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苹果电脑照片到u盘:红色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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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9年初的北平，初春的夜晚仍然是那么寒气逼人，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一直笼罩在欢乐的气氛中，大街小巷涌动着各色各样的人流，人们心中洋溢出的希望与激动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那丝寒意。在东交民巷一个小红门前微弱的路灯下，常常能够看见一位穿着时髦中年男人神秘的出入。原来这里是中共秘密工作最高负责人李克农的联络点，每次由李克农亲自接待的这位重要客人就是金山。
金山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赴北平和谈代表团顾问兼谈判代表章士钊的私人秘书，这个谈判代表团顾问的职务还是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任命的。白天，金山繁忙的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一起开会，商讨各种谈判策略，整理各种文件资料。每当有重要情况，金山就会寻找机会趁着夜色悄悄来到李克农住处，把国民党代表团谈判的底细以及李宗仁的密电向李克农详细的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对国民党的谈判意图知道得清清楚楚，在谈判桌上处处都赢得主动。
北平和谈结束之后，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留在了北京。他后来得知金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惊诧不已，不得不佩服金山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竟然能在国民党上层要员眼皮底下滴水不漏、应付自如。当张治中和金山又一次见面时，张治中一语双关的对金山说道：“金山啊，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这个演了一生戏的金山，在国共和谈期间的表演彻底影响了谈判的结果，这是金山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金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被日生星称为中共第一花花公子？这就要从金山一生的点点滴滴来记述了。
第一章 金山的诞生 金山诞生在苏州这座盛产才子佳人的历史古城。1911年炎热的一个夏天，苏州城西南角，盘门往北，文庙西侧，有一处叫三多桥的地方，错落有致屋宇群里的一所大宅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赵默，他就是日后声震中国影剧两坛的大艺术家金山。赵默是这所宅院主人赵锦文的第三个儿子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小四。
父亲赵锦文早年从政，在官场还混得有模有样的，后来看见清廷腐败无能弃政从商。下海后的父亲既贩蚕茧又倒盐，很快就在生意上发了财，便在苏州三多桥下买了这所拥有高墙大院，假山花园，20多间房屋的大院子。赵家在姑苏众多的寓公中，虽算不上富甲一方，却也是广有财产的殷实人家。
赵家共有三男一女，大儿子赵慰先，大女儿赵含英，二儿子赵班斧，赵默是这所宅院中的幺儿，自然要受到格外的宠爱。但是，赵默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同年降生，也同样要经受那个激烈变化时代的磨难。就在赵默出生之后60天，还在吸吮着乳母的奶汁，承受着丫环照拂，父亲赵锦文就不明不白暴卒于湖北汉口，赵默从此失去了亲口叫一声爸爸的权力。
赵锦文去世的消息传来，合家惊震，老少无措，赵家的栋梁大柱轰然倒塌，留下从两个月到10岁的四个孩子，一家孤儿寡母无所依靠，这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母亲姓金，是一位能干有主见的主妇，但是在民国初年，整个中国正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兵荒马乱，世道不宁。不论是在外的产业还是场面上的应酬，一个旧时代的妇女终究是不能承担这个重担。
在这样的困境下，赵家原来聘请的一位叫朱作平的家庭教师站了出来，承担起了内外管理的重任，也成为朱家的大管家。这位朱作平头脑精明，善于应酬，在赵家主人去世的几年时间中，把赵家里里外外管理得有条不紊。赵家原来经营的产业虽然没有更多的发展，却是维持了一大家子继续过着殷实富裕的生活，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还是很不容易的。
朱作平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丰厚的回报，他成了赵家不可缺少的人，也成了赵家主妇赖以依靠的对象，不多久朱金两人就联了婚，朱作平摇身一变成为三多桥这所大宅院的新主人，也自然而然成为赵默的继父，这一年赵默不足5岁。
不过，朱作平的身份是很尴尬的，一方面他是这个家庭权力最大的男人，另一方面他却缺乏社会道德认可的根基。在那个年代，大户人家由外姓人入主掌权，被看作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特别是在对于几个子女的管教上，这个继父太严厉也不好，太骄纵又不妥，这对于初谙世事，成长中的赵默是很不利的，难免要在赵默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少的阴影。
赵默从小就表现出天资聪慧，察言观色的能力，内心极为敏感。他渴望得到父爱，却听人说那不是他的亲爹，于是对这个继父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继父对他的任何管束他都有一种天生的抵触。
继父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教师了，他要花很多精力忙于外面生意的经营，赵默刚刚满7岁就被送到一个很不错的私塾学校读书。继父对他的要求是严厉的，直到1922年赵默满11岁，“之乎者也”的各种古文他读了4年。在继父的高压下，天资聪明的赵默读《论语》，背《孟子》，朗诵班、杨、韩、柳的文章，声调铿锵地吟咏唐诗宋词，在私塾班上表现得很突出，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作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学薰陶，这4年古文基本功学习，对于他以后的事业起了很大帮助。但是，天性活跃的赵默在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这些古板的之乎者也，他仅仅是为了博得一种“被爱”的不自觉行为，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小伙伴尽情的玩耍，到外面去寻找各种乐趣。苏州如画的景色，众多名胜古迹，精巧无比的园林，都是落寞少年赵默感兴趣的地方。他常约一二同学留连于盘门三景，逛文庙，游沧浪亭，嬉戏玩耍，忘情于绮丽的湖光山色间。这既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丰富着赵默的知识，还是一种美的陶冶过程。
幼年时代的赵默就对表演产生了天生的兴趣，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演出。评弹和昆曲虽然使他倾心，能给他带来愉悦，受年龄和接受能力的限制，只是囫囵吞枣。倒是不时到苏州来跑码头的民俗戏台班子演出，格外地吸引了赵默。和生活十分贴近的内容与舞台演出形式，使赵默如痴如呆；而剧场的氛围，舞台的魅力，让他无法理解人生竟有这等乐趣无穷的事情。那几年，只要听说有演出，他就千方百计赶着去看，哪怕逃学挨继父的骂也在所不惜。看过演出后，他就向那些小伙伴模仿舞台上那些一举一动，经常得到小伙伴的喝彩。
继父是一个明白人，他认为赵默是在走一条歧途，戏子在那个年代是下等人的干活，赵默迷上看戏，终究是一种不好的兆头。看见赵默轻轻松松就在学校把这些古文学得那么好，于是对赵默有更高和更严厉的要求。幼小的赵默心中不快却不敢当面顶撞继父，只能和继父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当着继父的面规规矩矩，继父一转身就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赵默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从小就被培养着。
继父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当这种游戏玩到一定程度时，双方的矛盾必然要发生一些冲撞，平时的小摩擦赵默都避开了。一天，赵默又一次逃学去看一场演出，回到家中天色已晚，当他跨进大门时，看见继父表情严肃的端座厅堂。继父这次实在忍耐不下去了，看见赵默回来，便对赵默破口大骂，而且一骂就是半个时辰。赵默平时积累在心中的不快，压抑在心中的怒火被继父的骂声给激荡起来，忍不住大声的和继父顶撞起来，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刀来剑往，越吵越凶。
站在一旁的母亲看见这情景，赶快相劝：“别吵了，怎么他也是你的父亲……”。 “不，他不是我父亲，我没有他这种父亲”！赵默声嘶力竭的喊道。 继父一下愣在当堂，他想不到赵默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继父被真正激怒了，举手就“啪”地一下，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了赵默的脸庞上，细嫩的皮肤留下了几道鲜明的指印。 赵默被这一耳光打得没有了声音，两只眼睛愤怒的盯着继父。这一巴掌，把这表面的父子关系也打没了，从此，赵默和继父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 继父仍然没有解气，他对着赵默的母亲说道：“这孩子都拿给你给娇惯了，成天在外面晃荡，早晚就是个一事无成的花花公子”。说完后又对着全家人宣布：“赵默以后只能在厨房和仆人一起吃饭睡觉，无事不得上正房”。他是想以此让赵默体验穷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改变已经在赵默身上逐渐显现的那种公子哥儿习性。
这继父做事也是有分寸的，在这前后他把大儿子赵慰先送出去上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就读于圣西尔骑兵学院——这是法国陆军最高学府，戴高乐等许多军政要人都出自这所学校。归国以后赵慰先成为国民党高官。再为大女儿赵含英聘请名师学绘画，以后她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国画家。
虽然继父把赵默赶进仆人房，还是利用到上海谈生意的时间，亲自为赵默联系了一所贵族学校。1922年，11岁的赵默结束了在私塾学校的学习，来到上海徐汇公学读书。 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不光要读中国的古书，还要学法文，学数理化，学社会科学。这些课程拓展了赵默的视野，激起他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的兴趣。 但是这种教会学校规矩很多，完全是照法国中学的教学模式来教育中国学生，其中教会方面的管束特别严。赵默这个从小自由散漫惯了的小公子在渡过了最初的新鲜感以后，对学校这种循轨蹈矩的生活产生了抵触，最让他厌烦的是每天无尽无休的祷告和礼拜宗教活动。随得年龄到了青春期，那种躁动不安的心越来越野，经常在学校闯下祸事，对于赵默的这些小打小闹学校每次都以上帝的名义免除了对他进行处罚。
终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学校对赵默的忍耐走到了尽头。大约1926年上半年，在一次布道会上，一位神父正在台上大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爱好出风头的赵默突然当场质问：明明是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又会是三位一体呢？好家伙，在那个严肃的场面这可好玩，一些同学趁机跟着起哄，把那个神父弄得下不了台。
赵默的举动是在挑战权威，属于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行为，学校根据赵默平时经常违背校训的表现将他开除了。 赵默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个恶作剧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下来无论怎样忏悔认错学校也不改变开除的决定，他只好悻悻然离开学校回到苏州。 赵默回到家里让全家炸开了锅，母亲很生气，要求继父来狠狠的教育他。继父这下老账新帐一起算，大骂赵默从小就没出息，败坏门风，对不起祖宗！ 赵默也知道是自己错了默不作声，等继父骂完后他自己乖乖的搬进下房，又过起与仆人们为伍的生活来。 无书可读，无事可干，15岁的赵默就这样在家渡过了一个沉闷的秋天。 北风起处，飘起了雪花，冬天来了。赵默在这几个月里很颓废，他失去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也失去了自己过去那豪情万丈的信心。一天，他来到盘门的一座庙里，恳求主持收留他当和尚。
老和尚打量一番赵默，看他高身材，大眼睛，一脸的精灵气，就是眉心打着结。问他什么地方人，因何要出家？却又不肯说，只一口咬定愿意削发为僧。老和尚心里已明白了几分，这一定是那家人的富家子弟，为了赌气想投到佛门中来，无非是来避一避，求得心理的平静。这种人是耐不住佛门清苦的，与佛无缘，老和尚只好开导赵默一番后将他赶走了。
又过了好一阵，忽然有一支军队开进苏州城里来。他们不拉伕，不扰民，讲究纪律，还宣传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这让见惯了军阀队伍的苏州百姓大开眼界。原来这是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的一个师，北伐途中在苏州整训。
北伐军是闹革命的赵默早就听说过，现在看见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这让赵默很激动。为了解脱自己在家里尴尬的境地，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北伐军。 他穿上军装，出操、站岗、吃糙米饭，稍不留神就要受到上级军官的体罚。赵默在那个年代是属于有文化的青年，与那些大部分没有文化的贫困青年所组成的军队基础格格不入。赵默还是一个从小就受不得约束的公子哥儿，那里能够适应军队这样艰苦的生活。特别是1927年4月从上海传来镇压革命派的枪声，军队内部也进行“清党”，上下级关系搞得很紧张。赵默并不十分了解这些政治的关系，恰恰那个时候赵默跑去质问他们团长为什么要克扣军饷，让士兵吃猪狗不如的食物。这还了得，反了吗？团长命令手下将赵默捆绑起来吊在旗杆上，为了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叫士兵用皮鞭狠狠地把赵默痛打一顿。要不是那天夜里一个好心的老兵悄悄放了他，赵默兴许就被折磨死了。
读书被开除，当和尚人家不收，当兵更不好玩还差点要了他的命，16岁的赵默公子在经历了这些挫折以后似乎有一些成熟起来。他惆怅地回到苏州的家，以自己过去学习的功底，很顺利的考入了不要学费的蚕桑学堂。
这个蚕桑学堂就相对于现在的职业技能学校，毕业以后可以做一名蚕桑制作的技能工人。由于自己的家庭就主要经营蚕桑，他摆出一副要继承家业的姿态，让母亲和继父感到一丝欣慰。
在平淡的学习生活下，赵默很快又厌倦了。这种学习对于聪慧的赵默来说太轻松了，他有太多的闲余时间，他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欲望再次萌发出来。利用课余，他召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由赵默牵头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很粗糙，但却是赵默人生中自编自演的第一出戏，在文化生活很单调的那个年代，赵默的这出戏得到师生共同的赞扬。在这个过程中，他迸发出一种创造的激情，享受着一种愉悦的情感。不久，当一个戏班子到苏州演出的时候，赵默毅然离开蚕桑学堂参加了这个戏班子，成为一名真正的戏子。
到戏班后，他还没有资格上台，他的主要工作是帮一位美工师绘布景。美工师是位善心人，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小家伙，业务上不吝指点，生活上也尽量照顾他，这使赵默感到好久没有享受到的人情温暖。
当然，绘布景不是他的最终愿望，他渴望演戏，他到戏班来也为了演戏。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地学，天天全神灌注地看戏。赵默的表演天赋很快就得到戏班子老板的认可，免除了他三年学艺的规矩，让他上台客串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这个戏班子在苏州演出一阵后赚了大把的钞票，赵默跟随戏班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不久，这个戏班原因不明的解散了，赵默再次面临人生的抉择。 1928年的赵默已经17岁，已经不是初来徐汇公学读书时的小朋友了，他已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碗饭吃。戏班子虽然解散，那些师兄师弟在上海有各种生存的关系和方式，赵默和他们一起就浪荡在上海滩。为了自己的生存，赵默在这个十里洋场什么都干过，苦力、戏子、坑蒙拐骗或者打打杀杀，反正那帮穷哥们干啥他就跟着干啥，成为一个十足的街头混混，饱尝了世态炎凉。
在上海的最初两年，居无定所，生活无作，赵默却过得很开心，这种没有人管束的生活太好了，非常适合赵默那豪放的性格。赵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公子，缺乏社会交往经验，但聪明伶俐的赵默很快就适应了大上海的节奏，干什么很快就出人头地，年纪轻轻的已经有一帮小兄弟成天围着转，上海滩完全就是赵默的世界。
让赵默真正改变人生轨迹的还是他的哥哥，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大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高级警官，小哥凭此关系也进入警察局当官。母亲放心不下这个让人不懂事的幺儿宝贝，要大哥在上海找到赵默给指一条光明大道。
赵默的大哥费了好大劲才在上海滩一个角落把自己的小弟弟给抓住，然后把他送进最有前途的学校---上海税警警官学校学习。赵默无可奈何的结束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被哥哥的力量给管束起来。
哥哥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可能改变这位已经异化的弟弟，他不过是给母亲和继父一个交待，也想通过这个学校的学习以此提高弟弟的社会地位。 当时的上海，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是包括国共各种势力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共产党的最高机关设立在上海，国民党的蒋介石一方面要巴结租界地的西方势力，还要笼络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但是“县官不如现管”，无论黄金荣还是杜月笙，要想拓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得巴结像赵慰先这样年轻有为，具有光明前途的警局高官，赵默的大哥赵慰先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客。
一天，杜月笙杜老板请客，赵慰先便带上自己的小弟赵默。一身警服穿在身上的赵默英俊潇洒，让桌面上的人啧啧称赞。赵默平时连杜老板的一个小头目都攀不上，今天却和大名鼎鼎的杜老板同台吃饭，从平时的街头混混到今天的座上客，这样的心理反差非常大。赵默虽然还不到20岁，人生的磨难却让他早熟，天性的聪慧让他顷刻间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在和大家的对话中吐词清晰自信，应对言语得体，奉承恰到好处。具有超常慧眼识人能力的杜老板一下就喜欢上这个还在上警官学校的小伙子，这让以后赵默和杜老板的交往打下很好的基础。
赵默在上海的最初两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体验着穷人的生活，也蒙生了最质朴的进步思想，同情那些革命者。当他过去的那些穷伙伴知道他有一个有权有势的警局哥哥时，赵默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当时共产党的核心人物都在上海，各种社会活动频繁，斗争异常尖锐，经常有被铺入狱的革命志士。为了营救这些被铺同志，共产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活动。金山的一些穷兄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赵默的特殊社会关系也进入了被争取的名单。
赵默与这些进步人士有着天性的情感相通，渴望打破旧的约束是赵默从小的愿望。那些革命者敢于和貌似很强大的政府作对，赵默打心底里就佩服他们。当这些人找到他希望帮助时，每次都毫不犹豫的积极参与，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关系来解救这些被铺的同志，并还屡屡得手。
赵默看见了自己一身警服的作用，也看见了自己哥哥力量的强大，虽然不喜欢警官学校的生活，还是强打起精神忍耐下来，与自己的哥哥和各种势力须臾周旋得很有分寸。 赵默的社交关系在哥哥的罩护下也越来越宽广起来，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一次，一位对易经有研究的先生对赵默说，你这个名字不好；“默”，叫不响亮，这样的名字会压抑着自己的命运，从字意上理解也是默默无闻的意思。赵默在这位先生的建议下，以自己母亲的姓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叫金山。
于是，中国的金山诞生了。
第二章 在上海滩结识了王莹 金山在上海滩混得越来越有头有脸了，与自己投缘的杜月笙的魅力似乎比其他人都大，金山一有空就往杜老板那里跑。每次杜老板都热情款待这位小兄弟，还经常带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让金山见识了不少大场面。金山跟着杜老板也学了很多时髦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如抽烟、喝酒、搓麻将、打“梭哈”、跳舞、与女人挑逗等等。金山好像天生就适应这种生活，穿梭于灯红酒绿之中，与各种人物虚与委蛇，一个活脱脱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就这样在杜老板的培养下诞生了。
不光是因为金山背后哥哥的关系，杜老板实在喜欢这个悟性高，善解人意，应酬周到的年轻人。他后来收金山为自己的关门弟子，这位中国另类的重量级权力人物是在金山身上看见了他自己的影子，虽然金山后来没有继承他的事业，金山的成功却是让杜老板挣够了面子。
金山的性格具有多重性，在杜老板的世界里他如鱼得水，但是骨子里的那种反叛思想让他在情感上更接近于共产党。由于金山在营救革命同志的行动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共产党各种人物与他接触机会越来越多，金山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不断受到影响，倾向革命的情感逐渐演变为献身革命的自觉行为。
他参与了上海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的幕后操手就是共产党。对金山最具吸引力的还是他表演天赋的发挥，他一直向往着在舞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当时在上海最具盛名的文化艺术界大腕几乎都是共产党左翼人士，他们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方式展开活动。这些人士对金山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使金山如痴如醉的投身于他们的运动。在这些过程中，金山先后结识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左翼文化人士，如田汉、夏衍、阳翰笙、胡也频、丁玲、王莹、陈波儿、金焰、关露等。在这些人影响和指导下，金山的表演水平和舞台技能迅速提高，很快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界的一颗新星。
在共产党的文化艺术世界里，金山找到了张扬个性，展示才华的天地，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一名有影响力的革命同志。到1932年底，金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在上海滩的那些日子，金山很幸福，他身体里的所有本质元素得到充分释放，成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佼佼者。金山后来能够成为国人眼中的大腕明星，是他以舞台艺术形象塑造来实现的。
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中，金山组织了“蓝衣剧社”，深入工厂、农村演出自己编制的独幕话剧《爆裂》和《流浪者》，金山的影响力初现。1934年，他与著名戏剧家章泯组织“东方剧社”；随后，他又组织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外国古典名剧《娜拉》和《钦差大臣》，金山在这两部戏剧中发挥了他的表演才能。《钦差大臣》公演后，他成为剧坛著名的反派小生。
1936年，他与王莹参与组织“四十年代剧社”。年底，由田汉、阳翰生策划，新成立的剧社决定排演夏衍创作的《赛金花》。这部话剧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影射了当时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投降主义，也歌颂了京都名妓赛金花的爱国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金山在该剧中出演李鸿章，王莹出演赛金花，那个后来的风云人物“蓝苹”经过多方努力也只能演一个小妓女。《赛金花》在上海公演后，立即引起各界关注，连演2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3万余人，再从上海演到南京，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金山被惊呼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在与王莹组织四十年代剧社和共同出演《赛金花》过程中，金山恋爱了。过去和一些女孩子风流倜傥，浪漫周旋中并没有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孩。和王莹认识以后，他被这位骄小美丽却有着比他更早革命经历的女孩子迷住了。
王莹是安徽省芜湖人，比他小两岁。8岁时，王莹的母亲便去世，她随父亲来到南京后不久，父亲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后母将王莹视为累赘，被送往一所教会学校寄宿读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才刚刚满14岁的王莹就被“父母”以5千大洋卖给芜湖当地一薛姓人家当童养媳。一年多后，备受欺凌的王莹逃奔到汉口舅舅家，在舅妈的关照下把她送到湖南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学习。
1927年春，北伐军开进了长沙城，王莹惊喜地发现她的老师钱杏邨在行进的队伍中，原来老师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老师的影响下，王莹组织了一些同学，赶排了宣传革命的文艺节目到街道、工厂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由于王莹和钱杏邨的关系受到追查。当国民党军警到湘雅护士学校搜捕她时，在同学的掩护下，王莹逃离长沙来到南京。
1928年秋，在金山来到上海的同一年，由于有老师钱杏邨的关系，王莹由南京来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并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上海艺术大学。金山到上海是落难来的，而王莹是由党组织安排来到上海，两个人参加革命的起点不同。王莹还在上海学习的过程中，就成为由钱杏邨、夏衍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的骨干成员。这里聚集着冯乃超、孟超、沈西苓、吴印咸、陈波儿等名重一时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王莹在他们的帮助下走上舞台，并渐渐崭露头角，演出了一大批轰动上海的话剧。王莹的才华和生命活力受到大家的钦佩，1930年春，刚刚度过16岁生日的王莹就加入了共产党。
王莹真正成为明星，是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后开始的。1933年，王莹和郑君里、舒绣文、赵丹、袁牧之、白杨、陈波儿、聂耳、贺绿汀等一大批影剧新星、思想进步骨干，被纷纷介绍到各影业公司，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界的中坚力量。金山那个时候刚刚入党，也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影业公司，有了这样的机缘，那一年金山和王莹认识了。
他们都很年轻，正处于革命激情释放的时候，各自都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奋斗，并没有多少儿女私情的感觉。这期间，王莹出演了好几部知名影片，这些影片为王莹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繁忙的演出期间，多才多艺的王莹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受到国内文艺界的重视和赞赏，被大家公认的“电影圈内的女作家”。
迅速走红的王莹也自视甚高，演艺圈出现的一些污渍行为让她看不惯，她为自己定下规矩：第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决不做于事业和身心修养无益的事；第二，决不同流合污，不做言不及义的闲聊。从这些可以看出来，要想在那个时候走入王莹的内心世界，一般人肯定是靠边站的。
但金山就不同了，金山虽然没有认真恋爱过，却有着和女人周旋过的经历。金山还是一颗正在上升的耀眼新星，金山的成功会随时映入王莹的视线。更主要，随着两人交往和合作的加深，双方了解到彼此几乎共同的人生经历让两人的情感无法受到控制。两个人的幼年时期，一个没有了父亲，一个没有了母亲，都进入过教会学校。现在又是同一个理想，有着共同的奋斗追求，这些共同点让两位金童玉女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但是，在金山面前王莹似乎有一些更值得骄傲的本钱，这让金山在追求王莹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人们说，恋爱中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金山在追求王莹的过程中，那种水火交融的经历使他的艺术天赋被激荡出耀眼的光辉，使他的演艺技巧能够融入到角色的灵魂中去。带着爱恋的激情去演戏，金山的表演从演“戏”转变到演“人”，一个个具有灵魂人物的塑造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1937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夜半歌声》中，金山扮演剧中的宋丹萍，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让金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一直到以后的好多年，宋丹萍几乎成为金山的代名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上的爱国激情像烽火一样燃烧起来。金山和王莹等人负责组成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奔赴陇海铁路沿线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金山将自己对王莹的爱情追求融入到为战斗而牺牲的时代背景中，使两位不同凡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两人在共同演出宣传的征程上，有了更多亲密接触的机会，使金山的生命力在爱情的滋润下迸发出超凡的活力。
