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回味无穷是什么意思啊: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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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疑古」，即对古代历史与古代文本表示怀疑，通过考证确认其「有无真伪」，是世界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此现象在中国与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在日本学术界的一场疑古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大、参与者多，影响深远，不仅是一场学术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学术史，「日本的疑古史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日本现代，疑古与「启蒙」、「批判」这两个概念有关。疑古，是启蒙思想与批判主义在史学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有两次启蒙思潮。其一在维新后不久；其二于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每次启蒙主义思潮，都以介绍「西洋事情」，批判传统思想为其特点。这样，启蒙思潮领先，批判思潮相随，随之导引相应的史学思潮，即启蒙的批判主义史学跃上历史的潮头。作为日本「第二次启蒙」1思潮中的活跃人物，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创造出这个时候的批判主义疑古史学。
一 《崔东壁遗书》与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前奏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标志性事件，揭开日本疑古的帷幕，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则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而，探讨日本疑古思潮，而试图去寻找它的源流时，则会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这个名字。可以说，从那珂通世到白鸟库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等，表现出日本现代疑古思潮演进的三个阶段。
仔细想来，日本「疑古」思潮兴起，从文本视角考虑，源泉竟然是一本中国书──崔述的《考信录》，而将这本书3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著名中国学学者那珂通世4。
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篇第七号发表那珂通世的〈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四十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计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中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5
在那珂通世看来，《考信录》所做的工作「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考信录》所斥者真是「圣人之道」吗？可能稍欠史证，但至少在日本学者的心目中已经产生这样的印象。也许，日本学者之所以看中《考信录》，就是因为这本书背后，有着被他们称道的批判精神，而这恰好与二十世纪初该国蓄势待发的新一轮批判思潮相吻合。
过了一年，也就是1903年的4月，那珂通世终于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这是一件大事，给日本批判主义疑古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资料资源6。
崔述（1740─1816），河北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清朝举人，曾为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二岁北归。7关于他的学问，《清史稿》云：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着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中国学术史上历有考史之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崔述的《考信录》、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方法不同，主义相近，而《考信录》则为其中突出的一部。
崔述五十三岁时收徒陈履和，当时陈三十二岁，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然而这位学生记得师恩，尽其一生传布老师的学问，为崔东壁刻书，以至「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传世的《崔东壁遗书》（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就是他献给老师与后世的厚礼，而《遗书》中重要的一部乃《考信录》。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记载，那珂通世是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获赠《崔东壁遗书》的，这本书就是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8。
那么，狩野直喜是从哪里获得这本书的呢？原来，1900年前后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俞樾等人交游，有可能获书。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称：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详细载崔述事，摘录学说概要，引起日本人注意。他的书在日本也有很多抄本。内藤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那珂遂得其完本出版。
「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在崔东壁看来，中国的经典已有「传注」杂于其中，而「传注」又有「百家」杂于其中，因此无论经典，无论传注，都存在伪杂相掺的现象，因此要怀疑、要去杂。崔东壁书的出版给日本学术界带来新气象与新思维，鼓舞一部分学者确信：经典不神圣，学术无禁区，古经古史可以怀疑，而张起大旗，奋发有为的，则有著名学者，那珂通世的学生白鸟库吉。
二 《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及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出世
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指出：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9。
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是日本较早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在千叶县上中学时受到校长、著名史家那珂通世与英文老师三宅米吉的熏陶，两人都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最初提倡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研究「东洋史」、中国史的兴趣。而从白鸟库吉是那珂通世学生这一点来看，白鸟库吉疑古思想也当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
1887年白鸟进入东京帝国大这新设的史学科，成为德国历史学家里斯的第一届学生，接受兰克史学的教育10。据他的孙子白鸟芳郎回忆，「祖父晚年在病床上经常把里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十分的贵重。这对祖父来说大概是回忆起了许多深沉的东西。」 11德国兰克史学重考实，主张通过史料核证，求得历史的真实，同时又不失理念的执着。兰克史学的这个特点，在以后白鸟库吉的史学活动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1901年白鸟库吉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先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汉学。又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研究乌拉尔·阿勒泰语系诸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写《乌孙考》、《朝鲜古代王考》发表在欧洲东方学杂志。夫人大村茂子的长兄大村仁太郎是十九世纪末日本最有名的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家，当时任日本学习院教授，这对白鸟库吉接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12。
白鸟最早研究朝鲜史与西域史13，用民族学、语言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曾主持满铁调查，为东洋文库首任馆长。刊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十卷行世。
他研究中国史的结果，得出「尧舜抹杀论」。
白鸟称：据《尚书》记载，尧、舜、禹分管「天」、「地」、「人」三大政事，各有职守，互不逾越，过于规整，颇可怀疑。
尧测天文，「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时。」《尧典》称其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舜责人事，又是一个孝的典型。据载乃瞽人之子，「其父顽，其母嚣（中去页加臣），其弟傲，然舜据称长久和以孝，不至于奸恶」。尧知之，「试其德」，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考察三年，随后「始授帝位」。「又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年二十即以孝闻。」 14
禹专主治水，凡治水事迹专归舜，治水与土地有关，因此职守为「土」。
这样，按照《尚书》的编排，尧、舜、禹各备职守，「天、地、人」各有归属。尧管理「天」，舜管理「人」，禹则管理「地」（土）。
三王事迹截然分开，颇不自然，「实应大疑」。白鸟勇敢推断中国「三才」思想是三王传说的催化物。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思想，三王事迹本属乌有，属后人杜撰。
他考证《舜典》述三礼：祀天地、享鬼神、祭地祗；《甘誓》说三正，《易经》中有「三才之道」。从「三」字引开，白鸟信心充足，决心将三王怀疑论坚持下底。 白鸟论云：既然中国素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可以推知「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故而尧舜禹三传之说，实非「相继之事」，而是「并立」之事，「传说整体有不自然及人为之统一」之疑。
如要说从中国「三才」思想出发解明「三王」的虚拟是白鸟做的第一件工作，那么接下去要做的是把三王事迹一一推翻。
尧死后，舜亲政天下。白鸟说：「吾人应留意处，当舜在人事上之所为，及其身之孝性。」15然而舜的事迹过于牵强，舜的考道，以常识论，难以置信。
至于大禹，据传因舜之推荐而登位，「一生事业，在于治水」。舜始用禹父鲧治水，九年无功，改用禹，十三年后，「终治浩浩之水，蒸民赖之以安，禹之事业，唯此一宗」。显见「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16。
大禹治水的记载真实乎？──白鸟发问。史称洪水既来，荡荡滔天，浩浩怀山，实为极大的洪水，泛滥的不仅是黄河，而「诸水皆然」。他引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观点说：中国举国之大河，加在一起，总长一千五百公里，加上其它的河流则又有延长。这样，「禹以十三年之功，不可能塞之」17。长城延四五百里，非始皇一代之经营，中国滔滔之洪水也非大禹十三年所能治。大禹功绩既为治水，而治水既不可能，这个人物的存在也同样不可能──这是白鸟推断的逻辑。
白鸟又用文字学方法考察「三王」：《说文》第十三，论尧之字义乃「高也」、「高远」之意。《风俗通》卷一《五帝》条又云：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如《白虎通》卷一所说，也是高的意思。由此白鸟断定：尧，即高远至高。尧司天，用这样的字作为他的名字「当非偶然」。
关于禹的字意。白鸟说：「禹」意「四垂为宇」。孔颖达《正义》有「四垂为宇」语。四垂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也称「四至」。又引《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因此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作为一个批判主义者，白鸟库吉否定历史上三王的存在，进而否定三王崇拜，等于抽去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观的事实基础，给了保守论者「致使」的一击。
然而，白鸟并没有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他对儒家思想依然抱着一线温存。
他设问儒家理想有系于「三王」，「抹杀」三王，否定其存在，儒家权威会不会受到伤害？他自答：不会，「三王之存在与儒教理想并不相关，失去偶象，儒家理想依然存在」，尧的至公至明、舜的孝顺笃敬、禹的勤勉力行，属古代中国人于王者所望，依然存在，「儒教之生命亦因之得以保全」。
有意思的是他似乎预见到中国古史辨派会把大禹说成虫，表示把大禹说成虫无根据。他说：「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
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一出，立即在日本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十七编第一号上，就尧舜禹有否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质疑「尧舜禹抹杀论」。1911年后，又有《关于尧舜禹抹杀论》问世，考证《尚书》?《虞夏书》、《商书》年代，探讨殷末周初文明状况，对白鸟库吉「抹杀论」做具体驳难18。
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二卷第十二号刊白鸟库吉〈关于中国（支那）革命史的说明〉，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
1911年9月林辅于《东亚研究》第二卷第九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驳白鸟库吉说。
1912年2月与7月，白鸟库吉分别在汉学研究会与日本史学例会上，以〈《尚书》的高等批判〉与〈儒教的源流〉为题，发表演讲，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也曾着《书经的研究》，对《尚书·虞书》所载天象作详细考证，反驳林泰辅，支持尧舜禹抹杀论20。1915年白鸟库吉又发表〈儒教在日本的顺应性〉，再次论证尧舜禹「绝不是真实的人物」。
直到1921年，《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四号还刊登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21。可以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余波不尽，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影响着日本学人，而他与林泰辅等学者在这问题上的争论则无形中扩大了影响。
三 〈《尚书》的高等批判〉「中国古代 文化西一说」登声， 将「抹杀」论推到新平台
「尧舜禹抹杀论」的发表，激起林辅泰等人的反驳，白鸟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意见作一个系统的阐述，为此于1912年发表〈《尚书》的高等批判〉等。在〈《尚书》的高等批判〉中他没有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相反进一步指论中国许多古代思想非出本地，而从伊朗、印度、亚述等地输入，着意创说「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22。这样就将自己的理论推上一个新平台。
他在〈批评〉中说：中国「阴阳」及「天地三才」思想与中亚思想相关。伊朗拜火教中有阴神与阳神的说法，佛教无明与真如说则为阴阳思想的变形。三才思想存在于印度的《梨俱吠陀》中，这样的思想在亚利安民族中显得特别明显。
中国有二十八宿的思想，印度则有二十七宿的思想，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说。这样，如果推算二十八宿的思想在公元前1150年发生，则传入中国也大致在那个时候。《禹贡》已有「流沙」与「弱水」地名，位在新疆，可作左证。
他又说：一天分为十二时及五星（尚木星而居中央）思想乃从亚述传入中国，由五星思想又发生五行思想。
《易》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帝的出现与五行思想有关23。《书经》中，尧以前甚么都没有记录，而黄帝又出现在这之前，可以推想黄帝事迹是后人的制作。
依照白鸟的说法，后人有五行思想，为凑满五行的需要，硬是加上黄帝等历史角色。如同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有了五行思想就制作了「五帝」。这样白鸟继铲除三王存在地位之后又发动新的攻势，奖伏羲、神农、黄帝也列入否定的名单。
世界上文化相似的现象很多。一般说来，不同的人类种族，处于不同的地区，可因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近似而发生近似的文化。文化不仅是传播的产物，也是地理环境与生产形态的产物，文化不仅是「连锁」发生的，同时也可能独立发生与存在。不可以一旦发现近似的文化，就断言某个文化是另个文化的复制。白鸟没有理会这种文化发生学原理，过急地给中国文化下了西来说的断论，颇多牵强。
白鸟的上述观点与他的批判主义发生联系。他知道「崇古论」对文化现代建设有多大的危害，决心对经典的「古代」意识，即「三王」「五帝」概念作无情批判乃至否定。历史上既然没有「三王」也没有「五帝」，对他们的崇拜还有甚么意义？
白鸟还嫌着力不够，又论中国古代文化源自西方，意要抽去崇古论的最后底线。学术界常有的情况，先有一个意念存在心中，衍为研究的动机与方法，然后填充史实，这就带来「求真」与「求是」的矛盾。求真，追求事物之真实，求是，探求事实中的道理。道理存在于事实之中，求得事实，道理自明。问题在于一味求「理」，而忘记「理」存于「事」，强求理而忽略于事。这样尽管道理新颖，但最终缺少太大的说服力。如此毛病即使在大学问家的身上也时有出现，尤其当「历史主义」在他们的治史理念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时候。显然，白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
四 白鸟不仅对中国古史表示怀疑，也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
假如我们不把白鸟库吉的研究与日本当时的批判主义思潮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假如我们不是发现他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同时，也对日本古代史持同样的质疑态度，我们真弄不明白白鸟库吉的一连串史学作为，究竟居心何在。
事实上，白鸟在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时，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本古代史学，对准日本「神代史」。结论是，日本不是「神国」，「神代史」只是世俗历史在神秘天空的投影与古代御用史家别具目的杜撰。白鸟有《卑弥呼考》，考卑称呼这个日本「先祖」级人物的存在情况24。
和十（加走旁）哲郎在《日本古代文化》一书中总结了白鸟的基本观点。
其一，日本太阳神崇拜与将太阳神奉为皇祖的信仰是四世纪乃至五世纪的时候出现的。
其二，按照神代史的记载，天照大神一旦隐居岩穴，天地一片黑暗；走出岩穴，世界即刻一片光明。这正和卑弥呼去世后日本出现混乱、倭女王壹与出世后日本归于平静的历史事实吻合。
其三，日本神话中有天安省原八百神集合拥戴大神的传说，而历史记载中也有倭女王不用武力而以神秘魅力服众的故事。显然，如果说神话传播着太古的事实，神话记载的天安省原故事就反映了卑弥呼时代的社会状况。
其四，历史上卑弥呼是女王（她居住在九州地方），而神话则说日本的神以女神的样子出现，这正应对了历史的真实。
总之，日本的卑弥呼神话，引伸出天照大神的神话（卑弥呼是日本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的女王。《魏志?倭人传》记该女王统治着当时日本三十多个小国。公元239年，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往中国，明帝授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神话中的神主形象实与《魏志》中日本君主形象一致。《魏志》中，倭女王用鬼道统治国家，而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恰恰就是一个祭鬼的神。这样，日本神话中的神便成为日本古代君主在天上的折射。
笔者认为，白鸟库吉对天照大神的存在表示怀疑，认定天照大神并不存在，而是中国《魏志》中具体人物卑弥呼的写照，其目的是否认日本神代史观与皇道史观的历史基础。
日本重要史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着日本的「神代」历史，讲述着日本的「神道史观」。这个观点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是神创造了日本。活跃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天照大神等，既是古代日本尊严的君王又是「神国」日本的开辟之神。从神道史观点演绎出「皇道史观」，主张天皇既是政治的君王、军事的统帅，又是主宰日本的神，由此确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为维护日本专制统治，推动侵略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之后，再次出现思想启蒙运动，社会思潮逐渐由国粹主义向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向。1901年幸德秋水等发起成立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出天皇制。
此后，自由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吉野作造等人追求民主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推行民主选举运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期然地形成共同的批判主义思潮，批判专制主义，批判封建国体。
与此相呼应，接受德国兰克学派思想的白鸟库吉在史学领域兴起古史怀疑风气，怀疑中国三代「神话」，怀疑日本「神代」神话，将中国的「三代」与日本的「神代」、中国的三皇五帝与日本天照大神等众神皇，作一并的怀疑与推翻，其思想与日本批判主义思潮一脉相传。
胡适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中说：「北大教授钱玄同与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如果说，中国的疑古家做的工作是证明古史「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那么日本的疑古家做的工作则是证明日本神代史「都是历史而不是神话」，他们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倒过来」的。然而仔细地推敲，目的却都是一样的。在日本批判主义看来，日本复古思想猖獗，问题就在于对神话的迷信。现在神话不「神」，迷信的基础也就被抽去。因此否定三代的真实与指出神话的造作，都是否定古代崇拜。
其实也是，白鸟库吉怀疑天照大神的存在，即是怀疑日本的神道史观，即是对皇道专制国体作历史与理论的动摇。可以说白鸟库吉是日本大正启蒙运动史学战线的联盟，立足于史学战线，给予吉野作造等民主主义者以史学资源上的支持。由于白鸟的工作做得比吉野作造还早，因此说白鸟是日本「大正民本运动」的理论先驱也不为过。
中国人总以尧舜禹的民族的骄傲，总以炎黄子孙自居，现在一个外国人居然说中国没有尧舜禹，炎黄的历史也是空白。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必然刺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至今看来白鸟库吉理论依然缺少更确凿的史料的支持，这样对他的理论就不应该给予过高的评价。然而从白鸟库吉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具体背景而言，确实与他的批判主义思想有关。
在白鸟库吉等人看来，日本文化很大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翻版与再造，日本神代崇古思想源于中国「三代」崇拜，因此，他对中国三代古史的怀疑与批判，期望目标当是为他的日本神代史怀疑论作理论铺垫与思想准备，进而断绝日本神代史崇拜论的思想根源。从这个角度观察，也许可以对白鸟库吉的怀疑史观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看法。
五 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对白鸟史学方法论的补充，「加上原则」的提出
可以说，日本批判主义史学思潮的学术基础是建立在《尚书》研究之上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从某种说明书义上说是《尚书》研究的结果。所以，以后人们对白鸟史观有所褒贬，也就非得从《尚书》研究的入口进入25。
