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注重细节的成语:中国社会史：方士的历史

 中国社会史：方士的历史
　　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作者：王玉德 
 
　历史上的方士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历史上的方士
一 先秦方士（从姬旦到邹衍）
二 秦代方士（从徐福到卢生）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1)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2)
四 三国方士（从管辂到诸葛亮）
五 晋代方士（从葛洪到魏华存）
六 南北朝方士（从阮孝绪到陶弘景）
七 隋唐方士（从王远知到李虚中）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1)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2)
九 元代方士（从耶律楚材到俞竹心）
十 明代方士（从张铁冠到徐子平）
十一 清代方士（从蒋平阶到戴尚文）  
　方士群体的构成及素质
 
　　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1)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2)
二 方士素质十要素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1)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方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一 天文、历法
二 医学
三 健身
四 化学(1)
四 化学(2)
五 环境学  
　方士与中国社会
 
　　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是荒诞的，荒诞就是非科学性，非科学性就是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及其规律。即使像历史上杰出的君主，如夏启改变禅让制、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制、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康熙皇帝向西方学习科技，他们都不能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深刻意义。像邹衍这样一些思想家提出“三皇五帝、周而复始”、“五德始终，循环不已”，这也不过是非理性的朴素社会观。
一 方士的社会观(1)
一 方士的社会观(2)
二 方士的周期观(1)
二 方士的周期观(2)
二 方士的周期观(3)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1)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四 方士的预测观(1)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四 方士的预测观(3)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五 帝王迷信方术(1)
五 帝王迷信方术(2)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3)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1)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2)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3)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4)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3)  
　光怪陆离的各种方术
 
　　房中术是有关男女性生活的方术，又称阴道、九一术、御女术、交接术。《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房中术文献八家、886篇。晋代房中术达数十家，进入全盛阶段。唐宋以后，房中术暗中流传，日益衰微。房中术是古代的性科学，但存在愚昧、损人利己的观念。
一 发气禁架
二 扶乩请神
三 奇门遁甲
四 六壬太一
五 杂卜求签
六 降神附体
七 幻术魔术(1)
七 幻术魔术(2)
八 隐身五遁
九 谶纬符命
十 相术(1)
十 相术(2)
十一 望气术
十二 养生术
十三 外丹内丹(1)
十三 外丹内丹(2)
十三 外丹内丹(3)
十三 外丹内丹(4)
参考书目      历史上的方士
 
 　　方士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既有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农夫商贾，还有出入宫廷的政客，最多的还是隐士、释道之徒。他们有的不亚于三公九卿，被皇帝作为座上宾。有的类似于乞丐，被百姓列于下九流。历史上的方士是具有特别技能的人。宋代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御街应市两岸术士，有三百余人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做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这些人各有本领，在江湖上颇具神秘色彩。 　　因此，对方士的评价不可偏执，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方士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扁鹊、葛洪、僧一行、邵雍、张君房，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学、哲学等方面有杰出建树。有的方士，如管辂、萧吉、蔡元定、陈抟、张三丰等，有待重新评价。有的方士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是人类的害虫。
　　方士是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历代正史都载录了他们的事迹，从《后汉书》到《清史稿》都设有方士传。《后汉书·方术列传》指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术士，那一定是有真本领的。      一 先秦方士（从姬旦到邹衍）
 
 　　周朝的政治家姬旦（周公）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他精通卜筮和相地术，为周朝的兴盛立下了大功。
　　战国时的鬼谷子是谋略术的宗师，他的捭阖之道神秘莫测。
　　扁鹊是杰出的大夫，他到各地行医，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邹衍是五行说大师，他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推而远之，以至窈冥不可考之事。
　　当时的官臣之家往往收养门客，门客里有不少术士，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下都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高手，但这些术士隐姓埋名，不为世人所知。      二 秦代方士（从徐福到卢生）
 
 　　秦始皇迷恋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有些怪迂苟合之徒，如卢生、韩终、徐福、侯生,都投奔秦朝。徐福，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附近）人，他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秦始皇信以为真，派他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求仙山，后不知所终，或许是遇海难，或许是漂到某海岛定居，后者可能性更大，民间传说是到日本去了。
　　术士卢生，燕（属今河北）人，他四处求访神仙，从海外带回图书，说“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不知道“胡”是胡亥，派三十万人北去击胡，使京城咸阳空虚，外重内轻。卢生又劝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则真人至，使得秦始皇脱离群臣，性格孤僻。卢生自知秦始皇刚愎自用，仙药难求，于是逃离京城，不知下落。秦朝终因术士的误导而亡国。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1)
 
 　　（一）西汉方士
　　汉武帝迷恋仙道，重用术士，先后宠信李少翁、李少君、奕大、董仲舒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新垣平，赵人，文帝时以望气见闻。《史记·封禅书》：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阳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出其乎’。”
　　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的望气术都是伪诈，新垣平被诛。
　　李少君，西汉汉武帝时方士，齐（在今山东）人。他极力劝导汉武帝求仙，受到汉武帝宠信。《史记·封禅书》：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其生之属，而事化丹少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传闻李少君有不死之方，尸解为仙。《抱朴子·论仙》：
　　“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故出于汉，以假途求其财，道成而去。又按《汉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云太乙请少君。帝觉，以语左右曰，如我之梦，少君将舍我去矣。数日，而少君称病死。久之，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
　　少翁，不知其姓，齐人。能玩弄幻术，使汉武帝从樵中看见死去的王夫人。又劝汉武帝在宫室画天、地、太一诸神，置祭具以致天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少翁伪造帛书放进牛腹，又诈言牛腹有奇，此事被人揭发，少翁被诛。
　　奕大，自称与少翁同师，常往来海中，见到过仙人安期和羡门。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佩六印，贵振天下。后被诛。
　　（二）新朝王莽时方士
　　西汉末年，王莽改汉朝为新朝。王莽借用术数为改朝换代服务大造符命，举行神秘的祭祀，声称要学黄帝成仙。方士苏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宫中修建八风台，酿仙液，敬鬼神，当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时，有数千朝臣到南郊哭天，乞求上苍显灵。
　　方士刘守，精通星历、谶记，为王莽出谋划策，称“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企图在新朝捞一把。其后，又见风使舵，投奔刘秀。
　　（三）东汉方士
　　东汉光武帝刘秀迷恋方术，身边有不少专门研究谶记和王气的术士，并且四处笼络术士。如公孙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汉代至平帝有十二代，历数已尽。刘秀写信给公孙述，劝他归顺汉室，不可造次。术士为刘秀登基及稳定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汉淮南王刘安的门下有一批术士，其中有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分别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录异记》说他们八人“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
　　《后汉书·方术列传》称“张衡为阴阳之宗，郎凯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张衡精通阴阳学，擅长占星术。
　　张角等人本是术士，为人请祷咒符水以疗病，分别创立了太平道和五斗米教。道、术不分。后来，道徒起义，波及全国，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给东汉统治以沉重打击。
　　东汉的荆州刺史谢夷吾从小就受到术数文献的熏陶，《后汉书·谢夷吾传》记载他“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
　　术士樊英在壶山传授术数，《后汉书·樊英传》记载他“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郎宗，字仲绥，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曾推测某日某时京师有大火，后果如其言。其子郎少传父业，昼研精义，夜占象度，闻名州郡。
　　张楷，汉桓帝时人，《后汉书·张霸传》记其“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甘始，精通长生之术，老而有少容，自言曾在南海作金，投数万斤金于海。
　　封君达，陇西人。传闻他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修炼，服水银百余年。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为人治病，以腰间竹管中药给人服用，或下针，应手皆愈。
　　孟节，上党（今山西长县西）人。能辟谷不食，含枣核，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  三 两汉方士（从新垣平到张角）(2) 
 　　于吉，又称干吉，干室。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传闻他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道教以他为创始人之一，把《太平经》托名于他。 四 三国方士（从管辂到诸葛亮） 
 　　三国时期，方士受到各国重视。《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吴国“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
　　曹魏方士如云。曹操搜罗了许多擅长养生术的方士，如甘始、左慈、郄俭名噪一时。华佗不愿意依附曹操，竟被杀害。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在天柱山修道，得金丹仙经。《后汉书·左慈传》记载左慈有幻术，“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顺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左慈还变出了生姜等物，宾客哗然。
　　曹魏名声最大的方士有管辂，他是山东人，据《三国志》本传，他多次为人算命，一次，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习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这是预测女命的死期。又有一次，吏部尚书保晏请管辂算命，管辂面对权贵，没有阿谀，而是指出：“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未有损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后来，这两位大臣都受诛连。
　　管辂在世时，受到很多士大夫的崇敬，安平人赵孔曜荐管辂做官，说：“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于文则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今明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然而，管辂并没有受重用，只当了个治中别驾。他谈自己的命说：“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行讳，但人不知耳。”后来他果然在48岁死了。
　　据《梁书·刘峻传》，梁高祖萧衍曾经为管辂可惜，认为他“有其才而位不达”。刘峻则认为命不可知：“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璋特秀，实海内之髦杰，岂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臣，年终四十八，天之极施，何其寡欤？然而高才而无贵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叹，焉独公明（管辂字）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论，莫知其辨。”管辂确实有才，但他是什么才？以预测为业的人，这种才到底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何况，他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么？有谁能证明这些道听途说？
　　传说诸葛亮相信命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都不利，久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祈禳以避凶，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自于帐中设得花祭物，中布7盏大灯，顺布49盏小灯，内安1盏本命灯。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地进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不久，诸葛亮长辞于世。
　　这段描述，反映了明代的星命习俗。在诸葛亮所在的那个时代，虽有命理观念，但还没有完备的星命法式，文学作品有夸张和神化的成分。    五 晋代方士（从葛洪到魏华存） 
 　　晋代一百多年，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方士。按方士数量比较，东晋多于西晋，南方多于北方。这时的方士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方士形成一个个群体。以葛洪的传承为例。
　　葛洪从祖父师葛玄师承三国初年的左慈，葛玄常服气饵术，能用符，每醉则潜入水底，经日方出，被道教尊奉为“太极左仙公”、“冲应真人”。葛玄传业给郑隐。 　　郑隐从小研习儒学，明辨五经，对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均有涉猎。他从葛玄学习方术，受《九鼎丹经》《太清丹经》，年80而体力充沛，后隐居霍山，不知所终。
　　郑隐把方术传给葛洪。葛洪得到《金银液经》等书。郑隐有弟子50余人，壮大了左慈一派。
　　葛洪还向岳父鲍靓学习。鲍靓担任南海太守时，结识了在罗浮山修炼的葛洪，以女妻洪。鲍靓的方术源于汉末阴长生，阴长生传给魏伯阳，魏伯阳传给淳于叔通和徐从事。鲍靓将阴长生的授道诀和尸解法传给葛洪，并授给他与世不同的《三皇文》，使葛洪大长见识。
　　葛洪以方术传给侄子葛望、葛世，弟子滕升、黄野人等。
　　由于晋代以派别承传方术，使得有名望的方士增多，史书上也作了大量记载。以下简要介绍一些方士的事迹。
　　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以望气推测朝代兴替，以相术判断人之祸福。
　　步熊精通卜筮，为成都王颖射覆，无所不中。他有众多门徒。
　　韩友也善于易占，能图宅相冢，行厌胜之术。
　　萦明习阴阳天文，尤善术数占候，能以占梦预测吉凶。
　　幸灵少言寡语，有痴态，自称能以水治人病，并能驱鬼怪。
　　魏华存学辟谷，服胡麻散和茯苓丸，被后世上清派奉为宗师。传闻她是司徒魏舒之女。
　　单道开能吞食细石，治疗眼疾，起居无常，晚年隐于罗浮山。
　　以上，单道开和萦都是敦煌人，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加强了交流，魏华存既是道人，也是方士，方士和道士没有明显的区别。 
 六 南北朝方士（从阮孝绪到陶弘景）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589年隋灭陈，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史称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至581年隋代北周，北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政权，史称北朝。
　　荆州人邓郁隐居衡山之岭，断谷30多年，唯以涧水服云母屑。 　　陆法和隐居江陵百里洲，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梁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后入北齐，被文宣帝重用。他预知死期，坐绳床而终。其事迹见于《北史》。
　　《北史·艺术传》对方士多人记载，如：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阴阳，九宫及兵法，善风角。明元时，丧乱之后，有人诣早，求问胜术，早为设法，令各无咎，由是州里称之。”王早还能以符化凶，占风测事，观天报雨。
　　“耿玄，巨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门，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赍持及来问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林占》，时或传之。”
　　颜恶头，妙于卜筮，预测生育及死亡事。后不为彭城王卜筮，被杀。
　　许遵，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齐武帝引为馆客。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有方士事迹：
　　京兆人韦文秀本是关右豪族，隐居不仕。太武帝问其炼丹事，答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太武帝派尚书崔赜与他一起到王屋山炼丹。
　　河东人祁纤善于相术。
　　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邵善于导引养气，活到一百多岁而神气不衰。河东人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五条山。
　　南北朝方士的特长大抵有两类，一是据《周易》作卜筮，预测人事。一是追求长生术。方士的形象很神秘，受到统治者宠信。
　　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属南京）人。据《南史·陶弘景传》介绍：
　　陶弘景在10岁时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习，有志养生之道。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正式开始修道：“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
　　陶弘景兴趣广泛，“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
　　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密切。当梁武帝代齐之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武帝对他“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梁武帝为他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以示支持。
　　陶弘景热衷炼丹成仙。“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陶弘景的著述很多，现存《真诰》二十卷，《登真隐诀》三卷，《真灵位业图》一卷，《养生延命录》二卷，《华阳陶隐居集》第二卷。他还撰有《占候》、《玉匮记》、《学苑》等书，已佚。他在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
　　由于陶弘景一直隐居在茅山，在整理道教上清派的文献方面很有成就，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陶弘景因之成为茅山道教的开山，人称茅山派祖师。
　　邓郁隐居衡山，在山顶上搭了两间小木屋，断谷30多年，惟饮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又为梁武帝炼丹，丹成而供于楼。
　　梁元帝在位时，请术士画武陵王萧纪的像在木板上，亲自钉萧纪的肢体，作为厌胜之术。
　　据《魏书·术艺列传》，有位术士叫殷绍，他“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学博士”。他跟随隐士成公兴、法穆钻研术数，“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又编撰《四序堪舆》传世。
　　有刘灵助者，先是卖术于市，后来事从尔朱荣。他自以为有神灵相助，煽动民众，起兵为燕王，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法，结果战败被杀。
　　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相信算命，术士魏宁推知他的死期。《北齐书·方技传》记载：“魏宁，巨鹿人，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有法’。又能阳子术，语人曰：‘谣言：卢十六，雉十四，犍子拍头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数，太上之祚，恐不过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可见这时的算命是以出生年月为基准，尚无日时算命法。魏宁“善推禄命”，已有了一套理论，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征为宾僚，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了。  七 隋唐方士（从王远知到李虚中） 
 　　王远知是隋唐时期的神秘人物。其母怀孕时，白昼梦见有灵凤集于身。有沙门宝志预测“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王远知从小聪敏，博览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
　　王远知历三朝而宠不衰，其父昙选曾任陈朝扬州刺史，陈主闻远知名声，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 　　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见王远知问策。炀帝即位后，对王远知执弟子之礼。
　　李渊图谋起事时，王远知密传符命，太宗平王世充，王远知断言其“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于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大受观，降玺书云：“先生操履夷简，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芨者，其孰能与此乎！”是年，王远知卒，终年126岁。高宗时溢为升真先生，武则天时改谥升玄先生，恩宠不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一大批博学的方士。如，韩愈《昌黎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众多的方士中，有以下几类最突出：
　　命理学宗师李虚中事迹，在唐代文献中很少记载。据考，李虚中，生于公元761年，卒于813年，字常容，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南），生于河南。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后授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唐人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称李虚中“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不失一二”（见于《昌黎文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李虚中命书》题解称李虚中是魏侍中李冲的八世孙，唐代没有载录他的《命书》，到宋代才见记载，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有其书目。历代自诩为算命大师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虚中是中国算命术的第二号知名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徐子平，他们两人是公认的命理宗师。
　　方士张果的事迹，《旧唐书》本传记载“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文中没有提及张果是否会算命。《四库全书》馆臣为《星命渊源》作的提要论及《果老星宗》，但没有收录其书。现存托名于张果的《果老星宗》有10卷，题明陆位辑校，是一本命理术大杂烩。
　　相士袁天纲知道命理，曾经为武则天等人看相，推断生男生女、贵贱贫富。《新唐书·袁天纲传》记载他给张行成、马周看相说：“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据说，袁天纲竟然常有灵验，人以为有神助。
　　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写了《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开元大衍历经》。
　　李淳风擅长历法和术数，曾制作浑天仪，有《乙已占》传世。《新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竟有鬼神助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
　　叶法善掌握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睿宗时担任鸿胪卿，封越国公。
　　严善思通晓预测术。圣历二年有荧惑入舆鬼，皇后问吉凶如何，严善思说有大臣将死，果然王及善卒。
　　金梁凤知人贵贱夭寿。裴晏在河西做官，金梁凤断言他可以升为御史中丞，后来果然如此。玄宗和肃宗都很器重金梁凤。
　　许元长，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能日行千里。康骈《剧谈录》：“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能作法取远处物。《新唐书·方技传》：“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
　　俞灵，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在衡山修道，自称掌握了回风术，能坐见天下事。
　　刘玄靖，在衡山石穴隐居，炼气绝粒，以“少和寡欲”为养生之旨。
　　羊，曾任夹江县尉，罢归，隐居委羽山。辟谷，食青云芝，惟饮水。
　　此外，还有炼丹的、择吉的、卜筮的方士，术数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现在民间。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1) 
 　　五代至宋时，陈抟隐于华山，擅长预测术、黄白术、飞升术，被后世术士推崇为宗师。《旧五代史·周书十》记载：“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放射夫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甘隐天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可见，陈抟在世时，就受
到周世宗重视，使之名声大振。考证史籍，陈抟的事迹愈传愈神，诸如《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都归功于陈抟的创造，宋代学者在这些图式基础上，把《周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北宋徐子平是算命术的宗师。徐子平，名居易，生平事迹不详，传闻他在五代末年与陈抟一起隐居华山，著有《徐氏珞 子赋注》二卷，他在李虚中的三柱法（年、月、日推算法）的基础上，发明了四柱法（年、月、日、时推算法）。以四柱的干支为八字，以八字中的生克制化关系推测人生命运，这套算命方法对社会影响尤为广泛，以致于八字法称为子平法。元代刘玉在《已疟编》云：“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清人顾张思在《土风录》专列《子平算命》，作为一种民俗。港台流行的《渊海子平》，就是以“子平”为名的算命术名著。历代相信算命的人都把徐子平奉为神灵，崇拜之至。实际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惟一的“功劳”是把算命复杂化了。
　　宋代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创立了理学的象数学派。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宋史·邵雍传》记载他“探赜索隐，妙吾神契，洞彻蕴奥……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解矣。”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对邵雍执教师之礼。现存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演绎之书，书中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数，象数是最高准则。邵雍是一位杰出的术数大师，但很少有人研究他。
　　张行成，人称“观物先生”，他根据邵雍的《先天图》和《观物外篇》，参考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写成《述衍》一书。他以象数解释世界的图式，以理作为宇宙的本源。象数学的发展使术数由浅层次走向深化，哲学的内涵增多了。
　　宋代周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谶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一次，有大星出氏西，群臣莫能辨，或言凶兆，周克明据《天文录》、《荆州占》断言，其星名曰周伯，是德星，见之则国大昌。
　　楚衍，开封人，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
　　王仔昔，洪州人，自称遇仙人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徽宗赐他为冲隐处士。
　　孙守荣是个盲人，擅长风角、鸟占之术，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与人交谈片刻，就知道休咎。类似于他这样的盲人术士还很多，俗语说“盲人心静”，盲人算命比明眼人更能揣摩对方心理。
　　宋朝有不少算命师，各有神通。
　　王讷——宋太宗时人，王赞宁任史馆编修，王讷推算王赞宁命孤薄、无贵寿。
　　马处谦——因病失明，其父使学《易经》以赡衣食。又跟随隐士学星算之诀，为赵匡胤推测寿命。
　　程惟象——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宋英宗在潜邸，请程惟象预言其兆，后来又赐御书给他。他给张宣徽算命，竟然说中了张的死期。
　　张衍——以算命术游历于士大夫中间，认为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不能荫袭于子孙，贫约如初，所以贵而不福。
　　邹元佐——涉猎群籍，以人之年月日时分配金木水火土而推其生旺休囚，附以官贵禄马刑杀，考其寿夭祸福贵贱贫富。京师的贵人争相登门求他算命，遂成大富。邹元佐曾说：凡看命，须随所见即谈，无不言中，若稍涉思虑则相去遂远。著有《洪范福极彝伦奥旨》五卷，《贵命四十九格》行于世。
　　孙黯——擅长命理术。何文缜在太学时请孙黯算命，孙黯说他命极贵，位极人臣，但当死于异域。后来，何文缜廷试第一，又拜为少宰，随皇帝北狩，死于边塞。边塞即异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都是异域，何文缜走上仕途就意味着要客死异域，孙黯说出的不过是常理。
　　刘童子——四川人，以年月日时推测命运，强调天地合德，曾为韩平原算命，推测其财禄和气数。
　　宋代有不少名医，如：庞安时，钱乙、刘翰、王怀隐等。有些医家精于方术，以察脉预测人的祸福，如“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与王安石在翰林，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诊脉而断他人吉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进步的思想家王安石却相信诊脉的奇效，说明神秘观念普及人心。
八 宋代方士（从陈抟到徐子平）(2) 
 　　方士参与国政。苏澄隐以养生之术而著称，他告诉太祖赵匡胤：“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亨国永年，得此道也。”
　　以上史料出自《宋史·方技传》。此外，宋代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方士的事迹。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
宝轮’。知常言其法以录炼成金。”
　　宋代方士还有丁少微、陈崇政、陈楠、甄栖真等。
九 元代方士（从耶律楚材到俞竹心） 
 　　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身兼巫卜之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宁宗》记载：“楚材通术数之学，尤遂于《太玄》，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预卜吉凶，亦自烧羊胛以符之，然后行。”嘉定十七年（1224）蒙古主得一鹿身马尾的怪兽，问楚材是否有凶。楚材回答：“此角角端，解四夷语，是恶杀之象。今大军征西已四年，上天恶杀，遣告陛下，愿承天心，宥此数国人命，实无疆之福。”蒙古主于是收兵。 　　元朝有个俞竹心，算命有名声，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至元（元惠宗年号）己卯（1339）间，娄敬之为本路治中，尝以休咎叩之。答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娄深信其说，弃职别进，适值壬午（1342）更化俯就省掾，升除益都府判，改换押字，宛然真书‘一品’二字，未几卒于官所。此偶然耶？抑数使然耶？”陶宗仪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务实学者，不好谈鬼神，而对此事感到惊奇，说明俞竹心算命很神奇。娄敬之的仕途被俞竹心偶然言中，这应归于俞竹心的全面考察。如果娄敬之是个庸常之辈，俞竹心能够说他官至一品？大凡一个人的前程，根据他目前的表现是可以推测出未来的，至少可以推测个大概。
十 明代方士（从张铁冠到徐子平） 
 　　谈到明代方士，《明史·方技传》有一段论述：“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圣之绪余，其精者至通神明，参造化，讵曰小道可观已乎。明初，周颠、张三丰之属，踪迹秘幻，莫可测识，而震动天下，要非妄诞取得宠者所可几。张中、袁拱，占验奇中，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
　　明初，有几位方士以预测而知名。 　　有位方士叫张中，常戴铁冠，人称张铁冠。他隐居幕府山，间或至城镇，为人算命，多次为朱元璋预测战事，一时称为神算子。这些算命先生为朱元璋取代元朝制造神的依据，朱元璋借以神化自己，以示君权神授。他自称“先知先觉”预言必中。他经常接受朱元璋的咨询。朱元璋平定南昌，兵不血刃，张中预测将会有流血事，后来康泰谋反，一如中言。还有一位方士叫周颠，沿街乞食，疯疯癫癫。太祖讨厌他，命以巨缸盖住，积薪烧之，薪尽而颠无恙。
　　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这个周颠，没有名字，因为语言无恒，时人就称他为颠，然而，周颠帮助朱元璋预测战争形势及胜败，每言必中。
　　与此同时，大臣刘基也以方术辅佐朱元璋，从征战到定都，从用人到礼仪，都由刘基从方术论证。刘基，人称刘伯温，《明史》有传。
　　袁珙，精通相人术，其法以夜中燃两个火炬，视人形状气色，参以所生年月，所相士大夫数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他居住鄞城西，自号柳庄居士。
　　周述学，博学通识。《明史》本传记载他：“读书好深湛之思，尤遂于历学，撰《中经》。用中国之算，测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纬细行，为《星道五图》，于是七曜皆有道可求。与武进唐顺之论历，取历代史志之议，正具论舛，删其繁芜。又撰《大统万年二历通议》，以补历代之所未及。”明代流行幻术，有个方士叫何九师，山东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在大旱季设坛求雨，行符术，求雨，他还能在湖边呼唤鱼出。
　　名医葛乾孙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以怪诞的方法为人治病。《明史·葛乾孙传》记载一个事例：“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无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方术大多掌握在道士手上，道士除了修道，还以术数混迹于世。道人实际上也是方士。
　　道士刘渊然自称能呼召风雷，先后受到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宠信，赐号大真人。
　　张三丰的事迹最为传奇。《明史·张三丰传》说他“以其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欣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外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传闻他预言武当山异日必大兴，后来武当山果然成为道教圣地。又传闻他死而复活，踪迹奇幻。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极受世宗器重，让他总领道教，专司祷祀。凡雨雪愆期，皇嗣未建，都要建醮求神，邵元节偶有灵验，世宗就大加赏赐，修建真人府，以40名校尉供其洒扫。
　　恒用，要有未可遂废者。万民英重视算命术理论，面面俱到，近乎繁杂。但行文通俗，读书人都能看懂他的书，以至于家家备有其书。
　　明代命理家在江湖上兜售其术，五花八门，各有神通。如：
　　郭景夏——少得刘伯温秘籍，精通星命，尝判某家命云：双双燕子入池塘，又见美人梁下立。后来，这家的两个儿子竟然溺死池中，妻子见之遂缢于梁。这件事载于《福建通志》。
　　郑希诚——在山中遇异人，授以《果老五星》一帙，乃以五星推命，其法问人生辰即写出七政四余和化曜于盘上，倒悬仰观，就可以知道人的寿夭祸福。有《占词》传世。事见《温州府志》。
　　万祺——字维寿，南昌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事见《江西通志》。
　　金鬼谷——家住苏州醋库巷，以命理术闻名于吴中。事见《苏州府志》。
　　高平川——延安府人，精通星命，为李某算命，李后来竟然官至丞相，李欲封他为官，他说：“宁日不再食，勿以薄分辱名器。”年80而卒，贫不能葬。事见《延安府志》。
　　胡日章——少学禄命，得异人诀。每与人算命，作绝句一首，多有奇中，言必依于孝友忠信。年90余卒。事见《喜兴府志》。
　　刘兴汉——字思吾，邵阳人，工日者术，每与人言，必以修命造命是训。有一友人由贫贱成为显宦，刘兴汉不相求，逮友人事败，多有受牵累者，惟刘兴汉超然事外。事见《宝庆府志》。
十一 清代方士（从蒋平阶到戴尚文） 
 　　清代的方士已经完全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畴人。从《清史稿》看，方士已经失去了昔日作为宫廷贵宾的显赫地位，沦落江湖。
　　民间流行相地术。清初的相地大师是蒋平阶，他向祖父学习了十年相地，又遍证大江南北的名墓，撰写了《地理辨正》一书。他认为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弟子有张仲罄、骆士鹏、吕相烈、姜尧、胡泰征、毕世持等。清代还有一位相地名流叫章
攀桂，尤精形家言，为明人张宗道的《地理全书》作注。当时的相地大师偏重于相阴宅，以葬地论大吉凶。而对阳宅过于忽略，说明相地术的迷信色彩加剧。
　　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
　　刘禄善风角，曾经为清世祖占卜，预测粮草的到达之期，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将来都可以成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术。《清史稿·艺术传》称他：“从鸿泸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经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进泥涂灶门，忆符封之，偷下得去。”这位戴尚文还会测字、射覆、观天象、设坛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学，荟萃中西历算，开古学之榛芜，补西人之罅漏。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把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西方学术相结合，颇多建树，他们已经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家。
　　本世纪以来，算命术仍然风行。上海的袁树珊就是一个世代算命为业的术士，他生于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这是一部命理学巨著。前五卷叙述算命的基本理论，后三卷叙述有关算命的言论、实例、注意事项。第八卷《星家十要》强调算命的职业道德，应当具备学问、常变、言语、敦品、廉洁、劝勉、警励、治生、济贫、节义这十方面的修养。他说：“为富贵者宜勉其学宽，为聪明者亦劝其学厚，为士者宜劝其敦品劝学，为家者宜劝其尽力田畴，为工者劝其专心技艺，为商者劝其诚信无欺。此皆星命家应尽之天职，不可不知。”看来，袁树珊试图把算命术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活动，又怎么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树珊还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铁樵撰注的《滴灭髓阐微》，使这个罕见的孤本刊行于世。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1)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
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一 方士的六种类型(2)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
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
二 方士素质十要素 
 　　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1)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
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一 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 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三 健身 
 　　气功术是一门古老的人体科学。
　　气功是养生修炼术，它运用意识、调节内气，使身体处于优化状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气功按内容分为静功和动功。 　　静功包括静坐功、放松功、意守功、内丹功等，方式有入静、坐忘、心斋、定观、存思、内视、守一、守窍、炼神、吐纳、行气、食气、炼气、胎息。这些功法有重复性。
　　静功俗称内功，要求身心保持宁静，形体位置基本不动，着重于体内的怡养。《古今图书集成》有“静功部”，载录有历代静功流派。
　　动功包括导引、按摩、太极拳，发声功、硬气功等。
　　动功与静功不能绝然分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先动后静，先静后动。
　　气功是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的结果。
　　人们发现，只要在疲倦或烦恼时，安静地闭目养神，放松身体，调整气息，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就会感到舒服。这，就是人通过本能而产生的静功。
　　人们还发现，模仿动物也是一种养生的功法。《庄子·刻意》记载：“吹习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气功是古代哲学观念的发挥和应用。先民认为，上天创造了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应当尊尚天道，效法自然。人只要像天地运行那样进行人体呼吸，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一）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气功的主要效应是防病治病。先哲已有论述，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一文中谈其练功体会说：“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错，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从，收敛身心，颇觉得力。”
　　临床证明，气功对神经衰弱、偏瘫、坐骨神经痛、面部神经痛、支气管炎、肺结核、胃病、腹泻、便秘、直肠脱垂、肝炎、高血压、冠心病，近视眼、咽炎、糖尿病、肥胖症都有一定疗效。
　　为什么气功有临床疗效呢？初步的研究认为：气功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和神经兴奋，培益真气、疏通经络，调和血气。经络是沟通全身的通道，经络通则血气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灵枢·百病始生篇》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血气畅通，血中的吞噬细胞就可以顺利到达病灶，战胜疾病，提高了免疫能力，生命力旺盛。
　　气功还在心理上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排除杂念和胡思乱想，减少烦恼。
　　气功认为天人一理。为庄稼松土，土壤就可以很好吸收空气、水分和阳光。人体放松，就可消除疲劳，充分吸收氧气和营养食物，人就能够体质健康。
　　（二）气功可以开发智力
　　身体健康是开发智力的首要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正常发挥智力。气功可以健身，健身可以提高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能力，以充沛的精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们练功的过程，也就是调神、调形、调气的过程。人与外界环境协调，人体内部各机能协调，协调有利于自控和记忆力，有利于适应外部条件，有利于降低能量消耗和调动脑细胞，有利于充分的发挥潜能，以超人的能力从事脑力劳动。
　　人们练功之后，烦恼的情绪抛到九霄云外，心胸坦荡，情操高雅，超凡脱俗，境界一新。练功似乎耽误了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练功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高于非练功者。
　　（三）气功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
　　人体是生物遗传的精华。在人体细胞中，有先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乃至血缘的无数辈）才智的积淀。后辈人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试想，既然人体的外貌（哪怕一个痣、一块斑、一种肤色）都可以遗传，为什么人体的智力不可以遗传呢？如果某人父辈特别擅长逻辑思维，头脑灵活，那么，某人就可能具有父辈的这种潜在能力。当然，父辈的这些能力必须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才可能遗传下来。孩子只有通过练功，才有可能开发出潜在的能力。
四 化学(1)
 