年底，演剧二队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接见。金山还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入党以来的工作，提出要去他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告诉金山，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比现在去延安更有意义；金山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金山现在已经是国内的知名人士，为了便于以后革命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金山和王莹以后由中共中央进行单线联系，由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亲自负责。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38年4月，金山与王莹组织了“中国救亡剧团”，剧团一路南下进行演出，经广西、云南然后转道香港赴东南亚，向海外侨胞做抗日宣传并募集捐款，直到1941年春，中国救亡剧团获得巨大的成功回国。这次为期两年的南洋义演，行程两万公里，筹集赈款5000万美元，还有大量军需物资、医药器械等物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金山在与王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那种最初的激情逐渐消失了。金山爱动，王莹喜静，性格上双方的差异让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在几年的演出生活中，四处漂泊，频繁的演出让王莹心生厌倦，一些细小的工作安排也让两人经常发生争吵。最让王莹不能忍受的是金山风流倜傥，混迹江湖的那些习性。在国外的演出中，每当演出结束金山经常接受当地那些达官贵人邀请去参加酒会、宴会、舞会，常常深夜不归，金山特别喜欢这样一些交往应酬，他认为这是扩大宣传的一个工作内容。而王莹演出完毕则早早的回到旅社写作心情日记；为此，《南洋商报》为王莹开辟专栏“长征杂缀”，发表了她几十篇演出途中的报告文学，连载一年多，累计二三十万字。通过这些文字的创作，王莹已经立志成为一名文化人而不是沉沦在演艺圈，金山早晚都不是她的归宿之地。在回到重庆以后，王莹找到李克农毅然提出要和金山分手。
王莹与金山分手的另一个原因是谢和赓的出现。那年出国前在广西的演出中，李宗仁通过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将一笔很大的演出经费交给了王莹，还同时转交了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赠与王莹个人的5000元营养费，以表达对王莹的敬重。这位谢和赓以前在南京演出《赛金花》时就和王莹见过面，王莹对这个满腹经纶的儒雅青年印象很好。这次在广西再次和谢和赓见面时李克农在场，王莹由此知道了谢和赓也是一名秘密党员。
在国外演出期间，剧团演出和筹赈募捐的情况汇报，中共南方局接收国外募集的资金和物资渠道都是通过谢和赓来秘密安排。当金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王莹却经常在旅馆通过电波和谢和赓“QQ聊天”，王莹的情感归属在电波的传输中似乎已经有了决定，当王莹回到重庆时他们的相爱就公开化了，金山知道这个结果后伤心不已。由于这三人的特殊身份，此事让中共南方局也很头痛。
周恩来亲自出面来处理这件事，他分别与金山和王莹谈话，在得知两人的感情已经无可挽回时，周恩来只能安排王莹和谢和赓出国。1942年暮春，在周恩来的争取下，王莹、谢和赓以国民政府“选派留学生”名义，手持国民党外交官护照，离开重庆赴美进行另外的特殊使命。临行前周恩来特意交代他们说：“你们的组织关系，只有叶剑英同志、董老、颖超、克农知道……因此你们到美国后，绝对不可暴露你们的党员身份。”王莹和谢和赓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直到1950年的一天，谢和赓手举着姐姐从桂林寄来的一封信，万分喜悦地跑到王莹住处，大叫着：“莹啊，大喜事，姐姐来信啦！法院已判决我和她（前妻）离婚啦！”多年以来，他俩一直遵循着周恩来的指示，“为了党的工作，做未婚夫妇。在谢和赓没有离婚之前，不许结婚，也不许同居”，这种苦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1951年，他俩到纽约市政府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书。
第三章 在重庆娶了张瑞芳 在经历和王莹的情变后，对于金山的内心深处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打击，也可能是一种解脱。回到重庆后，有许多让他感到兴奋的事情能让他遗忘心中的烦恼。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扎下了根，让他敬佩的周恩来在这里坐镇指挥，在外面漂泊了许多年的金山感到有一种依靠，这是家的那种感觉。
两位哥哥也随着国民政府来到重庆，职务比原来更高了。久别的重逢，小侄儿小侄女的缠绕都让金山感到柔情和温暖。还让他高兴的是自己的师傅杜老板早已经来到重庆，和杜老板重逢让他又找回久违的那种感觉。在杜老板的圈子里金山很放松，不光是金山喜欢这种生活氛围，还因为这是组织上李克农给他的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极力接近杜月笙，让杜老板多为共产党和抗战做事情，也通过杜老板的关系交际更多的国民党高层要员。金山当时的角色让人想起《鹿鼎记》里韦小宝悄悄说的一句话“嘿嘿，两边都是俺的人”，日子还是过得蛮滋润的。
在抗战时期，杜月笙把他在上海的资产大部分转移到重庆；开办银行，兼做进口贸易，生意还做得很大，在重庆军政两界，国共两党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杜老板还算是一位爱国人士，主张坚持抗战，并捐出车辆和飞机等一大批物资和资金支援抗战，赢得了不少好名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杜月笙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共领导人让金山与杜老板搞统一战线，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四十年代初的金山，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初上海滩那个刚刚出道的金山，金山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亚于杜老板，杜老板为自己这样一位有出息的弟子也脸上有光，沾沾自喜。金山更是乖巧来事，懂得拿捏自己在杜老板面前的分寸，始终对杜老板毕恭毕敬。杜老板每有活动应酬，金山都来扎场子，还常常亲自上阵演唱杜老板喜爱的京剧段子助兴，博得杜老板的欢乐喝彩。
把杜老板伺候得开开心心是为了完成中共的一个指示，金山向杜老板提出想在重庆开办一个剧团。由于当时重庆在这方面控制很严，过去以其他人申请成立的剧社没有关系的照应，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金山现在请师傅出面疏通关系，再请两位哥哥从另外的渠道去活动，这事那有办不成的，剧团很快就批准下来了。
1942年12月，金山将新成立的剧团命名为“中华艺术剧社”，自任总干事。剧团的成立让杜老板也很高兴，弟子的成功就是为自己脸面争光，这也是杜老板呼叫转移似的成就。既然是这样背景的剧社就不能只是一个空架子，杜老板抛出一大笔钱，特为金山改建了一处新剧场，取名为“银座”，专供中华艺术剧社的排练和演出用。不光如此，杜老板还出面聘请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潘公展这些“大脑壳”出任剧社的名誉理事，以向大家告示中华剧社是有有头有脸的正牌剧团，小特务和流氓地痞都给我避远点，不要来骚扰。有了这些关系在上面罩起，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剧社来开展宣传活动了。
金山忙碌于这些事情都令他兴奋，王莹离开留在心中的那一丝忧伤已经慢慢的淡忘，张瑞芳的出现让他燃烧起新的激情和希望。 那还是金山回重庆不久，郭沫若正好完成了他的写作的剧本《屈原》，当时聚集在重庆的一批进步知名演员都被通知到郭沫若家中去听他读剧本。就在这一天，金山见到了让他眼睛一亮的张瑞芳。
张瑞芳出生于1818年，比金山小7岁。在张瑞芳十岁时，他的父亲张基已经是中将，在国民革命北伐军中任炮兵司令。由于在一次战役中指挥失误，没有让炮兵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攻城的北伐军损失惨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父亲深感愧疚，以自杀的方式来谢罪牺牲的那些官兵，此举在北伐军中引起强烈的震撼。父亲的离去让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六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虽然和金山的家庭状况不同，但都是幼年丧父的经历却又和金山具有相似之处。
坚强的母亲带着张瑞芳兄妹六人生活，1935年17岁的张瑞芳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38年9月转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表演。没有学习几天，随着抗日烽火的蔓延，张瑞芳和姐姐参加抗日宣传队奔波于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随后不久来到重庆，应名导孙瑜之邀主演影片《火的洗礼》，由此进入影坛，并迅速在重庆走红起来；被国人称为当时的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
对于大名鼎鼎的金山，张瑞芳早就如雷贯耳，现在能有机会和金山在《屈原》剧中同台演出，张瑞芳十分高兴。看着金山对角色塑造下的功夫，张瑞芳是既感动又敬佩。金山为了塑造好屈原这一爱国诗人的形象，他如醉如痴，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不顾人们笑谈，穿着古代长袍，走到大街上，徘徊在江边，孤身单影，背诵台词，练习身段。金山俯视着滚滚嘉陵江水，将过去的情感埋葬，把新的爱情来期望，用屈原的悲惨故事融入到自己的情感经历中，思索着屈原且行且吟，使他怦然心动。血在涌，泪在流，终于激情澎湃，有如排山倒海；高难度的大段独白《雷电颂》，这长达15分钟的台词他跌宕起伏，收放自如，一气呵成，把《屈原》剧中的灵魂精神表现得淋漓自尽。
张瑞芳在《屈原》剧中扮演婵娟，这个人物是郭沫若艺术虚构的人物，却是倾注了郭沫若最多心血的人物，他把她当做是真善美的化身，张瑞芳能否演好这个角色也是剧中的关键。首演《屈原》的前一天，为了让大家放松心情，郭沫若来到剧组给大家鼓劲，张瑞芳回忆说：“他一点也不像作家，更不像领导，倒是更像一个小孩子”。吃完晚饭，我们在河边玩乐，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决定比赛猪八戒背媳妇来跑步。郭沫若也参加，由于郭沫若年纪最大，我最矮小由他背我跑完全程。
在排练和演出期间，质朴纯真的张瑞芳一点也没有察觉金山看着她时那异样的眼光，只感觉这位敬佩的大哥哥很关心自己，她得到金山的许多帮助。他们一起演戏，吃夜宵，谈心，会朋友……相处得十分愉快。直到有一天，她收到金山一封长长的求爱信，信中那炙热的语言让张瑞芳不知所措，金山居然爱上了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还在这个时候，张瑞芳又听说一些传闻，金山与四大名旦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已经重新变成单身汉的金山现在成为重庆极品女性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金山并不是只在追求张瑞芳一个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张瑞芳是有夫之妇，结婚还不到三年。有着传统观念的张瑞芳虽然混迹于娱乐圈，却是单纯而守旧的女性，对于金山的疯狂追求在情感上是不可能接受的。
张瑞芳开始疏远金山，无论是约会还是会友，她都找出理由礼貌地推托，她要保持和金山的距离。为了避开金山，张瑞芳甚至决定在国泰戏院演完《屈原》后，即去昆明。这下可急坏了郭沫若，《屈原》才刚刚上演，影响力还仅仅只局限于重庆市中区，如果临时更换婵娟的扮演者，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已经排好的演出计划肯定要受到影响。郭沫若虽然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大文豪，他也有着想通过《屈原》扬名立万，扩大知名度的心思。郭沫若立刻给张瑞芳写了一封长信，从政治高度晓以利弊，希望她冷静、慎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重庆弃《屈原》而去。郭沫若还搬出巴金、曹禺、张骏祥、吴祖光等等大人物去做张瑞芳的工作，这些知名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帮张瑞芳进行分析，他们大致的观点是：金山是一位有才华的演员，生活上也许太浪漫，太随便，对他保持清醒与理智，不被他那如火的感情所迷醉是对的。但要以逃避的方式来回避金山，这是对大家共同事业的不尊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曹禺是最认真的，给张瑞芳谈完话后又去找金山谈话，他特意把金山请到一家俄国餐厅吃饭，他对金山说：“我们都把瑞芳当作小妹妹，对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爱护。听说你爱上她了，我看不合适，不合适……”。曹禺的话直截了当，没有给金山留面子，得罪人是难免的。金山在餐厅里和曹禺争执起来，他感到既伤心，又窝囊，饭还没有吃完，金山就气呼呼的拂袖而去。
张瑞芳在大家的轮番思想工作下，放弃了去昆明的打算。但是面对每天金山那炙热的追求让张瑞芳心生厌烦，惶恐的心态已经影响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当剧团决定下乡到北碚演出《屈原》时，张瑞芳决定不参加了，想在家里静静的休息思考一段时间。这下可急坏了导演应云卫，连忙劝阻说：“瑞芳啊你放心！我可以和金山谈谈，在北碚演出时，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影响，请相信我”。
在北碚的演出和在重庆的演出一样，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几天的演出中，张瑞芳真的没有受到金山的任何骚扰。她一直玄吊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以为金山已经改弦易辙不会再纠缠她了，心里对导演应云卫充满感激，也暗暗赞赏金山还是理智和大度的。
金山会放弃吗？金山是绝不会放弃的。只要金山看上的女人，没有不到手的，他已经有了征服张瑞芳的好计划。在北碚演出期间他欲擒故纵暂时放松进攻只是为了等待下一个更好的行动机会，过去在张瑞芳面前的那些表演只是在作一些试探和铺垫。
金山所爱过的女人中，只有仍然健在的张瑞芳有文字记载。虽然和不同人爱情的故事情节不会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张瑞芳回忆中感受金山爱情追求过程的技巧。我们不能因为爱情是神圣的人物是高大的，就不关心爱情发展过程的“技术含量”和“攻防要略”，金山的爱情追求技巧到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在北碚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由于演出的成功大家既高兴又很放松，回到住地公寓已是深夜。张瑞芳好好的泡了一个澡，坐在窗前边哼着小调边吹头发。她望着静夜院子里婆娑的树影，心情很平静，也很愉快。突然庭院树影后闪出一个人影来，迟疑地站在那里。张瑞芳定睛一看原来是金山，看着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张瑞芳心生一丝怜惜，在这美好的夜晚，她要看看金山会有什么表现。
（第一招，选择最合适的时间地点进行最重要的进攻） 金山看见张瑞芳没有像平时那样回避自己，就径直走到她的窗台前，隔着一排矮松围墙，一里一外聊起来。 “瑞芳，我看到你这儿还亮着灯光，就走过来了。其实，我在那边徘徊了很久，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张瑞芳没有答话，只是微笑着听金山的自言自语。 金山接着就谈起了他对张瑞芳表演中的一些感受，说她的表演淳朴、深沉，使他震惊，对角色的把握很到位，还谈他怎样喜欢张瑞芳的人品和才华。金山先把张瑞芳捧一捧后也谈到她表演中一些细微不足，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张瑞芳与金山搭配演出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么细致的来探讨一些演出上的专业问题。以当时金山的艺术修养，给出道不久的张瑞芳上课是绰绰有余，但是金山只是谦虚的探讨和建议，张瑞芳就不可能只是微笑着不搭理了，双方的话题就从艺术专业交流开始起来。
（第二招，以对方最不可拒绝的话题作为突破口） 探讨完艺术表演专业问题金山话题一转就开始讲他的过去，这个话题同样很长，从金山的家庭开始，他小时候的苦，他是怎样喜欢上表演，他上海的经历，他与王莹婚姻的失败。金山为了这次谈话是下了功夫的，他讲得既简单又生动，还能说出许多感人的细节。金山讲的故事太精彩了，时隔几十年后，张瑞芳仍然记得金山故事中的许多情景，写下许多文字来记述。她没想到像金山这样一位光芒四射的著名演员，会有这样不幸的童年和艰难的生活遭遇。金山说：“我像石头缝里长出的树，需要挤，需要钻，才能生长。我的生存条件有限，属于我的阳光、雨露是那样少，因此我的枝叶会有些变形……”。金山的表情和语言都那么丰富，讲到伤心处潸然泪下，讲到愤恨时怒火难抑，讲到成功时意气风发；金山曲折的人生故事已经让张瑞芳入迷了。
金山并不是只顾自己讲，他边讲边观察张瑞芳的表情，洞察张瑞芳的心理活动。夜已深，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张瑞芳却没有显露出一点倦意。金山却累了，他一直站着说话，也许是真累了，也许是假累，反正他双腿不断地倒换着重心，最后好像实在站不住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金山向张瑞芳提出要屋子里的一张方凳来坐着谈，张瑞芳爽快的从窗口递了一张方凳给金山。金山此举其实是一种试探，张瑞芳如果不给方凳，今晚的谈话就应该结束了；如果给，就说明谈话还能继续进行。
（第三招，在恰当时刻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小要求） 如同写文章一样，先把文章论点提出来，在对文章环境背景阐述一番后，还需要在文章后面对观点进行呼应总结。趁着张瑞芳刚刚递出方凳的好氛围，金山一坐下就开始对张瑞芳表达心中最想说又最害怕说的话题：“瑞芳，我一直徘徊在你身边，你对我的冷淡和回避，使我非常苦恼。这种苦恼，已经到了让我难以承受的地步。我错了吗？我给你造成损害了吗？不，我的感情是纯真的，是火热的，是不应该被误解的……”。
此话一出，张瑞芳眉头一皱低头不语。看着沉默不语情绪似乎要转变的张瑞芳，金山站起身来压低声音又说道：“瑞芳，你不会知道，我爱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事业和理想”。
金山的声音虽小却让张瑞芳一惊，他在说什么呀？风流倜傥的金山到底是什么身份？金山看着张瑞芳的紧张表情心里暗暗好笑，他直接把话挑明了说：“瑞芳，那天我上山去，看到你了”。
金山为了向张瑞芳表达自己的爱意，已经违背了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原则；金山此举如同今天有小伙子在追求女孩子时说我有100万那么管用。 “上山”？张瑞芳明白了，这是地下党员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过组织生活的暗语。金山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 金山接着告诉张瑞芳：“我是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张瑞芳是38年入的党，在重庆时也是直接由李克农单线联系的党员。张瑞芳还有一个红色家庭，姐姐是北平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弟弟早已经去了延安，母亲是周恩来的好朋友。面对一位比自己早六年党龄的同志，张瑞芳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激动，革命情谊是当时最珍贵最神圣的同志关系，她用炽热的目光望着金山，心中涌出一股幸福的情怀。金山笑了，笑得那么欣慰，也有一些得意，心中可能在想：“嘿嘿，哥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面对金山那灿烂的笑脸，张瑞芳心中的那条防线崩溃了，他们已经没有了心灵交流的距离，就这样隔窗直谈到东方发白。
（第四招，在关键时刻抛出重磅炸弹） 进攻这次彻夜长谈以后，金山与张瑞芳之间正常交往的障碍消除了，要让两个人真正走到一起还是天方夜谭的幻想，不光有同志们之间的反对，张瑞芳如何面对她建立不久的小家庭是最大的一个坎。
张瑞芳当时的丈夫叫余克稷，是张瑞芳的初恋情人。他是张瑞芳走上戏剧舞台的启蒙老师，她演出的第一部话剧就是余克稷作的导演。当年在北平时，余克稷以自己弹奏一钢琴曲《献给爱丽丝》打动了才14岁的张瑞芳，两人经历了五年的风风雨雨后直到1939年才结婚。
余克稷是一位性格内向，毫无浪漫色彩的男人，刚刚与余克稷结婚不久的张瑞芳就感觉到家庭生活的那种压抑。当今天我们读张瑞芳回忆录中讲她与余克稷分手的原因时，我们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她选择金山，抛弃余克稷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瑞芳的选择是正确的。
金山在向张瑞芳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中无疑会让张瑞芳的情感世界发生一些迷惑甚至变异，但是真正让张瑞芳下定决心走出余家的却是余克稷本人。 曾经让张瑞芳崇拜的余克稷到了重庆后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余克稷也很忙碌，他是重庆抗日宣传总会的副总干事，每天总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与张瑞芳几乎无语言可交流。也许是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一个大名人，默默无闻的余克稷感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太沉重；也许是金山那毫不掩饰的追求让余克稷无地自容，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在轰动重庆的《屈原》剧演出中，金山曾经当着观众的面在舞台上亲吻张瑞芳，此事被重庆的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张瑞芳也因此在一段时间回避冷淡金山。但是作为丈夫的余克稷内心深处绝不会是无动于衷的，性格软弱的余克稷在家中除了自卑似乎什么也不能做。他想以一种绅士的风格来坦然面对，在张瑞芳的眼中却是一种冷酷无情。
张瑞芳回忆到，43年初的一天，正准备上台演出话剧《安魂曲》的张瑞芳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当她读完信后双手立刻冰冷和颤抖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母亲在信中告诉她，已经去延安的弟弟由于疾病去世了。这时，前台开幕的铃声响了，后台一下子安静下来，她定定地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哭，眼泪却止不住簌簌地流。化妆师辛汉文过来，默默地看着张瑞芳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薄绵纸不停地沾去她脸上的泪痕，然后轻轻地为她补妆，张瑞芳是强打着精神上台演完了那场戏的。
当时，余克稷也在场上忙里忙外的，没有注意到张瑞芳的情绪。他们先后回到家里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张瑞芳哽咽地告诉余克稷：“娘来信了，我的小弟弟没有了”。余克稷只“噢”了一声，皱了皱眉头，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张瑞芳的心立即冰冷，欲哭无泪，连这样的事都没有话谈，这还是什么家啊！张瑞芳说：其实，他这时候只要抱抱我，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可他却只是催了我一声：“早点睡吧”；我不由得条件反射似地说：“我不困，你睡吧”。就这样，那天半夜，余克稷睡在里屋，我坐在外屋一直到天亮。张瑞芳太绝望了，夫妻做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
前面说道金山依靠杜老板的势力成立了“中华艺术剧社”，剧社成立后决定上演曹禺改编的《家》。曹禺这个剧的重点是突出“觉新”和“瑞珏”两个硬被拧在一起的陌生人，成为一对休戚与共的恩爱夫妻，金山饰觉新，张瑞芳饰瑞珏。章泯、史东山、郑君里、蓝马、沙蒙、黄宗江、陶金等也参与了《家》的编导和演出。除了演出阵营强大，演出水平高外，由于有杜老板背景的关系，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捧场。《家》的演出达长达三个月之久，观众超过10万人次，超过了之前《屈原》剧演出创造的纪录。
张瑞芳与金山在《家》的演出中配合很默契，这让张瑞芳在自己“家”里的苦闷到舞台上的“家”中去释放，她也通过演《家》来体会与金山可能要建立的那个“家”。现实“家”中的麻木与外面精神上浪漫的“家”反差是如此之大，张瑞芳终于下定决心要和余克稷离婚了。这件事再次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又是周恩来出面亲自给张瑞芳谈话。张瑞芳回忆说，她在周恩来面前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哭述道：“我太寂寞了！我的心太寂寞了”！
当张瑞芳向余克稷正式提出离婚时，余克稷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很绅士，他不生气也不反对，只有两句话：“再说吧”或者是“再想想”来回答张瑞芳，男人大丈夫的就这个脾气自己的老婆那里还留得住。
这一天终于来了，张瑞芳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除了自己的随身衣服什么也不拿。然后一边等余克稷回来，一边把他换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检查过，该补的补好，该钉扣子的钉好，叠得整整齐齐。最后，她在外间坐下，静静地等着余克稷回来。那天还不算太晚，钥匙一响，门从外面推开，余克稷第一眼便看到我还端坐在家中，喜形于色地说了声：“呵，你没走”。仅仅一秒钟，他脸上的表情让张瑞芳感动了，余克稷是舍不得她离开的，要是以前经常这样表示一下对她的珍惜，她也不是非走不可的呀！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们的关系早已冰冻三尺，这样一抹骤然的“阳光”已经不能暖化它了。张瑞芳轻声说道：“我在等你回来，把钥匙交给你”。余克稷的表情又立即回到平时“没态度”的样子，一个人默默走进里屋。张瑞芳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只记得那天下着雨，她拎着小小的箱子，一坐进黄包车就哭得泣不成声。
张瑞芳跟余克稷的离婚，并没有使周围同志们反对金山与张瑞芳结婚的声音减少。金山急了，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金山把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件未来经过一番处理，把一些过于缠绵私密的语言用白纸条贴起来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随便翻了翻叹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原来以为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主要是和国民党开展斗争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内部的事要操心，而且还是一些剪不断理不完的家庭矛盾。
1944年，金山终于迎来他幸福的一天，和张瑞芳的婚礼在重庆最豪华的胜利大厦举行。过去与王莹等女孩子的姻缘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过去了，张瑞芳成为他第一个有正式仪式的新娘。
重庆社会各界名人参加他们的婚礼，杜月笙当了他们的证婚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送的礼物是一条手工做的桌布，桌布上有许多手绣的小花，带着质朴的山野气息，使人感到亲切而温暖。朋友们很喜爱这条桌布问道：“这是哪儿买的”？张瑞芳甜蜜的回答：“是对我特别好的一位亲戚送的”。
几年来在舞台上舞台下，金山和张瑞芳是最好的搭档、同志和恋人。当张瑞芳作为金山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张瑞芳回忆说了一个字“晕”。金山家族成员各种社会关系十分显赫，也很招摇，不光有国民党要员，还有派头十足的商人，与他们珠光宝气一身，依附男人才能生活的姨太太们在一起时，从小独立自立的张瑞芳感到浑身不自在。金山还常带她去杜老板的公馆，走进那豪华的别墅，张瑞芳就感到走进了一个陌生阴沉的天地。杜月笙的威风与自负，姨太太和干女儿的撒娇与造作都使张瑞芳讨厌，张瑞芳在她们面前显出一身的“土气”。让张瑞芳想不到的是，金山竟是那样习惯这种地方，有说有笑地和所有人周旋。在这些地方，金山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而这却不是在戏台上演戏。这也让张瑞芳看到了金山的另一面，这是质朴的张瑞芳极不喜欢的一面，她对此感到陌生和彷徨。只有当回到家里后，金山又变得那么可亲而实在，张瑞芳在努力适应和调整着与金山生活在一起后，她所感受到的彷徨、魅力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急忙赶回上海去重新安排他的生意，日本人留下的那些资产他也想去趁机捞一把。头绪太多，事情太大，金山作为他的关门弟子必须得出一把力。李克农顺势将金山和张瑞芳派往上海，让他们以演员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
金山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上海，尽自己之力完成杜老板交待的一些事情。再反过来依靠杜老板和自己哥哥的关系，经过多方活动，赢得国民党内高层人士的信任，得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身份，到东北接收日本人的满州电影制片厂，这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金山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任厂长，利用电影厂较好的资源，很快自编自导拍摄了反响巨大的抗日故事片《松花江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留下许多前后方纪实影视资料，这都是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杰作。
