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池评课:付雁南:故乡的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8:16:15

  我们一家三口是在除夕当天回到陕西老家的。那天,回家的高速路上积着厚厚的冰雪,全部车辆整齐地排在最中间的车道上,稍一踩刹车就可能引发一次惊险的漂移。途中我曾经好几次劝说父亲,路况太危险,“要不算了”,可他却执意要继续朝老家的方向前进。


  “年纪越大,就越想回家过年。”出发之前,他曾经这样说过。


  父亲和母亲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离开家乡的学生。在那之前,他们从没出过远门;而在那次改变命运的高考之后,他们外出读书,毕业后又遵从国家分配,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河南安家落户,并且度过了人生大半的时光。


  如今,从村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却越来越频繁地想回故乡看看。


  我的老家在陕西山区的一座村落里。爷爷奶奶在那里将5个子女抚养成人,但现在,他们全部在外工作,只有两位老人孤零零地生活在村子里。


  几个儿女曾经劝两位老人搬到山脚下的城市里,但被他们坚决拒绝了。因为城里没有自己的地,也没有村里那些可以一起聊天的亲戚们。


  “住在那儿像坐牢一样,有什么意思!”奶奶说。


  于是,为了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我们在冰封的高速路上战战兢兢地行驶了8个小时,又缓慢开上了积满冰雪的盘山公路,终于在除夕的傍晚抵达了老家的村口。


  对于留在村子里的老人来说,出门在外的子女是最大的骄傲


  当我们抵达村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相比于城市里张灯结彩的热闹,这里显得冷清,只有各家门口的春联和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透出些年味儿。


  老家所在的村子位于陕西中部的山区里,因为地处黄土高原,山势不高,山顶也是一片平坦的阔地,所以山不称为山,而被叫做“塬”。一条柏油小路自下而上,串起了塬上的十几座村落。


  大多数时候,从小路进入村子的入口,都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回家的人总要路过这个必经之地,出门的人在这里等待“村村通”的公交车;而农闲的老人们也喜欢蹲在这里,晒晒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


  对于那些生活在村子里的老人来说,各家出门在外的子女是最好的谈资。早些年,家里有人能“进城”,就足够拿来炫耀。那个时候,能够拥有一张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是村里每个人都羡慕的事情。20多年前,爷爷奶奶的5个子女先后考学离开了村子,在塬上的好几个村里都传为佳话。


  再后来,进城的人越来越多了,村里的人们便不再满足于此,一个“有本事带车回家的儿子”才是令人羡慕的。每当有小车开到村口,聚在这里聊天的老人们都会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想看清楚是谁家的孩子。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人又开始悄悄比较各家汽车的好坏,他们大多认不全那些复杂的汽车标志,但对于每辆车的价钱,却总能记得清清楚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当有人回来,村口的那片空地就成了一个舞台。前几次父亲开车回来的时候,爷爷奶奶就是在这里,面对众人交织的目光,笑呵呵地从人堆里站起来,坐上儿子的小汽车,回到100米外的家里。


  甚至有一次,爷爷还像电视里的领导人那样,把胳膊从车窗里伸出去,冲着刚刚还在一起聊天的人们挥了挥手。


  不过这一回,我们回来得晚了,天气也太冷,原本热闹的村口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那个供人们等公交车的小亭子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积雪里。接爷爷奶奶上车的计划落了空,父亲只好默默地把车开到了爷爷奶奶的院子门口,想了想,又用力地按了按喇叭。


  他们回不来,外面生意太忙


  爷爷奶奶一共有4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又有了1个孙子、3个孙女和1个外孙女。其中,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儿子,工作都在很远的地方,只有小儿子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叔和姑姑生活在村子山下的市区里。


  按照家里的规矩,姑姑过年必须要回到婆婆家里,而4个儿子,最近十几年也几乎从没有一起回过家。今年的春节,真正回到家里的,也只有我父亲和小叔两个儿子。


  当然,这一切比我在河南经历的过年还是要热闹多了。我和父亲、小叔在寒风里缩手缩脚地贴好了春联和门神,母亲和婶婶身为家里的媳妇也和奶奶一起麻利地备好了晚饭。作为一家之主的爷爷,则点好了几个炉子,让家里的窑洞开始透出了点暖和气儿。


  如同黄土高原上其他的村落一样,老家的住宅并不是房屋,而是三间拱形的窑洞。它们由砖块垒成,上面又覆上了厚厚的黄土,保温隔热,村里人常夸口说它“比空调还舒服”。至于睡觉的床,则是中间挖空的火炕,冬天烧起来,整个被窝都被烘得暖洋洋,再寒冷的天气也能让人睡出一身大汗。


