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截屏快捷键:郭汝瑰回忆录

写在卷头(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就开始记日记，作写回忆录的准备，以求留下我对外作战的史料。可是解放后，我觉得事迹平凡，个人渺小，就不想写了。

    熟知我六十年军旅生涯有曲折、隐晦岁月的同志都勖勉我说：

    “你在国民党深受统治集团军事当局的信任，为何放弃步步高升的机会，甘冒杀身危险，一意追求加入共产党？解放后三十年你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不灰心，不自馁，终于实现了你的夙愿。是什么力量鼓舞你的，你如实写出来，对某些处变革时代，对革命信仰发生危机的人，可能不无帮助。”

    也有人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使亿万人卷入，其中不少人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历述从旧营垒冲杀出来的思想活动，以启发旧营垒中寻求光明的人，不也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吗？”

    有的同志则认为：我参加过国民党许多军事谋议，了解一些军事机密，应如实写了出来，为我党我军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真实的史料，是责无旁贷的。

    虽有这些同志的勖勉和期望，但我觉得个人的经历，比起在伟大中国革命斗争中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立下不朽功勋的无数英雄来，实在微不足道。我之背弃蒋介石集团，不过对共产主义有点儿模糊好感，略具爱国心，有点政治军事上的预见。我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迟早要遭人民唾弃，我不甘作危害国家的败类，并作反动派的殉葬人罢了。一个人哪能这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呢？我还是不肯写。

    1982年某月我得到一封匿名信，全文如下：

    文天祥　洪承畴

    史可法　傅作义

    郑成功　陈明仁

    李香君　程　潜

    张灵甫　×××

    黄伯韬　赵德树

    李仲辛

    傅秉勋

    贾绍谊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历史裁判

    这三个×，无疑是代表郭汝瑰三字。我认为这是受封建毒素深，分不清忠于个人与忠于国家民族的是非界线，无时代观念的迂腐之论，太鄙俚糊涂了，便一笑置之！一位同志接过一看，顺手写上第三行：关羽、郭汝瑰。他认为我如关羽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了接过笔来，添上第四行：郭汝瑰、郭汝瑰，并说明：我的意思，郭汝瑰就是郭汝瑰。时代不同了，信息灵通，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现代的人，有着不同的主义信仰，不同的世界观，追求进步光明，当然要与落后腐朽绝裂，封建时代的某些只懂忠君而不辨忠君与爱国之区别的古人，是无法比拟的。辛亥革命以后，而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是叛徒，视张勋、郑孝胥辈为忠臣的人，岂不糊涂可笑！何况近代中国许多坏事都是在封建道德掩盖下发生的，如果不站在现时代人民的立场，不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有助于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我不但不敢高攀古人，不乐于与封建时代的人比，更深恶痛恨封建道德，助长专制独裁，妨碍民主法治。这位同志明白我的意思之后说：对呀！一些封建道德，危害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你对蒋介石集团的种种情况皆所目睹，深知许多内幕，就是应该辨明大是大非，用爱国主义驱除这一缕不散的封建阴魂，以求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嘛！你以亲身经历，从某些角度揭示读者以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整个社会面貌，摆出一面镜子，使后人有前车之鉴，总是有利于祖国长治久安的好事嘛！就是保存一些真实史料以供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也不是小事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你应该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

    听他这么一说，我思想斗争很久。我想：我确曾亲见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合作，祖国一片兴盛气象。蒋介石另立中央，定都南京后，代表腐朽阶级的当权人物尽弃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走向革命反面，搜括民财，荒淫无度，派系倾轧，倒行逆施，置国家前途于不顾，使亿万人民流离失所。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失利，从蒋介石到一般亡国大夫、奸商市侩，纷纷出售南京房屋，转移国内资金到海外去，与南明朝马士英、阮大钺辈在南京不守时，不忘“一队娇娆、十车细软”的丑态，何其相似乃尔！这真是一场“桃花扇底送南朝”的金陵春梦！我将自己的耳闻目睹写下来，作为历史借鉴，确实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决心写。写只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揭露封建主义。揭露只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存心丑化任何人。如果台湾军政各界老长官、同学、同事、朋友，原谅我“攻错若石”的苦心，不吝指教，交换意见，共励忠诚谋国之意志，因而能有助于祖国和平统一意见的接近，那就远远超出作者的期望了。

    此外，我还要结合我六十年的军旅生活，就所经历的历次战争，提出一些个人在战略战术上不成熟的看法，从旁说明国防措施与整饬吏治，发展生产，是息息相关的，或者也能对我国的军事与国防建设起到微小的作用。

    郭汝瑰

到黄埔去(1)

    在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协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这使国民党气象为之焕然一新，全国革命形势也为之大振，一时间“到黄埔去”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响亮口号。奔赴黄埔，犹如一股洪流，什么力量也抑制不住它。我和“庐山丸”上的百把个青年就是流入这滔滔洪流中的涓涓细流。

    1926年3月“庐山丸”一到广州，我们立刻感到这里到处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气氛。当时广州正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街上到处张贴和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支援省港罢工”等红红绿绿的醒目标语。广州革命气势的磅礴、革命热情的高涨，使每一个踏上这块革命策源地的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我们在广州，先住进一家小旅馆——蓬莱旅馆，将郭汝栋的保送公文报送后，就专心等待黄埔军校第五期招生。一个月后正式入学。

    黄埔军校当时正式的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按规定入校学员须先当六个月入伍生，入伍期满，再参加考试，升学为学生，每期学习八个月毕业。

    当时，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郭大荣；第二团团长为陈复。我被分配到入伍生部第二团第三营第十一连，驻广州白云山瘦狗岭下的沙河。从广州到沙河，要经过黄花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不由肃然起敬，缅怀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默念着“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净中华魂”的诗句，内心无比感奋。

    沙河营房，地势宽敞，视野开阔。营房门口迎面悬挂着“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使人一看便知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是非常强调纪律的。由于筹措经费困难，校舍也很简陋。寝室和讲堂兼食堂，是用毛竹和蒲扇叶搭起的临时棚子，睡的是竹子架起的双层床，穿的是一身布军装，赤足草鞋。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满怀革命激情的我们，一跨进黄埔反觉为革命吃点苦是无比光荣的。

    我进黄埔军校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学生入学时，都需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考入黄埔的，或黄埔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就持有两个党证。我的前期同学代表当时两种思想和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倾向共产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青年军联合会”，而思想保守、落后的学生组织起了“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明争暗斗常常发生纠纷。1926年5月，蒋校长颁布了“整理党务案”，反对跨党，规定任何人只能参加国共两党中的一个党。持有两个党证者，或交出共产党证保留国民党证；或保留共产党证交出国民党证。黄埔学生交国民党证的不乏其人，我所在的第十一连便有两个。也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暗中还持有共产党党证。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励精图治，热情奔放，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而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老气横秋，腐败保守，自不振奋，还阻挠别人进步。两派之间，矛盾不能调和，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是割掉赘瘤大踏步前进呢？还是杀掉带头奔跑的马来制止马群前进？蒋校长先前还说：“自不努力而唯惧他人之蚕食，岂不痛哉？”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这就只能加深矛盾，分散革命阵营的力量，使革命遭受顿挫。难道不许共产党偕同一道革命，还能制止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吗？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则革命有的是市场。所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拥护。自己不革命，还要阻止别人革命，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到黄埔去(2)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典礼。大会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指挥，由总司令部副官长张治中司仪。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监誓并授印，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作了简短的致词。然后由总参谋长李济深宣读誓师的誓言。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兼毕业典礼）；第五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王伯龄），第二师（刘峙）；第三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师六十团（李杲）。当天下午，北伐部队即由大会会场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实际上未誓师北伐前，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已在湖南战斗。所以誓师仅是蒋介石就职及正式宣布北伐的仪式。我也随黄埔五期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这一隆重的场面。当时我非常天真地憧憬未来，满以为不久就会旭日高升，荡涤了污泥浊水，祖国大地将是一片光明。

    北伐出师后，驻广东的部队减少了，对反革命残余和乡间的土匪需要军队镇慑。于是第五期入伍生，除参加北伐奔赴前线者外，均开赴石龙、东莞、虎门、太平一带驻防。我所在的第二团第三营全部驻太平，轮流以一个连去防守虎门要塞的上横档炮台。

    我们到达太平住入营房，白天操课，晚上放哨，岗哨一般都放在荒芜的墓地上。当时，广东人有个风俗：凡人死了后，把棺材停放在山上，待尸体自行腐烂后，才取出骨头，放进罐子里再置于山上。因而，山上随处可见棺材和罐子，令人毛骨悚然。复哨有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壮胆；放单哨，在黑暗中，哪怕一只野狗走过，也骇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放单哨时总是悄悄地两人聚在一起，只等排长来查哨时，我们才分开。有时，为了壮胆，我们也以各种借口放上一枪。如果遇上下雨，那就更苦了，虽然穿着雨衣，但放完两个钟头哨，还是浑身湿透，而临时搭盖的哨所也遍地是水，无法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恐惧而又艰辛的军事生活了。

    后来，我们十一连轮到守上横档炮台，条件好了一些。上横档炮台，属虎门要塞，建筑在珠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那时这个炮台中，正关押着吴铁城、熊克武、余际唐、喻培棣、欧阳格等人。据说，吴铁城因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委过于他而被捕。川军总司令熊克武据说是因与陈炯明通信，阴谋颠覆广东政权而被蒋介石拘押的。我们每天轮流看守着他们，除去厕所外，不准他们任意出房门走动。

    熊克武、余际唐和喻培棣被关押在三开间的房屋里，右边一间是卧室，左边一间空着，当中一间是厅堂。他们三人经常在厅堂活动，余、喻两人下围棋，熊克武则坐在餐桌头上观战。每当轮到我们四川同学看守时，熊克武总是很高兴，故意找机会跟我们搭话，“啊！你是四川人吧？你家住哪里？”“关在这里真不容易见到个老乡。噫！你多久到广州来的？”有时我们也搭讪几句。有一次被第一排排长文中孚听见了，就向我们吼起来：“你不守纪律！怎么能跟反革命谈话。”弄得熊克武非常尴尬。等文排长走远了，他怪不高兴地说：“哼！反革命？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你在哪儿呢？”

    另一次，一个四川同学问熊克武：

    “你将来还可以再带兵打反革命吗？你的作战经验多，定会打些出色的仗。”

    “不可能，人总是受时代支配的，一个人不能失势。时势造英雄，失了势，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干不出事业来。我已受时代淘汰了，你们正可以跟上时代干一番革命事业。”熊以坚定的语气这样回答。我不知他的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为了表示没有野心，以便得到早日释放。

    吴铁城单独住一间房间，他官架子很大，根本瞧不起我们。他的“太太”经常给他送罐头和其他食品来。他看的书报成堆，比起熊克武等的寒酸，相去霄壤。我们入伍生间相互传说，吴是孙中山的干儿子，因此受优待些。也可能代人受过，该受优待。

    我在上横档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退海潮时游泳堕入深水，几乎淹死，同连的同学周子劲将我救起。周是共产党员，升学后我们不在一个科，以后互不通信，也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我们入伍生无论守卫东莞，还是守卫虎门，反动派、土匪都慑于学生军的声威，不敢骚动。因而有力地保证了国民政府的后方安宁。

北伐频传捷报

    我们在虎门驻防的时期，密切注视着北伐战况。报上频传捷报，十分鼓舞人心。同时，我们从私人通信中，也了解到不少北伐中的秘闻。

    我们北伐军的物质条件较差，枪炮种类复杂，战斗技术不高，但革命热情高，政治工作好，士气旺盛，征途上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能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据当时参战的炮兵队的同学来信说：北伐军一面包围武昌，一面渡江进攻汉口。信上谈到北伐军攻占汉口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徐家棚按规定时间开炮，炮声一响，汉口电灯陡然熄灭，一时全市枪声，爆竹声四起。驻在汉阳的吴佩孚所属刘佐龙部约万余人宣布附义，转过来炮击汉口，驻守汉口敌军大乱，吴佩孚仓皇北遁，北伐军没费多大劲就把汉口攻克了。原来我政工人员，早已混入汉口市作工人运动，策动电灯厂工人一听炮声就立即截断电源；有的政工人员还充当黄包车夫，与黄包车夫联络好，一俟电灯熄灭，就从黄包车坐板下取出鞭炮燃放，取出标语四处张贴。在一片黑暗中，吴佩孚只听炮声大作，也不知究竟，骇得魂不附体地弃城逃跑了。敌人一跑，全市马上电灯复明。从这一侧面，说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协助支持北伐军进攻，是北伐军得以进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也证明孙中山提出的联合工农政策是无比正确的。

    吴佩孚逃走了，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陈嘉谟、刘遇春延至10月10日开城投降。我们也听到了蒋校长率军向江西进攻，三打南昌遇挫的情况。最使我们震惊的是，校长为了整饬军纪、实行革命连坐法，不得不明令枪毙擅自放弃奉新城的第一师团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孙元良。还发了告黄埔同学书。我们留在后方的同学，当时竟认为蒋校长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孔明挥泪斩马谡的重演。事后才知道蒋校长一面下令通告全军枪毙孙元良；一面却给路费让孙元良化装逃跑。以后还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还听到一师的同学说，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确有叫孙元良遇优势之敌进攻，相机撤退的命令。后见责任重大，又不敢承担责任，就把责任一概推给孙元良。当时全师黄埔生不服，曾联名写报告给蒋校长为孙元良辩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最后的捷报当然是11月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

升学和迁校武昌

    就在北伐军捷报频传声中，我们升学回到了黄埔岛，这是1926年10月桂花飘香时节。我原报考工兵科，考试结果，把我编入了第五学生队，政治科。第五期学生共编成六个学生队（即大队），第一、第二学生队的为步兵科驻本校，第三学生队为炮科驻沙角，第四学生队为工科驻××，第五学生队为政治科，第六学生队为经理科，同驻蝴蝶岗。政治大队分十三、十四、十五三个队。十三、十四队学生入校较早，8月份就升学了。我因考试成绩尚好，把我编入了十四队。政治大队大队长为沈铸东，十四队队长为张鸿儒。我们在蝴蝶岗学习了一个月，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们工、炮、政治三个大队也奉命迁往武昌。

    我们由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翻越骑田岭，经石峰、良田，到达郴州。途中步行3日，纪律非常严。大队长、队长都走在队伍前头，学生没有一个人乱拿人民物品。我们也颇有自觉性，休息时在民房屋檐下坐片刻就走，没有人肯进入民房。我们一翻过骑田岭的分水岭（关口），顿觉寒意袭人，眼睫毛上都结成了一颗颗小水珠。我们当时年轻，虽然走得脚肿腿酸，但一见青翠的群山，腰系薄雾的美景，竟忘了疲倦，争相评论这个山峰美好，那个峡谷幽深。一路有说有笑，不觉到达了宿营地。吃饭后，把脚一洗，倒在稻草上一觉睡去，真比什么都香甜。

    到郴州后，我们改乘小木船顺耒水而入湘江北上，每船坐一班人。几百只船，放舟中流，蔽江而下，经耒阳、衡阳、湘潭、直抵长沙。耒水和湘江，江水碧绿，岸上翠竹丛生，绝佳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这简直是游山玩水，哪是旅次行军？

    从长沙到武昌，我们改乘火车。人稠车小，挤得连解小便都无法动弹，只好用漱口盅接尿由窗口倒出去。我见一块铁板，还没有人占据，于是上去铺上军毯，准备入睡，哪知道越睡越冷，终夜不能成眠，只得站到武昌，真上当不浅。

    到武昌后，政治大队驻城内两湖书院的左侧独院内，工、炮大队驻平湖门外。我们政治大队不几天就换了大队长，据说沈铸东到汉口后，朋友请他吃饭，有妓女陪酒，被某见习官闯见，报告他有失革命军人尊严，所以被撤职，大队长职务由十四队队长张鸿儒升任。所遗十四队队长由许继慎继任，十三队队长也改为徐向前。徐和许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共党员。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伙同张静江，企图把军事政治中心、移到南昌，而推翻迁都武汉的原决定。这就形成了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这时已对黄埔实施了改组，下令取消校长制，改以校务委员会负责校务。校务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他们是汪精卫、蒋中正、谭延闿、吴玉章、徐谦、邓演达、顾孟余。教育长先由邓演达兼，后由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调任。除第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大队外，还在武汉招收了第六期新生。以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黄埔的控制，将两个步兵大队由黄埔调到南京；经理科两个队则留黄埔。因此黄埔军校第五期就一分为三。宁汉合作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五期步兵科两个大队就被说成为黄埔军校本校，并继续招收第六期学生，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期工、炮、政治三个学生队的学生，要重新登记，才算黄埔同学，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反称为武汉分校。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没有错，特附上当时的毕业证书一张以作物证。

    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宁汉未合流前武汉国民政府招收的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有一个女生队，二百来人。专门培训女军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我们第五期学生还有人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这也是黄埔校史光荣的一页。

    我们学习期间的黄埔军校，是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造就初级干部的。因革命形势的发展快，干部需要量大，时间又短，所以我们学到的军事技术和其他军事知识，是很不够的。而我所在的政治科更是这样。好在大家接受革命理论，愿为主义而牺牲，稍学一点军事知识，就有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基础。兼之当时连年作战，有不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所以黄埔军校还是造就出了不少军事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少贡献。

    政治科是为了造就军队政工干部的，我们当时由陈群教《三民主义》，廖划平教《本党政策》（国民党），萧楚女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教《青年运动》、《社会进化史》，甘乃光教《农民运动》，陈启修教《政治经济学》，沈雁冰教《文艺××》。沈雁冰时常穿中国式长袍，外套西装大衣，长短很不调和，他讲课很风趣，给我印象极深。黄埔政治教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读过李达编著的《马克思》及《独秀文存》一类的书。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更是我们的主要读物。通过教官们的讲解和课外阅读，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是导致国家衰弱，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根?。要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投身于革命洪流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地振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屹立于世界。

血花剧社的一幕

    正当武汉政府准备对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独裁，武汉市内出现了反蒋标语和漫画时，蒋校长居然于1927年1月，在一片反蒋声浪中来到了武汉，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到“血花剧社”开会。

    “血花剧社”是根据“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而命名的，地址在汉口原大世界旧址。这天，几百名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聚集在这里，敬听蒋校长训话。当时，蒋校长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陡然之间全场听众惊讶不已。他停顿片刻继续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发生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蒋介石悲痛的声调，随之激昂起来说：“同学们须知，今天正是革命成败关头，你们要相信我，坚定不移地誓为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

    听了蒋校长一番“苦口婆心”，慷慨激昂的讲演，一部分学生为校长“沉痛”的心情所“感动”，偷偷逃往南京追随蒋校长去了。左派学生识破了蒋介石妄图用封建感情笼络学生，网罗党羽的阴谋，仍留在武汉。

在宁汉分裂声中提前毕业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群众中公开，整个城市在形势剧变中仍保持着暂时的宁静。这时，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办公室主任李合林，把我和傅秉勋叫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要我们提前毕业，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南京的消息吗？”他见我们茫然的眼神，继续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会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尽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郭汝栋阻止无效，可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果这也办不到，要郭汝栋无论如何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是时，二十军军长杨森兼任川鄂边防司令部司令，郭汝栋为副司令。郭驻防涪陵，拥有两师一旅兵力。

    我们肩负着吴玉章、李合林给予的使命，提前毕业了。同时提前毕业，一道分到郭汝栋部工作的，还有任逖猷、赵启民、蓝鼎彝三人。任是共产党员。

    离校前，军校发给每人二十元服装费，购置皮鞋，武装带，军装等。我们一天时间就按规定制备齐全，一身军官打扮，由武汉上船，溯江而上。

    当时，我们只知道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事变，但对蒋疯狂屠杀共产党的具体情形毫无所知。一路上，仍以革命军人自居，而不知道驻防宜昌的部队，是忠于蒋介石的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稍不注意，就会被彭扣留。幸好轮船直航重庆，不靠岸，我们糊里糊涂地过了宜昌。来到奉节，我们还是麻痹大意不知警惕。奉节已是杨森防区，由所属第八师师长王文俊部驻防。

    这天晚上，我们下船进城去找饭馆吃饭，正吃着，突然听到街上急促的脚步声和吆吼之声，原来是王八师（四川人当时这么称呼王文俊）的巡查队出巡。只见为首一人手捧木牌，上书一个“令”字，一个排长不断吼叫：“一切人立正，站起来！”我们新从黄埔毕业，对这腐朽封建的一套毫不理睬，照常吃我们的饭。这个排长一见，冲上前来吼道：“干啥的，令箭在此，为啥不站起来？”我们当中不怕事的说：“我们是黄埔的，我们不懂你们这一套。你们这一套是土办法，九州外国都没这套东西。”这排长一听，鼓起一对蛤蟆眼说：“咹，你们是黄埔大学毕业的军人，怎么还说黄话？到我们城防司令部去说。”一听这话，我不禁着急起来，他们是杨森的队伍，而杨森是反武汉的，弄不好会吃亏。所以急忙站起来，同他们赔礼道歉，说我们刚到奉节，不懂规矩，请求原谅。同时，我又自我介绍说，我是郭汝栋的堂弟，我们都是分发到他那里去做事的。这样，我们才侥幸地离开了奉节，随后再经万县到达涪陵。

    从此，我结束了军校学生生活，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墨子有几句名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我18岁投奔黄埔那时正是一个思想纯洁，毫无世故，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年多的军校生活，正像一缕洁白的丝放进了红色的染缸，思想所受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就决定了我的曲折的一生。历尽劫波，回头一想不禁怅然。

黄埔同学会

    我离开黄埔后，经常梦绕蝴蝶岗和两湖书院，却再也没机会旧地重游了。1932年，我到南京参观中央军校，原来以为母校不殊往昔，哪知道气氛完全不同。所有“打倒帝国主义！”、“准备流血牺牲”一类标语，全换成“礼义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辨顺逆”一类东西了。我在广州和武汉，都不大知道黄埔同学会，但是南京的黄埔同学会则在1927至1932年时期声势显赫。它不特是蒋校长直接控制的封建组织，而且是一个迫害黄埔同学的特务组织。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黄埔学生，都须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领到登记证的，才被承认是同学，有共产嫌疑的，不许登记。登记了的会员，如果失业，都可到同学会登记失业，立刻可以领到生活费，同学会还负责重新介绍工作。同学会会员必须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允许有其他组织活动，更不准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若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一经查出，即严加惩处。同学会还鼓励同学间互相检举，谁是共产党员，被检举了的，要写悔过书，否则会坐监。在武汉毕业的五期学生，在同学录上是无名的，必须有两个同学担保才准登记，这些都说明黄埔同学会当时是结帮拥蒋，并迫害进步同学的组织。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主要是当时黄埔同学中的头面人物，如曾扩情、贺衷寒、刘咏尧等人。他们之下，又有一批喽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今天说这个是共产党员，明天说那个有共产嫌疑，因此被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左一点）不知凡几。我也是被检举有共产嫌疑的一个，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考陆军大学时，是用黄埔五期毕业的学历，但同学录上无名，又未登记。不知是哪位同学为我作了“好事”，他检举我与傅秉勋有共产嫌疑，陆大考试委员会审查，反而因此反证，证明我是五期学生，准我考试。从这以后我的“黄马褂”（泛指黄埔生）才算正式穿稳了。

    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蒋军有嫡系、准嫡系和杂牌之别。全部军官从上到下，一律是黄埔师生的称为嫡系；军官约半数为黄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军官多的部队，则称为杂牌。所以同是蒋军，黄不黄关系重大，“天子门生”、“黄虫”的称号，不是无因的。

    黄埔的海潮依旧，革命高潮退了，黄埔精神消失，黄埔历史影响犹在，我从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脱黄埔的影响，往事如烟，使人感慨系之。

退学回国(1)

    在陆军大学

    （1932—1937年）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征服全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于9月18日，令盘踞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了长春至沈阳线上的柳条沟一段路轨，诬我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我沈阳北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我们正好要结束联队生活。9月20日前后，日本报纸大登北大营事件，工兵大队官兵都作了传达，他们见到我们中国留学生，都投以蔑视的眼光，我愤恨羞愧得无地自容，出寝室门便低着头，再不愿碰见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这时候，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等总来讲“日支亲善”，说局部地区的误会，很快就会过去，劝我们回到东京，不要“喧哗”（闹事），好好完成学业。这种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语的亲善，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想奋发图强，湔雪国耻。九一八的炮声，也惊醒了我在日本“学点本领”的梦幻，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允许中国自强的。日本并不是“避难者”的乐园，除了归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不允许我有任何其他选择。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队附学习的其他四个中国士官候补生离开丰桥，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还到车站送别。我们当然也“感谢”一番，就上火车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东京。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请愿退学。我们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学生，也纷纷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面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中国驻日大使汪荣宝却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留学生要安心求学，不要闹事，要相信政府能解决“中日争端”。可是我们很多士官同学，不听这一套，自发成队地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数人乘马前来驱散学生，中国大使馆也派了一个姓丁的参赞来劝学生回校，我们坚持不走，宪兵扬鞭跃马，冲进学生队伍，一时秩序大乱，新闻记者摄影机的灯光闪闪，人们的喊叫声高响入云。丁参赞怕次日的报纸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这一屈辱的场面，我至今回忆起来还不胜悲愤。幸当时我们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才派人出来说：“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我们大叫：“亡国奴才再回来。”于是大多数人都办了退学手续。我本来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难忍，所以这一次我是热心的退学鼓动者。我认为要退就要全部退学，才足以显示中国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就竭力宣传“日军进攻锦州，两国宣战。如果我们不走，就都会成为俘虏。”想把所有的学生都鼓动走光。遗憾的是，竟有十来个人不愿退学，而且以后退学回国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复学的。至今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没有爱国心，干这种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叫外人鄙视的事。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国人在日本受歧视、遭侮辱的利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心情十分沉重。这时我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我们士官学校退学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学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每期学生推举代表两人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允许我们投考中国陆军大学。我是二十四期学生两名代表之一。

退学回国(2)

    我们四个士官退学学生代表，到南京后，求见了许多日本陆大或士官学校毕业的先辈，请求为我们投考陆大说情。他们口头应允，实际没有行动。主管此事的关键人物是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先生，他一见面便责怪我们不听政府招呼，不能沉住气在日本完成学业。我们只好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广大土地，我们激于爱国义愤，实在忍无可忍，呆不下去了，才退学的。既然已经回来了，请政府想办法安顿我们学习！”

    “不听命令，怎么能安顿你们呀！”周先生板起他那哭丧面孔，毫不留情地说。

    我们慑于威势，有求于人嘛，当然就低声下气地再三请求：“我们不回来倒也算了，既然回来了，如果政府不管，弄得一些人又跑转去，就有辱国体了嘛！还是请副监想法吧！”

    他沉思片刻说：“不能准你们考陆大，你们二十三期的，去中央军校八期报到，二十四期的去第九期报到，继续学习！”

    “像我这样黄埔五期毕业的，似乎不好再到九期学习了，还是请准我们考考陆大试试看吧！”我以为又抓住理由了这样说。

    “那么你们军校毕业的自行去投考吧！”

    我们再三请求无效，只得回来劝所有同学照周副监的决定去中央军校报到，千万不要再回到日本去。还鼓动说：“不要看眼前吃亏，从长远看，取得黄埔资格也可能有好处。”

