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无双人设:心理与国际关系：个体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发布时间：2004-02-28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尹继武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以权力、制度和文化为分析路径，着重于单位和体系层次的国际关系分析，但往往忽视了对个体及心理微观视角的审视。国际关系心理学中的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集中探讨了个体心理因素与国际关系因素之间的互动问题。本文从理论解构、实践总结、元理论谱系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综述，以期构造出个体层次心理分析知识谱系轮廓。
【关键词】 国际关系心理学  心理  个体心理分析
综观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学界理论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变量往往局限于单位和体系层次，个体只作为单位的附庸而缺乏独立的逻辑分析地位，“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1]。尽管层次分析法[2] (levels of analysis)把个体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层次，但由于其偏重于方法论的讨论，因此并没有深入地剖析个体层次的微观内容。所幸这一点为国际关系心理学所弥补。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因此，对学界个体层次心理分析的实践进行一种元理论层次的抽象有助于构建精致的心理理论。本文拟借逻辑归纳与演绎法则，勾勒出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知识谱系。
一  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解构
总体而言，政治心理学主要的原则之一为研究政治现象与心理现象的互动问题[3]。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关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互动问题。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中总体心理因素细化为三个层次：个体心理、国家心理以及体系心理[4]现象。由此推知，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主要研究个体心理因素与国际关系现象的互动问题，其中包括两组变量关系：个体心理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文化、环境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个体心理分析理论解构包括几个关键的步骤，首先是对个体心理（个体）关键变量的概念给予严格的界定；其次，分析理论的基本变量和变量关系，以及对理论假设进行抽象和逻辑经验验证，从而展现其基本的理论架构。
1．相关变量概念的界定
一般而言，心理（本文指人的心理，不包括动物的心理）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意志、性格等心理现象的总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可以具体规定为：心理学是研究关于心理事实、规律和机制的科学，并且试图通过对人心理的分析而了解和掌握人的行为和活动，这种行为和活动具有强烈的个性特点[5]。心理是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的简称，横向比较而言，心理与意识、观念以及人的主观世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内容上看，心理不仅包括心理特质或特征，如个性、角色和代沟等，而且包括心理过程以及心理机能、心理状态[6]；从主体属性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
个体概念在心理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心理学重要的议题是个体行为的心理分析以及与整个社会环境实践的关系。个体是指单个有机体固有的自然属性，它是一个生物概念，适用于人和动物，用于人时具有不同于动物的内涵。国际关系心理学学科中个体的定义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限定，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国际关系心理分析中的个体主要是指国家的领袖和决策者。普通民众通过群众心理（社会心理）影响国家行为，因此，并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个体范畴之列。
个体心理指主体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现象，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心理过程和个性两类，以及介于这两类之间的过渡状态的心理状态。[7]心理过程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包括认识过程（知）、情绪和情感过程（情）、意志过程（意）。心理状态是介于心理过程与个性心理之间的暂时性、稳固性的一种心理现象，是心理过程与个性心理统一的表现。个性心理则是显示人们个别差异的一类心理现象。
2．个体心理分析理论模式的建立
科学哲学家凯普兰(a. kaplan)认为，一个好的理论的标准之一，是这一理论应尽可能简明和简化，只需较少的概念和变量就能解释清楚研究对象[8]。理论是解释和推测研究对象领域系列变量关系的具有逻辑性的命题，它是特定研究领域中现象的规律的集中以及解释[9]。精致实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中层”的理论，而不是像经典现实主义那样的大理论。“中层”理论集中确立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的相互关系，以说明某一有限的特定现象。进行理论体系分析主要的路径有理论假设的验证、变量关系的分析以及理论知识谱系的勾画等。
理论是和其相应的理论假设相联系在一起。个体层次心理分析最主要的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国际关系中心理分析理论先验的基础是心理学的基本范式、方法及变量分析的有效性，在此之后，心理分析理论集中解决如何将心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因此，个体层面心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就是在个体层次如何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
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0]。一个国家的权力精英掌握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集中对人的行为的内部动机力量进行分析，在此我们假定这些理论的有效和实用性（这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通过个体层次的心理分析意在揭示个体行为以及与个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国家行为。
个体心理理论第二个的理论预设为：个体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体。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国家是一个理性的实体[11]，从根本上说，这又是由个体层面的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先验假定决定的。与一些传统观点相左的是，笔者认为心理分析理论不仅注意到个体心理和行为的理性特征，而且也重视非理性的一面。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假定共同构造了多层次的自变量。有学者把非理性因素、不确定性因素视为研究非规律性、非科学化的根源[12]。但非理性的因素或不确定性是通过变量的因果关系才发生作用，因而它们只是自变量的组成部分。
3．基本变量及变量关系的确立
