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引热议凸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

　　因为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前中国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

　　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1981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7.7亿元，至案发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2008年，浙江已有5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李有星等法律学者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中国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

　　继死刑复核权上收到最高法，从程序上限制死刑后，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保留了集资诈骗的死刑罪名。

　　不过，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

　　1981年出生在浙江东阳农村的吴英，2003年用2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2006年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七家企业。当年，吴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但几个月后，她就被公安机关逮捕。

　　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

　　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对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金融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2010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这已成为业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共识。”钱水土说。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针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应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青年报：民间借贷“堵不如疏”

　　据媒体报道，因涉民间借贷纠纷，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已于3日下午被刑拘，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也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此前，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曾透露涉及民间借贷数十亿元。(据《中国新闻网》2月5日)

　　当前民间借贷行为广泛存在。央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0年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以温州为例，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在几乎没有工业的温州泰顺县，不管是出去的还是在家务农的，很多老百姓有点钱都会放贷给立人集团。

　　民间借贷为何大量存在？一方面，由于现行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国企和政府性质的大项目永远是贷款的重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只能分到很可怜的一杯羹，在资金瓶颈中生存，只能求助于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闲钱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两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热了民间借贷市场。

　　应该说，游走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民间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资金力量。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场的一面。风险与利益并存，合法与违规交叉。民间借贷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蕴涵巨大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行为充斥其间。有媒体报道称，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仅2011年9月以来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要么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立人集团非法集资案的发生，更充分说明规范民间借贷的极端重要性。

　　民间借贷“堵不如疏”，有关部门要将存在已久的民间金融纳入正常监管与保护，降低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

　　首先，必须明确民间借贷身份。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一直没能给民间借贷一个明确的身份和地位，更没能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与其任由它暗流汹涌，不如将其直接纳入统一金融监管的范畴，进行引导和规范。

　　其次，必须进行专门监管。民间借贷不同于银行资金，在监督和管理的方式、方法上有着显著不同。对民间借贷必须进行专门的监测，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变动情况，为有关部门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最后，要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民间借贷往往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借贷双方完全基于信用，但借贷资金的总体规模、去向、经营状况等信息非常不透明。因此，有必要要求企业按照规定披露财务状况、资金的用途、运用效益等情况，让贷款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孙瑞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