    结果二十三期同学无一人报到，各自散了。因为他们离毕业只有几个月，认为不须再学就可工作了。二十四期同学，如蔡文治、林同门等，都进了中央军校第九期。还有少数几个人又转回日本士官学校去了。

    我虽然以黄埔学历可考陆大，但初试期过了。恰巧郭汝栋保送的两名初试及格的学员中，有一个人是四川陆军测绘学校毕业，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需选员递补。林泽仁返回郭妆栋的四十三军后，任参谋处长，见机就为我寄来密封空白试卷，令我把试卷答好，连同保送公文，一并向参谋本部投递。这时我走投无路，不愿回日本，也不愿到湖北阳新郭汝栋部，因为他们正在“剿共”。找共产党嘛，正当革命低潮，一时也找不到，于是决心潜心求学，待毕业再作打算，因此我按林泽仁的办法做了，这样我便取得入陆大的复试资格。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1)

    陆军大学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它是仿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兴办的。目的是培养高级指挥员和参谋。我在陆大学习时，听德国教官说：“普鲁士高级将领，多系王亲贵族，他们在作战指挥时常因侦察敌情、地形和传达命令指示，分身不过来，就常派自己的子弟和身边亲信去干。这就要求这些皇亲国戚子弟和亲信们须具有绘图能力和熟知战略战术及参谋业务等本领。为了培养他们，老毛奇元帅就在参谋本部兴办测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以，以后测量局和陆军大学一直属于参谋本部。”1930年至1931年，我在日本学习和1932年至1937年在蒋军陆大学习和任教时，见日、蒋都是仿德编制——测量局和陆大归属于参谋本部。

    陆大校址初在北京，后迁南京，抗战又迁到重庆山洞。据说：陆大第一、二、三期，是草创时期，陈调元是第一期，我在陆大学习时，日俄战史教官黄家濂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后“人才蔚起”。蒋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徐永昌、林蔚、周亚卫（以后又入日本陆大）、阮肇昌、贺国光、熊斌、王泽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陆大学员。七期以后，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办了一个时期。所以，第七、八期学员，多系东北军军官。张学良易帜（改五色国旗为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与蒋委员长合作，时人称为易帜），蒋介石接办陆大，先后派黄慕松、周斌等任校长、教育长。八期、九期，特别班三期同时在校，这是陆军大学在北京时最盛时期。开办特别班，是因为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入陆大旁听，但是每期能批准旁听的人数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招收这些人入学。入学考试不考普通科学，只考军事学。我所认识的蒋军高级军官如卫立煌、黄维、夏楚中、郗恩绥、温鸣剑、张秉均、戴之奇等，都是特别班或第九期的学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卫立煌师侵入红军四方面军的七里坪、金家寨，蒋介石特别赞誉卫立煌，说：“我送卫立煌去陆军大学学习，这几年学得不错。”这也为陆大提高了身价。八、九期和特别班毕业后，蒋介石把陆大迁到了南京。

    1931年11月陆大在南京招收的学员为第十期。这时，蒋介石声称“九一八”国难当头，要求两广和谈，已略有眉目。所以陆大第十期第一批只招收八十三人，为两广留二十来个名额，表示和解。

    陆大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即报考生须受过正式养成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还规定从某期起至某期止的年间限制），任主队职军官二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能参加考试。当时承认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西北军校、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阎锡山办的太原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等军官学校毕业者，才有报考资格。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行营或各军举行，中央各军事机构及中央军校（即黄埔）高级班等，在军校礼堂举行。各师可保送两名初试及格学员。连同初试试卷送南京参谋本部，经审查合格后参加复试。复试由参谋本部组织的陆军大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试卷均密封。军事学考应用战术、基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等教程。应用战术为考试重点。第十期第一批复试考的应用战术，想定是一个有骑、炮、工兵加强的步兵支队的遭遇战，地点是在秣陵关附近。基本战术、兵器等考试题目，已不记得了。这一期因规定投考学员要有二年主队职经历，所以没考实兵指挥。普通科学考语文、政治、高中数、理、化、史、地及一门外国语。我是选日语参加复试的。笔试之后，还要口试，我幸被录取了。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2)

    第十期原定1931年12月1日入学，后因“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推迟到1932年3月1日才开学。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后改称汉口路）屈子祠（军政部旧址）。编制很小，校长、教育长之下设有教务处、编译处、骑术处、秘书室、医务室、总务组等。教务处之下有印刷所和图书室。学员不编队，无队长一类管理人员。

    陆大招收的第十期学员中，有旁听学员五人，即钱卓伦、李及兰、何绍周、甘丽初、吴斌，他们是蒋介石特准的，没有参加考试。入校后同样受教，同样毕业。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听生。以后要求特准入学的职级较高、资历较深的军官增多，于是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加以容纳。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陆大时，共有四期学员同时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长是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以后因蒋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师”自任校长。杨改任教育长，但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大毕业（在士官学校曾与蒋介石、张群同期，在日本陆大与熊式辉、陈仪、张亮卿等同期），战略上见识高远，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考试，名列第一。1936年，两广反蒋介石，蒋的谋士们多主张用兵，他反对。他以当时两广反蒋的形势为背景拟成想定，要求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们战术作业提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忽视了想定上日本正窥视中国的背景情况，答案都是攻韶关，下南宁。他讲评说，这样日本就胜了。他的原案是大军压韶关桂林；以共同抗日为理由，与两广协商，政治解决，我们都心服。1944年，他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战略部署，批评说：“艾森豪威尔（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扇形展开，包打败仗”，不久，果有亚当森林之败。但杨为学有点“得大意”，“不求甚解”；他接受新事物快，思想能随时代进步。1946年，蒋介石、陈诚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他冷笑地说：“如果美苏之间的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三个月消灭不了共产党，就是三年，三十年也消灭不了。”他任驻苏大使归国后，军事思想有所改变，经常引用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但他为人负才骄傲，大言不惭，因而不免言过其实，遭受打击。杨杰一直与何应钦、朱培德不睦（朱是他的连襟），对老上级程潜则颇恭顺。1949年，他由昆明潜赴香港，准备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杨杰主持陆大，喜搬用日本陆大那一套。按日本陆军军事学校的二级学制，士官学校（相当于中国黄埔军校）负责养成教育，把一个普通中学生或部队选送投考的军曹（中士）通过军官候补生训练，培养成为一个军官。举凡一个校、尉级军官应具备的战术、兵器、筑城等军事知识、“忠君爱国”的思想、军官仪态，以及作风等，都应达到一定要求。士官学校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成为少尉。以后通过步、骑、炮、工、通讯、经理等兵科学校的补习教育，增进各兵种知识。陆大则为培养高级统帅和参谋的陆军最高学府。凡经历过二年主队职（营、连长），不论进过或未进过兵科学校的军官（上尉或少校）都可报考陆大。每期在学校三年，所以三年一考。因年龄限制，一般终身只能考两次。日本军官，只要能够考上陆大，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不愁不位至将军。因此，每个学员都很自负，自视高人一等，表现得气宇轩昂。所有在校学员不编队，没有管理，学校功课完毕，即各自回家，战术作业也可在家里作。杨耿光在主持中国陆大时，也只管学术，不负管理责任，要求学员自重自治（十期、十一期均无班主任，除少数未婚学员住陆大宿舍外，余均租房住校外）。他不管政治思想教育、纪律、作风、仪表等，他认为这些是军官养成教育的责任。殊不知蒋军军官养成教育质量较差，照搬日本那一套行不通。十二、三期以后，学员人数多了，纪律不免废弛。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1)

    陆大第十期的课程，重点在军事学术，有战术（大军统帅、海军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装甲兵战术、炮兵战术等）、战史（拿破仑战史、普奥战史、普法战史、日俄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参谋业务（包括军队编制、装备、辎重、输送、动员等），邻邦军备，兵要地志，军制、军队人事法规、军队教育、兵器、野战筑城、永久筑城、地形（包括航空判读）、谍报勤务等。另外还有马术。非军事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法学、国际公法、心理学、逻辑学、数学、外语（德、英、日）等。

    应用战术是重点中的重点，分别由中国及德国教官担任。中国教官除张亮卿、何成璞、徐祖贻、林熏南是日本陆大毕业外，其余皆中国陆大前期同学。他们在第一、二学年教师战术，第三学年教军战术，都是照搬日本那一套，运用《战斗纲要》及《大军统帅》上的原则，指导图上和现地战术作业。他们结构想定，写出基本情况，补充情况，要求学员用文字或要图作情况判断，决心处置，作战计划，阵地编成，火网编成等。

    图上战术每星期两次，分六个战术班（每班不超过二十人），在室内作业。

    现地战术，第一、二学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各约一个月。第十期第一学年秋季战术实施，在句容、镇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兴、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举行。第二学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带，春季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地举行（在青岛还作了战史旅行，讲日德青岛之战）。出发前，按原战术班由教官发给想定并加说明，学员即结合好地图，标绘好情况在图上研究（考虑腹案），然后作认领乘马，整备图囊图板行装等准备工作，到现地即乘马侦察，对照地形，对照情况，在图板上作业。在一地完成一个科目后，又转移宿营地，在另一地形进行另一科目的演习，直到按计划完成各项预定科目为止。

    不论图上战术或现地战术，都是令学员充当同一职务，作同一答案，交卷后，教员阅卷分案，讲评，颁发原案。如系连续想定，则根据原案构成补充情况，再令学员根据情况作出答案，照前法进行教学。这就是我军所说的集团作业。这种战术教育法比较呆板。

    第三学年现地参谋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张家口一带、春季在六合、扬州、镇江一带举行）与现地战术比较，想定结构，规模大，兵力多，作业范围广，除作战指挥有关作业外，还有运输及补充补给，前送后送等有关参谋业务，军务，后勤问题的作业。指导方法也不同，教员按想定分配学员不同职务，使按不同职务作不同作业，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况，都按原案构成，进行推演。这种指导方法，蒋军称计划统裁。这种作业方法即我军今天的军事导演。

    以上这些由中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都是单方面的。只有毕业前进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务演习”（简称高司演习），即我军今日的“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是红蓝两军对抗，（蒋军及日、德各国，都以蓝色代表自己，而以红色代表敌人。对抗演习时，常称红蓝两军或称南北两军，东西两军）在室内用图上兵棋进行推演。杨耿光自任统裁（即我军总导演），张亮卿，何成璞分任东、西军统裁。由一些战术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员任端末统裁（我军今日称端末导演）。记得我这次担任的演习职务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骑兵旅长。这次演习也是计划统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计划、通报、情况要图、决心要图等（即我军今日所说的战斗文书），我主要搞的是骑兵搜索计划和命令。这次高司演习，战术构思不精，只是一个形式，参谋业务也只讲究格式，没有什么战术运用上的磨炼可言，胜负判定，不能使学员心服，学员搞得十分乏味。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2)

    主要是由于战术素养低，不能让学员自由奔放，发挥战术才能，适时以情况诱导其按计划推演。所以，搞计划统裁，又生怕对抗演习中学员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况设得简单，使学员一眼就明白该如何决心处置，以免脱出原案范围，说服费事。

    教海军战术的姜鸿滋，讲了一些单纵阵，双纵阵等阵形，我未获什么教益。以后，一矮壮的德国教官教潜艇战，我印象也浅。现代战争，制海权重要，尽人皆知，我并非不重视，可能是由于海军知识少，不能深入理解。

    陆大在北京时就聘请了德国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顾德威（后由石达开Starke）教应用战术，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战术，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军的青年军官（不记其姓名了）教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Metzner）教化学战，古稀（Gruse）教大军统帅、战史及阵地战，王恩瀚（Wangenheim）教参谋业务，编制装备，动员输送，列强军备。

    这批德国教官都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培曼、顾德威、石达开、古稀都是德国陆大毕业，战术素养较高。史培曼、顾德威初教我们团、旅战术。所以，当时称德国教官教的应用战术为小战术，以后，一直由师教到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参谋旅行。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班都一直称小战术班。他们的想定结构比较巧妙，很注意战术战略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文字不多，没有什么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换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天气影响，就感觉意味深长，很费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们的指导方法也比较灵活。第二学年后，经常混用计划统裁和自由统裁（根据学员答案推演），交错进行集团作业和军事导演。例如：想定发下后，先令学员以军师长等指挥员身份作集团作业，然后，分配演习职务，进行军事导演，根据答案选两个不同方案的学员分任指挥员及参谋长，让他二人去辩论。这样，他不多费口舌而利害自明。接着，按指挥员的决心，指导下去，适时出情况诱导，使错误的方案，愈益显得不利。讲评时，从头到尾指出利弊得失，使学员心服口服，记忆深刻，受益较多。现地战术用自由统裁，如出现不利于按计划转移宿营地而出情况又诱导不过来时，就发补充情况，又令学员集团作业，选符合原计划的答案，更换指挥员，继续演习。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3)

    最有趣的是史培曼用同一想定指导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员和第十期小战术第一班学员，但所得的结果（胜败和运用巧拙）完全两样，这种自由统裁的双方对抗的军事导演，教员不固执原案（腹案），两军胜负悉决于演习指挥员的战术决策，演习起来生动活泼。但指导很不容易，教员要脑筋灵活，点子多，见机生情，出情况诱导学员，而又不显现故意为难某方的情景。杨耿光主张只在第三学年参谋旅行时用这种方法实施，他认为此时学员的学力够了才能完成演习。但中国教官怕这样作，德国教官第二学年起即提早经常作。

    德国教官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体现德国《军队指挥》一书（该书系《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修改后改称的），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但不硬啃条文。例如敌我对等兵力装备时，他们为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很注意行军态势，战略动机，以便先求得有利的战斗正面和有利的战略形势，一下就集中发挥所有力量，予敌打击，改变兵力对比，并一步步紧逼，不让敌方挽回颓势，一直“以优胜劣”打到底。

    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不搞开进、展开那一套、而是直接就攻击准备位置并不总是对敌阵弱点业已了如指掌，一来就对敌弱点进攻，而总是在战斗中发现好机，投入决胜力量，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对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军队指挥》除防御之外新增防支（持久抵抗）一章。我认为这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略防御，以攻为守，过早调动了西线兵力，致马恩河会战失败，因而强调次要方面避免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问，不硬性防御，以便重点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决战。持久抵抗就是次要方面避免硬顶，避免力不如人，死争一城一地，徒增伤亡的一种战法。虽不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高度机动、灵活、主动；不及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致敌灭顶之灾的强大威力，但也终不失为劣势对优势采取持久战的一种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飞机坦克投入战场，高速度大纵深进攻，已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争指导规律，但只要注意到防空降，防空，防集群坦克，打人民战争时亦可以持久抵抗战法作为参考。

    有一年暑假前，杨耿光要德国教官指导我们一周的沙盘战术。他们认为沙盘的优点，在于显示地貌地物比地图有立体感，而地形缩小若干倍，又比在现地易于观察全部地形，了解纵深情况。但沙盘须二千分之一以上大比例尺，地貌地物才显示得清楚，最适宜于连营战术。团以上战术，正面纵深场较大，所需地域面积大，沙盘上比例尺小了，地形模糊，反不如地图上推演兵棋清楚，连以下战斗，所需地面不宽，现地战斗教练，比沙盘更有效果。但沙盘可以不拘真实地形如何，随心所欲，按教育课目的要求，显示地物地貌，又可以把堆成的地形推了，按另一课目的要求，重新再堆。这种沙盘教学最适宜于教员随心所欲地假设理想的地形和敌我情况，教军官学校初学战术的学生，深入理解战斗原则，灵活运用战斗原则。（恰似日本人所谓白纸战术的搞法）例如：史培曼设一横亘东西的马鞍形高地，一高一低。令南北两军的排长从等距离去争夺高地。北军排长全力以赴，争最高的高地。他却诱导南军排长以二个班赴最高的高地，而以一个班赴较低的高地，这个班当然先到达较低的高地的顶端，即以轻机枪侧射登高峰的北军，使其卧倒，南军另两个班就得以先到最高的高地。所以，沙盘仍不失为良好的战术教育的补助手段。这就是德国军官学校教沙盘战术，而陆大则不教的缘故。我认为他们对沙盘战术的看法颇有道理。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4)

    蒋军好搞电气沙盘，地形和情况（如显示炮兵和飞机轰炸弹着点），永远不变，这只能是模型，缺乏战术的意味，用于战后讲评，总结经验则可，用于磨练战术则很不足。实战中，仿敌阵地作现地沙盘，进行演习，使指挥员明了上级的意图、自身任务、行动方式方法，熟悉地形道路及敌人配备等，对战斗实施有很大帮助，是各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应该推广的。

    古稀讲大军统帅，只讲原则，未应用于作业。他在讲歼灭战略和持久战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等原则时，都举战例证明原则。他主张打歼灭战，并主张以歼灭战达持久之目的，他举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东普鲁士方面作战为例，说明以攻为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达持久之目的，颇受学员欢迎，惜比较大而空。

    林德曼教炮兵战术，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和以后阵地战那一套战术，炮火准备长达一星期甚至半月、一月之久，时间太长，难收奇袭急袭之效。导进弹幕射击，阻止射击、逐次集中射击，破坏射击，交通遮断射击等，讲解亦尚清楚，可惜未搞炮兵战术作业，亦不如后来我看见苏联专家炮兵战术计划精密，也未与史培曼等教的战术联系。史培曼也是炮兵军官，他主要只注意野山炮或野战重炮（十加，十五榴）的杀伤半径，有效射程，遮蔽高，运动性等战术性能和放列阵地，观测所的选定以及完成效力射准备射的时间等，从不涉及集中射击，破坏射击等技术问题，亦不大注意防坦克炮的运用，部队防空注意到伪装，行军时取对空距离等，但未具体指导过高射炮运用，这些都是缺点。

    史太秋等教的空军战术，强调进攻，赢得制空权，认为攻击为最好的防御；强调发展轰炸能力，重于发展驱逐（歼击）能力。例如，敌机来袭，他们认为驱逐机拦击次要，最好的办法是出动轰炸机炸毁炸沉敌机起飞的机场或航空母舰，或尾随回航敌机，一网打尽，主张对进攻之敌实行反火力准备，强调摧毁敌军需工业，交通枢纽，瘫痪敌人工业交通运输，他们强调飞机性能和航空工业后备能力，认为敌对双方宣战后第一线飞机首先接触，一星期内双方飞机和飞行员数量迅速下降，一月以后，双方空军力量的强弱，主要决定于飞机制造能力、所造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训练能力。因此，他们强调要搞民航，以保持空军的后备力量。他们称飞机是炮兵的长臂，即可以打击炮兵打不到的敌方深远纵深，从而认为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击在炮兵有效射程外的敌后方。攻击机应超低空飞行，以领导地面步坦兵冲击，其震骇作用多于杀伤作用。但当时还未强调空降，空运的作用，也还未明显显露出糅合《制空权论》和《机械化兵论》为一团的闪击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空战战术思想，当然是很不够的。

    第十期所学装甲兵战术最差，教官皮尔纳不懂战术，讲些“的塞尔”发动机之类技术问题混时间。（以后，我入研究院第三期时，奈维格教机械化战术较好）

    麦次纳讲化学战，战术技术结合，很受学员欢迎。他认为糜烂性毒气，障碍作用大，但无补于进攻。窒息性化学战剂初出现于战场，颇有震骇敌人的精神作用，但要大面积达到有害浓度不易，所以，战术上可收一些效果，战略上不大发生作用。这虽是第一次大战经验总结，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战剂确实没有被大量使用。现在，美苏都在研究化学战剂，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施用过，苏军也正用以对付阿富汗的游击战，但大量用于正规战，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战略意义且为舆论所不容，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5)

    古稀教的阵地战多是一些呆板的防御配备和进攻的方式，我觉得在战略战术上未给我什么印象。

    白俄教官布尔宁教过战略学，他取材苏军条令、介绍了战略、战役法，战术的概念与我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所了解的大体相似。

    战史也是陆大重视的课程。杨耿光常说战史是战术之母，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推敲战争双方的庙算谋议、战略决策，师法古名将用兵，也不仅可以找出一些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加深对原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总结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窥测出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找出指导未来战争的规律，制定战路战术原则，用以教育训练干部，作好未来战争的准备，以争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以，第十期时，战史课程相当多。龚浩讲拿破仑战史，黄家濂讲日俄战史，杨耿光自己讲北伐战史，德国教官古稀讲普奥、普法战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典令原则，都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又是战史中的重点。可惜古稀当时都是站在德国立场，着重研究国境会战、马恩河会战、坦仑堡会战、华沙会战、罗马尼亚会战等的战略得失。事实上，第一次大战中，飞机坦克已起重要作用，已是闪电战的滥觞。第十期在校期间，制空权论、机械化兵论都已甚嚣尘上，而古稀在这些领域毫未涉及，研究战史而不推想未来战争，这样研究用处不大。这点也可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殷鉴。

    德国教官王恩瀚教的参谋业务，编制装备，邻邦军备、动员输送等，都很一般，不过汇集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讲动员也讲了工业动员，变平时生产为战时生产等，但对国防建设上如何发展工业，介绍得不够。当时，国民党几无工业，可能也是学员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毕业时，戴高翔、魏汝霖等编了一部《中国将校必读》，多取材于王恩瀚的讲授。

    筑城先由中国教官马龙文讲，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后，一德国工兵教官讲筑城，否定堑壕体系，主张注意伪装分散的据点式阵地。

    其余课程，不一一介绍，只有三门不为人重视的课，我认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尔宁讲的谍报勤务，内容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谍，防谍，今日都尚有参考价值。

    2.戴锡龄教官教的军队教育，既说明一些军队教育的原则，又详细说明每年度训练总监部如何下达训令、各军师如何作出指示，各团如何作出年度计划，期间计划，周间计划，每日计划。这一套虽然都取材于日本，但教育计划性强，对部队要求严格（都是全训），对搞部队教育，很有帮助，我认为今日也有参考价值（与我所见苏联顾问的《军队训练法》的教材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相互补充）。

    3.马术，当时战马被誉为无言战士，是战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练马术。以后，杨耿光主张学摩托车和汽车驾驶，但未能实现。如今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电子技术实施指挥，但指挥员和参谋大都还要靠在飞机、汽车、摩托车甚至战马上实施指挥。因此，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应学会马术（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着），学会驾驶汽车，能驾驶飞机更好，不能空中驾驶，也应学会在空中目视侦察能力。

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6)

    第十期曾于第二、三学年的暑假，两次去庐山五老峰下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

    1933年，庐山开办“北路剿×军官训练团”，陈诚任团长，杨耿光任教育长，所以，杨耿光弄我们去。先以为去任连排长教员，哪知到庐山后，把我们编为第十二连受训。

    1934年，“庐山剿×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陆大第十期、十一期学生均前往受训。第十期中有少数同学任排长，我和多数同学还是学员。

    这两次暑假训练都是为蒋军打气为主，而所谓军事训练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只搞一些诸如射击、筑城、爬山运动等士兵动作。1934年，德国总顾问巴德讲了一次初级战术，讲搜索，警戒、瞭望等七个问题。

    每天朝会，每周纪念周，蒋介石、陈诚均要讲话，但无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之类呓语。张励生（当时似系行政院秘书长）则经常阿谀奉承蒋介石、陈诚，说他们讲话好极了，并对蒋、陈的讲话作些发挥，使人听了肉麻。受训完后，各发一柄短剑，上镌“军人魂”三字。这不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自卫武器，实际意味着蒋介石要求每个军官要“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两次训练团受训对我来说，除在庐山避暑爬山外，一无所获。

    因为陆大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所以要熟悉各兵种情况，日本陆大是把学员分到不同兵种的部队去队附学习，当时中国无较强的部队，所以杨耿光把队附勤务改为兵种学校参观见习。我们去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见习，看了战斗演习。详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步校现地沙盘，搞些泥人，我们戏呼之为阎王殿，但这只不过是调皮而已。我认为，现地沙盘，可在沙盘上显示情况，而令学习者在现地作各种战斗动作和决心处置，是一种好教育方法。另外，我们还参观了海军和空军，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飞行。史培曼还组织参观了几次炮兵射击。

    我们毕业后，学员曾分组赴军政部、军令部、铨叙厅见学一月。我分配在铨叙厅，厅长林蔚。这一个月见习是我难忘的一次学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人事法规”，了解了任官、任职、退伍等手续。这一套人事法规，完全抄袭日本（日本《军队成规汇集》汇集了全部人事法规）。

    平时军官分官组进行考核（尉官以联队为单位分组，校官以师为单位分组，将官全国范围内分组，以比较优劣）。

    有停年和经历调任的规定。停年即每一级军官有一定的晋级时间，使其熟悉职务，不到规定时间，不得晋级。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经历调任是为了培养军官的才能，当其任一职务，二三年后，即改任他职，如相等级别的参谋、教官、队职军官等职务对调。这些办法颇有可取。但蒋军并未认真执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亲。文化好的终身参谋，政工人员终身卖狗皮膏药。军师长把持一个部队长久不放，压抑有才能的中青年军官晋升等现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么能把军队建设好，军队哪会有战斗力？

    第十期毕业后，曾选三个学员去学空中侦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时间六个月，在空中飞行共四十小时。学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读、目视侦察、炮兵射击指挥、空中射击等等。学习完后，还规定我每年须去空军服务一个月，但我以后未去过。现代战争，战场辽阔，指挥官参谋人员，常须空中视察、指挥，培养一些陆军人员具有空中知识，办法是好的。而且，现代战争，海、陆、空常须联合作战。所以最高统帅部、方面军等的指挥员、参谋，能具有海、陆、空三军知识最好。

    由于杨耿光提倡上课记笔记，陆大十期学员，上课很少缺席，还专心记笔记。下课后，学员们不是作战术作业，就是整理笔记。早晚自习，常有许多人读外国语文，看参考书籍。翻译官们对我们说：“陆大在北平时，学员颇讲究交际，互呼‘学长’，校友观念很深，庆吊往还、请客送礼之外，还经常一下课就携带家属，或家属们互相邀约，看戏打牌。甚至还三三两两，狎娼宿妓。学习风气很薄弱，没有你们这样好学。”这些话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学以讨好十期学员，但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我记得1933年旧历初一，我们不放假，照常上课。学员到齐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邹编译官不到，经频频催促，才姗姗来迟，腼腆地说：“以前旧年新年没人上课，所以未准备来。”这就是一个例证。十期以前，学员拜把兄弟，以便在社会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闻其详。十期毕业时，某几个同学攀龙附凤，同甘丽初拜把兄弟，结小团体，陆大十一期以后这种结小团体之风逐渐盛行起来。后来，蒋介石先生糅合黄埔同学会和四校同学会等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原是为了“作之师”，（他兼各军事学校校长）殊凑合?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1)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双十二事变前后(1)

    在抗日战争中

    （1937—1945年）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汝瑚感觉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忙拉他到旁边小声对他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械弹向哪里去补充。”郭汝栋这一生动例子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杂牌部队的心理。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部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分别与何应钦、顾祝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有特殊关系，因而嫡系部队又形成许多派系。何应钦受蒋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张胆拉派系，但对顾祝同、刘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将领，他都能指挥裕如。顾祝同对苏北的王敬久、韩德勤、方先觉等关系较深，陈诚掌握第十八军、胡宗南掌握第一军、汤恩伯掌握第十三军都自成一派。蒋介石经常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借此以掌握军队，左右局势，殊知派系林立，终酿成离心离德的结果。

双十二事变前后(2)

