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y my railgun铃声:党校教授竞敢讲“钉子户”不是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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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党校王利平:钉子户是捍卫人权非刁民

2012年02月06日15:21经济观察报 南都深度周刊韩雨亭 姜英爽 王利平 我要评论(12) 字号:T|T

经济观察报:党校的一节“维稳课” 称钉子户是捍卫人权非刁民

记者 韩雨亭

早晨八点过后,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提前来到教学楼二层第9教室,准备给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课,学员都是福建各地选派至省委党校进修的,有镇政府干部,也有团委、计生以及司法等机关干部。

学员们陆续到齐,由于是一上午课,中途只休息十五分钟左右,很多学员都自备茶杯。

八点半准时开课,王利平首先朗读了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这个开场白就是为在课堂建立良好沟通气氛,但探讨问题前提就是尊重大家基本权利。”王利平说。

近几年王利平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公民权利崛起的思考,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且以不同形式进入到党校课堂,因课题立意新颖,跟社会热点同步,受到前来学习的官员的好评。

今天授课题目十分“大胆”和“前卫”——《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该课在今年6月份,曾荣获福建省委党校“精品课”比赛第一名。

王利平说:“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社会矛盾凸现;二是公民权利崛起。这两大特点使维稳和维权成为执政者必须认真面对和谨慎把握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能否实现和平转型的关键。”

2010年11月,王利平就曾在为省委党校“第78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们讲《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一课中涉及部分这个话题,但没深入,今年他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讲授。

这次听课的都是年轻干部,大多对基层维稳与维权有真切体验。

“维稳与维权涉及到的利益太复杂了,有几个人敢讲?尤其是当领导的,如果不是在党校,怎么可能在公共场合讨论这样的话题?”一名学员说。

维稳和维权

在讲台上,王利平询问台下听课的干部学员;“你们试想一下,唯有公民拥有了独立财产权,他才会拥有独立人格,如果一个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随时把你的财产剥夺掉,将你的人身权甚至生命权剥夺掉,请问你们还有其他权利可言吗?”台下一片寂静。

他接着又说:“'钉子户’在我心中是什么呢?就是公民在捍卫自己人权中最基础性的财产权。不要把上访户、钉子户当成刁民,他们只不过是勇于维护自己利益的公民而已。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是政府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伸张而引发的事件。”

党政干部培训班学员、镇干部张建(化名)也很困惑。他说,只要一有重大活动,他们镇所有干部都要围绕着维稳工作,镇政府100多号人,再加上村共三四百号人,不为别的,只围绕着几个老上访户。“去年几乎镇政府其他工作没办法开展起来,都在维稳”。“如果老百姓去上访,那就是基层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权力和能力。现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让老百姓上访,只要在我们能力范围内,10万元的事儿,我们给20万都干。”张建说。

还有让他体会最深的是,“现在村里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者,即便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没什么权威,大家彼此信任度很低。现在农村解决问题的模式就是:票头、拳头、庙头、老头”。

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也让一位干部学员深有感触:“现在法院判了,不服,就上访,一上访,就有领导批示,法院再审,改判了,不服,又上诉、上访……很多访民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要一上访,领导就批示,领导一批示,下面就难受。”

“现在只要一个上访户到北京,只需要花200多元买一张火车票,如果我们把他从北京接回来,每人每次至少花3万,两个保安1万元,每人5000,再加上食宿、交通费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镇政府一年要花几十万元。”张建说。

学员林俊(化名)是团委干部,他被下派到一个村里工作。他说:“现在村干部头上悬着'五把剑’;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廉洁自律,维稳和环保。维稳现在已提升到与计生这项国策相同的高度。”

对付老上访户,学员林俊所在地区维稳方式还很“温柔”。“只要国家开什么大会,我们维稳人员通常会在那几天,天天请他们吃饭、喝醉,这样就不上访了,因为到北京,到省城上访多少批次多少人,都要列入政绩考核。我们经常会被维稳工作搞得疲惫不堪”。

林俊叹道:“这样的维稳何时是个尽头?”他跟学员张建都很赞同王利平老师对维稳的观点,“只有维权才能维稳。”

换位思考

王利平说,党校与高校不同的是,党校学员大多是成年人,教师难以通过短期教学来改变学员世界观。王利平形象的描述党校教师的角色;是导演,又是剧作家,更是演员。

福建省委党校学员部张丽华老师对他的授课风格评价是:“他很会调动课堂情绪,经常把学员引入到所设定情景,配上适当的肢体语言,效果很好。”

