摈弃了无聊的东西，正如最近这次战争（南北战争）中紧迫的战斗任务使我们的内外科医生摈弃了无聊的想法一样。清洁的环境、充足的优质食物、洁净的水和空气、良好的护理、一点麻醉剂、一点镇静剂、二点兴奋剂、奎宁再加上两三种普通药物，这些已证明是医疗中的精髓。至于处方中的纨袴习气，则象绣花衬衣、白山羊羔皮手套和马六甲大麻叶烟卷一样，都己在急难之中消失。小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对萨穆埃尔·西蒙兹谈到这位绅士妻子的病情时，曾说：“对地而言，葡萄酒是最好的兴奋剂。”同样，西德纳姆在治疗一名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时，也曾以一只烤鸡和一品脱加那利葡萄酒作为处方，而不用任何药物，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医生过度热心造成危害的典型事例之一就是胎儿保护。在发明消毒剂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产褥热的病因。当时，最可能引起感染是在医生作产前检查的时候。弗吉尼亚对于产后脓毒症所导致的死亡作了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一八六O年之前，由医生接生的白人的死亡率远比由接生婆接生的黑人为高。可资佐证的同类情况是，殖民时期弗吉尼亚业余的、个人的、小型的护理工作看来似乎效果佳于英国市立大医院的护理工作。在那些大医院里，贫穷的人、精神病患者和一般病人都收容在一起，而护士服务态度之坏和责任心之差已是人人皆知的。

由于缺少专职医生，弗吉尼亚人不得不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们在穿越旷野来到偏僻庄园的途中或勘察他们自己的土地时，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提供医疗服务。例如，威廉·伯德进行远征探险时就没有带医生。一七三三年当他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时，他为一颗“碍事的牙”所苦。“当时，我们既没有会拔牙的医生，也没有牙医所用的工具。但是，创造精神弥补了这一缺陷。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摆脱了这碍事的玩意儿。”他的办法很简单，用一根绳子缠住那颗牙齿，另一端则捆在木头上，然后跳来跳去，直到牙齿脱落为止。

在任何一个大庄园里，几乎每天都有必要由外行人充当医生治病，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不可能为所有奴隶的小毛病去请医生，他花不起这笔钱，正如现代的农场主花不起钱在每次谷仓或围栏需要小修时部去请木匠一样。即使在大庄园里，庄园主通常也是依靠他本人、他的妻子或监工负责处理一般的医疗事务乃至比较严重的紧急事故。当威廉·伯德一七三二年十月来到他在里士满附近的庄园时，他获悉恶性痢疾流行症正在这一带肆虐，他立即指示其管家，“如我们的人染上该症，应即采用如下治疗方法：立即放血八盎斯，第二天仍给他们吃一服印第安人的草药，如病情没有好转，第三天仍继续服用这种呕吐剂。在此期间，病人的食物只能限于鸡汤和煮荷包蛋，饮料只能为四分之一品脱的牛奶加一品脱的水和少量毛蕊花根或刺梨一起煮沸后饮用，以便恢复肠道粘液，并愈合擦伤的表层。同时，我还命令管家迅速把这一疗法通报给邻近所有不幸染病的人，特别是我的监工们。但一定要严格说明，此法必须在病状初起时使用，因为这种疾病和其它急症一样，耽误治疗后果非常危险。”乔治·华盛顿在奴隶染病时经常亲自为他们开方治疗，而他自己最后一次得病，首先用放血法对他进行治疗的是他的监工而不是医生。有一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他亲手为他庄园里七、八十号人进行预防注射，又指导他的邻居为另外一百多人进行注射。

许多医疗职责都落到庄园主的妻于身上，她很有可能在深夜随时被叫起床去为产妇接生或去照料突染急症的奴隶。女奴干活时托放幼儿的托儿所也由她负责，夏特吕侯爵一七八一年曾经这样描写过威廉·伯德第三的遗蠕玛丽·蔽灵·泊德：“她对她的黑奴很关怀，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使他们安乐，在他们生病时，亲自为他们治病。她甚至对于他们常患的疾病作出了某些有趣的发现，她发现了一种治疗斑疹伤寒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该症常常在几天之内置病人于死地，而当地的医生对之迄无行之有效的疗法。”