1948年东北临近解放前夕，金山和张瑞芳按中共安排一同回到上海，杜月笙仍以金山为得力弟子，要他来往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面对国内迅速变化的局势，金山很忙，频频出现在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中间，既做杜老板安排的工作，又干中共指派的任务。他很少回家，张瑞芳也难得见到他。这个家他好像没有时间顾及了，已经淡忘了。不久，社会上有了传闻，说金山又有了新欢。传闻毕竟是传闻，张瑞芳并不轻易相信，但她感到孤独、苦恼，难免产生一些疑惑。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任后向中共求和，先是推举章士钊、邵力子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谈判南北通船、通邮问题。作为全国航业工业理事长的杜月笙，特派金山以随员伴同前往西柏坡，以表达民间人士的意见。金山得以同章士钊、邵力子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领受毛主席委托将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亲笔信，转交给南京的李宗仁。此行期间，金山头脑灵活，办事精细干练的才能，深得章、邵二位的赏识。在此以前，金山曾经跟随杜老板见过蒋介石，抗战以后多次见过李宗仁，这次再见毛泽东，成为那个年代能够面见三位时代风云人物不多的人物之一。
金山好久没有见张瑞芳了，从上海转道香港去北方的途中，金山在香港与张瑞芳擦肩而过。 一天上午，在上海无所事事的张瑞芳迎来一位老朋友，原来是曹禺来看她。曹禺告诉张瑞芳说他已接到了去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但又不知如何才能安全到达北平。张瑞芳热情地表示，愿意陪着他一起去北平。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1949年2月8日张瑞芳和曹禺一起乘飞机到了香港。到机场来接他们的是中共在香港办事处的叶以群。张瑞芳急切地问以群：“听说金山在香港”？“是的，他在忙南北通航、通邮的事儿。没时间来接你”。张瑞芳沉默了一阵，黯然道：“有时间，他也未必能来接我”。
这个时候，金山与张瑞芳的感情已经有裂痕了。金山是一种激情式的人，他喜欢不断的追求，只有在追求中才能保持他的激情。当然，在那个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时刻，金山还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满足自己情感上的追求，成为时局变换中的风云人物对于像金山这样的男人更具有吸引力。
金山从西柏坡回到上海不久，1949年4月1日，李宗仁圈定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弘、章士钊等人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特聘请1938年就认识的“中国救亡剧团”团长金山为四人顾问之一，一同乘飞机去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精彩的一幕。
春天在人们的期盼中来了。1950年初春，北京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张瑞芳不久也来到这个剧院当演员。金山与张瑞芳从长春回到上海的两年分分合合中，又汇合在一起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兼职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当时，“青艺”的主要演职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另一拨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今天，大家看见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还端坐在主席台上，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对象，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他这个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廖承志这么一介绍，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这个公子哥儿是隐藏了十七年的中共党员，地位和形象一下光辉高大起来。金山虽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毕竟只是一个副职，相当于一个副师级。以过去的贡献和资历来看，算是有点委屈金山了。但是，这些职位的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周恩来对金山是太了解了，金山那风风火火的过去，曾经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也给党惹了不少的麻烦，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再惹麻烦出来，就这个安排也是捏着一把汗。
果然，金山的麻烦很快就来了，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让周恩来是伤透了脑筋。
第四章，在北京与孙维世结婚 “青艺”成立后立即着手排练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加之这个剧本身对青年人的政治教育意义，上演《保尔?柯察金》是国家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倍受国家领导人重视。金山在剧中扮演保尔?柯察金，张瑞芳扮演冬妮娅，舞台上再一次由夫妻配合扮演一对恋人。但是，这一对恋人的表演要接受导演的指挥，导演是刚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孙维世。
孙维世是苏联培养的艺术专家，这个头衔已经够让人仰视了，她还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和身份，使她成为除金山以外，青艺最权威的人物之一。 孙维世的父亲是孙炳文，孙炳文和朱德都是四川老乡，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军人，年纪轻轻已经打下自己的一番小天地。但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他们彷徨于当时中国的黑暗，在二十年代初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找光明，遇见已经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谈了一夜，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孙炳文和朱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1927年4月，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当时孙维世才六岁多。后来，孙维世兄妹四个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
1935年孙维世刚满十四岁，母亲将她送到金山和章泯领导的东方剧社，希望他们能培养和帮助喜欢表演的女儿。所以，金山与孙维世是15年前就认识了，比金山小10岁的孙维世一参加革命，就受到金山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1938年，孙维世跟随东方剧社一路宣传演出达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作为革命烈士的女儿，又是早年亲密战友的遗孤，孙维世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当东方剧社前往南洋演出时，她被留下来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她长期生活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并成了他们的养女。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手臂伤，孙维世跟随到苏联去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1950年金山与孙维世在青艺再见面时，他们已经分别12年，原先那位不懂事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新中国戏剧表演界为数不多的红色洋专家。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在那个时候就是公开的秘密。周恩来夫妇有三位关系密切的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时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有幸活到解放后的，就只有是孙维世一人。由于有了这个特殊的背景，只有29岁的孙维世来执导《保尔?柯察金》，指挥已经声名显赫的金山这些知名演员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剧本是苏联带回来的，表达的也是苏联发生的故事，但是演员在舞台上如何把握演出技巧和细节的表达上，孙维世的经验却不多，毕竟这是她毕业以后自己亲自导演的第一部重头戏；她在苏联学习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仅仅是一大堆理论，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她还必须向那些老演员学习，副院长兼主角金山成为她最大的依靠。
金山与孙维世在排练中仔细琢磨推敲，如何把这个苏联的故事通过中国演员表达出来，达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他们两人台上台下，白天夜晚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研究探讨。面对年轻美丽秀气的孙维世，金山的激情再次被激发。金山激情被激活是一个什么状况，通过读前面的文字想必大家对金山已经有所了解。但是现在的金山却面临自己过去在女孩子面前没有过的自卑感，身体已经微微发胖的金山感到一丝惆怅。剧中的保尔是从十几岁演到二十几岁，这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为了达到孙维世要求的完美效果，为了演好保尔，为了在孙维世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活力，金山开始了减肥。他在家门口放置一条板凳，从上面跳进跳出，每天不知要跳多少次。再就是跑步，每天东方天际刚刚露出鱼白，金山已经从东长安街跑向天安门往返几次了，金山想在孙维世面前找到自己过去的那种风度翩翩，而不是雍容华贵，金山的梦想就是要把孙维世追到手。当年在重庆，金山为了追求张瑞芳，他是上街下江表现一种成熟和认真的形象。今天要追求孙维世，成熟和成功已经具备，他需要表现的只有一点，就是年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保尔?柯察金》的演出轰动了北京，受到中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赞誉。 张瑞芳已经感受到了这期间金山对她的冷淡，她耳闻目睹了金山与孙维世的相爱，他们爱得那么大胆炽热，那么意外而又自然。孙维世这个导演把张瑞芳导入了角色，却把自己丈夫的心给导走了。为了扮演好冬妮娅张瑞芳默默的忍受一切，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第一次亮相，这对于所有演职人员来说是一种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个人的荣辱在她眼中看得很淡，哪怕是自己丈夫的背叛。
金山对张瑞芳是很了解的，他知道性格独立坚强，顾忌面子的张瑞芳不会纠缠他与孙维世的相爱。只要金山提出分手，理智的张瑞芳再不情愿也会同意。 金山对孙维世的追求能够成功吗？这个红色花花公子难道真的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现在的场景不是过去了，金山能否成功不是金山说了算，而是孙维世说了算。 1938年，孙维世离开金山到延安时已经17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要在心中悄悄的树立自己未来爱人的形象并不是不可能的，风流倜傥的金山当时还疯狂的爱着王莹，以金山作为自己择偶的标准我们不能得知。在这12年中，孙维世曾经有过机会选择自己的丈夫，面对这些比金山地位高许多的男人追求，孙维世始终就没有松过口，她是否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是金山吗？
1938年初，林彪在山西被晋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1938年冬在他妻子“陕北一枝花”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
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平时语言很少的林彪对孙维世讲了许多话，林彪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然后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林彪追求女人和他打仗一样，精心策划，抓住重点，直截了当，没有那些婆婆妈妈或者浪漫色调。不过，林彪的进攻却把孙维世惊呆了，大战略家的思维小女子那里能够理解，孙维世被搞得不知所措。林彪也没有逼她马上表态，说：“我真心的很爱您，我等待您的答复”。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领着比他小14岁的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要知道，林彪的内心世界是很骄傲的，一般只有女孩子追求他，像他这样追求孙维世那可是很不容易的，林彪今天是想侦察一下孙维世对他的感觉到底怎样。与金山相比，林彪更值得尊敬，但是林彪没有金山的风度和浪漫，才20岁的孙维世充满理想世界的浪漫，她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林彪，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也不好再勉强，只好再抛出一个侦察系数：“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孙维世一点不给林彪面子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四年哪”。与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天气一样，林彪本来火热的心在孙维世的回答下变得冰凉，林彪言不由衷的对孙维世放了一个烟幕弹，也是留下一个后路，他说：“四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我决心今后非你不娶”。
经过这些侦察，林彪很失望，他对孙维世不再抱有希望，回国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5年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终于毕业了，在这几年，孙维世没有结交其他男朋友，是因为林彪的烟幕弹还是挥不去金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她回国的第一站是回到哈尔滨，出于对林彪是东北局说一不二的最高领导的尊重，她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听说仍然单身的孙维世要来访，想起四年前他抛出的烟幕弹心生愧疚，亲自迎接，热情款待，为孙维世安排了极为丰盛的晚宴。叶群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他看出了林彪仍然藏在心中的爱慕，害怕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她以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然后再以李立三之手把孙维世送回延安，让林彪彻底断绝了对孙维世的幻想。
日生星很遗憾孙维世与林彪的这一段恋情夭折。男人的成功与失败，身后的女人很重要。叶群和江青一样都是坏女人，林彪后来变得那样野心勃勃以致心性大变，叶群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维世经过林彪这么一折腾，不管是林彪的原因还是她自己的原因，到五零年与金山再见面时，已经是一位29岁的老姑娘，要想再找到一个条件相当的未婚青年太困难了。面对激情四射的情场老手金山，孙维世很快就坠入金山的怀抱中，成为金山的俘虏。
金山的婚姻都会让周恩来操心一番，无能是“分”还是“合”，总是要闹到周恩来那里去才有结果，不知道上辈子周恩来欠了金山什么债，会是这样一个“缘分”。这一次金山居然把手伸向了周恩来的养女，金山又如何去周恩来那里交代？
但是，这次不用金山出面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孙维世来完成。 五零年八月的一天，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笑盈盈的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女儿要给爸爸、妈妈好好庆祝一下”。周恩来夫妇结婚以来，一直生活在动荡的年代，结婚纪念日早就忘记了；干女儿的精心安排，让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渡过那个闷热的夜晚。孙维世趁周恩来夫妇很高兴，主动讲起自己的婚姻大事，讲起和金山的恋情。
周恩来听见孙维世一提金山，顿时感到自己的失误，怎么就把女儿安排到金山身边去工作，这不是把女儿送入虎口吗？原来以为金山是有妻子的人，妻子又是年轻、美丽、极有才华的张瑞芳，孙维世怎么可能会纠缠进去。坏就坏在周恩来只按自己的思维在考虑问题，那可是金山啊！金山什么事不能做出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孙维世谈了许久，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想法。他们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他们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孙维世的条件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嫁给金山太委屈了。
天色已经很晚了，开始其乐融融的氛围变成一种凝重。孙维世的言语传递出她和金山非同一般的关系，周恩来夫妇终于明白自己的劝阻已经毫无意义，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了，金山是孙维世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再次成为新郎官。他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庆贺。此前一个月，张瑞芳便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感到一种伤痛的遏止，也感到一种解脱的轻松，一种走出沉郁的旷达，在金山新婚之前，张瑞芳却离开北京飞向上海，远离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金山娶张瑞芳的时候，周恩来夫妇送的是一条漂亮的手工桌布，自己干女儿结婚，他们又会送什么礼物呢？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参加婚礼的许多朋友都跑过来静静的围观，当大家看清楚这个礼物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本5月1号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大家明白这是观音菩萨来给花花公子上了个紧箍咒。周恩来的幽默让大家都笑了，金山也笑了，却看得出笑得很尴尬。
孙维世结婚有一个人特别高兴，这个人就是江青。这天，江青出动三辆汽车，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江青为什么这么兴师动众呢？ 这和去年的一件事有关。四九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时，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在整个访苏期间孙维世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对于这一段历史，嫉妒心极强的江青可能作了各种设想，现在看见孙维世结婚了，江青那自寻烦恼的心情好像可以放轻松下来。
北京和上海演艺圈的许多导演和演员今天都来了，这些人不少是当年她在上海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好像都不认得，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就跑去祝贺新人。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在这里看见不少在苏联学习时的同学，忙着和同学们交流。李讷还小，看见这里这么热闹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这就把江青独自扔在沙发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坐着。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自己作为主宾应该接待好每一位来庆贺的客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聊天。 江青问：“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江青直截了当的说道：“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看来江青对这事仍然耿耿于怀。 孙维世脸色一下变了，她也听说了一些传言，但这怎么给江青说得清楚。她强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决不能为此扫兴，孙维世东拉西扯的给江青应付着。没人知道当时江青是什么感觉，是增加了疑惑还是放松了神经。直到临走前，江青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精致的钩花被套。
到这时，金山完成了他三个时代三次不同的绝顶追求。如果10年是一代人的话，三十年代上海滩红人王莹，四十年代重庆码头红人张瑞芳，五十年代北京城红人孙维世全部成为金山的“爱人”。金山之“壮举”今后将永远无人能破，无论他有多少钱财，无论他有多少名衔，无论他有多少缘分，他或许可以成功一个时代，绝不可能连续成功三个时代。
对美丽的向往，对美丽的追求是人类的一大美德。在金山“美女如此多娇”的世界里，我们也许嫉妒金山，也许敬佩金山！ 但是，金山毕竟是一位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总要干花花公子的事情，也要犯花花公子的错误，甚至是要命的错误。与孙维世结婚仅仅一年，金山就把错误犯到国外去了。 朝鲜战争开始后，一九五一年金山率文化艺术慰问团来到朝鲜战场。金山在朝鲜的名头也很响，受到金日成的亲切接见。一家人都姓金，金日成与金山称兄道弟很谈得来。金山表示他除了到前线慰问演出以外，还要好好采访，写一部纪录中朝并肩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给金山提供一切方便，还把自己美貌的女秘书派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朝鲜战场条件很艰苦，经常在黑咕隆咚的山洞里工作生活，既防备了敌人，也回避了同志们，孤男寡女的呆在一起怎么会不犯错误。说不清是谁的责任，反正这种事都应该把责任算在男方身上，金山过去对这种事本来就很随便。很快，他们的事情被同志们发现了，金山现在总不可能又把这个小秘书娶回家吧。
金日成听说后勃然大怒，大骂他们无耻！大家都在洒鲜血保家卫国，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玩情感。愤怒之下，就把那个女秘书给枪毙了。可怜的美女秘书，责任在男方，受难的却在女方。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名头还很大，总不可能把金山也枪毙吧？金日成把他交给彭德怀来处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彭德怀不敢自作主张，一封电报给请示到北京。按照老八路的规矩，犯这种事情都是要杀头的，还不说这事还破坏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金山惹的这个祸事让周恩来很头痛，毕竟他是周恩来的干女婿，重处和轻处都不好交待。在这个过程中，金日成毕竟是位政治家，他不能让中国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为这事太难堪，对美军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需要依靠中国的事情太多。当金日成火气消了以后，反而为金山向彭德怀求情，希望中国同志放金山一马。没有了朝鲜同志的压力，彭德怀松了一口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把金山押回北京再决定如何处理，金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
金山一回到北京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接受批判。 金山虽然是一位有着20年党龄的老党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并没有受到系统和正规的政治教育，他几乎就在掌声和鲜花的簇拥下生活。为了工作需要接近杜月笙，在完成好党指派任务的同时，已经被杜老板给毒化，身上有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流氓气息。在当时，金山的领导给他作了一个清楚正确的评判。要想让金山得到改变，必须发动群众来对金山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教育。金山在北影和青艺之间来回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少。你不要说，金山平时还真得罪了不少人，被他光芒刺伤的，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都义愤填膺参与对金山的批判。也有不少以是非曲直公正的态度来批判和教育金山，金山身上的毛病太多了，犯的那个错误也太大了。
自知理亏的金山在接受批判过程中态度一直很端正，确实受到很大的教育，还几次搞得自己痛哭流涕。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让他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了，如果在新社会还按照旧社会的生活方式来过，那是死路一条。
金山从天堂落到地狱，新婚才一年的孙维世是个什么态度？金山的所作所为是丢尽了这位红色公主的脸面，伤透了她那骄傲的心。男人犯其他错误女人都可以原谅，唯有犯背叛爱情的错误女人是不会原谅的。这个时候她完全有理由抛弃金山，如果这样金山以后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但是孙维世就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能够容忍自己心爱丈夫的任何错误，她的善良不得不让人敬佩。 在一次群众批判大会上她来到会场，静静的听大家的发言。看着金山站在台上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孙维世的心很痛。她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却更像是对金山一个人说的。她信任金山，相信金山通过这件事会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人们都愣住了，既然孙维世都这样说，其他人还有啥说的。以后对金山的批判就基本结束了，只是仍然关押在北影继续反省。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来麻痹自己，每到周末就去探望金山，送一些换洗衣服和生活必需品。这种关押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可以回家了，他向孙维世负荆请罪。现在他终于明白孙维世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值得他用生命去珍惜，如果不是孙维世的呵护，他那里能够死里逃生。 犯错误的代价是沉重的，当年不可一世的话剧皇帝，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如今得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金山被安排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这种“待遇”金山是熟悉的，小时候在家里，因为在继父面前犯错误，被继父赶到下房与仆人们共同生活。通过这种环境反差的转换，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金山现在终于明白，继父原来还是有道理的。
金山成为一名工厂工人，生活逐渐恢复平静，孙维世又恢复了去中南海陪伴周恩来夫妇过周末的传统。有时候周恩来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金山经过这次打击，变得很低调，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老婆，再也没有了过去年少时的张狂和骄傲。
孙维世看见日益消沉的金山心情沉重，金山的价值，金山的天地是在舞台上，不是在工厂里。她要唤回金山的自信，找回那个曾经让自己痴迷的风度翩翩的金山。不久，孙维世的机会来了。
苏联派了一位专家，著名导演维斯里来中国排演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在北京找了几位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金山，在这位苏联专家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能像过去那样辉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舞台上的使命。
第五章 后记 金山及与金山有关系的三位女人最后的命运是这篇文章应该要交代的内容，文章后记不再有那些精彩，只有无尽的遗憾和愤慨。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金山“他们”是什么样的结局？
张瑞芳是最幸运的。出乎张瑞芳意料，因为与金山婚姻失败她离开金山，也就离开了她所熟悉和热爱的话剧舞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张瑞芳有了自己的新天地，她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在一系列影片中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63年，张瑞芳凭借《李双双》，获得电影百花奖，她的声名随之达到巅峰。此时，张瑞芳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严励共同走过了11个春秋。