  于是,在这个窑洞里,我们吃了这一年的团圆饭。爷爷还专门为此找出存了一年舍不得喝的白酒。不过,在这场8个人的团圆饭中,晚辈们不断举杯,爷爷却几乎没说一句话。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场景并不会让爷爷觉得满足。12年前的春节,全家4个儿子都回家过年,因为人太多,大家挤得连饭桌都坐不下了。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团圆饭,爷爷笑得咧开了嘴,举着手里的酒杯,对着桌上的晚辈说:“今年的团圆饭很热闹,我希望明年能继续保持。”


  可惜,在那之后,全家人又回到了不同的城市,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团圆饭也再没有那么热闹过。


  事实上,冷清的变化弥漫在这个新年的很多场景里,连除夕夜里照例的祭祖仪式也不例外。


  故乡的祭祖仪式并不复杂,在父亲的爷爷居住过的窑洞里,全族男人面对先人的遗像烧纸、磕头。2000年除夕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参加过一次,那时,整间窑洞跪满了黑压压的人,我只能远远地站在门外。而这一回,只有不到10个人稀稀拉拉地跪在那里。


  “他们回不来了,外面生意太忙。”一位亲戚这样解释他儿子的缺席。


  回到老家的族人在炭盆里一点一点烧着纸钱,旁边的电视里,春晚的小品还在不断引发观众的大笑和掌声。


  “磕头了!”小爷爷的一声令下,跪着的人们匆匆磕下头去。在他们面前,一些没有燃尽的纸钱灰带着火星,飘飘扬扬地飞上了屋顶。


  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唱过秦腔了


  除夕的守岁结束后,初一的早上,我是被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醒的。那大概是村里最有年味的时刻。不过,这些噼噼啪啪和硝烟并没有改变爷爷的作息,他依然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坐在炕头的椅子上,拧开了桌上收音机的开关。


  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爷爷那个银灰色的收音机始终被固定在同一个频道,每天早上只要一拧开关,就会有秦腔依依呀呀的唱词流淌出来。


  “这些词儿唱的到底是什么啊?”我问爷爷。


  爷爷一时被问住了。他侧过头,听了一会儿才告诉我,那仿佛是《杨家将》里的一个唱段。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认真在听这些旋律,那些模糊热闹的唱腔,仅仅是爷爷每天早晨的生活里,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爷爷是个地道的秦腔票友。从前村里排样板戏,他唱过《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也唱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十几年前的暑假,我曾在村口的一场表演中,看到爷爷伴着板胡的旋律和板鼓的节奏,唱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段落。当时,全段的唱词我一点都没听懂,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爷爷为了完成秦腔里高亢的唱腔,整张脸都涨得通红。


  可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秦腔已经显得有些无趣。


  爷爷已经很久没有机会重新吼上两嗓子秦腔了。在生产队解散之后,很少再有人组织排练样板戏,唱戏的人们也很难再聚到一起。如今,村里的人甚至说不清楚,那些用来伴奏的乐器到底被丢在了哪儿——反正,几乎没有人再去张罗这些。


  过年的几天里,村里唯一的庆祝活动是打鼓。村口支起一面大鼓,又备下一面锣、4面钹,6个人聚在一起就能叮叮咣咣敲上5分钟。这些欢快的节奏原本该配上更多的项目,如今却只有几个老人聚在一起自娱自乐。


  “老了,没力气了。”爷爷敲完一轮之后,挥一挥发酸的胳膊,和一起敲打的几位老人自嘲地笑了起来。


  年轻人是不会参与这些活动的。就在去年,因为一位亲戚的过世,家里人请来了戏班子,又唱起了久违的秦腔。可台下的观众再没有表现出过去的热情。等到戏曲结束的时候,台下只剩下寥寥几位老人,至于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就耐不住性子散去了。


  流行歌曲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音乐。就在爷爷打开收音机,固执地听着秦腔的时候,隔壁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家里的VCD唱起了卡拉OK。那些并不时新的歌曲音量充沛,轻易就把爷爷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秦腔盖了过去。


  总而言之,农民靠种地是挣不来钱的


  除了春节的几天,大部分时间,爷爷奶奶都是独自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爷爷和他的兄弟们曾经在解放初的时候,在山下的煤矿里做过矿工,他的大哥就是在一次矿难中去世的。后来,人民公社成立,爷爷也回到了村里,老老实实地又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之后,家里分到了几亩地。之后,几个孩子一一考学、转成城市户口,家里只剩下两块共计3亩的土地。


  平常的日子里,爷爷奶奶两个人在地里耕作,种些庄稼。农忙的时候,他们还会打电话,把距离最近的小叔叫回家里,让他帮着干些农活儿。


  不过,对于早早进城当上干部的小叔,这些工作实在过于繁重了。


  更何况,种地根本没给爷爷奶奶带来什么收入。黄土高原上气候不好,土地大多广种薄收,一年辛苦劳作下来,只有一两千斤麦子的收成,最多也就能挣到1000多元——几乎抵不上化肥的花销。