如前所述，个体心理分析理论框架中的主要变量为两个：个体心理因素和国家对外行为。其中一个中间过渡变量为个体（领袖等领导精英）行为，但个体行为最终所指为国家行为，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个体心理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
第一，个体心理因素。个体心理是一个总体概念，它可以进一步分解出若干个子变量。由于个体心理这一总体概念的复杂性，如果要面面俱到地探讨其所有子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这非但不利于建构重点突出而又精致的心理理论，而且会造成顾此失彼、泛泛而谈的错觉。因此，本文将自变量个体心理因素细化为以下几个子变量：人性(human nature)、个性(personality)、认知(cognition)、知觉(perception)因素。个体可以分为特殊个体(specific individuals)和一般个体(individuals in general)。事实上，即使是重要的领导人个体也可纳入一般个体的分析范畴，因为重要领导人同样具有一般个体的心理特征和个性。
第二，国家（对外）行为。国家和民族是抽象的实体概念，它们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领导人才是具体行为的主体，是具体的政治过程、实践目标和决策行为的参与者和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命题：国际政治最终归结于个体行为[13]。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在基本的变量确立之后，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个体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之间是何关系？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重要政治领导人与领袖的政治行为实质上就是国家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是个体行为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也即个体行为的心理因素探源。自从科学心理学创立以降，心理学家的工作集中在于确立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因果关系，揭露心理现象所遵循的规律，进一步确定心理活动的机制。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了个体心理因素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同时受益于广泛的心理实验的结果。一方面国际关系心理学先验认定心理学所确立的个体心理因素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另方面它所进行的心理分析实践又证实了这种因果关系。综上，个体层次心理分析理论的变量与变量关系[14]现总结如下（表1）：
表1 变量及变量关系分析
分析层次
自变量
中间变量
因变量
变量关系
分析路径
个体层次
个体心理
个体行为
国家行为
因果关系
个体主义
二  个体心理分析实践的述评
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经验层次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理论是经验研究的指导，而理论又可以通过对经验实证研究的抽象、归纳和总结而成。上文对基本变量与变量关系的分析表明，我们主要探讨三个子变量与国家对外行为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对个体心理分析的经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的一条路径。第二条路径隐含在四组变量关系分析中，即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的心理分析。
1．人性(human nature)
人性即“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历来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题材。从内在内容上看，人性涉及到人的性格、行为特征分析的问题。我们回溯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人们对人性的分析与思考的重要一面在于伦理道德层面，即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政治科学中各理论流派的哲学形而上渊源之规定。总括而言，人性是由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因素构成[15]。
人是理性动物吗？个人能有效地确立其目标和手段、综合分析成本和收益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吗？国家也是理性的吗？长期以来，政治科学、国家关系学中主流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而且奉“惟理智论”为圭臬。事实上，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二者共同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从人性的视角来看当今国际关系的实践，国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争斗和矛盾的结果，人类文明的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最终胜利。国际社会层面，当代国际关系的非理性实践起源于殖民时代开始的殖民征服和殖民屠杀。而后，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演化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弥漫着19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它认为个体、民族国家之间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理论。因此，这种根源于人类非理性特征的国际心理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理念和对外行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以穷兵黩武的方式争取生存空间、对外扩张成为各国追逐的目标。这种国际社会的非理性特征最终导致了随后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人类经历了两次空前的大浩劫。
关于人性与个体行为的分析与生物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微观层面，心理分析学派认为人类的冲突、侵略和战争与人的攻击天性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生物界，攻击同类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资源的稀有性，为了更有利于生存，因而物种就会表现出竞争性和攻击性。某种程度而言，人际冲突也受益于这种人类所固有的攻击性的一面，这种需求又直接导致了在群体和社会层面行政统治机构和军队组织的形成。人类所内在的一些行为，如群体忠诚，为群体的利益而牺牲自我；不相信陌生人；占有和统治的欲望等，这些现象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而且是战争的根源之一。[16]战争与国际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从个体行为、个体冲突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去解释作为个体行为集合体的国家行为，这种解释和推测仍须谨慎。首先，人际冲突和国际冲突具有相关性，但不是简单的派生关系[17]；其次，影响国家之间冲突行为的变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既有个体因素，又有国家和国际以及互动层次的因素；既有微观生理和心理变量的作用，又有宏观政治、经济、地理政治以及文化等的影响。
2．个性(personality)
“世界政治的历史篇章，不论是悲剧或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要领导人物的思想言行书写下的。……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人的一切特点它都具有。”[18]已往学者研究人的个性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影响的方法和途径主要集中为对各国领导人（尤其是重要领导）个性性格的分类，追踪个人的成长历史与性格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心理和生理两个维度综合探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
