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形贺卡的制作视频:吕日周：领导干部要带头推动法治进程

吕日周做客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坛

领导干部要带头推动法治进程——在《燕山大讲堂》上的演讲

吕日周  

2008年12月13日，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吕日周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推进法治进程”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在改革的30年里，我从农村队长、村支书，到县委书记、市长、省体改委主任、市委书记，再到省级干部，直到现在的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可以说一直从事着改革实践，琢磨着改革开放的课题。所以，就改革开放的几点体会和大家做个交流。

这30年，专家和学者主要是研究道理，他们讲理论一定讲得深刻。但我这30年改革开放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问题。村里、乡里、县里、市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就想办法解决。就是四个字 ——解决问题。

有时我们可以用现成的办法解决问题，没有现成的办法，就以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新的方法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把老的办法和新的办法结合在一起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工作都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谁能解决了问题，谁就会得到党的认可和人民的认可。为什么这样说呢？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解决不了问题，说得越漂亮，老百姓越反感！你天天说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以人为本，那么老乡、老板想找到你、找到县、找到市要求解决问题。结果呢？找不到人，进不了门，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干部说的再好也没有用。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密切联系那些最需要解决问题的群众，尤其是那些上访的群众。

在基层这么多年，我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以解决问题为标准。中国得了“体制病”，光用传统的方法完全解决不了旧体制带来的问题。如果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不要把体制造成的问题转嫁到制度上。不要怀疑我们党的领导，不要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不要怀疑民主集中制，这三条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国情。在这样的国情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

改革，要向现代化国家学习一切优越的东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马克思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充分发展而形成的社会主义。他设计的社会主义有五个特点：工人阶级掌权、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生产力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但这种资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而诞生的呢？苏联不是，中国不是，古巴、朝鲜、越南也不是。所以，马克思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那么世界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列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搞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谓资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能搞。但这个社会主义怎么搞？肯定不能不结合本质实际，完全照搬马克思的五条。因为我们的劳动生产力、民主、法治等科学发展远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水平。

马克思说过，“社会制度可以逾越”。但马克思还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不能逾越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了可称之谓资前社会主义。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资后、资中、资前社会主义。后两种模式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首先是要学习。我的观点是兴社学资，为了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学资不是为了变成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问题，社会主义就有光明。

比如说贫富问题，我们过去是“贫贫悬殊”。过去大家都穷，吃不饱肚子，住不上好房子，娶不上新娘子，兜里面没有票子。是不是大家是平等的？不是的。穷也有不平均的，我把它叫穷穷悬殊。我当村支部书记时老百姓跟我说，“社员吃着7两粮，走起路来手扶墙。干部吃得7两粮，又养猪来又养羊”。干部可以把集体里面的料喂自己的猪羊。你说穷和穷能一样吗？随着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中国也出现了贫富悬殊，这是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不出现的现象。但社会主义制度会想出更多办法缩短其阶段和缩小其差距。但资本主义的制度会拉大差距和延长其时间。再发展，就是富富悬殊。大家都富了，但富富之间也有悬殊。最后才能到达马克思说的共同富裕阶段。

中国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出现了体制问题。在体制内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大跃进、大过渡、大换班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山西一位省委书记曾对我说：陈永贵还曾给毛泽东建议农村搞全中国核算。我把这个意思跟百姓说了，我说现在你们是生产队核算、大队核算，如果搞全国核算你们觉得怎么样？老百姓说千万不要这样。他们说，“生产队核算的时候，我的牛就拴到我的住房旁边。大队核算时，小村离大队还有20多里地，牛就得集中到大队那里去了。每天走20里地把牛拉回来，牛又走20里地回去，累得不行了不能耕地。如果搞全国核算，把牛都拴到天安门去了，我们可怎么办呀？”老百姓知道是不能这么干的。

我们有相当多的空间去改革

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空间去改革。比如说，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干部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一切工作都有体制，一切体制都有问题，这就是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东西。大家认真地看中央一次又一次的文件，很多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都得一样。其实，每个字都有丰富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刻的解放思想，都在研究着我们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跳出思想和解放的禁区，进行新的创新和改革。