1921年3月，内藤湖南发表〈尚书稽疑〉一文，对《尚书》中的疑惑问题进行考证，对该书的成书、流传与发展史等诸问题开展讨论26。如果说，白鸟库吉指出中国上古史无据可查，但还没有建立甚么完整的理论，那么，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则一方面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更重要者为白鸟库吉史观制作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即所谓古史「加上理论」。
他在文章中说27：
最初，孔子及其门下以周的全盛为理想，由此产生以继承周统的鲁为王的思想；其次，因为尊孔子为圣王，而产生尊殷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像墨家，尽管其学派起于殷的末孙宋国，但因为他们把禹推崇为理想人物，所以尧舜的传说虽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竞争而产生的。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这是《甫刑》中已值得怀疑，还包含了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颛顼、黄帝等。《六艺》中比较晚起的《易》之《系辞传》，甚至上溯到伏羲。由此看来，《尚书》中的周书以前关于殷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
他认为，中国古史人物的出现与古代学派竞争求胜的心理有关。如孔墨两家争胜，墨家推崇禹为理想人物，儒家则「祖述尧舜」。这样，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事实是，时间愈后的学派，创造的历史人物愈古老，「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愈是古老的历史都是后人「其后附加上去的」。他的理论由此被称为古代史的「加上理论」。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 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二十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六世纪至七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五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著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甚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二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5。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36。
七 余 论
人类从其诞生以来，遵行一条文明路线向前走，从丛林社会走向土地社会，继而走向市场社会，是文明路线的基本轨迹。从政治意义上说，则是从原始专制走向封建专制，最后走向现代民主。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社会心性中的许多缺点。这指的是学习西方时的「怀乡」心理，迎接现代时的「怀旧」心理。由于「怀旧」总觉得古胜于今，由于「怀乡」，对故国本族之古旧，更有难以割舍之情，最后形成现代化的精神阻力。更有甚者，日本古代「神代史」崇拜思想最终演化为「神道史观」，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配合该国二十世纪年代前后启蒙政治背景，冀望以疑古方式排除根深蒂固的复古心理，反对封建，为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扫清道路。如果「三代（也包括三皇五帝）崇拜」37是中国复古思想的史学根基，那么「神代崇拜」就是日本复古思想的历史基础，合起来说，「崇古」思想成为中日走向来现代的共同精神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与日本神代崇拜思想有着共同的理念根源，日本的神代崇拜思想乃是中国三代崇拜思想的仿真与再造，因此批判日本崇古思想，要做的是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作连带清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无论是白鸟库吉还是他的后继津田左右吉都着力去做两件工作：
一、怀疑与否定中国「三代」的历史真实，试图将其还原为历史的空白，让中日复古者失去历史的依据。
二、怀疑日本古史的神话性质，否定神代史观。
如果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还缺乏如此明确的思想目标，那么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应该说是怀着一种意念。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的工作遭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排击。尤其是白鸟库吉力主神代史为历史影写，津田左右吉着《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代史研究》等名著，论证神代史属封建史官的捏造，提出「神代、上代史抹杀论」，神道头上动土，确实需要很大勇气，此后津田左右吉被起诉与判刑，证实了这一点。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即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既然同时提出中国古史（三代史）抹杀论与日本古史（神代史）抹杀论，他们于中国古史的怀疑与批判也就并非完全出于「中国文化蔑视」，有关对他们史观的评价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
当然，日本批判主义疑古史学局限亦大，首先是言立论过勇，求证单薄。无论白鸟还是津田在提出他们的史学理论时，都没有注意到考古发掘上的成果，沉溺于从文献到文献的循环考证中，史学说服力欠缺。「通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似乎成为疑古者容易犯的一个通病。
中国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强调当代历史考证中「地下」证据的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此毛病的一个针砭。由此，他对反驳「尧舜禹抹杀论」的林泰辅寄有好感。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家思想上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他们的研究动摇着日本神道史观的基础，然而又总说本人是一个天皇崇拜者（津田左右吉），所做的研究未敢当面触动旧天皇体制。尤其在战后，津田左右吉更发表宣言，赞同天皇制度，成为事实上的天皇制维护者。另外，他们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而对崇古思想的初作俑者孔子又是优礼有加，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原料的日本式「儒教」礼敬如常。这使人想到与白鸟库吉同时代的「大正民主主义」领袖吉野作造阐述思想，不愿意打出「民主」的旗号，总使用「民本」这样的中性名词，反映了日本自由主义学者整体柔弱的政治体格。
由此因缘，日本上世纪10至20年代的批判主义运动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紧接着昭和年代的到来，日本的国粹主义、神国主义、右翼极端主义、超国家主义与侵略主义一道回潮，四面夹攻。日本现代史上第二波批判主义思潮烟消云散，败不成阵，右翼思潮演成主流，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注释
1.这个历史时期也称「大正民本时代」
2.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那珂通世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曾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任教。著书《支那通史》，为日本最初的中国通史著作，又有《成吉思汗实录》为日本蒙古史研究的经典，由此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东洋史」概念即由他最早提出。关于日本史研究，他有《上世年纪考》。
4.日本《广辞苑》称那珂通世指出神武纪元的错误，开拓蒙古史研究领域，着《东洋小史》、《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实录》、《外交绎史》等。
5.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
7.「崔述，字武承，大名人。干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效归。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名考古异录。」（《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
8.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
9.其记录在《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以〈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10.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 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可参考韩升：《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同时接受影响的还有服部宇之吉，「他是最早接受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学派的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在他进入东京大学的前一年，即1886年，兰克学派的主要学者，利斯教授来东京大学主持新设的文科大学史学科的教务，首次将兰克史学观念介绍到日本，当时进文科大学的有十人，毕业时只剩下一半，哲学科只有服部、史学科只有白鸟库吉。引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196页。
11.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5页。
12.同上。
13.同上。
14.白鸟库吉：〈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的《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
19.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道──文化建设论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29页。
20.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4卷1号、3号连载。
21.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桥本增吉《论〈虞书〉》、《〈书经〉研究》，加藤繁的〈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饭岛忠夫的〈从汉代的历史看〈左传〉的伪作〉等都对白鸟库吉的观点有所支持，并在怀疑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扩大为对《诗经》、《春秋》、《左传》等的普遍怀疑，并对中国上古时代记事如井田制等也提出质疑。引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9页。
22.白鸟库吉：〈〈尚书〉的高等批判〉，《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历史的思想》第101页。
23.同上。
24.白鸟库吉另有《神代史之新研究》（1896年10月刊）等。
25.这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同样的情况，顾颉刚创「古史辨」派，掀起中国版的疑古思潮，也十分重视对《尚书》的研究，尽己一生作了大量《尚书》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有贡献的《尚书》研究家之一。
26.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3），湖南是他的号。秋田师范学校中等师范科毕业，曾为政教社《日本人》、《亚细亚》记者，被称为「中国通」。1907年应京都帝国大学邀请，开讲东洋史学讲座，有《支那史学史》传世。曾为昭和天皇的「御讲书」，讲解中国《通典》。
27.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顾潮：《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第201-203页。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筑摩书房，1970年。
28.同上。
29.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0.同上。
31.同上。
32.其实，早在1913年，津田左右吉已经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神代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24年出版），本篇是《神代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第133页。）
33.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4.松本三之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序说》，《序章》，有斐阁，1957年出版，第2页。
35.同上。
36.家永三郎：《一个历史学者的足迹》，三省堂，1967年版，第94页。
37.这里指尧舜禹三代。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摘要：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其间并且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 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主要有：（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三）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四）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一、与崔述的最初接触（1906－1923）
据胡适先生《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年谱目：崔述卒后8年（1824年），陈履和刻成《遗书》；卒后87年（1903年），日本史学会印行那珂通世标点之《东壁遗书》；卒后105年（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卒后107年（1923年），胡适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卒后120年（1936年），顾颉刚标点之《东壁遗书》出版。对崔述学术的传播有清晰的条列。〔1〕（《附录》）（P.950－951）
据李庆先生统计，〔2〕清末民初之际崔述事迹见于以下书籍： 1. 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附)
2.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
3.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4.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十五
5. 陶梁《国朝畿辅诗传》
6. 咸丰三年《大名府续志·文苑传》
7.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
8. 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9. 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三》 顾颉刚先生所整理的《崔东壁遗书·附录》，又有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三十三的《崔述小传》一种，〔1〕（《附录》）（P.915）可为上述统计作一补充。这些小传均为史料性质，来源也都是陈履和的《行略》。 在学术研究方面，据李庆先生所述，在胡适、顾颉刚等人发现崔述以前，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刊有署名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1907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总三十四期）有刘师培的《崔述传》。由于刘师培及其妻何震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多有联系，所以李庆认为：“此文的写作，或是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2〕
1932年2月，顾颉刚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传状目按语》时，也已肯定刘师培所作《崔述传》是目睹了日本史学会所刊《东壁遗书》，并节缩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而作。顾颉刚还说，在1926年，他由张春晖处得到了嘉庆二十三年所刊《崔东壁先生行略》的原版。〔1〕（《附录》）（P.939）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对崔述的注意，据《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有以下的过程： （一）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崔述一事
1920年12月15日，有了编辑《辨伪丛刊》（当时叫做《辨伪三种》）的计划以后，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3〕（《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4）
此处所说“我知道有”一事，80年代初顾颉刚撰文补充说：“约莫在我十二三岁时，我在家中找出了一部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有《崔东壁先生事略》一篇，说他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出了细密的考辨，于是大量的《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给他一扫而空了。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事!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因为它的流行量太小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6－7）（原刊《中国哲学》第二、六辑。）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同治初年，由曾国藩作序，流传广泛。日本学界了解崔述，最初也是通过此书，详后引内藤湖南之语。 顾颉刚十二三岁，是1904－1905年。顾潮、顾洪将此事系在顾颉刚14－15岁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4〕（P.31）时间是1906－1907年。 顾颉刚在信中同时说到的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很快在胡适的藏书中找到了，翻检之后并没有辨伪方面的内容，使顾颉刚和胡适都感到失望。〔3〕（《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P.17）顾颉刚治学是从目录学开始的，在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十五种之中，恰有《开闢传疑》二卷。顾颉刚之所以向胡适询问此书，推测是记住了这二卷的书名。由顾颉刚对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判断的失误来看，他所说的“知道而没有看过”《东壁遗书》的话是可信的。 （二）胡适、顾颉刚分别寻找《考信录》
1920年12月1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中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我有全部。”又说：“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3〕（《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P.15）
崔述的《考信录》，除单篇零散刻印以外，据本文所知完整的刻本计有10种：
1. 1824年（道光四年）陈履和刊《崔东壁先生遗书》本
2. 1875年（光绪元年）聚珍翻印本（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附记）〔1〕（《附录》）（P.930）
3. 1879年（光绪五年）王灏《畿辅丛书》刻本（只有《考信录》等14种）
4. 1924年（民国甲子）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本（一说为景本。据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1〕（《附录》）（P.936））
5. “近年坊间石印本”（据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与上书可能为一事）
6. 1902年日本那珂通世编、日本史学会据陈履和道光本标点《崔东壁遗书》铅印本
7. 上海群学社铅印小字本（据《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8. 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大字本（据顾颉刚《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9. 1936年顾颉刚标点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崔东壁遗书》
10. 1983年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崔东壁遗书》本 就当时情况看，已有的几种版本中，《畿辅丛书》本是最容易寻找的。胡适的回信表明他已了解日本出版有《崔东壁遗书》的消息，并且认为日本的版本更好更便利。
胡适和日本学界有直接联系，如青木正儿、诸桥辙次等。青木正儿主要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史，一直阅读《新青年》杂志，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他在《支那学》创刊后，寄赠了第一卷第一号给胡适，胡适在1920年9月复信答谢，二人开始频繁交往，胡适马上托青木正儿在日本查找姚际恒和崔述的著作。（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此时曾在日本留学的钱玄同尚未介入讨论。 （三）找到《畿辅丛书》本《考信录》并开始研究
1921年1月24日，胡适在致顾颉刚信中说：“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此书我一二日内可看完。今先送上《提要》一册。此为全书最精采之部分，你看了便知他的书正合你的‘伪史考’之用。”〔3〕（《告得〈东壁遗书〉书》）（P.19）
顾颉刚从这一天开始见到了《考信录》的《提要》，即崔述总结辨伪“律例”的部分。 （四）顾颉刚继续寻找《考信录》
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在第二天给胡适的回信中说：“《考信录》这部书，我想看了好久了，到琉璃厂问了两回，书易得而价不能出，所以至今还没有看见。先生说这书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我想有暇时到先生处看看，如我的力量能够标点的，等我《辨伪三种》做完了之后便接下去。”〔3〕（《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P.20）
这封信说顾颉刚已在书肆见到《遗书》，但书价太高买不起，说明他在此以前也在独立寻找此书，但还不能决定全力投入。
信中同时说到钱玄同对编辑《辨伪丛刊》的意见，开始介入讨论。《古史辨》第一册所载顾颉刚致钱玄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1年1月21日，〔3〕（《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P.23）钱玄同的回信写于1921年1月27日。〔3〕（《论近人辨伪见解书》）（P.24）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五）胡适对《考信录》的积极肯定
1921年1月2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即著名的《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来信使我很高兴。《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奇书，你肯任标点，那是极好的了。我想此书太多，不必重抄，可即用《畿辅丛书》本点读。我当再买一部供此用，因我此部已被我批点过了。《考信录》甚多使人失望处，你看了便知。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以后你的《伪史考》即可继此而起，把他的判断再细细判断一回。……送上《考信录》二三四五册。”〔3〕（《自述古史观书》）（P.22－23）