为了让干部学员摆脱“屁股决定脑袋”,在他授课中很注重“换位思考”。

例如在给“78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授课,来的都是福建省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基本都是正处级干部。当他讲到“史上最牛钉子户”部分,他的课件画面上出现了三个女人——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

王利平站在讲台上说:“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

这是授课者与听课者之间的心理互动,坐在记者身旁一位干部学员明显有些不安,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要发展,就要有牺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看台湾,不拆迁,老百姓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多乱。”

王利平课后说:“如果在课堂上有共鸣,说明良知还在,底线还在。我就是为了让掌权者明白,他们边界在哪里。但部分官员也会以为自己依附于体制,享受特权,不易受到侵犯。”

为了破除这部分官员的定见,投影仪的屏幕上又出现了两个人物。第一位是穿着法官衣服上访的湖北法官冯缤,为了妻子的劳动争议纠纷,使自己陷入了维权困境。另一位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在省委门口遭便衣警察殴打。

这时,课堂一阵骚动,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谈论开了,王利平站在讲台上,没说话,表情平静,就那么看着,这些现场反应仿佛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两分钟后,等到现场稍微安静下来,王利平声音洪亮地评论道:“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宪法和法律不能平等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社会里,当公民一旦与'体制’发生纠纷时,他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弱者,谁(包括法律)都救不了他。”

他又追问台下的学员,“难道你能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成为维权者?”

课堂高潮是当他讲到“如果中国再这么强拆下去,会把公民逼上暴力维权的道路”时,台下一位地方公安局副局长认为:“社会不可能走向暴力和动荡,很多事情只是媒体放大了而已”。坐在他座位后面的福建省委办公厅林新谦处长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反驳道:“现在社会矛盾凸显,有官员还麻痹大意”。公安局长回了两句不客气的话,他腾地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两个就争执了起来。林新谦指着局长说:“你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局长位置上,如果你家的房子被拆了,你还会不会这么说?……”

争论刚停止,王利平就不声不响地播放了一张新闻图片,图片上是湖北农民杨友德,他端着正冒着烟火的自制“土炮”,为了捍卫承包土地的权益,他搭起一座“炮楼”,用“土炮”两次击退了拆迁队。看到这个新闻图片,热闹的课堂立刻沉静了下来。

这种上课办法显然有作用的,课间休息,有位地方政法委书记就希望王利平能去给政法系统的干部们讲讲课,还有许多机关的学员也都纷纷向他发出授课邀请。

最后,王利平总结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他用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作为这堂课的结束语,他深情并茂地诵读到:“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

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他的课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争论。

当了13年党校教师,这不是王利平第一次特立独行,每次开课前,他都要先朗读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这是一位怎样的党校老师?11月29日晚,在福州,王利平坦诚地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论了他眼中的维权与维稳,以及对现代党校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做党校的老师,你长期面对一批批党政干部,有的长期在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以某种角度思考问题。我想问,他们身上的官气容易去掉吗?

王利平: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长期在岗位上,长期服从党的安排,这也可以理解,他离开工作岗位到党校来学习,他们也会讲一些心里话。身上的官气,越基层的越容易去。

姜英爽:那官职相对比较高的呢……

王利平:这个因人而异,在我们省级党校里,处长占主体,科级干部也有,包括县里的一些局长、团委书记等,特别是县处级干部之中,还有实际工作岗位的一些同志,他们感触比较多,确实感觉工作难做。

姜英爽:就是说越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感触就越多?

王利平:那当然,我们中国的矛盾,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一些他们的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王利平:嗯,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开展的讨论课中,他们也确实讲得比较深刻,比较实在,就是讲真话。

姜英爽:你觉得是普遍的讲真话的多,还是一个人讲真话会带动一批其他的人?

王利平:党校内部的讨论,外界参与的很少,甚至是没有参加过。应该来讲,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学期安排一两次讨论,老师根据讨论的题目分不同学科参与讨论,我的感觉来讲,是相当比重(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学员还是说真话。

姜英爽: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干部?