冲破牢笼要靠我们自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一个问题——土地。把土地交给老百姓去耕种，一下子就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十二大解放农民，十三大解放理论,十四大解放市场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怎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十五大解放资本，十六大解放思路，十七大解放人，提出以人为本。党的每次大会都有很多重点，我是指出其中的一个重点。

对政府的定位：政府搭台 人民唱戏

我在基层当市委书记、当市长，现在回想起来首先面对的是给政府进行定位。政府是干什么的？有的政府官员认为政府就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其实，政府是创造环境的，政府是创造公共产品的，政府是保姆，政府是要为企业家和老百姓服务。我不赞成、也不带头去做政府大规模地去招商。把环境创造好，企业家和老百姓自然会去招商。企业家就像鸟儿一样，哪里有树、哪里有花它就落到哪里。如果你把树砍光了，鸟儿是不会来的。所以我提出政府搭台、人民唱戏。政府不是唱戏的，否则就乱了套了。在山西朔州当市长的时候我提出来“小政府、大服务”。我任市委书记后，又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改革时，给政府定位很重要。

领导干部要带头推进法治

领导干部要带头推进法治进程。现在有一种情况，哪个地方搞改革、搞改革的代表人物就会带上一顶帽子，说这是人治。哪个地方不改革，工作一般化，反而没有什么问题。当今法治不太完善，我们要承认法治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承认社会主义有一个过程一样。社会主义有一个初级阶段，那我们的法治能不能也套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法治呢？我2000年在长治市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在市委的门口竖起两块石头。一个是从严治党、一个是依法治市。只有通过从严治党才能实现依法治市，只有通过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市委书记自己管住自己，然后管住领导班子，然后管住干部，当然也就管住老百姓了，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依法治市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发展观要配套科学工作法

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必须有一个纽带和管道，那就是方法。科学工作法应当是五条20个字：①发现问题；②公开问题；③解决问题；④追究问题；⑤案例教育。

第一，干部必须要发现问题。现在一些人不是在寻找问题，是千方百计地掩盖问题。过去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在有人说，“成绩不说就没了，问题不说就好了”。这是风气不正，一个地方的干部不解决问题怎么行呢？

我前天到山西某市，有人义愤填膺地告诉我一件事：上级有关部门拨给一个村两台锅炉，每台价值100万，这个村的干部把一台卖了，把钱据为私有。另一台给当地的老百姓使用，但是村干部说，这是我们花了100万买的，你们想用锅炉的话，每家出5000块钱。老百姓当然知道这个锅炉是上面给的，于是到市里面上访。这个时候村干部说，敢上访，把你们家的水管都停掉。我听了之后非常生气，说你们立即给我写材料，我给省领导送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领导干部告诉我的，但始终解决不了。有的地方之所以会爆发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不揭问题。

第二，要公开问题。发现和暴露的问题不能悄悄地藏起来，要上报纸、上电视、上会议、上文件，使大家知道有什么问题。公开问题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如果掩盖问题，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第三，解决问题。要举一反三解决问题。比如说锅炉的案例，不仅要立即解决锅炉问题，还要解决有关上级给老百姓发的东西，统统由老百姓统计出来共有多少，落实了没有，没有落实的要严查。我从长治市调走时，最后解决的是关于西瓜的问题。有一位老百姓种了2亩半西瓜，乡干部把西瓜分了吃了。老百姓要钱，干部说没有钱。这个、那个理由一直推，推了两年都没有给钱。结果老百姓说，种什么都不能种西瓜。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于是找人处理这个问题。有人说，吕书记就快调走了，为什么还要管这么芝麻大的小事情呢。我说，这是芝麻？本来就是西瓜！硬要把西瓜说成芝麻啊！

于是我找到相关责人说，乡干部如果没有钱可以打报告申请啊。吃西瓜没有钱，县里面给补助点也可以，不要占老百姓的便宜啊。县委书记有钱就拨一些，如果没有钱可以向市委市政府请示，市委没钱向省委省政府请示。大家最后一算，每位干部平均也不过十来块钱，凑了凑就齐了。把那位农民叫来，他满脸流泪地说，“感谢党、感谢党，党给我把钱要来了”。我说是我们对不起你。之后，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向农民鞠三个躬，说我们对不起你。结果这位农民就哭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哭。后来我说，不光是西瓜，有没有吃白菜的？有没有吃豆腐的？有没有吃鸡蛋的，都给钱了没有？都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要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