    双十二前夕，冯玉祥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指挥不动军队。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静，我写讲义到深夜，睡得特别酣畅。13日我清晨起来去到黄泥岗买菜，见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队伍，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地开赴下关。我觉得情况有异平常，一打听才知昨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这些部队是准备在浦口搭火车开赴洛阳前线进攻张、杨的。我顿时觉得蒋介石不被杀掉也将长期被扣留。内战发生，兵连祸结，中国又不知道将闹成什么样子。随后听说冯玉祥主张讨伐，但当他发现他指挥不动军队时，声调就低了，何应钦在嫡系部队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调动部队，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并声称派飞机轰炸西安，一面电邀汪精卫返国主政（我听说汪返国途中曾去日本勾结）。隔两天又听说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张不打，认为打就是置蒋介石于死地，随后听说蒋的美籍顾问端纳到了西安，继而宋美龄、宋子文于20日、22日相继去西安。12月25日晚十时左右，全南京城响起了一阵一阵的鞭炮，说蒋介石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到南京，把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关了起来，报上还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我当时地位低微，听到这一切，仿佛是读传奇小说一样，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张杨何以会“纵虎归山”。以后才知是出于共产党调停，以便举国一致对日抗战。我们一般人当时也认识“安内必先攘外”。“枪口对外”，才可不打内战。例如1936年两广事变时，陆大教育长杨耿光以蒋桂双方实际情况为想定，要我们战术作业，定下决心，拟出作战计划。我们答案都是进攻，杨发表原案，却是大军压迫，政治解决，一致抗日。并讲评说，军事解决，不是“中央”胜，也不是两广胜，而是日本胜了，我们非常佩服杨的高明。但是共产党这次下这一着妙棋，我们做梦也未想到。我对这样快就解决了“攘外安内”的问题，急转直下就转入准备抗战，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

    蒋介石决定抗日事虽出于不得已，但也加紧了抗战准备。由于我们陆军大学第十期是1935年3月毕业，十一期是12月毕业，两期同学大多数走上了重要军事岗位，所以我们在陆大当教官的人，消息也颇灵通，对蒋介石的抗日准备，一鳞半爪，知道不少。我说蒋介石加紧了抗战准备，是说他这以前也略有准备，不过不积极罢了。我听说1935年何应钦认为：如对日开战，几个月后就会没有械弹装备补给，所以军政部在湖南株洲修建兵工被服等厂，在军实方面做准备。成文的国防计划，当然不可能目睹。但听说，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拟了一个国防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大意是对华北的防御准备，由唐生智在军事委员会内密设执行部主管其事。在海州、徐州、开封、洛阳一线构筑防御阵地，建了不少钢筋水泥的机枪掩体，以作阵地骨干，在沧州石家庄线也构筑了防线（陆大十期同学文小山、李荻秋在执行部任参谋，李还亲身侦察各线重机枪掩体位置，知之甚详，以上情况是他告诉我的）。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十期同学吴光朝任其参谋处长）负责南京近郊及镇江、句容等地国防工事。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主持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以东至淞沪等地国防事务（原因是一•二八他曾率第五军在淞沪协同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青阳港西岸、吴（江）福（山镇）线及锡澄线构筑国防工事。

双十二事变前后(3)

    张初先在中央军校设高级教官室为秘密办理国防事务的参谋处，由陆大十期同学童元亮以少将步兵科长名义主持业务，陆大十期同学史说、方传进、沈蕴存、陈保生都以战术教官担任参谋。1936年双十二以后，张治中在苏州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张任司令，以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徐权兼参谋长，童元亮兼参谋处长，龙矫、史说相继任第一科（作战）科长，唐化南任参谋。他们都是我陆大十期同学，从他们口中我概略知道经蒋介石核准的张治中的作战计划，是先作所谓扫荡战，消灭日军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杨树浦公大纱厂的日军部队，然后封锁长江，坚守海防。张治中集团的右翼由张发奎任苏浙边区司令，驻嘉兴，担任澉浦、乍浦、嘉兴地区国防工事的构筑。

    与此同时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当时称为爱国七君子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被释放了。为了解除后患，蒋介石对一些可能叛变，供敌人利用的老军阀、政客，也分别情况，一一进行了处置。

    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以后，一直寄居天津，他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日本人一直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秘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唐绍仪是一个老政客，他和孙中山是同一时代的人。唐自从被迫辞去袁世凯政府的总理职务以后，再没有重上舞台的良机，当见时机已到，便向日本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实在是一拍即合，于是，他们便暗中勾结起来。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其影响之大，危害之烈不可估量。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对此早有预料，并派特务赵理君去把他杀了。

    段祺瑞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颇深，蒋介石担心在全面抗战时，段可能被日本利用，于是便利用他曾在保定军校学习过几个月，段是保定军校监督的往事，与段拉师生关系，写信给段，称段为老师，问段还记得“蒋志清其人乎？”并说日本人快来了，特迎接老师到后方安全地方去。这就安定了段祺瑞，终未受日本人的利用。

    蒋介石就是这样，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杀的就杀，必要时也可以拿钱收买，制服了一批人。

    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的中央军事体制是仿照日本的，主要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下设

    办公厅主　任：朱培德

    参谋本部　参谋总长：程潜

    军政部部　长：何应钦

    训练总监部部　长：李济深（唐生智？）

    　副部长：周亚卫

    军事参议院院　长：陈调元

    兵站总监部部　长：俞飞鹏

    铨叙厅厅　长：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兼

七七事变时庐山所见

    我在陆军大学第十期颇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是黄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的，有共产嫌疑，思想恶化（当时把抽鸦片一类人称为腐化，把思想进步一点的人称为恶化）。因此，当时加入了蓝衣社的同学们不准吸收我，还监视我。第二嫌我调皮捣乱，不服管教，不好驾驭，其实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辩论，不看风色，有理的事要争到底，见不平的事好出来说话而已。我进校第一天，王泽民教育长点名，把我名点漏了，我就质问：“报告教官，为什么没点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乱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喜欢我称他“教官”。“我叫郭汝瑰，不是我把秩序弄乱了。”他于是重新点名，点到我名字时，他又漏掉了，我于是抓住机会说：“报告教官，不是又把我点掉了吗？”于是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就觉得这小家伙调皮、犯上。第三，我是从杂牌部队来的，我的中校参谋底缺（领薪的单位）在川军郭汝栋的第四十三军。

    尽管如此，有的同学还是认为我能干，学术上有一套。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曾粤汉，就认为我思想虽“不正常”，但很能干。

    曾粤汉进陆大前是陈诚的下属，毕业后任十八军十四师的师参谋长，那时人们认为，带兵的职务比不带兵的职务要强些，因此，曾不愿任师参谋长，而愿调任四十二旅旅长。十四师缺师参谋长，要有人顶替他才能脱身，曾粤汉便将我介绍给十四师师长霍揆彰，霍向陈诚汇报说：“此人能干，只是有一点不好，思想左倾一点。”

    陈说：“年轻人嘛，叫他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思想左倾一点好嘛。”

    曾粤汉这样告诉我，并约我于1937年3月专程去湖南岳阳部队驻地见了霍揆彰一面，我认为十八军标榜“不要钱”，可能是一支较好的抗日的军队，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我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并且邀请学者名流，在庐山商谈国事，针对日军对平津的进逼发表谈话说：“如果日军进攻宋哲元的军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奋起全面抗战。但同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也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谈话也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妄谈牺牲。”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我们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我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我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我的爱人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

    “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我连忙叫他们走了。我从此踏上了抗日征程，开始了八年抗战生涯。

淞沪战役(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运十四师的兵车，黑烟滚滚，昼夜飞驰，殊不知师部列车到达永年车站。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于是我们掉转车头转津浦路向苏州急驶。车到南京我与师长霍揆彰一同进谒何应钦。何向我们说：“得情报日机今日首次袭击南京，你们要注意防空。”所以我们入暮才开车。到苏州第三战区前方指挥所，见到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作战科长史说及方传进、沈蕴存、唐化南等一批同学。经他们的介绍，我才清楚了全国的情况。

    抗战开始，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以后又改称军事委员会），主要机构和人选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总长：白崇禧　程潜

    参谋本部改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军政部不变部长：何应钦兼

    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　部长：白崇禧兼

    军事参议院不变院长：陈调元

    办公厅不变主任：徐永昌（贺耀祖）

    新成立一个政治部　部长：陈诚

    副部长：周恩来

    新成立一个军法执行总监部　部长：何成濬

    铨叙厅不变厅长：林蔚

    兵战总监部改为后勤部　部长：俞飞鹏

    委员长侍从室不变　主任：林蔚

    （见附录《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表》）

    八一三之前，因受一•二八战后所订淞沪协定的限制，安亭、太仓停战线以东，中国不得驻军，上海市仅保安队两个团，战斗力不强，不足以执行扫荡任务，于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以黄杰的税警总团独立旅钟松部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上海，蒋介石答应了。当夜何应钦与张治中一同由蒋介石处告辞出来时。何拍张治中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出事的呀！”这个旅进入上海，一部进驻虹桥飞机场。日久果然日军微有所闻。8月7日，日虹口司令部派军曹大山勇夫（有人写资料误以大山勇夫为中尉，其实军曹相当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中士）乘机踏车到虹桥侦察。他蛮横无理，非要进入机场不可。

淞沪战役(2)

    当他强行闯入时，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击毙。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将判死刑的犯人化装为保安队士兵枪毙后，陈尸于大山勇夫尸侧，通知日军，说大山勇夫先击毙我门哨，我战士还击，才将大山打死。日军要派租界法医验尸，我方坚持在中国境内应由中国法医验，争执不决，形势日趋紧张。8月11日晚，蒋介石下令，命张治中的八十七师由江阴、福山以汽车运送至杨树浦；八十八军由苏州开闸北、虹口；三十六师由无锡火车运输到江湾。与此同时蒋介石并准备沉船封锁江阴的长江航道。使日本长江以内舰艇，部队无法逃走而将其全部歼灭。殊不知汪精卫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某，将此消息密告日军。日军得此消息，一夜之间，即将江阴以上长江内舰艇及汉口日租界海军陆战队撤到上海，致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兵力增到四五千人之多。8月13日，我军未进攻而日军就先启战端了。8月14日我空军到沪轰炸，我军开始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坚固，我军未能突入，杨树浦方面攻到汇山码头，又被迫退了出来。新成立的杜聿明的装甲兵团的两个战车连，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日本国内增援部队迅即到达，于是双方陆续增加部队，而战争激烈展开。

    （一）罗店之战

    我所在的十四师之所以由平汉路方面开回上海，就是由于陈诚预定任淞沪战场左翼兵团总司令。他要集中使用他的基本部队的缘故。

    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宝山、罗店、浏河口、白茆口、福山、太仓、嘉定、刘行、杨行地区，以保障张治中中央兵团侧背。这是鉴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白川大将便派兵从浏河口偷袭登陆，抄十九路军后路，从而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的惨痛教训，防止敌人抄袭而采取的步骤。所以我师一到达苏州，即奉命开赴常熟警戒白茆口到江阴一带江面，以防日本人登陆。

    上海正面，张治中的中央兵团虽攻打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未克，但日军向我发起反攻时，中央兵团各师采取街市防御，敌我之间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彼此伤亡相当，日寇进展困难，于是，便迅速调兵增援，在川沙口偷袭登陆，直攻罗店。

    罗店是左翼兵团十八军李树森的六十七师在那里驻守。李遭敌强烈炮火袭击，支撑不住，撤出罗店。战斗进行之中，我十四师奉命增援，十四师编制，有四十和四十二两旅，每一个旅有两个团。此时，四十旅的八十团，四十二旅的八十四团防守江岸，尚无部队接防不能撤。故我师只有七十九、八十三两个团由常熟出发，星夜兼程直奔罗店，到达嘉定城后，发现罗店虽被日军占领，但未继续进攻，六十七师部队仍在罗店南与敌对峙。师长霍揆彰同我研究作战方案，我讲：“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我们的六十七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增援上来了。因此，我们可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背后，两团夹击，六十七师佯攻配合，定可夺回罗店。”师长对此作战方案表示赞同，乃命高魁元的八十三团由西向东正面进攻罗店，阙汉骞的七十九团迂回包围。六十七师协同我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淞沪战役(3)

    这时候，我刚到十四师任师参谋长不久，在官兵中尚无威信可言。因此，师下属个别军官对我的作战方案表示怀疑，阙汉骞就以要我给他划战斗地境线为借口，不愿接受命令。副师长凌兆尧听见后反驳阙说：“迂回部队就根本不划地境线嘛，两个团又不是并肩作战，要什么地境线？”阙无言对答，只好带着部队勉强地出发了。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了进攻。罗店的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八十三团正面河面上有一座桥，但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所封锁。我军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均被敌人打退，死伤惨重，进攻顿挫。

    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造成进攻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阙汉骞没有严格执行命令。阙在接受命令时就表现得不坚决，他的部队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并没有立即带领所属三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面也隔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三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三营的士兵们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就顺利地到达河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枪声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到里面藏了起来。

    十四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部队向罗店发起冲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从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上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内，片刻，陈诚来了，我以香茶相待。陈问：“这儿离前线有好远，汽车能不能去？”

    我答：“不远，汽车能去。”

    我便同陈诚一道坐小车来到施相公庙。陈听到前线枪炮声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感觉有点震骇，急忙对师长说：“嵩山，你这个指挥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飞机厉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飞机一炸，我们就会溃不成军，赶快撤下去。”说完就离开了指挥部。

    陈诚来前线视察，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师长霍揆彰听陈诚这么一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陈刚走，师长就立即给正面进攻的八十三团下达了撤退命令，而迂回的七十九团与师部电话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达。霍竟要丢下这个团不管就要走。我说：“整整一个团丢下不管怎么行？”霍不听，与副师长凌兆尧坐上小车就跑了。我一直等到把七十九团电话叫通，下达了撤退命令后，才离开指挥部。

淞沪战役(4)

    当时，情况并不十分危急，师长竟置一个团的士兵生命于不顾，甚至连参谋长也不要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我离开指挥部后，步行了好几里，才到一条河边追上他们。他们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了，又才停下来等我。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八十三团已撤退下来，牺牲了二百多人。七十九团两个营完完整整地撤退下来了，但第三营还未撤下来。傍午才知道，该团因第三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用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并动用飞机对这一片竹林狂轰滥炸。在这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上，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立脚不住赶忙撤退。来到河边，原来搭的临时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早已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又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了。第三营的李营长也在此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时隔不久，日军又从宝山登陆，攻打宝山县城，周磊的第六师在宝山苦撑一周，伤亡殆尽奉命后撤。夏楚中的七十九师（属陈诚十八军系统）又在月浦一线与敌人交锋，夏与日军作战数日，伤亡很大，呼叫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请求增援。夏说：“我的人牺牲完了，没有人了。”罗说：“你是什么？难道你不是人？你就在那里给我顶住。”

    （二）南塘口之战

    此时，十四师已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十一师及六十七师。全师两个旅四个团，在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等候七十九师被消灭后，迎击日寇进攻，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食欲大减，夜不能眠，有些胆怯，不愿当旅长。师长怕他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可副师长却说：“这种状况叫我去，我才不干呢。”师长问我愿意否？我说：“为国家打仗嘛，怕什么？我去。”我便同曾对调，曾粤汉当师参谋长，由我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当我率十四师四十二旅在南塘口一线布防时，夏楚中向我通话，埋怨罗卓英说：“我给罗卓英打电话，请求派兵增援，他派一个班的人来我也不嫌少，他却一个人不派，还问我是什么，妈的屄，我当然是人啰。”我听后将此事告诉了师长霍揆彰，并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乘日军进攻夏楚中时，派兵夜袭进攻月浦之敌的右侧背，去一个团，一个旅都行，我愿意带去。”师长不敢做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殊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

    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我们加一个部队上去，假如把日本人打垮了，他退下去了，我们实际上就争取了时间，即使不打垮，给他以很大的伤亡，他的进攻速度也就慢了，这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

    罗说：“你没有弄清楚上级的意图，不准你乱动，擅自行动要受军法制裁。”我的意见未被罗采纳，故只好死呆在南塘口、北塘口、顾家角一线，等日军来进攻了。

    月浦离南塘口、北塘口仅十五里之地，夏楚中师被打垮后，我们就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1937年9月13日（阴历八月初九），日军正式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我开玩笑说：“有这样多的日本人给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浅。”接着连日数十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我指挥所又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声震耳欲聋，死神时刻在等待着我。一次，一颗炮弹正巧落在指挥所内爆炸，尘土飞扬，房上的瓦片稀里哗啦掉了下来，我等竟无一人伤亡，亦云幸哉。有人凑趣引八十三团团长王中柱的话说：“哎，这炮声这么凶，叫人什么名利心都没有了。”我拿起一个钢盔往头上一戴，也开玩笑地说：“我什么也不顾了，但是，我的头也还是要顾一下。”众人一听，一阵苦笑。敌人总是炮击后就要冲锋，我军如顶住了，就再进行炮击，然后又冲，战斗异常激烈。每到下级营、团长叫喊顶不住了，或一部溃退下来，我就出掩蔽部督战，指挥作战时，总急得我满头大汗，汗水变成水蒸气蒸发到钢盔上，然后又变成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由于我军只要坚持到薄暮，敌人就停止进攻。所以下午不断看表，望太阳落山，但每看表一次时间都不过过去五六分钟，真是度日如年。副师长凌兆尧一次上前线视察，见到这种情形，急忙要离开前线，他的卫士倒还想得很周到，特地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

淞沪战役(5)

    在这次战斗中，我配备一个团正面与敌人作战，另一个团作预备队，若第一线团阵地失守，我就立即命预备队以一个营进行反冲击，复又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连冲三次就快搞光了。充预备队的八十四团一营营长宋一中，个子矮小，他带一个营反冲上去后又被日军打退，我即命士兵将宋绑起，送来枪毙。宋营长苦苦告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的就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宋营长心想，丧失阵地是死，与敌人作战也是死，不如为国捐躯。他又带领士兵们冲了回去，果然把阵地从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伤亡仅几十人，他本人不但没有死，甚至连轻伤也未曾负，但几天以后，他却瘫了。当时战斗之激烈，可以想象。

    战局危急之时，八十四团团长邹毓南力主退却，我说：“那怎么行。”立即拿出纸笔，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这位团长看了我的遗书后，无地自容，即返前线，我亦亲临前线督战。有一次，我见一个广东教导旅的干部临阵脱逃，拿出手枪正准备向他开枪，他急忙冲到我的面前，用手将我的手枪托起，跪在地上说：“我家还有老母啊！”

    “混账！”我一边骂一边用力踢了他一脚，他顺势在地上一滚，爬起来就跑，我见他返回阵地，也就没有再向他开枪了。

    一天，在我旅与四十旅战斗分界线顾家角南的四十旅防御阵地一侧，垮了一个缺口，敌人钻了进来，我向师长报告说：“右翼进来了一股敌人，好像是在四十旅的地境线内。”师长左袒阙汉骞，打电话给阙。问究竟是哪旅的正面被突破了？

    “郭旅长，你没有查清楚，是谁的地境，怎么就往上报呢？阙汉骞认为我中伤了他，很不示弱地打电话质问我。

    为弄清情况，以免引起内讧，我对一个姓刘的传令兵说：“你敢不敢上前线去，查明敌人是从哪个旅正面进来的？”

    传令兵：“我敢”。

    我又问：“到顾家角呢？”

    传令兵：“我也敢。”

    我继续问道：“那么到连部呢？”

    传令兵：“敢”。他回答很坚决。

    我说：“那好，你去吧！”

    传令兵接受任务后，即刻出发，天还未亮便从前线返回来了。他不识字，画了一张草图给我，图上画有一座桥，桥的右侧方画了一个醒目的大箭头，而我旅与四十旅正以桥为界，桥左侧属我旅，桥右侧属四十旅。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师长，并说：“我不是与阙旅长争输赢。敌人打到了我的正面，我也要垮下来。打他那边，坚持不住，也没有办法，补救就是了。”结果，四十旅丧失阵地的那个营长被革了职。

淞沪战役(6)

    本来，阙汉骞的四十旅，在我右翼、六十七师胡琏旅在我左翼，连日战斗的结果，阵地逐渐后移，但旅部硬顶住不能退。于是他二人来到我的掩蔽部，三个旅长共用一个指挥所，指挥所设在郭家宅。

    战争正激烈进行时，一天，六十七师前线的一个团长给胡琏打电话说：“我没有子弹了。”

    胡琏说：“没子弹怎么？我还是没有子弹。”说完把电话丢了。

    我在旁听见后，马上对胡琏说：“伯玉，不行啰，他借故说没有子弹了，退下来，你把他没有办法，将来这个账难得算。你赶快打电话给他，就说郭旅长的子弹运来了，大家分到用，快回来领。”我的子弹确实刚运到。其实，那个团长要子弹是假，借故是真。运了一些子弹上去，再没有借口，他又稳住了。从此，胡琏常常对人讲，在那么紧张的场合下，郭汝瑰能够想到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国民党的部队与日军作战时，最不讲究做工事，战壕挖得既不深，又不坚固，同时也很暴露，敌人一眼就能看见我们战壕在什么地方。而日军训练有素，作战不慌不忙，首先对我阵地用炮猛烈炮击一二小时，战壕里的士兵多数被破片所伤，我下级官兵又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这时候，敌人开始冲锋了，往往一冲就垮，如冲不垮，他又退下去再炮击。敌人冲锋时，我方即用轻重机枪猛打，而敌人的“三七”平射炮又是专门对付机关枪的，很快就能瞄准，只听见“卡……孔”一声，机枪就完了，士兵们都叫它“卡孔”炮，确实很厉害。敌人实在太猖狂，可我师一个山炮营一共却只有八门大正六年式山炮。口径很小，射程又短，东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恨。一天晚上，我命山炮营长将八门山炮集中“放列”。急袭射击三分钟，营长很害怕，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八门山炮朝着敌人的阵地一齐开炮，仅五分钟就打了一百来发炮弹。敌人迅速用光测，双曲线交绘法，很快测出我炮兵阵地所在，几分钟后就行制压射击。敌人集中火力向我炮阵地开炮，下了四五分钟的炮弹雨，地都震动了。幸亏是夜间，敌人目标不准，我方仅伤亡十几人，山炮完好无损。但从此以后，山炮营就再也不敢集中射击了。师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式装备，两家伙打烂了，我们就没有了。”

    9月17日（中秋节），我部接到撤退命令，我八千多人的旅，撤下时只有两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都打坏了，把打坏的枪互相拼凑，亦只有4挺机枪还能用，其余概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所打坏。唯有迫击炮连的炮，一门也没有坏，且伤亡很少，我问迫击炮连的张连长：“你是怎么打的？”

    张说：“我把追击炮连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人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几十到一百公尺又打，敌人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我部下撤，交防给第四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很自负，还以北伐时的“铁军”自居，他用指责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个仗打笨了，应该进攻。”

    我说：“对，应该进攻，专守是一件笨事。”

淞沪战役(7)

    后来，张德能果然进攻，但冲不动，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蒋军将领就说进攻不行了，要持久还是只有死守好，其实，并非张进攻有错，而是张进攻不得法。记得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人作战时，王每日夜袭都可搞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几个敌人，或捉一个把俘虏回来，王耀武师既能如此，若张德能部进攻得法又焉有不同之理？

    张德能部打垮后，后一线的部队又与日军抗衡，同样，只知道死守。蒋军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牺牲殆尽，胡宗南部守刘行，只三天就溃不成军。唯西北军王修身部（杂牌）因工事坚固在刘行顶了九天，装备好的部队不如装备差而做工事能力强的部队。

    阙汉骞最初老跟我过不去，我当师参谋长时，他就经常拿我在陆大时讲的欧洲战史来讥讽我，说：“参谋长，你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参谋长，这前面你还敢来呀？”

    我说：“为什么不敢来？”

    南塘口这一仗，我与他同当旅长，曾经共用一个指挥所，他见我作战时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炮弹打中了指挥所，我仍从容不迫，照常指挥，从此，他不小看我了，与我感情很好。

    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之后，我的喉咙肿了，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拿电话筒的手痛得抬都抬不起来。中秋节晚上部队下撤时，皓月当空，我与阙汉骞骑马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兴致勃勃，问这问那，好像这时候他才刚认识我一样，而我却在马背上瞌睡矇眬，也不知与他谈了些什么。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爱国团体组织了许多慰问团，宋庆龄、何香凝也专门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前线来慰问，并给前线士兵送来了白兰地酒和三炮台香烟等物。我本来不抽烟，但这时不断抽烟、喝酒、寻求刺激，何香凝还送给了我一件毛线衣（以后我珍藏很久）。亲人的慰问，更增添了我前线官兵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三）守南翔

    十四师在太仓经过一个月休整补充之后，又奉命守南翔，我又回任师参谋长。四十二旅旅长由罗广文接替担任。

    十四师部队到了南翔，立刻占领阵地，这时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当我们暗夜经过十五师的阵地时，流着汗拼命作工事的十五师战士问：“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你们的哥哥，怎么都不知道啊？”霍揆彰一边走，一边转过他那肥胖的身体回答，十五师的战士听了以后不很高兴，霍揆彰接着说：“我们十四师，你们十五师，怎么不是你们的哥哥？”

    十五师的战士听后，一个个都大笑起来，一个人说：“这家伙是个大官！”

    “哈哈……”又是一阵笑声，我们也就渐渐走远了。

    我们在南翔严守阵地。敌主攻是由大场方向南下，所以十四师正面战斗并不激烈，这时罗卓英在广福镇指挥，一夜要我去开军事会议。罗卓英说：“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专守防御不是办法，主张广东部队到达，即进行反攻。辞公（指陈诚）要我们研究，如何反攻为好，以便向上级反映意见。”我们研究结果，认为正面应在苏州河坚决抵抗，侧面由南翔到罗店应全面反攻，重点应保持在广福镇方面，广东新锐到达，即应使用于广福镇地区，向大场方向冲击。七十九师师长夏楚中也参加了会议。他的部队正在广福镇正面，他认为这是向坚固阵地进攻，主张把部队分成几个波向前冲去，第一波到达指定线后，即构筑工事，巩固占领地区，然后第二波又向前冲击。如此各波交换向前直冲到敌炮兵阵地。他是想他的部队作有限目标的近距离进攻。

淞沪战役(8)

    会后不久，广东部队一五九师、一六○师在南翔东发动反攻（实际是反突击），一夜之间，便垮了下来。广东战士确实勇敢，但战场纪律很差，溃退下来的士兵经过十四师防守地区时，成群向后乱闯，口头不断地用广东话叫：“冲啊！耶瓮构（一五九）耶落零（一六○）！”

    在我们的阵地后，他们乱放枪，不论敌机高低远近，都轻重机枪，步枪齐鸣，初先我们不知道原因，误认为敌人插到了我们后方了，经查明才知广东部队打飞机。

    这次是淞沪战场三个月战斗中的唯一的一次反突击，事后史说告诉我：“广东部队到上海时，士气很壮，白崇禧亲自到张治中司令部与张商量反攻，张治中与童元亮均不十分同意，白又问我，我力主夜间反攻，白同意，他亲自指挥。但部队不熟悉阵地进攻的方法，不知压制消灭敌人火力点，而只凭血肉之躯猛冲，故伤亡甚大而溃退下来。我们陆大同期同学官惠民团长、夏国璋旅长均在这次战斗中以身殉国。”