王利平:我喜欢的干部一是要正视真问题,敢于说出真问题,而且用理性去思考这些真问题,权力的责任感要明显地体现出来。

例如说:你在基层工作,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服从命令,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运转就好了。很多人会把所有的结果,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推给体制,实际上体制是每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个官员大张旗鼓去改革,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体制下这是不现实的。我只期望作为一个官员至少要知道,你还有良知,你还能够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能恪守底线,一步一步的点滴累积予以改变。

姜英爽:也就是说既要知道方向,还要面对现实。

王利平:对,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明白什么是潮流所在方向所在,如果这你都还不明白,那没有理想的权力,最终肯定会褪化。所以在党校那些能够说真问题,能面对困境,能思考问题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至少他能够思考问题,那些根本不思考问题不想问题的,想想多可怕。

想让官员更加理性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

姜英爽:有些干部把党校学习当成一种上升的契机,你是如何看待党校对一个干部的培养?

王利平:我认为意义很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校,应该定义为党的高级学府,作为一个高级学府它非常注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执政能力,包括权力观的培养。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执政党要从原来革命党的思维转成真正的执政党的思维,这就是政党转型,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党校的讲坛,面对的是手执权力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党校老师能利用好这个平台,至少要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姜英爽:这是你自己努力向你的学生们所灌输的……

王利平:对。(这是)我努力要在党校做的事。

姜英爽:你在党校13年了,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官员有什么变化?

王利平:现在官员越来越年轻,学历层次越来越高,这个是现代官员的特点。

姜英爽: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呢?

王利平:同时带来的就是他们思想的开放。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官员的开放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事实上跟原来比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在党校课堂上有很显著的特点,学员会给老师打分的,我在党校总共开了六个专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与出路》这是我今年新增的专题,还有一个是《宪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迁》,我们已经进入执政困境,我们该怎么样思考问题,还有《物权法与公民财产权保障》等。

姜英爽:我感觉你这几个课题,都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凸显的地方。

王利平:对,都是比较尖锐凸显的。我还有一个专题叫《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姜英爽:这几个课题决定了你的学生一定是感兴趣的。

王利平:事实上是基于我对问题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必须给官员讲,也必须讲清楚。所以我在报专题中是有思考的。

姜英爽:你有做过调查研究吗?

王利平:我的调查研究有日常调研,还有就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我感觉到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比较好的把握,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执政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事实上人家都讲经济奇迹,我跟官员讲,奇迹固然重要,是一种成绩的体现,但是你去考察世界各国,国家最终的崛起,持续的发展,是公民权利的崛起。

姜英爽:目前,考核一个官员的成绩还是以G D P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衡量的。

王利平:所以说在这种大家都热衷于G D P、热衷于这种政绩观的考核的状态之下,我就想让官员更加冷静、理性一些,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你在追求G D P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但社会矛盾丛生的背后是什么?是很多公权力不受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执政进入困境。

姜英爽:你面对的这些受众,很多都是当时的执法者,或者政策的解读和执行者。

王利平:应该讲大多数都是执行者,省一级党校大多数都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认真去思考。为什么呢?在党的一级学府里面,如果没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执政党不去考虑公民权利,那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的所有专题合在一起,唯一的就是要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这本身都是宪法性的义务,也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啊!对于我讲课中提到的吴萍等三位女性,体现她们面临强拆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姜英爽:你还记得当时讲课的场面吗?那一批主要是什么干部?

王利平:基层干部,就是科一级的,当然也包括省一级的一些机关里的科级干部。他们对于目前维稳的困境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因为其实科级干部在基层实际上就是亲力亲为的办事者。

姜英爽:我们在采访里面遇到的求助最多的也是上访的,维稳确实是现在基层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利平: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个镇长来找我聊天,说他们当地一批群众去北京上访,被接访的接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立即回村里,十来个人到县里去每个人买了一桶油,提回村里去了。村里其他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上访的群众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提着油回来了?他们说这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油,政府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发油了,还给我们买了回来的车票。结果那些没去上访的一听,这么好?结果也去了……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已经把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去了。

要做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他们经常向你说他们遇到的困境吗?

王利平:有,特别是基层干部。很多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他们非要去上访。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观察、研究来说,现在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就被弃之不用,甚至部分公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因为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很大问题。

姜英爽:这也是执政的一个困局。

王利平:这个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高等学府不能再回避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再不去讲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不能起到良知的作用,想想看,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你这样的老师在党校是主流吗?

王利平:我真的不好说是不是主流。我只希望我的行动,我的课程,包括我的言论、话语,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姜英爽:这么说当党校的老师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利平:是,我以前在司法学校当老师,后来在党校当老师。我认为党校与高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它面对的是各级掌权者。

姜英爽:影响面更广。

王利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权力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是能影响很多事和人的。而对于掌权者来说,他的这种认识以及底线的把守,事实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强调法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我们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各级掌权者,他们内心底线的把守非常重要。

姜英爽:作为党校老师,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福利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吧?