经历过两次婚姻爱情的挫折与伤害，张瑞芳希望找一个人品好，性格好的男人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而严励在她看来正是值得选择的对象。与严励在一起，张瑞芳真正体会到家的味道。因为身体原因，张瑞芳不能生育，于是他们便抱养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让张瑞芳一度沉浸在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当中。
和所有文化名人一样，张瑞芳也不能逃脱文革那些灾难。经过二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她愁白了头发。幸运的是，1969年专案组结束了对她的审查，成为文革中最早被“解放”的一批人员，甚至还允许她重新演戏。相比王莹和孙维世的悲惨结局，张瑞芳是最幸运的。现在，已经九十多岁的张瑞芳在上海过着平淡的生活。
王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千辛万苦冲破阻力回到祖国，等待她的却是一条不归路。 新中国建立后，王莹日夜思念祖国，她与谢和赓开始筹划回国之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美之间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加之“麦卡锡主义”反共风潮弥漫全美，他们已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回到祖国。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们决定先到英国，再转道苏联回国。他们的行动全被美国当局所掌握，夫妻二人在途中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并被投进了哀离思岛监狱。哀离思岛是专门拘押外国人的荒凉海岛，对于有敏感政治倾向的外国人进行迫害，胁迫他们宣誓效忠美国，加入美国籍。王莹、谢和赓坚持不屈服，断然拒绝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籍”！一些知名的美国友人闻讯实施营救，对他们提出保释要求时，移民局长迫于压力，公开了美国掌握的资讯来进行反驳：“因为机密档案上机密情报指出，这两个外国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共产党员”，堵死了两人的归国之路。
此事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在中国总理的亲自关照下，中国外交部以外交途经展开活动，通过第三国与美国进行了一个交换：用朝鲜战争中的几个美国战俘换回了王莹和谢和赓。1955年元旦之夜，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首都北京。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切接见他们时，这两位历经坎坷从未落泪的坚强的共产党人，此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董必武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作了高度的赞扬：“你们在美国13年，光荣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工作。回国仅仅两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天真的谢和赓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发送到北大荒劳改。还一直沉浸在回国兴奋和激动中的王莹从此沉寂了，她凄然地离开原单位，来到香山脚下“狼见沟”村住了下来。在这里，她一面继续完成小说《宝姑》的写作，一面苦等丈夫回来。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后来闻知了此事，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治病，使他们夫妻于1959年中秋节在香山相聚。王莹激动地写了一首诗：“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平生最爱是‘九秘’（谢和赓），万苦滴甘也相随”！
1960年12月，电影界在北京香山饭店聚会，当时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的王莹也接到了通知，但她认为自己已脱离电影演员职业多年，也没创作出很好的剧本，就没有赴会。周恩来参加了这次聚会，他环视大厅问道：“为什么不见王莹参加？她是党派入电影界的第一批党员”。电影厂领导闻讯马上派人把王莹从家里接到会上，当王莹来到时，周恩来再向大家介绍起王莹来：“王莹同志很小就参加革命，是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三四十年代，她是很优秀的演员,1940年她曾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战戏剧，南洋侨胞都很喜欢她，称她是马来亚情人”。在场的电影艺术家们，都向王莹投去赞许的目光。已经47岁的王莹好久没有享受这种让众人敬仰的场面，低头腼腆的笑得像个小姑娘。
这样的好日子毕竟是短暂的，王莹陪伴戴着“帽子”的丈夫隐居在香山，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美国王莹与谢和赓结婚不久时曾经怀孕，由于王莹身体太弱，怀了3个月的胎儿不幸流产，从此他们他们再无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俩人相依为命只想就这样清净的渡过一生。但是，文革那场灾难使他们这样简单的要求也破灭了。
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忘记王莹，三十年代在上海争演《赛金花》主角失败的江青现在终于有机会来报仇了。1967年7月1日，在江青授意下，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挥舞棍棒，冲进香山狼见沟，他们不由分说把谢和赓和卧病在床的王莹强行抓走。在逮捕谢和赓时，王莹质问：“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他，他犯了什么罪”？“他是国民党反革命，是大右派，是反对毛主席的大罪犯”！而王莹的罪名是“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叛徒”、“美国特务”。他们双双投入秦城监狱，被分别关押。
在审讯中，王莹发现他们把矛头对准周总理，是想通过“专案”来整周总理的黑材料。王莹撑着瘦弱的身躯与他们抗争，在狱中被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讲话。直到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狱方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对于王莹的遭遇，近在咫尺的谢和赓却毫不知情，在关押的这些年来，他曾多次要求和爱妻见上一面均遭拒绝。
1974年3月3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形销骨立的王莹躺在破旧的棉被里瑟瑟发抖。此刻，很难把这个面容枯老的女人与当年舞台上靓丽的风云女子联系起来。其实她的年龄并不算大，再过5天就是她59岁生日。然而她等不到了，在孤寂中永远闭上了她那美丽而忧伤的眼睛。
在王莹去世的当天，不通知任何亲属，遗体就被匆忙火化了。有关方面出具的死亡诊断书上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有收监时的一个犯人囚号6742，标有这个代号的骨灰盒被撂在殡仪馆的一个角落里。
在王莹去世一年多后，谢和赓于1975年5月被解除监禁。当时他天真地想，王莹和自己同属一个专案，自己出来了，她当然也会出来的，他盼望着与妻子的团聚。当他向有关部门询问王莹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王莹一年前已经死了”。谢和赓一听顿时如五雷轰顶，栽倒在地，后经医生抢救才脱离危险。谢和赓强忍悲痛，支撑着病体，将王莹的骨灰盒找回，埋在香山半腰一处叫作“梅山”的空地上，这就是王莹最后的安身之地了。
孙维世是最悲惨的，她在狱中被活活折磨死，死时赤身裸体，手上仍然带着手铐。 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共同恨之入骨的敌人了，她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江青要置孙维世于万劫不复之死地，她们之间到底是“情敌”还是“政敌”？由于涉及敏感的史料我们根本不能去深究。从留下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还原一个历史的轮廓，一些事情真实详细的原因，也许要许多年后我们才能去了解。
在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江青和孙维世关系还不错，江青曾经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 从五十年代起，孙维世就处处事事、公公私私回避着江青，不知道是不喜欢江青的性格还是其他原因。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还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我们一起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无奈地说道：“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春，孙维世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这一年，江青再次找孙维世谈话，这次她不是那么客气地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仍然敷衍了事。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江青找孙维世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维世没有料到的，她根本不可能从政治高度去细想内中的缘由。江青后来在文革中推出的那几出样板戏风靡一时，其实是她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筹划的，孙维世曾经是她想拉拢的对象之一。样板戏作为文革的成果之一，其影响在当时是巨大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江青的样板戏在下面撑起，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似乎苍白了许多。
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又一次去见了毛，孙维世虽然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但是要面见毛没有毛的招见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次谈了什么话题不得而知，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有的吧？从孙维世后来的结局来看，这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说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这大帽子一扣，孙泱就遭殃了。孙泱是孙维世的大哥，要整孙维世，先拿她的大哥来开刀。这更是文革初期政治大局的需要，老革命除林彪势力以外，都要受到冲击。几天以后，孙泱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泱的死矛头显然不是光对准孙维世的，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首长朱德看得很清楚。朱德就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施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被绑架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是周恩来一生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又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全盘否定过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一种特殊的形象，他委曲求全，屈服于淫威，却又常常不顾自身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家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这种状况下，周恩来对一些人是无力来保护的。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面对众多的落水者，周恩来的一条小舟只能搭救很少的几位落水者，更多的人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生路了，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的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得知大哥的冤死按奈不住悲愤，她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的，她坚持认为孙泱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求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这时候，孙维世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进入中南海去看望周恩来，自己哥哥的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找周恩来为他伸张正义，况且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去找周恩来，她给周恩来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周恩来当时的境况如履薄冰，不可能来顾及自己义子、义女的生死，他要操心的是整个国家的安危。
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人来理会孙维世的这些悲愤，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更不知道危机已经一步步向她逼来。转眼功夫，那些她所熟悉的权力人物都弃她而去，变得虚无飘摇。
从秋天到冬天，孙维世成天奔波在北京街头找人为哥哥伸冤，局势越来越混乱，她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向她袭来。果然，十二月底江青派人突然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抄家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没能送出去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孙维世希望毛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些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维世这封信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一种希望，愤怒到极点的江青还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当时忍声吞气，他只能为不懂政治天真的女儿承受这侮辱。很快，对孙维世的逮捕证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金山被抓家被抄以后，孙维世这才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天安门广场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时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万一有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害死的”。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的，江青经过一番筹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了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找到机会来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出人意料地被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想往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维世的家这次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给孙的情书。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江青后来拿去威胁周恩来，说周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非常了解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文革中，新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司法体制被砸烂，只需要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生死。死在“关死对象”下的人很多，包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贺龙等等，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慢慢关死。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召集东北地区的造反派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正在赶往大会堂来参加会议。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待江青。江青下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指着成元功的骂道：“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人员质问周恩来，为什么开这样的会议不事先通知她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参加，避开中央文革成员开这样的会议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闹了一个多钟头也不罢休。
江青在这前后一直以孙维世之事来要挟周恩来，她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策略，让周恩来后来一直不敢在孙维世案上有所作为。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凭借这个文件的规定，周恩来以政治局常委和总理的身份参与文革的进程，以自己理性的思维来对待这场疯狂的革命。1967年“2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事实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号施令机构。
面对江青的胡搅蛮缠，周恩来当时也只能面对现实，步步退让，周恩来放弃了孙维世，也从此放弃了对文革本身就有限的指挥权。只有缓和和江青的关系，才能坚守自己最后的一点阵地，从国家大局着想，孙维世案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说，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案子，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周恩来如果挺身而出，就意味着彻底的决裂。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
刘传新帮江青办了许多不便办的事情，自己也就有了权力上升的基础。一九六八年八月，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被定为“特务分子”，后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背靠江青和叶群这棵大树，北京公安局已经是刘传新的一家天下，江青就可以利用刘传新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进行迫害。刘传新也急于为主子表功，孙维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孙维世被关押后就没有低过头，她奋力的和他们抗争。一位同时被关押的难友回忆，看见孙维世每天受到的折磨，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去看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特选的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用其他犯人来折磨孙维世，这是对“关死对象”其中的一条措施。
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渡过，遍体鳞伤让她疼痛难忍，每天夜晚她只能用唱歌来缓解自己的苦痛，一些狱友们都记得这黑夜中的“夜半歌声”。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在这煎熬的日子中，她一定也盼望着养父养母或许可能伸出的援手，但她更希望养父养母能够平安渡过这场劫难。专案组的人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想从她这里找到整倒周恩来的证据。孙维世清楚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她要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养父不受到一丝牵连，那些难友怎能理解孙维世在狱中刚烈的原因。
十年前，母亲邓颖超曾经给女儿孙维世写过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目前医药的治疗，固然是必须的，但不可缺少而有带决定性的关键，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更要掌握它，善于和它作斗争，这就需要你能充分地休息，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并预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在不久的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
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 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 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 1958.4.24 在这封写得“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病情的牵挂，也格外印证了邓颖超和孙维世之间的母女情深。 我们无法想像孙维世依靠什么力量来支撑她在狱中倍受折磨的二百多天，“周恩来的女儿”应该是她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孙维世在狱中遭受的折磨我们可以从一个叫王××的交待材料中窥视到一个角度，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这一天，正是孙维世与金山结婚18年的纪念日，18年前的那天，江青向孙维世提的问题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了。孙维世的死状很惨，遍体鳞伤、赤身裸体，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据王××交待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三天后，江青其一伙将一切事情处理完毕以后，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到：“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那里还有解剖化验的机会。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领姐姐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金山于67年12月被抓后一关就是7年，这次被关押就不会有上次从朝鲜回来那么轻松了，到74年夏天搭载邓小平复出的顺风车，金山也得到解放。相对于三十年代的老搭档章泯的结局，金山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算很幸运了。章泯因为过去曾经和江青有过同居的历史，文革中被江青亲自干预被灭口。
出狱后的金山已是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一瘸一拐的老人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回忆说：那一年夏天，青艺和实验话剧院已经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在青艺门口的传达室，石维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右手柱着拐棍在一寸一寸地向前挪，那便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金山。六月份还穿丝绵裤子，眼睛一点光都没有。石维坚跑上前去，拉着他的左手对他说：“金山同志，您还认识我吗”？金山望着石维坚，慢慢地说“石～维～坚～同志”。当时，石维坚的眼泪就下来了。怎么能够想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过去那个风度翩翩，潇洒自如的金山呢？刚从监狱出来的金山，住在一个小破屋里面，一出来就找孙维世。他后来告诉石维坚：“我在监狱里就知道，在这场运动中，孙维世不是死就是疯”。
“四人帮”被打到以后，金山的活力再一次迸发出来，凭他多年艺术生活的敏感，他看出电视剧的潜在能力，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讲述发展电视剧的构想。胡耀邦看见这个报道后，1978年5月在中南海专门接见金山和赵寻，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非常赞赏。不久，中央批准电视艺委会正式成立，任命金山为艺委会主任，金山成为中国电视剧的开山鼻祖。
不久，金山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日子，百业待兴，为了尽快恢复文革对演艺界的影响，开创新时代演艺界的大好局面，金山忘我地投入工作，成天东奔西跑，从早上忙到夜晚，有太多的事情要金山去操劳。这个时候的金山，仍然那样意气风发，身体条件却不允许他像年轻时那样去玩命。他被耽误得太多，玩命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金山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了，我要做最后的拼搏”。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他于1982年7月7日凌晨4点因脑溢血病逝，终年71岁。
6号那天，他在戏剧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建小剧场的方案，之后去天桥剧场看一个以失业为题材的南斯拉夫影片。下午3点要了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第八稿的条目准备抽空审核，4点钟他的秘书电话通知各位编委，明天将参加戏剧卷的编委会会议，晚上他又审查艺委会的一部电视片。
7月7日早晨，细雨蒙蒙，8点30分戏剧卷的各位编委相继来到会场，可是一向准时到会的金山却迟迟未到。此时大家还不知道金山同志已于清晨与世长辞，他永远不会来了。
这时候陪伴在金山身边的是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结局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恍惚以为自己爱妻孙维世的归来，两个命运多舛的苦命人走在了一起，孙新世陪伴金山走完了他多彩人生的最后一程。
许多年以后，金山为追求孙维世而抛弃的张瑞芳也原谅了当初那个“负心郎”。石维坚记得，有一年评华表奖，他和张瑞芳都是评委，期间张瑞芳悄悄对石维坚说：“石维坚我求你个事”。他连忙说：“老大姐，你可千万别说求，你叫我干什么你说就是了”。她说：“你在青艺当院长了不是吗？你再帮我翻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当初张瑞芳与金山合演《保尔.柯察金》时，坐在台阶上的冬妮亚和保尔的剧照。那时候张瑞芳年轻，与金山分手后就把金山那半儿撕掉了。时过境迁张瑞芳已释然这过去的一切，重新想要一张完整的合影照。
金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张瑞芳手中的那张照片一样，曾经被人撕去，现在又重归完整。 纵观金山的一生，他太精彩太丰富了。按我们的传统观念，金山似乎上不了台面，以至于要谈论金山也只谈他艺术上的那些成就。看着金山走后孤单寂寞的身影，我们也许早已经忘记这位传奇人物，他越来越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难道金山仅仅只有舞台上的辉煌？日生星实在要为他鸣不平！
一位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被日生星称为“红色花花公子”，这不是为了“贬”或者“褒”。金山上不了高雅殿堂就当我们的草根花花公子好了，金山被人遗忘咱们哥们来记住好了，他就是我们身边一位朴实别样的好哥们。
花花公子有多种解释，比如潇洒自如或者叫玩世不恭等等，这个词有点调侃的、轻松的意思。花花公子并不是荒淫无道，玩弄女性的代名词，它也不是指颓废的享乐主义。所谓的花花公子是生活应该过得有品味的意思，是不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串串辛酸眼泪的一种境界。金山的人生就是一种标志，到今天来看依然那么时髦，那么值得骄傲和自豪，他永远让我们值得崇敬和羡慕。
按今天的眼光来看，金山时尚，敢爱敢恨，爱得光彩夺目，恨得惊天动地，“酷”得不得了。他八面玲珑，极度亲和力，那个码头都玩得风车斗转。他富有正义感，在黑暗时期敢于献身于革命事业，穿梭于时代的几大风云人物之间。这需要一种机遇，也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实力，这是一种超常智慧的体现，他在历史上刻下的那些痕迹不应该被时光淹没。
