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其事造句子:神秘特工李士群之死 9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苏联根本无暇兼顾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延安抓住这段难得时间，搞起了“整风运动”。
“皖南事变”的教训及类似的历史经验都提醒了他，必须立即调整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党之间那种长达二十年的下级服从上级、儿子听命于老子的关系，必须破除党内对莫斯科盲目迷信的心理。
与莫斯科拉下面子直接对抗，显然不可取也不可能；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承认了毛泽东的地位，王明失掉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大势已去。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此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战略意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毛泽东其锋芒所指，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擅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二十年来党的历史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虽与客观条件有关，但更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毛泽东点名指出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且，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危害更大。
原为王明的得力助手的康生，反戈一击。
毛泽东放手让康生主导“整风”运动。
作为社会部和情报部两部部长，康生把“整风”演变成“审干”。
1941年8月，延安成立了“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开始负责对延安多数干部和几乎所有的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投身于革命的知识青年，进行“整肃”。
“整风运动”发展成了铺天盖地的政治上“肃反”和“深挖内奸”的清查活动。
毛泽东看着“整风运动” 矫枉过正。
也许，毛泽东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共产党在血和火中涅盘重生。
直到最后，毛泽东才出面制止康生，“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相对而言，活动在江南的新四军内的“整风运动”，就没有陕北延安那么激烈和惨痛。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在审查，其中的重点还是与“皖南事变”有关。因为，由于博古等人已经被定性为“左”倾 “路线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潘汉年自然成为内定的主要整风对象。
但是，由于华中局和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至少在表面上还没有对潘汉年开始“整肃”，不过，一张无形的网也同样笼罩在他的周围。
潘汉年作为博古最重要的助手，有很多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必须讲清楚。
潘汉年又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曾自嘲自己：“我有辨别真伪的敏感，而缺乏驾驭旁人的野心，同敌人周旋，我游刃有余；和同志打交道，我深感智力不够，瞻望前程，不寒而栗……”

潘汉年是个文人本色，敏感，细腻。喜欢肝胆相照，愿为知己者死。对于无端的怀疑和不被信任，他很难将息。“整风”发展为“审干”，毛泽东将彻底替代张闻天。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会如何看待自己，对待自己呢？

凭着灵感，他感到一丝苦涩。

回到根据地不久，潘汉年写了两首绝句。

“萧萧细雨又黄昏，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醒来犹是客中身。”

“岁月磋跎万事空，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荣辱何妨一笑中。”
诗为心声！
潘汉年此时此刻，既有浩然之志，又有低沉之调；既有荣辱皆忘的豁达，更有辛酸遍尝的苦涩！
  
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李士群开始安排潘汉年一行渡江北上。
潘汉年现在对李士群和善了许多
1942年底，第三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他们开始把向有关的情报人员关系陆续向各国的共产党人转告。华中情报局和潘汉年这才知晓了李士群和共产国际和“奥格伯乌”保持着断断续续的秘密联络。知道了李士群的“奥格伯乌”间谍身份后，潘汉年对李的态度才有本质上的改变。
最近，更让潘汉年紧张和不安的却是华中局的秘密情报人员中西功的被捕一事。

中西功是日本共产党员，他的被捕让双方的空中联络枢纽中断。由于中西功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性，潘汉年和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非常紧张。

延安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设法营救中西功和他的领导人“影子先生”。不过，“影子先生”是谁，延安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所有日本在华的情报人员档案一鼓脑儿地全部告知中国共产党人。

这时候，却有一个地位极为重要的日本高级将领却主动通过电台直接和中共华中局情报部联络，由于使用的还是原先的密码，中共华中局情报部和延安一时无法判定真伪。

延安经研究后回电表示，可以考虑派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亲自来和这日本高级将领面谈。

1942年8月，冒着酷暑，潘汉年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和这位神秘的“影子先生”在兆丰公园的喇叭型露天音乐厅见面。

两位神交已久的特工人员终于见面了。

“影子先生”的真实姓名为武田义雄，现为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今部副参谋长并兼任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少将军衔。

武田义雄是日本军中首屈一指的苏联问题专家，长期来一直掌管着在华日本派遣军的情报部门，他居然是苏联间谍，这让世人匪所思夷！

很久以来，“影子”先生总会及时下达命令给中西功，让中西功通过电台，向中共和莫斯科传递重要的战略情报。有关日本军队对中国的各次战役行动均由中西功通过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传递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情报部；有关日本军队针对苏联的各种情报由中西功直接发往莫斯科苏军参谋总部。