这封信首次披露了胡适关于中国古史先“缩短”再“拉长”的“二阶段”观点，这个著名的观点的提出，全是围绕着崔述《考信录》的背景来说的，其中包括对《考信录》的极大肯定，也包括尖锐的批评。
这封信说明，胡适在催促日本方面的同时，已决定不等日本的消息，在《畿辅丛书》本上直接点读，以便尽快出版。
1926年顾颉刚追述当时情景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3〕（《自序》）（P.45）说明胡适确曾很快买下易于找到的《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追述说：“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9）所说胡适得书来源的“书店主人”可能就是他曾光顾的琉璃厂书肆。 （六）为整理出版《考信录》继续寻找日本刻本
约在1921年1月30日前后，胡适写给顾颉刚一封短信《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并随附了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信《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胡适的短信中说：“玄同先生信五页，论崔述书，附上，请看了还我。我现正在物色陈刻全本。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钱玄同的信中说：“你说崔东壁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道光二年陈履和刻的《东壁遗书》，才是全璧。日本史学会铅印本（四巨册），就是翻陈本，加上句读和引号，做上索引。此部最佳，但此时恐买不到。……”〔3〕（《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P.27） 这两封信都未署年月，按照当时胡适与顾颉刚通信的频率来看，钱玄同的信应当是胡适收到后随即转给顾颉刚的。又因为《古史辨》第一册的编次，此前为顾颉刚1月29日的信，此后为顾颉刚1月31日的信，所以这两封信只能暂时系于1月30日。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显然是封回信，信中讲述《崔东壁遗书》的版本优劣，十分精细，表明胡适曾写信给钱玄同询问有关《遗书》的事情，也说明钱玄同对于《遗书》特别是日本版本的情况确实非常熟悉，包括出版者日本史学会（胡适曾误称为文学会，见后引）的情况、句读引号索引等体例情况、铅印与册数等印刷情况，都说得很清楚，说明钱玄同确有此前见过日本版本的可能。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出版于1902年，钱玄同于1906－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结识章太炎等，交往广泛。（参见吴锐《钱玄同评传·钱玄同学术行年简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胡适一向以擅长搜求版本著名，但此前他虽知道《遗书》有日本版本，但对于《遗书》的了解不如钱玄同。他写给顾颉刚的短信说明他在听了钱玄同的介绍以后，决定将陈履和刻本和日本铅印本都搜求到手的安排。 据李庆先生介绍，由张小刚整理的胡适1921年2月4日致青木正儿的信（在《吉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刊出。又见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附一《胡适与给青木正儿来往书信二十七通》，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P319。）中说到：“又有一事奉托。我想叫我的学生们‘整理’(这是我们新流行的一个字，例如‘整理国故’)崔述的《东壁遗书》，预备出一个‘新式标点’的本子。听说日本文学会曾出了一部《东壁遗书》的‘点读加引号’的本子，校刻的很好。不知此本还可以求得吗？我寄上日币二十圆，请你费神托旧书店去替我找一部。假如不够，请你告我。如有余，请暂收存。”〔2〕 如果胡适写给顾颉刚的短信中所说“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是指写给青木正儿的这封信的话，那么这封信与本文推测的致顾颉刚的短信写于1921年1月30日的日期，有3天的误差。大概胡适是在3天以后，而不是“明天”才给青木正儿写信的。
到1921年5月19日胡适致青木正儿的信中又说：“《东壁遗书》的事，我盼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和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5〕（P.287）
钱玄同信尾的删截号为原书所有。胡适短信中说，钱玄同的信共有“五页”，当时《古史辨》所刊出的钱玄同的信到“此部最佳”处便嘎然而止了。如果推测顾颉刚在写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前，曾通过钱玄同间接得到日本的影响，此处所删除的内容中便含有一定的可能性因素。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七）顾颉刚对《考信录》的评价
1921年1月31日，顾颉刚致胡适的信《论伪史例书》中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我觉得在伪史里很可归纳出许多例来。”
此时上距顾颉刚得到《考信录》第一册《提要》仅有6天，上距他得到《考信录》第二册仅有2天，可见他阅读速度之快及当时“大快”的情状。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追述：“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3〕（《自序》）（P.45）表明了顾颉刚与崔述精神气质上的相通。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顾颉刚投入大量精力所整理标点的亚东版《崔东壁遗书》。从1921年直到1923年4月，顾颉刚在与胡适、钱玄同的信函中，多次提到《考信录》或崔述，但没有详细的论述。然而有一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此前顾颉刚提到崔述的著作，大抵是指《考信录》一种而言，但到1936年他所标点出版的《崔东壁遗书》，已是崔述的全部著述了。 （八）顾颉刚“层累说”与崔述的关联
1923年2月25日和4月27日，顾颉刚接连有二封信写给钱玄同。2月25日的信中说到他想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文章的计划，以及“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等等大意。其中也说到“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61－66）4月27日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随后又说：“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59－60） 这二封信被顾颉刚编在一起，发表在1923年5月6日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成为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正式提出了轰动学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虽然此时顾颉刚对《考信录》已有较多批评，但是“层累说”的提出背景仍然与对崔述的讨论直接相关。 （九）顾颉刚与那珂通世的日本版《崔东壁遗书》
就本文所见资料，在1923年以前，顾颉刚尚未见到日本版本的《崔东壁遗书》。
1983年，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的《附录》部分收入了那珂通世《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一文，〔1〕（《附录》）（P.925－926）以及赵贞信介绍于式玉女士据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译出的那珂通世著《〈考信录〉解题》一文，〔1〕（《附录》）（P.926－930）后者明确说到：“《考信录》之价值，中国儒者解者甚尠……即在我国（日本）研究史传之结果，因兒岛高德之消失，曾高唱抹杀之声。” 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文后附记：那珂通世死于1908年，1916年三宅米吉写了那珂通世传，此文由黄孝可译后，载于1931年创刊的师大《史学丛刊》第一期。〔1〕（《附录》）（P.930－931）赵贞信并且具体介绍了那珂通世印本的分册（四册）及各册出版年月。顾颉刚在《崔东壁遗书·附录》中收入了三宅米吉述、黄子献译的《那珂通世校订〈东壁遗书〉》一文，注明为《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之一节，原刊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丛刊》第二期，与赵贞信所述当是一事。〔1〕（《附录》）（P.1077）此传译文前，曾有陈垣所作短序。 顾颉刚与那珂通世所编二种《崔东壁遗书》，编目各不相同。据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考信录》，内容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以上三种又称《三代考信录》）《洙泗考信录》4卷，《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总计12种36卷。 那珂通世在《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中，据崔述《自订全集目录》，称《考信录》共十二种，三十六卷。但是在《〈考信录〉解题》中，又称崔述有“《考信录》三十六卷，《考信翼录》十卷，合为四十六卷”。〔1〕（《附录》）（P.926）在目录上，也与顾颉刚不同。将《考信录》划分为《前录》4卷（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20卷（包括《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12卷（包括《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另将《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编为《考信翼录》10卷，总计16种46卷。其中《考信翼录》还非全部，尚有《读经余论》2卷，《知非集》3卷，《无闻集》第5卷1卷，《小草集》5卷，《细君诗文稿》1 卷，《荍田賸笔》2卷未收录。 以上有关那珂通世的情况，包括他所编的《崔东壁遗书目录》，都可以是间接收录，不能证明顾颉刚已见到日本版本。但是在1983年上海古籍版的《崔东壁遗书》的正文中，已偶见有那珂通世的按语，如《洙泗考信余录目录》中“论语源流附考”一条，有“通世按：旧本无此六字，今据卷三本文补之”一语。〔1〕（《洙泗考信余录》）（P.364）《王政三大典考目录》中有“通世案：旧本三考各自成书，无目录。按东壁自订《全集目录》作‘王政三大典考’三卷，今据补”一语，〔1〕（《王政三大典考目录》）（P.489）可知顾颉刚已见过那珂通世所编的日本版本。他编订的《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而参照了那珂通世的整理成果。与此同时，对于那珂通世所介绍的日本疑古思想，所谓“高唱抹杀之声”，也略有了解。 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查找那珂通世版本，均未见有库存的痕迹。至于顾颉刚先生在何时何处得到那珂通世版本，则尚待进一步的调查。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关联的几种评价
在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界的疑古思潮方面，以往学者的研究分歧较大。由于涉及了中日两国的学术关联，以及对于前辈学者的学术评价，因此问题也比较敏感。这些研究综合而论，大致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
关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研究、表彰之前，崔述学说的继承问题，顾先生自己曾说：“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8）崔述及其《考信录》是经过日本学者的提倡而后引起中国学界重视的，但此处“第一个接受”一语却存在语义含糊的问题，不及胡适及钱穆先生的说法准确。 胡适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表述前后有所转变。1923年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的引言部分，（此文第一、二章已刊于1923年4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煦华先生于《崔东壁遗书·附录》文后按语说写于1925年，可能有误。）他说：“明年（一九二四），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年前（一九0三—四）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1〕（《附录》）（P.952－953） 1931年胡适先生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后记》中，说他1923年始作崔述年谱，这一年“秋后我从南方会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所以年谱的后半部分也由赵贞信续完。〔1〕（《附录》）（P.1015）事隔14年，1936年在亚东版《崔东壁遗书·序》中，胡适先生说：“他的著作，因为站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极少数人的欣赏，而不曾得着多数学人的承认。”〔1〕（《附录》）（P.1043）这时便不再提那珂通世。 钱穆先生的陈述是更加精确的。他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书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于今始大显。”〔1〕（《附录·钱穆序》）（P.1046）这一判断以骈体写出，看似含糊，其实是更为准确的。 钱穆先生的这种表述与他撰写此文时的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学养、信念有关。钱先生的《序》作于1935年12月的北平，当时由顾颉刚先生整理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在即，而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更加急剧，时局紧张，有传言说日本人将要逮捕顾先生。〔6〕（P.170）钱先生详记当时情形说：“顾君又敦促……而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吟，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一室徘徊，胸沸脉竭。而顾君之期限既届，则我又将何以序崔氏之书而应顾君之命乎？无已，请舍崔氏书而言时事；时事之坏无足言，请言其所以坏。……为穷源探本之论者，乃研讨及于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何在？曰：在古史。……然则儒家之所传，《六籍》之所载，固于古史为若是其不可信欤？曰，又不然，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谓必舍此二者而后可以求古史之真相，我未见其有当也。”钱穆先生是由国难的深重敏感到古学的价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责任，从而比较崔述与顾先生观点的异同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1〕（《附录·钱穆序》）（P.1047－1048）其中隐含了对顾先生的间接批评。 另一方面，钱先生也从学理上论证了殷商史的可信性，其否定崔述的推理方法迄今仍为学者所称引。他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1〕（《附录·钱穆序》）（P.1048）
在此背景及认识之下，钱先生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便带有否定疑古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崔述、顾颉刚的同时，钱先生实际上给出了关于本民族与其文化的方向性的指导意见。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1〕（《附录·钱穆序》）（P.1051）“故将有志于治国史而探讨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积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说，不究乎《六经》之旨，是犹登山未跻其巅，涉海未达其岸，终必将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1〕（《附录·钱穆序》）（P.1050）“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1〕（《附录·钱穆序》）（P.1052） 本文认为，以上胡适先生的“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先生的“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虽然未及详尽分析，含义也比较模糊，但是就其大旨而言，至今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关于顾颉刚先生与崔述的渊源关系，王煦华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全面肯定的，既肯定了二人的学术方向，也明确了二人的学术关联。 王先生认为：“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看，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是中西文化结合产生的硕果。”〔7〕 王先生分别引用了崔述和顾颉刚的有关论述，引用崔述的是《补上古考信录》的一段：“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引用顾颉刚先生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总结陈述：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3〕(P.60)以及稍后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自序》)（P.51) 王煦华先生说：顾颉刚的古史观和历代辨伪言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并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有一些量的改变，而是有了质的变化。就拿最后的崔述来说，他说的‘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虽含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念，但思想还是模糊不清的。因为，(1)识见的上下，与称引的远近，并无必然的联系；(2)时代的前后，传闻的繁简，与古史系统的远近，也无必然的关系。因此，崔述的这些总结性的话，对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并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顾先生对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表述，则排除与古史系统远近无关的识见和繁简，而单纯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的先后恰恰相反的规律性认识。” 路新生先生是近年来专门研究疑古史、史学史并且成果较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认为顾颉刚在三个方面承袭了崔述的辨伪成果：一，古帝王非出一系；二，关于夏商与商周关系；三，五德终始说。（参见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主要内容又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崔述考信辨伪的成就与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邵东方的引述。）也是基本上肯定了顾颉刚与崔述二人的先生方向。 路新生的研究是在非常具体地比较二人学理上的共同点一方面进行的，如认为：“对比一下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显然，顾说更加精彩，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而崔说则还比较直观和感性化。另外，顾说中根据第一、第二点抽象出来的第三点，是崔说中所没有的，这也是顾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如传说古史期中被放大的具体人物，顾、崔二说也不尽相同。然而，从思维的指向上看，从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看，顾、崔二说存在着内涵上的叠合面，以今度古和世愈后却载记愈详这两个崔说的‘终点’，正好成了顾说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顾的‘层累说’所具有的那种理论思辨色彩和哲学的抽象性，虽然为时处乾嘉封建时代的崔述所不可及，但崔说中具备着可供顾颉刚进行理论总结的思想芽蘖，这也是事实。崔、顾二说前后继承、发展的思想轨迹是清晰可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顾的‘层累说’是在受到了崔说的启迪，发展了崔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他的比较性的工作受到了邵东方先生的批评，被称为是“在学术的最浅层次上”。〔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49）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渊源关系，邵东方先生的观点与王煦华先生比较相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邵东方先生认为：“崔述和顾颉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根本差别就是，崔述是在首先承认《五经》所载为真实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他主张凡与经书相矛盾和抵触的记载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而顾颉刚则对《五经》与其他古书一律采取平等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经过了后人的歪曲或加工。同时，他们两人怀疑古史系统的意图也不相同：顾颉刚以疑古达到古史的考信，这样就在客观上破了‘儒家之道’；崔述也是以疑古为手段，借此弄清史实，然而他的目的是使帝王圣贤之事光明于世，所以他是以崇圣卫道为首要任务，而疑古只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所有这些都表明，双方学术的起点和终点是各不相同的。”〔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52）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胡适在1924年就已指出，顾颉刚“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P.192）陆懋德先生1926年也已提出：“原书六0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9〕（《评顾颉刚〈古史辨〉》）（P.370） 王煦华与邵东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和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本文认为，顾颉刚先生在疑古辨伪方面有多年的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和表述，因此不能从来源上认为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由崔述接受而来，但是就“层累说”的前二条而论，是明显地、直接地来自于崔述的。除了现代学术语言等形式上的不同，顾颉刚与崔述的意思大体相同。 就王煦华引用过的崔述和顾颉刚的论述来看，第一，就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前二条而论，主要是对比“时代”与“传说”二者的反背关系。崔述所说的“世”，与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差别；崔述所说的“识”，不是“识见”，而是“所知”，这与顾颉刚所说的“传说”也没有根本差别。“世”与“识”是比较“史”与“书”的关系而言的，也是比较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而言的，顾颉刚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第二，顾颉刚所使用的句式“愈……愈”的结构，与崔述完全相同。第三，顾颉刚所揭示的“反背”一语，与崔述所说“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反益多”〔1〕（崔述《曹氏家谱序》）（P.707）的“反”字，也有一定关联。 对于邵东方的观点，本文认为，时代的先后所造成的差别，宜于梳理其前后变化的轨迹，而不宜于作高低水准的判别。古史辨派是比较重视前后变化的，胡适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相互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10〕（27）顾颉刚先生也多次表示，他的辨伪成就与环境、时势相关。