王利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以这样讲,因为党校教师面对各级官员,你如果跟各级官员交朋友,不说谋私利吧,来获得自己发展的空间还是不难的,但是,你是用这个机会来为个人的发展做一些努力呢,还是利用与官员思想交流的机会去改变、促进官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看)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

姜英爽:你的答案肯定是后者,是吗?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我非常精心地准备我的每一堂课。

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姜英爽:你认为做党校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利平:我觉得在党校授课的老师,本身要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同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员听完之后才会有收获,你不能发牢骚,发泄不满,切忌切忌!

姜英爽:或者说只能点出问题的不是一个好老师?

王利平: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包括带着你发泄或者愤世嫉俗的情绪来上课也是不应该的。你要记住一点,你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人,你千万别在你的课堂中让他们感觉,你是在跟他们搞对立,好像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你要记住,在课堂上,你是在用心灵跟他们交流,你是要让他们内心有触动、震动和思考的可能性出现。党校的学员跟高校的学员不一样,高校学员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完全定型的学生,党校的学员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了。

姜英爽:他们的改变更难是不是?

王利平:我觉得你都不要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你只要强调怎么样提高你的授课技巧,(让)他的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

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真思考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执政党,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目标去发展,这才是出路。而不是湮没在琐碎的、大量的繁杂的工作中找不到方向,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姜英爽:你在讲课前的那番“允许说错话,绝不说假话”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王利平: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是在理性地探讨和研究问题,我们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每个人不是神,包括一个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不能用领导的发言稿去苛求一个教师的授课,保证不出错,这就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要解放,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这才是执政党有活力的表现。就是说,党校老师你敢这样子去面对问题,说明执政党就是有活力。

姜英爽:你当时发表那个声明时学生很意外吧?

王利平:其实,我在每个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

姜英爽:其实你并不是偏激和激进的人。

王利平:那不是。应该来讲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激情,我曾经跟同事说,当好党校老师不容易啊,你既是导演,还是剧作家,还要是演员。一来你是导演,要精心地进行谋篇布局,要想办法从心灵上触动学员,要思考这些问题;二来剧本,你的选题内容,怎么样才有震撼力;第三个,还要懂得怎么好的讲出来,就是演员的角色。所以说要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者合一。

姜英爽:你认为党校的改革和建设,应该更多注重哪些方面,更多发挥它的作用?

王利平:那当然就是要为教师授课、教学、科研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让老师的思想更为解放,以现代公民的心态去做好一个党校教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落脚点。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播种,观点的转变和革新。因为各级官员进入到体制中间去,又组成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他看成不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是不行的,你要将心比心,用人的良知,去改变他的观念,去触动他的心灵,这些干部如果观念能够不断更新,这个变化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个社会进步也是慢慢来的。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姜英爽:私下他们向你请教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王利平:比如说基层的干部,我现在普遍感觉到他们在治理中间是处于困境,维稳与维权的困境特别突出。

姜英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王利平:确实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干部有没有在思考?其实他们也在思考。

姜英爽:比如拆迁这些带来的?

王利平:当然包括拆迁,还有一些基层中间的一些矛盾,比如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姜英爽:那你给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

王利平: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里面,我给他们讲了几点,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之一,就是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不然人家干什么要不断去上访?

你首先要把真正需要维权的人维好权,那为了上访而上访的就变成极少数了。这时候上访的问题用制度化渠道把权利给维护好了,大的环境其实就慢慢地会发生变化。

姜英爽:那基层的干部能做的要做的又有哪些呢?

王利平:我现在感觉就是无力感,他能做的就是要把稳定维好。他们也感觉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是要让基层的这些干部们有个理性的思考,我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中也举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例子,你千万别把那些维权的公民敌对,不能把他们喊成刁民。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你应该理解他。

姜英爽:你在讲课中也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公民,这样才能当好一个父母官。

王利平:你讲得对,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理解好,你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跟体制发生碰撞了,就会发现,也是个孤立、无助的弱者。

姜英爽:或者说这些官员比较少意识到这一点。

王利平:对,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他回到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去考虑。他想这事肯定不会落到我身上,我才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认为这种人应该给他维下去。

姜英爽:从你了解到这些官员他们遇到的问题身上,你也发现实际上很多官员他们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平:是这样的。