“影子”小组是共产国际远东谍报机构的杰作。

可是当1942年7月，日共党员中西功暴露被捕，华中局情报部和“影子”先生的空中信道被迫中断。

武田义雄开始陷入—种痛苦之中。

然而，这种挫折私毫没有使他退缩。武田利用以前掌握的密码冒险对莫斯科进行呼叫，可都以失败告终。武田转而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呼救。

今天，武田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了！

潘汉年紧紧握住了武田义雄双手，对这位长期来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确及时情报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表示十分感谢。

武田义雄告诉潘汉年，中西功是他“武田小组”的报务员，报务密码只有中西功一人知道。每当有关日本军队对中国的各次战役行动均由中西功用密码传递给中共华中局情报部。有关日本军队针对苏联的各种情报由中西功用密码直接发往莫斯科苏军总部。

由于中西功的被捕，“武田小组”没有了报务密码。无奈之下，武田只得用旧的密码和华中局联系。

潘汉年提出是否能展开营救中西功的活动。

武田义雄挥了挥手，说道：“不行，现在中西功为了保护我，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南满铁’上去。而且，现在日军情报部门是由一个叫都甲的人负责，他对我很不友好，我们要避开其锋芒。”

武田义雄提出，中西功出事后，不知为什么缘故莫斯科已经停止和“武田小组”的联系，是不是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华中局，更好地发挥作用。

武田告诉潘汉年，张浩是他的入党介绍入。

但是，潘汉年告诉武田，张浩已于1942年在延安逝世，一时无法证明武田的党员身份。再加上最近共产国际已经在考虑解散之事，所以告诉武田先不要着急，共产国际会很快把他的组织关系调给中共。

根据情报工作的特殊性，潘汉年要武田现在暂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为党工作，一有消息立刻及时通知他。

武田闻听张浩已经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算起来今年张浩也只有45岁，真可谓英年早逝。

武田告诉潘汉年，是他假手杭州日本的“松”机关的特务铲除了金华的国民党中统邓纫小组。邓纫是重庆和“梅”机关之间的联络纽带，暗中勾结，危害性极大，非除不可。就是金华的这个邓纫小组，在“皖南事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邓纫提供的情报质量高，也很及时。

武田告诉潘汉年，李士群是他一手安插在敌人心脏中的一颗定时炸弹，李士群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并非完全清楚，但是他加入苏联“奥格伯乌”做间谍时来已久。是苏联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亲自发展的。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还告诉他，李士群和中共的关系别别扭扭的，但是他要武田注意李士群这个人。乌里茨基将军还要武田记住李士群的苏联名字“伊凡·西格里夫”，因为这是个具有间谍天赋才能的中国人。

武田从侧面得悉有个叫“龙爪”的国民党高级间谍已经渗透到延安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这个“龙爪”非常神通广大，就是他给邓纫提供的情报，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龙爪”是究竟是何方神圣？

武田提醒潘汉年，要通知延安分外注意这个“龙爪”！

和武田分手后，潘汉年又去静安寺“涌泉”和中将胡均鹤的副官徐汉光见面。在穿着上校军装的徐汉光（刘毅）的陪同下，潘汉年出入愚园路1136弄方便了许多。

徐汉光的经历和李士群相似，被顾顺章出卖后，只得自首并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后来，徐汉光成了潘汉年情报网中的人，也算是一个“白皮红心”的两面间谍。

1940年，徐汉光被76号逮捕后，只得为李士群工作。李士群让他做中将胡均鹤的副官，专职和潘汉年联络。

今天由于胡均鹤的事先关照，李士群在家恭候着潘汉年。

两人之间再没有以前那种唇枪舌剑和咬文嚼字了，谈话一下子就切入主题。

这次潘汉年为了保证转移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安全出境，又一次要李士群确认此事。