“以是知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时代环境所压折，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11〕（卷九）（P.6616）“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旧日的途径而进行，今文学家便因时势的激荡而独标新义，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护符。……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3〕（《自序》）（P.77－78）时代总有不同，其风气流转颇可留意，然而要在此一方面比较高低或根本差别，意义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三）廖名春的“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廖名春先生提出了一个近来较有争议的观点，他说：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自述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幾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此外还有另一由钱玄同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日本学界背景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廖名春引用了胡秋原1973年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的观点，即认为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关系密切，并曾主张废止汉字，效仿日本作家“外骨”自称“废姓外骨”而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白鸟库吉之舌，说尧舜禹皆为神话。“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同时认为古史辨派的灭古帮助了有白鸟库吉参加的灭亡中国运动。〔12〕 廖名春指出，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于1909年首倡“尧舜禹抹杀论”，成为一时风尚。1909年8月白鸟库吉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讲演，认为尧舜禹都是儒教中的传说人物。随即有后藤朝太郎写出《论尧舜禹的抹杀》。1911年12月，白鸟库吉又发表了《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一文，1912年4月发表《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重申观点。同时他的学生桥本增吉在1912至1914年连续发表了《书经的研究》，支持白鸟库吉的说法。而著名汉学家林泰辅则反对此说，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发表了《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再论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辩论。〔12〕 据此廖名春推测，顾颉刚曾接受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并且指出：“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理由主要有三点：（一）1906年9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在日本留学，因此有可能看到白鸟库吉的文章，并间接影响到顾颉刚。（二）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于1920年9月至1922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中文图书编目及清理外文书籍工作，而该馆藏有刊登了桥本增吉、林泰辅及有关介绍文章的日本期刊，顾颉刚可能看到了这些文章。（三）王国维与林泰辅多有交往并有较高评价，而顾颉刚对王国维最为佩服，王国维在1922年8月致罗振玉的信中评价顾颉刚“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12〕 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的关系，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等学者都曾予以否定。王汎森先生说：“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13〕（注五六）（P.53）刘起釪先生说：“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14〕李学勤先生据尚未发表的顾颉刚日记判断说：“有人提到，我们的古史辨派受到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的影响。是不是呢？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特别像白鸟库吉，他的著名的说法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这个就很像顾先生他们的一些论点了。”“有学者们指出，说这个是不是顾先生受外国的影响？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先生的日记。当然早期日记不太全了，可是我特别敢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这个绝对不是这样。以我个人的知识来看，不会是这样的。老实说顾先生日常也不太看国外书的。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5〕（此处据录音原稿引用。） 本文认为，廖名春的文章对相关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挖掘，研究的问题也较为深入，对于活跃学术气氛也有一定作用。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说，它并没有给出证明，还只是推测。因为：第一，文章论述钱玄同、顾颉刚与日本的关系，虽然提出了种种可能，但是到最后关键的结论上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顾颉刚先生是位纤细而情绪化的学者，他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60年之久，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那么这个证据是否存在呢？以廖名春先生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而反观他自己的论证，文章亦可谓“假设”有余而“求证”不足了。
第二，廖名春的文章最后说到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但文章自身无疑也是从嵌入中日关系的政治背景来评价顾颉刚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以来多灾多难，总不能把诸多战乱、内乱、动乱都按照亲者痛必仇者快的逻辑，都视为做了日本、俄国、美国的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帝国主义都反封建，总不能把本国的反封建都视为帮了外国列强的侵略的忙。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四）李庆的“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的“共同源头”说
关于国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杨宽1938年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有一段专门的介绍，不过发表时已是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了。 杨宽先生说：“法国汉学家沙畹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0九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又以秦皇本于‘太一’。”其中引用了日文原文，所据资料来源有《东洋学报》、《白鸟库吉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等。〔16〕（《中国上古史导论》）（P.79） 据李庆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都出现了强烈的“疑古”思潮。在日本，开启思潮的是那珂通世，掀起轩然大波的是白鸟库吉，继承发展他的是津田左右吉。这一思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在日本汉学界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那珂通世于1903年4月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则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两国的“疑古”学者都对《崔东壁遗书》有相当的兴趣，两国的中国古史研究相互间也确有互动的影响关系。〔2〕 那珂通世最早在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上发表《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40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读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加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得之于狩野直喜所赠，为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
狩野直喜在1900年前后，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陈毅、俞樾等文人有相当的联系。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说：“他(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崔述之事，摘录了他的学说的概要，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之故。从德川时代就有热心的信徒，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博士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博士，那珂博士遂得其完本出版。” 由残本到完本，尚有一个细节。据钱婉约的研究，1901年，内藤湖南在杂志上见到那珂通世将在日本刊印《崔东壁遗书》的消息，便写有《读书偶笔》一文，其中说到他收藏有《崔东壁遗书》的全本，愿意借出补足那珂的残本。那珂果然没有立即刊印，而等到1903－1904年，才刊出了《崔东壁遗书》的全本。 中国方面，1921年1月，胡适找到《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2月，胡适致信日本的青木正儿，托他购求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未果。1923年4月，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4年。《东壁遗书》由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出版。此时上距日本重刊《崔东壁遗书》已20年。但是由于《考信录》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反过来，日本一些学者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双方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包括“层累说”与“加上原则”早晚问题的争论。 据钱婉约介绍说，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富永仲基所著《出定后语》于1744年刊行，其中论述了婆罗门教二十八重天、三十三重天是由后起的教派教理叠加的结果。富永仲基以此分析解释中国历史，著有《说蔽》一文，但早已佚失。 内藤湖南于1921年、1922年和1923年，分别发表了《尚书稽疑》、《禹贡制作的时代》和《易疑》等文。《尚书稽疑》认为起初是由儒家提出了王鲁、尊殷的思想，又由墨家提出了祖述尧舜的思想，到战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思想，所以尧舜禹是后人附加上去的。《禹贡制作的时代》认为大禹治水是战国人的传说。 1924年，内藤湖南找到了散失的富永仲基的《翁之文》，将其刊行于世。1925年，内藤湖南作了题为《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首次将他的理论称为“加上原则”。其后到1965年，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奇市定在《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在1925年以前所写的有关文章是按照“加上原则”写成的，并且提出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中“叙述了与‘加上原则’完全一样的他自己的思想”。 钱婉约认为：1923年顾颉刚首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说”，其后在1925年，日本学术界才正式提出“加上原则”，因此顾颉刚不可能受“加上原则”的影响；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的渊源一是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则”，一是崔述的《考信录》，而尤以《考信录》为“直接背景”；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17〕 彭林先生也认为：“崔东壁的《考信录》最晚在1904年，日本就把它刻出来了，当时日本汉学界有个叫那珂通世的，这个人是学术巨子，他非常推崇崔东壁的东西，那么后来就把它加以标点，在日本出版了，引起了日本史学界一场革命。那么应该说日本近代史学它里边受到过中国史学的影响。昨天看了关于崔东壁的一些文章，当时日本非常喜欢他这个东西，那么顾颉刚、胡适、梁启超当时对崔东壁非常推崇，大概就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发现了崔东壁这些东西。因为进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人注意，到了在日本发生重大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书对我们很重要。”〔18〕 本文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或富永仲基）“加上原则”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三者，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与传说产生的顺序正好相反”的规律来说，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崔述“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之说，与三者也是基本一致的。钱婉约文中比较了内藤湖南“加上原则”所解释的中国古史与顾颉刚“层累造成说”，并列出图示，其中内藤湖南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学派的序列是：1，易学——伏羲；2，农家——神农；3，道家——黄帝；4，孟子——尧舜；5，墨子——夏禹王；6，孔子——周公。顾颉刚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时代的序列是：1，汉代——盘古；2，李斯——三皇；3，《易·系辞》——庖羲；4，许行——神农；5，秦——黄帝；6，战国——尧舜；7，西周中期——禹。二者相较，大体相同，或者说十分近似。不同之处只是内藤湖南的序列中多出末端的孔子——周公一个环节，顾颉刚的序列中多出前端的汉代——盘古和李斯——三皇二个环节。 另一方面，在李庆的研究中没有见到顾颉刚直接受到日本影响的证据。钱婉约的文章使问题进一步深化了：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尧舜禹抹杀论”比顾颉刚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说”早14年，崔述《考信录》1824年刊行比白鸟库吉又早85年，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比《考信录》又早80年。其间没有确定任何直接影响，问题似乎已超出一般考据之外了。 （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李学勤先生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通常角度，以及多国范围的不寻常视野出发，提出了“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一说，对于解释上述中日思潮早晚争论，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向。 李学勤先生说：“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19〕（《导论：走出疑古时代》）（P.9）在对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有关文章的发表情况作了细致的说明之后，〔19〕（《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P.350）李学勤先生指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是讲满蒙的，他那个满蒙的东西恐怕还是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是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不见得赞成。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其实那个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啊，完全一样。因为日本的白鸟库吉，那个时候马上就引起一个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就是以林泰辅为代表的。……他们这一派应该说是在日本极有根基，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在此方面，李庆先生也提出了相近的意见，他说：“20世纪初开始，《崔东壁遗书》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一流布的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首先，《崔东壁遗书》尤其是《考信录》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一度成为大家重视的焦点，对于两国的近代‘疑古’思潮的展开，对于要求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审视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对于打破传统迷信的束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2〕 这里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发表了以前所未见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其中一篇说到1955年郭沫若访日，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同行，归来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顾颉刚先生在笔记中反驳说：“予闻此颇不服，姚际恒……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若谓其前欲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疑古，将谓其今日反帝国主义而遂信古乎？”〔20〕（P.246－247） 无论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尹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如何，以及其对顾颉刚个人的态度如何，单从逻辑上说，信古具有维护封建体制的客观作用，疑古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尹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话确有逻辑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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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崔东璧遗书》记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这样。他带着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从江西来的举人叫陈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为师，并承担为他刊刻书稿的任务。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后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于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著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武英殷总裁、上书房行走、礼部尚书、兼署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加六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次、山阳王廷珍作序。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所列的官衔，比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一文后面所列的，还要长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后》，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后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于身后，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于什么学术，什么著作，并不重视。现在有了稿费，著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
自序
目录
卷上——释例
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2
时代与识见
人言不可尽信
少见者多误
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4
以己度人
虚言衍成实事
古语失解后之妄说
儒者采谶纬语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杂说流行之故
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7
实事之传误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闻异词之重出
曲全与误会
强不知以为知
论东晋以后伪书 10
取名舍实
伪书诬古人
“买菜求益”
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12
孟子不可信处
传记不可合于经
朱子之误
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13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14
读书者与考古界
卷下——总目
前论
考辨古书之方法
上达与下学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前录序
考古提要序
补上古考信录序
正录序
唐虞考信录序
夏考信录序
商考信录序
丰镐考信录序
洙泗考信录序
后录序
丰镐别录序
洙泗余录序
孟子事实录序
考古续说序
附录序
后论
答过细之讥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备览，存疑
附录，附论
备考，存参
答词费之问
补上古考信录
自序
目录
卷上
