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天堂2017手机在线:台 山 姓 氏(一）

从《台山姓氏源流》说到南雄珠玑巷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编印《台山姓氏源流》一书的设想提出来之后，大家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追本溯源、数典念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其对繁荣侨乡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会产生良好作用，成书之后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建议要多印一些。为此，我们召开了一次有十七人参加的研讨会，对如何编好该书，进行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共识。
早在1984年，由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中就指出：“家谱是国家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等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1998年1月19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向学术界提倡加强社会史的研究。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是由人各自所属的家庭、团体、宗族、行业、阶层等大大小小的圈子所构成。研究社会史，就包括研究人口增长、迁徙和活动规律的人口史，以及家史、宗族史等史学分支。因此，大家认为，我们编印此书的目的，就是为研究台山的历史提供资料，为遍布世界的台山籍华人、华侨寻根问祖提供线索，籍此加强家乡同他们的联系，鼓舞他们发扬传统为家乡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研讨会对《台山姓氏源流》一书的稿件提出三点要求：一、写出各个姓氏的来源、繁衍及迁徙情况；二、基本上反映出各个姓氏在台山居住分布及人口之现状；三、简述该姓氏（着重台山籍的）对祖国对家乡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历代（含当代）知名人物。对于第三点要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历史悠久，人物众多，而自己占有资料有限，因此而造成的遗漏，特别是对一些当代人物，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不容易摆平关系，会使人产生厚此薄彼的错觉，还是以不写为宜。最后，会议认为，允许保留个人意见，这一条写或不写、写多写少悉听尊便。
台山人究竟有多少姓氏呢？最近出版的《台山市志》说是150个，而根据1994年版的《台山电话号簿》统计，则是180个，要按上述三点要求写出这 180（或150）个姓氏的文章，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不能一下完成。为此，我们决定先易后难，第一册写出多少算多少，以后一步一步走下去，陆陆续续的出，相信终须会有完成的时日。而今，第一册总算能同读者见面了，在此仅向各位撰稿人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的群众以及支持本书出版的有关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收编了24篇文章，24个姓氏，其中包括马、邓、方、邝、叶、冯、关、阮、朱、刘、伍、何、陈、李、余、杨、赵、梁、曹、黄、梅、龚、雷、谭，共约14万字。
以上台山各姓谱牒记载，大多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且多与胡妃（或说苏妃）有关。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避胡妃之难与97户33姓的南迁，其实是发生于不同年代的两回事，其发生的时间，前后相差竞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是前人在修谱时不加细察，而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
让我们举例先看看各谱的记录：
曹氏谱载：先祖曹汝端于宋宁宗期间（ 1195～1224）因苏妃之乱，偕同罗贵等97户33姓，由南雄珠玑巷南迁而来。
六村陈氏谱记载：先祖陈猷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因避胡妃之乱由南雄珠玑巷首迁新会石头后，再迁台山；