    我认为这次反突击失败，战术战斗上都有错，但战略上的错误最大。如果不只在南翔以东正对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实施反突击，而是保持主要突击于广福镇、大场方向从南翔到罗店都放弃阵地全面反攻，敌人侧背到处有弱点，则给敌人一定的打击是可能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也准备由广福镇方面反击，但南翔以东正面坚持不住了，所以急急忙忙把一五九、一六○两师对着敌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主力对主力的顶牛战术，不要说是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之敌作战，就是同等装备之敌作战，这样搞也会败下阵来。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这时候，上海正面作战的朱绍良集团（接替张治中）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被日军截断退路之危险，而蒋介石仍不实施战略退却，一心想再顶几天，坚持到九国公约在日内瓦开会，依赖九国公约强迫日军退兵。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不知何故，我师一直未接到撤退命令。此时，广东叶肇的六十六军在我左侧，离我师尚近，我便向六十六军参谋处长郭永镳（我陆大十期同学）通话，问：“撤退有我们没有？”郭说：“全部撤退，你们十四师经青羊港，昆山往下撤。”我将撤退命令记录下来，天黑时，我师亦开始撤退。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淞沪战役(9)

    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

    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

    （四）青阳港战斗

    霍揆彰既任五十四军军长，十四师新任师长陈烈到任了，我仍任十四师师参谋长。次夜，我与陈烈带部队撤退到了青阳港公路桥时，见奉命在青阳港组织收容的八十七师的部队要过早地烧毁那座桥。如果公路桥被破坏，我师的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因桥梁破坏，无法过河，而被日军歼灭。陈烈看见后，急忙上前制止。守桥部队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

    陈说：“我是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

    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请求我们上级，看意见如何？”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战略收容部队的吴奇伟打电话说：“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这个桥不忙烧，我把师工兵营调到这里来，把炸药安装好，另外派一个连的人在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都过桥，到最后，说炸桥，一炸就行了。这样好些。”吴表示同意。

    但守桥的士兵说：“这桥是你叫不烧的，那就由你们来负责防守。”

    陈说：“负责就负责。”

    陈烈一面令扑灭桥上的火，一面命工兵营聂营长装药，并派出一个连到青阳港彼岸桥头占领桥头阵地，收容我们的部队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部队仍未过完，我师四十旅也还有一部分受伤士兵未到达，这时日军混在我退却士兵中，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被冲垮了。“敌人来了！”负责警戒的士兵大叫，工兵营聂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一下子就冲过桥来，占领了桥头阵地。

    本来安装炸药时应准备两套装置：电机点火而外还要安装导火索点火，以防万一，殊工兵聂营长考虑不周，竟酿成如此大错。

    陈烈见桥被敌人占领，早已吓得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可以亲自上去组织人暗夜拿炸药到桥下去人工点火。”陈听了这话以后，同意我去组织工兵人工爆破，但我到达前线时敌火非常猛烈，桥头防守更严，无法接近。炸桥未遂，陈怕桥夺不回来，要受军法制裁，便不惜牺牲，命士兵硬冲，但多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均被敌人强烈火力所击退。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山炮营。

淞沪战役(10)

    山炮营自从在南塘口与敌人较量之后，再也不敢集中“射击”。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丢又可惜。我叫山炮营长留下三门山炮及全部炮弹，其余撤走。并命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一齐开炮，炮弹打完为止，炮兵们一心想把炮弹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个个也都不怕死了。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拼命打了两个多钟头，几百发炮弹在公路桥周围开了花。虽山炮弹威力太小，桥未被炸断，然而却阻止了敌人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半夜又用几只铁舟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据点——朝霞村。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师又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离朝霞村不远的河岸，国民党原修有一个水泥工事，我二十多个士兵带着一挺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以很大的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实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对准机枪孔连打了几发炮弹进去，工事里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进那样的机枪掩体了。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七百人，包括七个营长。战斗激烈，仅次于南、北塘口。待到战略收容的目的已达到，部队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

    淞沪战争刚打响时，苏州的百姓认为，国民党军队将一触即溃，日军很快便可打到苏州城。因此，百姓们都纷纷逃亡，致使苏州市面萧条，形同死城。后见国民党的军队竟能在上海与日军抗衡达三月之久，苏州安全无恙。原逃亡在外的百姓又都陆续回到苏州城。各行其是，一到夜间，苏州城内外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开夜市起来。殊不知，兵败如山倒，百姓见前面部队已撤到苏州城，自然又都着了急，家家的妇孺老小，都急着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慌乱之中，大家乱成一团，什物散失满街，骨肉四方逃散。这时苏州不是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了。

    我们撤退路过苏州城外护城河桥时，看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躺在栏杆上睡着了，这小男孩长得又白又胖。一个老兵看见说：“这个娃儿真乖。”

    霍军长说：“你把他背去嘛。”

    老兵说：“我自己的枪都背不走，哪里还背得动这个小孩。”

    苏州河上，逃难的船只，拉船的多是一些女子，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大都先走了。苏州的女子，一个个长得都很娇嫩，平时很爱装饰，现在也不讲究了，她们把高跟鞋脱下来，搭在自己肩上，赤着双脚，在河岸上拉着纤绳艰难地行走，船上坐着她们的老小。一天很难走十里八里，看见这情景，真叫人伤感，我们这些当兵的，竟连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都不能给以保障，太可耻了。

    一路上，尸体遍地，伤号叫苦连天，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部队行军休息时，偶遇一间房屋，进得门去，但见地上躺着三五具尸体，不得已，只好与死尸相伴休息，并自我安慰说：“打死的人是不会传染的。”

    蒋委员长原想把淞沪退下来的部队导入吴（江）福（山镇）和（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再一线一线地顶。可是，部队残破百姓逃，保甲长跑，开永久工事门的钥匙，都找不到手，哪里还站得住脚。结果，这些工事门都尚未打开，钥匙还在保长、甲长手里，部队就又往下撤了。我师乃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又由宜兴到广德。刘湘第七战区的部队到广德后，十四师又再退誓节渡。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长达三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终。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鼓舞下，牺牲精神很高，官兵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海，陆、空联合进攻，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数十万下级军官和士兵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高度评价和永远纪念的。

南京失守

    淞沪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日军在战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一部由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攻南京；主力由太湖南侧经吴兴、长兴，取道广德。又分兵一部继续西进，占领郎溪、芜湖以包围南京，主力则取溧阳、溧水、天王寺，句容，攻击南京。12月初，敌人便进抵南京城下。

    蒋介石把他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到南京城，其中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叶肇的六十六军，以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决心在南京死守，若能侥幸支持一两个月。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打不赢日本人，败而后和，也可以堵国人之口。据说这是根据张群“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方针决定的。此时，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奔走于日蒋之间，要两家不打，共同进攻苏联。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蒋介石命顾祝同为南京城防总司令全权指挥，他自己则准备退往武汉。南京城防总司令这个重要职务，要是在平时，谁也愿意干。可是现在实在是太担风险了。顾祝同心想：十有八九是活不出来了，他同他身边亲信，都留下遗嘱，安排好了后事，坐待死神的到来。

    说也奇怪，这时候，唐生智跳出来要求担任南京城防总司令。

    唐生智任职后，即在青龙山、紫金山各处层层设防，而以南京城为核心，构成环形防御背水阵。并封锁南京浦口间水上交通，把船只都集中北岸，以示必死。

    12月5日，南京四郊战斗异常激烈，青龙山、紫金山、汤山等地相继失陷，十五万大军不得不退进南京，困守孤城。

    12日，日军攻进南京城，国民党军队眼看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唐生智这才慌忙下达突围的命令，并给十五万官兵指定了不同的突围路线。于是一声令下，官兵们纷纷各自逃生，一齐拥向下关。

    下关一带，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大家都抱着要过江逃难的目的乱窜，会游泳的士兵到还好一点，不会游泳的人，有的拖一张桌子，有的拖一条板凳，有的抢一块木板，就往江北游。下关一带，哪里有供十多万人使用的桌子、板凳，他们往往为争一条板凳或一张桌子互相残杀。到达江心，许多桌子、木板翻了，士兵们纷纷落水，于是长江里到处漂着士兵们的尸体，真是惨绝人寰。

    唯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带领两千士兵从陆上突围（其实，敌人并非处处设防，南京城很大，他哪有那么多兵力严密包围？），很容易就进入山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白天躲、晚上走，全部安全转移。他们的遭遇倒还比向北边逃命的士兵好得多。

    敌人攻打南京时，陈诚所属各部，胡宗南、周碞等部退往广德。川军刘湘所属各军则进出广德、泗安地区，我见刘湘部装备甚差，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我认为他们尚能因陋就简，共赴国难，蒋介石将这样的部队，置于进攻南京日军的侧背，适时出击总还可以发生一些作用，但他们战斗力极弱，遇敌一触即溃，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只有一个等待整补的十四师）在誓节渡休息，前方广德的川军佟旅与日寇翼侧骑兵掩护支队接触。一下就被冲垮，十四师只得以残破的军队，坚守阵地，敌人终未越雷池一步。广德泗安的国民党军队坐视日寇大军西去，南京岌岌可危，无动于衷，蒋介石也不命这些部队侧击，甚至连扰乱性进攻也未采取。

    如果说淞沪战役，没有适时诱导我国军队利用水网地带和多线国防工事逐次作持久抵抗，是置七八十万大军于日寇海陆空军火海中自己消耗的拙劣战略，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话，那么，使十余万大军背靠长江在南京作环形防御，就更是睁起眼睛把军队送给敌人歼灭的愚蠢战略（淞沪还使敌人付出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南京则一无所得）。所谓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国父陵寝所在之地，不能不战而退的说法，从军事上看是不值一顾的。军事上“战”，只是为求有利于战胜敌人，明知要吃亏，只为争面子而战，不符合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原则，知兵之将是绝对不干的。如果军队有决战能力，以南京为据点吸引敌人进攻，而从广德、郎溪方面反击敌人侧背，当然不失为可行之一案。但精锐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执行这样战略的。就当时具体情况看，虚守南京，让敌人扑一个空，而我则侧击敌人，使其付出若干代价，而后退入天目山等地，与敌持久，则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后，日蒋和谈气氛越来越浓，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出来斡旋，传说蒋恐桂系不干，征求白崇禧对和谈的意见，白说：“如果条件不苛刻还是可以谈。”但日本人的条件中，最主要一条是承认满洲国独立，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如要他默认成立一个满洲国还可以，但要他黑字写在白纸上，他又不干了，故使日蒋谈判告吹。

    日蒋酝酿妥协和日寇攻徐州而推迟了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他在武汉又整补起来了五十万军队。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就是在这时整补起来的。这是日军战略上的失策。

    南京失守后，我率十四师残部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景德镇到南昌、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武汉整补。

珞珈山干部训练团

    武昌东湖的珞珈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每逢春暖花开时节，这里百花争艳，雀鸟齐鸣，夏季又为避暑之胜地。武汉会战以前，大约1938年5月至6月，蒋介石在这里举办了“珞珈山干部训练团”。这时十四师在武昌补充训练。我被派到训练团学习，这次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气、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讲课内容均与日作战有关，周恩来同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他曾来训练团给我们上课，讲的题目是“游击战”。那时候，抗战气氛很浓，训练团内，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在训练团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幅“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横幅标语特别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这幅标语突然不见了，我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这幅标语有暗示，意即：“你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就支持，你蒋委员长不抗战到底，我就反对。”共产党所持这种态度本无可非议，然蒋介石却做贼心虚，令人将标语取下，并规定，以后凡要写这类标语，就只能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字不准再用。从这件事上，我已预感国共合作潜伏着危机，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要对日妥协并非谣传。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就曾对我说：“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听有关方面说过。”他对我讲这话时很机密，并千嘱咐，万嘱咐要我绝对保密。郭忏是陈诚的参谋长，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话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武汉会战确实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投降或再继续打下去的关键

武汉战役(1)

    南京失守后，十四师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祈门、景德镇到南昌，改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到武汉，就在十四师在武胜关整理补充期间，中日进行了徐州战役，我未参加这一战役，但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和花园口黄河决堤等扣人心弦的大事，总是令人关注的。

    台儿庄大捷，全国燃放鞭炮，这一仗，对于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军队的士气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战术上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据我了解：日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初无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华北的矶谷、板垣两师团，豕突狼奔，分别南下，孤军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师团在临沂受阻不前，矶谷师团单独进攻台儿庄。遇我孙连仲集团坚决抵抗，伤亡甚大，汤恩伯军团又从其侧背反击，因而不得不狼狈撤退。这说明敌人战略上犯了错误。我军装备虽劣而人数众多，常居外线作战地位，捕捉到敌人过失，发挥外线作战的优势，是可以击败敌人的。可惜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总爱正面专守防御，一点被突破，全线都退却，在敌人侧背上的部队，纵然居外线有利态势，怕惹火烧身，宁可作壁上观，而不敢侧击敌人，放弃有利的机会，助长日寇的疯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军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所以在我国土内反抗入侵的敌人，可以不沿后方联络线退却，而且过多的侧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开封陷落，为防敌人西进，蒋介石下令破坏花园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指挥黔军蒋在珍的新八师掘开的，当时陆大十期同学魏汝霖任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写了一篇掘堤经过和经验，说几次掘开未成功，最后挖成阶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堵塞水流了），造成黄泛区，使数百万泛区居民死亡枕藉，流离失所。历史惨剧的祸首当然是日本侵略者，但我不相信中国军队舍此残害同胞的下策，便无阻敌西进的方法，我也不相信日寇因此泛区就会改变它的战略方向。掘堤之举，智耶非耶？可以各有看法，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战史上可耻的一页。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议，未得结果，打通津浦路又告一段落，日寇就决计调集队伍，溯江西上，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企图进一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继续西上，再陷马当要塞，突破长江封锁线，于25日攻占九江，于是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整理补充，四十多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敌决战的架势，蒋并命他的亲信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陈诚指挥下，积极地进行。这时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都到达了武汉，国民党军队元气，已大大恢复。

武汉战役(2)

    霍揆彰在武昌成立五十四军军部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五十四军军参谋长。五十四军下辖十四、十八两师，这个军属陈诚嫡系部队，自然械弹补充都很优先，还派来一德国顾问韩里西斯Henrysis协助训练，部队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之教训。当时，陶德曼斡旋仍未死心，蒋介石也未堵死谈判投降的大门，所以在蒋军的德国顾问仍未撤走，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手把手教中国军队构筑阵地，给中国士兵讲解修筑阵地要多大的纵深，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可谓细致入微。军事委员会德国顾问团还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部队仿效。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十四师就构筑葛店模范阵地，这个阵地选择在北依长江边的白浒山，南临豹子澥（梁子湖）的隘路上，两翼有依托，纵深有约一公里浅丘，似乎地形很好，（横店模范阵地也是两翼依托湖泊的丘陵地隘路）但它们是几十个师守卫的环形阵地之一部分，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就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此时因我任军参谋长须经常前往葛店指挥，而指导构筑葛店模范阵地的德国顾问们就是我在陆大学习时的老师史培曼、石达开等，见面后很亲热，他们经常给统帅部汇报说：“葛店工事做得很好，郭参谋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对德国顾问围绕武汉三镇修筑环形工事的做法深感怀疑，假如在陆大学习时，同学们做像这样的战略决策，做这样的作战计划非挨批评不可。然而武汉保卫战沿三镇外围修筑工事，明明是让中国军人去送死的下策，他们却毫无建议，岂非怪事。

    自从陈诚的参谋长郭忏给我讲了“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的那一番话以后，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贴在墙上，揣摩了两三天，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时隔不久，陈诚召开了有军长、师长、军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陈诚在会上向大家作了战前鼓动讲话之后，还鼓励各部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各地工事一律仿照横店、葛店模范阵地构筑，并尽先完成水泥钢骨轻重机枪掩体，最后还说：“望全军将士同心协力、破釜沉舟，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紧接着，陈诚又叫郭（忏）参谋长、刘（云瀚）参谋处长向大家宣布早已拟定好了的具体作战方案。在那次会议上，十四师师长陈烈，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与我并排就座，当我听了郭忏、刘云瀚的作战方案以后，对他们说：“这又是要遭歼灭的样子。”他二人听后忙问：“你有什么高见，起来讲一讲。”我说：“我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怎好信口开河。”

    他二人怎愿意白白送死，又极力怂恿我发言。陈烈急忙写了一张内容为：“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对作战方案意见具申理由与指导要领口述”的条子，传给陈诚，陈诚看了条子以后说：“好哇，郭参谋长，你起来说一说。”

武汉战役(3)

    “那好吧！”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也未形成文字，说出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海陆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然后以一部兵力攻打黄石，并经鄂城进攻葛店，进迫武昌。这是因葛店南边是豹子澥（梁子湖），北边是长江，中间只有一公里多宽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团作战，因此，敌人必定只使用一部兵力，敌人主力必经阳新西侵，攻占州、三溪口、金牛，直趋贺胜桥、汀泗桥，截断粤汉路，以断武昌部队之退路。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迫汉口的北部，控制汉宜公路，截断我军的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如我坚守武汉核心阵地，让敌人阴谋得逞，我军将士就将遭受歼灭，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武汉保卫战首先应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与敌作战，应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区工事，长江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杨罗等地区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严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陂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人莫予毒。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人听了我这一番讲话之后，都纷纷表示赞同，陈诚听后也点头称是，并说：“那好，作战方案重新研究过。”他一边说一边在会议桌上顺手拿起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参加制定作战计划会议人员名单：

    参谋长：郭　忏

    参谋处长：刘云瀚

    ……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1)

    陈诚将此名单写好当众宣布后，作战会议也就到此休会。我与刘云瀚非常友好，我参加重新拟定武汉战役作战计划，他毫不介意，并基本上按我上述意见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外围防御推进到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地区。及日寇进攻开始，蒋介石又以白崇禧指挥长江北岸、陈诚指挥长江南岸作战，我所在的五十四军担任码头镇、富池口一带江防。当时，五十四军仍只有十四、十八两师，战斗当中才又拨来荣誉（伤兵）师及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原西北军韩复榘旧部，仅数千人），归五十四军指挥。码头镇以东，金鸡岭一线正面逐次由孙桐萱，汤恩伯，关麟征等部担任防御。我们江防部队和这一线部队均统归汤恩伯（兵团司令）指挥。

    日军进攻路线不出我之所料，日寇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境登陆，向我金鸡岭阵地进攻，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一个军伤亡殆尽，换上一个军在后面占领阵地又顶。关麟征初来时，不可一世，他以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自吹自擂，在我面前炫耀说：“日寇矶谷、坂垣的战术确实灵活，我的士兵同矶谷、坂垣打过硬仗，就怕他们瞧不起当面日寇，骄傲轻敌出事。”殊知关的部队与日军作战仅四天就败下阵来，调后方整补，经过五十四军军部时，口称“对不住，我来得迟，走得早。”我问关磷征：“当面日寇的战术能及矶谷、坂垣活泼否？”关不对而退。四天以前的神气劲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不知台儿庄他担任侧击，打硬仗的是孙连仲部，这次他的部队正面顶，被动挨打。又无友军侧击敌人，所以很不容易支持。

    码头镇由十四师四十二旅守备，仅加强独立炮兵××团的76.2野炮一个营，这些炮是苏联支援中国的。我看炮架是1916年制，不觉冷了半截，殊日舰驶入15000米射程内时，这个营一次奇袭射击，敌舰掉头就跑，原来苏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野炮炮管炮弹加以改造，射程加大了，且可穿甲，长江内航行的小舰艇是不敢与他硬碰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人数少，武器差，士气低落，守备码头镇东三四里许的赤山湖与长江间的几百米宽的隘路，因在野炮营射程内，敌炮舰亦不敢进犯。

    以后金鸡岭方面友军逐次后撤，敌人已进出码头镇侧背，四十二旅才放弃码头镇后撤，十四师两个旅及荣誉师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附近。就在这退却途中，汤恩伯通知他所指挥的四个军的参谋长到兵团指挥部开会，我们四个军的参谋长骑着马，在离军团部十余里处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半夜之时，突然天下大雨，行走十分不便，加之，一个个又都穿得十分单薄，偶尔一股寒风吹来，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大家都想休息，天亮再走，恰又前不挨村，后不靠店，无处安身，只好继续赶路。后来到一座桥头，见桥上有一凉亭，便进去栖身，也不知是谁，（大概与我们有同样遭遇的人吧），早已在里面“铺好了”稻草，我们四个人便都和衣而睡，把雨衣盖在身上，并又在上面铺一些稻草，到还觉得十分暖和，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进入睡乡。第二天天亮，我们又策马上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军旅生涯十分有趣，这次与汤恩伯的见面，他用日语称我为同学，他是利用机会与我拉士官同学的关系。谈话中，使我难忘的是他再三叮咛我们要争取外线，谋求从翼侧打击敌人，我认为这是他在台儿庄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经验，心中暗暗佩服，祝愿我们在他的指挥下，为祖国立大功。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2)

    富池口在富水入江的三角地区上，与长江北岸的田家镇遥遥相望，田家镇有旧炮台，富池口富水的南岸有一座山，名半璧山，靠江的一侧，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旧时，为防止上游的敌军沿江而下攻打南京，封建帝王们曾弄了一根铁索横江拦起，并在山的正前方刻上四个大字“铁锁横江”，这时仍清晰可见。但半璧山，只是高百多米，纵深不足一百米的孤立石山，又无树木隐蔽，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什么价值。蒋介石却遥令五十四军十八师在左翼依托此山，背富水构成一扇形阵地，坚决死守。我认为背水作战，非常不利，即用军长霍揆彰名义，建议以扇形阵地为前进阵地，另于富水西岸构主阵地进行防御。但蒋介石在遥远的后方，硬干涉前方部队的局部战术动作，不采纳我的意见，要十八师死守以半璧山为依托的背水阵，结果使十八师在敌人海陆空强烈炮火轰击下，全师覆灭。富池口之战，分明属于指挥上的错误，却硬将十八师师长李芳邨押交军事法庭问罪。

    富池口失守后，日寇又向州、三溪口进攻，云南张冲部继续正面堵击。而此时，汤恩伯指挥各军（包括五十四军）则退到日寇进军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汤恩伯得意地说是争取外线，可是当日寇接连三天向云南张冲部猛烈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数万军队在山上作壁上观。四十二旅旅长罗广文，电话报告：“见排市日寇营地灯火辉煌，人数众多，熙攘往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敌人补给基地。”我问罗广文：“敌人兵站在不在我们山炮射程之内？”

    罗答：“在。”

    我又问：“八二迫击炮射程达得到不？”

    罗说：“迫击炮推进几个山头就行。”

    罗广文是士官炮兵科毕业，我相信由他指挥对敌急袭，是可以胜任的，我便急忙给军长霍揆彰建议说：“我们推进山炮营，并集结几个迫击炮连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并拿几个步兵连冲他一家伙，到天亮时就回来。”霍不愿“引火烧身”。

    汤恩伯与我见面时，以同学相称，我又想起他争取外线，侧击敌人的谈话，便又向他通话，请求下令。可汤却说：“不要打，打就把敌人惹来了。”我建议的目的正是要给敌人以损失，并牵制敌人，使他不解除我们在他侧背上的威胁，就不敢继续前进，这样三溪口正面，就可以多支持几天。然而却未能如愿。三天以后，张冲的部队就垮了。敌人又继续往前推进，而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的部队也往后退，五十四军军部由辛潭铺撤退。那天正好又是中秋之夜，与一年前我由罗店撤退时一样，明月有情，照我夜间行军，马上略感薄寒，仰望辽阔的天空，想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又不禁怆凄感慨至极！最后，关麟征部在金牛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按计划武昌的部队都跳出圈子，敌人只扑进一座空城。江北情况亦大致如此。武汉遂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我所在的五十四军经通山、通城退往长沙，再退常德。离长沙次日，长沙就大火。长沙大火系湖南省长张治中所为，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时人不满，汪精卫即借故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公开投敌，蒋介石做贼心虚，遂将酆悌、文中孚、徐昆三人处死。湖南人特做了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3)

    治绩安在？两个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

    横额：张皇失措

    一月以后，张治中去重庆时与我们在桃源见面，还自叹这一失误，使他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当时我就疑惑他替人受过，1983年我得史说同志如下的信，才真相大白：

    “……9月下旬，张治中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交给朱绍良，转任大本营某部部长。我随他到了南京，闲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的一天晚饭后，突然唐生智派人找我到他公馆去。到后，见在座已有七八人。过了半小时，唐来了，坐定后说：‘我今天在军委会开会，委员长问谁守南京？何敬之就是不作声，我就说我守。我现在任南京卫戍司令，与城共存亡。现在阎锡山守太原，如太原失守，阎锡山死，中国尚有救，我之于南京也是如此。’接着他数了守南京的近二十个师的番号后，问道：‘你们有胆量与我守南京的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于是唐说：‘大家明晨来到职！’我出来即去找张治中，张说：‘我已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你跟我到湖南去，在后方训练一些部队。’我就这样到了长沙。”

    长沙大火是武汉将沦陷前，蒋介石亲自到长沙对张治中指示的。武汉沦陷后，蒋从南岳衡山电令长沙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张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准备。酆的计划“于汨罗江撤退时先放空袭警报散百姓，然后焚烧”，张把“撤退时”三字改为“撤退后”，并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酆回去对警部参谋处长许权说：“明拂晓我检阅部队！”当夜许找警二团团长徐昆商议，二人猜不出检阅用意在哪里，并如何检阅。因酆悌睡下不许人叫醒他，他二人又不敢问，以为必是检阅放火准备。于是连夜拖运汽油，及喷油的水龙头放置各街道里弄，以便放火。半夜后，天心阁附近失火，各处准备放火的士兵说：“放火了！”就到处放火。就这样烧了大半个城，而日军到岳阳南新墙河就不前进了。蒋介石从衡山到长沙，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中孚杀了，省主席张治中撤职留任、保安处长徐权撤职查办，警备部参谋处长许权判无期徒刑。张治中一个月后调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

    此次武汉战役与南京保卫战役相比损失较小，各军都只受损失而幸免于歼灭，唯长江北岸损失了两个野炮团。蒋介石、陈诚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陈诚还到处吹嘘，说他的指挥好，白崇禧还丢了两个炮兵团。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一心投靠英美，德国顾问撤离，长江流域的蒋军就与日寇长久对峙，进入消极抗战阶段。

    我军在常德驻防期间，霍揆彰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我任参谋长，指挥五十三军周福成、五十四军陈烈，七十三军彭位仁等三个军，商震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又指挥霍。这是蒋介石收拾杂牌的惯用伎俩。我们以五十四军驻益阳守备洞庭湖南岸、七十三军驻临澧守备洞庭湖西岸、五十三军驻津市守备洞庭湖北岸，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并于白螺矶沉船，封锁长江航道。在八百里洞庭周围植桩作水际障碍，征用木材商的木材，不计其数。霍揆彰忌讳人称他“福将”，但他警备洞庭湖时，敌人毫无侵扰，以后蒋介石调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调他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官名很大，但只能管军事委员会的事务，兵权则被完全调空了。

    商震调离二十集团军以后，霍揆彰便当上了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我则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桃源。