 　　古代炼丹术对化学和药物学积累了经验。
　　炼丹的过程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炼丹的文献就是化学的原始资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欧洲人在13世纪炼出金属砷，14世纪炼出彩金（二硫化锡），比我国迟六百年。如果不
是炼丹术，我们的先贤就不会在化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以汞为例，现代工业常用铅汞剂给铜镜抛光，用金银汞镀器物。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将汞（水银）从丹砂（硫代汞）中分离出来，又能将汞和硫还原为硫化汞。《抱朴子·金丹》记载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方士们又炼出红升丹（氧化汞）、甘汞（氯化亚汞）、白降丹（氯化高汞）。可是，方士们对“汞”起了许多奇妙的名称：河上姹女、铅精、琉珠、玄珠，如《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这说的是汞容易挥发。“河上姹女”代称汞。这样一些奇妙的名称，不利于炼丹术的规范化。
　　炼丹又称为黄白术。它可以伪造贱金属为贵金属，炼出含锌的貌似黄金的黄铜，以及含镍的类似白银的白铜。方士把铜铁等物熔于一炉，炼成黑色合金，再加上水银，使之变为白色，又加少许黄金作为酵母，使白色合金变成黄金。
　　这种方法叫作点金术。阿拉伯语AL－KIMIYA意为点石成金的液体，此词源于我国的“金液”一词。阿拉伯语演变为英语AL－CHEMY（炼金术），此词成为“化学”一词的词源。
　　汉代以前就有了冶炼黄金的书，《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唐颜师古在《汉书·郊祀志》注“黄冶”：“黄者，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可铸作黄金也。”
　　《淮南子·万毕术》记“曾青得铁则化铜”这种方法是把曾青（硫化铜）涂铁，使铜离子附着在铁的表面，使铁成伪金。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伪金，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颁布“伪黄金弃市律”。说明存在伪造黄金的现象。
　　《抱朴子》有《黄白》，专讲炼制黄金，说：“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又说“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太平广记》卷四引宋戴群孚《广异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待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金，凡数万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伪金。
　　宋何芜《春渚纪闻·序丹灶》记载丹阳产铜，道士们点银为金，以救饥人。
　　先贤也认识到金矿产生金。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引宋寇宗《衍义》：“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皆当铸炼。”金有真假，《铅汞甲庚至宝集成》：“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汞中金、生铁金、石金、砂子金、土碌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锡金、黑铅金、朱砂金、熟铁金、生铜金、已上二十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余外并皆是假。”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炼丹师在冶炼时，“有意栽花花不发”，没有炼出仙丹，无意中却发现了火药。托名于三国人郑思远撰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超，烧手面及屋宇者。”不同的矿物在一起冶炼，引起了爆炸，竟然烧伤了人，从这些教训中，人们总结经验，归纳出火药的配合比例，发明了可以燃烧爆炸的火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火药是唐代孙思邈发明的，依据是《道藏·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记载了“孙（思邈）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其文：“硫黄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沙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有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对这段文字，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唐肃宗时托名于孙思邈。何况“内伏硫黄法”未必就是制造火药的方法。
　　学术界现在公认最早的火药配方出自《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所撰的炼丹著作，内有“伏火矾法”，其文：“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炎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火药实验记录。这是写在书本上的“火药”，而炼丹师在实践中发现的火药一定比这个记载要早。
　　火药在唐末已经用于战争，有火药箭、霹雳炮、蔟藜火球，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郑王番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至宋代，火药运用得就更加广泛了，11世纪编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火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火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古代的炼丹术，没有炼丹术，我国就不可能至迟在唐代就发明了火药。
四 化学(2)
 
 　　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家又是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就是最突出的人物。葛洪在通过炼丹以求长生的同时，钻研医学，撰写了不少医籍：《玉函煎方》五卷、《神仙服食方》十卷、《序房内秘术》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经》一卷、《服食方》4卷、《金匮药方》100卷，均佚，现仅存《肘后备急要方》4卷。他撰写的《抱朴子》有《仙药》，介绍了不少药物和药方，外科临床广为采用的红升丹、白降丹，都应归功于炼丹术。 　　魏晋已有人偏爱丹药，何晏、嵇康都很喜欢服用五石散（寒石散），《世说新语·言语》：“何叔平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药王孙思邈对炼丹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赤雪流珠丹是治疗良药，他记载的硫黄伏发是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
　　通过炼丹，先哲对许多矿物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神农本草经·玉石部》介绍丹砂“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
　　通过炼丹，总结出一批好的药方，如太乙小还丹、混元丹、九龙丹、轻粉在临床上都有一定疗效。道人常用以救人的毒龙丹在急诊临床上也很有效。大多数丹药的效用在于刺激神经、健脑、壮阳、安神。至今，这些丹药还在医学上运用。
　　炼丹的经验多是口耳相传，以“无字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其中出现许多错误和神秘色彩，并且容易失传。
　　有文字的炼丹文献被称为丹书墨录，即以墨书写符文于朱漆之简，写作形式是口诀。《搜神记》卷一记“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入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穿，遂得神仙诀”。《云芨七签》卷六三有《金丹诀》，王维《送张道士归山诗》：“别妇留丹诀，驱鸡白云。”
　　至迟在汉武帝时就有方术开始撰写炼丹书籍。《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刘安门下有上千人，其中一定有炼丹高手，所述“黄白之术”就是炼丹术。可惜历史上记载得最早的这部炼丹文献已佚。
　　三国术士左慈从隐者得到《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金液经》一卷。左慈传给葛玄，葛玄传给郑隐，郑隐传给葛洪。
　　南朝名医陶弘景隐居茅山，从梁天监四年（505年）至普通六年（525年）炼丹达20年，撰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炼化杂术》一卷，均佚。只有《本草集注》中的炼外丹资料保存于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中。
　　唐代名医孙思邈撰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均佚。现存他的《太清丹经要诀》和《千金方》、《千金翼方》有一些炼丹记载。
　　唐代陈少微撰有《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张果撰《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丹砂诀》。现存的炼丹书大多保存于明正统年间编修的《道藏》。这些书的内容都很空泛，尤其是很少讲操作方法。以字数而论，《庚道集》有六万多字（“庚”通“金”），《九转灵砂大丹》仅一千五百字，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篇文章。
　　《中国丛书综录·道教类·方法》收录不少炼丹文献，有些是内丹书，有些是外丹书，有些直接以“金丹”二字命名。如宋代周无所《金丹直指》、张伯端《金丹四百字》；元代萧廷芝《金丹大成集》、陈致虚《金丹大要》；明代伍守阳《金丹要诀》《金丹就正》。
　　众多的炼丹书中，以《周易参同契》在《抱朴子·内篇》最重要，研习丹道者，不可不读。
五 环境学
 