主流个性理论的主要议题是分析和探讨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有学者分析了不同的个性特点——诸如自尊心的层次，认知复杂性，对不确定性的忍耐，神经质的冲突，虚幻目标的映射，不信任，人际主导和控制欲望，内向性——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策偏好以及对他国的认知。其研究结果表明，统治欲望强的个体比欲望弱的个体更容易倾向于寻求军事武力，而性格外向型的个体更有兴趣发展与改善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决策中个性理论错误的根源问题。[19]
有学者对美国的几十位总统的性格进行分类研究，运用心理学的概念和模式对不同总统的个人成长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从而归纳出不同的个性类型，以探求这些不同的类型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关系。其依据两条路径进行分类和归纳，一为总统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进行工作；二为总统是否自信地享受政治生活。由此，通过这两种路径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得出四种不同个性的总统性格，具体如下表所示（表2）[20]。
表2 美国总统（重要领导人）个性分类
类型
个性特点
总统代表
主动积极型
积极工作，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
主动消极型
积极，但是出于对自尊心、焦虑和政治生活不顺利的补偿
威尔逊、胡佛、尼克松
被动积极型
开放、随和，但优柔寡断
塔夫脱、哈丁
被动消极型
自我评价低，消极，倾向于从政治生活中退隐
柯立芝、艾森豪威尔
此外，还有学者注重考察个性对国际关系的作用，分析领导人的灵活性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21]。灵活性高的官员倾向于以当前的外交政策为参考要点，而灵活性小的则往往是使用大量陈旧的参考要点。不仅如此，个性还对政府的国际姿态具有重要影响。
国际关系中的某些经验现象是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但从个体微观角度出发或许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答案。主流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有力地说明，为什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要发动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战争，所谓的国际结构和制度的压力并不是伊拉克在众多选择中倾向于使用武力的原因，相反，更多的是一种制约[22]。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前总统萨达姆的个性是伊拉克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根源。
3．认知(cognition)和知觉(perception)
对外政策中认知研究一个核心目标是：理解决策者建构和保持他们对环境的简化意象所依赖的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认知研究可以具体划分为两类，一为陈述研究(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关注决策者思维的分类，代表性的研究有政治领导人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模式和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s)研究；二为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鉴别关于决策者如何思考问题的认知机能的抽象规律，代表性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知觉和错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研究。[23]
在决策过程中，作为决策主体的个体或民族国家试图预测对方的行为及对方的行动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观念。因此，决策者必须对他方及其意图形成一定的意象(images)，这是一个知觉的过程。但这过程中所形成的意象往往是不正确的——由此产生了错觉。决策者在具体的决策环境和过程中处理接受到的信息时，必然会受其头脑中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意象的影响。而且，决策者往往并不愿接受新的信息，甚至拒绝新的理论和期望。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觉现象，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从理论上给予了系统的阐述[24]。他分析了决策者对对方和国际体系产生错误知觉的根源，并对错觉的防卫措施和错觉现象的各种路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构成了他所提出的关于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所有这些假设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就是强调学者和决策者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和观念对决策中信息处理和新的理论观点的抵制，这种观念上的偏执往往导致了决策中的失误。
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我们对时局的判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于历史经验的借鉴。这种个体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习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理性和全面地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历史绝不会重演，而且，事实往往证明这种历史类比受主体内在的观念所制约，其结果是不正确的。例如，在普法战争后，绝大多数的欧洲政治家认为俾斯麦比以前更具有侵略性。但事实上，1871年后，俾斯麦的政策重心是维持历史现状。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那些政治家依据的是对俾斯麦早期行为所形成的意象。在这方面，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所经常分析和引用的一个经典实例是慕尼黑类比(munich analogy)。
尽管认知理论家对何为歪曲的认知存在着分歧（其实，这种分歧本身正是误认的一个生动实例），但他们还是在一系列的问题领域取得了共识：误认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在于对一种情境过去和目前的意象产生的矛盾，在这过程中忽视了变化中的环境。由此产生了有选择性的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认知支持(cognitive bolstering)。另外一种认知的扭曲与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有关，在文化和民族情境中，民族优越感通常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综合症状”。[25]
三  个体心理分析的元理论知识谱系
理论的目的在于探寻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而规律性最重要的是通过因果关系表现出来。个体心理分析理论通过在个体层面引入心理学分析理论和方法，建立起个体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变量关系，着重分析个体心理是如何影响和作用国家行为（通过中间变量个体行为），即国家行为的个体层次心理学探源。心理分析理论的变量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必然关系，因此，心理分析理论是一种因果理论。