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桃源那个地方，出了三个很有名的人，人称桃源三杰龙、虎、狗。龙即宋教仁，虎即×××，狗即覃振。覃振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德高望重。二十集团军在桃园驻防期间，恰逢覃振回家探亲，他亦来部队看望全体官兵。我等自然热情相迎，并特设午宴招待。席间，覃振畅所欲言，加上有酒助兴，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最初，大家在覃面前不免有些拘束，后见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都随便起来。交谈之中，我们都批评国民党官僚。覃振最不喜欢谭延闿，说他简直是官僚之尤，把谭骂得一钱不值。为讨得覃的欢心，我们也凑趣说：“章太炎写的有一副对联是送给谭延闿的，院长可还记得否？”

    “记得、记得。”他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说道：“章太炎骂谭延闿的那副对联简直是写绝了。”说完他便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我说：“其他话都好懂，乃父又总理，是由于他提倡称孙中山为国父，只是养母宋太夫人这句话不解其意。”

    覃说：“千真万确，你们不知道内幕，是这么一回事。”覃说到这里很得意地拿起酒杯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一心想知道其中之奥妙，一时间，忘记了席上的佳肴，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覃一杯酒下肚之后，又才继续说道：“孙中山一贯想拉拢军阀有势力的人一道闹革命，他的那个办法已经失败多次了，但都未曾从中吸取教训。军阀们要靠他，利用他的牌子时，就通电服从他，一要争名争利争地盘时就又反对他。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知道姨妹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又想利用她来拉关系。恰遇谭延闿丧偶，孙中山为了拉拢这位湘军司令，求得宋家同意后，就出来做媒把姨妹宋美龄介绍给谭续弦，遣人告诉谭，殊谭说：‘哎呀！不行！我不能糟踏一个青年少女，续弦是应该，但我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人事，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但传话人说：‘那怎么行，宋家和宋美龄已同意，谁能证明你说有病，不是瞧不起她家的托词吗？孙中山丢不下这个面子，宋家更丢不下这个面子呀！’谭延闿说：‘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次日，谭延闿即备办厚礼去宋家，恭恭敬敬地给宋太夫人磕了三个响头，拜宋太夫人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妹。他的养母宋太夫人就是这样来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官僚真会做官。”大家听后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覃振见大家兴致勃勃，便又滔滔不绝地说：“这位湘军司令常常到宋家看他的干妹妹，宋美龄见谭延闿如此对得起她，也就对谭分外好感。为了表示忠贞，1929年蒋介石下野跑到了日本，后从日本回来，为了东山再起，向她求婚，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无非是为了钱，因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蒋介石想拉拢他（指宋子文）。但宋美龄却说，‘要想与我结婚有一个条件。非谭延闿做媒不嫁。’蒋介石便遣人给谭延闿说，谭一听马上应允，‘应该，应该。’于是谭延闿便出来做媒，宋美龄遂与蒋介石完婚。”

    “宋与蒋结婚后，为了了结她与谭延闿的未遂姻缘，就视谭延闿女儿谭祥如自己的女儿，要为她选佳婿。她选女婿的条件是，文官要博士，武官要少将。”当覃振讲到这里时，我插话说：“对，对，对。这件事我在陆大读书时听说过。”

    “是啊！”覃接过我的话讲并继续说道：“宋美龄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诚，陈诚本来是有老婆的，但感情不好，他把她离了，后由宋美龄做媒，陈诚就与谭祥结了婚。”

    我听了之后，仍感到大惑不解，问覃振：“世人都说宋美龄原来的爱人是刘纪文，覃院长又作何解释呢？”

    覃振说：“啊，那绝对不是，刘纪文是古膺芬的女婿。孙中山当总统时，古任文官长。以前，刘纪文的家很贫寒，根本不可能送刘到美国留学。刘纪文到美国读书是古膺芬资助的，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宋美龄是同学，但他们之间只有同学情谊。刘纪文一直没有忘记古膺芬，并望毕业后回来与古的女儿结婚。但是，当刘从美国回来时，古的女儿却已经离开了人世。刘纪文当南京市市长，是古膺芬的关系，也可能与宋美龄有关系，但宋美龄原来的意中人是谭延闿而不是刘纪文。”

    我听了覃振的一番话，觉得宋美龄有中国妇女的传统道德，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女子，能如此，是值得尊敬的。《金陵春梦》的传说，毫无根据，应当予以澄清。

参谋长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潜伏着的危机日趋明朗化。1940年春国共两党摩擦的事件，层见叠出，冀察、苏鲁两战区更甚，同时山西又有新军“叛变”事件发生，影响更大。据此，何应钦曾几次召见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面谈，（陆大十期同学张继寅因职务方便参与其事。此时何的侍从高级参谋肖毅肃辞所兼的军令部第十三科科长、荐张继寅代）但因国共双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协议。于是，蒋介石乃于1940年3月上旬电召阎锡山、李宗仁飞渝，与在渝的何应钦、自崇禧、程潜等共商对共大计，即所谓“巨头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央各有关部的部长、厅长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斐以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出席，并在巨头会议上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即一面抗日，一面剿共。

    会后，刘斐要第十三科科长张继寅代他起草一份建议，并将所要写内容与张说明，张次日即将建议书写成，交给刘斐。据张继寅对我说，此建议书只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和理由，没有详列具体部署。方针大意是：为澄清抗战大局以利国家的生存，必须实行一面剿共、一面抗日的两面作战方针。其理由有三：一、共产党假借抗日以自壮，所以到处制造摩擦，发展力量。与其养痈遗患，将来不易剪除，何如趁现在他的毛羽尚未大丰，及早下手之为得计。二、就国际关系来说，苏联援华，主要是在支持共产党，何况国无常交，兵不厌诈，终不能期望他能真诚地永远帮助我们，随着世界形势之变化发展，我们也能争取得其他与国或盟国。三、就现有我方兵力来核计，以现在陕西的兵力，至多只需抽调一部来增加，即可以肃清陕北，覆其老巢，不致影响对日作战的部署，对散在各战区或沦陷区的共军，先解决其容易消灭的，再逐渐解决其余，由各战区因应情况妥筹办理即可。

    刘斐将建议书送去数日，未见回音，张继寅便私下问何应钦的侍从参谋肖毅肃对此事所闻如何？肖道：“总长他们另有计较，认为当前不宜如此。”虽然他们没有照刘斐建议立即去办，但实已伏下二、三次反共高潮之动机，并且企图利用参谋长会议大讲其共产党制造摩擦之事例，合唱给共产党代表听一听，以激起全军公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参谋长会议秘书长刘斐积极筹备，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参谋长会议，于1940年3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参谋长均参加了会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到会出席。

    在那次会上，叶剑英、曾粤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和我（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三人并坐一排，曾粤汉居中。曾与我是陆大第十期同学，曾与叶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老同学相会，十分亲热。曾把我介绍给叶剑英，我与叶互相热烈握手，不断交谈，以示友好。

    会议刚开始时，由各战区汇报作战情况，尚未出现异常。而后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我陆大十期同学）在汇报中途突然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接着，周历数了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他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蒋介石一直闭着眼睛听周汇报，并微露得意神色。这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很不高兴地说：“忍耐有什么限度？”

    蒋介石这么一说，会议的内容便急转直下，其余发言的人皆吠形吠声，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并且越来越大胆了。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到处制造摩擦，散布破坏抗日的言论，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自印自发钞票，破坏币制等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有兴师问罪，使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无言答对之势。曾粤汉见此情形对叶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然而叶剑英却镇静自若地回答说：“没问题。”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讲完了的时候，叶剑英才不慌不忙地上讲台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他便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历数的种种“罪状”一一举出真情实况进行了驳斥。叶剑英口若悬河，使到会众人对比双方的话，觉得十八集团军也有理。这时候，叶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至于说我们解放区乱发钞票那是没有根据的。”他慢条斯理地从裤袋里摸了一张角票出来，用手举起，并说：“你们看，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边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币制十分混乱，各地甚至一些县都在自印角票。故蒋介石听了叶剑英这一番话以后，毫无办法。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他写出这段话，无疑在宣扬恕道。?示他能恕道待人，也望八路军事上恕道。但他在黑板上把“絮”字写成“挈”字。冯玉祥见了，指出：挈字应改为絮字。他“唔！唔！”两声，对冯点了点头，把错字改了。蒋介石本想利用参谋长会议对十八集团军攻击，然而没有起什么作用，会议只好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舌战群儒”而告终。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1)

    一个既担任过高级参谋，又当过各级战列部队长，并且军事教官、驻外武官样样经历齐全又有实战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才能比较全面的高级指挥员。这是我们一些受日、德各国军事教育的人的指导思想，我自从给霍揆彰当参谋长以来，彼此配合很好，我们作战时共用一份地图，用红、蓝粉笔画好可能有的备案，无论上级下级电话一来，我们相互在地图上一指，就可得出共同意见，立刻回答对方。霍认为我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故一直不让我离开他的司令部。我由师到军、集团军，一直任参谋长。霍也知道我应该去经历一下师长职务，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就是找不到适当的人接替参谋长职务，直到二十集团军司令部与副总司令部合并，商震的参谋处长魏汝霖（我陆大十期同学）改任二十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认为此时有合适的人继任参谋长了，这才同意让我去任师长。本来，当了集团军的参谋长以后，就不必回任师长了，但因没有那个经历，还得去过一个度。霍揆彰便写一个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我到彭位仁的七十三军昕辖陆军暂编第五师当师长。

    那时候，我深得陈诚器重，陈一心想提拔我，也打报告给蒋介石，要我任四十三师师长，但由于报告在霍之后，故批准了暂五师。以后，陈诚见霍揆彰还埋怨说：“你看，我们事先不通气，我在保，你那里又保去了，让他当四十三师师长好些嘛，那是一个好部队。”

    彭位仁的七十三军下辖十五师、七十七师，暂五师三个师。十五师和七十七师属湖南土著部队（何键旧部）。暂五师是湘西土著龙云飞的部队。部队中，有苗族，有汉族，土匪习气很浓，幸汉苗民族隔阂很少。而层层吃缺，官兵同睹，纪律废弛，装备不齐，战斗力极弱，这个部队很难掌握。是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不决。

    暂五师的参谋长田君健是我陆大特三期任教时的学生，见面时，常以老师称呼我。我当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时，他又是我下级，因有师生这个关系，常常给他以照顾。此时，田闻我去暂五师犹豫不决，特来对我说：“郭老师去嘛。”

    我说：“我没有把握，这个部队我不想去。”

    田说：“不要紧，你去，我担保没事。”

    我问：“这个部队我能掌握住吗？”

    田说：“能，郭老师的才能我是知道的，老师就不必多虑。我们戴师长早就想走了，他不想再带兵了，前方危险。只要把他弄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当一个师管区司令，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此话后，我对田说：“好，那就去吧！”

    主意打定，我们就做了一个集团军的命令，调戴季韬为衡郴师管区司令。其实，师管区司令要蒋介石才有权调任，以集团军做此调令，只不过想把戴骗走而已。

    暂五师在湖南澧县一个小镇顺林驿驻防。1941年10月1日，我受命前往。师长戴季韬得任师管区司令，喜出望外，他代表全体官兵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与我一道到前线与官兵见面。但一路上，戴三番五次要我帮忙，好像有什么心事，要向我说，可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我不知其故，后来，田参谋长来对我说：“戴师长有困难，请你照顾他一下，要你帮一个忙，你看怎么办？”

    我问：“他要我帮什么忙？”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2)

    田说：“他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我听田参谋长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戴师长的顾虑在这里。我心想，吃缺那是国民党军队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是一个土匪习气重的部队，若把他逼狠了，他可能把部队拉出去，又去当土匪，那就把部队接过来再说吧。于是我慷慨地把图章拿出来交给田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报了就算了，我都承认。”

    田说：“差得多哟！”

    我说：“再差得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

    事后得知，戴季韬的部队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讯器材都不够。他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近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还是大米，一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戴多报四千多人，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将这些大米卖成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份，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以后，戴仅凭二十集团军的命令，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

    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见我如此慷慨大方，实出他意料之外，戴也很讲义气。临行时，特来登门致谢。戴对我说：“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之至。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就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

    我说：“那好吧！我领这个情。”

    初来时，我也听说戴有一点米，但总认为不多。殊不知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他走之后又不敢再遣人来取，因为一经查出，是要治罪的，戴便只好把它送给我了。几十万斤大米交给我，我还拿它真没有办法呢。于是，我便召集参谋长、团长、参谋处长、副官处长、军需处长们开会，商量对策。

    我说：“戴师长临走时，送给了我们很多大米，这么多，不好处理，我准备上交算了，你们意见如何？”

    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个说：“那都交得，你不是打戴师长一记耳光吗？”

    那个说：“值那么多钱，又何必交了呢？”

    显然，他们都为那么多米眼红。我说：“卖，我是不敢的，一经查出就要杀头。”

    军需处长和团长们却异田口同声地说：“不怕得，我们去卖。”

    看来，他们一个个还都是卖米的行家。我说：“那就这样办吧。这些米本来送给我，我私人也不要，就归公好了。你们成立一个军米保管组，随便怎样处理都可以，只要你们给我保管好就行了。”

    军需处熊处长，团长们都心领神会，“军米保管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军需处长就是军米保管组的组长，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赚了好几万块钱。

    我将此款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守本农场（师的代号叫守本）。凡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均可带家属到农场生活，此农场预计可安排四、五百人。同时，还办了一个守本织布厂，以编余的苗族军官吴副旅长恒良为厂长，这个厂亦可安排一部分受伤官兵家属到厂里工作。从而解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供师部使用。

    以前，暂五师的官兵们薪饷，都只能领到国民党饷章规定数的一半。因国民党不按编制拨款，而用八万块钱包给戴季韬。戴等人又从中克扣，这自然养肥了军官，苦了众士兵。我来之后，估计表册上的接交人数算还有浮冒，如点名发饷，人人均可按国民党饷章关饷。我便决定照此办理，并告诉了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说：“钱不够啊。”

    我说：“不要紧，我估计够，另外我不要钱，你放心！”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3)

    关饷这一天，全师官兵都集合在一块方草坪上。我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暂五师全体官兵一律按国民政府的饷章关饷，我也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现在由我点名发饷。”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高兴、跳跃，当士兵们领到薪金时，一个个都流出了热泪。这是他们自参军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士兵们一样的待遇，这怎么能不叫他们高兴啊！关饷完毕后，我发现造册领饷的三千多人仍不实，各团均谎报多人。我便对大家讲：“以前，戴师长在时，他克扣你们，而你们为了生活，谎报人数吃缺，这是出于不得已，这次造册领饷，各团又沿袭旧规，因不知新法，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各团名单要重新核实，人数少了没关系。今后，如再有谎报人数吃缺者，定严惩不贷。”这件事很顺应军心，士兵们训练，打仗等一反常态，部队就这样被我掌握住了。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此事刚过，恰遇国民党军发动向襄河西岸日寇进攻的襄西攻势，我师奉命出击，部队刚刚渡过长江，正准备向敌人进攻，日军却自动放弃一个据点。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师未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人一个据点，同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军服、军用外套、味噌浆汤、正宗酒等之类的东西，胜利凯旋，即向上级报功请赏。

    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办事都很“巧妙”，平时谎报人数吃缺，一打起仗来就报伤亡逃亡。我也借此打了胜仗的机会，谎报：“我师返回渡江时，遇敌机轰炸，沉船××艘，伤亡××人，损失枪支××支，通讯器材××件。”结果胜仗也打了，士兵缺额武器器材缺少数也抵了。

    襄西攻势打了胜仗，陈诚便借此机会培植我，决定我师改为甲种编制，并照国民党饷章发饷，补充械弹之外，还拨给一个奥国造斯德雅迫击炮营，消息传开，军心大振。

    1942年初，日寇将进攻香港，英国求援。蒋介石由湖南第九战区（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和欧震的第四军由长沙出发经韶关到深圳，支援香港。武汉日军司令阿南得知后，即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地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防线，渡过汨罗江，一直到达长沙外围。薛岳令川军留敌后威胁其侧后，调回李玉堂的第三军，令其坚守长沙市。时逢李军长已被蒋革职，李对薛说：“我的职都被撤了，怎么指挥打仗？”

    薛岳说：“你打嘛，我担保不撤你的职。”

    李玉堂回到部队，将薛岳的话原原本本向全体官兵们作了传达。官兵们也都愿成人之美，齐心协力打退敌人进攻，以保李玉堂的军长职。故那一仗第三军打得很拼命。

    战斗之中，李玉堂又施“巧计”。在长沙市街战，每守一条街，就将前面几条街烧掉。我们当时戏呼之为“火障碍”，日寇在火障碍面前无能为力，虽进攻数日，毫无进展，敌人本无一定要攻占长沙的企图，又遇着李玉堂军的坚决抵抗，并见欧震等南调部队已调回湖南，牵制目的已达到，兼之后方又受威胁，弹药枯竭，就向后撤退，这就是所谓长沙第三次大捷。

    日寇进攻长沙时，薛岳命七十三军由澧县常德急行军到长沙集合待命。常德离长沙三百五十里，三天赶到，非昼夜兼程不可。可老天爷却偏偏与我们作对，部队刚刚出发，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刺骨的北风迎面扑来，呼吸十分困难。偶尔路经一片竹林，风小一点，便于呼吸，便如同进了天堂一般。天渐渐黑了，但白雪的反光仍可辨出路影。一路上，由于敌机轰炸，加之公路被破坏了（为防敌进攻，搞所谓交通破坏战破坏的）行军十分不便。一走一停，士兵们疲惫不堪，不少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打盹。我有一马可骑，这倒比士兵们好得多。但在这种天气里骑马，却也并不好受，骑不上一个钟头的马，我的双腿就失去了知觉，只好下马步行一会儿再骑。走着走着，马也走不动了。我一看才发现马尾上结了一个很大的冰球，只得命饲养兵提一桶水，将马尾放在水里摇动，待冰球融化脱落，才继续赶路，走上一两个钟头，马尾上的冰球再生，遂又再洗……我师全体官兵，就这样雪中行军度过了阴历新年，克服了困难，终于按时到达目的地，薛岳命我所在的七十三军防守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如长沙失守，就由七十三军在此线阻击敌人，及见日军在长沙作战失利后撤，薛岳乃令七十三军追击。军长彭位仁深知我师补充未齐，战斗力很弱，就对我说：“让七十七师在前面追击，你这个部队跟在后面走就行了。”薛岳就更藐视我了，长沙打了胜仗，他趾高气扬，把我叫到他的指挥部去，时有他的参谋长赵子立（陆大十四期的同学），军务处长曾粤汉，参谋处长饶少伟（陆大十期同学）在场。薛问我：“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4)

    我答：“行。”

    薛岳又问：“打追击仗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

    我答：“懂得。”

    后来我得知，我走之后，薛岳对曾粤汉等说：“我看这个矮子不行。”

    曾粤汉说：“这个矮子有几手哟，你不要看他矮。”薛却不以为然。

    我从薛岳指挥部出来即回到师部，当夜带兵出发，岳麓山与长沙之间，被一条湘江所隔，因人多船少，渡河困难。直至第二天拂晓（即1942年阴历初一），仍有一通讯连尚未渡河，然敌机三架却突然至此，实出意外，这一连人还未来得及疏散，敌机便俯冲下来，接连投下两枚炸弹，不偏不倚，恰好在人群之中爆炸。幸存者仅四十余人，通讯器材大部分受损，致使我师在追击时，通讯极为不便。

    且说七十七师奉命追击敌人，打到汉家山，遇敌反扑，损失颇重。军长对我说：“这一下该你了，你还是要去追一追才行啊，你的部队行不行？”

    我说：“行。”

    我回到师部即召集团、营、连长们开会。我说：“七十七师在汉家山被敌人反击，受了损失，军长令我师追击。但我们军长、薛司令长官都瞧不起我们，大家要争一口气，现在是打追击仗，最好是超越追击。今天，我们这个部队没有本领打硬仗，我们可以打巧仗嘛。你们当中有本地人没有？有，就报名。”话音刚落，便有好几个连长、副营长报了名。我从中挑选了五名。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成立五个临时支队，由你们五人分别担任支队长。你们到部队去各挑选一连士兵，趁黑夜摸出去。家乡的路，你们最熟，可找捷径而行。绕到敌人退却必经的飘风山一带，藏起来。你们的打法是，避开敌人的大队，专门摸尾吃零。”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五个支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

    第二天，我带着剩下的部队追击敌人，大家见我这个队伍人又少，枪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觉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追击途中，一天，突有敌十二架轰炸机比翼飞来，我们遂作紧急疏散，散进连绵的橘子林内，敌机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达二小时之久，我心想这次必定会伤亡惨重，不料解除警报，清查人数却仅伤亡二三人，可谓幸甚。第二天，我师便打到飘风山。在此之前，贵州柏辉章师在飘风山刚被日军反击打下山来，当我部到达时，敌大部队已撤走，我师十三团顺山谷追击，遇敌收容队交叉火力网阻击，伤亡数十人，遂又折转，向山脊摸去，见敌收容队又已撤走，只是敌炮兵团仍在向飘风山行阻击射击，而我师的旗帜却在山上高高飘扬。即打电报回长官部：“暂五师已占领飘风山。”薛岳很高兴，命我师继续追击。以后，部队一直打到汨罗江，均未受挫。

    我初来暂五师时，部队土匪习气很浓，所到之处，拉夫偷盗，扰害人民。后虽经整军教育有所好转，但拉夫扰民之事仍时有发生，影响极坏。在部队奉命开回长沙之日，全师结集待发之时，我令全体士兵解开背包检查有无民物。当时，特务连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红印花被面，特别显眼，尚有两件便衣，我当即责令出列执行枪决，全师为之震惊。至此之后，部队所到之处，再不敢擅取人民的东西了。

    我正面追击的部队收获甚微，但我原派出的五个支队却胜利而归，每一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队镜、通信器材，其中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两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5)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要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打了胜仗，薛岳在岳麓山开庆功大会，并要各师长军长报告作战经过。第三军李玉堂、第四军欧震，当然都打了硬仗，报告得有声有色，但追击战部队，除暂五师外，其余各部均未缴获敌人的武器，更没有俘虏敌人。在全战区的庆功大会上，我讲：“敌人撤退的规律是天拂晓，步兵即向后退却。仅留骑兵断后，我们追击敌人，百姓报告说，敌人骑兵刚过去，摸马屎尚热。可人怎么追得上马？接着敌机便来轰炸，我部队疏散，躲避空袭，敌骑就去得更远了。敌机去后，我们又追上十几里路，快要追上敌人骑兵，天就黑了。远见敌人安营扎寨，骑兵退进步哨线里边去了。我们派队夜袭，敌人步兵防守严密。打两枪，他也应几枪。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骑兵断后，飞机轰炸，一到下午敌骑又收进步哨线里。”紧接着，我便向大会报告作战经过。我说：“根据敌人的这个规律，我师打飘风山是仅与敌后卫接触，打的汨罗江正面追击，都没有什么收获。唯有按长官指示，派出支队绕过敌后卫，作平行追击。因而，略有收获。”俘虏和缴获数目，当然是按谎报的情况瞎编的。别的部队也不知我讲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无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暗中对我说：“你报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别人嫉妒！”

    以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进行嘉奖，薛岳对我也另眼相看。九战区在岳麓书院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他非要我兼任一期（一个月）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对象是各个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营长等。教育长是叶肇，我自己又兼任战术教官。暂五师的副师长彭士量也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同学，我把他请来，作图上兵棋演习，他指导东军，我指导西军，进行对抗演习。这一套东西，校官们以前没见过，都觉得十分新鲜，自然兴趣盎然。我还经常从暂五师调些兵来作演习，并给他们讲班、排、连应该怎样进攻，还进行了一次班战斗实弹演习，把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这一下薛岳处处照顾我，陈诚也一心扶持，他们加快为暂五师补充兵员，配给装备，很快就把暂五师搞起来了。

    长沙三次大捷后，七十三军归入九战区战斗序列，我师奉命开驻长沙西岸岳麓山顺塘一带整训补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队大队长的同时，可以兼顾暂五师的训练。我觉得当时中国军队，搞制式教练，固然是形式，由于不注重练基本功，战斗教练也流于形式。于是我本着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在训练中，狠抓了三个环节：第一是纪律养成。如射击纪律、战斗纪律、作业纪律、行军纪律等。第二是技术养成。如刺枪技术、射击技术等。第三是力的养成，如体力、行军力、战斗力、作业力等等。我尤其重视对士兵们射击技术的训练，首先教士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九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一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两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0.5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6)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一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一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一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一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一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一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一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一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回忆录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两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就可以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一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一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一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一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星期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中华民国《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一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民主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教育部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九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一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一个，不意弄这么大九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一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3)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一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一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一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腐败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民主、贪污、误国，想组织一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一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一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镇压，韩炼成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到英国考察(1)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一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Com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一个士兵通过一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办法。

    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到英国考察(2)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反共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独裁，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支那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反共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共军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1)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一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一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参加受降(2)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参加受降(3)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一个一比二百的比率，一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中共，壮大共军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腐败，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1)

    在停战谈判中

    （1945—1946年）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共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没想到一接触到谈判实际，我这颗急切盼望化干戈为玉帛的火热的心，被当头泼上了一瓢冷水。

    1月19日晚饭后，接到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立刻跑到军政部林的寝室。他的寝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处事谨慎、负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他向我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第一厅副厅长）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2)

    他还对我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二十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十三比一，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张于是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一比六，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一比六如何？”周表示同意。看来中共将来大约可编成十五至二十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二十个师，也可承认。

    （二）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九十个师，共军亦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两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哪一方占两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两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一个师。

    （四）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张治中报告完毕，林蔚接着说：“官邸会报时，委员长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如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即由郭副署长参加。

    当时我对张的报告很满意，对担负这一任务更感兴趣。我认为国共双方既已同意整军，蒋介石又下令组织临时机构负责计划。如整军得以实现，内战自然可以避免。我为中国前途闪现的一线曙光而欣慰不已。

    2月13上午11时，我与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廉壮秋同去张治中寓所，请他指示明日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应做些什么准备。哪知他竟无具体意见。一会儿，担任翻译的皮中阚进来，出示马歇尔建议的译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日将根据马歇尔这个方案讨论，而我们用不着做什么准备。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我上前一一握手，对周恩来叫了一声老师。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我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马歇尔将军虽然闻名全球，但神态温雅而谈笑风生，无丝毫矜持之态。入座后，马歇尔指着手中小刀说：“这是用一块巧克力糖从一德国人手中换来的，如换女人，只须半块巧克力糖！”在座的人，闻之无不捧腹大笑。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3)

    会谈开始，张治中主张以马歇尔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并决定每节讨论之前，均核正译文。

    在讨论第一条统帅权时，按马歇尔原方案，认为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的权力，但遇必须撤换共产党所领导部队的司令官时，应指派政府内资深的共产党代表所提名的军官，因此，对共产党军官的任免须求共产党提名补缺一节，必须要有时间限制。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但”字后加上“在整编军队过程中”一语以表示限制。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共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万人。由三个师组成一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关于补给区的职责，马歇尔原方案主张除供应补给而外，还训练区内接收的新兵，并监督区内军事学校的行政。我认为补给区处理补给实属自然，但是监督学校行政及训练新兵却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去太远。周恩来也认为如此规定则我国军事制度也将改变。争论结果，大家主张以尝试的精神接受这一提议。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与珞珈山相遇时面容严肃，截然不同。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

    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共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共有困难，须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一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一步军队国家化，须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要我持信飞南京请示如何解决。