 　　传统风水术中的阳宅术是有关人与环境的方术，它致力于协调天、地、人的关系，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健康，使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一）傍山
　　山体是支撑城镇村落房屋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先民的村庄总是傍山
而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山从人而起，云傍马头生。”
　　村落与山林的关系，最好是“土包屋”，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房屋在万树丛中的幽深之处，藏风得水，清新雅静。敞开的场地是明堂，便于活动和进出。
　　其次是“屋包山”，即房屋沿山坡覆盖，背枕高峰，拾级而上。
　　值得提出的是，住宅不要选择在山脊或山谷的出入口，以避山洪冲泻或峡口大风，也不要选择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山坡。有些陡斜地带容易产生滑坡，严重者可以导致村毁人亡。1983年3月甘肃东乡洒勒力滑坡，致使237人死亡。1985年6月湖北秭归西陵峡滑坡，吞没了457户人家的新滩古镇。
　　（二）近水
　　水是万物生机勃勃之源。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近水而居，这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民俗。
　　唐宋诗人写过不少赞誉近水之宅的佳句。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晏殊有诗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生活在水边的人，便于饮用、浇灌、捕捞。水中的负离子对人们的身体极有好处。
　　相地术把阳宅周围的水分为六种，一是朝水，二是环水，三是横水，四是斜流水，五是反飞水，六是直去水。前三种最好。水呈九曲腰带形，便于取用。
　　（三）傍山依水
　　山以水为脉，水以山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傍山依水，最适宜人类居住。大到城镇，小到民宅，都应尽量傍山依水而建，《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唐代诗人杜甫赞美湖北襄樊形胜说：“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马鞍山突兀拔地而起，耸入长空；汉水萦绕迂曲，奔流到遥远的天边。唐代李白赞美安徽宣城形胜说：“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是描述城镇山水。
　　还有描写村落住宅山水的诗。杜甫有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王安石有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老百姓乐山乐水，自得其乐。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原始社会的村落就采用了傍山依水的原则。如河北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就是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的南沼河河旁阶地上；河南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位于双洎河河湾的稍远的山岗上。可见，上古的先民已经考虑到住宅与环境的关系。
　　（四）坐北向南
　　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每年的日照以南向居多，故朝南的房屋最宜休养生息。俗语云：“向阳门第好风光”，不无道理。
　　民间建房多取子午向。子午向就是正南向。还有丑未向和亥巳向，分别为南偏西、南偏东的西南向和东南向。同住一栋房屋，朝南的房子和朝北的房子温差几度，住北房的人比住南房的人更容易感冒。北向房寒气重，南向房有生机，阳光照进南房，不仅温暖，还可杀菌。我们建议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房屋时，一定要多考虑朝向。这不是风水迷信，而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五）讲究美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居住在优美的环境中，心情会更舒畅，身体会更舒适。
　　相地术认为地形有四美。一美罗城周密。所谓罗城，就是宅的四周山水，山水拥簇为佳。二美山水内朝。三美明堂宽敞。四美一团旺气。旺气就是生机，有生机之地必然林林茂盛，五谷丰盈。
　　民俗讲究曲线美。清代袁枚在《与韩绍真书》云：“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选择地形，应当取出抱水绕之地，以“曲径通幽处”。路要曲，桥要曲，廊要曲。曲意味着平缓、含蓄、有情。
　　民众以土地肥沃为美。《管子·地》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国，就是都城。都城必须选择在相对平坦的地面，四周土地宜于耕种，才能使城市发展起来。
　　以上原则可以一言蔽之：居住地点最好选择在优美的、向阳的、傍山依水的地带，这样的地带最宜居住和发展。
一 方士的社会观(1)
 
 　　方士的社会观是社会神秘主义。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学者明确提出过社会神秘主义这一概念。其实，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尤为应当研究的课题。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
广义言之，如社会的形成结构、功能、起源、发展、进步、理想、生活等。狭义言之，就是人与人相互调适问题。社会神秘主义是有关社会问题的神秘主义，它试图用神秘主义对社会的定义、结构、功能、转型等作出解释，探究社会变化出现的先决条件、发展规律的法则，预测社会的未来，构建出神人一体的社会模式。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像自然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天·人·天地的关系；也不像内修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人体修炼；也不局限于孤独的静思和默想。
　　社会神秘主义是着眼于社会的、非理性的一种世界观，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学说。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入世性，即以积极的态度去认识社会、说明社会、塑造社会。尽管路径不一定正确，但却在想社会所想，急社会所急，勇于创造，敢于实践。二是功能性，即对社会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作用，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当其麻醉性强化时，就呈负功能；当其兴奋性突出时，就呈正功能。三是民族性，即每个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异彩纷呈。
　　社会神秘主义在方法上有两点特殊性：一是侧重于历史的审视，把超自然、超人的某种力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二是注重主观性思维，凭感觉、靠幻想，神化社会问题。它既有客观唯心主义成分，也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谁操纵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发展构成了历史，经济是决定的因素。社会神秘主义认为历史是神秘的表现形式，由上帝、释迦牟尼、太上老君之类的神主宰。可见，社会神秘主义是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神秘主义有虚实之别。有些思想，从表面上看是神秘主义，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层面油，本质上是其他的东西。中国历代农民战争都用神秘主义作为工具和掩体，但农民革命的思想是不能等同于社会神秘主义的。即使是一些思想家，在他们著述的字里行间不时谈论神秘主义，如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但本质上却在宣传历史进化论或社会改革思想。王树人先生说过：“在专制主义的寒光下，一切叛逆者在著述时都不同程度地涂上一些保护色。例如，就连布鲁诺这样大无畏的叛逆者都在他的学说中也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在这里，除了专制主义的寒光外，恐怕也还有一个不能太脱离广大群众的传统习惯和口味的问题。”（王树人：《历史的哲学反思》第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社会神秘主义有学理之别。应当看到，社会神秘主义者往往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所倡导的神秘主义与一般学者们所倡导的神秘主义有一定的差异。社会神秘主义者并不热衷于从学理上研讨神秘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政治策略的斗争艺术。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往往不一致，并且随时随地变化。因此，我们不要期待社会神秘主义者在学问上有什么推动或发见。
　　社会神秘主义有时期之别。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以及各种社会型态转变时期的社会神秘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同时期的社会神秘主义从属于不同的政治范畴，为不同的阶级或集团所利用。马克斯·韦伯（1884～1920年）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这一课题时，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变化，说明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中国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对“社会”的概念及规律有一套独特的看法，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社会”，古称“社稷”或“天下”。“社”，《说文解字》云：“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社”是礻与土的合体，意为祭奉土地之处。以农耕为主的民族最重视土地，土地是生活的根本所在，故加以崇祀。帝王、诸侯，州县都设有社稷坛。坛内设土神或谷神，是为社稷，《白虎通·社稷》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坛内有五色土，象征五土之总神，也象征王者对各个方位的统治。《尚书·禹贡》云：“厥贡惟土五色。”汉孔安国《传》云：“王者封五色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正因为社稷代表了人们的生存必备条件土地和谷物，所以，古代以它代称国家。《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社会”，本指社日、里社举行的赛会，上古以二十五家为社，方六里，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人聚会，称为社会。《汉语外来词词典》把“社会”作为外来语。“社会”的现代涵义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生活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关系的总体。
　　古代积家为国，积国成天下，天下即社会。《老子》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意为国家政权是神秘之器，不可以取而代之。国家的标志是社稷坛，古代灭人之国，必变置被灭国的社稷；欲建立新王朝，必先立社稷加以供奉。魏源在《老子本义》云：“神器者，天命之心，去就靡常，不可人力争；故神之也。”
一 方士的社会观(2)
 
 　　神秘主义的社会观构成了社会神秘主义，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的存亡是由气数或其他神秘力量决定的，天或其他神物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符瑞与谴告，社会更替有周期性，社会的兴亡可以预测。
　　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是荒诞的，荒诞就是非科学性，非科学性就是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及其规律。即使像历史上杰出的君主，如夏启改变禅让制、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制、北
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康熙皇帝向西方学习科技，他们都不能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深刻意义。像邹衍这样一些思想家提出“三皇五帝、周而复始”、“五德始终，循环不已”，这也不过是非理性的朴素社会观。只有到近代，在大工业时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才真正有了科学的社会观。社会神秘主义是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应当研究的课题，也是一门新学问，必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 方士的周期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历史不是静止的，社会按一定的周期而转换替代。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周期，他们猜测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五德始终说
　　提起五德始终，人们总是马上想到战国思想家邹衍，学者多怪罪于他，认为他把五行用
于历史循环，即夏代尧为木克土，商代夏为金克木，周代商为火克金，五德始终，循环不已。其实，学术界是有偏见的。
　　首先，历史循环论不始于邹衍，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就是说“按历史运转，该你去当主宰了”。《孟子·公孙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以为尧舜五百年后有汤，汤五百年后有文王，文王五百年后有孔子。可见，儒家极力宣扬历史循环论。
　　五德始终的观念集中地反映在《吕氏春秋·应同》，其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乃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故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根据当时流行的观点所修，吕氏曾将其书悬于城门，有能易一字者赏一金，没有人敢贸然改一字，一方面是畏慑于吕氏，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德始终的观念在当时近乎“趔”，为人们普遍接受。其次，历史循环论也有进步性。《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社稷无常奉，臣无常位”。政权不能以一家一姓为私有，社会在斗争中前进。农民起义时常有口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不要忘乎所以。这种观念正是历史循环论的积极性所在，也是当时的思想家创造历史循环论的原因。他们为统一天下制造理论根据，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毋庸置疑，历史循环论与历史唯物论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循环论是一个闭塞的圆圈，是保守的系统。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形态是螺旋式的前进，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邹衍不仅是一个宣扬社会更替的思想家，还是上古睁眼看世界的联想主义者，他联想出大九洲之说，说中国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邹衍曾到齐、梁、赵、燕等国讲学。国君以贵宾之礼相待，学人都很尊重和敬佩他，称他为“谈天衍”。以之与孔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的情况相比，邹衍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文化名人。对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我们不应轻易否定。
　　（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以五百年为单位说明社会周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神化了社会发展规律，自认为天降大任于圣人，五百年一个周期。由尧舜至汤五百年，由汤至文王五百年，由文王至孔子五百年。《孟子·离娄》又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新。”意为君子的流风余韵在五代以后就断绝，五代形成一个周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思想流传到后世，有很深的影响。从朱元璋到洪秀全刚好五百年，洪仁就制造舆论说：“五百年临真日出。”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亦云：“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
　　有的人认为社会周期是（500×2）一千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任邱县八里庄碑文云：“总名是一千，九百九十三。释迦去了世，不日改天年。”当代学者认为这似说世界每逢一千年为一劫，现在已经过了九百九十三年，当为世道变化的末劫之期。
　　“千”是成数，古人常用于说明一个很长的时段，如千载、千年、千岁、千世。先秦时的庄子曾以之说明社会动荡的周期。《庄子·庚桑楚》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这里是以三十年为一世。庄子预言三万年后，天下必将形成人类难以生存的局面。
　　（三）三世说
　　把社会的周期按照三个阶段划分，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就是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认为先秦典籍《春秋》包含了三世之义，即：有见世、有闻世、有传世。东汉何休在《公羊传解诂》把社会分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这种三世说，在古代曾流行过，如五代至宋，农民常常利用摩尼教起义。摩尼教又称为明教，它是武则天时由波斯传入的宗教，教义宣扬光明压倒黑暗。教首被称为魔头。后梁的母乙、南唐的褚佑、北宋末的方腊、南宋的钟相和杨幺都是摩尼教信徒。
　　关于摩尼教的情况，庄季裕的《鸡肋编》上有介绍：“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教徒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张角是摩尼教的宗师。摩尼教有“二宗三际”说，二宗即光明与黑暗势力；三际指二宗历经的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势力消长形成一个周期。农民战争是要乘“明王”出世之际，战胜黑暗。
二 方士的周期观(2)
 
 　　元明清三朝，农民普遍利用白莲教的三世说起义。白莲教是佛教的一个异端流派，宣扬神佛下凡，要将迷失在尘中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
　　佛教也有三世说。清代流行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表述得很清楚：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
，度道人通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金莲的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
　　过去和现在佛掌管道人僧人的超度，未来弥勒佛掌管穷人的超度，所以贫困的民众对弥勒佛充满憧憬。
　　关于社会周期，清代的民间“邪教”也有自己的神秘理论。如红阳教认为，往世是青阳，现世是红阳，未来是白阳。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劫变在即。青阳、红阳、白阳的更替，不过是佛教三世说的变异。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继承了三世说，把社会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并且肯定了他所在的社会是衰世，言下之意在于指出清代面临新的替代，他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论述云：“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揩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注意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的积极性和消沉性作为划分社会的标准，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沦落心态和不满情绪。
　　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康有为以三统说和三世说为基本理论。他远师董仲舒，近承廖平，返本开新。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宣扬天人神秘主义，使儒学神学化。董认为每个朝代都有独自的“统”，新旧朝代的更替就是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往返，夏（黑统、人统）、商（白统、地统）、周（赤统、天统）是按“统”来变更的。董还认为春秋时代有“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东汉的何休把这三世称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康有为的三世说还可能受到汉代扬雄的太玄学说影响。康在《论语注·为政》按3—9—81的模式推测历史更替：“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过。”这种数字排列有悖于《周易》，而是根据于《太玄》。《太玄》推崇社会变革，其《玄莹》篇云：“天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别。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三世说的局限性在于循环往返的历史观，它的积极性在于因革变化的动态观。动态观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运作。
　　康有为把三统说和三世说巧妙地用为变法依据，使神秘的社会观为政治服务。对此，他的学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指出：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能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七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四）三元甲子说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痢犬流灾化毒龙》，借用申子平之口，以三元甲子解释晚清社会动荡。认为：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在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穆宗毅皇帝上升。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有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甲午为第三变，而后三甲是北拳南革。“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上自中闱，下至将相而止，主义为压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将相而止，主义为逐满。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
　　这就是说，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其变化的依据在于：“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通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通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天。魏真人《参同契》所说：‘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属土，万物生于土，故甲辰以后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坼甲，如笋之解箨。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箨也，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十年之间，箨甲渐解，至甲寅而齐。寅为木，为花萼之象，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或以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入大同之世矣。”按刘鹗所述，义和团之事起于1888年（戊子），成于1894年（甲午），至1900年（庚子）爆发。南方革命起于1898年（戊戌），成于1904（甲辰），至1910年（庚戌）爆发。把社会大事的根源追溯于前，阐明了因果关系。但是，未免牵强。
　　刘鹗的三元甲子说，具有三世说的痕迹，即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这种神秘主义的周期观至迟可以追溯至晋代，《晋书·苻坚载记》云：“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把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元，三元五百四十元。
二 方士的周期观(3)
 
 　　类似于三元甲子说的渊源还有宋代邵雍和陈亮的分期法：
　　宋代的邵雍用象数神秘主义解释社会的兴衰。认为阴阳的变化形成“体数”和“用数”，体数和用数的变化形成“化数”。社会的兴衰周期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因此，世道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变。邵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第六会，逐渐由盛而衰，唐尧以后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一代不如一
代。他的社会观实际上是悲观颓废的社会神秘主义。
　　宋代陈亮认为气数决定社会发展，社会的兴衰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每60年发生一较大的动荡。公元946年（丙午），后晋被灭亡。过了60年，发生澶渊之盟，1007年（丁未）宋真宗封禅。1067年（丁未）宋神宗即位。1127年宋高宗即位，开始了南宋朝。陈亮请高宗居安思危，抵抗金人侵略，不可苟且偷安。
　　以上分期法都是不科学的。限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当时的思想家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周期和真正的规律，只能猜测性地阐述朴素而神秘的周期观。对于20世纪以前的人来说，历史发展的周期确实是很神秘的。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发展周期已不存在任何神秘性了。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1) 
 　　人类有史以来，社会转型是“生生不息”的常态。什么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结构、制度、人与人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创造性活动，“转型”是个中性词，指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转型有急剧的形式，也有温和的形式，有亢奋态，也有相对静止态。
　　社会转型大抵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如封建制
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另一种是指同一社会制度内的局部变化，如魏孝文帝改革引起的鲜卑族社会变化；近代东南的区域性变化。这两种变化是相联系的，形成量变和质变、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近代社会转型主要指前者，但也不排斥后者。后者为前者提供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准备。
　　社会转型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有前进，也有辗转倒退。一般说来，社会转型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向。
　　社会转型，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他写过一篇《过渡时代论》以进化论观点把过渡时代分为广义和狭义。人间无时无地不在进化，这是广义的过渡。狭义的过渡是相对于停顿，波波相续。他认为：“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下层民众对社会转型有个朴素的界定，那就是“劫”。劫，《说文解字·力部》释云：“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或曰以力去曰劫。”劫表现了两种力向，一是趋力，一是阻力，劫的过程就是两种力量的斗争。《史记·日者列传》云：“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后，佛经中宣传的“劫”使中国民众刻骨铭心。佛经以天地的形成至毁灭为一劫，毁灭时的动荡之火为劫火。《隋书·经籍志》论云：“佛经所说，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败，成败谓之劫。”
　　当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当自然灾害发生；当严重的瘟疫摧残人类；当民众面临极大危险时，人们就称之为劫。
　　“劫”是一种“恶”，是一种灾难，是一段痛苦的挣扎，是新旧势力交替的较量。它是民众的朴素认识、神秘主义的感知。在一个社会中，当人们都感到“劫”日来临时，也就是社会即将剧烈动荡的表征。
　　“劫”的观念是宿命论在社会观上的反映。
　　宿命论是一种神秘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一直倡导之。宿命论认定生死轮回，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今生积功德，来世有善报。西方的基督教不太讲宿命，洪秀全等人却屡屡宣传宿命思想。
　　方术认为每个朝代的天数是有限的。如果社会混乱，朝纲不振，就表明天数已尽，劫祸将到，需要避劫，此类例子很多，如汉代方士看到汉代江河日下，就主张改元，重新受命。于是，由方士导演，汉哀帝主持了“再受命”丑剧。成帝死后，方士又向哀帝陈述改元事宜及利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民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听从了方士的建议，下诏改元：“盖闻《尚书》‘五日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
　　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记载洪秀全的《谕众兵将遵天令诏》云：“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升天堂，便长生不死。若尔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此书又记载杨秀清的传言：“自古死生天排定，哪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这些观念明显地是宿命论的反映。
　　宿命论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劫”是大难，劫的先兆是灾异：地震、天旱、洪水、瘟疫。民谣有“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太平天国利用了“劫”的思想号召人民入教避劫，洪秀全托言天父之语：“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中国下层民众自明清以来很相信“劫”，也很畏惧“劫”，所以纷纷聚集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相信劫数。《李秀成自述》谈到毁弃旧神时说：“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香烟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度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以数尽国崩，观之可也。”李秀成把社会变化看成是命运决定，这是农民阶级朴素的社会神秘观念。
　　太平天国认为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洪秀全颁行的《天理要论》云：“至于天命，岂非上帝旨意乎？《书》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正乃上帝所立之主张也。上帝坐高位，广视天下，定人分业，限人祸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专，众生不得所欲，只上帝理之，随其圣旨也。”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仅太平天国有“劫”的观念，其他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劫”，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南海县农民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当地青莲教就“据称劫数已到，即有兵戈之灾”。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发动武装起义，称“奉天伐暴”，“能避刀兵劫数”。
　　义和团运动广泛流行“劫”观念，在1899年称“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诸神下降”；19
00年称“大劫临头，只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据陈振江等人研究，“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灾难，即侵略、暴政和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维艰。二是指动乱，义和团要诛杀洋人、恶者。“劫”的观念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
　　“劫”的观念有某些积极意义。喻青松曾作过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劫”的观念虽然有神秘成分或迷信内容，但它是现实生活苦难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的抗议，是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转化为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第二，“劫”的观念包含辩证和进化的因素，它与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劫是“现世”向“未来世”转变的急骤过程。
　　当然“劫”与社会转型不是同一观念，“劫”的含义在于大乱临头，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通过“劫”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心态，它是社会暴风雨来临的晴雨表，是下层民众首领发动民众的法宝，是社会神秘主义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经典论述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
　　由于历史造成的认识局限性，先哲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转型，更不能洞察社会转型的原因，他们提出了一套朴素而神秘的看法。
　　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先民认为，如果上天要更换一个朝代，必然降下一位天子，天子所在之地呈天子气，天子气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新兴力量。刘邦最早利用“天子气”观念为自己服务，借以神化自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在地面上浮现“天子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天子气”解释为“民心所向的吸引力”尚可。文中“季”即刘邦，他周围已有一批图谋造反的文武之士，为他大造舆论，使人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投入反秦斗争。《汉书》所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刘邦的谋臣用天美化刘邦，宣扬君权神授。
　　近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的看法，如：魏源相信“气说”，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倒退是由气决定的。他在《默觚·治篇》云：“三代以上之人才，出于教化，三代以下之才，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又云：“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至于什么是气运，气运由什么决定，魏源没有说明。
　　近代民众不乏相信“气说”者，《清稗类钞·方技传》记载了太平天国期间的一件事：
　　张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丰庚申春，苏州失，昆山继陷，粤寇所到，迁避一空。张独留不去，且为之赞划一切。或问其故，张曰：“吾夜观天象，知清运已贵，意即在此乎？”张尝为粤寇筹饷，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则拘而敲扑之，故皆衔之刺骨。粤寇乱平，遂为怨家告发。张大恐，倾家营谋之，乃免。后有人问以太平天国天象如何者，张辄摇着太息曰：气数，气数！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张立帆身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小办事员，自以为懂得天命，善观气数，顺从天命而投身于洪秀全，最终却没有算准。这说明当时的人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的兴衰规律。  四 方士的预测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未来发生的事可以预测，“智者见于未萌”，术士遥知将来。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五行》相信神秘的预测。他说：“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古代的社会预测家有梓慎、鬼谷子、邹衍、诸葛亮、管辂、郭璞、陶弘景、李淳风、袁
天纲、陈抟、邵雍、张铁冠、张三丰、刘基等。如《南史·陶弘景传》记载，梁武帝特别相信茅山道士陶弘景的预言，“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唐李渊在未定天下以前，有道士吉善行托言李耳语，说唐代将享国一千年，使李渊大受鼓舞。
　　历代社会的神秘主义预测，主要有谶纬、扶乩虎、占星、占梦、测字等形式。试析若干：
　　（一）谶纬预测
　　谶纬预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
　　早在先秦就有了谶语。《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天策，火中成军，号公其奔”。这就是预言晋国灭掉虢国的谶谣。
　　秦代有了谶图。《史记·秦始皇相纪》记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文中的“图书”，就是谶图，它是一种配有图文的迷信书籍。“亡秦者，胡也”，就是谶语。《史记·项羽本纪》也记载：“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令吴广“夜篝火，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
　　西汉末年哀、平之际，谶纬合一，谶以辅纬，纬以配经。谶，又被称作符命之书，意为符合神意。纬书纷纷涌出，不仅方士造作纬书，儒生也以此为本职。谶与纬是有区别的。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的解释，就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它是一种宗教预言。纬，是用谶语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
　　王莽为了篡夺汉家天下，借助神学作为思想工具，一批堕落文人为他编造了不少谶语，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的“赤世计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这是以五德运转的历史观为王莽制造舆论。《王莽传》还记载：“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记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
　　从晋至隋，不少君主痛恨谶纬对社会的干扰，下令禁止谶纬。晋武帝在泰始三年（公元268）禁令谶纬，违者服刑两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建武二年（公元336）严禁谶纬。隋朝的禁令最严，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下令私家不得藏谶纬图书，隋炀帝派人在民间搜访，重惩胆敢藏谶纬的方士。
　　唐宋元明清时期，谶纬锐减，但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如五代十国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谶谣作为政权的舆论不径而走，对于涣散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
，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又记载说：“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镀刻于纸，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曰：九九乾坤已完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乩语中“米田”、“古月”言番人胡人，九九八十一代指元代在立国八十一年后已面临危机。
　　清代特别流行扶乩。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漆阳消夏录》四指出扶乩手法“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去凶，亦待人而灵耳”。扶乩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把人的愿望和猜测通过乩语反映出来。
　　晚清庚子事变之前，乩语满天飞，把人心搅得惶惶不安。
　　义和团的坛谕就是乩语，尽是诡秘的预言。如关帝坛谕推测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这些乩语的内容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和愿望。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载有义和团乩语：“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这是庚子年春季在北京流行的乩语，后来果然在夏秋季发生了事情。
　　辛亥革命那年也有乩语预测时变。柴萼《梵天序丛录》卷二十三记载：
　　辛亥秋，北京羊肉胡同一乩坛扶鸾。沙盘飞舞，大书云：“大阿哥到。”众问：“是端庶人之子大阿哥否？”则书云：“对子而称其父曰庶人，无礼已极，吾去矣。”遂寂然不动。近日有同善社者，分社满中国。社中皆有乩坛，降坛者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人，智者日笑其后矣。
　　通过这条材料可见，清末的同善社遍布全国，假托众神，专门制造预测，这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前兆。
　　（三）《周易》预测
　　《易经》本是由卜筮材料加工而成，因此，术士认为它具有推测事情发展趋势的功能。古人和近人都常常以之对社会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有的提供了一种思维，有的却有浓重的迷信色彩。
　　晚清，方士用《周易》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作了预测。从文献看，似乎很灵验，但到底这些预测是在事前进行的，还是在事后追托的，有待考实。晚清流行的《推背图》，曾经预测太平天国运动。《清稗类·方技类》述云：
　　又第三十四象为丁酉，巽下巽上，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此言咸、同粤寇事，寇不及发，俗呼长毛。所立国号曰太平天国。其酋不称皇帝而天王，自余亦皆称王，天王为洪秀全。而其时又有苗沛霖之乱也。
　　这或许是为太平天国运动制造的舆论，找到的神秘依据。至于《推背图》是否可靠，谶语是否可以如此解释，当时的民众是不加考虑的。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二回把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党进行比较，以《周易》抵毁革命党。他认为，义和团譬如人的拳手，“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先进这‘泽’字，山泽通气，泽就是溪河。溪河里不是水吗？《管子》说：‘泽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泽下于民。’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上凶卦呢？偏又有具‘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时，岂不令人纳闷？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坎水是阳水，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兑水是阴水，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坎水阳德，从悲天悯人上起的，所以成了个既济之象；兑水阴德，从愤懑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个革象。你看《彖辞》上说道：‘泽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按：《周易》的解释有很大灵活性和任意性。把南方革命党人与“泽火卦”扯在一起，进而批判革命，是没有道理的。
　　刘鹗又云：“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蛊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说一条，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遣，无天刑，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
四 方士的预测观(3)
 