第四，追究责任。吃西瓜这件事，把钱交了就算了吗？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不给人家钱？长治有一位卖豆腐的人，走到乡政府门前不敢穿鞋，手提着鞋就过去了。人们问你为什么不穿鞋啊？他说乡政府的人要是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向我赊豆腐了。这怎么行呢？处理问题不能说完就完了，责任人必须接受处分。

第五，形成案例进行教育。有这五步工作方法，才能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我们现在缺乏方法、缺乏工具。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目标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得有方法，要过河就应该要有桥。你没船没桥怎么过河呢？要意识到船和桥的问题，改革就是方法的问题，必须要研究方法。这个方法有时候是有法律依据的，有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没有法律依据怎么办？就得大胆地创造案例。

例如，我在长治市做市委书记时，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把这里的数字弄明白，后来发现主要的统计数字都水份很大。我把统计局的人叫来，让他按照《统计法》把数字统计一下。他们给我写了一个报告，说数字确实是假的。我立即把这个登在报纸上了。其中有一条，乡镇企业47%的数字都是假的。报纸一登，引起了中央以及各方面的重视。上级部门的领导给我打招呼，说吕日周只有你当官吧？我们不能当了。我说，我不管你怎么办，我知道我怎么办就行了，我要的是真实的数字，当领导就要弄真实的数字。长治市宁可搞实事求是的倒数第一，也不搞虚夸的名列前茅。因为这件事情省领导把我叫去了，我说明情况，省领导说，山西这方面的虚假数字就是50%左右，差不多啊。在这件事中，原来大家都是“依法办的”，但数不实。我抓了一下，数字弄真实了，我就变成人治了？那原来是人治还是法治。

带头推动法治，有三个矛盾要解决

首先是解决党与民的关系，就是我们党和老百姓的关系。要注意解决干部的作风，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方面问题不少。光解决干部的作风还不行，还必须要带动老百姓参与执政。执政是人民的执政，我们不能代替人民执政，一定要正确坚持代表、带领、带动人民参与执政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把某些地方代替人民执政和代替人民管理干部的错误倾向扭转过来。最近我去四川雅安考察，发现他们研究出很多方法，比如说投票都是在秘密投票间里，别人看不到，从而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

比如说，市委领导班子的工作好不好，不光凭省委决定，也要靠我们领导下的几百万老百姓对你的评价好不好。所以，我主张每一个领导干部在当地都要1.5万的老百姓去投票。管教育战线的，老师和家长给你投票，以此类推。在长治市，我提出来的时候有人不同意，有人说，吕书记，你有权这样决定吗？我们是省管干部，你有什么权力测评我们呢？中央有指示吗？省委有指示吗？我说，那我自己想在群众中测评一下自己，没有问题吧。他们说那可以。我让１.5万群众测评自己，你们如果愿意参加也可以。市长说，我愿意。于是，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进行了测评，意见、票数都在媒体上公布了。一公布，就有人议论，书记、市长敢测评，那些没有参加测评的领导，是不是不光明正大呢。在舆论的压力下，其它领导人说，要不要把我们也测评测评？我说，你们看吧，自愿。测评的分数高了，你们就公布。分数不高的就自己看看得了。结果，测评分数高的在报纸上公布了，分数低的没公布。老百姓又说了，这些分数高的官员口碑不错，那些没有公布票数的官员是不是零票？那些人又有压力了，说我们不是没票，而是少了一点。我说反正是自愿，愿意公布就公布。个别人说能不能加点票呢？我说那不能加，多少就是多少。最后票数也都公布了。这就是人民监督我们。

第二是解决党与官的关系，就是党与干部的关系。执政党必须运用“自逼机制”使上来的干部必须为民干活，通过“追责机制”使不干活的干部不要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另外，要把表现好、老百姓认可的干部通过创新的民主集中制提拔到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我做市委书记时使用了“自逼机制”，我在工作岗位上就提出了几句话，“谁不干干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谁不调整经济架构就调整谁”。

第三是解决党与廉的关系，这里不仅要抓案例，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制度上下深工夫、苦工夫。比如说对于广大干部的福利待遇货币化，又比如说我们干部队伍太庞大，要启动“转业干部”的新名词，并减少干部后提高干部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