前论一则 26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开辟之初 27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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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疑古」，即对古代历史与古代文本表示怀疑，通过考证确认其「有无真伪」，是世界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此现象在中国与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在日本学术界的一场疑古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大、参与者多，影响深远，不仅是一场学术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学术史，「日本的疑古史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日本现代，疑古与「启蒙」、「批判」这两个概念有关。疑古，是启蒙思想与批判主义在史学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有两次启蒙思潮。其一在维新后不久；其二于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每次启蒙主义思潮，都以介绍「西洋事情」，批判传统思想为其特点。这样，启蒙思潮领先，批判思潮相随，随之导引相应的史学思潮，即启蒙的批判主义史学跃上历史的潮头。作为日本「第二次启蒙」1思潮中的活跃人物，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创造出这个时候的批判主义疑古史学。
一 《崔东壁遗书》与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前奏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标志性事件，揭开日本疑古的帷幕，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则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而，探讨日本疑古思潮，而试图去寻找它的源流时，则会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这个名字。可以说，从那珂通世到白鸟库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等，表现出日本现代疑古思潮演进的三个阶段。
仔细想来，日本「疑古」思潮兴起，从文本视角考虑，源泉竟然是一本中国书──崔述的《考信录》，而将这本书3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著名中国学学者那珂通世4。
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篇第七号发表那珂通世的〈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四十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计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中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5
在那珂通世看来，《考信录》所做的工作「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考信录》所斥者真是「圣人之道」吗？可能稍欠史证，但至少在日本学者的心目中已经产生这样的印象。也许，日本学者之所以看中《考信录》，就是因为这本书背后，有着被他们称道的批判精神，而这恰好与二十世纪初该国蓄势待发的新一轮批判思潮相吻合。
过了一年，也就是1903年的4月，那珂通世终于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这是一件大事，给日本批判主义疑古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资料资源6。
崔述（1740─1816），河北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清朝举人，曾为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二岁北归。7关于他的学问，《清史稿》云：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着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中国学术史上历有考史之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崔述的《考信录》、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方法不同，主义相近，而《考信录》则为其中突出的一部。
崔述五十三岁时收徒陈履和，当时陈三十二岁，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然而这位学生记得师恩，尽其一生传布老师的学问，为崔东壁刻书，以至「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传世的《崔东壁遗书》（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就是他献给老师与后世的厚礼，而《遗书》中重要的一部乃《考信录》。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记载，那珂通世是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获赠《崔东壁遗书》的，这本书就是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8。
那么，狩野直喜是从哪里获得这本书的呢？原来，1900年前后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俞樾等人交游，有可能获书。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称：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详细载崔述事，摘录学说概要，引起日本人注意。他的书在日本也有很多抄本。内藤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那珂遂得其完本出版。
「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在崔东壁看来，中国的经典已有「传注」杂于其中，而「传注」又有「百家」杂于其中，因此无论经典，无论传注，都存在伪杂相掺的现象，因此要怀疑、要去杂。崔东壁书的出版给日本学术界带来新气象与新思维，鼓舞一部分学者确信：经典不神圣，学术无禁区，古经古史可以怀疑，而张起大旗，奋发有为的，则有著名学者，那珂通世的学生白鸟库吉。
二 《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及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出世
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指出：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9。
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是日本较早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在千叶县上中学时受到校长、著名史家那珂通世与英文老师三宅米吉的熏陶，两人都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最初提倡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研究「东洋史」、中国史的兴趣。而从白鸟库吉是那珂通世学生这一点来看，白鸟库吉疑古思想也当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
1887年白鸟进入东京帝国大这新设的史学科，成为德国历史学家里斯的第一届学生，接受兰克史学的教育10。据他的孙子白鸟芳郎回忆，「祖父晚年在病床上经常把里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十分的贵重。这对祖父来说大概是回忆起了许多深沉的东西。」 11德国兰克史学重考实，主张通过史料核证，求得历史的真实，同时又不失理念的执着。兰克史学的这个特点，在以后白鸟库吉的史学活动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1901年白鸟库吉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先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汉学。又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研究乌拉尔·阿勒泰语系诸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写《乌孙考》、《朝鲜古代王考》发表在欧洲东方学杂志。夫人大村茂子的长兄大村仁太郎是十九世纪末日本最有名的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家，当时任日本学习院教授，这对白鸟库吉接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12。
白鸟最早研究朝鲜史与西域史13，用民族学、语言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曾主持满铁调查，为东洋文库首任馆长。刊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十卷行世。
他研究中国史的结果，得出「尧舜抹杀论」。
白鸟称：据《尚书》记载，尧、舜、禹分管「天」、「地」、「人」三大政事，各有职守，互不逾越，过于规整，颇可怀疑。
尧测天文，「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时。」《尧典》称其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舜责人事，又是一个孝的典型。据载乃瞽人之子，「其父顽，其母嚣（中去页加臣），其弟傲，然舜据称长久和以孝，不至于奸恶」。尧知之，「试其德」，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考察三年，随后「始授帝位」。「又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年二十即以孝闻。」 14
禹专主治水，凡治水事迹专归舜，治水与土地有关，因此职守为「土」。
这样，按照《尚书》的编排，尧、舜、禹各备职守，「天、地、人」各有归属。尧管理「天」，舜管理「人」，禹则管理「地」（土）。
三王事迹截然分开，颇不自然，「实应大疑」。白鸟勇敢推断中国「三才」思想是三王传说的催化物。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思想，三王事迹本属乌有，属后人杜撰。
他考证《舜典》述三礼：祀天地、享鬼神、祭地祗；《甘誓》说三正，《易经》中有「三才之道」。从「三」字引开，白鸟信心充足，决心将三王怀疑论坚持下底。 白鸟论云：既然中国素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可以推知「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故而尧舜禹三传之说，实非「相继之事」，而是「并立」之事，「传说整体有不自然及人为之统一」之疑。
如要说从中国「三才」思想出发解明「三王」的虚拟是白鸟做的第一件工作，那么接下去要做的是把三王事迹一一推翻。
尧死后，舜亲政天下。白鸟说：「吾人应留意处，当舜在人事上之所为，及其身之孝性。」15然而舜的事迹过于牵强，舜的考道，以常识论，难以置信。
至于大禹，据传因舜之推荐而登位，「一生事业，在于治水」。舜始用禹父鲧治水，九年无功，改用禹，十三年后，「终治浩浩之水，蒸民赖之以安，禹之事业，唯此一宗」。显见「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16。
大禹治水的记载真实乎？──白鸟发问。史称洪水既来，荡荡滔天，浩浩怀山，实为极大的洪水，泛滥的不仅是黄河，而「诸水皆然」。他引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观点说：中国举国之大河，加在一起，总长一千五百公里，加上其它的河流则又有延长。这样，「禹以十三年之功，不可能塞之」17。长城延四五百里，非始皇一代之经营，中国滔滔之洪水也非大禹十三年所能治。大禹功绩既为治水，而治水既不可能，这个人物的存在也同样不可能──这是白鸟推断的逻辑。
白鸟又用文字学方法考察「三王」：《说文》第十三，论尧之字义乃「高也」、「高远」之意。《风俗通》卷一《五帝》条又云：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如《白虎通》卷一所说，也是高的意思。由此白鸟断定：尧，即高远至高。尧司天，用这样的字作为他的名字「当非偶然」。
关于禹的字意。白鸟说：「禹」意「四垂为宇」。孔颖达《正义》有「四垂为宇」语。四垂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也称「四至」。又引《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因此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作为一个批判主义者，白鸟库吉否定历史上三王的存在，进而否定三王崇拜，等于抽去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观的事实基础，给了保守论者「致使」的一击。
然而，白鸟并没有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他对儒家思想依然抱着一线温存。
他设问儒家理想有系于「三王」，「抹杀」三王，否定其存在，儒家权威会不会受到伤害？他自答：不会，「三王之存在与儒教理想并不相关，失去偶象，儒家理想依然存在」，尧的至公至明、舜的孝顺笃敬、禹的勤勉力行，属古代中国人于王者所望，依然存在，「儒教之生命亦因之得以保全」。
有意思的是他似乎预见到中国古史辨派会把大禹说成虫，表示把大禹说成虫无根据。他说：「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
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一出，立即在日本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十七编第一号上，就尧舜禹有否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质疑「尧舜禹抹杀论」。1911年后，又有《关于尧舜禹抹杀论》问世，考证《尚书》?《虞夏书》、《商书》年代，探讨殷末周初文明状况，对白鸟库吉「抹杀论」做具体驳难18。
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二卷第十二号刊白鸟库吉〈关于中国（支那）革命史的说明〉，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
1911年9月林辅于《东亚研究》第二卷第九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驳白鸟库吉说。
1912年2月与7月，白鸟库吉分别在汉学研究会与日本史学例会上，以〈《尚书》的高等批判〉与〈儒教的源流〉为题，发表演讲，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也曾着《书经的研究》，对《尚书·虞书》所载天象作详细考证，反驳林泰辅，支持尧舜禹抹杀论20。1915年白鸟库吉又发表〈儒教在日本的顺应性〉，再次论证尧舜禹「绝不是真实的人物」。
直到1921年，《史学杂志》第二卷第四号还刊登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21。可以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余波不尽，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影响着日本学人，而他与林泰辅等学者在这问题上的争论则无形中扩大了影响。
三 〈《尚书》的高等批判〉「中国古代 文化西一说」登声， 将「抹杀」论推到新平台
「尧舜禹抹杀论」的发表，激起林辅泰等人的反驳，白鸟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意见作一个系统的阐述，为此于1912年发表〈《尚书》的高等批判〉等。在〈《尚书》的高等批判〉中他没有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相反进一步指论中国许多古代思想非出本地，而从伊朗、印度、亚述等地输入，着意创说「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22。这样就将自己的理论推上一个新平台。
他在〈批评〉中说：中国「阴阳」及「天地三才」思想与中亚思想相关。伊朗拜火教中有阴神与阳神的说法，佛教无明与真如说则为阴阳思想的变形。三才思想存在于印度的《梨俱吠陀》中，这样的思想在亚利安民族中显得特别明显。
中国有二十八宿的思想，印度则有二十七宿的思想，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说。这样，如果推算二十八宿的思想在公元前1150年发生，则传入中国也大致在那个时候。《禹贡》已有「流沙」与「弱水」地名，位在新疆，可作左证。
他又说：一天分为十二时及五星（尚木星而居中央）思想乃从亚述传入中国，由五星思想又发生五行思想。
《易》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帝的出现与五行思想有关23。《书经》中，尧以前甚么都没有记录，而黄帝又出现在这之前，可以推想黄帝事迹是后人的制作。
依照白鸟的说法，后人有五行思想，为凑满五行的需要，硬是加上黄帝等历史角色。如同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有了五行思想就制作了「五帝」。这样白鸟继铲除三王存在地位之后又发动新的攻势，奖伏羲、神农、黄帝也列入否定的名单。
世界上文化相似的现象很多。一般说来，不同的人类种族，处于不同的地区，可因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近似而发生近似的文化。文化不仅是传播的产物，也是地理环境与生产形态的产物，文化不仅是「连锁」发生的，同时也可能独立发生与存在。不可以一旦发现近似的文化，就断言某个文化是另个文化的复制。白鸟没有理会这种文化发生学原理，过急地给中国文化下了西来说的断论，颇多牵强。
白鸟的上述观点与他的批判主义发生联系。他知道「崇古论」对文化现代建设有多大的危害，决心对经典的「古代」意识，即「三王」「五帝」概念作无情批判乃至否定。历史上既然没有「三王」也没有「五帝」，对他们的崇拜还有甚么意义？
白鸟还嫌着力不够，又论中国古代文化源自西方，意要抽去崇古论的最后底线。学术界常有的情况，先有一个意念存在心中，衍为研究的动机与方法，然后填充史实，这就带来「求真」与「求是」的矛盾。求真，追求事物之真实，求是，探求事实中的道理。道理存在于事实之中，求得事实，道理自明。问题在于一味求「理」，而忘记「理」存于「事」，强求理而忽略于事。这样尽管道理新颖，但最终缺少太大的说服力。如此毛病即使在大学问家的身上也时有出现，尤其当「历史主义」在他们的治史理念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时候。显然，白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
四 白鸟不仅对中国古史表示怀疑，也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
假如我们不把白鸟库吉的研究与日本当时的批判主义思潮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假如我们不是发现他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同时，也对日本古代史持同样的质疑态度，我们真弄不明白白鸟库吉的一连串史学作为，究竟居心何在。
事实上，白鸟在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时，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本古代史学，对准日本「神代史」。结论是，日本不是「神国」，「神代史」只是世俗历史在神秘天空的投影与古代御用史家别具目的杜撰。白鸟有《卑弥呼考》，考卑称呼这个日本「先祖」级人物的存在情况24。
和十（加走旁）哲郎在《日本古代文化》一书中总结了白鸟的基本观点。
其一，日本太阳神崇拜与将太阳神奉为皇祖的信仰是四世纪乃至五世纪的时候出现的。
其二，按照神代史的记载，天照大神一旦隐居岩穴，天地一片黑暗；走出岩穴，世界即刻一片光明。这正和卑弥呼去世后日本出现混乱、倭女王壹与出世后日本归于平静的历史事实吻合。
其三，日本神话中有天安省原八百神集合拥戴大神的传说，而历史记载中也有倭女王不用武力而以神秘魅力服众的故事。显然，如果说神话传播着太古的事实，神话记载的天安省原故事就反映了卑弥呼时代的社会状况。
其四，历史上卑弥呼是女王（她居住在九州地方），而神话则说日本的神以女神的样子出现，这正应对了历史的真实。
总之，日本的卑弥呼神话，引伸出天照大神的神话（卑弥呼是日本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的女王。《魏志?倭人传》记该女王统治着当时日本三十多个小国。公元239年，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往中国，明帝授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神话中的神主形象实与《魏志》中日本君主形象一致。《魏志》中，倭女王用鬼道统治国家，而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恰恰就是一个祭鬼的神。这样，日本神话中的神便成为日本古代君主在天上的折射。
笔者认为，白鸟库吉对天照大神的存在表示怀疑，认定天照大神并不存在，而是中国《魏志》中具体人物卑弥呼的写照，其目的是否认日本神代史观与皇道史观的历史基础。
日本重要史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着日本的「神代」历史，讲述着日本的「神道史观」。这个观点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是神创造了日本。活跃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天照大神等，既是古代日本尊严的君王又是「神国」日本的开辟之神。从神道史观点演绎出「皇道史观」，主张天皇既是政治的君王、军事的统帅，又是主宰日本的神，由此确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为维护日本专制统治，推动侵略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之后，再次出现思想启蒙运动，社会思潮逐渐由国粹主义向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向。1901年幸德秋水等发起成立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出天皇制。
此后，自由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吉野作造等人追求民主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推行民主选举运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期然地形成共同的批判主义思潮，批判专制主义，批判封建国体。
与此相呼应，接受德国兰克学派思想的白鸟库吉在史学领域兴起古史怀疑风气，怀疑中国三代「神话」，怀疑日本「神代」神话，将中国的「三代」与日本的「神代」、中国的三皇五帝与日本天照大神等众神皇，作一并的怀疑与推翻，其思想与日本批判主义思潮一脉相传。
胡适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中说：「北大教授钱玄同与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如果说，中国的疑古家做的工作是证明古史「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那么日本的疑古家做的工作则是证明日本神代史「都是历史而不是神话」，他们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倒过来」的。然而仔细地推敲，目的却都是一样的。在日本批判主义看来，日本复古思想猖獗，问题就在于对神话的迷信。现在神话不「神」，迷信的基础也就被抽去。因此否定三代的真实与指出神话的造作，都是否定古代崇拜。
其实也是，白鸟库吉怀疑天照大神的存在，即是怀疑日本的神道史观，即是对皇道专制国体作历史与理论的动摇。可以说白鸟库吉是日本大正启蒙运动史学战线的联盟，立足于史学战线，给予吉野作造等民主主义者以史学资源上的支持。由于白鸟的工作做得比吉野作造还早，因此说白鸟是日本「大正民本运动」的理论先驱也不为过。
中国人总以尧舜禹的民族的骄傲，总以炎黄子孙自居，现在一个外国人居然说中国没有尧舜禹，炎黄的历史也是空白。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必然刺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至今看来白鸟库吉理论依然缺少更确凿的史料的支持，这样对他的理论就不应该给予过高的评价。然而从白鸟库吉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具体背景而言，确实与他的批判主义思想有关。
在白鸟库吉等人看来，日本文化很大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翻版与再造，日本神代崇古思想源于中国「三代」崇拜，因此，他对中国三代古史的怀疑与批判，期望目标当是为他的日本神代史怀疑论作理论铺垫与思想准备，进而断绝日本神代史崇拜论的思想根源。从这个角度观察，也许可以对白鸟库吉的怀疑史观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看法。
五 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对白鸟史学方法论的补充，「加上原则」的提出
可以说，日本批判主义史学思潮的学术基础是建立在《尚书》研究之上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从某种说明书义上说是《尚书》研究的结果。所以，以后人们对白鸟史观有所褒贬，也就非得从《尚书》研究的入口进入25。
1921年3月，内藤湖南发表〈尚书稽疑〉一文，对《尚书》中的疑惑问题进行考证，对该书的成书、流传与发展史等诸问题开展讨论26。如果说，白鸟库吉指出中国上古史无据可查，但还没有建立甚么完整的理论，那么，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则一方面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更重要者为白鸟库吉史观制作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即所谓古史「加上理论」。
他在文章中说27：