 　　当时，还有人用《周易》结合谶语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必定发生在武昌，似乎天意所定。《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又第三十七象为庚子，震上巽上，益。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此言宣传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国运告终，南北言和，帝逊位和共和成立也。 　　（四）其他预测
　　晚清，古代史上的各种预测方法都被调动出来，堪称社会转型中的奇观。有的风水先生把风水与社会上的动荡牵扯在一起，认为改变了风水就会引起社会骚动，如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记载：
　　京师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道光时，宣宗阅射，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宣宗右顾，以视中否，岁已亥，桥拆平，鹄于桥南，对宝座设焉。射者立桥此，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扬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扰。
　　把英国侵略者入犯归结于拆了河桥，这是荒唐的推理。反之，如果没有拆河桥，难道就不会有英军入犯么？
　　有的以望物为预测。在国民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吴江人雷震叙述“煤山之五色光”云：“辛亥首义的”一年前，闻内监传说，夜闻（煤山）有五色火光，出没出顶，不知主何兆，人多讶之。迨民军既起，东南各省响应，改龙旗为五色国旗，殆与煤山顶上五色旗相符合。五色火光与五色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条材料只能说明当时宫中的人心已乱。
　　有的用占诗作预测。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有一首梅花诗预测晚清事变：“宋邵康节有梅花诗，其论本朝云：‘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此言世祖入关，定鼎燕京，后开海禁，与各国通商，有粤寇洪秀全之乱，而宣统辛亥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义武昌也。”
　　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与汉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独蕴有六机，且巧合谶纬，大汉之兴必矣。”胡曰：“请言之。”曰“昔汉族中兴之伟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国号乃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与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于中原树十余年汉帜，即可此决为兴汉之象。”
　　胡复叩其事成后政体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时徐面西坐，略顾左右，忽曰：“此共和政体，初时恐只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国统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触，曰：“异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从二从人，则或同时有二人皆为大总统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无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顷，又曰：“此二大总统其初必各据其势权为敌（因系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间，调和两面，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点为三人而又体其字意为水也）。并二人为一（指元字为二人所并）。”复笑曰：“合并后，此二人中之占上着者成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与袁同音）。目下传说袁世凯起义于河南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时胡之心仍属战事，复指洪字，使卜以战后事之得失。徐应曰：“以后皆利。”随信手书一汉字曰：“试观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汉字乎，是即汉人席有中土，无往不利之象。”少顷，又曰：“试观战后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与二十八耶，此二数皆以七为公度数也。”又指汉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余又非中二耶。吾故谓汉军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数，连明日计，盖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点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验，令人惊绝，惟言二次汉军得利不验，然当汉口大败为九月初七，汉阳失守为十月初七，则徐言仍中，特误以败为胜耳）。”故复问徐：“湖北战争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复指洪字曰：“二十一与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云：“奚云六也？曰：灭左旁三点，非六数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战起结连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战，适与徐言不爽毫黍，此节虽近于迷信，然一席之话而一番龙跳虎跃、惊天动地之大事，乃为之囊括无遗，岂不奇哉？）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史料？从写作时间看，括号中的按语是原作者所述，可证此文写于辛亥革命（1911）发生之后的壬子年（1912）。因此，这则预测完全有可能是事后附会，谎称在事前（1911年8月）之预测。如果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有原始记录或有三人以上证明，则神奇了。
　　不过，在辛亥首义的八月下旬，有识之士根据客观形势，确实可以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
的发展趋势：南北对立与对话；共和成为必然的政体。因此，测字先生徐道一能够用“黎元洪汉”这四个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后的情况预测个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览近代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后预测特别多。古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我认为这些预测如同地下树根，顽强地撬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基础，扰乱民心，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其客观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我们又应看到：这些预测方法由微推著，夸大神秘的作用，皆属无稽之谈。有的预测确实应验了，无非是预测者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作的合理推断，一点也不神秘。须知，预测的应验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扬，汇集一个个偶然的事例，使人们看起来似乎社会的发展是由预测家决定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经发生的事托名于事发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轻易上当，闻者当慎辨之。
五 帝王迷信方术(1)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迷信方术。从夏商周的君王到清末的溥仪，他们都盲目拘泥于方术，有的甚至导致朝代衰微。这里，试从新朝王莽说起。
　　（一）王莽成仙殒身
　　西汉末年，王莽借用迷信观念为改朝换代服务。《汉书·郊祀志》记载：“莽篡位二年
，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邑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宗派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摄政第三年，术士大造符命，齐郡出现新井，巴郡出现石牛，未央殿前出现铜符帛图。王莽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即天子位，改国号新。
　　新朝天凤六年（公元19），王莽宣布自己“当如黄帝升仙天”。第二年又自称是黄帝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
　　王莽朝思暮想变成仙人。《汉书·王莽传》记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自知命将不保，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人因哭而封官。九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在渐台，终于成“仙”。
　　（二）南朝君主溺惑征兆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刘宋建立者刘裕本是卖鞋的小贩，以武功升居要职，控制了晋代军政大权。为了代晋称帝，他倡导迷信活动，借用方士制造天意。冀州道人释法称托嵩神之语，说江东刘将军是汉家苗裔，以天命。太史令骆达等人陈天文符应，说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刘裕在这样一种神秘的舆论氛围中，设坛于南郊，柴燎告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淫佚放荡，笃信占梦和鬼神，害及自身。《南史·废帝纪》记载：“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采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
　　齐明帝萧鸾也是满脑袋迷信。《南齐书·明帝纪》记载他“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齐明帝猜忌多疑，好诡诈术，讳莫如深，而封建文人竟然给他加谥为“明”帝，可见封建统治者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的腐朽堕落是由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梁武帝萧衍精通阴阳、纬候、卜筮、占决，晚年溺信佛教，大造佛寺，亲制佛经，几次舍身出家，群臣以亿万钱将赎回。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设坛告天地神，困饿而死。
　　梁元帝萧绎喜好方术，《南史·元帝纪》记载他“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委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困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宋武帝陈霸先以天命代梁，像其他的篡位皇帝一样，即位前在南郊柴燎告天，称梁氏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日月呈瑞，纬聚东井，是谓改朝换代的瑞兆。
　　宋后主陈叔宝溺信兆。《南史·陈本纪》记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见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饮，忽变为血。有血霪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火从中起，飞至石头，烧死者甚众。”
　　宋齐梁陈都是历史上短暂的政权，每个政权都是靠武将武变而来。政权不稳及其变动，使迷信活动得以泛滥。迷信家借迷信在政治上捞取政治资本，造成迷信传播的恶性循环。
　　（三）唐宋皇帝误入邪门
　　唐代的邪门左道盛行。术士充分表演，皇帝笃信无疑。
　　唐初术士叶法善，能施摄养占卜之术。他擅长符篆斋醮。《旧唐书》191卷记载：“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法善活了107岁，生前一直受到尊宠。
五 帝王迷信方术(2)
 
 　　术士潘师正隐居嵩山道遥谷，自称吃松叶，喝泉水达20年。
　　术士刘道合在嵩山修行，擅长止雨之术。《旧唐书》卷192记载高宗“将封泰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
　　术士邢和璞等人自称有神术，试之则不灵验。《旧唐书》191卷记载：“有邢和璞者，善
等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笄（张）果，则怦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张）果与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张）果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
　　唐玄宗大兴醮祭。《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
　　唐肃宗胜过其父，《旧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此文中的黎干就是因道术为肃宗重用。
　　宋朝的道教一席兴盛。统治者面对外族的侵犯，企图借用本土产生的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宋真宗梦见神人降授天书，以为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又追封始祖为“保生天尊大帝”。真宗下诏天下并建天庆观，使道教大大普及。真宗相信邪门左道，什么枯桧再生、菽麦再实，什么符瑞封祀，都认为是朝廷大事。
　　邪门左道都是人为制造的，宋代大臣丁谓曾经教唆道士编造谎言。《续通鉴》卷35记载：“女道士刘德妙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始言出其家山洞。”历代术士的玄言大话都是骗人的，只有编造得越玄，才越能骗得愚民相信。女道士刘德妙的供词，昭然若揭。
　　宋徽宗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崇道抑指。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诏德士（和尚）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人迷恋服气辟谷，道士尤甚。宋初，道士丁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与陈抟齐名，《宋史》卷461记载了几个服气的事例：有个叫赵自然的梦见神人教辟谷法，从此“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还有一个叫赵抱一的“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宋史》卷462记载，辟谷者可以“冬夏常衣皮裘”，“渐反童颜，攀高蹑危，轻若飞举”。
　　（四）明清帝王有昏有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年轻时当过和尚，登基后一度宠信佛僧，后来醒悟，抑制佛道等宗教活动。《明史》卷139记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注，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朱元璋主张敬天以爱民。《明史》卷3记载，在一次大祀活动时，朱元璋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成祖不相信炼丹术。据《明史》卷7，永乐十五年（1417），“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仁宗笃信仙药和神仙。《明史》卷299记载：“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待，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宪宗对佛道二教都很重视，授佛教徒称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赏赐以金印、王冠、玉带、玉王圭。
　　孝宗初年屏弃佛老之教，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遣僧还谷。孝宗在位日久，渐渐相信烧炼斋醮，中官李广等人得以受宠。
　　武宗曾经自称大庆法王，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世宗特好神仙斋醮，命令官吏搜寻珠玉宝石，用三十多万斤黄白蜡炼丹药。又于禁中筑乩仙台，专意成仙之道。太仆卿杨最说了几句直话，竟然被活活打死。郑一鹏、赵时春、顾存仁等人直谏，世宗不听。
　　穆宗即位，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此后，明代皇帝再没有像世宗那样大肆进行迷信活动。
　　满清入关，仍然尊重中原的神秘观念。对汉人供奉的关羽大加推崇，顺治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据《清史稿》卷84记载，乾隆帝下诏彰扬关羽：“关帝力扶炎汉，节气凛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昌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
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被神化，不仅靠他自己，而且还靠他周围的人。洪仁曾经以测字术神化洪秀全的姓名，他在《己未九年会试题》说：“以字形释之氵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上添人全也，隐然寓真主之圣名，显然作民极之圣主，玉食万方，岂徒然乎！”
　　太平天国还流行一些罕见的杂术，如《天兄圣旨》记载了一种以灯照面术：“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亮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已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这种杂术类似于宗教的洗礼仪式，又有巫术以火驱邪照心的成分，在古籍中很少看到。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在历代下层民众举事过程中，义和团利用方术的特征最为突出。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些江湖上的巫师、僧人、道士混进来，自称来自峨嵋山古刹或其他仙境，修炼了几百年，有神术，擅长巫道。他们略有小技，却无限夸大本领。如某村中一妪自云为神所遣，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病辄效，远近村民多惑之。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这部分人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常常居于核心和领导的地
位，对义和团大搞方术神秘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的方术神秘主义十分愚昧，时人在《庚子国变记》记载团民“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会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
　　义和团自称可以念咒避枪炮，有一首咒语云：“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在这种愚昧观念驱使下，团民用血肉之躯挡洋人的枪火，死者遍地，而团首又念咒语，称死者七日可复活，等不到三日，尸体已腐臭难嗅，路人掩鼻。
　　义和团的神术大多是吹牛，很少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实践。如，团民说红灯罩有一把神扇，“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但谁也没有看见有哪一位红灯罩能够施用这种法术，如果天下真有这种法术，义和团也不会败在洋枪洋炮之下。这个法术，当时受《西游记》影响，把火焰山铁扇公主的故事搬到了现实生活中。
　　义和团的方术误事。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到北京前门外去烧洋货铺，他们说有法术相助，火不会殃及周围的民房，不让百姓做防火准备，结果法术不灵，大火无情，烧了上千家民宅，大失民心，团民也很尴尬。义和团中搞方术的人，有的至死不悟，时人王锡彤在《河塑前尘》记载，有拳民自称能避枪炮，河南道道员岑春荣命人持枪试之，拳民“袒其胸口，念念有词，亲军二人瞄准击之，呼訇一声，作法人倒地死矣。”作法的拳民练有硬气攻，可以稍稍抵挡冷兵器。若要夸大硬气功作用，只能自取其咎。
　　义和团的法术常常是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请神附身，名曰“上法”，顿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诌剑诀。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表演神术，他们声称神术有无比妙用，声称一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称，至于刃曲锋折，面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
　　义和团把神 排成强大的阵容，呈战斗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如：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福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前来会师，等等。有时甚至把一些不同朝代的人物扯在一个阵营，大有“关公战秦琼”之势，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其本义却是为了扩大声威。
　　义和团自称降神附体可以使枪炮刀戟不能伤，手于空中指画则火起。他们一般不代神传言。太平天国的臣民举行神秘仪式时，颇像基督教的礼拜，井然而肃穆。义和团的仪式却很像戏剧表演，时人吴永称之为“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空白”，他描述了一个场景说：“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人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北方人喜欢戏剧，人人都能哼几段，摆弄两下，许多团民出身艺技伶人，所以用演戏的形式装神扮鬼。义和团尚红。义和团在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在兜肚上写‘护心宝镜’等字样来看，他们戴红巾、系红腰带、穿红色衣服，确有避凶趋吉的意义。义和团以为一身红色，可以破洋人的邪术、魔法，同时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连大学士刚毅在作战前也要用红布缠腰、缠头，以使枪炮不能伤身。”
　　任何一个群众运动都需要舆论来支撑，义和团大造神秘舆论，说劫运已至，刀火之灾已降临，老天对洋人不满，殃及百姓，惟有造反。当时有揭贴预示：“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有穿，十愁有饭无人吃。”
　　义和团利用神秘的数字暗示“庚子之乱”。如，“今年苦不算苦，二十加一五”，一五合为六，代指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最苦。又如，“暂时不算苦，二四加一五”，二四合为八，代指八月十五。又如，“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八中”即八月十五。又如，“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一龙指德宗，二虎谓荣禄、李鸿章，十三羊即所有朝贵。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3)
 