姜英爽: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是比较难的吧?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说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地把那种观念扭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如果他是维权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湖北法官冯缤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感到一种无力感,但是无力感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给自己定位在,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好。我不期望明天就能发生变化,我做一辈子,我只要在这个讲台上,不断地讲下去,总会有它好转的一天,这个我是坚信的。

怕的是不争论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姜英爽:那天你的讲课甚至引起学生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王利平:对,我说,如果我们一些执政者掌权者还不能善待公民的维权,就会把公民逼上极致,就是你把制度化的通道堵掉了,你硬给他压下去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只能)以身体维权。我就说作为执政党来说,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压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化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渠道以外的情绪发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破坏性的,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结果那个公安局副局长说,不可能,这是媒体放大。

姜英爽:他认为没有这么可怕?

王利平:对,他认为没有严峻到这个程度。然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马上跳起来,如果要拆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办,现在矛盾这么尖锐,你们麻痹大意。那一幕争吵,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姜英爽:你看到这种反而觉得比较欣慰是吧?

王利平: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干部在思考,被触动,才会争辩。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什么大家都无所谓,你讲你的,我还是我的,那多可怕。

姜英爽:你怕的不是争论,反而是不争论是吧?

王利平:对,我怕的是不争论,怕的是没有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麻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触动,我想可能是我的授课技巧有问题。我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尽力去打动他们,这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没有学员不爱听的课,只有老师讲不好的课。

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党校讨论无禁区。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

姜英爽:你害不害怕说错话?

王利平:所以我说不要害怕。第一基于你的前提和出发点。只要我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这个执政党好。第二你的心态是摆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现在是功利的心态,把它当成跳板,我要去当官,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不能越雷池半步。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局,我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时常在想,我在党校能够讲到什么尺度。我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在做思想的冒险。这个冒险,需要你去冒,才知道它险不险。

姜英爽:或者说不去冒险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王利平: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一你一定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如果你连试探的勇气都没有,不仅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还会自己把自己吓死,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比如我讲课的个人声明,讲了这么多年,学员们已习以为常。

姜英爽:这是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吗?

王利平:我先给你讲清楚,我是讲真话,但我可能讲错话。讲错了话我们要理性宽容地探讨,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这个没必要,我先给你讲清楚,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讲了。

姜英爽:就是丑话讲在前。

王利平: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应该要学会智慧地生存。一要去探底线在哪里,然后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想了很久讲出来的:言论的尺度的扩展,是靠自己的言论去赢得的。

你想想看,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而且你讲一句常识都会石破天惊,都会让人感到不可想象。因为大家都不讲常识了,把自己应该讲的话都退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讲常识都会石破天惊。所以说,言论尺度的突破,靠的是言论本身。你要敢讲啊,善于讲啊,用好言论的艺术,这很重要。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党校课堂上,我也在琢磨讲课的底线在哪?合适不合适?能不能这么讲?

我在党校课堂上还讲了,党校讨论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我对学员说,你们进入到党校课堂,你们不是宣传对象,宣传是向党校之外的人,这个是有纪律的。在党校课堂里面,学员跟我实际上就是共同研究探讨问题,这个没有禁区,学员没有禁区,我也没有禁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姜英爽: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王利平:对,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给新学员上课前,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朗读了一段个人声明。

在一些学员看来,王利平这些天授课的题目十分“大胆前卫”——《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

灌醉上访户 他们就不上访了

王利平面对的是从福建各地选派进修的学员。听“维稳课”的干部大多很年轻,对基层维稳有真切体验。

镇干部张建(化名)说,只要一有重大活动,镇政府加上村里三四百号干部,都要围着几个老上访户转。去年镇政府几乎没办法开展其他工作,都在维稳。

“现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让老百姓上访,只要在我们能力范围内,10万元的事儿,我们给20万元都干。”张建算了一笔账:一个上访户到北京,只需要花200多元买一张火车票,可如果村里把他从北京接回来,加上食宿、交通费等,每人每次至少花3万元,一年就要花几十万元。

学员林俊(化名)说:“现在村干部头上悬着‘五把剑’: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廉洁自律、维稳和环保。”

每逢国家开大会的“关键时刻”,林俊通常会在村里蹲点。那几天,他们天天请上访户吃饭、喝酒。上访户被灌醉后,也就不会上访了。“到北京,到省城上访多少批次多少人,都要列入政绩考核。我们经常被维稳工作搞得疲惫不堪。”林俊说。

村干部没权威

靠票头、拳头、庙头、老头解决问题

被维稳工作弄得焦头烂额的基层干部常常感叹:“这样的维稳何时是个尽头?”