得到了李士群的肯定的答复后，潘汉年放心了。
但是，事后仔细思想前后，潘汉年又迷惘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潘汉年在李士群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失误，正确的是毛泽东!什么“为渊驱鱼”，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等等原先让潘汉年感到刺耳和揪心的话,现在开始让潘汉年心服口服！
毛泽东的确是高人，而且是大大的、前所未有的高人。他在许多关键问题的敏锐眼光，让潘汉年彻底折服。
潘汉年和他敬仰的中共领袖张闻天、博古都是些温文尔雅的文化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又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染。他们对待强权暴力，却是傲骨铮铮，强项不屈，但为人处世却有时候像天真无邪的孩童。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这在他们身上无不留下深深的烙印。当他们面对残酷无比的暴力撕杀的血腥场面时，他们往往不能习惯，因此有一种说法，说他们是“治世的能臣”和“乱世的饭桶”。

红军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选择了毛泽东，博古、潘汉年心有不甘，却不得不接受。遵义会议后的一天，博古、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

以后的日子，毛泽东的果敢，他的别出心裁，他的远谋，他的近见知远，他的灵活，他的预留地步，常常让潘汉年惊奇和激赏。潘汉年总会感到，毛泽东的智慧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毛泽东的谋断如万泉之水出深山，有源头又好像没有源头。

1933年夏季，潘汉年奉命进入江西苏区以后，也曾和毛泽东多有接触。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还挂着一个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大权早已旁落。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毛泽东在党内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了。毛泽东的处境不佳，却仍然显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他在逆境中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政治家风范，使得潘汉年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潘汉年还是有所提防的。
1934年初，潘汉年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兼任中共赣南宣传部长，常去闲居赣南鄠都的毛泽东处登门拜访。那个时期，毛泽东尽管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十分不满，但批评时的语气和用词都很谨慎，也许，他对潘汉年还有所提防；也许，他和潘汉年的关系还有些尴尬。潘汉年惊讶的是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毛泽东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可是，当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开始翻盘。

此时的毛泽东，绝没有因为个人地位的改变而欣喜、而自得。此时毛泽东的那首《忆秦娥-娄山关》，给了潘汉年极大的心灵震撼。作为诗人，潘汉年比一般人更能感到毛泽东的诗词中的气势磅礴和寓意深刻。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吐露了毛泽东当时悲凉凄绝的心情，抒发了毛泽东当时勇担大义的无私、无怨、无悔的大爱之心。这种悲凉心情和大爱之心，深藏在毛泽东心底，他是很不愿意直说出来的。潘汉年是能读懂这首诗词的极少数人之一。

潘汉年原深受博古等人先入为主的影响，总以为毛泽东是个野心家、自由主义者和极端自私自利者。

可是眼前的毛泽东，心胸开阔，襟怀坦白，把革命利益和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

潘汉年懂得：“西风烈“是毛泽东暗指“从西方回来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及李德等人，他们自以为是，愚顽地、执着地执行着错误路线，无情打击持正确意见的我和其他同志呀！”

潘汉年懂得：“长空雁叫霜晨月”是毛泽东暗指“热火朝天的革命事业犹如进入了深秋。漫天的秋霜带来了刺骨的寒风，月光也因此显得苍白凄冷。我离开了群众，离开了部队，就像掉队的大雁一样，在凄冷霜天孤苦伶仃。”

潘汉年懂得：“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是毛泽东暗指“孤苦伶仃的我也曾多次提出要到战场上去，却遭到拒绝，就像一匹不让上战场的骏马一样，无法奋蹄飞奔。我也曾多次提出了各种策略和建议，都被弃置不用，就像一个孤独的喇叭，声音是那么的低微。”

潘汉年懂得：“雄关漫道真如铁”是毛泽东暗指“现在红军离开了井冈山，一路上屡受重挫，眼前这一道道险关要隘，对于红军来说真是如钢铁一般难以撼动呀。”

潘汉年懂得：“而今迈步从头越”是毛泽东暗指“即使这样，我现在承担了这个重任，只能像刚上井冈山一样从头再来了。”

潘汉年懂得：“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毛泽东暗指“即使从头再来，可现在的实际情况和井冈山也是大不同呀！现在，红军身处4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贵州地区群众基础极为薄弱。如果说井冈山的座座大山是红军的天然屏障的话，那现在的座座大山，就像一片汪洋大海，随时可以吞没三万多疲惫不堪而毫无群众基础的红军。在井冈山上，红军是多么的雄壮威武，犹如一轮红日升起在东方。可现在，战士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弹尽粮绝、身处绝地，没有了朝气和力量，随时可能血染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