 　　团民以神秘的形式表示斗争的决心。《天津一月记》记载：“入坛者，先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民众一当对神宣誓，身肉之躯的人就被“神”武装起来，处于“神”的临督下，就有了约束和自觉性。这个“神”，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族尊严”，体现了民众的人格价值追求。对神宣誓，看起来很愚昧，但比起那些苟且偷安、甘心当亡国奴、对外国入侵无动于衷的行为，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为其临阵壮胆。胡寄尘编《清季野史》记载他们“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祝枪炮不然”。自以为念了咒，就会有神附体，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必胜信心，也是麻痹头脑，驱掉怯弱情绪。义和团幻想把外在的莫须有的神秘力量调到自己身上，当然是没有效果的。
　　神秘主义本身充满战斗精神。如山东《大刀会咒文》摆出了一幅神煞布阵图：“天地日月星，诸神俱降临。黑虎来护身，龟蛇二将来保命，万法百中显神灵。遵照祖师敕令，无量佛来下界，压阵敌人惊。一请无量佛，东海霹雳声，天地日月星，诸神齐就位，天后娘娘坐当中，一日受时烟。白面将军护前心，黑虎将军护后心，仰面一吐气，万法都显灵。十万神兵，十万鬼兵，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全下界，急奉太上老君敕令，闭目合十遍天空。”
　　义和团还自称有神秘的武器，如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但没有人见他们用过，实际上这是借用《西游记》等小说中传说的器物，用以壮胆。
　　义和团以神秘主义培养不怕牺牲的精神。袁昶的《乱中日记残稿》记载义和团“见洋人呼曰大毛子，见教民呼曰二毛子，见则立时法上矣，神气抖擞，誓将吞噬，若心杀而后快者，纵有枪炮，亦不知退惧”。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也记载团民“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这种牺牲的做法不值得赞誉，是冤枉的，而为民族死不旋踵，敢于牺牲的精神却是感人的。
　　义和团的避枪诀是仿照以前农民起义的做法，如乾隆年间王伦在山东领导清水教起义，告诉教徒在打仗时口念：“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咎。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当。”牺牲精神诚可贵，但太愚昧，也不值得无谓之死。这些做法，表明义和团自知力量单薄，难以对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只好求助方术。
　　对于义和团的牺牲精神，当时的有识之士在《开智录》上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认为：“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一日也。”当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义和团的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阳刚斗志，这种斗志正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桐等上层官僚对传统神术笃信不疑，亲自倡导。许多达官贵人在官府或宅院组织神坛，每天演练，并且大肆吹捧神术之灵验。一时间，神秘主义方术飘飘然，成为国粹和济世的希望。
　　满清官吏盲目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奴才小史》记载裕禄很崇拜义和团的一位“圣母”：
　　方拳毛之初发也，裕禄正为北洋大臣......是时有号黄连圣母之女妖，本流娼，久在津。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围，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待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谓：“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不久未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
　　这个裕禄把对付外国侵略者寄托于“天火”，结果，“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裕禄自毙，死于愚昧昏庸。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1) 
 　　清朝之亡，亡于内忧外患，而方术加重了内忧外患，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执掌晚清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笃信方术。
　　慈禧太后相信易占，《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术士张延已为之预测：
　　张延已好占卜，弱冠，游四方。光绪辛丑，两宫将自西安回銮，时适馆临潼洪氏，以风
角风闻于上。某日昧爽，以一骡车入行在。礼毕，孝饮后宣旨，令设坛，问善后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妇女嘻嘻，终吝。”张曰：“家人，刚严者。妇子嘻嘻，喜乐过也。终吝，除蹶难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顺阴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妇人而专制也。”时侍郎陈某在侧，见多忌讳，不敢上闻，乃别易他爻之吉祥者入秦。孝钦亟赏之，赐银千两、鲈鱼两尾。延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这个卦占得很准，道出了慈禧专政的实情，方士以之说明易占之灵。侍郎陈某随机应变，蒙哄慈禧，化险为夷。大凡统治者，谁都不愿意听不吉利的话。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逃难在外，她受过惊吓，极想知道未来的事态发展，所以找术士占卜，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可靠性。
　　慈禧太后让官吏英年为之看醇园风水，以预测皇室嗣统。近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介绍说：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曰：“是气尚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时光绪已亥九月，已立溥仪为皇子矣。孝钦曰：“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顾视墓旁有老楸一株，百年物，因指树奏曰：“伐此则气泄，是或可破也。”
　　孝饮还宫，即遣使伐树。树坚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次早趋视，断痕复合如故。监工者惧而请止。孝钦大怒，自诣园，督数十工人，尽一日之力仆之，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后德宗薨，今上仍由醇邸入承大统，英年之言果验。
　　按：皇室林园的一棵树，竟然被认作是王气所在，随意砍之，且派生出一些神奇的传闻，殊不可信。此事又见之于《清稗类钞·迷信类》，内容有所不同：
　　醇贤亲王墓近万寿山，山势环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绕前，后有银杏树两株，高矗如盖。俗谓银杏为白果，或造谶语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当数世为天子。”时光绪戊戌，孝钦后正以围颐和园事恶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坏之，遣人督木工铸银杏，其中多蛇，悉被伤毁。旋有一蛇出，均昂然不动。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乱作，其人固头戴红巾，而口诵符咒者也。
　　这两条史料说明，口耳相传的掌故有很大差异，同是醇亲王事，慈禧太后厌恶德宗，担心王气更替，对谶语深信不疑。尽管史料有出入，但慈禧太后溺恋方术迷信的心态却昭然若揭。
　　晚清的大小官吏几乎都笃信方术。
　　皇室宗亲、先后担任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直隶总督的荣禄相信方术灵验，陈夔（1855～1948）在《梦蕉亭杂记》记载：
　　荣文忠公精柳庄术。光绪丙申五月，余随公赴天津查办事件。公谓余，五年内必邀大用，时尚未补主事缺也。迨庚子升京兆尹，辛丑持节淮浦，适符五年之数。嘉定谬仲山尚书，余娅兄也，丁酉七月由仓场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行走，与公同署力事。一日，公忽谓余曰：昨见仲山额上紫气透顶，相书主外简封经，内升清要，昼日三接，恩遇优隆，然其驿马并未发动，或者入直军机。不出数日，定有分晓。甫及五日，尚书果奉命在军机大臣在行走。
　　公与许筠庵师应（时官都御史），奉派密云查办事件。奏调余及恩君良（号骏叔，时官兵部职方司掌印）；筠师奏调刑部司员；左君绍佐（号笏卿，后官御史），外简广东南韶道；陈君昭常（号简墀，后官吉林巡抚），为随带司员。治事之暇，公谓左君性情正直，遇事不肯迁就，人人亦不乐就之，与侍御一官最宜，必任监司。谓陈君相貌丰腴，将来可望大用，财运尤佳。余谓骏叔何如？公曰：骏叔才气开朗少见，论其作为，虽那桐、端方亦不过如是，惟紫须黄目，与相不称，将来命运，究不及那、端等，后恩君存升副都统。庚子之变，赍志以殁。
　　太平天国时期，封建官绅提心吊胆，求神保佑。如赵烈文在《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三年正月廿四日，“晨起肃衣冠，诣家祠拈阄，决避难之所，本郡乡间吉。”在二月初三记载：“每晨跪持《准提神咒》一百八遍，求合家免灾劫。丑刻即起，督率下人收拾，先奉神主去匣脱座，与诰封安一处，裹缚已毕，复奉列代神影，亦去匣包扎，以便迁徙携带。”赵文烈，江苏阳湖人，担任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像他这样有知识的人都丢魂失魄，唯赖方术神助，可以推测其他官吏该是多么狼狈。
　　在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清朝官员用封建迷信与太平军作战，加速了城溃。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身居要职，其防守方略不过是方术小伎。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记载：
　　陆建瀛之率师迎剿也，自称霜神助阵，云见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败归，“贼”围城，陆堵御城上，又称观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家焚香，既而无验，又使人扛丧家方相上城以示“贼”，云天神助，“贼”大笑谑，陆乃无如何，……嘻？此我大臣之经略也，既粉饰以欺君，又荒诞而诬民，徒供有识者一噱尔！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2)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法国教堂，久攻不下，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说：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他回答：“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启秀任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在庚子之变中表现得如此愚昧，希冀靠五台山和尚与洋枪对抗，结果，和尚一出阵就被射死了。 　　薛福成早年充军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一直是洋务派的智囊。后来出任驻外国公使，主张学西方的先进制度。但是，薛福成特别热衷方术神秘观念。对方术笃信无疑。
　　薛福成钻研相术，对晚清的大臣相貌很留意观察，他在《庸庵笔记·史料》描述云：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见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与；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浦尚收，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
　　骆文忠公，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
　　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盖骆公能用，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轻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懦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故相朝邑阎公，短小精健，辞意恳挚，敦朴气象；丁文诚公，志节清挺，状貌修伟，绰有威风；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黎黑，老于兵间；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闻其行事，即如见其人焉。
　　又如倭文端公，体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尘，清气可挹；霍邱吴竹如先生，学养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吴南屏先生，貌虽朴野，而气韵高洁，文似其人；数公道德文章之蕴，亦自有充积流露者。
　　凡余以上所述，谓之尽合相经不可也，谓之尽有合相经亦不可也。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设有幽怪类，记述神秘的事情，他在凡例云：“惟幽怪一类，虽据所闻所见，究觉惝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可见，薛福成对幽怪采取疑者存疑的态度，甚至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排斥。
　　薛福成相信占星术，他在《庸庵笔记·史料》几次谈有星变奇验，此列二条：
　　天文家每测象纬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来旧矣。西人则谓星行有一定之轨度，与人事毫不相涉。以是习西法者。但精测算，而不言占验。然见于史册者，数千年治乱祸祸，往往十验七八，其说有未能尽废者。余所亲睹，如咸丰十一年五星联珠之瑞，即志之矣。又如咸丰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扫三合并及文昌四辅，月余乃灭。余谓三公中必当其灾者。未几，而科场之狱兴，军机大臣大学士柏俊以失察门丁舞弊，肃顺等复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荧惑入南斗。是时，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炮台，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狩驻跗热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复出西北，长数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辅。余见其芒焰熊熊，几及帝座一星，心甚忧之。至八月，而文宗龙驭上宾。光绪八年，法兰西始谋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见于张翼之间。余谓越南分野在翼轸，而慧所以除旧布新，越其为法所并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国果尽归于法矣。夫天象变于上，人事应于下，有不期然而然者，敦谓天文像占验之说，不可尽信乎？
　　按：西方也有占星术，远比中国占星术丰富和普遍，薛福成只知其一，大约他只接触了西方的少数天文学家，而没有了解西方的神秘占星术。对于星变，薛福成把人世间的大事都归于天象，谬矣！科场之狱，英法入犯，皆非天象作祟，乃人谋也。法国吞并越南，不是除旧布新，实是殖民扩张，与彗星无关。社会的动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天象对人事事变的因果关联。
　　《庸庵笔记·史料》把清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归结于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象，其文：
　　占验象谓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瑞，从填星也，考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张八度，岁星荧惑在张五度，太白在轸三度，填星在张九度，辰星在张七度。盖日月与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轸。然与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满三十度，则犹可谓之合也。尤难遇者，五星皆顺行而无迟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见而不伏匿，斯所以为盛瑞也。是岁，官军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复安庆，由此各路大师相继奏捷。甫逾一纪，而奥、捻、苗、回诸巨寇以次荡平。中兴之功，何其伟也！占验象又谓张至轸为楚分野，是岁辅翊中兴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国恪靖侯左公、巡无威毅伯曾公、前陕甘总督杨公、兵部侍郎彭公、皆系楚材，或云极盛。惟今相国肃毅伯李公所属淮部诸将，皆系皖人。然春秋时，皖北安、庐、凤、颖六郡，本皆楚地，则分野占验之说，似不诬矣！沈约《宋志》谓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关，五星聚东进。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则中兴景运尚未艾也。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3) 
 　　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一种自然天象，给人以吉祥的心理感觉，但并非皆吉皆凶。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朔的这次天象，恰逢清军攻克安庆，对于太平天国的数十万军民而言，无疑是凶事。可见，五星日月的合与联，并不能引起天下大吉。至于说到楚地多材，情况属实，然而，楚材的铸就非一年之功，而依赖于长期的文化积累，如果说曾、李是才，那他们并不是在咸丰十一年才成才。何况，他们血腥镇压人民，又怎么能称为才？只能是满清统治者的奴才而已。 　　《庸庵笔记·史料》记载“犯岁星致败”，并列举了捻军失败的例子：
　　天文家又谓岁星所在之分野，其国有福，伐之者败。春秋时，越得岁而吴伐之，史墨以为必受其殃，既而吴果为越所灭。同治丁卯四五月间，捻酋任柱、赖汶光等窜入山东登、莱、青一带，官军依胶莱筑墙而守，盖欲拘之海隅，而以劲兵驱殄之也。余于五月杪，夜观岁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虚危齐之分野，乃济东秦武登、莱、青诸郡也。登、莱、青得岁而贼扰之，理当败灭。余谓论地势则如兽入阱中，论天时则彼自犯岁星，不灭何恃？俄而贼乘胶莱河宅海滩干涸，尚有数十里营墙未筑，溃防而出。余拊髀惊叹，以为天时地利究难尽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运河筑墙，以防贼之帘逸。贼猛扑河墙，不能逞志，迨九月间，铭军会合诸军击之安邱、淮县之间，竟歼巨股，仍在虚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时地利，实有可凭云。
　　按：作者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对人民采取敌视态度，称捻军为贼。作者相信天象，越信则越以为灵。赖文光之败，如果不是清军的围堵，仅靠天象，又焉会失败？岁星所在之方，触之，未必导致灾难，汉代王充早就对岁星迷信批评过，所谓岁星，不过是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一种朴素认识。岁星不是神，对人事不能干涉，薛福成为清军的胜利寻找天象依据，进而又吹嘘自己精通占星预测术，只有愚者才会相信他的这一套。
　　曾国藩是近代极有影响之人物，晚清的官吏士人无不钦佩之，甚至神化其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对曾国藩出生时的情景以相术的眼光作了一番神秘的描述，把曾国藩比作癞龙，崇仰之至。其文云：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庆辛末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寝，忽梦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于中庭，首属于梁，尾蟠于柱，鳞甲森然，黄色灿烂，不敢逼视，惊怖而寤，则家人来报添曾孙矣。
　　按：这是曾国藩的祖父以梦来神化孙儿。梦乃不可考证之现象，或许果真有其梦，或许编造亦未可知。
　　薛文又云：
　　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自，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
　　按：以前只听说皇帝是龙的化身，亦未听说皇帝有搔肤的雅举。今闻曾国藩之事，颇为活龙活现，然而，我怀疑曾国藩是否有皮肤病，医学临床上这种病例亦不少，以此类推，岂不是这些病人都有“龙的化身”的迹象？况且，天地间果真有龙乎坎恢病?/p>
　　类似的传说尚有不少。如，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现有岳麓书社1986年版）不仅记载了上面这个巨蟒的故事，还渲染了曾国藩之死，说曾国藩死时，金陵微雨，天色阴惨，忽火花烛城，江宁、上元两县令惊出救火，卒无所见，只见红光圆如镜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渐微。
　　显然，这是曾国藩的门人和弟子在神化其师，借以提高他的地位，扩大其影响。曾国藩的神话，他生前或许已风闻，但他不会制止，一则因为他相信有神论，他几乎每天都要沐香禅坐。二则是因为他愿意被人神化，这样才有威信。
　　关于曾国藩迷信方术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利用神秘主义作为舆论武器，他在《讨粤匪檄》云：“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这是要士兵为神授的君权而战，活着建功，死了变神，反映曾国藩的神明观和宿命观。曾国藩的更“高明”之处在于指责洪秀全等人的宗教思想，说“粤匪窃外夷之错，崇天主之教……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是以中国传统的神秘主义和纲常观念诋毁太平天国的神秘主义。
　　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曾国藩喜好相术，云：
　　曾文正公国藩好相术，尝云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云：“端庄厚重是贵阳，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师时，郭筠仙侍郎嵩焘主其家，灾喜谈相。文正诮之曰：“君好谈相，相人乎、自称乎？”捻寇初平，淮军驻徐州，文正往阅操，诸将入谒，中一人形貌魁梧，衣寇整洁，注视良久，入谓幕客曰：“某弁体气充实，天夭折之理。时方承平，无战事，何其神气若将死之人乎？”后不十日，某弁果以坠马殒命。
　　曾国藩精通相术，所用将吏，必先相其外表，因材而用。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史料》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然接见一人，每于其才之高下，德之浅深，福之厚薄，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以是负知人之鉴。夫文正虽不可学，但使阅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尝不可得一二焉。”薛福成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当谋臣，想必此言不谬。作为地方大员，曾国藩用人必有一套标准，相术是他选择人才的方法之一。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4) 
 　　曾国藩对神秘不可解释的扶乩现明，偶有相信。薛福成在《庸庵笔记·幽怪》记载：
　　曾文正公尝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鸾等术，然亦有奇验者。李忠武公（续宾）之克九江也，余方衔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师方与人为扶鸾之戏，问科场事。余默念此等狡狯，何足之凭？乩盘中忽写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余言此系：“此系旧时灯虎，作败字解，所问科场事，其义云何？”乩盘中又写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诧曰：“九江新
报大捷，杀贼无遗类，何为言败？”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现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问：“所问不可喜者，为天下言之乎？抑为曾氏言之乎？”乩判为天下大局言之，即为曾氏言之。时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异之，而不解所谓。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败，全军尽没，忠武及余弟温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县人，新死于兵，将赴云南某城隍之任，道经湖南云。
　　噫，一军之胜负，关系甚巨，此时文正虽奉讳里居，而东南全局隐倚以为轻重，忠武固文正旧部，而文正之弟又在军中，半年之前，败征未见，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岂不信哉。
　　按：三河之役前半年，扶乩已预测湘军必败，此实为奇谈，亦使曾国藩不得不信服。然而，每次战役前有多次预测，有预言胜的，有预言败的，有预言和的。哪一种预言命中了，则就成为奇谈了。乩仙是有阅历之人，他由河南去云南，途径湖南，或许根据某些迹象推测湘军必有一败，亦未可知。
　　官吏以迷信方式治理地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曾经祈雨。《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光绪丁丑春，曾忠襄公国荃抚山西，时大旱，八月至二月不雨。前督某惧生变，称疾引去。忠襄之官，徒步祈雨，逾月不应。麦枯，豆不可种，民饿死者百万计，忠襄忧。三月乙丑，下令城中，官自知县以上，绅自廪生以上，皆集玉皇阁祈雨。旦日众至，则阖门积薪草火药于庭，忠襄为文告天曰：“天地生人，使其立极，无人则天地亦虚。今山西之民将民，而天为赦，诚吏不良，所由致谴，更三日有雨，事无可为，请皆自焚，以塞殃咎，庶回天怒，苏此残黎。”祝已，与众跪薪上，两日夜不食饮之眼。戊辰旦初，日将出，油云敷舒，众方瞻候，见云际神龙蜿蜒，鳞隐现，灼若电光，龙尾黑云如带。方共惊愕，云渐合，日渐暗，雷隐远空，须臾，大雨滂沱，至已已乃止。已在欢，焚香鼓吹，迎忠襄归。
　　中国是个农业国，对洪水和干旱很敏感。山西的植被较差，生态恶劣，向来干旱，这种状况不是一二任地方官吏所能解决的。曾国荃巡抚山西，能够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徒步求雨，两天不饮食以求雨；带领百官求雨，这些行为可以得至民众的好感，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心理上慰借百姓。祈雨数日，果然得雨，似乎天老爷感动所致，非也，自然之必然也。
　　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一个大员，早年做过乡村塾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襄办军务，后来致力于洋务运动及新疆事务。有《左文襄公全集》传世。
　　左宗棠相信梦幻，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归于做的一次梦，并且对身边的臣僚讲梦与经历的偶合。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述异》记载左侯相之梦云：