    16日，我赴珊瑚坝飞机场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机飞抵南京。19时半往见蒋介石，蒋阅信后，略问数语，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我求他书面指示。于是蒋上楼写信一封给我。我随即于17日飞返重庆，往见林蔚次长。林探问情况。我叙述蒋的指示后，拿出蒋信，林用小刀轻轻揭开信封口，见信笺中蒋的手书，大意是“按马歇尔意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林看后照旧封好，交给我转交张治中。

    18日15时，我去参军处向张治中报告蒋的指示，并呈出蒋的亲笔信。交谈片刻，周恩来等到来，就继续会议。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说：“宪兵有二十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乃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本方案的附件。”

    接着讨论马歇尔方案中第七条第五节政党关系，原文为：“现役陆军人员禁止担任某一政党之职员或其任何委员会之委员。”

    周恩来与张治中均主张将此条删去，马歇尔也表示同意。

    见此状，我心觉不安：似乎国共两党，都仍未放弃以武力争夺政权或保持政权的企图。我个人确实愿意所有政党均退出军队。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诉之于选民，以免动辄发生内战而陷国家、民族于危难的深渊。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除我和廉壮秋参加外，有新闻记者数十名。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相机镁光灯齐明，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1)

    我理解马歇尔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同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我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马歇尔所定日程如下：

    2月28日　重庆——北平。

    3月1日北平——张家口（午餐）——归绥——北平（宿）。

    3月2日北平——济南（午餐）——徐州（宿）。

    3月3日徐州——新乡——太原（宿）。

    3月4日太原——延安（宿）。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军，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中共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但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军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班底士，班底士’（英文Bandits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军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他窘态毕露地说：“马歇尔将军，你看怎么说好？”

    这时马歇尔正在埋头玩弄手中的小刀，听到张治中的话，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2)

    2月28日8时，我陪同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登上马歇尔霸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到达北平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我和唐保黄同车前往协和医院军事调处执行部。唐保黄任中国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1944年与我在伦敦相识，所以他驱车迎接我（他夫人韩素英我也于此时认识，她思想进步，由于与比较开明进步的克利浦斯爵士有文字之交，唐经常与她口角，我当时很同情她，尊重她）。我先到郑介民办公室与吕文贞等谈天，然后到一讲堂听执行部美军人员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修复交通、遣送俘虏等报告。随即前往大礼堂，参加执行部人员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大会。张治中、周恩来在致辞中均强调：国共两党决不争论以往是非，只真心要求解决目前实际问题。马歇尔则简短致辞说：“国共两党都必须着眼四万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望能切实执行协定和整编统编军队方案。”

    3月1日，飞机飞赴张家口。张家口时为共军驻地，驻军长官为聂荣臻。下机后，即乘车入城。沿途见居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八年抗日，人民饱受战争创伤，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共部队由于军需装备困难，军容不整，唯有骑巡队显得雄健强悍。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先在聂荣臻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后午餐。我同席的一位四川籍的中共干部，与我谈得很投机，他特意把我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听说，就微笑地说：“好！好！好！我们是老乡嘛。”仅寒暄几句，他又陪马歇尔谈话去了。这时我才认识闻名已久的中共将领聂荣臻。在张家口时，还认识了贺龙、萧克、丁玲、萧三等。可惜都没多交谈。

    午餐后，乘机飞往集宁（平地泉），这时集宁还冰天雪地，我们只在飞机上听了汇报，就转飞北平。飞北平途中，我与贺龙座位相邻。贺龙留小胡子，抽着烟斗，仪表威严，谈吐雍容。到北平上空，他见飞机场上停有十多架野马式战斗机，便问我：“这是不是伪装的假飞机？”

    “看样子不像是假飞机。”我回答。

    “怎么看得出来？”他问。

    “因为离指挥塔不远，飞机旁有人。假飞机一般离机场主要设备远，敌机袭击不波及。”我答。

    他听了微笑地点头。我们一路交谈，他都面带微笑，一派军人风度。

    2日，由北平飞往济南，济南近郊麦田已呈现绿色，大地有点春意了。我们下机后，于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完，少停即飞往徐州，听取报告后，知道徐州附近，争执主要有三点：

    （一）修复陇海铁路东段，共军认为须将津浦南段沿路之碉楼撤去，方准恢复。

    （二）枣庄煤矿被共军包围，此刻矿内粮、水俱缺，但共军仍不撤围。

    （三）海州南方盐田，共军至今未撤围。

    饭后，马歇尔约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及北平执行总部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伯纳德开会，商定陇海路东段立即修复，有碍交通的工事拆毁，无关者不拆（即津浦南段不拆）；枣庄煤矿由中共、国民政府共管，由美方派人监督，双方驻军立即撤退。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3)

    在济南时，幸遇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出巡前，陈毅的哥哥陈修和托我带家信一封给他。陈毅与陈孟熙面貌酷似，极易辨认，我不待人介绍，就跑去与他握手，我把信交给他，并问：“有没有回信？我可以为你带回。”

    陈毅爽朗地一笑，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就给他们带个口信说，我很好。”

    他豪爽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到在徐州午饭时，他的座次排得不高，我认为不符合他的身份，立刻去向主人建议，改了过来。以后他对他启蒙老师的儿子裴治熔（我任军务署副署长时的科长）说起此事时，还说：“郭汝瑰相当精灵。”

    3日，由徐州飞赴太原，中途在新乡停留，在这里我见到了中共杰出将领刘伯承。我中学生时期，就知道刘伯承是四川一时无敌的战将。未见面以前，我总以为他是瘦长而多智的样子，及到一见面，其魁伟而沉默之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新乡时，知安阳尚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但是正式冲突已经停止。

    4日，离太原飞往归绥（即呼和浩特），时归绥守将是政府军将领傅作义，他业已击退共军，归绥附近已无战斗。所以只马歇尔与傅作义个别谈话，不举行小组汇报。午餐后即飞赴延安。

    16时后，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展现在我的眼前，黄色土丘和湾湾的延河托出一座宝塔，高耸云际，山沟里鳞次栉比的房屋，冒着炊烟，田野上虽已没有积雪，但也没有一点青草，一派西北风光。停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林祖涵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检阅仪仗队，见士兵所背子弹甚少，我担心共军战斗力并不强大，而手持刀矛的民众颤栗在寒风里，面有菜色，令人一见便想到西北苦寒。八年抗战，八路军英勇杀敌，物质基础很差，所恃者唯革命精神而已。

    随后，同乘卡车数辆驶涉延河，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茶点招待，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惊喜地说：“哪儿来这么多牛奶？”

    “我养了一群奶牛。”朱德微笑地回答。

    19时到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设宴招待，席中有海味。毛主席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

    毛主席还简短地祝酒，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与强盛的新中国。

    饭后，应邀参加歌舞晚会。演出打腰鼓、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时，彭德怀将军陪我观看。演出中途，一个年轻漂亮有学生风度的女同志，抱一件半新旧的人字呢大衣交给彭，彭随即给我介绍说：“这是浦安修同志，我的爱人。”

    我以为爱人是未婚妻，彭见我迟疑不解的神情，便爽快地说。“就是我的老婆。”其豪迈直率之态，令人难忘。

    晚会后，我同廉壮秋被送到一个石砌窑洞住宿。时王明、林祖涵等都来窑洞闲聊。王明五短身材，年纪不大，谈吐流畅。林祖涵亦健谈，但很庄重。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4)

    晚宴时，毛主席、马歇尔、张治中、朱德、周恩来、江青等坐在第一席，我与白纳德等坐在第二席。江青不断离席到我们这一桌与白纳德交谈，谈得非常投机：“啊！夫人！听说您有病，为何不加紧治疗呢？”

    “白纳德将军，延安不是条件很差吗？”

    “夫人！那么您愿意到北平医治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十分愿意效劳，一定给您找个最好的医院，来去交通工具，完全由我负责。”

    “真的？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白纳德将军！”

    江青高兴极了，随即小声地说。“我去问问主席。”

    江青遂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娇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正与马歇尔、张治中等交谈，对江青毫不理会，江青等候片刻，回到白纳德这边，颓丧地说：“不行！我去不成了。”

    我见此情景，不觉暗地发笑。想不到毛主席夫人如此幼稚、无知。

    5日，由延安起飞到达汉口，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前来迎接。三方人员在杨森花园马歇尔临时寓所汇报，知共军李先念部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但张治中反对，他说：“不移动部队，免惹起误会。这是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

    “总不能坐以待毙嘛。”周恩来反驳说。

    于是马歇尔主张供给粮食。郭忏立刻答道：“已允代为购粮，但共军必须说明购粮的总数，价格及购运方法。可是共产党方面至今尚未答复。”

    上述讨论，纯是表面说法。骨子里是国民党认为这是被包围的共军，容易歼灭。郑介民说过：“这是国民党捉到共产党的一条尾巴，共产党要打，首先就消灭他这一部分。”

    这样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提出移防，以便脱出包围圈。早在26日决定出巡路线的会后，周恩来同志就曾私下告诉我，李先念部缺粮，拟向军政部借款五亿元，望我促成此事。我当时神经过敏，以为这是董必武同志已将我的关系转告了周恩来同志，所以对我表示好感。我也确实向林蔚报告，主张借给五亿元。以后听郑介民“捉到共产党一条尾巴”的说法，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同志是预先作一伏笔，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这个“蒋幹”虽然不懂其中的奥妙，却也为“周郎”起了传书带信的作用。

    这次随同出巡，我也很想与中共高级首长通款，表示好感，但接触时多在大庭广众当中，而且廉壮秋时刻未离左右，无法深入谈什么。怅然而返。

东北停战协商(1)

    军事三人小组出巡返回重庆，双方在各处的冲突并未停止下来，东北国共摩擦更为激烈，共军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及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等的问题中共迫切要求加以解决。蒋介石不特置之不理，反于马歇尔到延安之日（3月4日），交下一份实质为作战计划的所谓复员计划。大意是首先攻占热河的赤峰、承德及察哈尔的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个军海运连云港登陆，以袭击苏北、鲁南共军之背从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占延安。蒋责成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如共产党指责的国民政府要的是假和平，口称和平谈判，而大打内战的部署正在谈判声中积极地进行着。周恩来经常说：“不要堵死谈判大门。”这大概就是蒋介石准备的随时关死这半开门的抵门杠吧？

    3月9日，军事三人小组在尧庐开会，讨论了三件事：

    （一）李先念部共军粮食困难，周恩来请准调往五河或安阳，决议暂时不调动，等一、二周内国共双方拟定复员计划，决定哪些部队应移动时再行移动，目前粮食困难，由张治中负责邀集主管人员讨论具体解决。

    （二）广东张发奎不承认广东境内有共军，派去的停战执行小组也联络不上，周恩来要求把在广东的中共部队三千余人海运他处，马歇尔同意去电通知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请其设法运输，等答复后，再通知周恩来。

    （三）张治中提出共军阻止修铁路，并设路障请设法制止！协议去电北平执行总部令交通小组与交通部代表协商，统一交通行政，共方技术人员应予量才录用。

    根据此次决议，以后东江纵队得以转移到山东。李先念部则仍被困于河南光山附近地域。

    三人会议对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及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等三个问题，本来均有协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声称东北未驻有共军，只有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不承认这些协定包括东北在内，反而在美国援助下，不停地向东北运送军队，不经协商，即欲强占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这就必然酿成双方军事冲突而且战斗越演越烈。谈判当然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分歧就更大了。

    在停战问题上，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共产党从东北退出大部分地区；而共产党则提出的是无条件停战，先停火，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交通问题，共方提出全面恢复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及邮电等，同时平毁沿路的碉堡工事；国民党也同意平毁碉堡，但须在军队整编后平完，有些地区还必须保留。

    关于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双方在驻军数目和驻地划分上也存在分歧。

    谈判桌上的分歧是现象，实质是国民党自恃有美国做靠山，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可以一口气消灭光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这便是东北内战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

    当时，我作为三人会议国民党政府代表的随员，参加了东北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今就回忆到的事，按时间顺序记录其大要，以便读者从中看出国共谈判的症结所在。

东北停战协商(2)

    3月11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报告工作，在未返华期间，美方代表由吉伦中将代理。

    3月13日会谈中，张治中坚持国军为收复主权有权开入东北各地区，而周恩来认为张的意见未指明各地区的大小，太无限制。周表示对这个问题非请示延安不敢自行决定。因此这天会谈无结果。我认为如此拖延绝非好事，东北两军冲突日烈，则双方死伤，地方破坏也随之日益增加。因此我向张治中建议：“共军在苏联支持下，其占领地区也日益扩大，会使谈判愈益困难。现周恩来对国军得占领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区，及共军不得占领苏军退出之城镇两点并不反对，如以后共军势力日增，所占地日广，则将来想控制铁道两侧亦不可能，所以我主张对于所谓国军收复地区，不妨加以规定，以求东北问题之早日解决。因此对于所谓必要地区，不妨指明各省省会及交通要点。”但张治中概不采纳。

    张治中、周恩来二人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协议，提出给派往东北的执行小组的训令。

    这个训令草案原文是：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

    （二）小组应随政府军队前进，仍为苏军占领之地不得进入。

    （三）小组应进至冲突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之处，使停止战斗，并作必要之调整，以免再生纠纷。

    （四）政府军有权进驻苏军现时退出之地区、包括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带。

    （五）如政府军须进入中共占领地区，须协商决定。

    （六）以后东北驻军地区另行商定。

    张治中16日把这个“训令”呈报给蒋介石批准时，蒋随即将第四、五、六条加以修改。

    第四条改为：政府军有权进驻苏军退出之地区，包括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之地带，中共军不得占领。

    第五条改为：除上项所举地区外，如政府军须进入中共部队驻在之地区，应经由执行小组裁决之；收复主权，必须占领之地区，则由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

    第六条改为：以后东北之驻地依整军方案定之。

    17日开会，周恩来对蒋介石修改后的训令表示不能同意。18日吉伦又对四、五两条提出如下的修改：

    （四）为收复东北之主权，将移动部队，以占领苏军之撤退地区，包括长春铁路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

    （五）政府军如须占领现在中共军所占领之地区，须经过小组商讨。如小组不能得协议，则由高级当局决定之。这两条也受到周恩来的反对。周恩来认为：如按第四条，则过去、现在乃至将来苏军退出的地方，均由政府军占领。而第五条中，又规定现在中共所占领地区如政府军队须加占领，须经小组及较高当局决定，则不足以保障中共业经占领的地区受到尊重。因此又未达成协议。

    3月21日，周恩来带此“训令”草案由重庆飞延安请示，并来电告张，经研究对此草案，中共决不接受。政府军只能接受沈阳至长春间沿路三十里地区，其余地区，须一一列举讨论，经共方同意后，方许政府军进入，如果政府拒绝考虑中共所提建议，则他（周恩来）不再返渝。

东北停战协商(3)

    张治中接电后，原拟置之不理，但马歇尔电促吉伦将军速赴东北，于是吉伦将军与张治中商妥，复派柯岩上校去延安，向周恩来提出三条命令的新建议（即27日的三条）。周恩来乃于3月25日返渝，当即与张治中、吉伦举行三人会议。周恩来主张在命令后附记加入政府应担保迅速商谈东北政治问题，承认中共建立的民主政权等意见。于是达成协定，三人小组并于27日在重庆牛角沱28号马歇尔办公地怡园签订《军事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授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之命令》。

    由精选人员组成三人执行小组，应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之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

    三人会议同意附加入记录之点：

    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关于东北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签字结束时，周恩来即席发表声明：

    （一）东北军事，仍须三人会议继续会谈，以求彻底解决双方冲突。所以今日政府军事发言人所说东北无军事冲突与事实不符。

    （二）整军基本方案规定政府在东北驻五个军，据确切消息，现在政府驻在东北已有五个军之多，却仍大批运兵前往，如运兵无限制，则危险事件将不断发生，因此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增兵。

    （三）派往东北之执行小组，估计先往沈阳。望北平执行部通知中共参加的工作人员，到沈阳接洽，以使停战得以迅速实施。

    随后，张治中发言。他向周恩来保证政府开往东北之军队，绝不超过五个军，并希望中共不再由海陆运兵去东北。他强调以后整军，中共在东北只有一个军，政府也不会超过五个军，如果超运太多将无法安置。

    周恩来随即表示，停战后即不再运兵。当张治中担保政府军在东北未超过五个军时，我在旁悄声提醒他说：“只能保证整编完后不超过五个军。”张治中立刻在纸上写“说话不要太老实”给我看。我认为这种不诚意的小动作，最容易使谈判丧失信心，表明国民党在停战谈判中缺乏起码的诚意。

    东北停战协议稍有眉目，张治中遂于3月29日飞赴西北。我送他登机离开重庆时，伫立很久，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依依不忍离开机场。

    张治中，早期曾任黄埔军校军官预备团及入伍生三团团长，北伐出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学兵团团长。黄埔军校迁武汉后，曾短时期任教育长，以后在南京中央军校长时期任教育长，故常能与蒋介石接近，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忌妒，捏造出不少坏话，说他对蒋氏夫妇，阿谀逢迎。我因不察事实，过去对他很少好感。然而闻名不如见面，当我作为张的助手参加和谈后，竟为他不辞劳怨，为求和平而努力的精神所感动，而佩服他了。

东北停战协商(4)

    记得1946年2月5日，在军令部讨论东北军事问题时，有些人认为苏联占领东北，故意迟迟不归还主权，为的是使中共能在东北渐渐稳住阵脚。因而他们主张尽量使外国记者前往东北采访，向世界各国报道事实真相，以获得国际上的了解、同情和支持，同时还认为政府也应“将东北真实情况”公诸于众，尽量让世界周知。对此张治中却竭力阻止。张认为东北局势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鉴于美苏两国的微妙关系，必须谨慎处理，不能鲁莽从事。他一再强调政府应委曲求全，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此外，3月27日，张治中处心积虑，力求东北问题之解决，私下与周恩来谈判，达成东北停战协议。不料，该草案呈报给蒋介石，竟被蒋作了修改。当张在小组会上提出这个修改过的草案时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周恩来质问张治中说：“昨晚已谈好了，今天怎么又变了。”使张治中有口难言，十分狼狈。散会后，周恩来走了，张治中气得倒在沙发上说：“唉！我有什么办法呢！”以后我们去延安，在开晚会时，他发言说：“将来和平实现，应勿忘我张治中三上延安。”这些事实说明，张确实是反对内战的，他的见识胜蒋介石、陈诚辈远矣。

    张治中赴西北后，三人会议的代表由陈诚担任。陈诚先后任过曹万顺军的副军长，十一师师长，蒋冯阎大战中，首先攻入郑州，作战果敢，博得了蒋介石信任。以后任十八军军长，在江西“剿共”大卖气力，更得蒋的赏识。抗战时他任政治部部长，对军委会事务极力要求革新，较何应钦等元老，更显精明干练，敢作敢为。他标榜做官应清廉，不要钱，因而在国民党青年军官中威信较高。加上他的妻子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宋美龄看待她如同亲女一般，于是陈诚同蒋介石关系更深，更得蒋的信任。

    陈诚深得蒋氏的信任，与其说他有才干，还不如说在坚决反共方面与蒋情投意合。他好大喜功，而不务实，缺乏战略眼光。勉强颂扬他，也只能说他“志大才疏”。

    陈诚顽固地追随蒋的反共政策，立志要消灭共产党，他一担任政府和谈代表，就气势汹汹，一心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

    3月30日，陈诚与吉伦将军见面就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他主张：“已定的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中共必先严格执行，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白：他虽与周恩来个人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他承认中共东江纵队可以海运，但对中共琼崖支队则不予承认。

    同一天他还对我和其他随员说，他担任三人和谈的政府代表，在谈判时只谈整体，决不支离破碎地谈。他要我立即移住他的华一村寓所办公，还邀请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维杲移住他家，以便随时研究谈判事宜。他还要我组织一个参谋小组，负责一切谈判的准备工作。

    4月1日，我开列随陈诚出席三人会议的随员名单如下：

    郭汝瑰：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负责为代表准备整理谈判所需要的资料。

    李维杲：外交部总务司司长，负责与美方联络。

    许朗轩：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负责军队调动方面的问题。

    张超：后勤部高级参谋，负责补给运输方面的问题。

    赵学渊：负责复员方面的问题。

东北停战协商(5)

    裴治熔：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科长，协助郭汝瑰负责整军事项。

    随着苏军缓缓退出东北，国共两军争相控制战略要点，战斗遂日趋激烈，因此陈诚于4月2日邀军令部主管人员报告国共两军情况及交通状况。会后令我根据军令部这个报告整理成东北情况报告书及对东北急需处理事项的意见，送他审阅，大意如下：

    l.向美方说明政府军在东北不足五个军之数，需再运一、二个军前往。

    2.《基本方案》规定中共在东北编为一个军，但其兵力，远远超过此数，希能确实停止秘密运兵，并速即整编。

    3.中共军队不进占苏军撤退城市、让政府军前往接收主权。

    4.全国一切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陷全国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遵《基本方案》造送各项表册，以便计划整军，规定驻地。

    陈诚继任谈判代表，虽组成一个参谋班子，为他准备材料、提供意见，但是他仍对情况不熟。4月3日商谈恢复交通问题时，中共方面认为交通须全面恢复，即铁路、公路、水路、邮电等均同时恢复，而现有碉堡工事等则有碍于平民交通往返，故须将其平毁，而保护交通的则须保留，对此陈诚发表不出什么意见。结果周恩来提议：“因陈部长情况尚不熟悉，今日暂不作决定。”

    第二天，由我同李维杲等研究提出，恢复交通问题的意见，以供陈诚参考。即：

    （一）同意碉堡线许可人民自由往来，中共官兵传令如无武装时也可通行，但必要时须接受检查。

    （二）同意完全平毁碉堡，但须第一期整编完成后开始，第二期整编完成时平完。

    如以上两点得不到同意，可承认派遣小组或在三人会议决定。某些地区的碉堡必须保留外其余平毁。必须保留碉堡之地区如：津浦、胶济、北宁、陇海西段沿线，平绥线之一部。至于陕北封锁线，则待胡宗南回电方定是否撤毁。

    对中共则提出如下要求：

    （一）修复各路。

    （二）保持路政完整：包括用人由交通部考核，收费不容混乱，路警必须统一三点。

    （三）供交通用的煤矿，不得破坏。

    （四）邮政不得破坏，不得发行邮票。

    （五）中共部队不得向铁路向心运动。

东北停战协商(6)

    在谈及东北局势时，据刘斐（为章）分析：“苏军看中共军队能抵抗支持住国军的进攻，就撤退，否则必然停撤。美方心理是：只要苏军撤出东北，美方就佯作不知，让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之大部也无不可。委员长（蒋介石）则不敢明言放弃东北，暗中的主意是：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程度。”

    谈判桌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谈判双方的意图，也反映出战场的形势。

    刘斐的分析，道出了蒋介石和美国在对东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出巡前夕，周恩来要求东北关内一样停战，国民党则坚持收东北主权不受限制，反映出当时东北双方力量的对比，中共兵力尚微弱，国民党兵力暂占优势；3月13日讨论派执行小组去东北时，我建议张治中对中共让步，以求达成协议。张治中不肯。说明他看不清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暂时优势正在丧失。4月初中共在东北兵力已日渐增强，且在苏方支持下，国民党如果要用武力向北打，绝对打不出什么有利局面，也无法用武力控制这样大的地区。这种情况，国民党多数将领是认识不到的。国民党政府一面谋求增加兵力向北进攻，一面希望在谈判桌上捞些好处——占领沿铁路三十公里的地区。陈诚高叫恢复交通，不仅反映出中共军队控制并破坏一些重要铁路路口，国民党无法恢复，而且反映出国民党借铁路线以阻断沿线两侧中共军队的交通往来之目的。所以共产党要求平毁铁路沿线碉堡，而国民党则坚决反对。这些从4月7日陈诚致吉伦将军的两份备忘录及蒋介石致马歇尔的电文，及以后谈判中的表现，都反映得一清二楚。

    4月7日陈诚致吉伦将军的两份备忘录如下：

    一、恢复交通的备忘录：

    1.凡足以妨碍交通之工事与碉堡一律撤毁，但防守性及保护性之工事与碉堡，绝不能拆除。

    2.拆除工事与碉堡问题，应从整体解决，即速即执行整编方案，此问题乃可顺利解决。

    3.如必拆除，提议于整军第一期完成时开始，第二期完成时拆除。

    二、为恢复东北主权的备忘录：

    为恢复东北主权，国军须北进接收，提议照马歇尔原建议，共军撤出沿铁路三十公里地区，俾国军通过接收主权。

    4月8日清晨，陈诚叫我去他办公室，他同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以蒋介石的名义，拟了一篇致马歇尔将军的电报（当然是得蒋同意的），要我誊正拍发，全文如下：

    苏军正由东北九省陆续撤退，我国军正开入各该苏军撤退之城市与地区，恢复我国主权。乃中共部队非法开往各铁路线，阻扰国军达成恢复主权之任务，吉伦将军现在以最大之努力求得一解决方式，实堪嘉许，鄙意最好吉伦将军能即往东北一行，查明事实，以作解决之依据。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节，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述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国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

    蒋中正

    4月8日

东北停战协商(7)

    就在蒋介石、陈诚这些图谋下，4月8日下午三人小组于怡园开会，吉伦将军首先提出建议，要求东北的中共军队停止再作任何调动，并立即从最近所占中苏条约所涉及的沿铁路或在铁路上之各城镇退出，离开铁路两侧一日的行程，以使国军利用或通过铁道，而政府军不得追击或扰乱撤退之共军或上述铁路城镇附近之共军。

    这个建议，意味着要中共放弃四平街等要点，让国民党军长驱直进。于是周恩来坚持先由执行小组去东北将战斗停下来，然后再商讨国军如何接防共军所占城镇的问题。

    4月9日，继续开会讨论，周恩来说：“三人小组3月27日协议发出的命令已很明确，不必再另加指示。中共中央坚持认为，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

    陈诚说：“请周恩来将军注意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

    美方代表吉伦将军也认为3月27日的协议须加以明确指示，并且提出折中方案，主张规定政府军先接收沈阳至长春间沿铁路各城镇。

    对吉伦将军的建议，陈诚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希望不要因为这点而影响政府军接收其他地区之权利和义务。而周恩来则极力反对，并对此表示严正立场说：“只要双方严格依照3月27日协议，先停止冲突后才能协商接防问题，也才有助于国内和平。”

    双方意见完全僵持，未得协议。10日吉伦与国民党军令部次长秦德纯、军政部次长俞大维飞东北调处。

    我参加这一时期的谈判，深觉政府负责谈判人员多无远见，每事不经详细研究，一遇困难，就向蒋介石请示，而蒋却依据其反共、限共、灭共的老主意凭一时的感情用事武断作出决定。谈判人员不管这些决定妥与不妥，一概照办。即使事后发现毛病，自有蒋介石负责，承办人反可推卸责任。如东北停战问题，双方商谈已近解决，却因政府方面须在文字上注明政府军有权开往东北的任何地区，而终未达成协议。殊不知东北之大，事实上政府军不能一一占领，其后张治中、周恩来又渐次达成协议，却被蒋介石断然修改。而张治中又不敢向蒋介石呈明得失，致使谈判破裂。然而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既有让步，又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每订定一文件均深思熟虑。周恩来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使我深为敬佩。由此我内心更倾向共产党而鄙视国民党。