最初，孔子及其门下以周的全盛为理想，由此产生以继承周统的鲁为王的思想；其次，因为尊孔子为圣王，而产生尊殷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像墨家，尽管其学派起于殷的末孙宋国，但因为他们把禹推崇为理想人物，所以尧舜的传说虽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竞争而产生的。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这是《甫刑》中已值得怀疑，还包含了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颛顼、黄帝等。《六艺》中比较晚起的《易》之《系辞传》，甚至上溯到伏羲。由此看来，《尚书》中的周书以前关于殷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
他认为，中国古史人物的出现与古代学派竞争求胜的心理有关。如孔墨两家争胜，墨家推崇禹为理想人物，儒家则「祖述尧舜」。这样，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事实是，时间愈后的学派，创造的历史人物愈古老，「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愈是古老的历史都是后人「其后附加上去的」。他的理论由此被称为古代史的「加上理论」。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 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二十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六世纪至七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五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著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甚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二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5。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36。
七 余 论
人类从其诞生以来，遵行一条文明路线向前走，从丛林社会走向土地社会，继而走向市场社会，是文明路线的基本轨迹。从政治意义上说，则是从原始专制走向封建专制，最后走向现代民主。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社会心性中的许多缺点。这指的是学习西方时的「怀乡」心理，迎接现代时的「怀旧」心理。由于「怀旧」总觉得古胜于今，由于「怀乡」，对故国本族之古旧，更有难以割舍之情，最后形成现代化的精神阻力。更有甚者，日本古代「神代史」崇拜思想最终演化为「神道史观」，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配合该国二十世纪年代前后启蒙政治背景，冀望以疑古方式排除根深蒂固的复古心理，反对封建，为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扫清道路。如果「三代（也包括三皇五帝）崇拜」37是中国复古思想的史学根基，那么「神代崇拜」就是日本复古思想的历史基础，合起来说，「崇古」思想成为中日走向来现代的共同精神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与日本神代崇拜思想有着共同的理念根源，日本的神代崇拜思想乃是中国三代崇拜思想的仿真与再造，因此批判日本崇古思想，要做的是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作连带清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无论是白鸟库吉还是他的后继津田左右吉都着力去做两件工作：
一、怀疑与否定中国「三代」的历史真实，试图将其还原为历史的空白，让中日复古者失去历史的依据。
二、怀疑日本古史的神话性质，否定神代史观。
如果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还缺乏如此明确的思想目标，那么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应该说是怀着一种意念。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的工作遭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排击。尤其是白鸟库吉力主神代史为历史影写，津田左右吉着《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代史研究》等名著，论证神代史属封建史官的捏造，提出「神代、上代史抹杀论」，神道头上动土，确实需要很大勇气，此后津田左右吉被起诉与判刑，证实了这一点。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即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既然同时提出中国古史（三代史）抹杀论与日本古史（神代史）抹杀论，他们于中国古史的怀疑与批判也就并非完全出于「中国文化蔑视」，有关对他们史观的评价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
当然，日本批判主义疑古史学局限亦大，首先是言立论过勇，求证单薄。无论白鸟还是津田在提出他们的史学理论时，都没有注意到考古发掘上的成果，沉溺于从文献到文献的循环考证中，史学说服力欠缺。「通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似乎成为疑古者容易犯的一个通病。
中国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强调当代历史考证中「地下」证据的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此毛病的一个针砭。由此，他对反驳「尧舜禹抹杀论」的林泰辅寄有好感。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家思想上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他们的研究动摇着日本神道史观的基础，然而又总说本人是一个天皇崇拜者（津田左右吉），所做的研究未敢当面触动旧天皇体制。尤其在战后，津田左右吉更发表宣言，赞同天皇制度，成为事实上的天皇制维护者。另外，他们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而对崇古思想的初作俑者孔子又是优礼有加，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原料的日本式「儒教」礼敬如常。这使人想到与白鸟库吉同时代的「大正民主主义」领袖吉野作造阐述思想，不愿意打出「民主」的旗号，总使用「民本」这样的中性名词，反映了日本自由主义学者整体柔弱的政治体格。
由此因缘，日本上世纪10至20年代的批判主义运动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紧接着昭和年代的到来，日本的国粹主义、神国主义、右翼极端主义、超国家主义与侵略主义一道回潮，四面夹攻。日本现代史上第二波批判主义思潮烟消云散，败不成阵，右翼思潮演成主流，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注释
1.这个历史时期也称「大正民本时代」
2.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那珂通世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曾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任教。著书《支那通史》，为日本最初的中国通史著作，又有《成吉思汗实录》为日本蒙古史研究的经典，由此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东洋史」概念即由他最早提出。关于日本史研究，他有《上世年纪考》。
4.日本《广辞苑》称那珂通世指出神武纪元的错误，开拓蒙古史研究领域，着《东洋小史》、《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实录》、《外交绎史》等。
5.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
7.「崔述，字武承，大名人。干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效归。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名考古异录。」（《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
8.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
9.其记录在《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以〈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10.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 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可参考韩升：《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同时接受影响的还有服部宇之吉，「他是最早接受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学派的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在他进入东京大学的前一年，即1886年，兰克学派的主要学者，利斯教授来东京大学主持新设的文科大学史学科的教务，首次将兰克史学观念介绍到日本，当时进文科大学的有十人，毕业时只剩下一半，哲学科只有服部、史学科只有白鸟库吉。引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196页。
11.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5页。
12.同上。
13.同上。
14.白鸟库吉：〈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的《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
19.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道──文化建设论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29页。
20.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4卷1号、3号连载。
21.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桥本增吉《论〈虞书〉》、《〈书经〉研究》，加藤繁的〈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饭岛忠夫的〈从汉代的历史看〈左传〉的伪作〉等都对白鸟库吉的观点有所支持，并在怀疑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扩大为对《诗经》、《春秋》、《左传》等的普遍怀疑，并对中国上古时代记事如井田制等也提出质疑。引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9页。
22.白鸟库吉：〈〈尚书〉的高等批判〉，《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历史的思想》第101页。
23.同上。
24.白鸟库吉另有《神代史之新研究》（1896年10月刊）等。
25.这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同样的情况，顾颉刚创「古史辨」派，掀起中国版的疑古思潮，也十分重视对《尚书》的研究，尽己一生作了大量《尚书》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有贡献的《尚书》研究家之一。
26.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3），湖南是他的号。秋田师范学校中等师范科毕业，曾为政教社《日本人》、《亚细亚》记者，被称为「中国通」。1907年应京都帝国大学邀请，开讲东洋史学讲座，有《支那史学史》传世。曾为昭和天皇的「御讲书」，讲解中国《通典》。
27.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顾潮：《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第201-203页。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筑摩书房，1970年。
28.同上。
29.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0.同上。
31.同上。
32.其实，早在1913年，津田左右吉已经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神代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24年出版），本篇是《神代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第133页。）
33.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4.松本三之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序说》，《序章》，有斐阁，1957年出版，第2页。
35.同上。
36.家永三郎：《一个历史学者的足迹》，三省堂，1967年版，第94页。
37.这里指尧舜禹三代。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摘要：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其间并且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 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主要有：（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三）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四）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一、与崔述的最初接触（1906－1923）
据胡适先生《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年谱目：崔述卒后8年（1824年），陈履和刻成《遗书》；卒后87年（1903年），日本史学会印行那珂通世标点之《东壁遗书》；卒后105年（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卒后107年（1923年），胡适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卒后120年（1936年），顾颉刚标点之《东壁遗书》出版。对崔述学术的传播有清晰的条列。〔1〕（《附录》）（P.950－951）
据李庆先生统计，〔2〕清末民初之际崔述事迹见于以下书籍： 1. 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附)
2.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
3.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4.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十五
5. 陶梁《国朝畿辅诗传》
6. 咸丰三年《大名府续志·文苑传》
7.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
8. 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9. 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三》 顾颉刚先生所整理的《崔东壁遗书·附录》，又有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三十三的《崔述小传》一种，〔1〕（《附录》）（P.915）可为上述统计作一补充。这些小传均为史料性质，来源也都是陈履和的《行略》。 在学术研究方面，据李庆先生所述，在胡适、顾颉刚等人发现崔述以前，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刊有署名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1907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总三十四期）有刘师培的《崔述传》。由于刘师培及其妻何震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多有联系，所以李庆认为：“此文的写作，或是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2〕
1932年2月，顾颉刚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传状目按语》时，也已肯定刘师培所作《崔述传》是目睹了日本史学会所刊《东壁遗书》，并节缩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而作。顾颉刚还说，在1926年，他由张春晖处得到了嘉庆二十三年所刊《崔东壁先生行略》的原版。〔1〕（《附录》）（P.939） 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对崔述的注意，据《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有以下的过程： （一）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崔述一事
1920年12月15日，有了编辑《辨伪丛刊》（当时叫做《辨伪三种》）的计划以后，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3〕（《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4）
此处所说“我知道有”一事，80年代初顾颉刚撰文补充说：“约莫在我十二三岁时，我在家中找出了一部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有《崔东壁先生事略》一篇，说他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出了细密的考辨，于是大量的《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给他一扫而空了。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事!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因为它的流行量太小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6－7）（原刊《中国哲学》第二、六辑。）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同治初年，由曾国藩作序，流传广泛。日本学界了解崔述，最初也是通过此书，详后引内藤湖南之语。 顾颉刚十二三岁，是1904－1905年。顾潮、顾洪将此事系在顾颉刚14－15岁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4〕（P.31）时间是1906－1907年。 顾颉刚在信中同时说到的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很快在胡适的藏书中找到了，翻检之后并没有辨伪方面的内容，使顾颉刚和胡适都感到失望。〔3〕（《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P.17）顾颉刚治学是从目录学开始的，在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十五种之中，恰有《开闢传疑》二卷。顾颉刚之所以向胡适询问此书，推测是记住了这二卷的书名。由顾颉刚对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判断的失误来看，他所说的“知道而没有看过”《东壁遗书》的话是可信的。 （二）胡适、顾颉刚分别寻找《考信录》
1920年12月1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中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我没有，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我有全部。”又说：“崔氏书有日本人那珂通世的新式圈点校印本，可惜此时不易得了。我已托人寻去。”〔3〕（《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P.15）
崔述的《考信录》，除单篇零散刻印以外，据本文所知完整的刻本计有10种：
1. 1824年（道光四年）陈履和刊《崔东壁先生遗书》本
2. 1875年（光绪元年）聚珍翻印本（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附记）〔1〕（《附录》）（P.930）
3. 1879年（光绪五年）王灏《畿辅丛书》刻本（只有《考信录》等14种）
4. 1924年（民国甲子）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本（一说为景本。据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1〕（《附录》）（P.936））
5. “近年坊间石印本”（据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与上书可能为一事）
6. 1902年日本那珂通世编、日本史学会据陈履和道光本标点《崔东壁遗书》铅印本
7. 上海群学社铅印小字本（据《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8. 1930年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大字本（据顾颉刚《崔东壁遗书·附录·序目·目》顾颉刚按语〔1〕（《附录》）（P.911） ）
9. 1936年顾颉刚标点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崔东壁遗书》
10. 1983年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崔东壁遗书》本 就当时情况看，已有的几种版本中，《畿辅丛书》本是最容易寻找的。胡适的回信表明他已了解日本出版有《崔东壁遗书》的消息，并且认为日本的版本更好更便利。
胡适和日本学界有直接联系，如青木正儿、诸桥辙次等。青木正儿主要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史，一直阅读《新青年》杂志，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他在《支那学》创刊后，寄赠了第一卷第一号给胡适，胡适在1920年9月复信答谢，二人开始频繁交往，胡适马上托青木正儿在日本查找姚际恒和崔述的著作。（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此时曾在日本留学的钱玄同尚未介入讨论。 （三）找到《畿辅丛书》本《考信录》并开始研究
1921年1月24日，胡适在致顾颉刚信中说：“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此书我一二日内可看完。今先送上《提要》一册。此为全书最精采之部分，你看了便知他的书正合你的‘伪史考’之用。”〔3〕（《告得〈东壁遗书〉书》）（P.19）
顾颉刚从这一天开始见到了《考信录》的《提要》，即崔述总结辨伪“律例”的部分。 （四）顾颉刚继续寻找《考信录》
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在第二天给胡适的回信中说：“《考信录》这部书，我想看了好久了，到琉璃厂问了两回，书易得而价不能出，所以至今还没有看见。先生说这书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我想有暇时到先生处看看，如我的力量能够标点的，等我《辨伪三种》做完了之后便接下去。”〔3〕（《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P.20）
这封信说顾颉刚已在书肆见到《遗书》，但书价太高买不起，说明他在此以前也在独立寻找此书，但还不能决定全力投入。
信中同时说到钱玄同对编辑《辨伪丛刊》的意见，开始介入讨论。《古史辨》第一册所载顾颉刚致钱玄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1年1月21日，〔3〕（《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P.23）钱玄同的回信写于1921年1月27日。〔3〕（《论近人辨伪见解书》）（P.24）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五）胡适对《考信录》的积极肯定
1921年1月28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回信即著名的《自述古史观书》中说：“来信使我很高兴。《考信录》在清代算一大奇书，你肯任标点，那是极好的了。我想此书太多，不必重抄，可即用《畿辅丛书》本点读。我当再买一部供此用，因我此部已被我批点过了。《考信录》甚多使人失望处，你看了便知。但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的大胆和辣手的了。以后你的《伪史考》即可继此而起，把他的判断再细细判断一回。……送上《考信录》二三四五册。”〔3〕（《自述古史观书》）（P.22－23）
这封信首次披露了胡适关于中国古史先“缩短”再“拉长”的“二阶段”观点，这个著名的观点的提出，全是围绕着崔述《考信录》的背景来说的，其中包括对《考信录》的极大肯定，也包括尖锐的批评。
这封信说明，胡适在催促日本方面的同时，已决定不等日本的消息，在《畿辅丛书》本上直接点读，以便尽快出版。
1926年顾颉刚追述当时情景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3〕（《自序》）（P.45）说明胡适确曾很快买下易于找到的《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追述说：“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9）所说胡适得书来源的“书店主人”可能就是他曾光顾的琉璃厂书肆。 （六）为整理出版《考信录》继续寻找日本刻本
