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下包块增多:美国人：开拓历程·13-3

五十五 保卫家园的原则与殖民她的“孤立主义”

民兵的兴起是为了保卫农场、家园和城镇，而不是为了在任何人的大战略中充当小卒子，殖民地的人在难以预测的印第安人的抢掠威胁之下，不愿意派人到远处去作战，而置自己的家乡于无人保护的境地。不管怎么说，在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很少有什么战线。因此，美国人对军事防务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非常直接了当，也非常简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列队上战场，他们想到的就是紧握手中枪支，站在他邻居的身旁，打退袭击他们村庄的敌人。定居音乐意为自己的城镇修筑围栏、要塞或碉堡，但是，要他们到远处去修筑一座碉堡，他们就不情愿——不管那个地方对他们本身的防务具有多么大的战略意义。

各殖民地一些要害地区的防务工事始终没有建设起来，原因很简单，附近的城镇花不起那么多钱修筑适合需要的要塞工事，而远处的城镇对此又缺乏兴趣。举例而言，卡斯尔岛控制着船只驶往波士顿心经的运河，如果岛上筑起强大的要塞，经常驻军，就能保卫整个殖民地，但再三劝说周围城镇负担部分防务费用，均告无效，岛上要塞缺乏永久驻军，驻军从未没有满员过，碉堡又衰蔽不堪。岛上防务的重担（如果真有人挑起这副担子的话），只能压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几个城镇身上。弗吉尼亚和南方各殖民地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经常有外国和海盗侵犯沿海地区的危险。再如。在詹姆斯敦，到一六九一年的时候，碉堡破败不堪，甚至作为存放供应物资的仓库部不行。由于殖民地的海岸防务需要最大的投资、充分的合作与规划以及较远地区的大力支持，结果这方面的防务成了整个殖民地军事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对这种防务，殖民地人民主要依靠从英国派来的乓额满员的海岸巡逻艇。

各殖民地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可能是谁也不愿派自己的民兵去参加保卫邻近殖民地的战斗。一六四四年印第安人战争中首次聚合起来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公民警卫队”，即地方民兵，甚至连走出本市的界线去执行任务部不愿意。当纽约或南卡罗来纳为保卫自己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然而然地保卫了其它的殖民地，但那是因为这两个殖民地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突出，而不是出于任何合作精神或有远见的头脑。然而，对于利用邻区的力量，各殖民地从来是毫不犹豫的。弗吉尼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定期派信使去纽约和新英格兰，以了解敌对的法国人和北部印第安人的动向，但他们却从来不关心北方需要一些什么帮助，而单纯为了顶先掌握他们自己可能遭到进攻的消息。联络各殖民地之间的通信满篇都是用来解释（有几分近乎外交辞令）为什么不敢或不能派出民兵到自己边界以外的地方去。

举例而言，纽约总督亨利·靳劳特在一六九一年夏天写信给马萨诸塞的总督，建议两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征服加拿大，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对它们边界的共同威胁，而对方的答复却是一大堆前后不连贯的托词。西蒙·布雷兹特甲特总督解释道，马萨诸塞由于最近在边界上同印第安人作战而邢暇他顾，它还得花钱资助两条在本殖民地沿海游弋的巡逻艇以对付法国的私掠船，此外，它就再也没有钱了。尽管这样说，却并不妨碍这位马萨诸塞总督提出建议，问纽约是否有兴趣在佩马某德修筑要塞，因为印第安人在那里从东北方向威胁马萨诸塞。一六九三年，当弗占尼亚接到纽约一项类似的请求（外加来自英国的一项请求）时，它的公民代表院责问：如此遥远的纽约防务跟我们弗吉尼亚的防务又有何关联？弗吉尼亚有它自己的暴露的海岸地区，派兵力到纽约去就会剥弱它自己的防务力量，从而增加它自身的危险。弗吉尼亚在保卫自身安全方面一直是做得很好的，它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保持下去（公民代表院）（一六九五年还在强调这一点）。无庸赘述，结果兄弗吉尼亚未派出一兵一卒，后来只是在弗吉尼亚总督和行政委员会否决了公民代表院的意见之后，才作出决定，为了共同的事业资助纽约一笔款项。一七O三年，马萨诸塞受到印第安人一系列新的袭击，损失惨重，向邻近的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呼吁援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康涅狄格行政委员会巧妙地解释说，该殖民地的力量只够勉强保卫它自己的边界。他们忽略了这个一个事实，即这段边界除非是从马萨诸塞方面进行保卫，否则是无法有效地进行保卫的，这一点从迪尔菲尔德的陷落中已经得到过证明。康涅狄格人甚至引述其宪章的规定：如果没有他们议会通过的特别决议，他们的防务不得超越自身的边界。当然。议会没有可能作出这种决议。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曾企图把各殖民地的军队合并起来，对付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他们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上述普遍存在的地方主义。纽约总督查尔斯·哈迪爵士于一七五六年五月七日从乔治堡发信说：每一个诚实的人都应该关心公共利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这个幅员辽阔的自治领团结一致，努力保卫女王陛下的正当仅益，从而把奸诈而警觉的敌人的侵犯拒诸门外。敌人随时利用我们的疏忽之处，增强自己的优势，虽然同我们众多的居民人数比较起来，他们人数有限，但他们团结一致，按照统一的号令行事，置我们这些可怜的一盘散沙似的数百万人不屑一顾，敌人利用那些野蛮得闻所未闻的印第安人作为工具，蹂躏我们的土地，加入无人之境。