冲泮陈氏谱记载：陈谟在宋乾道九年（1173）生于南雄珠玑巷沙水村，终于淳祐壬寅年（1242），因胡妃之乱，由南雄迁来古冈州新会杜阮，后由杜阮迁德行里（即今台山冲泮）。
刘氏谱载：因胡妃之乱……乃随罗贵祖等97户于宋开禧元年（1205）三月十六日南迁……
以上四谱记载的时间都在开禧年间。
而谢氏谱记载的却是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麦氏谱和汶村陈氏谱记载的则是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
这样，胡妃之祸发生的时间就有三个：高宗绍兴元年（1131）、宁宗开禧元年（1205）和度宗咸淳八年（1272）。这使我产生疑问：胡妃之祸是否实有其事？它究竟发生在哪一年？97户33姓南迁，是否真的同它有关？
胡妃故事梗概，各谱的记载一样，只是细节略有不同，其主要人物的名字略有出入，有的把胡妃写成苏妃，把黄贮万写成张贮万，把罗贵祖写成罗贵或贵祖。且举谢氏谱为例：
宋季间，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已。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引者注：另有一说苏妃与东宫不合，越宫潜逃），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漂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妇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有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经年无迹，乃复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女子，即苏妃也，已改姓，贮万已纳之为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等事。时贵祖（引者注：即珠玑巷贡生罗贵）有婿梁乔辉，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恶势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
那么，胡妃（或苏妃）之乱，是否真有其事，其发生的年代究竟如何？查（宋史?后妃列传），从高宗到度宗130多年间，均无胡妃（或苏妃）其人，更无后妃逃出宫禁的记录。而据《宋史?贾似道列传》则载：“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记作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这里的胡贵嫔，是否就是各谱中记载的胡贵妃？若据此，则贵妃出宫确有其事。胡贵嫔出家为尼之后，再从寺庙中逃出然后为黄贮万所得，这虽然是传说，也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再来看麦氏谱的记载，就更为明白了：“溯我族由南雄下之始，据旧谱云：宋度宗咸淳八年九月，祀明堂，贾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幸景灵宫。将还，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得毋不可。显祖绐曰：平章己允。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似道始还。由是贵嫔出宫，作钞化状，肆行丐食。有南雄保昌县富民张贮万，运粮入京，船泊关口市。备牲酬福。此女下船乞食，衣虽褴褛，而艳异常人。张怜其无依，遂挚归保昌牛田坊。……”
这里的记载与宋史记载相符，由此可见，胡妃实于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出宫，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的事，应发生在度宗咸淳九年（1273）。这样，因此事而南迁的当另有其人，而不是那97户33姓了。
所谓“罗贵等97户33姓集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它早于胡妃出宫67年乃至141年。据谢氏谱记录的97户33姓南迁“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和南雄知府钟文达批文及南雄府引文所记，是绍兴元年（1131）正月初十；而我市六村陈氏《提领月刊》所载则是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同一件事，这两姓的记载相差竟达74年。
为便于探讨，我们看看两谱所载的呈文及批文： 谢氏谱呈文
“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