　　左侯相未遇时，梦应省试，领解额，甚觉得意。……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盖其景皆梦中所见也。其后，以所历之境，印证前梦，一一吻合。及关陇隶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元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策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按：左宗棠在年轻时做的一次梦，竟然与一生经历完全吻合，这实在令人称奇！但是，又有谁能证明左宗棠确实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梦？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性，梦岂能与之巧合？梦乃不可实证之物，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当然，梦见立功建业是完全可能的，梦可以增强人生的信心，但梦不能详证人生细节。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1) 
 　　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学术界认为有五点原因：第一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是闭关锁国，不明敌情。第三是战守无策，指挥无能。第四是将令保守，战术笨拙。第五是军队腐朽，军民对立。然而，我认为还有一点不可轻视的原因，即方术在战争中的负作用。清朝派出执掌军务的高级官吏迷信而每每贻误战机。
　　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
参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于迷信，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比杨芳迟到，但迷信程度却远远超过杨芳。他不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淋湿了英军装备，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气变化归于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年奏云：
　　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
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诱清军入瓮，打死打伤五六百人。
　　这场宁波之战，不仅迷信吉期，还迷信所谓的吉祥物，以虎皮帽为护身符，幻想得到神佑。《咄咄吟》记载：
　　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元旦将军往祷之，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灾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及进兵无验，有献策者曰：投虎头骨于龙潭，可激龙起，扰没夷船也。卒亦无验。
　　企图用虎头帽镇伏英军，这不禁使人想起两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各部族以虎貔熊罴之皮作头饰，以图腾壮胆。这种战术用到现代战争中，无疑是愚昧和心虚的表现。且以虎头骨掷于龙潭，期待激怒龙王掀起波澜折翻英船，这是地地道道的巫术。
　　虎皮之事，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描述他所见到的战死在宁波城下的清兵说：“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这条材料映证了《咄咄吟》的记载是可信的。
　　为什么要以虎皮为吉祥物呢？传统观念认为：寅年是虎年，虎是寅年最吉利的生肖。当时的中国人称英军有“犬羊之性”，犬羊最怕虎，故以虎慑之。这种观念是落后的，不仅不能使中国人逢凶化吉，反而使整个民族屈辱之至，陷入了多灾多难的历程。梁廷在《夷氛记闻》卷五论曰：
　　当夷事初起，民谣无端，自城递传乡曲，七字为句，多离奇难解。有曰：虎寅之年定干戈者，其后果以壬寅就款，岂天地劫数之一定不可逃者乎？
　　鸦片战争至壬寅年签订《南京条约》告一段落，壬寅年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年。历史背后果真有劫数之手在操纵乎？为什么择日术和关帝签都不能测劫数？劫数的本因何在？当时的武进人卜起元在《上扬威将军书》流露出不尽的悲叹：
　　可痛哭者，实我内地无谋略，无勇力，且甘受其愚。庸劣之吏，虚奉草程，宵小私济其刍粮，奸四指授以形势，竟使夷鬼之来，如入无人之境，是则可为长太息者。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3) 
 　　叹息又有何用？迷信之所以会误国，是因为当时迷信的氛围太浓厚，迷信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腐官笃信迷信，而且还有众多的士绅平民相信之。
　　迷信一天不除，于国就有一天危害。让我们再把历史镜头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一瞥。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英、法等国在中国攫取了更大的殖民特权。这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也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试以叶名琛（1807～1859）为
论。
　　叶名琛在当时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是清朝派在广州的最高官员。他笃信扶乩，虔诚地相信神佑。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广州军民纷纷要求备战，在这十万火急关头，叶名琛以扶乩断事，乩语告知十五日后便可无事。叶乐不可支，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不料，第二天英法联军按计划大举攻城，炸毁了督署。又过了几天（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成为英法联军的阶下囚，2月份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1859年在囚禁中毙命，有关叶名琛的丑闻，晚清朱克敬在《暝庵杂识》有详细的记载：
　　两广总督叶某，酷信乩。初，英人来索旧馈，叶请于乩。乩曰：无庸，将自去，既而英人果与邻国构难，疾引去。叶由是益奉乩仙。咸丰八年，英国兵船再至，叶更虔祷，乩判曰：静静静，自然灾。叶信之，遂不设备，英人书来亦不答。是时方校武科，英人猝至，掳叶去。叶舟中赋诗，有“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空泛使臣槎”之句。英人归，以玻璃椟盛之，舁游四周，观者人一钱。其门生某，挽联云：“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可谓善于立言。
　　时人七玄河上钓叟在《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也批评了叶名琛的迷信，说他“命悬于乩语，谋决于签诗，其蔽至于斯也”。
　　叶名琛的愚昧，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真是不可思议，堂堂大员怎么可以轻信乩语，什么“十五日后无事”，什么“静静静”，完全是麻痹叶名琛，我们真要怀疑操演的术士是不是英军派来的汉奸？又要怀疑叶名琛的肩上是否长着一个健全的脑袋。叶名琛终于没有落到好下场，像猩猩一样关在笼中展览，身死异国。他以迷信误国的罪过，永远不会让国人饶恕。
　　鸦片战争失败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了，领土被割裂，主权受破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鸦片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失败的原因与文化有重要关系。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方术迷信观念，许多战役就不会失败。侵略军不过是盲人骑瞎马，在中国是不会轻易得逞的。因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之门是方术的迷信开启的，严肃地清算术的迷信的破坏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愚昧和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一 发气禁架 
 　　中国传统方术有诸多种类，翻
　　检古代的目录书，不难发现方术的归类皆有不同。《汉书·艺文志》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方术归于方技略，把天文、历谱、五得、蓍龟、杂占、形法等方术置术数略。
　　早期医药术最初被作为方术之一，由巫士掌握。岐伯、俞跗、僦贷季、雷公、医和都身
兼二任，既是巫师，又是医师。医药术注重天人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对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脏腑关系、经络现象以神秘主义解释。汉代以后，医巫逐渐分离，宋代学者认为医术是各种术数的本源，由医术派生出种种荒诞的术数。《宋史·方技传》云：“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机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引、黄白、房中，一切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
　　养生术是有关延年益寿的方术，传说伏羲彭祖都有一套养生方法，通过修炼可以长生成仙。养生有各种功法，华陀有五禽戏，陶弘景有六字诀，民间有易筋经、八段锦。
　　房中术是有关男女性生活的方术，又称阴道、九一术、御女术、交接术。《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房中术文献八家、886篇。晋代房中术达数十家，进入全盛阶段。唐宋以后，房中术暗中流传，日益衰微。房中术是古代的性科学，但存在愚昧、损人利己的观念。
　　占候术以自然现象占验吉凶，侧重于观察气、云、雨，旁及各种物象，其目的在于推测灾祥。《四库全书·占候提要》指出：“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分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汉代的谢夷吾、段翳、公沙穆偏好占候。唐代李淳风撰《观象玩占》，清代江宗沂撰《云气占候》。占候术对于研究古代物候、气象、农事有一定价值。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选择最佳地点作为宅地的方术。它可以分为选阴宅和选阳宅两大类。风水术孕育于先秦。周公和樗里子重视相地，晋代郭璞撰《葬书》，奠定了风水理论；唐代杨筠松撰《三龙经》，丰富了风水理论。宋至清，风水术分为形法派和星气派。形法派重视形胜，星气派重视封理和星气，形法派比星气派更加普及，风水术的阳宅理论有待重新发掘和利用，对于认识和改造环境有一定意义。
　　测字术是通过拆解组合文字，随心附会的方术。测字术于秦汉萌生，唐宋普及，明清泛滥。宋人笔记载有不少测字的事例。测字术的代表作有《字触》、《测字秘牒》，测字不以科学为依据，望文生义，任意解释。测字过程中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或许有利于开发智力。
　　巫蛊是古代巫师使用邪图，企图加害于人的一种迷信。蛊是一种毒虫，古人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中，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
　　巫蛊之术在战国就产生了。战国人托名吕望编撰的《六韬》有文：“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汉武帝时发生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巫蛊案狱，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汉书·江充传》作了详尽的记述。
　　发气禁架术是古代的一种巫术，相当于现代的气功师发外气，用气去改变事物的状态。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闽中（今福建泉州）人徐登擅长禁架。徐登“本女子，化为丈夫”。他发气时“禁溪水，水为不流”。他“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徐登的弟子赵炳也擅长禁架，“禁枯树，树即生荑”。“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乩流而济。”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也记载“道人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超。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人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
　　葛洪特别相信禁架术。他在《抱朴子·登涉》记载术士炼丹，以吹气或意念禁蛇，“未入山，当预止于家，先学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龙、青武、白虎，以卫其身。乃行至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气闭之，以吹山草，意思令此气赤色如云雾，弥满数十里中。”
　　葛洪在《抱朴子·至理》中对禁架术有一段很精采的长篇叙述：“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倡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蛏，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大气出于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绝谷治病。延年养性乎？”
二 扶乩请神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是一种请“神”的迷信活动。
　　扶乩请的神是紫姑，紫姑是传闻中的厕神，善于占卜。南朝宗懔在《荆楚见时记》记载每年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巫女、何仙”。
　　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乩笔就是两根小木棒，钉成丁字形。沙盘是簸箕上
放沙或米。进行扶乩活动时，烧香点烛，请神下凡，让乩笔在沙盘上抖动。巫师就根据沙盘上的图形说出是某词某句，根据这个词句预测吉凶。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异。
　　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一笑了之。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陆游在诗中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预测科举事。
　　古代学子以乩仙示题。《子不语》卷二十一记载了二桩偶合之事：“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若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一‘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这是其高明处。学子很会联想，以“不知”为“不知命”，以“不可语”为“不如好之”，“署”是四个“者”，这些都与考题应验了。如果实在应验不上，乩仙说的“不知”、“不可语”也算是实话。
　　学子还以扶乩问前程。《阅微草堂笔记》卷四记载：“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司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乩仙说：“万年。”可以作多种解释，遥远无期；此途不能；万岁（皇帝）开恩之时，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与其中的一种解释巧合。纪昀对这个故事论述说：“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戒贪、克淫，以谨慎行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由此可见，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建。凡起造规划，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楼、降笔楼，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筑师，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
　　扶乩术受到统治者青睐。明宪宗时，李孜省为了拉拢势力，通过乩仙说江西人赤心报国，启用了一大批亲信，顾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术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明史·蓝道行传》记载：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严嵩就与道士田玉勾结，田玉擅长扶乩术，诬蓝道行，蓝道行下狱死。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他对世宗说：“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后来，世宗杀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礼部志稿》载有马文升《复奏四事疏》：“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可见，扶战术已经对社会发生很大危害，不然，马文升怎么会如此郑重地上疏？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为业。《子不语》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乩术有很大的欺骗性，焚香设祭，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根据沙盘纹路就断言是某种词句，以之预测事物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解放后，政府取缔了扶乩术。
三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是古代的一种术数。
　　汉代就有了奇门遁甲术。《后汉书·方术传序》：“又有风角、遁甲、七政……之术。”注：“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
　　奇门遁甲的具体内容见自于《易纬·乾凿度》。以十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
八卦变相“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合称奇门。以十干中的“甲”最尊贵而不显露，“六甲”隐于“戊己庚辛壬癸”这六仪中。三奇和六仪置于九宫，“甲”不占宫，故称遁甲。
　　传闻黄帝发明奇门遁甲。《太平御览》卷15引《志林》：“黄帝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掼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汉以后的好事之徒所编造。
　　南北朝时，奇门遁甲术数兴起，《四库总目提要》考证说：“考汉志所列惟风后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间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金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
　　遁甲又称循甲，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说遁甲以六甲循环推数，故称循甲。宋代杨维德等撰《遁甲符应经》三卷，有线装本保存。但作者尚待考证。
　　明代程道生撰《遁甲演义》四卷，五巽撰《遁甲吉方直指》一卷，此书删诸凶时，传注吉门，郭抑廉编《奇门说要》一卷，是抄录其他书籍而成，还有托名于刘基的《新锓烟波钓徒奇门定局》一卷。
　　明代景秦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上书，建议学习兵法的人应当掌握奇门。《明英宗录》卷190载录其奏文云：“夫为将，固当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审日时之利；日时之利在用奇门。盖奇门乃黄帝战蚩尤时所立法，也于行兵用之。古之为将，未有不用此者，乞择武臣子弟年少，聪明者，俾学习之。既知兵法，又谙相术，则用兵之际必多取胜也。”
　　清代史易撰《奇门臆解》一卷。于恺撰《奇门占验》一卷。汪汉谋编《禽遁七元成局书》十四卷，《四库总目提要》云：“所条列颇井井，世之为兵家言者，每称之。然考其所列翻禽倒将之法，亦俱舛互失次。”
　　本世纪，徐昂撰《遁甲释要》。
　　奇门遁甲的术语很生涩。按数顺行的布局法为阳遁，按数逆行的布局法为阴遁。按式盘上天干的变化占验天时神鬼，称为天遁；占验人事，称为人遁；占验地理，称为地遁。
　　奇门遁甲讲究布局。术数家说黄帝时代有四千三百二十局，因为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十二时辰，全年四千三在二十时辰，每个时辰一局。黄帝的大臣风后精简为一千八十局。姜太公依七十二侯立七十二局。汉代张子房改为十八局。这些布局荒诞不稽，不可相信。
四 六壬太一 
 　　六壬是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一种术数。六壬与遁甲、太乙合称三式。五行以水为首，十天干中，壬、癸分别为阳水、阴水。舍阴取阳，六十甲子中壬有六个（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称为六壬。六壬有六十四课，以刻有干支的天盘、地盘相叠，转动天盘后得出所值的干支及时辰，判明吉凶。
　　六壬术起源很早，汉代《吴越春秋》、《越绝书》已有记载，《隋书·经籍志》载有《
六壬式经杂古》《六壬释兆》。唐《王建诗·贫居》云：“近来身不健，时就六壬古。”说明在唐代时已经很流行六壬术。
　　《四库未收书提要》载录了宋代祝泌的《六壬大古》，并介绍云：“是编《宋志》不著录，郑樵《通志略》所列六壬，多至八十二家。焦宏《经籍志》凡八十九家，钱遵王《述古堂书目》凡一十八家，皆无是册，盖佚已久矣。此从宋刻本依样影抄，卷首有泌边书序及六壬起例。案泌云六壬立名，古今不宣其旨，惟《周礼·哲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二十八星之号，即壬盘之体，三代之壬书，惟此一证，与术家以五行始于水，水生于一，成于六之说异。”
　　明代无名氏撰《六壬大全》，此书总汇六壬术诸家遗文，颇为详细，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六壬术是易之支派，用于卜占，程序复杂，荒诞无稽，已经被历史所淘汰。
　　太一，又称太乙，它是古代七大术数之一。《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咨询，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各抒己见。《汉书·艺文志》载录了《泰一阴阳》。
　　太一本是神名，《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后与奇门遁甲，六壬合称三式。太一术是易之支派，以易占预测吉凶。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太一篇》记载太一术云：“法以八将推具掩迫囚击关格之类，占内外灾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真卦大运，占古今治乱，天下离合。如遇凶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卦运灾变之限，卦象和平之运，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大数吉者，八将虽有掩迫之类，其灾不发。”古人在征战中，气象预测中都运用太一术，用法各不相同。
　　《四库全书》载录有《太乙统宗宝鉴》《太乙遁甲专征赋》等太乙文献，《提要》介绍《太乙成书》云：“是书以太乙五将奇偶二算演七十二局，视岁神吉凶。其法以上元甲子岁太乙起乾行八宫，每三年一徙，计神起寅，逆行十二辰，无目起甲，顺行十六神，又以计神加艮求天目所在，为始击将，而天目始击又各以其算立大将参将，故必七十六局而五将游行变动之格始周，凡五周为三百六十局，而甲子之太乙始复归于乾。其每月者为月局，阴阳顺逆，略如遁甲法，复约之为日局，而太乙之用乃具。”可见，这套方法是很复杂的。
　　太乙术又称太乙数、太乙九宫。以太乙为北极神的代称。太乙至尊，象征天帝。太乙依五行生克、阴阳消息、星宿变化，在九宫运地，九宫与九州相对应，预示休咎。由于太乙术很玄奥，所以其流传范围有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懂得这一套。
五 杂卜求签 
 　　我国古代以易占卜筮为正宗，又有许多杂卜。《太平御览·方术部》载有虎卜、鸡卜、鸟卜、樗蒲卜、十二棋卜、竹卜、牛蹄卜，后世又发展出九姑卜、瓦卜、牛毛绳卜、耳卜、羊卜、灯花卜、抛石卜、胆卜、蛋卜，可谓卜法众多，预测有术。
　　（一）鸡卜 　　鸡卜流行南方，至迟汉代就产生，《史记·孝武本纪》：“仍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鸡卜的方法，据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云：“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各地的鸡卜形式有所不同，有以鸡嘴卜，有以鸡股骨卜，有以鸡肝卜，有以鸡蛋卜，根据其颜色，形态断定吉凶。
　　（二）鸟卜
　　古代西域的占卜方法。《隋书·经籍志》有《鸟情杂占》，敦煌石室遗书有《鸟古书》。占卜者以鸟的腹中有谷为吉，有沙石为凶。《隋书·西域传》记载，葱岭以南有女国，其俗流行鸟占，“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
　　此外，在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鸟占，听鸟的声音，判断吉凶。
　　（三）牛蹄卜
　　古代东方夫余族人流行占卜方法。夫余人若有军事行动则杀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或者以牛的骨头判断吉凶。《晋书》和《隋书》都载有此俗。
　　（四）樗蒲卜
　　樗蒲，又称五木。古人以掷五木观颜色判断吉凶。起初，它用于博戏决定输赢，《晋书·陶侃传》记载：“樗蒲者，牧猪奴戏耳。”樗蒲的作用类似于骰子。后来，北方少数民族以之占卜。
　　（五）金钱卜
　　金钱卜，又称金钱课、火珠林。以钱币的正、反面判断吉凶。《周易·启蒙翼》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钱掷之。”一般的方法是将钱币抛掷于地，根据奇偶得出卦形，据卦理解吉凶。此俗至清代仍然盛行，清人王士祯《灞桥寄内》云：“闺中若问金钱卜，秋雨秋风过灞桥。”
　　（六）求签
　　求签，又称签占，占卜方式之一。旧时，老百姓常以求签预测吉凶祸福。
　　至迟在宋代以前就有了求签迷信，宋释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竟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冬为蓬海客。’父见颇喜，以为吉签，留签于家。”
　　签是一种竹制卜具，贮于签筒，置于神案。签上有号码，另有相应的签诗纸片，根据号码可查得签诗。求签人先虔诚地向神述说俗卜之事，然后抽一根签，按签取签诗，据签诗说明吉凶。
　　签的内容有分类。按吉凶则有九等签：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按术数流派则有关帝签、观音签、华陀签、吕祖签。吕祖签又分为男科、妇科、幼科、目科等签。
　　民间最崇信的是关帝签，即关帝庙的神签。清代《都门竹枝词》云：“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去前门洞里求。”说的是北京正阳门月城内的关庙签有灵验。传闻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经主持浙江军务，为决定出兵日期，他到杭州西湖关帝庙求签，得“虎头人”语，便在虎年虎月虎日（即当年的壬寅正月戊日寅时）出兵，以为有“神示”，结果大败。
　　求签的关键在于解签，解签有很大的灵活性，吉凶全凭口说。如签诗云：“宛如仙鹤出樊笼，脱得樊笼路路通。南北东西无阴隔，任君直上九霄云。”又云：“万里风云来相会，拨开乌云见春光。行藏无须多忧虑，正好乘时吐芬芳。”这些诗的内容大同小异，“脱得樊笼”和“拨开乌云”同义，“上九霄”和“和芬芳”同义，求签者得此诗可以解释为“有艰辛，但将来有好运”，既是凶，又是吉。
　　求签是不能预测吉凶的，因为签诗与人所要预测的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值得警觉的是，签诗宣扬宿命论，如“一得一失信由天，善致祯祥恶降愆。万事不须频着想，福人自有福人怜”。这是要人们受命运摆布。抽到上签的人总是满足于现状，抽到下签的悲观失望，甚至自杀。因此，求签不利于社会文明建设，受到人民政府取缔。
六 降神附体
 
