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精神 英文:美国人：开拓历程·13-2

五十四 殖民地的民兵和战备的神话

那鲁学院院长蒂莫西·德怀特在十九世纪初期这样写道，“在欧洲，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手里掌握武器……被认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而在美国，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无害的……如果政府是公正的，如果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合理的，如果适当注意儿童在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教育，那么，除非是为了消遣娱乐和为了保卫自己和国家，很少有人会滥用武器。在我们这里，困难在于如何说服人们拥有武器，而不在于防止他们使用武器于暴力目的。”美国殖民时期军事制度的历史是一部尽可能把最多自由人民武装起来，并能随时应召作战的历史。

在欧洲，统治者极不愿意让他们臣民的手里掌握足以发动叛乱的工具，而武器价格昂贵，大多数人买不起，也就不会拥育武器。但在美国，由于自卫和渔猎的需要，几乎每个人手中部有武器。因为远隔重洋，欧洲的君主即使想禁止，也禁止不了，他倒并不害怕这些人掌握武器会威胁到他的王位。可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总督们就一直抱怨殖民地的居民拥有武器（美国人自己则对此洋洋得意），负责处理一六七六年培根叛乱事件的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自叹说：“这个人有多可怜，他统治下的人民，至少有七分之六是穷人，负债累累，心怀不满，握有武器。”甚至一个世纪以后，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还注意到，住在偏僻地区的人“彼此一有故意，马上就把枪紧握在手中。”

居民普遍拥有武器，这不仅是为了对付随处存在的战争威胁。而且也是对美国丛林里经常发生的遭遇战的一种反应。由于交通不便，地势宽阔，加上印第安人那套作战方法，战争从来不是集中指挥进行的一种行动，相反，它基本上是小股或个别人员之间自行其事地分散进行的遭遇战。当印第安人进攻的时候，聪明的防御者躲在岩石或树干后面，“在我们首次与印第安人作战时，”传道上约翰·埃利奥特一六七七年写给罗伯特·博伊尔的信中说，“上帝向我们指示，根据欧洲模式使用武器的作战技术毫无用处。现在，我们很高兴学会了潜伏作战，上帝的旨意是要把这样一种我们不懂的作战方法教给我们。”

职业士兵的集体训练、准确性、纪律性，这一套没有多大用处，分散指挥是不可避免的。弗吉尼亚的总督们唯恐神经紧张的民众会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开火，从而引起印第安人的大举进改，所以在该殖民地的早期年代实际上已作了规定，除非得到总督批准，否则不得在任何地区组织民兵。但事情已经太迟了，因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了一六O年，召集民兵的权力已经落到了殖民地各地军官们的手里。甚至一个边远偏僻地区城堡指挥员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独立性，有时这种独立性发展到近乎蔑视上级军官的地步，一六七九年九月，当位于拉帕哈诺克河上的一个弗吉尼亚城堡的指挥官卡德瓦拉德·琼斯上尉收到一份使他感到不愉快的命令时，他便召集要塞的全体士兵，大声宣读了命令的内容，然后在众人面前把命令烧毁，他甚至高声喊叫，这就是他对罗伯特·贝弗利少校和总督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远离军事行动地区的指挥员精心策划的战略又有什么用处呢？

早期的移民先驱者登陆后在组织集体生活方面是很松散的，事先未作任何准备，虽然他们很幸运，有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袖迈尔斯·斯但迪什上尉做他们的头头，但他们的武装单位并不是有组织的长期性军队，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是一种“临时凑合的队伍”，在每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临时从当时所有的人中间挑选出来组成的。他们头几次作战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成了以后殖民地军事生活的特点：一伙松散地集中和随意地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有效的集中统一指挥可言。普利茅斯早期的定居者发现，防务是很难同日常生活的其它任务（耕种土地、采集食物、营造房屋）分割开来的。“他们日日夜夜，始终戒备不懈”，一位于一六二七年访问过这个城镇的人写道，男人们手里拿着毛瑟枪上教堂，在做弥撒时，“每个人都把枪放在身边。”但是，随着居留地自海岸地区向内地分散发展，随着印第安人的威胁成为间歇性的攻击，就需要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军事组织。新英格兰首先形成了一种民兵制度，它以后成为各殖民地在防务上普遍采用的体制。

将平民武装起来并不是美国的创造发明。恰恰相反，这是美国“复旧”的主要证据，它是中世纪《武装法令》（一一八一年）的翻版，当初英国人根据这一法令组织过民兵，由身心健全的自由公民组成，每个人必须自备武器，在一个地方军官的领导下定期进行训练，一旦有事，召之即来。到了十六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初期，随着欧洲的“有限”战争把打仗的事情交给少数职业军人手里。英国的民兵制度就成了一个笑柄——主要成为用于检阅的工具和绅士派头副官老爷的装饰品。但是，在美国，这一古老的民兵制度经过新世界大张旗鼓的修正之后，成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抗击敌人的共同方式。