金山从小失去父亲，与金山有缘的三位女性都是单亲家庭，与金山有缘的三位女性还都没有后代子女，这让金山走后就如此的冷清，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宿命？再有2年半时间，金山离开我们就20年了，在他20周年的忌日时，我们能否为金山做点什么？
文/日生星
1949年初的北平，初春的夜晚仍然是那么寒气逼人，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一直笼罩在欢乐的气氛中，大街小巷涌动着各色各样的人流，人们心中洋溢出的希望与激动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那丝寒意。在东交民巷一个小红门前微弱的路灯下，常常能够看见一位穿着时髦中年男人神秘的出入。原来这里是中共秘密工作最高负责人李克农的联络点，每次由李克农亲自接待的这位重要客人就是金山。
金山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赴北平和谈代表团顾问兼谈判代表章士钊的私人秘书，这个谈判代表团顾问的职务还是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任命的。白天，金山繁忙的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一起开会，商讨各种谈判策略，整理各种文件资料。每当有重要情况，金山就会寻找机会趁着夜色悄悄来到李克农住处，把国民党代表团谈判的底细以及李宗仁的密电向李克农详细的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对国民党的谈判意图知道得清清楚楚，在谈判桌上处处都赢得主动。
北平和谈结束之后，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留在了北京。他后来得知金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惊诧不已，不得不佩服金山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竟然能在国民党上层要员眼皮底下滴水不漏、应付自如。当张治中和金山又一次见面时，张治中一语双关的对金山说道：“金山啊，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这个演了一生戏的金山，在国共和谈期间的表演彻底影响了谈判的结果，这是金山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金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被日生星称为中共第一花花公子？这就要从金山一生的点点滴滴来记述了。
第一章 金山的诞生 金山诞生在苏州这座盛产才子佳人的历史古城。1911年炎热的一个夏天，苏州城西南角，盘门往北，文庙西侧，有一处叫三多桥的地方，错落有致屋宇群里的一所大宅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赵默，他就是日后声震中国影剧两坛的大艺术家金山。赵默是这所宅院主人赵锦文的第三个儿子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小四。
父亲赵锦文早年从政，在官场还混得有模有样的，后来看见清廷腐败无能弃政从商。下海后的父亲既贩蚕茧又倒盐，很快就在生意上发了财，便在苏州三多桥下买了这所拥有高墙大院，假山花园，20多间房屋的大院子。赵家在姑苏众多的寓公中，虽算不上富甲一方，却也是广有财产的殷实人家。
赵家共有三男一女，大儿子赵慰先，大女儿赵含英，二儿子赵班斧，赵默是这所宅院中的幺儿，自然要受到格外的宠爱。但是，赵默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同年降生，也同样要经受那个激烈变化时代的磨难。就在赵默出生之后60天，还在吸吮着乳母的奶汁，承受着丫环照拂，父亲赵锦文就不明不白暴卒于湖北汉口，赵默从此失去了亲口叫一声爸爸的权力。
赵锦文去世的消息传来，合家惊震，老少无措，赵家的栋梁大柱轰然倒塌，留下从两个月到10岁的四个孩子，一家孤儿寡母无所依靠，这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母亲姓金，是一位能干有主见的主妇，但是在民国初年，整个中国正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兵荒马乱，世道不宁。不论是在外的产业还是场面上的应酬，一个旧时代的妇女终究是不能承担这个重担。
在这样的困境下，赵家原来聘请的一位叫朱作平的家庭教师站了出来，承担起了内外管理的重任，也成为朱家的大管家。这位朱作平头脑精明，善于应酬，在赵家主人去世的几年时间中，把赵家里里外外管理得有条不紊。赵家原来经营的产业虽然没有更多的发展，却是维持了一大家子继续过着殷实富裕的生活，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还是很不容易的。
朱作平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丰厚的回报，他成了赵家不可缺少的人，也成了赵家主妇赖以依靠的对象，不多久朱金两人就联了婚，朱作平摇身一变成为三多桥这所大宅院的新主人，也自然而然成为赵默的继父，这一年赵默不足5岁。
不过，朱作平的身份是很尴尬的，一方面他是这个家庭权力最大的男人，另一方面他却缺乏社会道德认可的根基。在那个年代，大户人家由外姓人入主掌权，被看作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特别是在对于几个子女的管教上，这个继父太严厉也不好，太骄纵又不妥，这对于初谙世事，成长中的赵默是很不利的，难免要在赵默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少的阴影。
赵默从小就表现出天资聪慧，察言观色的能力，内心极为敏感。他渴望得到父爱，却听人说那不是他的亲爹，于是对这个继父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继父对他的任何管束他都有一种天生的抵触。
继父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教师了，他要花很多精力忙于外面生意的经营，赵默刚刚满7岁就被送到一个很不错的私塾学校读书。继父对他的要求是严厉的，直到1922年赵默满11岁，“之乎者也”的各种古文他读了4年。在继父的高压下，天资聪明的赵默读《论语》，背《孟子》，朗诵班、杨、韩、柳的文章，声调铿锵地吟咏唐诗宋词，在私塾班上表现得很突出，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作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学薰陶，这4年古文基本功学习，对于他以后的事业起了很大帮助。但是，天性活跃的赵默在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这些古板的之乎者也，他仅仅是为了博得一种“被爱”的不自觉行为，他利用各种机会和小伙伴尽情的玩耍，到外面去寻找各种乐趣。苏州如画的景色，众多名胜古迹，精巧无比的园林，都是落寞少年赵默感兴趣的地方。他常约一二同学留连于盘门三景，逛文庙，游沧浪亭，嬉戏玩耍，忘情于绮丽的湖光山色间。这既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丰富着赵默的知识，还是一种美的陶冶过程。
幼年时代的赵默就对表演产生了天生的兴趣，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演出。评弹和昆曲虽然使他倾心，能给他带来愉悦，受年龄和接受能力的限制，只是囫囵吞枣。倒是不时到苏州来跑码头的民俗戏台班子演出，格外地吸引了赵默。和生活十分贴近的内容与舞台演出形式，使赵默如痴如呆；而剧场的氛围，舞台的魅力，让他无法理解人生竟有这等乐趣无穷的事情。那几年，只要听说有演出，他就千方百计赶着去看，哪怕逃学挨继父的骂也在所不惜。看过演出后，他就向那些小伙伴模仿舞台上那些一举一动，经常得到小伙伴的喝彩。
继父是一个明白人，他认为赵默是在走一条歧途，戏子在那个年代是下等人的干活，赵默迷上看戏，终究是一种不好的兆头。看见赵默轻轻松松就在学校把这些古文学得那么好，于是对赵默有更高和更严厉的要求。幼小的赵默心中不快却不敢当面顶撞继父，只能和继父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当着继父的面规规矩矩，继父一转身就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赵默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从小就被培养着。
继父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当这种游戏玩到一定程度时，双方的矛盾必然要发生一些冲撞，平时的小摩擦赵默都避开了。一天，赵默又一次逃学去看一场演出，回到家中天色已晚，当他跨进大门时，看见继父表情严肃的端座厅堂。继父这次实在忍耐不下去了，看见赵默回来，便对赵默破口大骂，而且一骂就是半个时辰。赵默平时积累在心中的不快，压抑在心中的怒火被继父的骂声给激荡起来，忍不住大声的和继父顶撞起来，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刀来剑往，越吵越凶。
站在一旁的母亲看见这情景，赶快相劝：“别吵了，怎么他也是你的父亲……”。 “不，他不是我父亲，我没有他这种父亲”！赵默声嘶力竭的喊道。 继父一下愣在当堂，他想不到赵默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话，继父被真正激怒了，举手就“啪”地一下，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了赵默的脸庞上，细嫩的皮肤留下了几道鲜明的指印。 赵默被这一耳光打得没有了声音，两只眼睛愤怒的盯着继父。这一巴掌，把这表面的父子关系也打没了，从此，赵默和继父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 继父仍然没有解气，他对着赵默的母亲说道：“这孩子都拿给你给娇惯了，成天在外面晃荡，早晚就是个一事无成的花花公子”。说完后又对着全家人宣布：“赵默以后只能在厨房和仆人一起吃饭睡觉，无事不得上正房”。他是想以此让赵默体验穷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改变已经在赵默身上逐渐显现的那种公子哥儿习性。
这继父做事也是有分寸的，在这前后他把大儿子赵慰先送出去上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就读于圣西尔骑兵学院——这是法国陆军最高学府，戴高乐等许多军政要人都出自这所学校。归国以后赵慰先成为国民党高官。再为大女儿赵含英聘请名师学绘画，以后她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国画家。
虽然继父把赵默赶进仆人房，还是利用到上海谈生意的时间，亲自为赵默联系了一所贵族学校。1922年，11岁的赵默结束了在私塾学校的学习，来到上海徐汇公学读书。 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不光要读中国的古书，还要学法文，学数理化，学社会科学。这些课程拓展了赵默的视野，激起他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的兴趣。 但是这种教会学校规矩很多，完全是照法国中学的教学模式来教育中国学生，其中教会方面的管束特别严。赵默这个从小自由散漫惯了的小公子在渡过了最初的新鲜感以后，对学校这种循轨蹈矩的生活产生了抵触，最让他厌烦的是每天无尽无休的祷告和礼拜宗教活动。随得年龄到了青春期，那种躁动不安的心越来越野，经常在学校闯下祸事，对于赵默的这些小打小闹学校每次都以上帝的名义免除了对他进行处罚。
终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学校对赵默的忍耐走到了尽头。大约1926年上半年，在一次布道会上，一位神父正在台上大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爱好出风头的赵默突然当场质问：明明是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又会是三位一体呢？好家伙，在那个严肃的场面这可好玩，一些同学趁机跟着起哄，把那个神父弄得下不了台。
赵默的举动是在挑战权威，属于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行为，学校根据赵默平时经常违背校训的表现将他开除了。 赵默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个恶作剧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下来无论怎样忏悔认错学校也不改变开除的决定，他只好悻悻然离开学校回到苏州。 赵默回到家里让全家炸开了锅，母亲很生气，要求继父来狠狠的教育他。继父这下老账新帐一起算，大骂赵默从小就没出息，败坏门风，对不起祖宗！ 赵默也知道是自己错了默不作声，等继父骂完后他自己乖乖的搬进下房，又过起与仆人们为伍的生活来。 无书可读，无事可干，15岁的赵默就这样在家渡过了一个沉闷的秋天。 北风起处，飘起了雪花，冬天来了。赵默在这几个月里很颓废，他失去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也失去了自己过去那豪情万丈的信心。一天，他来到盘门的一座庙里，恳求主持收留他当和尚。
老和尚打量一番赵默，看他高身材，大眼睛，一脸的精灵气，就是眉心打着结。问他什么地方人，因何要出家？却又不肯说，只一口咬定愿意削发为僧。老和尚心里已明白了几分，这一定是那家人的富家子弟，为了赌气想投到佛门中来，无非是来避一避，求得心理的平静。这种人是耐不住佛门清苦的，与佛无缘，老和尚只好开导赵默一番后将他赶走了。
又过了好一阵，忽然有一支军队开进苏州城里来。他们不拉伕，不扰民，讲究纪律，还宣传什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这让见惯了军阀队伍的苏州百姓大开眼界。原来这是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的一个师，北伐途中在苏州整训。
北伐军是闹革命的赵默早就听说过，现在看见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这让赵默很激动。为了解脱自己在家里尴尬的境地，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北伐军。 他穿上军装，出操、站岗、吃糙米饭，稍不留神就要受到上级军官的体罚。赵默在那个年代是属于有文化的青年，与那些大部分没有文化的贫困青年所组成的军队基础格格不入。赵默还是一个从小就受不得约束的公子哥儿，那里能够适应军队这样艰苦的生活。特别是1927年4月从上海传来镇压革命派的枪声，军队内部也进行“清党”，上下级关系搞得很紧张。赵默并不十分了解这些政治的关系，恰恰那个时候赵默跑去质问他们团长为什么要克扣军饷，让士兵吃猪狗不如的食物。这还了得，反了吗？团长命令手下将赵默捆绑起来吊在旗杆上，为了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叫士兵用皮鞭狠狠地把赵默痛打一顿。要不是那天夜里一个好心的老兵悄悄放了他，赵默兴许就被折磨死了。
读书被开除，当和尚人家不收，当兵更不好玩还差点要了他的命，16岁的赵默公子在经历了这些挫折以后似乎有一些成熟起来。他惆怅地回到苏州的家，以自己过去学习的功底，很顺利的考入了不要学费的蚕桑学堂。
这个蚕桑学堂就相对于现在的职业技能学校，毕业以后可以做一名蚕桑制作的技能工人。由于自己的家庭就主要经营蚕桑，他摆出一副要继承家业的姿态，让母亲和继父感到一丝欣慰。
在平淡的学习生活下，赵默很快又厌倦了。这种学习对于聪慧的赵默来说太轻松了，他有太多的闲余时间，他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欲望再次萌发出来。利用课余，他召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由赵默牵头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很粗糙，但却是赵默人生中自编自演的第一出戏，在文化生活很单调的那个年代，赵默的这出戏得到师生共同的赞扬。在这个过程中，他迸发出一种创造的激情，享受着一种愉悦的情感。不久，当一个戏班子到苏州演出的时候，赵默毅然离开蚕桑学堂参加了这个戏班子，成为一名真正的戏子。
到戏班后，他还没有资格上台，他的主要工作是帮一位美工师绘布景。美工师是位善心人，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的小家伙，业务上不吝指点，生活上也尽量照顾他，这使赵默感到好久没有享受到的人情温暖。
当然，绘布景不是他的最终愿望，他渴望演戏，他到戏班来也为了演戏。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地学，天天全神灌注地看戏。赵默的表演天赋很快就得到戏班子老板的认可，免除了他三年学艺的规矩，让他上台客串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这个戏班子在苏州演出一阵后赚了大把的钞票，赵默跟随戏班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不久，这个戏班原因不明的解散了，赵默再次面临人生的抉择。 1928年的赵默已经17岁，已经不是初来徐汇公学读书时的小朋友了，他已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碗饭吃。戏班子虽然解散，那些师兄师弟在上海有各种生存的关系和方式，赵默和他们一起就浪荡在上海滩。为了自己的生存，赵默在这个十里洋场什么都干过，苦力、戏子、坑蒙拐骗或者打打杀杀，反正那帮穷哥们干啥他就跟着干啥，成为一个十足的街头混混，饱尝了世态炎凉。
在上海的最初两年，居无定所，生活无作，赵默却过得很开心，这种没有人管束的生活太好了，非常适合赵默那豪放的性格。赵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公子，缺乏社会交往经验，但聪明伶俐的赵默很快就适应了大上海的节奏，干什么很快就出人头地，年纪轻轻的已经有一帮小兄弟成天围着转，上海滩完全就是赵默的世界。
让赵默真正改变人生轨迹的还是他的哥哥，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大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高级警官，小哥凭此关系也进入警察局当官。母亲放心不下这个让人不懂事的幺儿宝贝，要大哥在上海找到赵默给指一条光明大道。
赵默的大哥费了好大劲才在上海滩一个角落把自己的小弟弟给抓住，然后把他送进最有前途的学校---上海税警警官学校学习。赵默无可奈何的结束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被哥哥的力量给管束起来。
哥哥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可能改变这位已经异化的弟弟，他不过是给母亲和继父一个交待，也想通过这个学校的学习以此提高弟弟的社会地位。 当时的上海，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想，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是包括国共各种势力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共产党的最高机关设立在上海，国民党的蒋介石一方面要巴结租界地的西方势力，还要笼络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但是“县官不如现管”，无论黄金荣还是杜月笙，要想拓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得巴结像赵慰先这样年轻有为，具有光明前途的警局高官，赵默的大哥赵慰先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客。
一天，杜月笙杜老板请客，赵慰先便带上自己的小弟赵默。一身警服穿在身上的赵默英俊潇洒，让桌面上的人啧啧称赞。赵默平时连杜老板的一个小头目都攀不上，今天却和大名鼎鼎的杜老板同台吃饭，从平时的街头混混到今天的座上客，这样的心理反差非常大。赵默虽然还不到20岁，人生的磨难却让他早熟，天性的聪慧让他顷刻间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在和大家的对话中吐词清晰自信，应对言语得体，奉承恰到好处。具有超常慧眼识人能力的杜老板一下就喜欢上这个还在上警官学校的小伙子，这让以后赵默和杜老板的交往打下很好的基础。
赵默在上海的最初两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体验着穷人的生活，也蒙生了最质朴的进步思想，同情那些革命者。当他过去的那些穷伙伴知道他有一个有权有势的警局哥哥时，赵默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当时共产党的核心人物都在上海，各种社会活动频繁，斗争异常尖锐，经常有被铺入狱的革命志士。为了营救这些被铺同志，共产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活动。金山的一些穷兄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赵默的特殊社会关系也进入了被争取的名单。
赵默与这些进步人士有着天性的情感相通，渴望打破旧的约束是赵默从小的愿望。那些革命者敢于和貌似很强大的政府作对，赵默打心底里就佩服他们。当这些人找到他希望帮助时，每次都毫不犹豫的积极参与，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关系来解救这些被铺的同志，并还屡屡得手。
赵默看见了自己一身警服的作用，也看见了自己哥哥力量的强大，虽然不喜欢警官学校的生活，还是强打起精神忍耐下来，与自己的哥哥和各种势力须臾周旋得很有分寸。 赵默的社交关系在哥哥的罩护下也越来越宽广起来，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一次，一位对易经有研究的先生对赵默说，你这个名字不好；“默”，叫不响亮，这样的名字会压抑着自己的命运，从字意上理解也是默默无闻的意思。赵默在这位先生的建议下，以自己母亲的姓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叫金山。
于是，中国的金山诞生了。
第二章 在上海滩结识了王莹 金山在上海滩混得越来越有头有脸了，与自己投缘的杜月笙的魅力似乎比其他人都大，金山一有空就往杜老板那里跑。每次杜老板都热情款待这位小兄弟，还经常带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让金山见识了不少大场面。金山跟着杜老板也学了很多时髦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如抽烟、喝酒、搓麻将、打“梭哈”、跳舞、与女人挑逗等等。金山好像天生就适应这种生活，穿梭于灯红酒绿之中，与各种人物虚与委蛇，一个活脱脱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就这样在杜老板的培养下诞生了。
不光是因为金山背后哥哥的关系，杜老板实在喜欢这个悟性高，善解人意，应酬周到的年轻人。他后来收金山为自己的关门弟子，这位中国另类的重量级权力人物是在金山身上看见了他自己的影子，虽然金山后来没有继承他的事业，金山的成功却是让杜老板挣够了面子。
金山的性格具有多重性，在杜老板的世界里他如鱼得水，但是骨子里的那种反叛思想让他在情感上更接近于共产党。由于金山在营救革命同志的行动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共产党各种人物与他接触机会越来越多，金山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不断受到影响，倾向革命的情感逐渐演变为献身革命的自觉行为。
他参与了上海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的幕后操手就是共产党。对金山最具吸引力的还是他表演天赋的发挥，他一直向往着在舞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当时在上海最具盛名的文化艺术界大腕几乎都是共产党左翼人士，他们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方式展开活动。这些人士对金山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使金山如痴如醉的投身于他们的运动。在这些过程中，金山先后结识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左翼文化人士，如田汉、夏衍、阳翰笙、胡也频、丁玲、王莹、陈波儿、金焰、关露等。在这些人影响和指导下，金山的表演水平和舞台技能迅速提高，很快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界的一颗新星。
在共产党的文化艺术世界里，金山找到了张扬个性，展示才华的天地，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一名有影响力的革命同志。到1932年底，金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在上海滩的那些日子，金山很幸福，他身体里的所有本质元素得到充分释放，成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佼佼者。金山后来能够成为国人眼中的大腕明星，是他以舞台艺术形象塑造来实现的。
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中，金山组织了“蓝衣剧社”，深入工厂、农村演出自己编制的独幕话剧《爆裂》和《流浪者》，金山的影响力初现。1934年，他与著名戏剧家章泯组织“东方剧社”；随后，他又组织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外国古典名剧《娜拉》和《钦差大臣》，金山在这两部戏剧中发挥了他的表演才能。《钦差大臣》公演后，他成为剧坛著名的反派小生。
1936年，他与王莹参与组织“四十年代剧社”。年底，由田汉、阳翰生策划，新成立的剧社决定排演夏衍创作的《赛金花》。这部话剧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影射了当时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投降主义，也歌颂了京都名妓赛金花的爱国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金山在该剧中出演李鸿章，王莹出演赛金花，那个后来的风云人物“蓝苹”经过多方努力也只能演一个小妓女。《赛金花》在上海公演后，立即引起各界关注，连演2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3万余人，再从上海演到南京，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迹，金山被惊呼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在与王莹组织四十年代剧社和共同出演《赛金花》过程中，金山恋爱了。过去和一些女孩子风流倜傥，浪漫周旋中并没有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孩。和王莹认识以后，他被这位骄小美丽却有着比他更早革命经历的女孩子迷住了。
王莹是安徽省芜湖人，比他小两岁。8岁时，王莹的母亲便去世，她随父亲来到南京后不久，父亲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后母将王莹视为累赘，被送往一所教会学校寄宿读书，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才刚刚满14岁的王莹就被“父母”以5千大洋卖给芜湖当地一薛姓人家当童养媳。一年多后，备受欺凌的王莹逃奔到汉口舅舅家，在舅妈的关照下把她送到湖南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学校学习。
1927年春，北伐军开进了长沙城，王莹惊喜地发现她的老师钱杏邨在行进的队伍中，原来老师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老师的影响下，王莹组织了一些同学，赶排了宣传革命的文艺节目到街道、工厂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由于王莹和钱杏邨的关系受到追查。当国民党军警到湘雅护士学校搜捕她时，在同学的掩护下，王莹逃离长沙来到南京。
1928年秋，在金山来到上海的同一年，由于有老师钱杏邨的关系，王莹由南京来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并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上海艺术大学。金山到上海是落难来的，而王莹是由党组织安排来到上海，两个人参加革命的起点不同。王莹还在上海学习的过程中，就成为由钱杏邨、夏衍等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的骨干成员。这里聚集着冯乃超、孟超、沈西苓、吴印咸、陈波儿等名重一时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王莹在他们的帮助下走上舞台，并渐渐崭露头角，演出了一大批轰动上海的话剧。王莹的才华和生命活力受到大家的钦佩，1930年春，刚刚度过16岁生日的王莹就加入了共产党。
王莹真正成为明星，是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后开始的。1933年，王莹和郑君里、舒绣文、赵丹、袁牧之、白杨、陈波儿、聂耳、贺绿汀等一大批影剧新星、思想进步骨干，被纷纷介绍到各影业公司，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界的中坚力量。金山那个时候刚刚入党，也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影业公司，有了这样的机缘，那一年金山和王莹认识了。
他们都很年轻，正处于革命激情释放的时候，各自都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奋斗，并没有多少儿女私情的感觉。这期间，王莹出演了好几部知名影片，这些影片为王莹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繁忙的演出期间，多才多艺的王莹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受到国内文艺界的重视和赞赏，被大家公认的“电影圈内的女作家”。
迅速走红的王莹也自视甚高，演艺圈出现的一些污渍行为让她看不惯，她为自己定下规矩：第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决不做于事业和身心修养无益的事；第二，决不同流合污，不做言不及义的闲聊。从这些可以看出来，要想在那个时候走入王莹的内心世界，一般人肯定是靠边站的。
但金山就不同了，金山虽然没有认真恋爱过，却有着和女人周旋过的经历。金山还是一颗正在上升的耀眼新星，金山的成功会随时映入王莹的视线。更主要，随着两人交往和合作的加深，双方了解到彼此几乎共同的人生经历让两人的情感无法受到控制。两个人的幼年时期，一个没有了父亲，一个没有了母亲，都进入过教会学校。现在又是同一个理想，有着共同的奋斗追求，这些共同点让两位金童玉女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但是，在金山面前王莹似乎有一些更值得骄傲的本钱，这让金山在追求王莹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人们说，恋爱中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金山在追求王莹的过程中，那种水火交融的经历使他的艺术天赋被激荡出耀眼的光辉，使他的演艺技巧能够融入到角色的灵魂中去。带着爱恋的激情去演戏，金山的表演从演“戏”转变到演“人”，一个个具有灵魂人物的塑造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1937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夜半歌声》中，金山扮演剧中的宋丹萍，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让金山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一直到以后的好多年，宋丹萍几乎成为金山的代名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上的爱国激情像烽火一样燃烧起来。金山和王莹等人负责组成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奔赴陇海铁路沿线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金山将自己对王莹的爱情追求融入到为战斗而牺牲的时代背景中，使两位不同凡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两人在共同演出宣传的征程上，有了更多亲密接触的机会，使金山的生命力在爱情的滋润下迸发出超凡的活力。