 　　降神，又称下神。通过巫术仪式使鬼神降临人间，驱邪避凶。《诗经·大雅·崧高》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旧时，民间如有人生病，则请巫师作法，旋转跳跃，自称神灵降身，以神的口吻说话，预测吉凶。巫师编造说某人因何故得病，应当怎样才能治好疾病，通过这种方法诈骗钱财。 　　有时，平常人也会出现神降于体的幻觉，表现出疯疯癫癫的样子，这是由于巫师引诱的原因。巫师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通过语言和动作调动人们的神秘观念，使平常人跟着口念咒语，失去常态。
　　世界上本无鬼神，当然不会的鬼神附体，巫师作法降神，不过是骗人而已。
七 幻术魔术(1)
 
 　　幻术是一种虚而不实，假而似真的方术。《列子·周穆王》：“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
　　东汉时已流行幻术。《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及群臣共观，大奇之。”当时，
陈禅上言反对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却认为“禅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流沙在今西北，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禅国如果是在西北以远，为什么被称作西南夷？这个问题尚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托名于汉代刘歆，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也记载了汉代幻术，《太平御览·方术部》引其文：“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占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幻，能刺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术见，遂后画地为江河，摄土为山岳，嘘呼为寒暑，喷嗽为雨露，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这种兴云吐雾的幻术，传闻汉人樊英也有一招，《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尝有暴风从西方起，（樊）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者日时。客后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这件事有偶然的巧合性，也可能是术士之间串通，也可能樊英有特异功能，存疑待考。
　　东汉孙奴善使一套割头术。《异苑》云：“上虞孙奴，多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复出民间。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创又即敛。”这种幻术类似于现代的移头魔术。
　　晋代有位外来的方士身藏绝技，能断舌、吐火。《搜神记》卷二记载：“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身流复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热取为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前物也。”烧纸事，近年在内地仍有其术，1991年有气功师在武汉当众烧人民币，顷刻又复原，复原的人民币与烧掉的人民币在号码上一样，观者瞠目结舌，信以为真。其实，这里面做了手脚，已有人揭露。
　　晋代郭璞擅长幻术，能使人视黄豆如小人。《晋书·郭璞传》记载：“（璞）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
　　北魏时，西北以远的悦般国来献幻术。《魏书·西域传》记载悦般国“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又言其国有大术者，蠕蠕来抄掠，术人能作霖雨狂风大雪及行潦，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这段材料说的前一个事例似有可信之处，用药草治疗外伤，一月复常，中医确有此奇效。
　　五代有术士能招鸟至。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术画》记载：“昔者孟蜀有一术士称善画。蜀主遂令于庭之东隅画野鹊一只，俄有众禽集而噪之。次令黄筌于庭之西隅画野鹊一只，则无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问筌，对口‘臣所画者艺画也。彼所画者术画也。’”
　　中国古代的幻术还有许多，如穿着衣服在火中走；空竿变鱼；隔物透视；意念取物；不畏寒暑；米变金鱼；灯上现龙；烧纸现字；啐扇还原；耳边听字等。
　　这些幻术大多来自西北或西南的民族或国家，他们为了交结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乃自称奇人，诈称有幻术，以便得到赏赐。据《太平御览·方术部》引《唐书》：显庆元年，唐高宗正在安福门楼宴饮，有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高宗认为这种幻戏是惑弄百姓，不允，并下令不要大臣再进献幻人。
　　我们认为，幻术无一非虚，无一非假，它实际就是魔术。每一种幻术都需要精心策划，才能将虚作实，以假为真。如“口吐字画”，表演者喷水墙壁，就能现出字画。其原因在于事先以五倍子浸水，用这种药水作书画于墙壁，隐而不见，临表演时以皂荚水喷之，便能显出书画，如笔墨所书。
　　幻术是生活经验的总结，观察实践中的一些巧合现象，进行加工和编排。表演在众目昭彰之地，从容不迫，不露破绽，这是需要一定技艺的。
　　幻术有迷信色彩，宣扬神仙鬼怪作祟，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我们应当在批判的同时发掘幻术，从幻术中总结科学知识，利用幻术丰富文化生活，使幻术焕发新的生机。
七 幻术魔术(2)
 
 　　明代在江湖上冒出许多魔术，诸如咒水自沸、移景法、剑斩鬼、咒枣烟起、咒自焦、烧香召雷神、钱入水即化、呼鹤自至。时人储泳在《祛疑说》揭露这些道术都是骗局。
　　储泳介绍叱剑析鬼术说：“幼时尝闻一道士有析鬼之法，每置剑空室中，以水喷之，叱其斩妖，对众封闭，来日启之，流血满地。数年后，旅寓中得亲见此道士，既久闻名，厚加礼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秘，久之许传，乃出示一草实，密以擦剑，含水大喷，经夕视之，
水皆血色，一见释然，盖人之与鬼，阴阳一气耳，一气受形而为人，一气离形而为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从有血，天下未有无形而有血者。”储泳还介绍了其他魔术：“余旧见咒水者不施药物，立使腾沸。始甚奇之，及得其说，乃以猪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法，类多仿佛，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无不见，视诸家移景之法特异。及得其说，乃隐象于镜，设灯于傍，灯镜交辉，传影于纸，此术近多施之摄召，良可笑也。”
　　还有咒枣起烟术，是藏药于枣，或藏镜于顶，感召太阳光，举枣就镜，久之而焦。这是利用光学原理。
　　还有钱化水，是用一种杂药投入水中，这是利用化学知识。
　　明末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神鬼方术类》认为储泳的揭露很有道理，他也列举江湖术数说：“卖丸者，烧香入金虾蟆口，人惊视之，故买其药。盖与木马自走，纸人自舞同法。一处用铁浆，一处用磁吸也。”
　　这些道术就是魔术，如果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未尝不可。但明代的术士以之宣传鬼神，谋人钱财，则使之堕落为迷信了。
八 隐身五遁
 
 　　隐身术是一种使身体隐形不见的幻术。
　　隐身术之源可追溯到秦代，当时的方仙道追求人死而形销的境界。《史记·封禅书》记载：“宋毋忌、正伯乔、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 　　汉代方士能够隐身。《后汉书·方术传》记载：“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论，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当时有个儒师张楷，精通《尚书》、门徒常百人。他以雾气隐身，并将此幻术教给弟子。《后汉书·张楷传》记载：“（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如果张楷果真有隐身术，料想他也不会坐二年大牢，正因为“以事无验”，所以桓帝就放了他。可见，张楷等人的隐身术是不可靠的。
　　晋代葛洪对隐身术笃信无疑。他在《抱朴子·遐览》介绍了一种以符药作法的隐身术：“其法用药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论元方，含笑即为妇人，蹙而即成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地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葛洪对神仙变化之术向来都十分推崇，但从未亲身体验和目睹，只是道听途说，殊不可信。
　　隐身术不过是神话故事，元伊世珍《琅环记》记载：“主父即胡服，夜恒独观天象。一夕见有神人自天而降，授主父以玄女隐身之术，九炼变骨之丹。”明朝文学家吴承恩在《西游记》编造了许多隐身的故事，上至观音，下至小妖，个个都可以变幻。
　　隐身术附会于五行学说，就有了凭借五种不同物质隐身遁形的五遁法。明人谢肇在《五杂俎·人部二》云：“汉时解奴辜、张貂皆能隐论，现入不由门户，此后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钦、罗公远、张果之流，及《晋书》女巫章丹、陈琳等，术皆本此，谓为神仙，其实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土遁，见其物则可隐。惟土遁最捷，盖无处无土也。”
　　土遁就是潜入地中。《太平广记》卷六一引《神仙传》云：“班孟者，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人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水遁就是逢雨、云、江、河、湖、海、井而隐于水中。金遁就是隐于金属中。木遁就是隐于林木中。火遁就是隐于火焰中。五遁之法是一种空想，作为文学，隐身术不失为绝妙的虚构，作为史实，隐身术是荒诞无稽之谈。
　　此外，还有一种壶中术，不知算是水遁还是金遁，还是土遁。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汝水》记载：“昔费长房为市吏，见王壶公悬壶于市，长房从之，因而自远，同入此壶，陷沦仙路。”现代魔术可以使人缩小钻进一个小匣，但人体缩小是有一定限度。人若缩入壶中，则中有一二寸，似不可能。
九 谶纬符命
 