这个制度下的基层单位，并不是由上面武装和供养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而是自行武装起来的平民。一六三一年三月，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议会发出命令，在两个星期之内，所有城镇均应做到每个男人（包括仆人，但不包括地方长官和牧师）都持有由民兵指挥员批准的武器。任何尚未拥有武器者均应购买，如果付不起钱，可以向城镇借支，但应尽快偿还。第二年，该殖民地又发布命令，订明任何尚未按上述要求武装起来的人，应沦为仆役，这条法令以后一直有效，在普利茅斯，这类规定更加具体：在一六三三年一月以后，每个男人都必须拥有一支毛瑟枪或其它合适的枪支、一条子弹带、一把刀剑、两磅火药、十磅子弹。根据马萨诸塞和邻近各殖民地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建立起来了一整套的民兵制度，每个身心健个的男人都要武装起来，每个城镇部拥有自己的民兵队，定期进行训练，检查武器。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民兵是最没有军事气味的部队。它不穿制服。虽然任命殖民地总督时，有时是因为他们具有军事经验而被选中，但殖民地的民兵却很少是由职业军人指挥和训练的。殖民地民兵制度中最令人瞩目和最惹麻烦的一点，是它按非专业性的办法来选举指挥员。正如本书已经提到的，这种选举场面的庆祝仪式是按照奇特的新英格兰习俗进行的：对武装群众的集会举行“鸣砲仪式下的选举布道”，除了细小的变动和偶然的例外，地方民兵的指挥员都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的，并往往要经过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批准。这种习俗以后又逐步发展，规定只在选举任期不定的军官或某些个人满意的军官自动连任的情况下才采用这种做法。这种体制缓和了欧洲职业军队中采取的无情的纪律行动（那种军队把当乓、特别是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当兵，作为惩罚犯罪行为的一种形式），但它也使得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很随便，从而削弱了战斗力，它还提醒士兵，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作战，并鼓励他们一旦感到在军队里处境不利的时候可以开小差。

在南方，大约在一七OO年以后，由于害怕奴隶暴动，保卫白种人的任务变得复杂化了。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巡逻队”（由当地居民中临时证募的白人组成，其任务是值勤巡逻，逮捕和惩办黑人流浪者）很快成为民兵的组成部分，在别的地方，民兵制度也根据蓄奴社会的现实情况作了适应性的改变，当时害怕奴隶造反的恐惧心理究竟有多么严重，这种恐惧促成的好斗精神又达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是，没人能够否认，正是这种蓄奴种植园社会的特点促使军事职能渗透到整个白人社会。军事上的领导责任落到了社会居民领袖的肩上，那些人对职业军人阶层的疑忌有如他们疑忌律师或其他专业阶层一样。在弗吉尼亚，“县尉官”一职又复苏了，而名闻遗迹的“肯塔基上校”，则成了最早期美国军事制度的一个明证。

尽管存在一些差别，各殖民地在组织防务（或者未能组织防务）的问题上，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无论庄哪里，美国人依靠的都是武装的平民，而不是依靠职业军队。很难认别“军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欧洲生活方式的垄断性和特征已经解体的又一证明。

民兵制度本身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充分武装起来的士兵，随时可以走上保卫国家的岗位。这个原理促进了一种信念（后来往往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整个社会时刻准备面对危险的处境。在一个到处都是“随时召之即来的民兵”的国家里，还有什么必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吹嘘说，只要总统一声令下，从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内，就可以动员起一百万武装的自由民。他的信念正是建立在已经过时的一种想法之上，即认为美国生活的各种条件随时都在造就一批时刻准备战斗的人，对于常备军的恐惧（按欧洲的理论，这种军队是暴君和奴役人民的人的工具），加强了反对建立职业武装队伍的情绪。只要武装队压的成员全是临时从和平职业岗位上抽调来的人，只要不存在只关心本身荣誉的职业性军事集团，美国政治家中就没有什么人敢于鼓吹建立一支职业军队的优越性。

长期以来，有一种认为美国公民时刻准备应征入伍的神话，这种神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经常主动复员他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地放下武器，复员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但每次获得的都是不稳定的和平。我们生活的这种节奏开始于殖民时代的最早期。当时，武装的人民召之即来。例如．一六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那是在菲利普王发动的战争期间，距波士顿三十英里的一个城镇发出了告急警报，一个小时之内，就来了一千二百名武装民兵。当警报一解除，一次远征或一次行动一结束，民兵们也以同样的速度解散。

　　在新英格兰，每一次早期的印第安人战争之后，民兵随之很快就解散了。一六七五至一六七六年菲利普王发动的战争使毫无防范的殖民地惨遭屠杀。人们沉缅于一种神话，认为既然每个人都要时刻准备，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的民兵制度是力和平时期而组建的，又缺乏适合战争的通讯联络工具。实际上，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中心，也没有永久性军需处以保证整个军队的经常供应。其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遭到突然袭击，没有办法获得援兵，可是，殖民地人民仍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至少他们没有采取补救行动，每次仗一打完，他们就让队伍解体。到了一六八三年，对加强地方防务的关心越来越淡薄，军官缺额很难得到补充，例如，在普利茅斯殖民地，当地政府最后威胁说，如果各城镇继续玩忽职守，政府就将直接任命民兵指挥官。一六八九年印第安入发动进攻时，人们还是没有准备，结果又是一场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