保昌县牛田访十四图珠玑村岁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连名团为逃难俯乞文引早救生灵事。贵等历祖辟住珠玑村，各分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别无亏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旨颁行，凡民莫敢不遵，贵等因思近处无地堪迁，素闻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开居民九十七人团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引文，经渡夹津岸陆，庶众生早得路迁移安生有址，沾恩上词。
绍兴元年正月初十日团词人罗贵等。 知府钟文达批准文
查得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原系珠玑村属人也，词称迁移之故，行虑集兵之扰，非有禁过之例，准案引行，此照通行，方至止处，即传该掌官员，告下复引，毋违。 吏房文吏黄英茂行本府文引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行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阐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案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非恶孳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立案定籍，缴报文引，以凭造册，转报施行。
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缴，吏房书吏黄英茂行。 而六村陈氏谱记载的呈文是：
具呈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户为逃难乞给文引救恤生灵事：历祖向居南雄珠玑巷，各分户籍，有丁应役，有田赋税，别无亏损，别无违法，向系循良，为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犹虑难周。今奉旨将里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违。思忖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给文引，俾便迁行。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 经知县胡统化批准，又经府尹陈文达批道
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家，原系南雄珠玑里民，词称迁移之故，乃虑丁之忧，非干遗禁之例，准案给引。 从以上两例可见，97户33姓集体大规模南迁，是发生于绍兴元年（1131）或开禧元年（1205）的事；而其南迁的原因主要是逃避兵燹，即引文中的“筑土设寨”或“将里作寨”。所谓将里作寨是将民居改作营房，朝廷要在这里驻军了，老百姓是奉旨南迁的。为此，我们可以断言：发生于70乃至100多年之后的胡妃之难，怎么可能成为此次南迁的原因呢！
其实，珠玑巷人南迁，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就开始了当时中原大地“五代十国”战乱频盈，北人大量南迁。珠玑巷在南雄城北11公里，北距江西省大余县城32公里，旁靠浈江，土地开阔肥沃，物产丰富，是北人入粤的必经之路，而南雄城当年很小，占地只在0.2平方公里左右，被称为斗城，不可能容纳蜂拥而来的人群，南迁者只好在离城不远的珠玑巷择地而栖，条件较好者成为永久居民，条件较差者则稍事歇息即继续南迁。后来人口增多，连部分在此世居者都加入了南迁行列，珠玑巷于是成为人群迁徙的中转站。如此迁来又迁去，进进出出经历了200多年。这样看。各姓族谱记载的南迁时间各不相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二百多年间，有资料可查的迁徙达13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南迁有两次。第一次，人们为逃避金兵的杀戮而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即靖康之耻（1127年）前后。金兀术掳走徽、钦二帝之后，又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率兵渡江南进。岳飞领军抗击，收复了健康（南京）之后，又于绍兴三年（1133年）领军镇压江西省的农民起义。谢氏谱记载的97户 33姓的南迁，刚好发生在这两次战役之间的绍兴元年（1131），处在北人南迁的大高潮之中。当时南宋初建，朝廷忙于对付外敌与农民起义，大局未稳，即使发生了妃子外逃也是小事一件，哪顾得上化大力气去追查。