年底，演剧二队到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接见。金山还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入党以来的工作，提出要去他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告诉金山，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比现在去延安更有意义；金山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金山现在已经是国内的知名人士，为了便于以后革命工作的开展，周恩来指示金山和王莹以后由中共中央进行单线联系，由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亲自负责。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38年4月，金山与王莹组织了“中国救亡剧团”，剧团一路南下进行演出，经广西、云南然后转道香港赴东南亚，向海外侨胞做抗日宣传并募集捐款，直到1941年春，中国救亡剧团获得巨大的成功回国。这次为期两年的南洋义演，行程两万公里，筹集赈款5000万美元，还有大量军需物资、医药器械等物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金山在与王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那种最初的激情逐渐消失了。金山爱动，王莹喜静，性格上双方的差异让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在几年的演出生活中，四处漂泊，频繁的演出让王莹心生厌倦，一些细小的工作安排也让两人经常发生争吵。最让王莹不能忍受的是金山风流倜傥，混迹江湖的那些习性。在国外的演出中，每当演出结束金山经常接受当地那些达官贵人邀请去参加酒会、宴会、舞会，常常深夜不归，金山特别喜欢这样一些交往应酬，他认为这是扩大宣传的一个工作内容。而王莹演出完毕则早早的回到旅社写作心情日记；为此，《南洋商报》为王莹开辟专栏“长征杂缀”，发表了她几十篇演出途中的报告文学，连载一年多，累计二三十万字。通过这些文字的创作，王莹已经立志成为一名文化人而不是沉沦在演艺圈，金山早晚都不是她的归宿之地。在回到重庆以后，王莹找到李克农毅然提出要和金山分手。
王莹与金山分手的另一个原因是谢和赓的出现。那年出国前在广西的演出中，李宗仁通过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将一笔很大的演出经费交给了王莹，还同时转交了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赠与王莹个人的5000元营养费，以表达对王莹的敬重。这位谢和赓以前在南京演出《赛金花》时就和王莹见过面，王莹对这个满腹经纶的儒雅青年印象很好。这次在广西再次和谢和赓见面时李克农在场，王莹由此知道了谢和赓也是一名秘密党员。
在国外演出期间，剧团演出和筹赈募捐的情况汇报，中共南方局接收国外募集的资金和物资渠道都是通过谢和赓来秘密安排。当金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王莹却经常在旅馆通过电波和谢和赓“QQ聊天”，王莹的情感归属在电波的传输中似乎已经有了决定，当王莹回到重庆时他们的相爱就公开化了，金山知道这个结果后伤心不已。由于这三人的特殊身份，此事让中共南方局也很头痛。
周恩来亲自出面来处理这件事，他分别与金山和王莹谈话，在得知两人的感情已经无可挽回时，周恩来只能安排王莹和谢和赓出国。1942年暮春，在周恩来的争取下，王莹、谢和赓以国民政府“选派留学生”名义，手持国民党外交官护照，离开重庆赴美进行另外的特殊使命。临行前周恩来特意交代他们说：“你们的组织关系，只有叶剑英同志、董老、颖超、克农知道……因此你们到美国后，绝对不可暴露你们的党员身份。”王莹和谢和赓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直到1950年的一天，谢和赓手举着姐姐从桂林寄来的一封信，万分喜悦地跑到王莹住处，大叫着：“莹啊，大喜事，姐姐来信啦！法院已判决我和她（前妻）离婚啦！”多年以来，他俩一直遵循着周恩来的指示，“为了党的工作，做未婚夫妇。在谢和赓没有离婚之前，不许结婚，也不许同居”，这种苦熬的日子终于结束了。1951年，他俩到纽约市政府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书。
第三章 在重庆娶了张瑞芳 在经历和王莹的情变后，对于金山的内心深处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打击，也可能是一种解脱。回到重庆后，有许多让他感到兴奋的事情能让他遗忘心中的烦恼。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扎下了根，让他敬佩的周恩来在这里坐镇指挥，在外面漂泊了许多年的金山感到有一种依靠，这是家的那种感觉。
两位哥哥也随着国民政府来到重庆，职务比原来更高了。久别的重逢，小侄儿小侄女的缠绕都让金山感到柔情和温暖。还让他高兴的是自己的师傅杜老板早已经来到重庆，和杜老板重逢让他又找回久违的那种感觉。在杜老板的圈子里金山很放松，不光是金山喜欢这种生活氛围，还因为这是组织上李克农给他的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极力接近杜月笙，让杜老板多为共产党和抗战做事情，也通过杜老板的关系交际更多的国民党高层要员。金山当时的角色让人想起《鹿鼎记》里韦小宝悄悄说的一句话“嘿嘿，两边都是俺的人”，日子还是过得蛮滋润的。
在抗战时期，杜月笙把他在上海的资产大部分转移到重庆；开办银行，兼做进口贸易，生意还做得很大，在重庆军政两界，国共两党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杜老板还算是一位爱国人士，主张坚持抗战，并捐出车辆和飞机等一大批物资和资金支援抗战，赢得了不少好名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杜月笙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共领导人让金山与杜老板搞统一战线，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四十年代初的金山，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初上海滩那个刚刚出道的金山，金山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亚于杜老板，杜老板为自己这样一位有出息的弟子也脸上有光，沾沾自喜。金山更是乖巧来事，懂得拿捏自己在杜老板面前的分寸，始终对杜老板毕恭毕敬。杜老板每有活动应酬，金山都来扎场子，还常常亲自上阵演唱杜老板喜爱的京剧段子助兴，博得杜老板的欢乐喝彩。
把杜老板伺候得开开心心是为了完成中共的一个指示，金山向杜老板提出想在重庆开办一个剧团。由于当时重庆在这方面控制很严，过去以其他人申请成立的剧社没有关系的照应，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金山现在请师傅出面疏通关系，再请两位哥哥从另外的渠道去活动，这事那有办不成的，剧团很快就批准下来了。
1942年12月，金山将新成立的剧团命名为“中华艺术剧社”，自任总干事。剧团的成立让杜老板也很高兴，弟子的成功就是为自己脸面争光，这也是杜老板呼叫转移似的成就。既然是这样背景的剧社就不能只是一个空架子，杜老板抛出一大笔钱，特为金山改建了一处新剧场，取名为“银座”，专供中华艺术剧社的排练和演出用。不光如此，杜老板还出面聘请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潘公展这些“大脑壳”出任剧社的名誉理事，以向大家告示中华剧社是有有头有脸的正牌剧团，小特务和流氓地痞都给我避远点，不要来骚扰。有了这些关系在上面罩起，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剧社来开展宣传活动了。
金山忙碌于这些事情都令他兴奋，王莹离开留在心中的那一丝忧伤已经慢慢的淡忘，张瑞芳的出现让他燃烧起新的激情和希望。 那还是金山回重庆不久，郭沫若正好完成了他的写作的剧本《屈原》，当时聚集在重庆的一批进步知名演员都被通知到郭沫若家中去听他读剧本。就在这一天，金山见到了让他眼睛一亮的张瑞芳。
张瑞芳出生于1818年，比金山小7岁。在张瑞芳十岁时，他的父亲张基已经是中将，在国民革命北伐军中任炮兵司令。由于在一次战役中指挥失误，没有让炮兵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攻城的北伐军损失惨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父亲深感愧疚，以自杀的方式来谢罪牺牲的那些官兵，此举在北伐军中引起强烈的震撼。父亲的离去让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六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虽然和金山的家庭状况不同，但都是幼年丧父的经历却又和金山具有相似之处。
坚强的母亲带着张瑞芳兄妹六人生活，1935年17岁的张瑞芳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38年9月转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表演。没有学习几天，随着抗日烽火的蔓延，张瑞芳和姐姐参加抗日宣传队奔波于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随后不久来到重庆，应名导孙瑜之邀主演影片《火的洗礼》，由此进入影坛，并迅速在重庆走红起来；被国人称为当时的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
对于大名鼎鼎的金山，张瑞芳早就如雷贯耳，现在能有机会和金山在《屈原》剧中同台演出，张瑞芳十分高兴。看着金山对角色塑造下的功夫，张瑞芳是既感动又敬佩。金山为了塑造好屈原这一爱国诗人的形象，他如醉如痴，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不顾人们笑谈，穿着古代长袍，走到大街上，徘徊在江边，孤身单影，背诵台词，练习身段。金山俯视着滚滚嘉陵江水，将过去的情感埋葬，把新的爱情来期望，用屈原的悲惨故事融入到自己的情感经历中，思索着屈原且行且吟，使他怦然心动。血在涌，泪在流，终于激情澎湃，有如排山倒海；高难度的大段独白《雷电颂》，这长达15分钟的台词他跌宕起伏，收放自如，一气呵成，把《屈原》剧中的灵魂精神表现得淋漓自尽。
张瑞芳在《屈原》剧中扮演婵娟，这个人物是郭沫若艺术虚构的人物，却是倾注了郭沫若最多心血的人物，他把她当做是真善美的化身，张瑞芳能否演好这个角色也是剧中的关键。首演《屈原》的前一天，为了让大家放松心情，郭沫若来到剧组给大家鼓劲，张瑞芳回忆说：“他一点也不像作家，更不像领导，倒是更像一个小孩子”。吃完晚饭，我们在河边玩乐，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决定比赛猪八戒背媳妇来跑步。郭沫若也参加，由于郭沫若年纪最大，我最矮小由他背我跑完全程。
在排练和演出期间，质朴纯真的张瑞芳一点也没有察觉金山看着她时那异样的眼光，只感觉这位敬佩的大哥哥很关心自己，她得到金山的许多帮助。他们一起演戏，吃夜宵，谈心，会朋友……相处得十分愉快。直到有一天，她收到金山一封长长的求爱信，信中那炙热的语言让张瑞芳不知所措，金山居然爱上了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还在这个时候，张瑞芳又听说一些传闻，金山与四大名旦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已经重新变成单身汉的金山现在成为重庆极品女性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金山并不是只在追求张瑞芳一个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张瑞芳是有夫之妇，结婚还不到三年。有着传统观念的张瑞芳虽然混迹于娱乐圈，却是单纯而守旧的女性，对于金山的疯狂追求在情感上是不可能接受的。
张瑞芳开始疏远金山，无论是约会还是会友，她都找出理由礼貌地推托，她要保持和金山的距离。为了避开金山，张瑞芳甚至决定在国泰戏院演完《屈原》后，即去昆明。这下可急坏了郭沫若，《屈原》才刚刚上演，影响力还仅仅只局限于重庆市中区，如果临时更换婵娟的扮演者，不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已经排好的演出计划肯定要受到影响。郭沫若虽然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大文豪，他也有着想通过《屈原》扬名立万，扩大知名度的心思。郭沫若立刻给张瑞芳写了一封长信，从政治高度晓以利弊，希望她冷静、慎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重庆弃《屈原》而去。郭沫若还搬出巴金、曹禺、张骏祥、吴祖光等等大人物去做张瑞芳的工作，这些知名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帮张瑞芳进行分析，他们大致的观点是：金山是一位有才华的演员，生活上也许太浪漫，太随便，对他保持清醒与理智，不被他那如火的感情所迷醉是对的。但要以逃避的方式来回避金山，这是对大家共同事业的不尊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曹禺是最认真的，给张瑞芳谈完话后又去找金山谈话，他特意把金山请到一家俄国餐厅吃饭，他对金山说：“我们都把瑞芳当作小妹妹，对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爱护。听说你爱上她了，我看不合适，不合适……”。曹禺的话直截了当，没有给金山留面子，得罪人是难免的。金山在餐厅里和曹禺争执起来，他感到既伤心，又窝囊，饭还没有吃完，金山就气呼呼的拂袖而去。
张瑞芳在大家的轮番思想工作下，放弃了去昆明的打算。但是面对每天金山那炙热的追求让张瑞芳心生厌烦，惶恐的心态已经影响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当剧团决定下乡到北碚演出《屈原》时，张瑞芳决定不参加了，想在家里静静的休息思考一段时间。这下可急坏了导演应云卫，连忙劝阻说：“瑞芳啊你放心！我可以和金山谈谈，在北碚演出时，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影响，请相信我”。
在北碚的演出和在重庆的演出一样，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几天的演出中，张瑞芳真的没有受到金山的任何骚扰。她一直玄吊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以为金山已经改弦易辙不会再纠缠她了，心里对导演应云卫充满感激，也暗暗赞赏金山还是理智和大度的。
金山会放弃吗？金山是绝不会放弃的。只要金山看上的女人，没有不到手的，他已经有了征服张瑞芳的好计划。在北碚演出期间他欲擒故纵暂时放松进攻只是为了等待下一个更好的行动机会，过去在张瑞芳面前的那些表演只是在作一些试探和铺垫。
金山所爱过的女人中，只有仍然健在的张瑞芳有文字记载。虽然和不同人爱情的故事情节不会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张瑞芳回忆中感受金山爱情追求过程的技巧。我们不能因为爱情是神圣的人物是高大的，就不关心爱情发展过程的“技术含量”和“攻防要略”，金山的爱情追求技巧到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在北碚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由于演出的成功大家既高兴又很放松，回到住地公寓已是深夜。张瑞芳好好的泡了一个澡，坐在窗前边哼着小调边吹头发。她望着静夜院子里婆娑的树影，心情很平静，也很愉快。突然庭院树影后闪出一个人影来，迟疑地站在那里。张瑞芳定睛一看原来是金山，看着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张瑞芳心生一丝怜惜，在这美好的夜晚，她要看看金山会有什么表现。
（第一招，选择最合适的时间地点进行最重要的进攻） 金山看见张瑞芳没有像平时那样回避自己，就径直走到她的窗台前，隔着一排矮松围墙，一里一外聊起来。 “瑞芳，我看到你这儿还亮着灯光，就走过来了。其实，我在那边徘徊了很久，我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张瑞芳没有答话，只是微笑着听金山的自言自语。 金山接着就谈起了他对张瑞芳表演中的一些感受，说她的表演淳朴、深沉，使他震惊，对角色的把握很到位，还谈他怎样喜欢张瑞芳的人品和才华。金山先把张瑞芳捧一捧后也谈到她表演中一些细微不足，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张瑞芳与金山搭配演出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么细致的来探讨一些演出上的专业问题。以当时金山的艺术修养，给出道不久的张瑞芳上课是绰绰有余，但是金山只是谦虚的探讨和建议，张瑞芳就不可能只是微笑着不搭理了，双方的话题就从艺术专业交流开始起来。
（第二招，以对方最不可拒绝的话题作为突破口） 探讨完艺术表演专业问题金山话题一转就开始讲他的过去，这个话题同样很长，从金山的家庭开始，他小时候的苦，他是怎样喜欢上表演，他上海的经历，他与王莹婚姻的失败。金山为了这次谈话是下了功夫的，他讲得既简单又生动，还能说出许多感人的细节。金山讲的故事太精彩了，时隔几十年后，张瑞芳仍然记得金山故事中的许多情景，写下许多文字来记述。她没想到像金山这样一位光芒四射的著名演员，会有这样不幸的童年和艰难的生活遭遇。金山说：“我像石头缝里长出的树，需要挤，需要钻，才能生长。我的生存条件有限，属于我的阳光、雨露是那样少，因此我的枝叶会有些变形……”。金山的表情和语言都那么丰富，讲到伤心处潸然泪下，讲到愤恨时怒火难抑，讲到成功时意气风发；金山曲折的人生故事已经让张瑞芳入迷了。
金山并不是只顾自己讲，他边讲边观察张瑞芳的表情，洞察张瑞芳的心理活动。夜已深，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张瑞芳却没有显露出一点倦意。金山却累了，他一直站着说话，也许是真累了，也许是假累，反正他双腿不断地倒换着重心，最后好像实在站不住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金山向张瑞芳提出要屋子里的一张方凳来坐着谈，张瑞芳爽快的从窗口递了一张方凳给金山。金山此举其实是一种试探，张瑞芳如果不给方凳，今晚的谈话就应该结束了；如果给，就说明谈话还能继续进行。
（第三招，在恰当时刻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小要求） 如同写文章一样，先把文章论点提出来，在对文章环境背景阐述一番后，还需要在文章后面对观点进行呼应总结。趁着张瑞芳刚刚递出方凳的好氛围，金山一坐下就开始对张瑞芳表达心中最想说又最害怕说的话题：“瑞芳，我一直徘徊在你身边，你对我的冷淡和回避，使我非常苦恼。这种苦恼，已经到了让我难以承受的地步。我错了吗？我给你造成损害了吗？不，我的感情是纯真的，是火热的，是不应该被误解的……”。
此话一出，张瑞芳眉头一皱低头不语。看着沉默不语情绪似乎要转变的张瑞芳，金山站起身来压低声音又说道：“瑞芳，你不会知道，我爱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事业和理想”。
金山的声音虽小却让张瑞芳一惊，他在说什么呀？风流倜傥的金山到底是什么身份？金山看着张瑞芳的紧张表情心里暗暗好笑，他直接把话挑明了说：“瑞芳，那天我上山去，看到你了”。
金山为了向张瑞芳表达自己的爱意，已经违背了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原则；金山此举如同今天有小伙子在追求女孩子时说我有100万那么管用。 “上山”？张瑞芳明白了，这是地下党员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过组织生活的暗语。金山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 金山接着告诉张瑞芳：“我是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张瑞芳是38年入的党，在重庆时也是直接由李克农单线联系的党员。张瑞芳还有一个红色家庭，姐姐是北平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弟弟早已经去了延安，母亲是周恩来的好朋友。面对一位比自己早六年党龄的同志，张瑞芳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激动，革命情谊是当时最珍贵最神圣的同志关系，她用炽热的目光望着金山，心中涌出一股幸福的情怀。金山笑了，笑得那么欣慰，也有一些得意，心中可能在想：“嘿嘿，哥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面对金山那灿烂的笑脸，张瑞芳心中的那条防线崩溃了，他们已经没有了心灵交流的距离，就这样隔窗直谈到东方发白。
（第四招，在关键时刻抛出重磅炸弹） 进攻这次彻夜长谈以后，金山与张瑞芳之间正常交往的障碍消除了，要让两个人真正走到一起还是天方夜谭的幻想，不光有同志们之间的反对，张瑞芳如何面对她建立不久的小家庭是最大的一个坎。
张瑞芳当时的丈夫叫余克稷，是张瑞芳的初恋情人。他是张瑞芳走上戏剧舞台的启蒙老师，她演出的第一部话剧就是余克稷作的导演。当年在北平时，余克稷以自己弹奏一钢琴曲《献给爱丽丝》打动了才14岁的张瑞芳，两人经历了五年的风风雨雨后直到1939年才结婚。
余克稷是一位性格内向，毫无浪漫色彩的男人，刚刚与余克稷结婚不久的张瑞芳就感觉到家庭生活的那种压抑。当今天我们读张瑞芳回忆录中讲她与余克稷分手的原因时，我们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她选择金山，抛弃余克稷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瑞芳的选择是正确的。
金山在向张瑞芳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中无疑会让张瑞芳的情感世界发生一些迷惑甚至变异，但是真正让张瑞芳下定决心走出余家的却是余克稷本人。 曾经让张瑞芳崇拜的余克稷到了重庆后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余克稷也很忙碌，他是重庆抗日宣传总会的副总干事，每天总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与张瑞芳几乎无语言可交流。也许是张瑞芳在重庆已经是一个大名人，默默无闻的余克稷感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太沉重；也许是金山那毫不掩饰的追求让余克稷无地自容，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在轰动重庆的《屈原》剧演出中，金山曾经当着观众的面在舞台上亲吻张瑞芳，此事被重庆的一些报纸炒得沸沸扬扬，张瑞芳也因此在一段时间回避冷淡金山。但是作为丈夫的余克稷内心深处绝不会是无动于衷的，性格软弱的余克稷在家中除了自卑似乎什么也不能做。他想以一种绅士的风格来坦然面对，在张瑞芳的眼中却是一种冷酷无情。
张瑞芳回忆到，43年初的一天，正准备上台演出话剧《安魂曲》的张瑞芳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当她读完信后双手立刻冰冷和颤抖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母亲在信中告诉她，已经去延安的弟弟由于疾病去世了。这时，前台开幕的铃声响了，后台一下子安静下来，她定定地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哭，眼泪却止不住簌簌地流。化妆师辛汉文过来，默默地看着张瑞芳的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薄绵纸不停地沾去她脸上的泪痕，然后轻轻地为她补妆，张瑞芳是强打着精神上台演完了那场戏的。
当时，余克稷也在场上忙里忙外的，没有注意到张瑞芳的情绪。他们先后回到家里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张瑞芳哽咽地告诉余克稷：“娘来信了，我的小弟弟没有了”。余克稷只“噢”了一声，皱了皱眉头，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了，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张瑞芳的心立即冰冷，欲哭无泪，连这样的事都没有话谈，这还是什么家啊！张瑞芳说：其实，他这时候只要抱抱我，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可他却只是催了我一声：“早点睡吧”；我不由得条件反射似地说：“我不困，你睡吧”。就这样，那天半夜，余克稷睡在里屋，我坐在外屋一直到天亮。张瑞芳太绝望了，夫妻做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
前面说道金山依靠杜老板的势力成立了“中华艺术剧社”，剧社成立后决定上演曹禺改编的《家》。曹禺这个剧的重点是突出“觉新”和“瑞珏”两个硬被拧在一起的陌生人，成为一对休戚与共的恩爱夫妻，金山饰觉新，张瑞芳饰瑞珏。章泯、史东山、郑君里、蓝马、沙蒙、黄宗江、陶金等也参与了《家》的编导和演出。除了演出阵营强大，演出水平高外，由于有杜老板背景的关系，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捧场。《家》的演出达长达三个月之久，观众超过10万人次，超过了之前《屈原》剧演出创造的纪录。
张瑞芳与金山在《家》的演出中配合很默契，这让张瑞芳在自己“家”里的苦闷到舞台上的“家”中去释放，她也通过演《家》来体会与金山可能要建立的那个“家”。现实“家”中的麻木与外面精神上浪漫的“家”反差是如此之大，张瑞芳终于下定决心要和余克稷离婚了。这件事再次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又是周恩来出面亲自给张瑞芳谈话。张瑞芳回忆说，她在周恩来面前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哭述道：“我太寂寞了！我的心太寂寞了”！
当张瑞芳向余克稷正式提出离婚时，余克稷还是那样一如既往的很绅士，他不生气也不反对，只有两句话：“再说吧”或者是“再想想”来回答张瑞芳，男人大丈夫的就这个脾气自己的老婆那里还留得住。
这一天终于来了，张瑞芳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除了自己的随身衣服什么也不拿。然后一边等余克稷回来，一边把他换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检查过，该补的补好，该钉扣子的钉好，叠得整整齐齐。最后，她在外间坐下，静静地等着余克稷回来。那天还不算太晚，钥匙一响，门从外面推开，余克稷第一眼便看到我还端坐在家中，喜形于色地说了声：“呵，你没走”。仅仅一秒钟，他脸上的表情让张瑞芳感动了，余克稷是舍不得她离开的，要是以前经常这样表示一下对她的珍惜，她也不是非走不可的呀！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们的关系早已冰冻三尺，这样一抹骤然的“阳光”已经不能暖化它了。张瑞芳轻声说道：“我在等你回来，把钥匙交给你”。余克稷的表情又立即回到平时“没态度”的样子，一个人默默走进里屋。张瑞芳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只记得那天下着雨，她拎着小小的箱子，一坐进黄包车就哭得泣不成声。
张瑞芳跟余克稷的离婚，并没有使周围同志们反对金山与张瑞芳结婚的声音减少。金山急了，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金山把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件未来经过一番处理，把一些过于缠绵私密的语言用白纸条贴起来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随便翻了翻叹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原来以为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主要是和国民党开展斗争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内部的事要操心，而且还是一些剪不断理不完的家庭矛盾。
1944年，金山终于迎来他幸福的一天，和张瑞芳的婚礼在重庆最豪华的胜利大厦举行。过去与王莹等女孩子的姻缘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过去了，张瑞芳成为他第一个有正式仪式的新娘。
重庆社会各界名人参加他们的婚礼，杜月笙当了他们的证婚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送的礼物是一条手工做的桌布，桌布上有许多手绣的小花，带着质朴的山野气息，使人感到亲切而温暖。朋友们很喜爱这条桌布问道：“这是哪儿买的”？张瑞芳甜蜜的回答：“是对我特别好的一位亲戚送的”。
几年来在舞台上舞台下，金山和张瑞芳是最好的搭档、同志和恋人。当张瑞芳作为金山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张瑞芳回忆说了一个字“晕”。金山家族成员各种社会关系十分显赫，也很招摇，不光有国民党要员，还有派头十足的商人，与他们珠光宝气一身，依附男人才能生活的姨太太们在一起时，从小独立自立的张瑞芳感到浑身不自在。金山还常带她去杜老板的公馆，走进那豪华的别墅，张瑞芳就感到走进了一个陌生阴沉的天地。杜月笙的威风与自负，姨太太和干女儿的撒娇与造作都使张瑞芳讨厌，张瑞芳在她们面前显出一身的“土气”。让张瑞芳想不到的是，金山竟是那样习惯这种地方，有说有笑地和所有人周旋。在这些地方，金山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而这却不是在戏台上演戏。这也让张瑞芳看到了金山的另一面，这是质朴的张瑞芳极不喜欢的一面，她对此感到陌生和彷徨。只有当回到家里后，金山又变得那么可亲而实在，张瑞芳在努力适应和调整着与金山生活在一起后，她所感受到的彷徨、魅力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急忙赶回上海去重新安排他的生意，日本人留下的那些资产他也想去趁机捞一把。头绪太多，事情太大，金山作为他的关门弟子必须得出一把力。李克农顺势将金山和张瑞芳派往上海，让他们以演员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
金山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上海，尽自己之力完成杜老板交待的一些事情。再反过来依靠杜老板和自己哥哥的关系，经过多方活动，赢得国民党内高层人士的信任，得到一个重要的职位。他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身份，到东北接收日本人的满州电影制片厂，这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金山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任厂长，利用电影厂较好的资源，很快自编自导拍摄了反响巨大的抗日故事片《松花江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留下许多前后方纪实影视资料，这都是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杰作。