约在1921年1月30日前后，胡适写给顾颉刚一封短信《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并随附了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信《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胡适的短信中说：“玄同先生信五页，论崔述书，附上，请看了还我。我现正在物色陈刻全本。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钱玄同的信中说：“你说崔东壁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道光二年陈履和刻的《东壁遗书》，才是全璧。日本史学会铅印本（四巨册），就是翻陈本，加上句读和引号，做上索引。此部最佳，但此时恐买不到。……”〔3〕（《转致玄同先生论崔述书》）（P.27） 这两封信都未署年月，按照当时胡适与顾颉刚通信的频率来看，钱玄同的信应当是胡适收到后随即转给顾颉刚的。又因为《古史辨》第一册的编次，此前为顾颉刚1月29日的信，此后为顾颉刚1月31日的信，所以这两封信只能暂时系于1月30日。 钱玄同致胡适的信显然是封回信，信中讲述《崔东壁遗书》的版本优劣，十分精细，表明胡适曾写信给钱玄同询问有关《遗书》的事情，也说明钱玄同对于《遗书》特别是日本版本的情况确实非常熟悉，包括出版者日本史学会（胡适曾误称为文学会，见后引）的情况、句读引号索引等体例情况、铅印与册数等印刷情况，都说得很清楚，说明钱玄同确有此前见过日本版本的可能。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出版于1902年，钱玄同于1906－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结识章太炎等，交往广泛。（参见吴锐《钱玄同评传·钱玄同学术行年简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胡适一向以擅长搜求版本著名，但此前他虽知道《遗书》有日本版本，但对于《遗书》的了解不如钱玄同。他写给顾颉刚的短信说明他在听了钱玄同的介绍以后，决定将陈履和刻本和日本铅印本都搜求到手的安排。 据李庆先生介绍，由张小刚整理的胡适1921年2月4日致青木正儿的信（在《吉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刊出。又见耿云志《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附一《胡适与给青木正儿来往书信二十七通》，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P319。）中说到：“又有一事奉托。我想叫我的学生们‘整理’(这是我们新流行的一个字，例如‘整理国故’)崔述的《东壁遗书》，预备出一个‘新式标点’的本子。听说日本文学会曾出了一部《东壁遗书》的‘点读加引号’的本子，校刻的很好。不知此本还可以求得吗？我寄上日币二十圆，请你费神托旧书店去替我找一部。假如不够，请你告我。如有余，请暂收存。”〔2〕 如果胡适写给顾颉刚的短信中所说“日本刻本，我明天去托人访求”是指写给青木正儿的这封信的话，那么这封信与本文推测的致顾颉刚的短信写于1921年1月30日的日期，有3天的误差。大概胡适是在3天以后，而不是“明天”才给青木正儿写信的。
到1921年5月19日胡适致青木正儿的信中又说：“《东壁遗书》的事，我盼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和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5〕（P.287）
钱玄同信尾的删截号为原书所有。胡适短信中说，钱玄同的信共有“五页”，当时《古史辨》所刊出的钱玄同的信到“此部最佳”处便嘎然而止了。如果推测顾颉刚在写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前，曾通过钱玄同间接得到日本的影响，此处所删除的内容中便含有一定的可能性因素。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七）顾颉刚对《考信录》的评价
1921年1月31日，顾颉刚致胡适的信《论伪史例书》中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我觉得在伪史里很可归纳出许多例来。”
此时上距顾颉刚得到《考信录》第一册《提要》仅有6天，上距他得到《考信录》第二册仅有2天，可见他阅读速度之快及当时“大快”的情状。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追述：“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3〕（《自序》）（P.45）表明了顾颉刚与崔述精神气质上的相通。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顾颉刚投入大量精力所整理标点的亚东版《崔东壁遗书》。从1921年直到1923年4月，顾颉刚在与胡适、钱玄同的信函中，多次提到《考信录》或崔述，但没有详细的论述。然而有一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此前顾颉刚提到崔述的著作，大抵是指《考信录》一种而言，但到1936年他所标点出版的《崔东壁遗书》，已是崔述的全部著述了。 （八）顾颉刚“层累说”与崔述的关联
1923年2月25日和4月27日，顾颉刚接连有二封信写给钱玄同。2月25日的信中说到他想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文章的计划，以及“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等等大意。其中也说到“古代的史靠得住的有几，崔述所谓‘信’的又何尝是信！”〔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61－66）4月27日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随后又说：“崔述的学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了。”〔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59－60） 这二封信被顾颉刚编在一起，发表在1923年5月6日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成为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正式提出了轰动学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虽然此时顾颉刚对《考信录》已有较多批评，但是“层累说”的提出背景仍然与对崔述的讨论直接相关。 （九）顾颉刚与那珂通世的日本版《崔东壁遗书》
就本文所见资料，在1923年以前，顾颉刚尚未见到日本版本的《崔东壁遗书》。
1983年，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遗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的《附录》部分收入了那珂通世《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一文，〔1〕（《附录》）（P.925－926）以及赵贞信介绍于式玉女士据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译出的那珂通世著《〈考信录〉解题》一文，〔1〕（《附录》）（P.926－930）后者明确说到：“《考信录》之价值，中国儒者解者甚尠……即在我国（日本）研究史传之结果，因兒岛高德之消失，曾高唱抹杀之声。” 据赵贞信《〈考信录〉解题》文后附记：那珂通世死于1908年，1916年三宅米吉写了那珂通世传，此文由黄孝可译后，载于1931年创刊的师大《史学丛刊》第一期。〔1〕（《附录》）（P.930－931）赵贞信并且具体介绍了那珂通世印本的分册（四册）及各册出版年月。顾颉刚在《崔东壁遗书·附录》中收入了三宅米吉述、黄子献译的《那珂通世校订〈东壁遗书〉》一文，注明为《日本文学博士那珂通世传》之一节，原刊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丛刊》第二期，与赵贞信所述当是一事。〔1〕（《附录》）（P.1077）此传译文前，曾有陈垣所作短序。 顾颉刚与那珂通世所编二种《崔东壁遗书》，编目各不相同。据顾颉刚编订的崔东壁《考信录》，内容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以上三种又称《三代考信录》）《洙泗考信录》4卷，《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总计12种36卷。 那珂通世在《书重刊崔东壁遗书目录后》中，据崔述《自订全集目录》，称《考信录》共十二种，三十六卷。但是在《〈考信录〉解题》中，又称崔述有“《考信录》三十六卷，《考信翼录》十卷，合为四十六卷”。〔1〕（《附录》）（P.926）在目录上，也与顾颉刚不同。将《考信录》划分为《前录》4卷（包括《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20卷（包括《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12卷（包括《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另将《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编为《考信翼录》10卷，总计16种46卷。其中《考信翼录》还非全部，尚有《读经余论》2卷，《知非集》3卷，《无闻集》第5卷1卷，《小草集》5卷，《细君诗文稿》1 卷，《荍田賸笔》2卷未收录。 以上有关那珂通世的情况，包括他所编的《崔东壁遗书目录》，都可以是间接收录，不能证明顾颉刚已见到日本版本。但是在1983年上海古籍版的《崔东壁遗书》的正文中，已偶见有那珂通世的按语，如《洙泗考信余录目录》中“论语源流附考”一条，有“通世按：旧本无此六字，今据卷三本文补之”一语。〔1〕（《洙泗考信余录》）（P.364）《王政三大典考目录》中有“通世案：旧本三考各自成书，无目录。按东壁自订《全集目录》作‘王政三大典考’三卷，今据补”一语，〔1〕（《王政三大典考目录》）（P.489）可知顾颉刚已见过那珂通世所编的日本版本。他编订的《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而参照了那珂通世的整理成果。与此同时，对于那珂通世所介绍的日本疑古思想，所谓“高唱抹杀之声”，也略有了解。 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查找那珂通世版本，均未见有库存的痕迹。至于顾颉刚先生在何时何处得到那珂通世版本，则尚待进一步的调查。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关联的几种评价
在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界的疑古思潮方面，以往学者的研究分歧较大。由于涉及了中日两国的学术关联，以及对于前辈学者的学术评价，因此问题也比较敏感。这些研究综合而论，大致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
关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研究、表彰之前，崔述学说的继承问题，顾先生自己曾说：“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8）崔述及其《考信录》是经过日本学者的提倡而后引起中国学界重视的，但此处“第一个接受”一语却存在语义含糊的问题，不及胡适及钱穆先生的说法准确。 胡适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表述前后有所转变。1923年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的引言部分，（此文第一、二章已刊于1923年4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王煦华先生于《崔东壁遗书·附录》文后按语说写于1925年，可能有误。）他说：“明年（一九二四），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年前（一九0三—四）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1〕（《附录》）（P.952－953） 1931年胡适先生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后记》中，说他1923年始作崔述年谱，这一年“秋后我从南方会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所以年谱的后半部分也由赵贞信续完。〔1〕（《附录》）（P.1015）事隔14年，1936年在亚东版《崔东壁遗书·序》中，胡适先生说：“他的著作，因为站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只受了极少数人的欣赏，而不曾得着多数学人的承认。”〔1〕（《附录》）（P.1043）这时便不再提那珂通世。 钱穆先生的陈述是更加精确的。他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书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于今始大显。”〔1〕（《附录·钱穆序》）（P.1046）这一判断以骈体写出，看似含糊，其实是更为准确的。 钱穆先生的这种表述与他撰写此文时的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学养、信念有关。钱先生的《序》作于1935年12月的北平，当时由顾颉刚先生整理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在即，而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也更加急剧，时局紧张，有传言说日本人将要逮捕顾先生。〔6〕（P.170）钱先生详记当时情形说：“顾君又敦促……而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吟，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一室徘徊，胸沸脉竭。而顾君之期限既届，则我又将何以序崔氏之书而应顾君之命乎？无已，请舍崔氏书而言时事；时事之坏无足言，请言其所以坏。……为穷源探本之论者，乃研讨及于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何在？曰：在古史。……然则儒家之所传，《六籍》之所载，固于古史为若是其不可信欤？曰，又不然，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谓必舍此二者而后可以求古史之真相，我未见其有当也。”钱穆先生是由国难的深重敏感到古学的价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责任，从而比较崔述与顾先生观点的异同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1〕（《附录·钱穆序》）（P.1047－1048）其中隐含了对顾先生的间接批评。 另一方面，钱先生也从学理上论证了殷商史的可信性，其否定崔述的推理方法迄今仍为学者所称引。他说“司马迁为《殷本纪》，序列自契至汤十四世，今安阳出土甲骨颇多为之互证者；马迁《夏本纪》又载自禹至桀十四世，年世略与自契至汤相当。马迁论殷事可信，何以论夏事不可信？马迁记殷事有据，何以记夏事独无据？马迁之所睹记，其不复传于后者夥矣，若必后世有他据乃可为信，则是马迁者独为殷商一代信史以掩其于夏、周之大为欺伪者耶？”〔1〕（《附录·钱穆序》）（P.1048）
在此背景及认识之下，钱先生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便带有否定疑古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崔述、顾颉刚的同时，钱先生实际上给出了关于本民族与其文化的方向性的指导意见。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1〕（《附录·钱穆序》）（P.1051）“故将有志于治国史而探讨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积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说，不究乎《六经》之旨，是犹登山未跻其巅，涉海未达其岸，终必将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1〕（《附录·钱穆序》）（P.1050）“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1〕（《附录·钱穆序》）（P.1052） 本文认为，以上胡适先生的“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先生的“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虽然未及详尽分析，含义也比较模糊，但是就其大旨而言，至今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关于顾颉刚先生与崔述的渊源关系，王煦华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全面肯定的，既肯定了二人的学术方向，也明确了二人的学术关联。 王先生认为：“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看，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是中西文化结合产生的硕果。”〔7〕 王先生分别引用了崔述和顾颉刚的有关论述，引用崔述的是《补上古考信录》的一段：“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引用顾颉刚先生的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总结陈述：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3〕(P.60)以及稍后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自序》)（P.51) 王煦华先生说：顾颉刚的古史观和历代辨伪言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并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有一些量的改变，而是有了质的变化。就拿最后的崔述来说，他说的‘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虽含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念，但思想还是模糊不清的。因为，(1)识见的上下，与称引的远近，并无必然的联系；(2)时代的前后，传闻的繁简，与古史系统的远近，也无必然的关系。因此，崔述的这些总结性的话，对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并不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顾先生对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表述，则排除与古史系统远近无关的识见和繁简，而单纯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两者的先后恰恰相反的规律性认识。” 路新生先生是近年来专门研究疑古史、史学史并且成果较多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认为顾颉刚在三个方面承袭了崔述的辨伪成果：一，古帝王非出一系；二，关于夏商与商周关系；三，五德终始说。（参见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主要内容又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崔述考信辨伪的成就与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邵东方的引述。）也是基本上肯定了顾颉刚与崔述二人的先生方向。 路新生的研究是在非常具体地比较二人学理上的共同点一方面进行的，如认为：“对比一下顾颉刚与崔述的说法，显然，顾说更加精彩，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而崔说则还比较直观和感性化。另外，顾说中根据第一、第二点抽象出来的第三点，是崔说中所没有的，这也是顾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如传说古史期中被放大的具体人物，顾、崔二说也不尽相同。然而，从思维的指向上看，从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看，顾、崔二说存在着内涵上的叠合面，以今度古和世愈后却载记愈详这两个崔说的‘终点’，正好成了顾说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顾的‘层累说’所具有的那种理论思辨色彩和哲学的抽象性，虽然为时处乾嘉封建时代的崔述所不可及，但崔说中具备着可供顾颉刚进行理论总结的思想芽蘖，这也是事实。崔、顾二说前后继承、发展的思想轨迹是清晰可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顾的‘层累说’是在受到了崔说的启迪，发展了崔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他的比较性的工作受到了邵东方先生的批评，被称为是“在学术的最浅层次上”。〔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49）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渊源关系，邵东方先生的观点与王煦华先生比较相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邵东方先生认为：“崔述和顾颉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根本差别就是，崔述是在首先承认《五经》所载为真实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他主张凡与经书相矛盾和抵触的记载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而顾颉刚则对《五经》与其他古书一律采取平等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古书都是经过了后人的歪曲或加工。同时，他们两人怀疑古史系统的意图也不相同：顾颉刚以疑古达到古史的考信，这样就在客观上破了‘儒家之道’；崔述也是以疑古为手段，借此弄清史实，然而他的目的是使帝王圣贤之事光明于世，所以他是以崇圣卫道为首要任务，而疑古只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所有这些都表明，双方学术的起点和终点是各不相同的。”〔8〕（《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P.252） 关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胡适在1924年就已指出，顾颉刚“剥皮主义”“这个见解起于崔述”。〔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P.192）陆懋德先生1926年也已提出：“原书六0面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此与崔氏《考信录提要》之言如同出诸一口，故余谓顾君之思想受崔氏之影响而成也。原书六五面又疑‘后人何以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此语亦与崔氏之说极为相似。”〔9〕（《评顾颉刚〈古史辨〉》）（P.370） 王煦华与邵东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和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本文认为，顾颉刚先生在疑古辨伪方面有多年的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和表述，因此不能从来源上认为他的疑古辨伪思想是由崔述接受而来，但是就“层累说”的前二条而论，是明显地、直接地来自于崔述的。除了现代学术语言等形式上的不同，顾颉刚与崔述的意思大体相同。 就王煦华引用过的崔述和顾颉刚的论述来看，第一，就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前二条而论，主要是对比“时代”与“传说”二者的反背关系。崔述所说的“世”，与顾颉刚所说的“时代”没有根本的差别；崔述所说的“识”，不是“识见”，而是“所知”，这与顾颉刚所说的“传说”也没有根本差别。“世”与“识”是比较“史”与“书”的关系而言的，也是比较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而言的，顾颉刚先生的意思也是如此。第二，顾颉刚所使用的句式“愈……愈”的结构，与崔述完全相同。第三，顾颉刚所揭示的“反背”一语，与崔述所说“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反益多”〔1〕（崔述《曹氏家谱序》）（P.707）的“反”字，也有一定关联。 对于邵东方的观点，本文认为，时代的先后所造成的差别，宜于梳理其前后变化的轨迹，而不宜于作高低水准的判别。古史辨派是比较重视前后变化的，胡适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相互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10〕（27）顾颉刚先生也多次表示，他的辨伪成就与环境、时势相关。“以是知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时代环境所压折，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11〕（卷九）（P.6616）“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照了旧日的途径而进行，今文学家便因时势的激荡而独标新义，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护符。