而六村陈氏谱记载的是开禧元年（1205），离此已78年，当时全国局势已相对稳定，南宋偏安一隅，呈现出繁华景象，人群大规模迁徙的事已不可能发生，相反，如果此时发生妃子外逃而引起追查则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史籍的记载恰恰不是这一年，而是67年之后的度宗八年（1272）处在另一次大规模南迁的前夕。第二次，人们为了逃避元兵追杀的南迁，发生在南宋灭亡前后，史载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亦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台山海宴沙栏通亨村人巫岫云就是在这一年弃官逃回家乡隐居的。发生在此前三年的逃胡妃之难，难道其中不夹杂着一点战争的因素吗？
关于此次南迁南海鹤园陈氏谱载：“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岁（1273），怀王妃胡氏，逃于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溺水，至次年引文查访，民虑及难，各携家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遂结竹为牌，顺水漂流，乃狂风大作，牌散溺死甚多。”这里没有提到97户33姓，可见是别一次南迁无疑。后人修谱时已是元朝，可能是出于对朝廷的避讳，或者是其他因素所致，大家竟把前后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发生的事扯在一起，把各姓各有原因的南迁，都结到了胡妃的账上，真是冤哉枉也。
不过，莫论是集体南迁还是个别南迁，也莫论时间远近，来自南雄珠玑巷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毫无疑问的。据《南雄文史》载，先后从珠玑巷南迁的有六十六姓，包括：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谭、赵、伍、曹、区、李、梁、霍、吴、胡、冯、蔡、阮、郭、廖、黄、周、孔、黎、何、陆、高、关、朱、邝、凌、肖、司徒、屈、表、丁、庞、林、任、缪、邓、杜、甘、石、孙、严、鲍、雷、杨、简、唐、程、潘、叶、韩、魏、侯、姚等等。南迁后裔而今散居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各地，乃至海外。大家都回到珠玑巷探寻本族迁出的源头，即使未能回去寻根，亦在心中对它作深深的怀念。为此，南雄成立珠玑巷南迁后裔联谊会得到广泛的响应，这绝非偶然。
人口的迁徙流动是永不停息的。中华民族是个勇于开拓的民族，不说别的，单说我们台山人吧，从珠玑巷（包括其他地方）南迁而来，把原来的烟瘴荒芜之地，建设成为今日繁荣兴旺的侨乡，不少人又从台山迁出，到全世界各地去谋生、繁衍，而今踪迹遍及83个国家和地区，以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还有自身的优良品质，融入了当地的人群。为当地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便是这种开拓精神的有力证明。
勇于开拓，四海为家。这是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之一。黄氏族谱有一首认宗诗说得好：
策马登程出异疆，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我们的祖先从珠玑巷迁来，如今我们已把台山称作家乡了。有资料表明，新加坡国内人口中，华裔占了将近七成，其中台山人占的比例不小。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华裔是不是已把居住国当成了自己的故乡，我不敢断定。但是各国华裔为了寻根，总会不远万里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仔细地看看自己生命的源头。正如我们已把台山称作家乡，却还要经常讲起珠玑巷一样。美国华盛顿州长骆家辉在去年回到台山水步镇寻根问祖，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而已。“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是人口流动的一种趋势，是历史向前延伸的必然。但人们也总在不断地询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认同我们今天来编印这本《台山姓氏源流》（第一册），决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了。
本文作者简介