    4月10日，陈诚向我说：“他将要去上海治病，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将由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或其他人担任。他要我将他担任政府代表以来的经过写出来，交给后任代表参考。他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担任谈判代表，须有研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负责，对疑难问题，不宜事事请示委员长。委员长决定不恰当要能据理力争。”

    “应该如此。”他说。

    我乘机向他建议：“琼崖纵队事，应早作考虑，如果终究要承认，倒不如早点承认，以免美国人笑我们没有远见，做事不明快。”

    “这是委员长的意见，他不容许中共在海南岛插足。”陈诚回答说。

    他刚才还同意“不要遇事向委员长身上推”，马上就忘怀了。

东北停战协商(8)

    陈诚去上海治病后，蒋介石内定徐永昌继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并令俞大维协助。

    徐永昌，原属阎锡山部下，被阎派到政府当代表。蒋为了拉拢阎锡山，遂令徐担任军令部长。徐头脑极为迟钝，毫无才能，人称“菩萨”。俞大维时任军政部次长（后任交通部部长），曾留学美国，谙熟英文，极其聪明，自诩为“智囊”，颇受蒋介石、陈诚赏识。所以后来国民党代表实际上是俞大维在充当。

    陈诚走后，在徐永昌未来前，国民党政府方面无人负责，三人会议陷于停顿状态。只由我、中共童陆生高参、美军上校辛克尔商谈复员计划。童在商谈中，非常谨慎仔细，总怀疑条文中伏有圈套，我暗地告诉他：

    “这部分条文，无关紧要，没有圈套，有问题我会暗示你，你回去问董老便会明白。”

    第二次童来商谈时，向我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讨论进行得非常轻松。

    辛克尔同我商量，主张把《复员实施办法》交一份给中共研究。但林蔚不同意，他认为中共方面并未交出任何表册，政府方面不必忙于交出计划。

    4月18日马歇尔由美国返回重庆，19日徐永昌邀俞大维、许朗轩和我同他见面。俞大维告诉我，他这次东北之行，毫无结果。由于中共破坏北宁路，进攻长春，使美方默认政府须增兵东北，认为接收主权，不能不排除障碍。

    俞大维这番话，可以窥见美方已渐揭去其主持公正、不偏不倚的面纱。美遏止苏联在远东发展的太平洋战略，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4月23日徐永昌正式通知马歇尔及中共代表，今后由他继陈诚担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当日下午他与马歇尔见面。马歇尔认为，国共双方在面对面会谈中，常因不必要的小事争论不休，致使重大问题反达不成协议，建议以后少进行正式会议，由他先向双方接洽到相当程度后，再进行会议。

    恰好此时国民党忙于还都，我也于5月1日飞往南京，谈判会议基本上未举行。但此刻中共李先念所部被围已久，非常紧张，所以周恩来主张前往解决。5月5日徐永昌和周恩来离南京返武汉，然后转宣化店中共中原军区所在地调处鄂境冲突问题。我未随行。

    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人小组会议也移南京开会。原来政府代表的随员到南京后改为“三人会议政府代表议案研究室（后又改称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办公室）。

    5月19日晚，白崇禧指挥的政府军攻入四平街，并继续向长春、永吉发展。

    22日周恩来提出备忘录，严厉指责政府军扩大攻势，不特在东北侵占四平街、长春，继续向北侵犯东北解放区，同时政府军在平、津、苏北等地均有行动。

    此时马歇尔与周恩来，蒋介石以备忘录及信件往来形式交换意见。关于双方在东北驻军数量问题，周提议中共在东北驻军5个师。马歇尔认为中共驻军5个师，政府驻军25个师，这样关外驻兵太多，要求中共改为3个师。蒋介石认为，如中共在东北驻军3个师，则政府军驻15个师。他提出共军驻地仅限于黑龙江省，东北各省政权均应统一。他坚持必须接收东北主权，哈尔滨以北地区只准政府行政人员率必要之军警前往。他还坚持东北应首先实现军队整编。连马歇尔都认为，蒋介石这些意见无异于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他认为长春之胜（指国民党占长春）毫不足恃，不可叫价太高。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于6月1日成立国防部，6日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全文如下：

    余刻已对我在东北各军下令，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15日。

    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以前所签订之协定。

    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下列各点必须在15日内获得圆满之解决。

东北停战协商(9)

    1.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

    2.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

    3.获得一确切之基础，迅速实施本年2月25日有关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定。

    蒋中正6月6日

    7日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徐永昌要我起草实施基本方案的办法，要俞大维起草恢复交通的详细办法。先邀美方代表讨论，然后再开三人会议。他还对我们说：“蒋介石指示：东北共军限两个月内完成整编。允许中共在东北增加为三个师，但关内须减少两个师（最好由华中抽出）。三个师之驻地限于黑龙江。”

    6月9日，徐永昌和我，还有许朗轩、李树正，带着有关共军驻地的方案及图表面报蒋介石。蒋同意中共两个师驻黑龙江，一个师驻兴安省西部，并分隶于两个混合军。蒋还令徐催中共答复关于美方人员仲裁权的问题。11日当徐永昌、俞大维和我在励志社，向马歇尔提出停止东北战争之有效办法及整编部队之补充办法时，马歇尔认为在兴安省不宜驻国军两个师，因为这只能刺激苏联。不如在北满减少驻军，尚能增强南满防务。他还认为东北共军整编，两个月之内不可能完成。俞大维也认为此案条件过于苛求中共，不能获得马歇尔的同情。假如政府固执己见，马歇尔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华美军退出，则东北政府军所需之枪械船舶均成问题，因此他主张以中东路以北地区让给中共。我也觉得中国需要安定，如真能获得和平，中共在华北驻地不妨扩大，我纯粹从停战着眼，认为只要能维持暂时相安的局面，则政府驻东北军队不必求多，如国际形势有了变化，则东北驻军再多也徒供牺牲而已。我认为两军犬牙交错，容易发生事端，不如明确规定驻地，各自退入境内。为此，不特冲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于恢复，美方参谋人员及徐、俞均表支持，我们于是拟定驻地提案，并详细绘图说明。

    15日美方拟定“停止东北冲突办法初稿”主张“就地停火”，双方应退至何地由美方仲裁。6月17日蒋介石要听取谈判人员对东北停战及整编军队意见，我们将美方参谋人员所提之方案和我们所拟的中共军队驻地方案向他作了报告。

    蒋介石对中共军队驻地极为重视，处处对照地图查阅。他见我们的方案把吉林省东部汪清划归共军作为驻地，便勃然大怒，说：“嗯，汪清是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你们军令部还搞不清楚？这祥重要的位置能划归共军？不行！立即给我重划。要记住，汪清、珲春两地决不能划归共军。”我们下来，只好在地图上将应划归共军的汪清从共军的驻防地区圈了过来。在地图上来看，汪清完全在共军驻地三面包围的袋形地带之中，在那里驻军还能不遭歼灭吗？蒋介石完全像小孩子争玩具一样，只管争到手，根本不顾后果。

    6月17日，徐永昌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以最后决定权赋予马歇尔。18日18时半，三人小组在励志社开会，徐提出：“战斗无法制止，是因为三人执行小组任何提议都需三方同意，才能执行之故，如果国共双方争执不休，战斗就永难制止，因此主张国共双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时，干脆请美方仲裁！”

    周恩来一听此话，就立即站了起来，指着壁上挂的孙中山肖像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如果中共方面提出请苏联人仲裁，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声色俱厉，竟使徐永昌、俞大维目瞪口呆，一时无言以对。

    这天会议就不欢而散。

东北停战协商(10)

    6月22日，三人会议又在马歇尔行馆复会，商谈停止东北军事冲突问题。

    参加者除了马歇尔、徐永昌、俞大维、周恩来、皮中阚、许朗轩、滕代远、童陆生和我，还有美方若干人。

    会议开始，马歇尔提议以其起草的“结束东北之战争”草案为讨论的基础，经双方同意后，于是逐条讨论。头两条比较顺利地通过。双方都同意仍应执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双方正在战斗的部队应立即停战。但在讨论重新调整双方紧密接触或正在战斗的部队，要求撤离具体距离又有争论。共方主张十五里，国方主张三十里，最后暂定为二十里。

    当讨论到在执行小组意见有不一致的情况下，依美方高级官长的决定为依据时，当然又遭到共方的反对。周恩来主张各执行小组美方人员只有单独报告权、调查权（可以决定任何时间去任何处调查）和停止冲突之执行权。

    徐永昌认为如此一来在指定撤退的具体距离如双方各执一词就无人仲裁。对此马歇尔提出待新协定成立时再行讨论。

    停顿已久的三人会议，第一次在南京重开，就未能顺利达成协议。

    我此时对国共停战谈判，颇有“搁浅”之感。21日东北停战15日限期已满，蒋介石，周恩来同时宣布再延长8天。我衷心盼望谈判能有转机。

    23日三人会议谈判交通问题后，滕代远同志约我同进午餐。我估计他可能有事同我商谈，立即欣然接受邀请，但同往出席会议的许朗轩极力推辞，我怕我的关系被暴露，不敢单独前去，只得约滕下午三时去励志社会谈。下午滕与童陆生同志来了。他向我们询问：整军后编制是否一致？军区之设立如何？补给区是否仍有八个？退伍转业情况及办法如何？东北停战之意见及华北驻地规定之意见如何？

    由于许朗轩在座，我们都未表示亲近。我趁机以谈判的姿态，尽量如实地回答他的询问。

    “整编后国共双方皆用同一编制，不会不同。军区如何设立，要等待驻地调整决定后才能具体决定。补给区马歇尔提出的方案是八个有争议，究竟设立几个，如何具体补给等，仍须双方达成协议。整编编余人的转业复员办法，与我同童陆生高参讨论的内容一祥，并无改变，不过我国就业困难，需适当根据我国国情组织若干屯垦部队，筑路部队等，才能使复员士兵不致流离失所。”“对东北停战问题，我认为最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定驻地，驻地定，两军各自进入驻地范围，则战斗自会停止。”

    关于华北驻地，我将所拟的方案及驻地地区附图给他看，同时说明：“这个方案是我们参谋人员的意见，并非批准文件。”他们听后满意地走了。

    我们将驻地图按目前蒋介石的指示，重新绘制以后，25日，徐永昌、俞大维持图向蒋介石请示，他又加以更改，并限中共签字十日后退出胶济路，一个月后退出苏北，并退出承德、古北口，由政府军接防。

    28日，中共提出“关于国共双方军队驻地的建议方案”，我随即去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办公室与许朗轩、李树正、傅砚农等，把中共所提议的驻地分别标示在地图上，然后以一份呈送蒋介石，一份报告陈诚，并去国防部报告。

    在国防部报告时，我首先说明：在《基本方案》中原规定东北、华北驻军之比例。然后说明几点应注意的地方：

    （一）中共欲打破规定，争取保留二十个师。

    （二）在东北方面，中共想保有北满，控制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安、牡丹江诸点，并在南满控制安东，从而使辽东半岛易与朝鲜联络。

    （三）华北方面，中共以一师驻益都，一师驻德州、滕县，以便能包围济南而截断津浦、胶济两线。此外一师驻邢台，一师驻闻喜，以图截断平汉、同蒲两线。如此，横断中原，使政府军与河北、山西、绥远不能连成一片，而陷平津于完全孤立。又中共以一师驻承德，一师驻张家口，以切断平绥、平朝两线，并保持与东北及外蒙的联络。

    （四）华中方面，中共以一个军驻宿迁、东台、淮安，如此，则津浦路南段即随时可被截断。

    我报告完后，陈诚与陆空各总司令、几位次长开始讨论。陈诚认为，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古北口等地，必须有理由使马歇尔折服，他认为以“如不指定区域，难民不能返家”为有力理由之一。刘斐说：“此次谈判，实际是周恩来与主席（指蒋）之间的谈判，作为代表必须能完全了解主席的意旨和企图，才能谈。马歇尔与主席谈话，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就苏、美关系。苏联不正面与我交涉，但必然与美方有接触，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必有联系，他可以了解世界大势。我们则除主席而外，谁也不知和战关键。”陈诚接着说：“月底停战的时限虽然到了，但不至于就发生战争，这两天如何转弯，使主席不为难，应由我们去想一妥善办法。同时还必须设法使马歇尔光荣归去好。”

    我认为他们这些话是意味着三人会议即将寿终正寝的先兆。

停战谈判尾声(1)

    6月29日，据说中共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围，不知是马歇尔提议还是周恩来提议：“放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我听陈诚对俞大维说：“政府不能同意放一条路让李部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他们本领好，政府军不能打，算政府军不行。”

    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就发生了。以后听说26日国民党政府三十万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共军。共军主动作战略转移，突出了国军重围。

    7月3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叫他与邵力子、王世杰、陈诚等继续协商。商谈中，中共方面说“战斗发生是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说是李先念部突围所惹起。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马歇尔于7月9日派专机去信阳，把美国、中共及政府三方调处执行小组的人员接到南京。政府方面第九执行小组组长是卢济时，据他对我说：“李先念部是分三路突围的。一部向麻城、罗田一带；一部向宜城；主力已到南阳方面。”因我不知其来意，也不清楚蒋介石的意图，所以只好对他说：“如何调处停战，须待马歇尔调解。”

    7月13日陈诚要我写备忘录回复马歇尔，拒绝考虑让李先念北移。据闻国民党军队又向苏皖共军大举进攻，看来谈判已陷停顿。

    8月3日俞大维告诉我：“委员长不同意对李先念部调处。但是程潜等来电说执行小组去老河口调处，李先念不派代表，故责任应由李自负，我恐怕他们未把小组撤下来，有违委员长意旨。所以问问你情况如何？”

    我说：“商谈既无诚意，调处也不过徒具形式。各执行小组混搞一阵，反而双方感情愈恶，更加互不信任，不特虚耗国币，也有碍团结。对李先念部调处与否，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李要逃出重围，政府军则企图加以消灭，所以调处与否都是打仗。”

    自此调处停战，已名存实亡了。

    国民党军向苏北共军全面展开进攻。鄂、豫、津浦、胶济各线，山西热河方面都发生战争。

    8月9日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俞大维分别会谈，国民党仍坚持有条件停战，共产党则坚持无条件停战。

    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局势越见恶化。

    8月27日政府军攻占承德。

    9月27日我参加国防部作战汇报，得知政府军即将攻张家口，一周内且将在峰枣支线发动进攻。

    国民党已大打出手，然而仍高呼谈判。9月30日陈诚还令我准备整军方案。

    他指示将原规定为中共驻地的张北、张家口、尚义、沽源、多伦等县划出。东北方面蒋介石原同意中共于吉林省东部驻军，现也要划出。

    10月1日陈诚要我起草一份备忘录致马歇尔和周恩来，说明政府是最希望谈判与停战的，是共军攻击了所谓“严守约束的国军”。因此，陈诚提出今后谈判，须有两个先决条件：

停战谈判尾声(2)

    l.迅即提出改组政府后之国府委员名单（计中共八名，民盟四名，并由中共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

    2.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二十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否则谈判徒增口角之争及扩大战争之机会而已。

    这已经等于向中共提出了哀的美敦书。

    11日傅作义部攻入张家口。同时下午蒋介石趾高气扬地悍然宣布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宣布了国共的分裂。

    1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之具体办法八条，大意是：恢复交通；东北共军照6月间规定驻地实施；华北华中驻地由三人小组商谈，五人小组所获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协议；地方政权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解决；宪法草案，提交国大讨论。

    10月23日陈诚召我作备忘录致马歇尔和周恩来，告以中共如不停止对东北和榆林之进攻，则由中共负战事扩大之责。许朗轩告诉我，这是政府军在东北及陕北采取行动之借口。

    这样紧锣密鼓，全面内战显然已不可避免。出人意料的是11月8日，蒋介石又下达停战命令，并宣布11日生效。

    11日我随陈诚去宁海路马歇尔住所，与周恩来作非正式会谈，周恩来说：“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战，我事前一无所知。根据以往经验，凡是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攻击，准备防御时，都是在准备防御的口号掩饰下大举进攻。四个月来，就攻占了一百余城市。因此，我对这次宣布停战，深感忧虑。尤其使我忧虑的是据报：胡宗南、马鸿逵的部队都已集结待命，准备进攻延安。昨天政府飞机四十架飞延安侦察、示威。”

    周恩来接着说：“政府违背政协决定，即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一开，就表明国共的分裂。在分裂局面下，军事如何能和谈呢？且此次停战，又保留了防御的借口，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商谈。但是，我仍愿作最后的努力。请马歇尔将军转请政府缓开国大！”

    接着周恩来转过脸来对陈诚、俞大维说：“陈总长、俞部长！你们都是政府中人，不知可不可以探听明白政府的意向，并设法解救这万分危急的情况？”

    马歇尔见会谈空气十分紧张，提议稍作休息。

    休息片刻后，马歇尔问陈诚政府有何停战提议。

    陈诚提出了三点笼统的停战的办法，要会议细作商量，即：

    1.就地停止，待三人小组派人到来；

停战谈判尾声(3)

    2.小组到后，决定军队如何调整；

    3.双方意见不同时，看用什么方法解决？他说：“我相信，如果军事上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也可以影响政治，因此我请先商谈如何停战。”

    马歇尔说：“不论政治方面谈判如何，我总觉得，如果停战能达成协议，必有益于政治方面的妥协，所以我希望愈快停战愈好。”

    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明天就开分裂的国民大会，那么，停战必有益于军事和政治上各种问题的解决。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时间从长协商政治上及国民大会的问题。”

    周说完问陈诚：“陈总长，照你刚才所提出的停战原则，不知你有无具体办法？提出来我好向延安报告。自己也才好考虑！”

    于是陈诚把原先准备好四条办法提了出来。并申明：这个办法“只作商谈资料”。

    周恩来看后声明：“这四项办法，虽然与6月间所商谈的办法，出入很大，但是我愿意把这办法报告延安，自己也加以研究。”

    这次三方非正式会谈仍无任何结果。

    11月15日国民大会，竟宣布召开。历时一年多的停战谈判，这一下就被堵死了。不久马歇尔任美国国务卿，发表了声明，美方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幸解放战争，仅历时三年，而天下“定于一”。这倒是预料不到的大幸事。

    三人会议曲终人散，已经是1946年了，事如春梦，难凭记忆。幸当年日记尚存，可借以勾起往事。

    三人会议失败是坏事，但教训了我，使我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我至今每过重庆见我与董必武同志两度会见的地址青年路妇婴保健站；每过上清寺尧庐、桂园、怡园等我参与三人会议有关的场所，往事都像电影故事片一样，一幕一幕地掠过我的脑海，而使我发出幸福的微笑。我终于从革命洪涛中走过来了。

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1)

    蒋军整军及改组军事机构

    （1946—1947年）

    我协助张治中工作，参加三人会议的同时，也作了一些蒋军整军及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的参谋工作。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历来是枪指挥政治而不受政治约束。其下设军令、军政、军训、后勤各部及航空委员会、海军处等。职权分散，指挥运用很不灵活，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组织。蒋军内部早就主张改革。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预料会上必将提出整军问题。他为了预作准备，12日向我要去国防研究院所拟的《国防十年建设计划一览表》（其中有国防机构部分）。13日何又召集军政、军令两部及办公厅主要人员开会商议改组中央军事机构及整军计划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并把我昔日所写的《建国纲领》交他作参考。这次会议虽无结果，但改组中央军事机构的问题正式提出来了。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第三条规定：“在初步整军计划完成时，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

    1946年3月10日，何应钦召集白崇禧、陈诚、张治中、朱绍良、林蔚、刘斐、周至柔等高级将领及军政部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中央军事机构问题，决定采用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案，作为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的依据（这当然是经过蒋介石的授意或得到蒋的同意的）。

    魏德迈的建议案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基础又拼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经验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以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长由政客担任，主要负责向议会阐明军事政策，解决军事预算，整顿军备及所需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不直接指挥军队。国防部内设参谋总长主持军事，下辖陆、海、空三军总部及情报部、供应部。此方案可使陆、海、空一元化，使政治可以控制军事，某些精神是可取的。

    3月22日何应钦等又在总长办公厅会议室，讨论如何改组军事机构。根据魏德迈的建议，大体决定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主要管理军事预算、兵工、兵役诸事。另成立联合参谋部，统辖陆、海、空各总部。这样一来，国防部长工作主要属政治范围，是军事政治间的桥梁，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显得无军事实权，而参谋总长在一定程度具有指挥军队大权。我作为军务署的主管人员，这几次会议都参加了。当时我想：如果军事大权旁落，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但是，为了在政治上做出一些让步的表示，借此欺骗国民，统一共产党的军队，继续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又不能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听说，他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人选上费尽了心机。当时担任国防部长可能性最大的是何应钦、白崇禧两人。何应钦虽然忠诚，如果让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那么，参谋总长一职顺理成章地应由白崇禧担任，这样，指挥大权岂不落在桂系之手，蒋介石就将更难驾驭桂系了。如果，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呢？情况就大不同了，既可以此笼络李宗仁、白崇禧，又可冠冕堂皇地剥夺白崇禧兵权，使白虽身居高位，却无实权，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亲信陈诚任参谋总长，掌握实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但是，何应钦如果不任国防部长，又如何安置呢？蒋介石考虑的结果，就派何应钦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负责中美间军事联络。陈诚得知即将担任参谋总长，当然领会蒋介石要他架空白崇禧的用心。于是尽量争权，以对付白崇禧而讨好蒋介石。陈诚4月10日以后，借治病为名不再担任三人会议代表，就是去准备任参谋总长的一切事宜。

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2)

    5月中旬，我便知道已内定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刘斐、范汉杰、郭忏为参谋次长。国防部下属的陆、海、空，联合勤务等四个总司令也已内定为顾祝同、桂永清、周至柔和黄振球。

    蒋介石这一摊子人事安排，是煞费苦心的。除陈诚架空白崇禧外，还不放心，所以就以亲信林蔚任第一次长。林原来是军政部次长，干这一份名正言顺，同时林在白崇禧主持桂林行营时，任过白的参谋长，林为人温和，处理事情平稳，与白无恶感。秦德纯是西北军旧人，任军令部次长，转任此职，无多大妨碍。刘士毅是桂系人物，军训部次长，转任此职是对白的安慰。刘斐是桂系人物，由军令部次长改任参谋次长顺理成章，同时，国防部成立之前，他与陈诚也表示友好。郭忏是陈诚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时的参谋长，一直是陈的亲信，这当然是陈诚的安排。范汉杰是黄埔一期学生，蒋介石当然相信，陈诚为了拉拢胡宗南，所以也同意安排范在这个位置。顾祝同是蒋最忠实的部将，为人阴柔无疾言厉色，表现不出大的才干，但还平稳，在刘峙、蒋鼎文、钱大钧这一批宿将当中，当然以选用他为好。他资格高于陈诚，虽表面上说陆军总司令直属统帅，与参谋总长地位相当，但权力毕竟小得多，单从资格看，让他屈居陈诚之下，似乎有点委屈，但总比向隅好，所以顾祝同就是心中不满，也隐忍承担。桂永清原是海军处长，周至柔原是航空委员会主任，黄振球原是后勤部长，出任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当然无大问题。只有联勤总部是国防部第一肥缺，不免有人觊觎。黄任此职可能有点过渡性质。大骨头争吃完了，剩下的小骨头，便是参谋总长下面的六个厅，十二个局的头头了。当然又是一番热闹。

    原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志不在厅、局，很想有进一步的安排，但一时又轮不到他。国防部第五厅，预定由原军务署移植过来组成，方天任厅长似乎也是理所当然。方天曾私下问我：“部长要我任第五厅厅长，你是否同意我干下去？”

    我说：“如果你一时不能外放，又在国防部无其他高就时，当然以暂干为宜，”

    “那嘛，你是否可以任副厅长呢？”他问。

    当时我内心真不愿再在国民党里干，尤其觉得陈诚这个人没有政治远见，好冲动，遇事任性，将来恐相处不好，很想离开他稍走远一点，甚至还想到延安去。这种心情哪里敢透露，同时我也揣测到方天试探我，不过希望我将来能接他的任，他好脱身高升。我只好敷衍他说：“如不出任军长，自然可以勉强担任。”

    因为第一厅主管人事，任免军、师长可以“上下其手”。第五厅主管编制、装备、教育，对各部队的编制大小（编制决定经费多寡），武器装备的优劣，有支配权。所以两厅厅长都是美差，简直使许多人垂涎。第三厅虽然主管作战，表面上极其重要，但指挥战争难建功而易获罪，打胜仗是军师长们的功，打败仗不怨统帅，而怪第三厅。尤其分配作战任务，决定兵团、绥区、绥署、行营等的编组及战斗序列，很难对付，容易得罪人，当时我们开玩笑说：“第三厅厅长的威风，就仅仅是在全国优先打电话位居第三（任何电话都要让蒋介石、陈诚先打，然后是第三厅）。”所以人们对第三厅的竞争并不激烈。

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3)

    由于第一厅是铨叙厅改编的，所以原铨叙厅副厅长钱卓伦任厅长。第三厅是军令部第一厅改编的，所以由原厅长张秉钧连任。第五厅是军政部军务署改编的，仍由方天蝉联。第二厅主管情报，无多少油水，且受制于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又是由军令部第二厅编成，所以厅长由特务头子郑介民连任。第四、第六厅，是冷门，几乎没有人下赌注。各局多主管业务，无须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局和预备干部管理局。新闻局实际是搞政工，预备干部管理局是管青年军退伍军人，别人不能插手，于是邓文仪与蒋经国当仁不让。至于国防部长所直辖各司，更属冷门，当然门可罗雀，当上司长也有坐冷板凳之感。

    各厅局长决定之后，于是又多为其所在厅局争编制人数、争执掌职权，闹得“不亦乐乎”。

    经过几个月的你争我夺，1946年6月1日，国防部终于在南京原中央军校旧址成立了。8时，国防部科长以上人员齐集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先听自崇禧部长训话，然后参谋总长陈诚讲新制的优点。十时半，礼成散会。

    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原因是：（一）国防部组织不合理。职权不明，办起事来相互掣肘。（二）内部狗咬狗的人事纠纷，争夺不断。（三）蒋军派系严重，往往因人设事，任意增添机构，安插私人，弄得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三者又互相影响，职权越加不清，互相扯皮，尔虞我诈的事层出不穷，所以钩心斗角，迄无宁日。

    这年7月6日，我对扩大台湾的高雄、基隆等要塞问题，在日记中写道：

    “过去余对于成立此等要塞，原甚反对，为其无用而耗财也。其后，总长甚有兴趣成立，而主其事的骑炮兵司令又从旁助之，编制遂相当庞大。中国多种设施殆均类此，在中枢者原无定见。甚至对其事毫无研究，徒因上峰有意举办一事，遂令人设计实施，而设计者又图谋自己从中承担某些美好任务，故编制及规模唯恐其不大，呈报上去又无人知现实状况如何，有时闭目批其缩减，不管其是否行得通，一有时则又漫不经心加以批准。致令在下者奸计得售，如此从何处可以得一合理之组织，宁不可叹！”

    国防部成立不到半年，不合理的漏洞逐渐明显。失意者则诽谤、谩骂，写匿名信，无所不有。闹得陈诚不得不出面讲话平息。他在11月4日国防部纪念周上说：“国防部改组五个月来，外间批评甚多。”