……同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3〕（《自序》）（P.77－78）时代总有不同，其风气流转颇可留意，然而要在此一方面比较高低或根本差别，意义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三）廖名春的“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廖名春先生提出了一个近来较有争议的观点，他说：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自述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幾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此外还有另一由钱玄同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日本学界背景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廖名春引用了胡秋原1973年所著《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的观点，即认为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关系密切，并曾主张废止汉字，效仿日本作家“外骨”自称“废姓外骨”而改名“废姓玄同”，继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学白鸟库吉之舌，说尧舜禹皆为神话。“在他的启发下，顾颉刚‘大胆假设’古史皆‘层累地造成’，再来‘小心求证’。他们求证的办法很简单，一、过去许多疑古、考证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录，再抄抄白鸟等人之说。”同时认为古史辨派的灭古帮助了有白鸟库吉参加的灭亡中国运动。〔12〕 廖名春指出，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于1909年首倡“尧舜禹抹杀论”，成为一时风尚。1909年8月白鸟库吉刊出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讲演，认为尧舜禹都是儒教中的传说人物。随即有后藤朝太郎写出《论尧舜禹的抹杀》。1911年12月，白鸟库吉又发表了《关于支那革命的史的说明》一文，1912年4月发表《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尧舜禹》，重申观点。同时他的学生桥本增吉在1912至1914年连续发表了《书经的研究》，支持白鸟库吉的说法。而著名汉学家林泰辅则反对此说，认为尧舜禹是实有的历史人物，发表了《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再论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辩论。〔12〕 据此廖名春推测，顾颉刚曾接受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并且指出：“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理由主要有三点：（一）1906年9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在日本留学，因此有可能看到白鸟库吉的文章，并间接影响到顾颉刚。（二）据《顾颉刚年谱》，顾颉刚于1920年9月至1922年3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中文图书编目及清理外文书籍工作，而该馆藏有刊登了桥本增吉、林泰辅及有关介绍文章的日本期刊，顾颉刚可能看到了这些文章。（三）王国维与林泰辅多有交往并有较高评价，而顾颉刚对王国维最为佩服，王国维在1922年8月致罗振玉的信中评价顾颉刚“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12〕 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的关系，王汎森、刘起釪、李学勤等学者都曾予以否定。王汎森先生说：“顾氏本人并不懂日文，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他曾接触过白鸟氏的作品。”〔13〕（注五六）（P.53）刘起釪先生说：“顾先生倡其疑古学说时，并不知有白鸟、桥本等之说，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所承受的学术源流实际主要是乾嘉经学，又接受了一点胡适等人介绍的西方学术，根本无缘与日本同时学者之说接触。”〔14〕李学勤先生据尚未发表的顾颉刚日记判断说：“有人提到，我们的古史辨派受到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的影响。是不是呢？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特别像白鸟库吉，他的著名的说法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这个就很像顾先生他们的一些论点了。”“有学者们指出，说这个是不是顾先生受外国的影响？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先生的日记。当然早期日记不太全了，可是我特别敢说，因为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顾先生这个绝对不是这样。以我个人的知识来看，不会是这样的。老实说顾先生日常也不太看国外书的。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5〕（此处据录音原稿引用。） 本文认为，廖名春的文章对相关史料进行了仔细的挖掘，研究的问题也较为深入，对于活跃学术气氛也有一定作用。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说，它并没有给出证明，还只是推测。因为：第一，文章论述钱玄同、顾颉刚与日本的关系，虽然提出了种种可能，但是到最后关键的结论上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顾颉刚先生是位纤细而情绪化的学者，他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60年之久，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那么这个证据是否存在呢？以廖名春先生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而反观他自己的论证，文章亦可谓“假设”有余而“求证”不足了。
第二，廖名春的文章最后说到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但文章自身无疑也是从嵌入中日关系的政治背景来评价顾颉刚先生的。中国近现代以来多灾多难，总不能把诸多战乱、内乱、动乱都按照亲者痛必仇者快的逻辑，都视为做了日本、俄国、美国的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帝国主义都反封建，总不能把本国的反封建都视为帮了外国列强的侵略的忙。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四）李庆的“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的“共同源头”说
关于国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杨宽1938年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有一段专门的介绍，不过发表时已是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了。 杨宽先生说：“法国汉学家沙畹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0九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又以秦皇本于‘太一’。”其中引用了日文原文，所据资料来源有《东洋学报》、《白鸟库吉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等。〔16〕（《中国上古史导论》）（P.79） 据李庆的研究，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中国史学界都出现了强烈的“疑古”思潮。在日本，开启思潮的是那珂通世，掀起轩然大波的是白鸟库吉，继承发展他的是津田左右吉。这一思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在日本汉学界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那珂通世于1903年4月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则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两国的“疑古”学者都对《崔东壁遗书》有相当的兴趣，两国的中国古史研究相互间也确有互动的影响关系。〔2〕 那珂通世最早在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编第七号上发表《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40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读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加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那珂通世的《崔东壁遗书》得之于狩野直喜所赠，为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
狩野直喜在1900年前后，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陈毅、俞樾等文人有相当的联系。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说：“他(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崔述之事，摘录了他的学说的概要，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之故。从德川时代就有热心的信徒，他的书在日本有很多抄本。据我所知，内藤耻叟先生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博士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博士，那珂博士遂得其完本出版。” 由残本到完本，尚有一个细节。据钱婉约的研究，1901年，内藤湖南在杂志上见到那珂通世将在日本刊印《崔东壁遗书》的消息，便写有《读书偶笔》一文，其中说到他收藏有《崔东壁遗书》的全本，愿意借出补足那珂的残本。那珂果然没有立即刊印，而等到1903－1904年，才刊出了《崔东壁遗书》的全本。 中国方面，1921年1月，胡适找到《畿辅丛书》版的《东壁遗书》。2月，胡适致信日本的青木正儿，托他购求日本出版的《东壁遗书》，未果。1923年4月，胡适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4年。《东壁遗书》由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出版。此时上距日本重刊《崔东壁遗书》已20年。但是由于《考信录》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反过来，日本一些学者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双方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包括“层累说”与“加上原则”早晚问题的争论。 据钱婉约介绍说，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富永仲基所著《出定后语》于1744年刊行，其中论述了婆罗门教二十八重天、三十三重天是由后起的教派教理叠加的结果。富永仲基以此分析解释中国历史，著有《说蔽》一文，但早已佚失。 内藤湖南于1921年、1922年和1923年，分别发表了《尚书稽疑》、《禹贡制作的时代》和《易疑》等文。《尚书稽疑》认为起初是由儒家提出了王鲁、尊殷的思想，又由墨家提出了祖述尧舜的思想，到战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思想，所以尧舜禹是后人附加上去的。《禹贡制作的时代》认为大禹治水是战国人的传说。 1924年，内藤湖南找到了散失的富永仲基的《翁之文》，将其刊行于世。1925年，内藤湖南作了题为《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首次将他的理论称为“加上原则”。其后到1965年，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奇市定在《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在1925年以前所写的有关文章是按照“加上原则”写成的，并且提出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中“叙述了与‘加上原则’完全一样的他自己的思想”。 钱婉约认为：1923年顾颉刚首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说”，其后在1925年，日本学术界才正式提出“加上原则”，因此顾颉刚不可能受“加上原则”的影响；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的渊源一是富永仲基的“加上原则”，一是崔述的《考信录》，而尤以《考信录》为“直接背景”；崔述“无疑是内藤湖南中国史辨伪思想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的共同源头”。〔17〕 彭林先生也认为：“崔东壁的《考信录》最晚在1904年，日本就把它刻出来了，当时日本汉学界有个叫那珂通世的，这个人是学术巨子，他非常推崇崔东壁的东西，那么后来就把它加以标点，在日本出版了，引起了日本史学界一场革命。那么应该说日本近代史学它里边受到过中国史学的影响。昨天看了关于崔东壁的一些文章，当时日本非常喜欢他这个东西，那么顾颉刚、胡适、梁启超当时对崔东壁非常推崇，大概就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发现了崔东壁这些东西。因为进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人注意，到了在日本发生重大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个书对我们很重要。”〔18〕 本文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内藤湖南（或富永仲基）“加上原则”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说”三者，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与传说产生的顺序正好相反”的规律来说，是基本一致的。甚至崔述“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之说，与三者也是基本一致的。钱婉约文中比较了内藤湖南“加上原则”所解释的中国古史与顾颉刚“层累造成说”，并列出图示，其中内藤湖南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学派的序列是：1，易学——伏羲；2，农家——神农；3，道家——黄帝；4，孟子——尧舜；5，墨子——夏禹王；6，孔子——周公。顾颉刚所说的历史人物与提出时代的序列是：1，汉代——盘古；2，李斯——三皇；3，《易·系辞》——庖羲；4，许行——神农；5，秦——黄帝；6，战国——尧舜；7，西周中期——禹。二者相较，大体相同，或者说十分近似。不同之处只是内藤湖南的序列中多出末端的孔子——周公一个环节，顾颉刚的序列中多出前端的汉代——盘古和李斯——三皇二个环节。 另一方面，在李庆的研究中没有见到顾颉刚直接受到日本影响的证据。钱婉约的文章使问题进一步深化了：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尧舜禹抹杀论”比顾颉刚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说”早14年，崔述《考信录》1824年刊行比白鸟库吉又早85年，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比《考信录》又早80年。其间没有确定任何直接影响，问题似乎已超出一般考据之外了。 （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李学勤先生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通常角度，以及多国范围的不寻常视野出发，提出了“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一说，对于解释上述中日思潮早晚争论，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向。 李学勤先生说：“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19〕（《导论：走出疑古时代》）（P.9）在对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林泰辅有关文章的发表情况作了细致的说明之后，〔19〕（《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P.350）李学勤先生指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是讲满蒙的，他那个满蒙的东西恐怕还是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是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不见得赞成。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其实那个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啊，完全一样。因为日本的白鸟库吉，那个时候马上就引起一个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就是以林泰辅为代表的。……他们这一派应该说是在日本极有根基，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5〕 在此方面，李庆先生也提出了相近的意见，他说：“20世纪初开始，《崔东壁遗书》在中国和日本的这一流布的现象，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首先，《崔东壁遗书》尤其是《考信录》在中国和日本的学界，一度成为大家重视的焦点，对于两国的近代‘疑古’思潮的展开，对于要求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审视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对于打破传统迷信的束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2〕 这里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发表了以前所未见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其中一篇说到1955年郭沫若访日，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同行，归来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顾颉刚先生在笔记中反驳说：“予闻此颇不服，姚际恒……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若谓其前欲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疑古，将谓其今日反帝国主义而遂信古乎？”〔20〕（P.246－247） 无论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尹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如何，以及其对顾颉刚个人的态度如何，单从逻辑上说，信古具有维护封建体制的客观作用，疑古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尹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话确有逻辑上的依据。
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来自: 书签论文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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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崔东璧遗书》记
孙犁-->孙犁散文-->耕堂读书记（六）A
一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二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三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这样。他带着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从江西来的举人叫陈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为师，并承担为他刊刻书稿的任务。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后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于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著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后》，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后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于身后，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于什么学术，什么著作，并不重视。现在有了稿费，著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四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
崔东壁遗书
[清]崔述 撰著
顾颉刚 编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总目
崔东壁遗书序 1
崔东壁遗书细目 1
考信录提要 二卷 1
补上古考信录 二卷 25
以上前录二种
唐虞考信录 四卷 51
夏考信录 二卷 107
商考信录 二卷 129
丰镐考信录 八卷 161
洙泗考信录 四卷 261
以上正录五种
丰镐考信别录 三卷 327
洙泗考信余录 三卷 363
孟子事实录 二卷 409
考古续说 439
考信附录 二卷 465
以上后录五种
王政三大典考 三卷 489
三代正朔通考 489
经传禘祀通考 496
三代经界通考 513
读风偶识 四卷 523
古文尚书辨伪 二卷 597
论语余说 一卷 609
以上翼录四种
五服异同汇考 三卷 623
易卦图说 一卷 667
以上杂著二种
无闻集 四卷 683
以上文集一种
崔东壁先生佚文 727
知非集 747
二余集 781
针余吟稿 791
荍田賸笔残稿
799
附编
崔德皋先生遗书 四种 817
讷庵笔谈 二卷 820
尚友堂文集 二卷 833
尚友堂说诗 一卷 862
寸心知诗集 二卷 866
附录
序目 911
传状 939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950
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 1020
关于本书的评论 1040
崔东壁遗书名目索引 1
崔东壁遗书细目
考信录提要自序
目录
卷上——释例
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2
时代与识见
人言不可尽信
少见者多误
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4
以己度人
虚言衍成实事
古语失解后之妄说
儒者采谶纬语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杂说流行之故
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7
实事之传误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闻异词之重出
曲全与误会
强不知以为知
论东晋以后伪书 10
取名舍实
伪书诬古人
“买菜求益”
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12
孟子不可信处
传记不可合于经
朱子之误
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13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14
读书者与考古界
卷下——总目
前论
考辨古书之方法
上达与下学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前录序
考古提要序
补上古考信录序
正录序
唐虞考信录序
夏考信录序
商考信录序
丰镐考信录序
洙泗考信录序
后录序
丰镐别录序
洙泗余录序
孟子事实录序
考古续说序
附录序
后论
答过细之讥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备览，存疑
附录，附论
备考，存参
答词费之问
补上古考信录
自序
目录
卷上
前论一则 26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开辟之初 27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168&id=80400
**世纪“初叶”“中叶”，“叶”究竟指什么？起源？
**世纪“初叶”“中叶”，“叶”究竟指什么？起源？
日本知名的史学家有谁？
李大钊 史学要论
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泡沫幽灵”
为什么我国上世纪早期的学者都留学日本
日本古币
日本古乐
日本古货币单位是什么?
19世纪中期的日本
以前的史学上有"贱"字么?
想了解日本以及古朝鲜风俗
分析：有台湾史学家说二战中国应该联合日本进攻苏联
世纪上什么最大
世纪交替千年更始-迈向21世纪珍藏版邮票,随中华古钟现价多少钱?????
中世纪史学?
比较史学？？？？
口碑史学？？？？
计量史学？？？？
心态史学？？？？？
史学家伯赞
中世纪史学等于基督教史学?
中世纪史学 等于 教会史学??
日本古兽kanno，有这个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