陈日生，1939年2月出生，斗山镇六村大湾村人。自小读书，1959年毕业于昆明农校文山分校，先后当过农业局干部、教师、农民、文化站干部、大队主管会计和市政协干部。喜爱文学，现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会员、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台山市文联副主席、台山文学会副会长、市政协副科长。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爱的复苏》、诗集《大沙田放歌》、《望香港》、《金翅》（以上与人合作，笔名谭日超）和诗集《远航》。个人资料已收入《广东省作家传略》、《中国文艺家传集》第二卷、《诗歌辞典》、《中国诗家诗话辞典》。
  略述我国姓氏起源及演化 我国姓氏众多、源流各殊，演变经过又十分复杂，令人不易明白，现略将我国姓氏起源、演变、混化、姓氏多少等分述于下，献给我邑乡亲。 大家重视族谱，数典不可忘祖
我中华民族是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因此，我们民族的姓氏源流就显得非常繁富，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乃是礼义之邦，无论贤或不肖的，莫不重视本宗姓氏的出处，这种慎终追始的认真态度，在西洋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人的重视姓氏源流，是非常执着的，名门大族固不用说，即使寻常百姓家，虽在颠沛播迁中，也会带着自己的族谱一代一代的记载下来。在历史上，就曾有过不少感人“护谱”事件。例如三百多年前，明亡后，闽南的郑成功与张世杰拥福王继续抗清，誓死不降。清廷原想剿灭闽南的郑、张两族以为惩罚，消息传到闽南，郑、张两姓就动员人手，把族谱分抄许多副本，交给少壮族人携出逃难，后因清廷接纳降臣洪承畴的建议，采用安抚政策，这两姓族人才免于难。
重视族谱，是中华民族最优良的传统之一，而每一姓的族谱，对本宗的源流，祖先光荣的事迹，都有扼要的记述，虽然祖先的光荣并不就是子孙的光荣，但多少带一种警惕与鼓励的规范，而这种规范的作用，对个人的修身进德以至造福社会，报效国家，都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推动力。例如南宋时，岳飞受了奸相秦桧陷害之后，有一段时期，中原的岳姓少女不肯嫁给秦姓，理由是：“不做奸佞后代的媳妇”！
敦亲睦族本来就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而发扬这种精神，必须对宗亲关系尊重，对自己姓氏发生亲切感，人人做到爱其所亲而敬其所尊，则尊祖而敬宗，敬宗则睦族，不仅止于亲亲之义而已。 姓氏的演化
现在姓与氏已经通称，而且在文义上，氏且含有尊称的意思。但在古代，姓与氏的意义不同。三代以前，“姓”代表女系的血统，“氏”则表示男系的功勋，所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亭林说：古时男子的氏可传可变，女子的姓则永远不可变。王国维亦证实这种说法，并且指出：春秋以后，男子才开始一律称姓。
我国最古的社会是母系社会，故一个姓，代表一个母族。所以，姓字由“女”和“生”两字合成。换句话说，“女”人“生”了孩子，要表明这个孩子属于那一族的，就给他一个“姓”。而“姓”的意义，以现代眼光看来，它最大的科学意义是做为选择婚配的识别，这种知识在古代中国早就具备了。故《国语》有：“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优生学，古人为了优生，发明了每个女人都要有姓的办法，实在聪明绝顶。
至于“氏”的起源较为迟。最初只是贵族的专利，据宋朝的郑樵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例如，周朝初年平定天下后，封其同姓（姬）于鲁、晋、蔡、郑、曹、吴、魏等国，这些国名，便成为受封各同族的“氏”，但仍与周共同姓姬。而封国赐氏的结果，造成了只有诸侯才有氏的尊荣，于是，氏便成为贵族的特征。
以氏“别贵贱”，历经战国而至秦汉，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贵族不再存在而起了变化。秦汉以后，氏既不再象征特权，平民不但有名有氏，且所用的氏大都因袭自周代，并开始和姓混而为一。这种演化的经过，清朝的钱大昕说得最清楚：“战国分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汉高祖起于布衣，太史公以上名字且无可考，况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项伯、娄敬，赐姓刘；娥姁为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为姓，遂为一代之制，而后世莫能改焉”。这便是姓与氏的不同意义及其演化的经过。至于姓与氏的起源，由于产生于史前，众说纷纭，向来没有定论。 姓氏起源的争论
有关中国的姓氏是怎样起源的，古书上的记载并不一致：有些书上载，黄帝定氏族，他的25个儿子当中，有14个得了姓；有些书上说，圣人兴起，黄帝为了分辨他们或尊敬他们，就吹起六律，定他们的姓；有些书上说，氏定，而后系之以姓。