阁下，这就是不幸陷于分裂的北美的现况。阁下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出现于疆场，去年受到牵连的那些殖民地也正在大批招兵，计划征募一万之众，我估计实际完成的数字，也许略少一些。此举看来似乎会产生卓越的效果，但我不认为能获得多大成功。我们采取措施的步伐很缓慢，每个殖民地都不愿及早开始征兵，怀疑邻近的殖民地会不会欺骗自己，在完成其允承的巨额征税任务方面出尔反尔。

各个殖民地的人都不敢把他们的年青人编入正规部队，害怕他们的子弟兵会作为全面作战部署的一部分送往远处作战，那肯定会剥夺他们保卫自己家乡和附近边界的防务力量。

于是，保卫家乡的问题很快就同宪法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十七世纪中期英国的内战，至少部分原因涉及国会控制军队的问题。根据当地人士的看法，殖民地英国人的人身自由，免除压迫性税务的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本身，决定于国会是否具订征集、训练和指挥其武装力量的权力。如果英国政府可以用殖民地的钱，建立一支殖民地军队，并能够从远处对这支军队进行指挥和严格控制，能够根据英国的利益随意派往需要的地方，那么，宪法和自由民的自治权还有什么意义呢？

过去英国害怕设常备军，现在美国人害怕把军队派到远处驻防。这两种心理凑在一块了。各殖民地虚与周旋，小心地列举了许多拙劣的借口和响当当的法律理由，总而言之，各个殖民地都拒绝放弃对自己武装部队的控制。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劳登勋爵在从纽约写回的信件中尖锐地指出：“事实真相是，这里的总督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前任把国王授与他们的特权出卖一空，以此作为自己的薪酬。你必须找到独立于各殖民地的财源来支付总督的薪酬，并且重新组织政府，否则你在这块殖民地上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你迟迟不采取行动，坐待和平的来临，你就会连保证英国国会法令在这里执行的力量也没有。”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完全成了另外一码事。有关美国独立革命的许多事情，都可以从各殖民地的“孤立主义”以及新世界的战争经历（孤立主义就是由此而滋生的〕中得到解释。独立战争就是关于应该怎样作战以及何时何地作战的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在北美进行古老的欧洲式战争，由一支正规部队在司令官意志的指挥下在北美大陆上为某些很大的或者很小的（但经常是加以掩饰的）目标进行战争。附带说一句，殖民主义者是受帝国保护的，他们与帝国联成一体，在许多方面间接地得到好处。

但是，要证实英国的任何一次殖民战争具有单纯的“自卫”性质诚属不易。有时，他们为了实现大的战略目标，需要在很边远的地方发动攻势。要证明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是很伤脑筋的，如果使用职业军队于这个或那个目的，对帝同会有多大的利益？对于美国定居者来说，与进行抢掠的印第安人作战，显然出于自卫，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军事政策从来是犹豫不决的。甚至在一七六三年对法网人和印第安人的漫长而耗费巨大的“胜利”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对夺取加拿大，从而迫使法同人撤出北美一举是否可取，仍难断定。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英国人似乎有理由担心法国人的威胁一旦消除，将使殖民地居民降低对母国的依赖程度：而且英国人也怀疑，从加拿大这块严寒的不毛之地究竟能够获得多大好处。这类跟帝国政策有关的问题，似乎跟遥远的美国走居者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来说，防御意味着保卫自己以对付可能突然发生的死亡。即使是居住在沿海地区比较安全的美国人，也希望新世界能摆脱欧洲王朝的军事政策。

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开战的主要财力和人力负担是由英国政府本身承当的。殖民地的人民是否也合理地负担了部分费用和作战任务（尽管他们进行了抗议），仍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各殖民地议会曾尽量压缩自己的负担。如果殖民地的人更有“远见”并较少“孤立主义”思想，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那种“以美国为堡垒”的观念是很狭窄的，而分担帝国战争的费用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长期性的好处。如果当时他们自愿分担这种费用，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七六三年以后英国政策的改变，这种改变的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自己承担全部开支，因而导致当时税收是否违宪的争论，如果没有这一切，各殖民地可能不致于走上叛乱的道路。

北美殖民地从他们自身的经验中认识到，防御应从本乡本土开始着手，他们越是为这个问题担忧，就越是相信英国宪法关于财政和军队必须由地方控制的说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国会想让殖民地居民承当为政策目标而打仗的义务，并负担战争费用，但是，各个殖民地排他主义的情绪却十分强烈。这种情绪曾经防碍它们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相互支援，以后又使劳登勋爵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陷入困境，并终于导致它们走上“分离之战”的道路。在这场战争中，以后又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一种类似的短浅目光再度出现，加上有法律的、宪法的、财政的以及种种稳健的论据为后盾，又一次导致近乎灾难性的后果。

各殖民地都想“造反”，但又都不愿意联成一体，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恰恰相反，这两种态度可以互为解释。在独立革命中，强烈的分散主义和把地方资源用于保卫自己家园和城镇的坚决态度，曾给殖民地军队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正是这些特点，使英国正规军无法制服美国人。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美国实现联邦制既困难重重又非建立不可，并在漫长时期中逐步获得辉煌的成就。

这也正是日后美国产生“孤立主义”的根源。欧洲对战争的概念是战争应为王朝的、商业的或帝国的半公开的目的服务，而在美国，却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概念，即战争是保卫家园的急迫而又暂时性的任务。对此，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作了很好的说明：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者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端，其起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者与它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者与它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们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衅：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根据新的联邦宪法，只有经过繁复而费时的立法程序，并在取得公众完全赞同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对外宣战。这种美国早期的观念迄今依然存在。美国人民对于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一直具有一种强大而经常起抑制作用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