  90年代,村里流行起种经济作物,爷爷奶奶也犹犹豫豫地转变观念,跟随潮流,在其中一块地里种上100多棵“据说很赚钱”的苹果树。


  然而在经过了5年的育苗、扦插等复杂的培育之后,好容易长出的苹果并没有给家里带来想象中的收入。事实上,最开始的那几年,爷爷奶奶卖苹果的收入跟种地的收入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从种庄稼改为种树之后,国家每年多给了几十元“退耕还林”的补贴。


  “总而言之,农民靠种地是挣不来钱的。”回忆起那些年,爷爷叹着气总结说。


  最近两年,在村里的一次重新分配之后,爷爷又得到一片不大不小的土地。那儿离家足足有5公里,而且土壤贫瘠,几乎种不了什么庄稼。一番精打细算之后,爷爷决定在那里种上些花椒树:不用常常照顾,还能收获些上好的花椒,而且,这些布满了刺的、干巴巴的枝条,还能像苹果树一样,换来国家“退耕还林”的补贴。


  但日常的照料和收获时的采摘还是少不了的。每到那个时候,爷爷就需要大清早出门,走上来回10公里的山路,干上一天的农活儿,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家里。


  土地就是老人们最重要的财产,可年轻人却不愿意再以种地为生


  因为觉得太过辛苦,小叔坚决不同意爷爷去耕种那片新分来的地,他希望让那些花椒树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自生自灭。对此,爷爷奶奶并没有表示抗议——事实上,他们是顾不上抗议。更大的变故发生了,小叔已经“先斩后奏”,把家里的那片麦地悄悄送给了另外一户亲戚。


  小叔自然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去种地,又辛苦又挣不来钱。万一把身体累坏了可怎么办啊?”小叔不止一次对爷爷奶奶说。


  爷爷奶奶的两块地离家里不远,但过去的路却并不好走,赶上下雨天,没走几步,鞋上就会沾满沉沉的一脚泥。更何况,在几个子女看来,大家每年寄回家的生活费已经远远超过了种地的收入,反倒是老人种地的来回奔波总让大家觉得担心。


  “送出去也好。”连我听到消息时也是松了口气的感觉。


  可爷爷奶奶并不领情,儿子“先斩后奏”的行为把他们气坏了。尽管村里的年轻人早就发现,在田里辛苦耕种一年所换来的收入,还赶不上在省城里当一个月的小工,可对于两位大半辈子都在种地的老人而言,土地仍然是自己最重要的财产。


  因此,每当想起自己一份“重要的财产”被白白送了人,奶奶都会恨恨地抱怨一句“败家子”,尤其是在她需要花钱买面的时候。


  在那之前,爷爷奶奶家里吃的面粉都是自己地里的麦子打出来的,看起来有点发黄,却因为“没有添加剂”,深受几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的喜爱。而现在,家里不仅没了自产的“绿色食品”,还需要花钱去买那些“来历不明”的面粉,这让奶奶每次想起来都会气愤不已。


  离爷爷奶奶最近的小叔最常接收到这些抱怨。因此,每次回到老家,他都会检查家里的面缸,在发现快吃完的时候迅速买回面粉把它补满,让两位老人尽量忘记自己那块已经送人的地。


  “我真的是不容易啊!”有一次,喝醉了酒的小叔在电话里对我抱怨。


  唯一留下的那片苹果园依旧是他最大的负担。每年秋天,他和同样在附近城里工作的姑姑都会被爷爷奶奶叫回家,弓着腰,从低矮的苹果树上把满园成熟的苹果一个一个摘下来,堆在纸箱里。


  有一次,姑姑在电话里告诉我,一天的时间,她和我小叔摘了4000多斤苹果,足足堆满了家里的整个院子。


  “我现在看见苹果就想吐!”姑姑说。


  那些摘下来的苹果,大多都直接交给了前来收购的果汁、果醋厂。10年前,红富士苹果在北京的市场上两元一斤,可家里收获的苹果,每斤的收购价从没超过两角钱。


  可以想象,小叔和姑姑发现自己腰酸背痛的结果只换来了七八百元,是一种多么郁闷的心情——这还是没有扣除肥料、农药等成本的毛收入。


  有一年,小叔干脆想了个新办法。他自己花钱包了辆车,请同事们来家里“体验农家采摘”,最后请大家吃一顿饭作为答谢。结束后一算账,单是包车和请大家吃饭的费用,就超过了1000元,两位老人在果园里一年的劳作,就算是白干了。


  “败家子!”听到账目的奶奶忍不住又愤愤地抱怨起来。


  大年初二的那天,我踩着积雪覆盖的泥巴,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苹果园里。这是爷爷奶奶最后一片用心耕种的土地,近百棵枝枝杈杈的果树光秃秃地立在雪地里,等待着来年新的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