王利平在课堂上提出一个观点:“只有维权才能维稳”。

他询问台下听课的干部学员:“你们试想一下,唯有公民拥有了独立财产权,他才会拥有独立人格。如果一个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随时被剥夺掉财产,甚至被剥夺掉人身权甚至生命权,他们还有其他权利可言吗?”

台下一片寂静。

王利平接着说:“‘钉子户’在我心中是什么呢?就是公民在捍卫自己人权中最基础性的财产权。不要把上访户、钉子户当成刁民,他们只不过是勇于维护自己利益的公民。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是政府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伸张而引发的事件。”

王利平还说,“现在村里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者,即便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没什么权威,大家彼此信任度很低。现在农村解决问题的模式就是:票头、拳头、庙头、老头。”

你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维权者?

党校学员大多是成年人。王利平知道,他难以通过短期教学来改变学员世界观。为了让干部学员摆脱“屁股决定脑袋”,王利平试图换位思考。

讲到“史上最牛钉子户”部分,王利平的课件中出现了三个女人——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抗争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抵抗拆迁队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

“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点评说。

一个干部学员有些不安:“要发展,就要有牺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看台湾,不拆迁,老百姓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多乱。”

对学员的争议,王利平并不介意:“如果在课堂上有共鸣,说明良知还在,底线还在。我就是为了让掌权者明白,他们边界在哪里。但部分官员也会以为自己依附体制,享受特权,不易受到侵犯。”

为了破除这部分官员的定见,投影仪的屏幕上又出现了两个人物。第一位是穿着法官衣服上访的湖北法官冯缤,为了妻子的劳动争议纠纷,他陷入维权困境;另一位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她在省委大院门口被便衣警察殴打。

课堂一阵骚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谈论开了。王利平评论说:“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宪法和法律不能平等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社会里,当公民一旦与‘体制’发生纠纷时,他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弱者,谁都救不了他。”

他追问台下的学员,“难道你能保证,你下一刻不会成为维权者?”

课堂上的争执

“如果再这么强拆下去,会把公民逼上暴力维权的道路。”王利平继续说。

台下一位公安局副局长不同意王利平的观点:“社会不可能走向暴力和动荡,很多事情只是媒体放大了而已。”坐在后面的福建省委办公厅林新谦处长当即反驳这位副局长说:“现在社会矛盾凸显,有官员还麻痹大意。”

副局长回了两句不客气的话,林新谦腾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两人争执起来。

林新谦指着副局长说:“坐在局长位子上,你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如果你家的房子被拆了,你还会不会这么说?……”

王利平站在讲台上,没说话。争论刚停止,王利平就不声不响地播放了一张新闻图片:湖北农民杨友德,正端着冒着烟火的自制“土炮”。为了捍卫承包土地的权益,杨友德搭起一座“炮楼”,用“土炮”两次击退了拆迁队。

看到这张新闻图片,热闹的课堂立刻沉静下来。

王利平总结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他用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作为这堂课的结束语:“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据经济观察报

快报快访

日积月累改良实现体制良性运转

像王利平这样开明的党校副教授,可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昨晚,都市快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他。

都市快报:为什么想到开设维稳课?

王利平: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现,公民权利崛起。这两大特点使维稳和维权成为执政者必须认真面对和谨慎把握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能否实现和平转型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必须努力走出目前的困境。

都市快报:维稳课的效果如何?

王利平:党校是执政党的智囊机构和教学场所。党政干部脱离原来的工作来此学习,可以在一段比较宽松的时间里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进行理性的反省。党校的培训对象是党政干部,他们直接拥有权力。对他们进行维稳教育,更容易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都市快报:如你所说,党校是脱产学习,一旦官员回到原来岗位,可能很难落实课堂上所学的内容。

王利平:相对强大的体制,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们希望官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日积月累地进行改良,实现体制良性运转。

都市快报:你的一些言论似乎比较出位和大胆,有因此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吗?

王利平:我的言论,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符合良知和社会发展潮流,应该可以被大家接受。再说,每个人为坚守自己的价值取向,必然有得有失,我也不会在意一些渺小的个人得失。

都市快报: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怎么对待钉子户和上访户?

王利平:我会恪守自己的底线,也就是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人权,和钉子户、上访户展开正确的博弈。

都市快报:你怎么看待最近的“官德培训”?

王利平:官德培训最需要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种权力观的核心也很简单,就是让官员牢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见习记者 黄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