 　　谶纬是用诡秘的隐语作为吉凶预测的一门伪学。谶是神秘的预言，纬是对经的解释。
　　早在先秦就有谶纬之风，秦始皇时有术士散布“亡秦者胡也”、“祖龙死”，皆为神秘预测。
　　西汉末年，王莽为了篡位，借用谶纬作为依据，一时间到处是趋炎附势的谶纬。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说：“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光武帝以谶纬之学为内学，看得很神圣。
　　谶纬盛行的高峰是在东汉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召开的经学会议，把谶纬与儒经结合，建立了非宗教形式的神秘主义哲学体系，《白虎通义》是其代表作。
　　三国初年，曹丕、刘备、袁绍都曾利用谶纬作为称王称帝的依据。
　　南朝宋武帝刘裕也用谶纬作为天命符瑞，扮演了一场闹剧。
　　一般说来，统治者在登台之前都乐意用谶纬符瑞美化统治，一旦上台，就制止他人利用谶纬散布舆论。南北朝后的历代君主感到谶纬是不安定的社会因素，严加制止。
　　二十四史中，《宋书》首创《符瑞志》。对于《符瑞志》，刘知几在《史通·书事》大加指责：“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祥弥多，政愈劣而瑞愈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十 相术(1) 
 　　相术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方术，是古代的朴素的人体信息学。
　　相术的方法是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体，由微知著。
　　相术的目的是分析现状，发现问题，预测未来，趋吉避凶，顺应自然。 　　相术与科学不发达有关。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之分、为什么人有长寿早夭之别？这与形体有没有关系？先哲试图探索潜在的因果秘密、搞清人体与吉凶的关联。科学不发达，一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迷信就乘机而入。
　　相术认为命运决定相貌，富贵贫贱是先天所定。形而上学的宿命论是相术的根本思想。相人术是医术的演变。
　　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是望闻问切四诊。望诊就是中医相术，它通过视觉观察，推测患者的疾病。望诊主要是望精神状态、肤色、舌、指纹、大小便等。
　　望诊有一定科学性。因为人体内部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有生物全息现象。局部与整体是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局部可以反映整体，整体通过局部反映。表证源于里证。里证通过表证表现。只要我们通过辩证分析，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就能正确判断病情。
　　江湖术士借用中医的合理性，以“望诊”之名，行迷信之实，把观察身体好坏推演到预测前途吉凶，把唯物论变为唯心论，把科学变为谬误。相术是术士的“杰作”，也是中医望诊术被歪曲的悲剧。
　　相术按八卦把手掌分为八个方位，认为纹路散乱、颜色苍白、皮质粗硬、筋浮肉陷，都是病灶。乾位属金，表现心理及呼吸系统。坤位属土，表现肠胃泌尿、生殖系统。震位属木，表现神经系统或生殖机能。巽位属木，表现肝胆功能。离位属火，表现心脏功能。兑位属金，表现呼吸系统。坎位属水，表现泌尿生殖功能。艮位属土，表现脾胃。明堂属火，表现心脏。
　　相术家还以五行配天干和五方，说：
　　眉是南方丙丁家，切宜竦秀有英华。
　　眼为甲乙属东方，黑白分明势要长。
　　鼻为庚辛属西方，切要隆高贵印堂。
　　口为戊己土中央，唇如丹朱势要长。
　　耳为壬癸北方中，轮廓相朝白又红。
　　相术家称两颧、额、下颏、鼻子为五岳。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上：“五岳必要穹与隆。”薛延年注：“五岳者，额为南岳衡山，鼻为中岳嵩山，颏为北岳恒山，左颧为东岳泰山，右颧为西岳华山。五岳俱要丰隆有峻极之势。”
　　相术注意到人与环境的关系。《照胆经·论风土刻应》云：“山川粗秀，百里不同，此人生形性所以有厚薄重轻清浊之异也。故闽山清耸，人俗于骨；浙水平而土薄，人俗于清；胡土重厚人俗于鼻；淮水泛，人俗于重；若宋人俗于口，蜀人俗于眼，鲁人俗于轩昂，江西人俗于色，如此类者，皆风土之民故也。”这就是说，看相要考虑风土的影响，人们形相的厚薄、轻重、清浊都与生活的地域有关。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相貌不能确定人的好坏。《鬼谷子相辨微芒》：“以貌观人，失之子羽；以言观人，失之宰予。宣尼犹言，矧庸术乎？……执形而论相，管中窥豹也。不离形不拘法，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其相之善者也。”这就是说，相术以偏代全，不可能对观察对象作全面了解和评价。
　　相术有严重的弊端：
　　相士自称“小神仙”，以自己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宣扬天命论，认为人的一生早有定数，贫富、贵贱、夭寿是无法改变的。天支配人，人要绝对服从命运。
　　相术为剥削阶段级统治服务，宣扬男尊女卑、君臣父子等级有序，要人们服从封建伦理教化。
　　相术的理论不科学，内容复杂，牵强附会。相术的推断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危言耸听，混淆是非。
　　相术的实践过程是欺诈过程。相士以相术作为谋生糊口的生计，以牟取金钱财物为目的。相士的文化素养很低，品质恶劣，为人狡猾。相士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以模棱两可的语言、恐吓的语言对付愚昧的对象。被看相的人受人愚弄而不知辱，花了钱却以为荣。
　　相术理论本身很矛盾。相师们同去相一个人，有的相师说其人大贵，有的相师说其人贫贱。有的人脸相好，有的人手相好，相人的不同部位，得出的结论就不同。明张翰《松窗梦语》卷六记载：“李东崖 未遇时，偶步市中，一人从旁视之，因前曰：‘吾观君背，贵不可言，及观君面，不过状元、卿贰而已。’遂辞去。”面部和背部显示的征兆不一样，其人到底应以哪一个部位为主？全凭相师胡诌而已。
　　以八字眉为例。双眉向下，呈“八”字形，相术家认为是无福之相。《月波没中记》下：“两眉如八字，男客亡，女不正。”可是，圣贤也有八字眉，《抱朴子·祛惑》：“世云尧眉八采，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如八字耳。”尧的眉毛如“八”字，却是天下最推崇的圣贤。八字眉是贵是贱呢？相术师难以回答。总不能说圣人长八字眉就好，穷人长八字眉就不好吧？
　　口大好不好。《相书杂要》说：“口大容拳，赤如朱丹，贵且寿。”王充《论衡·骨相》说：“皋陶马口。”皋陶有马口，他是大禹时掌刑狱的贤臣，可是，《相口篇》说：“口如马口，妒害贫丑。”
十 相术(2) 
 　　法令纹好不好，法令纹是鼻左右两侧至口旁的纹路，又称蛇、寿带、纵理。有的相师认为法令纹主凶，梁武帝有此纹，后来侯景逼台城，梁武帝饿死。周亚夫、邓通都是因为有法令纹而饿死。有的相师认为法令纹主长寿，纹理深则敦重严肃。主富贵，故称“金缕。”法令纹与人的贵贱有什么必然关系？依据的是什么？相术师从来没有解释清楚。
　　相术家所举的例子都经不起推敲，他们说尧八眉、舜双瞳、禹三漏、孔子反宇，这些圣
贤果真是如此怪像吗？有谁看过？《白虎通·圣人》引《礼》云：“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江河疏决。”禹曾经疏通过江河，相术就狂测禹是三孔耳。孔者，主疏通也。
　　相术家说有反心的人是由反骨所决定。《太平御览》卷七三引《三国典略》：“齐高归彦尝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极人臣，心可反。’归彦曰：‘我为何须反？’玉曰：‘公有反骨。’”反骨是什么样子？反骨为什么决定反心？“反”是好是坏？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前朝的反臣，历代的作乱者、起义者都有反骨吗？相术家从来都是含糊其辞，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其实，天下哪有反骨，全是人为编造！
十一 望气术 
 　　“气”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神秘概念。
　　方士以气推演于社会，则有气运、气数之说。气就是命运。宋程颐《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四》记载：“问，‘上古人多寿，后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气否？’曰：‘气便是命也。’” 　　“气运”一词，见之于《世说新语·伤逝》，其文：“戴公（逵）则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翼神理归归，不与气运俱尽矣。’”“气数”一词常用于说明社会。某个朝代进入衰落时期，史家就认为气数已尽，天意如此，这是一种唯心论历史观。
　　民俗以生气和死气说明万事万物：称血气方刚、志气高昂的人为有生气；称精神颓废、情绪低落的人为死气沉沉；称草木茂盛、水土肥美之地为有生气；称光山秃岭、草木枯萎之地为死气；称和煦的春风为生气；称寒冷的北风为死气。这样一些概念是正确的，无可非议。
　　历代的术数家给“生气死气”附会了迷信的色彩，以唯心的观点说明气与人的关系，这是应当批判的。以风水术为例：
　　丧葬看阴宅风水，就是选择有生气之地。郭璞在《葬经》中试图解释葬者与生气的关系：“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平地中而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内骨，以荫所生之道也。经云：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平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陇之骨，风阜之支，气之所随。”人死之后，无知无觉，哪里还能感受到什么生气、死气？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的物理现象论证人死后可以感应至地气，这完全是荒谬的类比，绝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风水先生相阳宅，也讲究生气和死气。《黄帝宅经》云：“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气死气之位……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二月生气在丑艮，死气在未坤；三月生气在寅甲，死气在申庚；四月生气在卯乙，死气在酉辛；五月生气在辰巽，死气在戌乾；六月生气在巳丙，死气在亥壬；七月生气在午丁，死气在子癸；八月生气在未坤，死气在丑艮；九月生气在申庚，死气寅甲；十月生气在酉辛，死气在卯乙，十一月生气在戌乾，死气在辰巽；十二月生气在亥壬，死气在巳丙。”这就是说，时间不同，则生气和死气的方位就不同。至于什么是生气？什么是死气、为什么生气和死气的方位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迷信的观点都没有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相人术的内容之一是相气，认为气是形相的根本，决定性情和福寿。气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禀承天地阴阳五得之气，与生俱来；二是后天的调摄修养；三是外界环境的熏陶。气表现在精神状态、骨骼结构、声音素质、面部色泽中。气有清浊、强弱、顺逆、厚薄、沉浮、缓急、舒结、静躁之别。《冰鉴·气色》云：“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绿、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青、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十二 养生术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怎样才能健身延年？先民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养生术。
　　“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其书有《养生主》篇，有文云：“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养生的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
　　养内：调养内脏。
　　养外：保护肌肤。
　　养心：颐养心神。
　　养气：保存元气。
　　养生术以人为中心，认为人是自然界最可宝贵的。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云：“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可贵，莫贵于生。”这样一种人本思想是正确的。
　　养生术主张遵循自然法则，即道法自然。《庄子·养生主》云：“人之养生亦当如是，游于空虚之境，顺于自然之理。”
　　养生术强调主观能动性，生命的长短不仅取决于自然，还取决于调养得法。曹操有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养生术就是颐养之术，有起居之道、饮食之道、房中之道、精神之道、医药之道、为人之道。
　　保健功是二千多年来养生经验的总结，从葛洪、陶弘景、苏轼、陈抟，到明清的高濂、曹庭栋都很提倡这套功法。他们的功法大同小异，不外乎从上到下依次活动身体。我总结归纳为以下方式：
　　擦发。发宜常梳常擦。发为血之余，擦发可使头发变黑，精神爽朗。
　　擦面。擦面可以活动血脉，保护皮肤。先将手搓热，用双手后面轻轻擦抚。俗称“修天庭”。《杂病源流犀烛·面部病源流》云：“热摩手心，频拭额上，谓之修天庭。连发际，二三七遍，面上自然光泽，所谓手宜在面是也。”《理论骈文》亦云：“面属阳明胃，晨起擦面，非徒为光泽也，和气血而升阳益胃也。”
　　护目。护目有两种方式，一是上下左右转动眼球，使眼部神经得到锻炼，并可以加强血液循环。二是熨目。搓热两手，熨摩双眼，有去翳、活血、祛风的功效，也可以防止近视和青光。
　　擦鼻。按摩鼻梁和鼻翼，或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背上下摩擦鼻翼，可以治鼻炎、驱风寒。《理论骈文》：“以中指于鼻梁及鼻翼两边揩二十遍，令表里俱热，所谓灌溉中州，以润于肺也。”中州即鼻梁，因其在面部之中。
　　擦耳。双手按压和擦抚双耳，一上一下。《登真隐诀》卷中：“耳欲得数按抑其左右，亦令人聪彻，所谓营治城廓也。”耳为面部边缘，故称城廓。擦耳可以活血醒脑，以防聋聩，以补肾气。
　　鸣天鼓。双手心捂耳，用中指和食指弹颈椎，有声如鼓，可以治耳鸣和头晕。
　　搭鹊桥。舌尖翘起顶触上腭，使任督二脉接通，加强气的循环。
　　赤龙之耕。又称赤龙搅海，以舌为赤龙，在口腔内上下左右搅动。可以健舌生津。
　　叩齿。叩击上下牙齿。先叩后齿，再叩前牙，各三十六下。龚居中《红炉点雪》：“齿之有疾，乃脾胃之心熏蒸。每日清晨，或不拘时，叩齿三十六遍，则气自固，虫蛀不生，风邪清散。”叩左齿为打天钟。叩右齿为击天磬。叩齿可减少牙疾，集神生精。
　　吞液。吞服口中唾液。《养性延命录》主张七漱玉泉：“饮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玉泉者，口中唾也。鸡鸣、平旦、食时、日中、晡时、黄昏、夜半，一日一夕，凡七漱玉泉饮之，每饮则满口咽之，延年。”《病源喉论》：“引肾者，引水来咽喉，润上部，去消温枯槁病。”吞液可以加强胃功能，治疗咽喉、食道疾病，古代养生家非常推崇这种方法。
　　摇天柱。以双手的四指握住大拇指，然后摇动脑袋，前后左右各数下，可使颈椎无疾。
　　击肩。用双手交互拍打左右肩，可防止肩周炎，增加气机流通。
　　揉腹。双手搓热，由上下按摩腹部，也可以从左向右，从右向左旋转，有利于消化，减少肠胃疾病，使大小便畅通。
　　捶背。由上而下捶打脊椎两侧，可以减速少腰疾，特别是用手背轻拍命门，可以健肾。
　　兜阴。男子以手掌按摩阴囊，可加强性功能。
　　提肛。轻轻收腹提肛，可以帮助消化，治疗痔疮，还可以使精气顺利通过尾闾关沿督脉上行，强身健体。古代养生家很推崇此法。
　　擦涌泉。以手掌擦脚心涌泉穴，可以驱风去湿，交通心肾，安神健脑。
　　这套方法简单实用，只要坚持锻炼，必有效果。这比求签算命以驱病，要科学得多。
十三 外丹内丹(1) 
 　　（一）外丹
　　炼丹术是传统文化的方术之一。它分为外丹和内丹。外丹是在炉鼎中炼矿物，制金丹、服之以求长生。内丹是以人体为炉鼎，炼精、气、神，以求长生。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人能不死，能成仙。 　　之所以称为丹，是因为炼外丹的基本原料是丹砂，炼出的是丹药。人们就称之为金丹术、仙丹术。金丹的“金”，意为珍贵和金银。
　　战国时，齐人好怪迂，秦人信神仙，楚越多巫鬼。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还有方士教燕王不死之道。燕王派人去学，学未成而方士已死。燕王大怒，诛杀了去学的人，认为这个人应该早点去学。殊不知，教人不死的方士自己都难免一死，天下又哪有不死之道？可见当时的昏君对神仙迷信有多深！
　　齐威王、齐宣王、秦始皇、汉武帝都曾耗尽国力派人到海外去寻仙药。民间盛传海有方丈、瀛州、蓬莱三神山，山上有神仙和仙药。秦始皇派燕人卢生寻访仙人羡门、高誓，又派徐福等入海求不死之药，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然而，其风却愈演愈烈，西汉桓宽在《盐铁论》说：“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
　　这样盛行的神仙观念，为炼丹术提供了思想基础。找不到仙药，就另辟蹊径，自己炼丹。后来的术师常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在《抱朴子·仙药》也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
　　炼丹（外丹）术孕育于先秦，发生于秦汉，成熟和传播于魏晋南北朝，泛滥于唐，衰微于宋以后。
　　古代，炼丹者多是方士、道士、真人，称为丹灶家、炼师、丹侣。《唐六典》卷四：“其（道士）德高思清者，谓之炼师。”
　　炼丹家很推崇传说中的制陶仙人宁封子。晋朝干宝在《搜神记》卷一记载“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人，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之宁北山中，故谓宁封子。”此外，《史记》和《列仙传》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
　　炼丹家又将丹术托名于务成子。《吕氏春秋》记载务成子是尧师。传闻他在唐尧时降于姑射山，传授玄德经，又以巴沙汞、硫黄水制成丹药。《抱朴子·丹法》还专门记载了务成子丹法，服之可不死。
　　炼丹家还推崇安期生。我们知道。炼丹家别称丹鼎派。丹鼎派的前身是饵药派。饵药派是神仙家三派之一，另两派是房中派和行气派。饵药派的代表人物是安期生。传闻中的安期生是琅琊阜乡（今山东诸城）人，在东海一带卖药，他吃天然草木果实，“食枣大如瓜”。秦始皇仰慕他，请他进宫，赏赐金帛数万，但安期生散财于乡人，仙游到蓬莱山去了，秦始皇就在阜乡亭为安期生立祠纪念。《汉书·蒯通传》记载，蒯通与安期生为友，两人向项羽进策，未被采纳，远遁。郭璞在《游仙诗》说“发期炼五石”。《抱朴子》说安期生靠修炼和服食金浆玉液而长生，活了一千多年。
　　此外，炼丹家还推崇老子、彭祖，高远其所从来。
　　炼丹术这所以衰亡，其原因在于：
　　它没有向科学发展，也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也不是为社会经济服务。它堕落成为统治者谋求长生迷信数术，谋财害命，危害社会，人们逐渐看穿了这是一个骗局。
　　它的难度很大，要有幽秘的地点、漫长的时间、复杂的工艺、稀罕的原料、繁杂的器皿，人民大众不可能参与，也不愿参与。吃不饱的劳动群众怎么会想到去成仙？凡是缺乏群众基础的事情，都很难持久。
　　（二）气功与内丹
　　1.儒家气功
　　儒家气功的特点以人与社会为核心，以礼制心，注重内心修养和社会实践。
　　儒家气功的基本方法是由祖师爷孔子归纳出来的。《庄子·人世间》记载孔子解释“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大宗师》又记载孔子解释“坐忘”：“堕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四书”之一的《大学》论“静”云：“知之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宋代大儒对气功给予充分肯定，并付诸实践，并有所论述：
　　欧阳修在《删正黄庭经》指出：“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
　　陆游有诗描绘静坐：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
　　苏轼自有一套养生理论，他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介绍了他常用的气功方法：“每夜于子午后，披衣起，面东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视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出人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津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视，纳气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人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经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久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背、皆令极热。仍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十三 外丹内丹(2) 
 　　不仅文学家，还有哲学家也偏好气功。
　　周敦颐是理学开创者，修行方面主静。他在《通书·圣学》指出“静处则明，明则通”。
　　朱熹认为入静要配合行气。他在《调息箴》谈其体会：“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
处，容与猗猗。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翁，如百虫蛰。氤氲开合，其妙无穷。”这段文表述了朱熹在练功时的幻觉和享受。
　　2.佛教气功
　　气功的产生是多元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气功的炼养术产生。印度的瑜珈功就是一种气功。
　　瑜珈源于婆罗门教，它以调心、调身、调息为手段、实现自我控制。瑜珈方法一是禅，一是慧，分别修命和修性。
　　东汉末年，佛教东渐，带来了瑜珈，与中华气功融合，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家气功。
　　佛教与道教是对立而融合的一对兄弟。佛教对道教的炼养术持否定态度，认为内丹是胶固识神、不得解脱的外道。
　　佛教自有一套练功方法，核心是禅。禅修分为坐禅和参禅。
　　坐禅又称为如来禅，这是北派。隋代天台宗创止观理论，主张无思维，静坐，修心（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修身（锻炼体魄）。坐禅重视实践。
　　参禅又称祖师禅，唐代禅宗推达摩为初祖。传闻达摩在南北朝时由印度泛海来华，面壁练功。这是南派。南派以神秀为北宗之首，惠能为南宗之首。惠能在《坛经》主张“明心见性”，重在“顿悟”，理义修心。参禅重视理论。
　　佛教气功在晋唐间鼎盛，五代后日衰。
　　3.医家气功
　　自古以来，气功就是中医的治病方法。医家气功不像儒家那样宣传“用世”，也不像道家那宣传“去欲”，而主张以自身为核心，以生命运动为宗旨，保持健康的体魄。
　　《黄帝内经》是先秦的一部养生医籍，其书有不少关于气功的论述，开卷便云“恬淡虚无”、“积精全身”。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记载“为首重、足轻、体珍、则口句吹之，视利止”。体轸即体痛，口句即嘘，这段文字说明气功防病。
　　晋至唐有三大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是气功理论家。
　　葛洪由儒入道，兼通医学。他在《抱朴子》主张练气功：“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赖气以生者也。养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病恶，养生之尽理者，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营卫。”
　　陶弘景在茅山炼养，熔炼丹、服气、导引、医学于一炉，形成茅山派，为后世丹道派所宗。陶弘景编有《导引养生图》，分为三十六种气功姿势。又编《养生延命录》，提出“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的长息法。陶弘景还主张用气功六字诀治疗体内疾病。他在《养生延命录》写道：“心脏病者，体有冷热，吹呼二气出，肺脏病者，胸膈胀满，嘘气出之；脾脏病者，体上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唏气出之；肝脏病者，眼疼愁忧不乐，呵气出之。”
　　隋大业中，太医令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这是讲医疗气功的文献，主张在临床上用导引法。
　　唐孙思邈撰《千金方》。唐王焘撰《外台秘要》。宋官方组织编纂《圣济总录》。
　　金元四大医家刘河间、刘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都主张以气功治病。方法多用导引、按摩、静坐。
　　明代李明珍著《奇经八脉考》，阐述“河车妙旨”，肯定了任督二脉与炼丹的关系。
　　明代杨继州的《针炙大成》、陈断儒的《养生肤语》，都以丹道论医。
　　4.武术气功
　　武术气功，试以太极拳为例：
　　太极是万物本源，也是一团混沌之气。人体是个太极，丹田之气也是太极，虚无自然也是太极。
　　练功要依据太极之理，阴阳互藏，一动一静。动中求静，以静御动。传闻明代张三丰撰有《太极拳论》，论太极拳要领云：“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气宜鼓荡，神宜内，毋使有缺陷处，毋使有凸凹处，毋使有断续处。……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物将掀起，而加以挫之之意，斯其根自断，乃坏之速而无疑。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均有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无令丝毫间断耳。”
　　太极图呈圆形，太极拳讲究圆润，以圆弧旋转。千变万化，虚实开合。
　　太极两仪均匀和灵巧，太极讲究左右抽换、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忽张忽弛。
　　以陈氏太极拳为例。陈氏陈王廷，明末清初人。他隐居家乡，常常揣磨《黄庭经》。《黄庭经》是气功经典，受此书的影响，陈王廷结合戚继光拳术，编创了太极拳。陈氏太极拳把拳术与导引吐纳熔为一炉，要求意识、呼吸、动作三者一致，以意导气，以气运身，气宜鼓荡，遍布周身。每个动作柔中有刚，缠绕灵活。
　　陈氏传人陈鑫撰有《太极拳经谱》充满太极之理，试摘几段：“太极两仪，天地阴阳，阖壁动静，柔之与刚。屈伸往来，进退存亡。一开一合，有变有常。虚实兼到，忽见忽藏，健顺参半，引进精详。或收或放，忽弛忽张，错综变化，欲抑先扬。必先有事，勿助勿忘，真积力久，质而弥光。盈虚有象，出入无方，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宾主分明，中道皇皇，经权互用，补短截长。神龙变化，俦测汪洋，沿路缠绵，静运无慌。”
十三 外丹内丹(3) 
 　　如果每一个打太极拳的人都能粗识太极之理，拳艺及效果一定可以跃上一个新台阶。
　　5.道家气功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宗。老庄以人与自然为核心，以无为、虚静、自然为主旨，注重人与天的和谐，人修道就是要返朴归真。 　　老子的《道德经》是气功的经典，其书论云：“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至虚极，守静笃。”“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庇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些论述是讲气功方法和效应，历代有多文人为之作注。
　　《庄子》论气功很通俗，很形象。《庄子·刻意》描述气功为“吹口句呼吸，吐故纳新”。《庄子·大宗师》介绍气功踵息法云：“古人真人，其寝而梦，其觉而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踵息又称胎息、真息，是发自脚根（或云发自命门）的一种深长匀细的呼吸方式。《脉望》云：“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门也。其气息于命门，如子在胎，不饮不食，绵绵长存。所谓胎息也。”
　　《庄子》宣扬天人合一，其《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正是气功追求的境界。
　　6.内丹气功
　　（1）什么是内丹术
　　内丹术是用丹理说明的气功。内丹术属于气功，但与气功不是同概念。
　　气功的产生早于内丹术。先秦诸子有很多的气功论述，直到东汉，才有人开始以丹道说明气功，始有内丹术。
　　内丹术的发生和盛行稍迟于外丹术。古人访仙人、求仙药不得，就转而自己炼外丹——灵丹妙药，炼丹又不见成效，就转而用丹理练内丹——气功。外丹术盛行于汉唐，内丹术盛行于宋以后。
　　内丹术只是气功的一个分支。气功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静坐、导引、硬气功、辟谷等。
　　内丹术属于道教气功系统，道士炼丹。气功属于大众，文人多练气功。内丹的内容颇有些荒唐，牵强附会，现在不太为人接受。
　　（2）丹理与气功
　　内丹术是用含蓄的方法说明丹理及其练功方法。
　　以人体喻炉鼎。头为鼎，腹为炉。心口为鼎，丹田为炉。练功前要立鼎安炉。立鼎就是坐定身体，稳如泰山。安炉就是以神御气，神气和合。将意念由下丹田移至上丹田，称为移炉换鼎。
　　炉鼎有门，内丹术喻人体有七门，一为天门，在泥丸；二为地门，在尾闾；三为中门，在夹脊；四为前门，在明堂；五为后门，在玉枕；六为楼门，在重楼；七为房门，经绛宫。
　　炼丹有丹池，人体也有三池，胆为中池，舌下为华池，腹和膀胱为玉池。
　　炼丹有原料。以铅喻人的先天元气，以汞喻人的后天阴精。精、气、神是炼药，三者合一为结丹。丹药为圣胎，又称婴儿。
　　丹田之气是白雪黄芽。
　　炼丹有水炼法和火炼法。心为火，肾为水。水火相会，可望成丹。
　　体内之火为内火。火候有老嫩文武之别，文火又称阴火、退符，指意念淡薄，气息较微的呼吸方式。若守若存，勿忘勿助。武火是存息用神，猛烈而促之火。增强意念为升阳火。收功叫止火，意守叫封固火候，封炉。不需要调节控制、纯粹自然的叫真火候。
　　体内还有三昧火，上昧心之君火，中昧肾之臣火，下昧膀胱之民火。
　　炼丹过程有三转，内丹气功也相应在有三关修炼。初关炼精化气，中关炼气化神，上关炼神还虚。气在体内出现称为药生消息。张三丰《百字碑注》：“忽然一懔楣猓缡蛎字螅匆┥⒁玻杖还馔福缴鋈缣兰澹螂兹缁鹬耍怪腥缌蟹缰穑鼓谌缯鹄字锤捶馓旄忠病！?/p>
　　体内炼成之丹为内丹，这是相对于外丹而言。内丹亦称金丹，意为坚而圆。内丹就是精气神的结晶。
　　丹药依次在肾肝脾肺心五脏循环，称为小还丹；在上、中、下三丹田循环为大还丹。吞咽口腔津液为玉液还丹，肺液所结之丹为金液还丹。
　　（3）体内炼丹
　　体内炼丹方法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练精化气。先是“调药”，意守丹田，使精气神旺盛。然后，气沉丹田，产生“小药”，这是炼内丹的基础，接着是采药，封炉，炼药，炉内采用百日筑基的小周天运行法。
　　第二阶段是练气化神。气满丹田，形成“大药”，按大周天运气，化气为神。
　　第三阶段是练神还虚。身心圆融虚空，达到“虚丹”的境界，不用意念就可以按大小周天运行。
　　练神还虚是内丹术的上品丹法。元代李道纯在《中和集·试金石》有详述：“最上一乘，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静为丹基，无为为丹田，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虚为沐浴，丰诚意为固济，戒定慧为三要。”
　　又有下品丹法和中品丹法。下品丹法以心肾为水火，精血为铅汞。中品丹法以子午为水火，神气为铅汞。这都是凡夫俗子所修之法。
　　宋代苏轼有一首《养生偈》，就是讲的内丹术。其文：“闭邪存诚，练气养精。一存一明，一练一清。清明乃极，丹元乃生，坎离乃交，黎枣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药。一药一至，到极则处。几费几息，闲之廓然，存之单然，养之郁然，炼之赫然，守之双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迟之有。”
十三 外丹内丹(4) 
 　　（4）内丹术的源流
　　作为一门独立的方术，清人刘一明在《易理阐真》把内丹术的创建归功于东汉魏伯阳。说魏在《周易参同契》中“托物取象，譬喻多端；以性命阴阳刚柔谓之药物，以修采功夫次序谓之火候；以修持工夫不缺谓之锻炼；以勇猛精进谓之武火；以从容渐入谓之文火；以阴阳刚柔中正谓之结丹，以阴阳混成刚柔悉化谓之丹熟；以无声无臭神化不测谓之丹脱，……
从此始有金丹之名，丹法之说。”
　　内丹一词最先见于东晋许逊《灵剑子·服气诀》，其文：“服气调咽用内丹。”
　　南朝陈僧人慧思在《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说：“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藉外丹力修内丹。”这是直言用丹理练气功，用外丹理论修炼内丹气功。到了隋代，苏元朗撰《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为内丹定名。从此，内丹开始普及。
　　唐代，李筌、张果等注解《阴符经》，使之成为内丹术的理论经典。
　　唐五代，钟离仅、吕洞宾、彭晓、陈抟等人猛烈摒击劳命伤财的外丹术，传闻吕洞宾作《西江月》嘲弄那些炼外丹的人：“世有学人无数，愚痴妄意如麻。汞铅错认结为沙，运火欲觅黄芽。千日虚劳心力，人人尽破其家。其铅似癖疚掼Γ镉妊弧！?/p>
　　宋代的内丹术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佛教的禅相融合，如张伯端的《悟真篇》主张从道入禅。二是与理学融合。不少理学大师都热衷内丹。
　　元代已有许多内丹文献流传，如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就全面叙述了内丹。试摘如下：
　　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止片时。虎龙战罢三田静，拾取玄珠种在泥。
　　九还七返在片饷，真气熏蒸达四肢。温养婴儿惟藉母，守城野战要防危。
　　春夏秋冬依次第，炼至坤宫始凝坚。不须究易行卦气，身中自有一坤乾。
　　明清时期，道教衰落，道士浪迹江湖，内丹术随之传播于民间，内丹术与气功已混为一谈。
　　（5）真假硬气功
　　硬气功有真有假。哪些气功属于真的，哪些属于假的，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硬气功属于气功的分支，它以动静结合的方式练功，加上力学原理和艺术夸张，给人以神奇的色彩。北方人盛行练硬气功，河南派讲究丹田提气，西江派讲究提桶子劲。练功就是运气，使气体按照意念充斥在某一部位，如胸、腹、臂、首等处。当有人用铁棒、砖块击打充气部位时，气富有弹性，能够承受和分散力点，人体不致于受伤。这是合乎道理的。
　　江湖上有许多人表演硬气功，如仰卧钉板、汽车过身、银枪刺喉，这些不过是气功、均衡力、窍门的综合技能表演。钉板上钉满了密密麻麻的钉子，分散了力点，钉子受承受的重量不大，加上气功师运气肌肤，使钉子不易扎入皮肉。银枪刺喉，气功师运气于喉部，银枪弯曲，力量缓冲，喉部可以承受。汽车过身，人体上的木板有支撑木，一瞬间力点转移，只要气功师与司机配合好，不会出人命。
　　有些气功不过是骗人的幻术。如不怕烫的气功：在锅中放80%的醋和20%的油，点火烧锅，油滚醋翻，温度并不高，把手伸入锅中捞物，手不伤。又如拉断铁链的气功；先把铁链锯出一个小口，用铜或锡焊平，涂上颜料，表演时一拉即断。又如手指钻砖的气功：先把砖钻个小孔，填进砖灰，再用水拌砖灰封口，表演时用手一钻即穿。因此，我们不要盲目相信街头巷尾表演的硬气功，也不要轻易去仿效，这些硬气功对身体和智力都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