国际关系心理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又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理论总论体系下的分论学派。因此，对个体心理分析的元理论谱系概括应包括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个体心理理论的学科知识谱系构建：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心理学以及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以及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对个体心理理论进行元理论知识谱系构建。
1．心理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心理理论？抑或只是一种心理分析方法：在理论研究中对心理学方法的引用和借鉴[26]？这些问题构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的本体存在问题。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出现较晚，而对于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学科确立问题学界还没有确切的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心理理论是否存在产生疑问。
正如前文所述，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笔者认为心理学在国际关系学理论基底和渊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把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确定为16个核心内容，此为学界最为详尽且具有代表性的阐述之一。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关系心理学和地缘学应居于中心位置，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人（心理学）和有形世界（地缘学）的科学[27]。
2．个体心理理论与国际关系心理学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中心命题为国际政治行为的心理学问题，指运用心理学的内容、方法和范式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其中包括国家行为及国际层面的心理分析，以及个体层次的心理与病理学的解释。元自变量心理可细化为三个子变量：个体心理、民族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研究对象为：探讨个体心理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国际社会的主体行为者是单位国家，而民族国家又是个体的集合体，因此，个体心理是民族国家和国际心理的基础和起点。由此，个体心理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单位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实践是由个体层面演进而成。这也是个体在单位国家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28]。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个体心理层次，因而，我们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相结合时，对个体心理基本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基本的心理学理论的把握和领会甚为关键。个体心理层面的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重点。另方面，作为元变量的心理横向包括心理特征、心理状态、心理机能等，纵向又包括个体心理、国家心理以及国际心理。理论创新和增长的机制要求国际关系研究中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同理，各个层次的心理分析也应注意平衡，相辅相成。综上，我们可以对个体心理分析的学科知识图谱图示如下（图1）：
（略）
图1 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学科知识图谱
3．个体心理分析元理论知识谱系构建：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方法论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整体主义强调整体结构与制度对个体的制约和作用，其基本分析单位为整体，依据整体的结构与性质解释个体的行为和特征。个体主义则强调个体特征对整体结构与行为的作用，其基本分析单位是个体，运用个体的特征解释整体行为与特性。[29]
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个体，强调个体心理因素对国家整体行为的因果作用。因此，其基本的方法论是一种个体主义。另方面，个体心理分析议程中还部分地涉及到国际结构、国内社会文化与环境对个体心理的作用，这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鉴于心理理论主要关注的因变量是国家行为，因此，个体心理理论所坚持的方法论主要为个体主义，但只是一种温和的个体主义，因为它包含了整体主义的手法。
主流理论（鉴于冷战后建构主义强劲的发展势头，笔者认为其地位已相当于主流理论）的本体论分歧集中于对四种社会理论的态度：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各理论流派的本体定位分歧点在于对这四种不同社会理论所排列组合成的四个连续体的态度。[30]我们认为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个体心理在国际政治中有什么作用？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一般而言，世界可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部分，这形成了两种最基本的本体：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理念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强调观念对行为和结构的作用。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究竟是物质主义本体，还是理念主义本体？在这个本质问题上很容易产生误解。尽管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研究工程为个体心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它默认国际政治的最根本的事实仍是物质力量：此为物质主义的本体。但是，个体心理分析更重视心理因素（元自变量）的作用。这两种本体得以统一的途径为：在坚持传统物质主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心理因素对国际政治中的物质事实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个体心理分析理论都体现出中庸调和的特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元理论知识图谱总结如下（图2）：
方法论
高（整体主义）∣
∣
低（个体主义）——∣ —— 本体论
低（物质主义） ∣ 高（理念主义）
图2 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元理论知识谱系[31]
认识论是探讨主体能否认识客体以及主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的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曾把以弗罗伊德(s. freud)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视为非科学的代表[32]，认为其概念过于抽象无法量化且不能证伪。其实，与心理学学科独立之前的灵魂和哲学心理学相比，现代心理学即实验心理学是科学的心理学：讲究科学方法的应用，建立变量关系以探求规律，进行理论假设的证伪与演进等。因此，与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同样是实在论者，即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尽管心理因素过于抽象和难以观察，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可以被人类所认识。