所有这些说法都很抽象，据中华书局出版之《辞海》，对姓，氏，与姓氏的解释，则引述左传隐八年的一段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又引据杜预的注解加以补充：“立肖德以为诸侯，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谓若舜由妫汭，故陈为妫姓；报之以土，而命氏曰陈”。这段话以现代语体意思是说：天子指定有德的人做诸侯，并以他的出生地赐他一个姓；又封一片土地给他，那片受封的土地代表他的爵位，就成为他的“氏”。例如舜，是在妫出生的，就赐舜姓妫；封给他的土地在陈，陈就是舜的氏。
宋，郑樵同意此说法，并引实例加以补充说：居于姚圩者，赐以姚；居于赢滨者，赐以赢；居于姜水、姬水者，赐以姜、姬。但梁启超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姓是母姓是母系时代的产物，氏则为父系的社会基础构成之后才有的，所谓“因生赐姓”之说，恐乃后世的臆测之词。
大抵各家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周以前的氏族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其间有一段很长的逐渐演化时期，到了封建制度推行之后，由于史有记载，赐姓命氏的事迹有史可稽，大约已成定论。不过，仍无补于姓氏“起源”的争论。 姓氏的由来类别
这里指的不是单姓与复姓之分，而是姓氏的由来之不同。
有关姓氏的真正“起源”，虽各说不一，但在春秋以后，已大致可考。姓氏的类别，据《左传》载：“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是”。故梁启超根据此一记载，认定周代受氏的由来有下列四种：1、天子以命，诸侯以国为氏；2、侯国的庶支，以父王的字为氏；3、世代有同一官衔者，以官为氏；4、受有来邑者，以邑为氏。
但早在汉朝，应劭的《风俗通》则把氏分为九类：1、氏于号；2、氏于谥；3、氏于爵；4、氏于国；5、氏于官；6、氏于字；7、氏于居；8、氏于事；9、氏于职。
而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则更道而把得姓受氏细分为32类，即：以国，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序，以族，以官，以爵，以凶德，以吉德，以技，以事，以谥，以爵与谱系，以国系，以族系，以名与氏，以国与爵，以邑与谱系，以官与名，以邑与谥，以谥与氏，以爵与谥等27类；又有代北、关西、诸方复姓及代北三字复姓和四字复姓等五类，合共32类。
把姓与氏的由来做这样的细分，在外行人看来仍是不得要领的。这里，且摘要举几个例加以说明。
一、以名为氏：五帝时代，有国的不称国，只称名，并以名为氏。例如炎帝是国号，名是神农氏；神农氏也是炎帝的氏。
二、以国为氏：从唐虞到秦代，都是国为氏，春秋时代的诸侯，也是以国为氏，后来这些氏都变成了姓。
三、以邑为氏：邑是周代封邑，封邑的人，就以邑为氏。例如楚国的封邑申（今河南省南阳县北），申邑就是申氏，申氏后来变成了申姓。
四、以官为氏：古代有司马的官名，做司马的人以司马为氏。司马也变成了姓。
五、以爵为氏：古代有王爵、侯爵，凡受封王爵、侯爵的人，就以王、侯为氏，王和侯都变成后代的姓。
六、以谥为氏：楚庄王的庄字是谥号，楚庄王的后人就以庄为氏；卫康公的康字是谥号，后人就以康为氏。庄与康，又变成后代的姓。
七、以事为氏：汉武帝的丞相为车千秋，本姓田；皇帝念他年老，准许他每天乘小车上朝，因此号为车丞相，他就以车为姓。
八、以地为氏：因这类人都没有资格受氏，自己或别人就以所居的地方为氏。例如居傅岩者以傅为氏，守桥山黄帝陵者，以桥为氏。这些氏也成后世的姓。
九、以技为氏：古代做巫卖卜的人，他们的子孙就以巫、卜为氏和姓了。
看完这9个例子，对于前引姓氏由来的类别，大概就会有初步的了解。 姓氏的离合混化
我国姓氏的演变由来既有上述的繁复，想想已够头痛，但其间还有各种离合混化的情形，分析起来也很复杂。勉强加以归纳，大致可分为下列6种。
一、强改的：这是专制时代的帝王特权。历代帝王为了表彰忠臣义士，或为示爱于妃嫔臣仆，又或者为安抚外邦的首领头目，往往赐以皇室的姓或其他的姓。例如周穆王的盛姬早死，就改其族人姓痛；明洪武年间，以火你赤为编修，就赐他姓名叫霍庄；永历间，又赐把都帖木儿为吴允诚，赐伦都儿为柴秉诚。也有因触犯朝廷，皇帝不悦，就真接把他改姓的，例如齐武帝原与巴东王萧子响同姓，因痛恨他叛逆，就改他姓蛸；后魏因厌恶安东王元鉴是同姓，就恶毒地把他的元字去头，改他姓兀；又如唐武后篡位，王子图谋驱逐她，事败，武后就改他姓虺来泄愤。
二、适应的；这类的改姓者，大抵都是外族，他们定居中国，为了适应环境，就把复姓改为单姓，例如贺鲁、普周均改为周，贺葛改为葛，侯莫陈改为陈，破罗多改为潘，故古口改为侯等。又如台湾的山地同胞，除了清朝乾隆皇帝赐给7个姓而改掉他们原来的姓之外，光复后，台北、嘉义、台南三县的山胞，申请改为汉音单姓的，也多达78姓。
三、避讳的：这类是专制时代臣民表示尊的一种方式。例如宋的司空氏，因避武王讳司空而改为司功；汉朝的庄姓因避明辛讳而改姓严，晋的尚书师昺，为避晋讳改姓帅；唐的弘姓及淳于姓，也因避明皇及宪宗的讳而分别改姓洪及于。