1948年东北临近解放前夕，金山和张瑞芳按中共安排一同回到上海，杜月笙仍以金山为得力弟子，要他来往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面对国内迅速变化的局势，金山很忙，频频出现在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中间，既做杜老板安排的工作，又干中共指派的任务。他很少回家，张瑞芳也难得见到他。这个家他好像没有时间顾及了，已经淡忘了。不久，社会上有了传闻，说金山又有了新欢。传闻毕竟是传闻，张瑞芳并不轻易相信，但她感到孤独、苦恼，难免产生一些疑惑。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任后向中共求和，先是推举章士钊、邵力子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谈判南北通船、通邮问题。作为全国航业工业理事长的杜月笙，特派金山以随员伴同前往西柏坡，以表达民间人士的意见。金山得以同章士钊、邵力子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领受毛主席委托将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亲笔信，转交给南京的李宗仁。此行期间，金山头脑灵活，办事精细干练的才能，深得章、邵二位的赏识。在此以前，金山曾经跟随杜老板见过蒋介石，抗战以后多次见过李宗仁，这次再见毛泽东，成为那个年代能够面见三位时代风云人物不多的人物之一。
金山好久没有见张瑞芳了，从上海转道香港去北方的途中，金山在香港与张瑞芳擦肩而过。 一天上午，在上海无所事事的张瑞芳迎来一位老朋友，原来是曹禺来看她。曹禺告诉张瑞芳说他已接到了去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但又不知如何才能安全到达北平。张瑞芳热情地表示，愿意陪着他一起去北平。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1949年2月8日张瑞芳和曹禺一起乘飞机到了香港。到机场来接他们的是中共在香港办事处的叶以群。张瑞芳急切地问以群：“听说金山在香港”？“是的，他在忙南北通航、通邮的事儿。没时间来接你”。张瑞芳沉默了一阵，黯然道：“有时间，他也未必能来接我”。
这个时候，金山与张瑞芳的感情已经有裂痕了。金山是一种激情式的人，他喜欢不断的追求，只有在追求中才能保持他的激情。当然，在那个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时刻，金山还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满足自己情感上的追求，成为时局变换中的风云人物对于像金山这样的男人更具有吸引力。
金山从西柏坡回到上海不久，1949年4月1日，李宗仁圈定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弘、章士钊等人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特聘请1938年就认识的“中国救亡剧团”团长金山为四人顾问之一，一同乘飞机去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精彩的一幕。
春天在人们的期盼中来了。1950年初春，北京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张瑞芳不久也来到这个剧院当演员。金山与张瑞芳从长春回到上海的两年分分合合中，又汇合在一起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兼职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当时，“青艺”的主要演职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另一拨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今天，大家看见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还端坐在主席台上，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对象，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他这个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廖承志这么一介绍，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这个公子哥儿是隐藏了十七年的中共党员，地位和形象一下光辉高大起来。金山虽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毕竟只是一个副职，相当于一个副师级。以过去的贡献和资历来看，算是有点委屈金山了。但是，这些职位的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周恩来对金山是太了解了，金山那风风火火的过去，曾经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也给党惹了不少的麻烦，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再惹麻烦出来，就这个安排也是捏着一把汗。
果然，金山的麻烦很快就来了，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让周恩来是伤透了脑筋。
第四章，在北京与孙维世结婚 “青艺”成立后立即着手排练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加之这个剧本身对青年人的政治教育意义，上演《保尔?柯察金》是国家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倍受国家领导人重视。金山在剧中扮演保尔?柯察金，张瑞芳扮演冬妮娅，舞台上再一次由夫妻配合扮演一对恋人。但是，这一对恋人的表演要接受导演的指挥，导演是刚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孙维世。
孙维世是苏联培养的艺术专家，这个头衔已经够让人仰视了，她还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和身份，使她成为除金山以外，青艺最权威的人物之一。 孙维世的父亲是孙炳文，孙炳文和朱德都是四川老乡，军阀混战时期的旧军人，年纪轻轻已经打下自己的一番小天地。但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他们彷徨于当时中国的黑暗，在二十年代初跑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找光明，遇见已经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谈了一夜，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孙炳文和朱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周恩来的亲密战友。1927年4月，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当时孙维世才六岁多。后来，孙维世兄妹四个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
1935年孙维世刚满十四岁，母亲将她送到金山和章泯领导的东方剧社，希望他们能培养和帮助喜欢表演的女儿。所以，金山与孙维世是15年前就认识了，比金山小10岁的孙维世一参加革命，就受到金山的直接领导和帮助。
1938年，孙维世跟随东方剧社一路宣传演出达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作为革命烈士的女儿，又是早年亲密战友的遗孤，孙维世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当东方剧社前往南洋演出时，她被留下来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她长期生活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并成了他们的养女。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手臂伤，孙维世跟随到苏联去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1950年金山与孙维世在青艺再见面时，他们已经分别12年，原先那位不懂事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新中国戏剧表演界为数不多的红色洋专家。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在那个时候就是公开的秘密。周恩来夫妇有三位关系密切的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另外一个是周恩来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时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有幸活到解放后的，就只有是孙维世一人。由于有了这个特殊的背景，只有29岁的孙维世来执导《保尔?柯察金》，指挥已经声名显赫的金山这些知名演员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剧本是苏联带回来的，表达的也是苏联发生的故事，但是演员在舞台上如何把握演出技巧和细节的表达上，孙维世的经验却不多，毕竟这是她毕业以后自己亲自导演的第一部重头戏；她在苏联学习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仅仅是一大堆理论，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她还必须向那些老演员学习，副院长兼主角金山成为她最大的依靠。
金山与孙维世在排练中仔细琢磨推敲，如何把这个苏联的故事通过中国演员表达出来，达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他们两人台上台下，白天夜晚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研究探讨。面对年轻美丽秀气的孙维世，金山的激情再次被激发。金山激情被激活是一个什么状况，通过读前面的文字想必大家对金山已经有所了解。但是现在的金山却面临自己过去在女孩子面前没有过的自卑感，身体已经微微发胖的金山感到一丝惆怅。剧中的保尔是从十几岁演到二十几岁，这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为了达到孙维世要求的完美效果，为了演好保尔，为了在孙维世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活力，金山开始了减肥。他在家门口放置一条板凳，从上面跳进跳出，每天不知要跳多少次。再就是跑步，每天东方天际刚刚露出鱼白，金山已经从东长安街跑向天安门往返几次了，金山想在孙维世面前找到自己过去的那种风度翩翩，而不是雍容华贵，金山的梦想就是要把孙维世追到手。当年在重庆，金山为了追求张瑞芳，他是上街下江表现一种成熟和认真的形象。今天要追求孙维世，成熟和成功已经具备，他需要表现的只有一点，就是年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保尔?柯察金》的演出轰动了北京，受到中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赞誉。 张瑞芳已经感受到了这期间金山对她的冷淡，她耳闻目睹了金山与孙维世的相爱，他们爱得那么大胆炽热，那么意外而又自然。孙维世这个导演把张瑞芳导入了角色，却把自己丈夫的心给导走了。为了扮演好冬妮娅张瑞芳默默的忍受一切，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第一次亮相，这对于所有演职人员来说是一种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个人的荣辱在她眼中看得很淡，哪怕是自己丈夫的背叛。
金山对张瑞芳是很了解的，他知道性格独立坚强，顾忌面子的张瑞芳不会纠缠他与孙维世的相爱。只要金山提出分手，理智的张瑞芳再不情愿也会同意。 金山对孙维世的追求能够成功吗？这个红色花花公子难道真的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现在的场景不是过去了，金山能否成功不是金山说了算，而是孙维世说了算。 1938年，孙维世离开金山到延安时已经17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要在心中悄悄的树立自己未来爱人的形象并不是不可能的，风流倜傥的金山当时还疯狂的爱着王莹，以金山作为自己择偶的标准我们不能得知。在这12年中，孙维世曾经有过机会选择自己的丈夫，面对这些比金山地位高许多的男人追求，孙维世始终就没有松过口，她是否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是金山吗？
1938年初，林彪在山西被晋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1938年冬在他妻子“陕北一枝花”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
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平时语言很少的林彪对孙维世讲了许多话，林彪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然后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林彪追求女人和他打仗一样，精心策划，抓住重点，直截了当，没有那些婆婆妈妈或者浪漫色调。不过，林彪的进攻却把孙维世惊呆了，大战略家的思维小女子那里能够理解，孙维世被搞得不知所措。林彪也没有逼她马上表态，说：“我真心的很爱您，我等待您的答复”。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领着比他小14岁的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要知道，林彪的内心世界是很骄傲的，一般只有女孩子追求他，像他这样追求孙维世那可是很不容易的，林彪今天是想侦察一下孙维世对他的感觉到底怎样。与金山相比，林彪更值得尊敬，但是林彪没有金山的风度和浪漫，才20岁的孙维世充满理想世界的浪漫，她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林彪，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也不好再勉强，只好再抛出一个侦察系数：“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孙维世一点不给林彪面子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四年哪”。与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天气一样，林彪本来火热的心在孙维世的回答下变得冰凉，林彪言不由衷的对孙维世放了一个烟幕弹，也是留下一个后路，他说：“四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我决心今后非你不娶”。
经过这些侦察，林彪很失望，他对孙维世不再抱有希望，回国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5年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终于毕业了，在这几年，孙维世没有结交其他男朋友，是因为林彪的烟幕弹还是挥不去金山的影子我们不知道。她回国的第一站是回到哈尔滨，出于对林彪是东北局说一不二的最高领导的尊重，她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听说仍然单身的孙维世要来访，想起四年前他抛出的烟幕弹心生愧疚，亲自迎接，热情款待，为孙维世安排了极为丰盛的晚宴。叶群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他看出了林彪仍然藏在心中的爱慕，害怕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她以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然后再以李立三之手把孙维世送回延安，让林彪彻底断绝了对孙维世的幻想。
日生星很遗憾孙维世与林彪的这一段恋情夭折。男人的成功与失败，身后的女人很重要。叶群和江青一样都是坏女人，林彪后来变得那样野心勃勃以致心性大变，叶群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维世经过林彪这么一折腾，不管是林彪的原因还是她自己的原因，到五零年与金山再见面时，已经是一位29岁的老姑娘，要想再找到一个条件相当的未婚青年太困难了。面对激情四射的情场老手金山，孙维世很快就坠入金山的怀抱中，成为金山的俘虏。
金山的婚姻都会让周恩来操心一番，无能是“分”还是“合”，总是要闹到周恩来那里去才有结果，不知道上辈子周恩来欠了金山什么债，会是这样一个“缘分”。这一次金山居然把手伸向了周恩来的养女，金山又如何去周恩来那里交代？
但是，这次不用金山出面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孙维世来完成。 五零年八月的一天，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笑盈盈的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女儿要给爸爸、妈妈好好庆祝一下”。周恩来夫妇结婚以来，一直生活在动荡的年代，结婚纪念日早就忘记了；干女儿的精心安排，让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渡过那个闷热的夜晚。孙维世趁周恩来夫妇很高兴，主动讲起自己的婚姻大事，讲起和金山的恋情。
周恩来听见孙维世一提金山，顿时感到自己的失误，怎么就把女儿安排到金山身边去工作，这不是把女儿送入虎口吗？原来以为金山是有妻子的人，妻子又是年轻、美丽、极有才华的张瑞芳，孙维世怎么可能会纠缠进去。坏就坏在周恩来只按自己的思维在考虑问题，那可是金山啊！金山什么事不能做出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孙维世谈了许久，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想法。他们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他们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孙维世的条件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嫁给金山太委屈了。
天色已经很晚了，开始其乐融融的氛围变成一种凝重。孙维世的言语传递出她和金山非同一般的关系，周恩来夫妇终于明白自己的劝阻已经毫无意义，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了，金山是孙维世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再次成为新郎官。他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庆贺。此前一个月，张瑞芳便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感到一种伤痛的遏止，也感到一种解脱的轻松，一种走出沉郁的旷达，在金山新婚之前，张瑞芳却离开北京飞向上海，远离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金山娶张瑞芳的时候，周恩来夫妇送的是一条漂亮的手工桌布，自己干女儿结婚，他们又会送什么礼物呢？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参加婚礼的许多朋友都跑过来静静的围观，当大家看清楚这个礼物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本5月1号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大家明白这是观音菩萨来给花花公子上了个紧箍咒。周恩来的幽默让大家都笑了，金山也笑了，却看得出笑得很尴尬。
孙维世结婚有一个人特别高兴，这个人就是江青。这天，江青出动三辆汽车，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江青为什么这么兴师动众呢？ 这和去年的一件事有关。四九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时，孙维世担任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在整个访苏期间孙维世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对于这一段历史，嫉妒心极强的江青可能作了各种设想，现在看见孙维世结婚了，江青那自寻烦恼的心情好像可以放轻松下来。
北京和上海演艺圈的许多导演和演员今天都来了，这些人不少是当年她在上海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好像都不认得，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就跑去祝贺新人。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在这里看见不少在苏联学习时的同学，忙着和同学们交流。李讷还小，看见这里这么热闹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这就把江青独自扔在沙发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坐着。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自己作为主宾应该接待好每一位来庆贺的客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聊天。 江青问：“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江青直截了当的说道：“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看来江青对这事仍然耿耿于怀。 孙维世脸色一下变了，她也听说了一些传言，但这怎么给江青说得清楚。她强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决不能为此扫兴，孙维世东拉西扯的给江青应付着。没人知道当时江青是什么感觉，是增加了疑惑还是放松了神经。直到临走前，江青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精致的钩花被套。
到这时，金山完成了他三个时代三次不同的绝顶追求。如果10年是一代人的话，三十年代上海滩红人王莹，四十年代重庆码头红人张瑞芳，五十年代北京城红人孙维世全部成为金山的“爱人”。金山之“壮举”今后将永远无人能破，无论他有多少钱财，无论他有多少名衔，无论他有多少缘分，他或许可以成功一个时代，绝不可能连续成功三个时代。
对美丽的向往，对美丽的追求是人类的一大美德。在金山“美女如此多娇”的世界里，我们也许嫉妒金山，也许敬佩金山！ 但是，金山毕竟是一位花花公子，花花公子总要干花花公子的事情，也要犯花花公子的错误，甚至是要命的错误。与孙维世结婚仅仅一年，金山就把错误犯到国外去了。 朝鲜战争开始后，一九五一年金山率文化艺术慰问团来到朝鲜战场。金山在朝鲜的名头也很响，受到金日成的亲切接见。一家人都姓金，金日成与金山称兄道弟很谈得来。金山表示他除了到前线慰问演出以外，还要好好采访，写一部纪录中朝并肩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给金山提供一切方便，还把自己美貌的女秘书派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朝鲜战场条件很艰苦，经常在黑咕隆咚的山洞里工作生活，既防备了敌人，也回避了同志们，孤男寡女的呆在一起怎么会不犯错误。说不清是谁的责任，反正这种事都应该把责任算在男方身上，金山过去对这种事本来就很随便。很快，他们的事情被同志们发现了，金山现在总不可能又把这个小秘书娶回家吧。
金日成听说后勃然大怒，大骂他们无耻！大家都在洒鲜血保家卫国，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玩情感。愤怒之下，就把那个女秘书给枪毙了。可怜的美女秘书，责任在男方，受难的却在女方。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名头还很大，总不可能把金山也枪毙吧？金日成把他交给彭德怀来处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彭德怀不敢自作主张，一封电报给请示到北京。按照老八路的规矩，犯这种事情都是要杀头的，还不说这事还破坏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金山惹的这个祸事让周恩来很头痛，毕竟他是周恩来的干女婿，重处和轻处都不好交待。在这个过程中，金日成毕竟是位政治家，他不能让中国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为这事太难堪，对美军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需要依靠中国的事情太多。当金日成火气消了以后，反而为金山向彭德怀求情，希望中国同志放金山一马。没有了朝鲜同志的压力，彭德怀松了一口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把金山押回北京再决定如何处理，金山的小命算是保住了。
金山一回到北京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接受批判。 金山虽然是一位有着20年党龄的老党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并没有受到系统和正规的政治教育，他几乎就在掌声和鲜花的簇拥下生活。为了工作需要接近杜月笙，在完成好党指派任务的同时，已经被杜老板给毒化，身上有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流氓气息。在当时，金山的领导给他作了一个清楚正确的评判。要想让金山得到改变，必须发动群众来对金山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教育。金山在北影和青艺之间来回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少。你不要说，金山平时还真得罪了不少人，被他光芒刺伤的，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都义愤填膺参与对金山的批判。也有不少以是非曲直公正的态度来批判和教育金山，金山身上的毛病太多了，犯的那个错误也太大了。
自知理亏的金山在接受批判过程中态度一直很端正，确实受到很大的教育，还几次搞得自己痛哭流涕。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让他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了，如果在新社会还按照旧社会的生活方式来过，那是死路一条。
金山从天堂落到地狱，新婚才一年的孙维世是个什么态度？金山的所作所为是丢尽了这位红色公主的脸面，伤透了她那骄傲的心。男人犯其他错误女人都可以原谅，唯有犯背叛爱情的错误女人是不会原谅的。这个时候她完全有理由抛弃金山，如果这样金山以后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但是孙维世就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能够容忍自己心爱丈夫的任何错误，她的善良不得不让人敬佩。 在一次群众批判大会上她来到会场，静静的听大家的发言。看着金山站在台上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孙维世的心很痛。她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却更像是对金山一个人说的。她信任金山，相信金山通过这件事会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人们都愣住了，既然孙维世都这样说，其他人还有啥说的。以后对金山的批判就基本结束了，只是仍然关押在北影继续反省。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世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来麻痹自己，每到周末就去探望金山，送一些换洗衣服和生活必需品。这种关押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公安部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可以回家了，他向孙维世负荆请罪。现在他终于明白孙维世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值得他用生命去珍惜，如果不是孙维世的呵护，他那里能够死里逃生。 犯错误的代价是沉重的，当年不可一世的话剧皇帝，风度翩翩的花花公子，如今得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金山被安排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这种“待遇”金山是熟悉的，小时候在家里，因为在继父面前犯错误，被继父赶到下房与仆人们共同生活。通过这种环境反差的转换，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金山现在终于明白，继父原来还是有道理的。
金山成为一名工厂工人，生活逐渐恢复平静，孙维世又恢复了去中南海陪伴周恩来夫妇过周末的传统。有时候周恩来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金山经过这次打击，变得很低调，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陪老婆，再也没有了过去年少时的张狂和骄傲。
孙维世看见日益消沉的金山心情沉重，金山的价值，金山的天地是在舞台上，不是在工厂里。她要唤回金山的自信，找回那个曾经让自己痴迷的风度翩翩的金山。不久，孙维世的机会来了。
苏联派了一位专家，著名导演维斯里来中国排演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在北京找了几位男演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顺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金山，在这位苏联专家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能像过去那样辉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在舞台上的使命。
第五章 后记 金山及与金山有关系的三位女人最后的命运是这篇文章应该要交代的内容，文章后记不再有那些精彩，只有无尽的遗憾和愤慨。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金山“他们”是什么样的结局？
张瑞芳是最幸运的。出乎张瑞芳意料，因为与金山婚姻失败她离开金山，也就离开了她所熟悉和热爱的话剧舞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张瑞芳有了自己的新天地，她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在一系列影片中她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63年，张瑞芳凭借《李双双》，获得电影百花奖，她的声名随之达到巅峰。此时，张瑞芳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严励共同走过了11个春秋。