因此，在弗吉尼亚各图书馆最常见的藏书中发现多种供一般人用的医疗指南，就不足为奇了。《自我保健治疗一可怜的庄园主的医书》（一七三四年出版）一书风行一时，因为它教导“人们以简单易行的方法自行治疗一切或大多数在该地气候条件下的常见病，疗法费钱不多，所用药材主要是当地生长或生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费城印行此书三版（一七三四年、一七三六年、一七三七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出版的第一部药典是威廉·布朗医师的一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于，这是他在一七七八年独立革命十分紧张的年代匆忙编成的，其中列举了一些最简单、最便宜而又最易得到的药物。

北美殖民地的情况有时孕育了一种轻视学问的倾向，促使人们对那些在欧洲受到嘲笑但却自命无所不知的专家们失去信心。老威廉·伯德对医生的不信任达到了这样强烈的程度，以至于在最后得病垂危之时，也不肯清医生。他的儿子，著名的威廉·伯德第二也宁肯采用自己的土办法。在富兰克林时期的费城，人们传抄着一首题为《两个医生的好处》的讽刺短诗，全文如下：

一个及时来到的医生犹如卖力的艇手，

使尽全部本领和招数；

两个医生好比双桨并举，

将以最快的速度送你到阴府。

一八O七年，杰斐逊理直气壮地评述了自命不凡的教条主义医生们的毛病。他说：他（自命不凡的医生）既然经常看到大自然在恢复已经失调的人体机能上所起的作用，就应当相信这种作用，而不应当进行干扰，导致人体更多的不适，不应当冒险在血肉之躯这样一种复杂而神秘的机体上以神圣的生命力赌注进行捕风捉影的实验。即或看来很有必要做些事情使病人的希望和精神有所寄托，所做的也应当是把有害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我认识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医生曾郑重告诉我说，在他使用的药品中，面包球、加色清水和山核桃粉比任何其它药物加在一起的总量还要多。这当然是讹人，但却出自好心。但是，喜欢冒险的医生却无所顾忌，以想当然代替真知的见，他从少得可怜的已知事实出发，贸然闯入浩瀚无际的未知领域。他以某种想入非非的理论（微粒吸力论、化学作用论、机械力论、刺激因素论、应激性的积累或消耗论、手术刀放血论、水银填充论以及其它种种白日做梦的胡思乱想）作为捷径指南，使他能一举掌握自然界一切奥秘。他根据如此这般想当然的原则，制定自己的疾病分类表，把各种疾病分门别类，然后用类推的方法对各种被他武断地归在一起的疾病实行他所定的治疗方法，在我的一生中，我亲眼看到霍夫曼、波尔哈夫、斯塔尔、卡伦、布朗诸人的信徒走马灯似地相继出现，而他的高谈阔论则象每年一度巴黎女郎的时装一样，从标新立异之论变为风行一时的时髦，而后又把短暂的荣光让位给下。一个更新鲜的学说，根据这些时髦的理论，有的病人居然也给治好了，但这些人的痊愈并非得力于治疗，而是由于他们本身抗住了治疗。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就医药这门科学而言，大西洋此岸将最终把欧洲引上健康的道路。

北美人虽然看来不那么容易迷信江湖医生的花招，但是他们的处境却把他们引向自然治疗的方向。书生气十足的医学博士们能够包治百病的说法有时被环境能包治百病的说法所代替，人们在广告中大事宣传新英格兰的空气、弗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大自然虽然是慷慨的，但人们却容易对它要求过多。

　　这个时期的史实未能证实戴维·拉姆齐医师的预言，他曾在独立二周年时宣称艺术和科学“需要新的土壤，它们在新的地方最能繁荣旺盛。”但是，他赞扬业余医生成就的那些话却比较接近实际，这些业余医生以其朴素的实际经验做到了书本学问所做不到或难以做到的事情。“看到或听到这些凭经验办事的人所取得的许多疗效显著的成就，骄傲的科学有时不免相形见绌。这些人没有什么理论或学说体系，只是依靠观察和实践而熟练地治好了许多常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