四、避事的：是因为避开了某一件事而改姓的，其中又可分为避仇、避难、避嘲笑、避羞辱等4种。因避仇而改姓的，例如端木赐之后改为木姓或沐姓；因避难而改姓的，如唐的隰州刺史浩韦本姓郜，改姓浩；因避嘲笑而改姓的，如三国时的氏仪，孔融嘲笑他说：“氏字民无上”，遂改姓是；因为避羞耻，不愿与某人同姓，而自动改姓的，如清初的理寒石本姓李，耻与李自成同姓，自改成理；又如唐之李抱王本姓安，耻与安禄山同姓（按：安禄山原姓康，冒姓安），乃改姓李。
五、省略的：这是为了书写简便或其他原因而省略的，例如鄣省为章；邵，省为召等，都是省去原姓的一边，也有把复姓省略为单姓的，例如钟离省为钟，司寇省为寇等。
六、音讹的：这是由于原姓的误读或误写而混化的，例如陈之讹化为田，韩之讹化为何，欧之讹化为区，号之讹化为郭等等。
以上6例只能说是一种简约的举证而已。事实上，我国姓氏历代的混化是层出不穷的，尤其春秋三代以前，一人一家的姓氏，往往一变再变。《左传》记载春秋时晋国范宣子的祖先：“自虞而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又汉书元后传载，王莽自称与姚、虞、妫、陈、田诸姓为同宗。秦汉以后，姓与氏混称，且因基于上述六种情形的更改，简直是到了花样百出的地步，往往在一姓之中，包括了许多不同系族的姓在内。以陈姓为例，广陵的陈就包括了妫与刘两姓，万年的陈也吸收了白和鲜卑族的侯莫陈；又如王姓，也包括有姬、妫、于三姓及高丽族、鲜卑族和女真族的后人在内。因此，现在的所谓同宗，并不一定同族同系；即使在同姓之间，也有异族异系的混入。但这种情形，并无碍于国人的精诚团结。 中国究竟有多少姓成为疑问
历代的统计数字都很悬殊，直到现在，还是谁都说不准。这是因为中国地大人众，交通阻隔，加上姓的源流演化又如此繁复，调查统计的工作很难做到正确。在这里，只能举出历代几种代表性的数字做为参考而已。
一、春秋时代的姓，不过几十个而已，据顾尖武的日知录指出，春秋时本于五帝的姓只有22个，后来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又查出8个，若再加上五帝以外的姓，最多也不会超过50个。
二、汉朝的史游（急就篇）则列出单姓的127个，复姓的3个。
三、唐朝温彦编定的姓有193家，并分列为9等。
四、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收录的姓已达3736个。
五、明代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增列为4657姓。
六、据现代的美国谱系学会，调查统计中国人的姓，则高达9182个。
至于前代计列的姓，并不包括边疆民族的全部。民国成立后，边疆民族的姓如都加入统计，数字必更庞大惊人，但统笼来说，现代中国常见的姓，大约不会超过5千个，因为有些姓，或更改、或混化、或不传，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不再有现例存在了。
例如邘姓：周武王封儿子于邘（在河南省沁阳县西北），后人去邑，改姓于。又如郳：夷父颜有功于周，他的儿子名友，别封于郳（今山东省膝县），后人为避仇而改为倪，或省笔写做儿。我国有过9千多个姓，但其中许多已湮没不存，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还有罕见的稀姓，但稀姓人口历代都不多，现且把好些稀姓列出来，并分类归属，或者有许多人感到闻所未闻。
这些稀姓，摘要可分属于下列几类：
1、以声音为姓的：呼、叱、唱、哈。
2、以颜色为姓的：青、红、苍、紫、黑。
3、以行业为姓的：职、业、上、农、工、学、兵、党、政、法、律、医、僧、樵。
4、以人体为姓的：心、眉、乳、牙、膝、胖。
5、以心理状态为姓的：怀、哀、悼、喜、慕。
6、以动作为姓的：起、立、仰、伏、步、行、接、笃、送、过、招、回、拱、扶、摩、脱、闭、沐、望、柑、伸、出、闪、腾。
7、以德行为姓的：智、仁、勇、刚、义、廉。
8、以体积为姓的：宽、广、厚、巨。
9、以干支为姓的：干、支、甲、申、丑、戌、卯。
10、以语词为姓的：焉、毋、但、因、从、由、况、却、都、尚。
11、以房屋为姓的：庐、舍、轩、阁、宫、院、门、策、邸、围、座。
12、以人伦为姓的：祖、公、伯、儿、妹、师、徒、仆、表、伦、皇。
13、以方位为姓的：东、西、中、右、前、位。
14、以时序为姓的：年、月、日、时、秋、冬、闰。
15、以山川为姓的：山、水、泥、河、潭。
16、以动物为姓的：虎、熊、貊、鹿、糜、羌、羊、鱼、鸟、雀、凤、燕。
17、以植物为姓的：植、木、果、豆、桑、槐、椿、檀、松、柏、荔、桃、栗、莉、兰、菰、芎、杻、种。
18、以衣服为姓的：衣、布、线、禚、褟、袭。
19、以器物为姓的：炉、臼、磨、具、柬、药。
20、以金属为姓的：锡、镏、铁、银、锥、钞。
21、以形容词为姓的：危、暴、毒、老、浮、沃、罕。
22、以语言为姓的：言、译、訾、句。
23、以味道为姓的：辛、酸。
24、以罕用字为姓的：闫、仅、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