经历过两次婚姻爱情的挫折与伤害，张瑞芳希望找一个人品好，性格好的男人作为自己的生活伴侣，而严励在她看来正是值得选择的对象。与严励在一起，张瑞芳真正体会到家的味道。因为身体原因，张瑞芳不能生育，于是他们便抱养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让张瑞芳一度沉浸在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当中。
和所有文化名人一样，张瑞芳也不能逃脱文革那些灾难。经过二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她愁白了头发。幸运的是，1969年专案组结束了对她的审查，成为文革中最早被“解放”的一批人员，甚至还允许她重新演戏。相比王莹和孙维世的悲惨结局，张瑞芳是最幸运的。现在，已经九十多岁的张瑞芳在上海过着平淡的生活。
王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千辛万苦冲破阻力回到祖国，等待她的却是一条不归路。 新中国建立后，王莹日夜思念祖国，她与谢和赓开始筹划回国之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美之间本来就脆弱的关系，加之“麦卡锡主义”反共风潮弥漫全美，他们已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回到祖国。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们决定先到英国，再转道苏联回国。他们的行动全被美国当局所掌握，夫妻二人在途中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并被投进了哀离思岛监狱。哀离思岛是专门拘押外国人的荒凉海岛，对于有敏感政治倾向的外国人进行迫害，胁迫他们宣誓效忠美国，加入美国籍。王莹、谢和赓坚持不屈服，断然拒绝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籍”！一些知名的美国友人闻讯实施营救，对他们提出保释要求时，移民局长迫于压力，公开了美国掌握的资讯来进行反驳：“因为机密档案上机密情报指出，这两个外国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共产党员”，堵死了两人的归国之路。
此事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在中国总理的亲自关照下，中国外交部以外交途经展开活动，通过第三国与美国进行了一个交换：用朝鲜战争中的几个美国战俘换回了王莹和谢和赓。1955年元旦之夜，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首都北京。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切接见他们时，这两位历经坎坷从未落泪的坚强的共产党人，此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董必武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作了高度的赞扬：“你们在美国13年，光荣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工作。回国仅仅两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天真的谢和赓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发送到北大荒劳改。还一直沉浸在回国兴奋和激动中的王莹从此沉寂了，她凄然地离开原单位，来到香山脚下“狼见沟”村住了下来。在这里，她一面继续完成小说《宝姑》的写作，一面苦等丈夫回来。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后来闻知了此事，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治病，使他们夫妻于1959年中秋节在香山相聚。王莹激动地写了一首诗：“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平生最爱是‘九秘’（谢和赓），万苦滴甘也相随”！
1960年12月，电影界在北京香山饭店聚会，当时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的王莹也接到了通知，但她认为自己已脱离电影演员职业多年，也没创作出很好的剧本，就没有赴会。周恩来参加了这次聚会，他环视大厅问道：“为什么不见王莹参加？她是党派入电影界的第一批党员”。电影厂领导闻讯马上派人把王莹从家里接到会上，当王莹来到时，周恩来再向大家介绍起王莹来：“王莹同志很小就参加革命，是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三四十年代，她是很优秀的演员,1940年她曾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战戏剧，南洋侨胞都很喜欢她，称她是马来亚情人”。在场的电影艺术家们，都向王莹投去赞许的目光。已经47岁的王莹好久没有享受这种让众人敬仰的场面，低头腼腆的笑得像个小姑娘。
这样的好日子毕竟是短暂的，王莹陪伴戴着“帽子”的丈夫隐居在香山，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美国王莹与谢和赓结婚不久时曾经怀孕，由于王莹身体太弱，怀了3个月的胎儿不幸流产，从此他们他们再无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俩人相依为命只想就这样清净的渡过一生。但是，文革那场灾难使他们这样简单的要求也破灭了。
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忘记王莹，三十年代在上海争演《赛金花》主角失败的江青现在终于有机会来报仇了。1967年7月1日，在江青授意下，一伙造反派乘坐汽车挥舞棍棒，冲进香山狼见沟，他们不由分说把谢和赓和卧病在床的王莹强行抓走。在逮捕谢和赓时，王莹质问：“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他，他犯了什么罪”？“他是国民党反革命，是大右派，是反对毛主席的大罪犯”！而王莹的罪名是“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叛徒”、“美国特务”。他们双双投入秦城监狱，被分别关押。
在审讯中，王莹发现他们把矛头对准周总理，是想通过“专案”来整周总理的黑材料。王莹撑着瘦弱的身躯与他们抗争，在狱中被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讲话。直到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狱方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对于王莹的遭遇，近在咫尺的谢和赓却毫不知情，在关押的这些年来，他曾多次要求和爱妻见上一面均遭拒绝。
1974年3月3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形销骨立的王莹躺在破旧的棉被里瑟瑟发抖。此刻，很难把这个面容枯老的女人与当年舞台上靓丽的风云女子联系起来。其实她的年龄并不算大，再过5天就是她59岁生日。然而她等不到了，在孤寂中永远闭上了她那美丽而忧伤的眼睛。
在王莹去世的当天，不通知任何亲属，遗体就被匆忙火化了。有关方面出具的死亡诊断书上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有收监时的一个犯人囚号6742，标有这个代号的骨灰盒被撂在殡仪馆的一个角落里。
在王莹去世一年多后，谢和赓于1975年5月被解除监禁。当时他天真地想，王莹和自己同属一个专案，自己出来了，她当然也会出来的，他盼望着与妻子的团聚。当他向有关部门询问王莹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王莹一年前已经死了”。谢和赓一听顿时如五雷轰顶，栽倒在地，后经医生抢救才脱离危险。谢和赓强忍悲痛，支撑着病体，将王莹的骨灰盒找回，埋在香山半腰一处叫作“梅山”的空地上，这就是王莹最后的安身之地了。
孙维世是最悲惨的，她在狱中被活活折磨死，死时赤身裸体，手上仍然带着手铐。 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共同恨之入骨的敌人了，她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江青要置孙维世于万劫不复之死地，她们之间到底是“情敌”还是“政敌”？由于涉及敏感的史料我们根本不能去深究。从留下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我们只能还原一个历史的轮廓，一些事情真实详细的原因，也许要许多年后我们才能去了解。
在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江青和孙维世关系还不错，江青曾经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 从五十年代起，孙维世就处处事事、公公私私回避着江青，不知道是不喜欢江青的性格还是其他原因。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还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我们一起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无奈地说道：“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春，孙维世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这一年，江青再次找孙维世谈话，这次她不是那么客气地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仍然敷衍了事。
江青对话剧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江青找孙维世谈话，虽然仅限于话剧样板戏，可来头之大却是孙维世没有料到的，她根本不可能从政治高度去细想内中的缘由。江青后来在文革中推出的那几出样板戏风靡一时，其实是她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筹划的，孙维世曾经是她想拉拢的对象之一。样板戏作为文革的成果之一，其影响在当时是巨大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江青的样板戏在下面撑起，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似乎苍白了许多。
孙维世从大庆归来后又一次去见了毛，孙维世虽然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但是要面见毛没有毛的招见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次谈了什么话题不得而知，涉及文艺界的话题应该是有的吧？从孙维世后来的结局来看，这次谈话大约也不够理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说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这大帽子一扣，孙泱就遭殃了。孙泱是孙维世的大哥，要整孙维世，先拿她的大哥来开刀。这更是文革初期政治大局的需要，老革命除林彪势力以外，都要受到冲击。几天以后，孙泱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泱的死矛头显然不是光对准孙维世的，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首长朱德看得很清楚。朱德就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施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被绑架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是周恩来一生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又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全盘否定过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一种特殊的形象，他委曲求全，屈服于淫威，却又常常不顾自身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家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这种状况下，周恩来对一些人是无力来保护的。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面对众多的落水者，周恩来的一条小舟只能搭救很少的几位落水者，更多的人只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生路了，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的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得知大哥的冤死按奈不住悲愤，她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的，她坚持认为孙泱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求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这时候，孙维世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进入中南海去看望周恩来，自己哥哥的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找周恩来为他伸张正义，况且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去找周恩来，她给周恩来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周恩来当时的境况如履薄冰，不可能来顾及自己义子、义女的生死，他要操心的是整个国家的安危。
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人来理会孙维世的这些悲愤，她不知道自己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更不知道危机已经一步步向她逼来。转眼功夫，那些她所熟悉的权力人物都弃她而去，变得虚无飘摇。
从秋天到冬天，孙维世成天奔波在北京街头找人为哥哥伸冤，局势越来越混乱，她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向她袭来。果然，十二月底江青派人突然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抄家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没能送出去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孙维世希望毛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些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维世这封信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一种希望，愤怒到极点的江青还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当时忍声吞气，他只能为不懂政治天真的女儿承受这侮辱。很快，对孙维世的逮捕证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金山被抓家被抄以后，孙维世这才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天安门广场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时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万一有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害死的”。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的，江青经过一番筹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了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找到机会来保护孙维世。
孙维世出人意料地被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想往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维世的家这次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给孙的情书。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江青后来拿去威胁周恩来，说周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非常了解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文革中，新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司法体制被砸烂，只需要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生死。死在“关死对象”下的人很多，包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贺龙等等，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慢慢关死。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召集东北地区的造反派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正在赶往大会堂来参加会议。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待江青。江青下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指着成元功的骂道：“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人员质问周恩来，为什么开这样的会议不事先通知她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参加，避开中央文革成员开这样的会议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闹了一个多钟头也不罢休。
江青在这前后一直以孙维世之事来要挟周恩来，她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策略，让周恩来后来一直不敢在孙维世案上有所作为。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凭借这个文件的规定，周恩来以政治局常委和总理的身份参与文革的进程，以自己理性的思维来对待这场疯狂的革命。1967年“2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事实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号施令机构。
面对江青的胡搅蛮缠，周恩来当时也只能面对现实，步步退让，周恩来放弃了孙维世，也从此放弃了对文革本身就有限的指挥权。只有缓和和江青的关系，才能坚守自己最后的一点阵地，从国家大局着想，孙维世案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说，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案子，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周恩来如果挺身而出，就意味着彻底的决裂。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
刘传新帮江青办了许多不便办的事情，自己也就有了权力上升的基础。一九六八年八月，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被定为“特务分子”，后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背靠江青和叶群这棵大树，北京公安局已经是刘传新的一家天下，江青就可以利用刘传新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进行迫害。刘传新也急于为主子表功，孙维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孙维世被关押后就没有低过头，她奋力的和他们抗争。一位同时被关押的难友回忆，看见孙维世每天受到的折磨，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去看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特选的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用其他犯人来折磨孙维世，这是对“关死对象”其中的一条措施。
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渡过，遍体鳞伤让她疼痛难忍，每天夜晚她只能用唱歌来缓解自己的苦痛，一些狱友们都记得这黑夜中的“夜半歌声”。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在这煎熬的日子中，她一定也盼望着养父养母或许可能伸出的援手，但她更希望养父养母能够平安渡过这场劫难。专案组的人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想从她这里找到整倒周恩来的证据。孙维世清楚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她要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养父不受到一丝牵连，那些难友怎能理解孙维世在狱中刚烈的原因。
十年前，母亲邓颖超曾经给女儿孙维世写过一封信---- 亲爱的闺女——维世： 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以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目前医药的治疗，固然是必须的，但不可缺少而有带决定性的关键，则在于你既要认识病的性质，更要掌握它，善于和它作斗争，这就需要你能充分地休息，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并预防感冒和其他可能的并发症！！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的风险、艰难、困苦的考验。遭受着病的折磨和病中的寂寞，并且要战胜它，这也是一个考验。我热望你在这方面取得胜利！在不久的时间，就能痊愈出院！看书是最能使你受到消耗而削弱你对病作斗争的力量。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
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 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 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 1958.4.24 在这封写得“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病情的牵挂，也格外印证了邓颖超和孙维世之间的母女情深。 我们无法想像孙维世依靠什么力量来支撑她在狱中倍受折磨的二百多天，“周恩来的女儿”应该是她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孙维世在狱中遭受的折磨我们可以从一个叫王××的交待材料中窥视到一个角度，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这一天，正是孙维世与金山结婚18年的纪念日，18年前的那天，江青向孙维世提的问题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了。孙维世的死状很惨，遍体鳞伤、赤身裸体，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据王××交待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三天后，江青其一伙将一切事情处理完毕以后，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到：“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那里还有解剖化验的机会。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领姐姐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金山于67年12月被抓后一关就是7年，这次被关押就不会有上次从朝鲜回来那么轻松了，到74年夏天搭载邓小平复出的顺风车，金山也得到解放。相对于三十年代的老搭档章泯的结局，金山能够活着走出监狱算很幸运了。章泯因为过去曾经和江青有过同居的历史，文革中被江青亲自干预被灭口。
出狱后的金山已是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一瘸一拐的老人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石维坚回忆说：那一年夏天，青艺和实验话剧院已经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在青艺门口的传达室，石维坚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右手柱着拐棍在一寸一寸地向前挪，那便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金山。六月份还穿丝绵裤子，眼睛一点光都没有。石维坚跑上前去，拉着他的左手对他说：“金山同志，您还认识我吗”？金山望着石维坚，慢慢地说“石～维～坚～同志”。当时，石维坚的眼泪就下来了。怎么能够想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过去那个风度翩翩，潇洒自如的金山呢？刚从监狱出来的金山，住在一个小破屋里面，一出来就找孙维世。他后来告诉石维坚：“我在监狱里就知道，在这场运动中，孙维世不是死就是疯”。
“四人帮”被打到以后，金山的活力再一次迸发出来，凭他多年艺术生活的敏感，他看出电视剧的潜在能力，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讲述发展电视剧的构想。胡耀邦看见这个报道后，1978年5月在中南海专门接见金山和赵寻，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非常赞赏。不久，中央批准电视艺委会正式成立，任命金山为艺委会主任，金山成为中国电视剧的开山鼻祖。
不久，金山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日子，百业待兴，为了尽快恢复文革对演艺界的影响，开创新时代演艺界的大好局面，金山忘我地投入工作，成天东奔西跑，从早上忙到夜晚，有太多的事情要金山去操劳。这个时候的金山，仍然那样意气风发，身体条件却不允许他像年轻时那样去玩命。他被耽误得太多，玩命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金山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了，我要做最后的拼搏”。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他于1982年7月7日凌晨4点因脑溢血病逝，终年71岁。
6号那天，他在戏剧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建小剧场的方案，之后去天桥剧场看一个以失业为题材的南斯拉夫影片。下午3点要了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第八稿的条目准备抽空审核，4点钟他的秘书电话通知各位编委，明天将参加戏剧卷的编委会会议，晚上他又审查艺委会的一部电视片。
7月7日早晨，细雨蒙蒙，8点30分戏剧卷的各位编委相继来到会场，可是一向准时到会的金山却迟迟未到。此时大家还不知道金山同志已于清晨与世长辞，他永远不会来了。
这时候陪伴在金山身边的是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结局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恍惚以为自己爱妻孙维世的归来，两个命运多舛的苦命人走在了一起，孙新世陪伴金山走完了他多彩人生的最后一程。
许多年以后，金山为追求孙维世而抛弃的张瑞芳也原谅了当初那个“负心郎”。石维坚记得，有一年评华表奖，他和张瑞芳都是评委，期间张瑞芳悄悄对石维坚说：“石维坚我求你个事”。他连忙说：“老大姐，你可千万别说求，你叫我干什么你说就是了”。她说：“你在青艺当院长了不是吗？你再帮我翻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当初张瑞芳与金山合演《保尔.柯察金》时，坐在台阶上的冬妮亚和保尔的剧照。那时候张瑞芳年轻，与金山分手后就把金山那半儿撕掉了。时过境迁张瑞芳已释然这过去的一切，重新想要一张完整的合影照。
金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张瑞芳手中的那张照片一样，曾经被人撕去，现在又重归完整。 纵观金山的一生，他太精彩太丰富了。按我们的传统观念，金山似乎上不了台面，以至于要谈论金山也只谈他艺术上的那些成就。看着金山走后孤单寂寞的身影，我们也许早已经忘记这位传奇人物，他越来越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难道金山仅仅只有舞台上的辉煌？日生星实在要为他鸣不平！
一位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被日生星称为“红色花花公子”，这不是为了“贬”或者“褒”。金山上不了高雅殿堂就当我们的草根花花公子好了，金山被人遗忘咱们哥们来记住好了，他就是我们身边一位朴实别样的好哥们。
花花公子有多种解释，比如潇洒自如或者叫玩世不恭等等，这个词有点调侃的、轻松的意思。花花公子并不是荒淫无道，玩弄女性的代名词，它也不是指颓废的享乐主义。所谓的花花公子是生活应该过得有品味的意思，是不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串串辛酸眼泪的一种境界。金山的人生就是一种标志，到今天来看依然那么时髦，那么值得骄傲和自豪，他永远让我们值得崇敬和羡慕。
按今天的眼光来看，金山时尚，敢爱敢恨，爱得光彩夺目，恨得惊天动地，“酷”得不得了。他八面玲珑，极度亲和力，那个码头都玩得风车斗转。他富有正义感，在黑暗时期敢于献身于革命事业，穿梭于时代的几大风云人物之间。这需要一种机遇，也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实力，这是一种超常智慧的体现，他在历史上刻下的那些痕迹不应该被时光淹没。
金山从小失去父亲，与金山有缘的三位女性都是单亲家庭，与金山有缘的三位女性还都没有后代子女，这让金山走后就如此的冷清，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宿命？再有2年半时间，金山离开我们就20年了，在他20周年的忌日时，我们能否为金山做点什么？
文/日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