四  结语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的创新与进步，关键在于各个层次、不同学派、主流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交流与辩驳，而不是某种理论独步天下。国际关系理论增长和创新的机制表明，应注重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交流以及平衡发展。国际关系心理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出现，给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一缕清风，也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个体层次研究的重视，使得国际关系理论人性化成为可能。但遗憾的是，学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几个“热门”理论，而忽视了对微观理论的建构。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大多为宏观视角，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等。心理学和生理学方法的引入，大大扩展了国际关系方法论研究范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成为了可能。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个是以人格、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为主，主要的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33]；另一个是认知心理学，以认知、知觉和情感为主[34]。尽管总体而言，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在本体方面的创新并不多，但在方法论上却是一次重大革新：个体应回归国际政治，应进行人性化的国际关系研究。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个体心理分析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自下而上的个体主义方法的不足。如对于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研究，单纯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难以完全说明战争的根源。正如美国学者沃纳•利瓦伊(werner levi)教授深刻地指出：“在这些关于战争的心理根源的生动猜测中，总是缺少一种把人的根本天性同战争的爆发联系起来的环节。……正确的作法往往是把人的心理因素和人类本性归纳为战争的条件，而不是战争的根源。”[35]第二，个体理论将心理学的理论与分析范式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心理学很多理论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而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第三，现今的心理分析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多数局限于欧美文化情境，而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却很少涉及。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个体心理研究结论与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在普遍意义上推广。第四，运用心理变量去解释国际关系，仅仅是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分析视角，国际关系心理学也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要注意与宏观理论相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第五，建立心理与国际关系的因果变量关系，有利于探究事物的规律，但事实证明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36]。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必须重视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因素的研究。
审视目前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要么是政治学者缺乏精深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背景，要么是心理学学者不懂得政治，真正具有两方面知识训练和理论素养的学者不多见。因此，为推动心理分析理论的发展，相关研究者的学科知识培养和交流必不可少。当前学界对于个体层次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大多数是一种零散的经验分析，缺少从学理层面去建构理论的努力。忽视元理论的建构，必然会使经验研究受到不利影响。学界在重视微观经验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理论建构的工作。
title: min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udy of psychology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power,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undertaking by mainstream theories focus on the analysis on the levels of units and system, but overlook both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nd the study of microcosmic mind. the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alysis within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s up this shortcoming by the approaches focusing on the mutual 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min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from the points of the structure, practice, construction of mate-theory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key words: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nd; psychology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本文发表于《欧洲研究》（北京），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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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 米歇尔·吉拉尔主编：《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郗润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页。
[2] 层次分析法依据的文本为：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59;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n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1, pp.77-92; b. russett and h.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 menus for choice, 2nd ed., new york : w.h. freeman, 1985.
[3] margaret g. hermann, 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margaret g. hermann general editor,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p.1.
[4] 为更好地厘清心理分析理论的结构和体系层次，本文运用基本的层次分析法，将心理变量应用于三个层次，从而产生相应的子变量：个体心理、国家心理以及体系心理。
[5] [苏] a·b·彼得罗夫斯基主编：《普通心理学》，龚浩然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6]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页。
[7] 另有学者把个体心理分成动机、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其基本内容与本文所进行的归类相差无几。见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8] [美] 伦纳德·伯克威茨：《社会心理学》，张霁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9] 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 )对理论的科学含义和内容以及与规律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分析，具体见[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0] 参见[法] 米歇尔·吉拉尔主编，郗润昌等译：《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
[11]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9, p.40. 新现实主义更是把国家类比作经济理性人，完全按照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确定自身的行动。
[12] 晓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人性与国际关系（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第17-20页。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此情境是理性特征，而在彼情境又是非理性特征。
[13] par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fourth edition,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87, p.50.
[14] 个体层面心理分析理论要解决两方面的因果变量关系，即个体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个体心理。由于国际关系中个体层次心理分析的主要议程是国家行为（个体行为）的心理学探源问题，因此，我们对第二组变量关系不予以探讨。
[15] 研究人性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对人的政治行为以及国家的对外行为的影响的一部经典著作为：[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版。
[16] par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 p.61.
[17]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04页。
[18] 晓端：“角色与个性——人性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第15页。
[19] robert mandel,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rgaret g. hermann general editor,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p.256.
[20] par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p.63.
[21] robert mandel,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rgaret g. hermann general editor,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pp.256-257.
[22] andrew parasiliti,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correspondence: the first imag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pp. 166–169.
[23] 详细分析请参阅：philip e. tetlock and charles b. mcguire, jr., 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foreign policy,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new york: longman, 2002, pp.488-506.
[24] 详细分析请参阅：robert jervis, hypotheses on misperception,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pp.466-488.
[25] robert mandel,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rgaret g. hermann general editor,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pp.254-255.
[26] 日本学者浦野起央把心理分析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加以介绍。见[日] 浦野起央：《国际关系理论导论》，刘甦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5页。
[27]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28]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a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spring, 2001), pp.107-146.
[29]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美欧季刊》（台湾）2001年夏季号，第249页。
[30]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7-39页。
[31] 对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元理论知识谱系坐标的概括，笔者借鉴了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所进行的哲学元理论总结。具体可参阅：[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27-39页。
[32] [美] 托马斯·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载[英] 伊姆雷·拉卡托斯和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13页。
[33] 进行此类研究的多为心理学家，经典教材文本有：vamik d. volkan, demetrios a. julius, and joseph v. montville eds., the psych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volume i ,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34] 进行此类研究的多为国际关系学者，经典教材文本有：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margaret g.hermann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35] werner levi, on the causes of war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ⅳ december 1960. 转引自[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第278页。
[36] 但兴悟：“科学化及其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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