    他承认这是由于大家自成系统，只为本部门打算所造成。他要第一厅、第五厅注意这些事（国防部成立，军事机构改组事宜由第五厅承办）。

    其实，他本身就应负很大责任。他与白崇禧针锋相对，怎能要求别人不自成系统？

    陈诚还下令成立“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要求裁减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人员，由林蔚负责（林蔚转任参谋次长，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第五厅为秘书处，我兼任检讨委员会秘书长。这一检讨，使略趋缓和的争权夺利的风波，再一度沸腾起来。首先是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之争。

对国防部职权的争夺(4)

    国防部的组成，都是按美军事代表团提的方案进行的，原来美方的方案，三军的最高统帅权属于总统，参谋长是总统指挥军事时的最高幕僚，但组织系统表画的是参谋总长隶属于国防部长，国防部长隶属于行政院长，行政院长隶属于总统。这样一来，参谋总长将完全受制于国防部长。陈诚哪能甘心，于是示意林蔚率我们参谋人员与美方讨论，根据参谋总长是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这一原则，主张系统表改成由参谋总长画一条隶属线直达于总统，而拉一条指导线到国防部长之下。但美方认为这样行政不能控制军事，不同意更改。于是林蔚提出折中办法，画两条隶属线，一条直达总统，一条仍在国防部长之下。这样当然弄得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难分，兼之白崇禧、陈诚二人内心别扭，互不相信，所以国防部成立后，在部汇报会（由部长主持的汇报）和参谋汇报会（参谋总长主持）上，他二人各执己见，一国三公，弄得参谋们无所适从。后来，白按不干预纯军事任务的规定，不出席参谋汇报及作战汇报，陈也干脆不出席部汇报，因此综合检讨，首先就碰到分清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问题。1947年1月4日我随同林蔚、刘士毅、秦德纯、郭忏到美军顾问团讨论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美国顾问原则上照美国的制度加以解说，即部长掌握政策，作军政间的桥梁，向国会为军方要军事预算，要人力、物力，办理工业动员，人力动员，战地民政等。这些都与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切由蒋介石点头，完全不相干。因此，秦德纯和刘士毅没有为白崇禧从美军顾问团方面弄到一点油水。可是谈到人事制度时，美顾问认为将官人事须由部长转呈总统，咨国会通过。这与以往说法完全不同了，过去说总长直接呈总统，心向蒋介石和陈诚的林蔚、郭忏不免着急，但秦德纯、刘士毅只是听在耳中，并不力争，大概他们深知自己都是杂牌没有多大发言权，明知蒋介石绝不会放弃对军师长将官人事的控制，争也无益。所以这一天的讨论，仅听听美顾问的讲解而已。

    3月28日，美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以备忘录通知白崇禧和陈诚，开会讨论部长与总长的职权。白表示愿出席，我即将准时到会的备忘录送了出去。不料陈诚看见美方建议案主张国防部本部增设一研究发展次长，就很不高兴，不肯出席，还要我向鲁克斯索取美国的国防部组织及部长职掌的有关材料来作参考。我只得将原发出的备忘录取回。我觉得陈诚对建议案内容并没有看清楚，只不过怀疑国防部有人向美顾问吹嘘，所以美顾问所作建议对部方有利，贸然拒绝出席。其实这个建议到处都是支持参谋总长的（洋人也讲世故，他们明知蒋介石要架空白崇禧，所以支持陈诚）。第二天（3月1日）我持抽回的备忘录去见郭忏、方天（他们是陈的亲信），他二人都认为这个建议并非对陈诚不利，叫我将备忘录交给林蔚，由林做主。林主张除白、陈二人不出席外，其余人员都参加美方召集的会议。

    白、陈不特背地争权，当众说话也互相弄得面红耳赤。

    1947年1月6日，国防部作纪念周，白崇禧勗勉部属迅速完成国防部机构的综合检讨，对国军迅速核实，以免浪费。接着由陈诚讲话，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定政策，如果光从人数上去抠钱，问题必定得不到解决。”弄得白崇禧很不高兴。

    陈诚有恃无恐对白崇禧连称谓上都毫不客气。他发了一份缄电称谓表给我们，对蒋介石称主席钧鉴，对何应钦称敬公，顾祝同称墨公，对白崇禧却称健生先生（或兄）表示不是白的部下。

    他两人的矛盾背后又夹杂着蒋介石控制军权的因素。所以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就不是单从理论上所能解决的。以后我转任第三厅厅长，解除了“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听说这个问题都一直未能解决。拖到陈诚出任东北“剿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由何应钦任国防部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才不了了之。国民党也就很快完蛋了。

我一年三迁的闹剧(1)

    人事上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分赃。国防部成立之初，各派系间，各派系内，人与人之间无不在争权夺利。虽然煞是热闹，但是一次分赃总不能均匀，不能让各方都满意，当中必定要有若干妥协和暂时安排，这就使得有些人的交椅坐不稳，成了过渡性的“五日京兆”。有些人急不可待的要“指日高升”，不得不再次调整。所以不久郭忏代替了黄振球任联勤总司令，方天、郑介民升任次长，钱卓伦调总长办公厅任厅长。这一下一、二、五厅厅长出缺。于是又刮起了抢夺狗骨头的旋风，我也被卷了进去，表演了一场“升官图”的喜剧。不知内幕者骂我是“十三太保，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深得当局信任”。

    要弄清我一年三迁的来龙去脉，话又得从头说起。

    当1944年陈诚代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时，大量任用他的十八军干部，这些干部当中有几个是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的新秀，如方天、刘云瀚、石祖黄等。方天邀约了十一期的刘劲持、杨业孔、车蕃如、李汝和、吴伸直、杜显信等同学，把持了军务署。这时我在英国，并未参加竞争。方天为了减少人们的攻击，约我回国担任副署长，因为我是陆军大学十期毕业的，然而我在陆大研究院第三期与刘云瀚、车蕃如、吕文贞、石祖黄是同学，与他们私交很好，又是十八军的干部，在陈诚那里通得过。这样可避免十八军内部的人攻击他。及到国防部成立，某些人图谋以“十一期为中心”占据国防部的主要职务。但初成立时，人事摆不平，要照顾的方面太多，所以只有等待时机。方天屈就了第五厅厅长，刘云瀚任了第一厅管将官人事的第一处处长。这次一、五两厅出缺，刘云瀚当然想脱颖而出。第一厅对他本是近水楼台，但他却竞争不过蒋介石妻侄毛锦彪（陆大十三期毕业）。他于是想染指第五厅。可是第五厅对于担任副厅长的我又是近水楼台，我业务又熟悉，理应由我担任。怎么办呢？于是在方天的默契下，通过郭忏把我调出五厅，转任总长办公厅副厅长，给他让路。我心里明白却冷眼看着，默不作声。原因是我这时心情很复杂。首先我与共产党已取得了确切联系，想另找出路，当然就不积极去争这一块狗骨头。这时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这是又拿外汇，又有物质享受，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事。1945年我与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时，他曾鼓励我去美国，一面可研究美国军事，一面与党保持联系，为中国革命下一着远棋。我从个人角度考虑，我去美国不特可以有较好的享受，又可以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还可以学会英语和现代军事知识，变成美国通，将来为革命作贡献还是有本钱。当然我很清楚与何应钦拉上关系，可能就会得罪陈诚。所以我在陈诚的亲信们面前只得违心地表示不愿去，一再声言怕去了就疏远了“辞公”（陈诚）的关系。其实我心里明白，国民党派系之争，不见得陈诚便是最后胜利者，疏远了陈诚，不就接近了何应钦吗？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国民党迟早要垮台，到那时不管你归于陈，还是归于何都得同归于尽。只有归于共产党，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但我那时的处境，只能允许我在蒋介石、何应钦、陈诚，及以后的顾祝同之间周旋，敷衍得面面周到。与刘云瀚、方天一伙我也打得火热，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活动。因此，没有人识透我的庐山真面目，连白崇禧都以为何应钦拉我是挖陈诚的墙脚。在雍园一号白的公馆，办鱼翅席为我去美国饯行，席上只我一人，他满口总长长，总长短，都是指的何应钦，我假装不明其意，并没有露骨表态，饱餐一顿走了。

我一年三迁的闹剧(2)

    更妙的是我任第五厅厅长的经过。何应钦要我去美国基本已定下来后，陈诚于8月29日嘱咐我说：“何敬公本身宽宏大度，宽大则不免用人复杂，有好人辅佐，可以为善。”要我去美国“尊重毛邦初，不可有派别观念”。他显然把我视为陈派里的人。8月31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之后，他又令我暂缓出国，待三人会议告一段落再走。并于10月26日，委我为总长办公厅少将（我原是中将）副厅长。我不知他为何不让我走，而又降我的军阶。不几天，又突然任我为第五厅厅长。一前一后真把我弄糊涂了。方天夫妇见了我，笑得弯腰驼背地说：“郭厅长，你真是双喜临门哟！”双喜嘛一是升官，二是得子。我想道贺就道贺，为什么又笑得这般模样呢？原来他们夫妇都知道刘云瀚为当五厅厅长已布置好了一切，只等走马上任了。不料竞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他们笑是笑刘云瀚费力经营一场，却落了空，也笑我懵懵懂懂，官运亨通。

    原来郭忏他们的安排，并不是陈诚的本意，及到郭忏提出以刘云瀚任第五厅厅长时，林蔚不同意，他对陈诚说：“郭副厅长人很活跃，才情敏捷，业务又熟，还不是你十八军的干部，为什么不让他驾轻就熟，担任第五厅厅长呢？”

    郭忏与林蔚相比，当然不如林蔚更得陈诚的尊重。陈诚听了林蔚的话，立即点头同意。所以林蔚一席话，打破了郭忏等几个月的安排。林蔚为什么支持我呢？据我所知，他对刘云瀚的固执与不豁达是有意见的。他分工主管一、五两厅业务，如刘云瀚任五厅厅长，他会经常遇到麻烦。而我平时对他很尊重，业务上合作得很紧密。如我任厅长，则他办事轻快得多，所以宁可选我不选刘。我为何尊重他呢？抗日战争中我任五十四军参谋长时，一次在桂林行营开参谋长会议，林这时任行营参谋长，我听说他是蒋军有名的参谋长之一，会后曾向他请教当参谋长的要诀。他说：“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得住重点，要任劳任怨。”使我很受启发，内心也极尊敬他。

    我任厅长后“升官图”的游戏并未终局。刘云瀚对第五厅厅长仍感兴趣。恰好这时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共军的坚决抵抗，到处吃败仗。

    尤其是徐州方面战局不佳，蒋介石极为震怒。1947年2月初，陈诚自告奋勇，亲临徐州指挥。陈诚并没有挽回败局，莱芜一战，国民党军六万余人被解放军全部吃掉。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被俘。

    陈诚战败后，国民党军政界为之震动，派系之争又起，反陈派系乘机大肆攻击，要他引咎辞职。蒋介石对他似乎也不满。

    为加强山东攻势，蒋介石命令撤销徐州绥署，改设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指派顾祝同，前往徐州指挥。并令第三厅厅长张秉钧改任徐州陆军总部参谋长，协助顾祝同。第三厅厅长出缺，陈诚对继任人选很费考虑，郭忏、车蕃如向陈诚推荐我是“最恰当的人选”。

    陈诚在抗战期中，对我几次提出的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都有良好印象，于是欣然向蒋介石保荐我任第三厅厅长。

    这是我“一年三迁”的第二迁。

    1947年5月，指挥徐州作战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泰安、孟良崮作战失败后，“徐州陆总”参谋长张秉钧坚请辞职。陪同陈诚到徐州的车蕃如，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又企图以罗泽闿任第三厅厅长，造成以十一期为中心，左右国防部的势力，遂向陈诚推荐我改任徐州陆总参谋长。陈诚极为赞成，即电令我去徐州任职。这就是我的“第三迁”。

整军的夭折(1)

    国民党军队素质很差，编制五花八门，战斗力很不齐，补给很不方便，而且人数众多，军费浪费很大。抗战胜利后，竟把一些汪伪军及满洲国军队都收编进来，全国军队总人数达五百万之多。在经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根本无法负担这么庞大的军费。蒋介石企图通过整军，整掉杂牌军，充实嫡系部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为打内战作准备。加之政治协商会议及三人会议召开，整军问题便提上了日程。

    1946年1月15日，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了“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提案，林蔚于16日在军政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原则上应该如此，无可非议，但希望政客们不过于束缚军人手脚，国防才有保障。我这时还没有参加三人会议充任张治中的助手，会上我提出：第一，须解决目前国共两党军队编造的纠纷；第二，须从宪法根本解决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可以支配军事而不妨碍军事；第三，一切纯军事问题，如军事干部、军官教育、兵役、军训、作战指挥等，非政治家所能尽知，应留给军事专家解决。

    1946年1月16日，军委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陆、海、空军的建军计划，他主张陆军要成立20个重装备师，军令部次长刘斐表示异议。他认为：工业与教育是国防的基础，而我国此刻工业没有基础，要想成立20个重装备师，条件不许可，办不到。如勉强成立，可能把国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刘斐的看法。我推测何应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受美军总部的影响。

    2月5日的下午，在军令部讨论整军问题，军令、军政、军训及政治部首脑都参加，我也在场。首先由张治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非正式讨论有关整军的情况。其后，军政部次长林蔚宣布“官邸会报，委员长已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之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时，由郭副署长参加。

    9日下午3时，整军计划小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军委办公厅、军令部、军训部都有代表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军委办公厅。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军计划小组成员及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开会，研究委员长的整军手令。所谓委员长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须裁兵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如有困难师可改为旅，旅辖两团，然后将这些整编过的师分布于国防要点或铁路公路线上，或边区须垦殖的处所，并分别将其改为筑路、垦殖部队等。第二步将编余的军官重新训练，以之分布于各军区，征兵入伍重组国防军。在此三年以内，不许任何部队募补，违者以私自招兵论罪。”

    从林蔚根据所谓“官邸会报”成立整军计划小组和今天开会研究“委员长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军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蒋介石已有意整编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了。

整军的夭折(2)

    我是素来主张汰弱留强，以节约军费，减轻人民负担的。眼见三人会议又将展开整编统编的会谈，以为国事尚有可为，当然非常兴奋，一心想能把军队整理成能抵御外侮的国防军，让中国可以立国于二十世纪而无逊色。所以我在整军计划小组会上主张搞彻底一点，主张军改为师，师辖四团。林蔚意识到“阿尔法部队”装备素质较优，主张只缩减三分之一。

    我们这些意见都是着眼于整顿充实国防军，并以国共双方军队都一体整编为原则的。我们当时并未细究官邸会报的详情，也未理解蒋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从本身业务出发，就事论事，不照顾当前时局，当然不免无的放矢。

    果然，由于时局关系，整军逐渐出现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应钦侍从参谋陈桂华电话，要我明天同第一处处长刘劲特去美军总部出席整军计划会议。3月8日9时，我带参谋高罗培到了美军总部，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总长办公室谢高参、陈参谋，一同开会。美国方面有三人参加，由辛克尔上校主持讨论何应钦提出的整军方案。美方人员认为何氏方案保留十个骑兵旅及12个月后仍不裁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不合三人会议所订的整军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电话时就奇怪，中国整军会议为什么由美军总部召集，太无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应钦提出方案，企图通过美军总部好这块招牌骇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责任，把整编方案之外保留十个旅骑兵及不裁撤行营推说是美方的意见；其次是窥测蒋介石的意向，向蒋介石讨好，压陈诚而插手宰割编造军队的大权。不料美国人不知趣，坚决反对，这天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参谋邀我去会见何应钦，报告今日会议情形。何对于军事小组（即三人会议）的整编统编基本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对于西北驻军太多，我也不满意张文伯的自私。至于会前举行会商，我虽认为必要，但是主张只邀参加会议人员会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临，因为当初谁都对蒋介石意图摸不清楚，谁也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张治中直接向蒋请示，当然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耽搁和麻烦。尤其张治中力求和谈成功，整编及统编军队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们来有见识得多，其爱国精神也高尚得多。问题在于蒋介石意图逐渐明朗，反共英雄们看出张治中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反共方针，于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编十个骑兵旅何用？无非是对付共产党罢了。这不是消灭内战，不是致国家于安定，拯人民于苦难的方针，是与整军会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听说过白崇禧建议在西北建立十万人马的骑兵大集团，不知何应钦此次的提议是否受白崇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林蔚交给我一本“复员计划”，内容事实上是一个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在2月间草拟的。3月4日蒋介石批交军政、军令、军训各部秘密研究准备。三人会议起劲的在高谈整军，而蒋介石却在准备大打内战了。

    从这以后国民党的所谓整军，其精神完全变了，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

整军的夭折(3)

    3月10日，何应钦又召集白崇禧、朱绍良两副参谋总长，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军务署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经研究，大体决定：阿尔法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初期六个月，全国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期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多余者集体转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三人会议的基本整军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国民党军队每月整编十二分之一。如全军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编九个军成师。这些师一次就按编制编成，以后不再变更，编余军官一次集体转业。这样当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编一次，不断扰嚷好得多。然而为什么每个军都要分两次整呢？无他，整军不忘反共而已。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好盯住共产党，到他们认为有打仗的必要时，马上便停止整编。从实质上看，所谓的第一期整编，已不是整编，而是缩编军队了。

    3月28日15时，何应钦召集会议，宣读每月整编九个师的办法及蒋委员长手令，台湾部队先行整编。同时还讨论了陆军各部队复员实施办法，这一下整军便走过计划阶段而进入实施阶段了。遗憾的是各军师整编不是按整军基本方案一次编成为国防军，而是各军缩减三分之一，更不是各军同时缩减，而是每月只缩九个军，而且是先整在台湾的及江南的部队。这当然是“剿共”的幽灵作怪，使整军不能顺利进行，不特如此，随着内战的展开，停止整编以利作战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

    国民政府陆续还都南京，我也于1946年5月1日随军政部人员由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政府既未打开和平途径，又未定和战决心，整军工作却又正在进行，这使我迷惑不解，参谋工作无法进行。方天很敏感，怕继续整军责任重大，签呈停止整军，但未得结果。1946年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共军。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反共。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

    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当时社会有五毒：“军官总”、“省市参”、“国大代”、“妇女协”、“新闻记”）。当过军长、师长的人哪甘心进军官总队呢？当然尽量找机会发泄怨气，恰好陈诚重用“土木系”，于是有将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黄埔学生，悲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并四处散发传单，攻击陈诚网罗“四大金刚”、“十三太保”，组织“干城社”。

    传单说，陈诚的四大金刚有林蔚、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十三太保有方天、刘云瀚、罗泽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和我；赵桂森乳臭未干，郭汝瑰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而陈诚组织的“干城社”，其头子是林蔚。

    我记得，陈诚确想成立一个小组织，曾叫我为此先起草一个章程。当时，我给这个小组织取名为“前锋社”，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意取的，其组织宗旨为“整顿组织，力求进步，发展工农运动，加强联美亲苏”，陈诚看过章程后，十分赞同，但不久说委员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宜过于匆忙，于是作罢。但陈诚是否以后组织有“干城社”，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我离开三厅时，林蔚偷偷地问我：“郭厅长，‘干城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见林蔚十分认真的神态，不禁哈哈大笑着反问道：“林次长，不是谣传你是‘干城社’头子吗？如何反来问我？‘干城社’对我来说，我也许是大门上的门——开门在内，关门在外。”不等我说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来，“干城社”是否有，实无法猜测。

    不过国防部成立后，确实有一小组织，那不是陈诚叫成立的，而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上谕”，叫成立“国防建设促进会”。指定18个人为筹备委员，这18个人是：贺衷寒、蒋经国、黄杰、桂永清、方天、唐纵、刘健群、冷欣、柳克述、陈春霖、侯腾、李士珍及我（其余五人日记上未记，现已想不起，推测应有邓文仪、刘咏尧）。1946年11月27日晚，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定贺衷寒、蒋经国、柳克述、刘健群、唐纵、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国防建设促进会筹备简则及会章》，并决定由黄杰、陈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训团兵役班选择各地的干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筹备发展组织。如果“蓝衣社”及陈诚有“十三太保”的话，则这十八个人不妨称为“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

设法脱身(1)

    率部起义

    （194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

    “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党国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设法脱身(2)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脑袋全晕了。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这比什么消息还坏。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

    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设法脱身(3)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设法脱身(4)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

    为了能迅速扩充七十二军，我决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自己凭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时期把一个军建立起来。从上海出发前，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许亚殷和副师长柏恒，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领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要他沿途尽量招兵，并告诉他“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四川的伤兵流离异乡，思家心切，一听说部队要回四川，必定踊跃参加，部队必定能迅速扩大。”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赵德树给我带回一○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2月4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

    这天，天气晴朗，透过机窗，瞭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缓缓向机后逸去，俯视大地，但见山峦起伏，长江如练。这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几年前，乘船由重庆到上海、广东的情景。啊！弹指一挥间，整整过去22年了！回顾二十余年，雪泥鸿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么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还值得怀念，与党取得联系后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其余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浊时光。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腐败无能，反动军队的残民以逞，作恶多端，达官显贵的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迹于其中，这是多么使人终身遗憾的啊！然而共产党并不抛弃每一个决心革命的人士，对于我这样的人，一样给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周旋和伪装(1)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并利用各种方法继续扩充自己的部队。我一面请求原成都联合中学和陆军大学同学的重庆补给区司令邱渊（默雷）分配车辆，调拨装备；一面举办军官队，并四处派员募兵，尤其是到铜梁。由于我是铜梁人，四川人同乡观念重，担心被拉壮丁的穷苦农民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都给予字据，县兵役科可用以抵壮丁名额。因此，铜梁被抽作壮丁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纷纷前来投奔。我还公开号召，谁能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我的一○○团长许汉洲就是在师管区弄到一团人当的团长，这样一来，部队发展很快，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先到川一个多月，我们部队的人数很快就追上他了。不仅如此，我军有三个团都是老兵，因而部队较有作战力，一时竟成为与罗广文两个军、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并列的四川四个机动军之一。

    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任第三厅厅长时王蜀生介绍他来任科长，以后他到余锦源的七十二军任副参谋长、团长、参谋长，常来徐州陆总见我。我接任七十二军军长时，他由包围圈逃出来到了南京，我一见非常高兴，极力挽他继续担任参谋长，对他很信任，认为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太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共产党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共产党决不比国民党好，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共产党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

    我见他反共态度坚决，暗暗庆幸我幸好没有暴露企图，于是将计就计，以同意走第三路线来掩饰我“另找出路”的话。因此，故作高兴的状态说：“对！我们就走第三路线。”

    从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线，我经常说反对国民党的话，都以走第三路线为幌子。

    5月我弄足了两个师的兵员，还由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处拨来一个师，于是我所属的部队成了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奉令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兵员就更充实了。于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我认为宜宾偏处四川西南角上，便于诱导起义，想赖在这个角落不调往他处。恰好有一天罗广文说：

    “我在华蓥山经营根据地，准备万一的时候好打游击。”

    “不行！华蓥山太小了，哪能养活和掩蔽你两个军呢？要干只有经营雷、马、屏，那里彝汉杂居，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区域宽广，是最理想的打游击的地方。我现驻防宜宾，就近经营，非常方便，不如我们合作，将来一道打游击？”我这样回答试探他。

    罗一听非常高兴，我于是怂恿他代向西南长官公署请求，成立川南警备司令部委我任司令。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与王陵基矛盾较深，正千方百计地削弱王陵基的权力。所以罗的主张立即得到张群的赞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也十分支持，但认为“川南警备司令部”名称太大，最好成立“叙泸警备司令部，”我同意。于是，“叙泸警备司令部”得以成立，我遂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并以张群的部下肖烈任叙泸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

周旋和伪装(2)

    当时，各军有政工处，而所有警备司令部必须设稽查处。军参谋处第二科专搞情报，军统常派人参加，一方面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一方面为蒋介石监督军师长们。政工处政工人员由国防部新闻局派遣，也是监视带兵官的。我为了今后方便，便抢先委派军事干部，委黄荫渠为政治部主任，任廉儒的哥哥任逖猷为政治部副主任，并把政工人员安排整齐后，再造册上报请求批准。

    至于稽查处，我明知必须由军统推荐处长。于是我以稽查处过于骚扰民众，大搞烟赌娼，维护治安不足，整人害人有余为借口，极力拒绝军统派人来泸州。我见保安分区副司令刘忠敏极其老实，与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国熙商量，成立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让保安分区副司令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警备司都有稽查处，独我叙泸警司无稽查处这一特务组织。

    但是，我非常担心，军统无孔不入，如果派人打进七十二军，我起义就会受很大的妨害。当时，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罗国熙，是黄埔二期学生，军统特务，在我肘腋之下，我对他非常警惕，很小心防备他。哪知军统分子防不胜防，万想不到我贴心的参谋长也是军统分子，而且我一直未发现他。“螳螂捕蝉，雀乘其后”，我没有一筋斗栽到军统手里，真太侥幸了！那时，每一个警备司令都得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的主席，我也被张群委任为联席会议主席（委任我的假名许镇国），却又令罗国熙为副主任。这个党政军联席会议专门捕杀共产党人，每月按时由主席召集地方法院、县党部行政专员、保安副司令、县长、七十二军军法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案件。当时，任廉儒已跟着我回到重庆，我对任廉儒说，我决不参加这种会，采取不理不管的办法。任廉儒对我说：“那怎么行，你放手不管，他们不更为所欲为吗？他们杀人也是血债！”任廉儒想了想接着说：“汝瑰同志，你想想，蒋介石一伙反动派愈到灭亡的时候，一定会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为了保护无辜的人民和每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参加，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实在不行，你写信给我，不怪你。”从此，每次党政军联席会议开会，我都积极参加主持，从不缺席。

    罗国熙非常仇视共产党，动辄主张枪毙或活埋共产党员。对我则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像你这样遇事都要人证物证，一个共产党也杀不了。”我尽量以私人感情劝阻他，交由军法处去调查，必须查有确凿证据才能处决。幸军法处长冷肖炎是民盟成员，是党暗中派来策动我的，对我的意见，他都支持。这样不仅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

    许亚殷见我同意走第三路线，非常高兴，很热心地为我筹划，又要成立一个党，又要准备打游击。我明白真是打游击，那时就是游击共产党，我绝对不得干，但未起义前借这个幌子，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做反蒋的工作，并借以掩护自己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对许的提议，表面总表赞同，但这时柏恒暗中告诉我，“许亚殷不可靠，2月间你叫我同他（许）带部队返川时，他因为未当到师长，同我商量把部队拖到太湖打游击去，那样我怎么对得起你呀？所以我坚决推辞不带队回川。”

    “唔，我当时正找不到师长，因为想到他（许）资历尚浅，没有企图当师长，所以弄刘展绪过渡，早晓得他想干，我又何必找刘展绪，弄得他心情不快呢？”我素知柏恒同许亚殷友好，所以这样答复。

周旋和伪装(3)

    “你千万不可交兵给他带呀！他乱来，你招呼不住他哟！我同他是朋友，我绝不是说他的坏话，我怕我不跟你说，万一将来有问题，我没有尽到责任，以后我没脸见你。”柏恒又诚恳地向我说。

    柏恒是我同县人，对我素以长辈看待，他曾一度要转业，我设法保住了他的军籍，他很感激我，我也认为他是有血性，古道侠肠的人。他在七十二军任团长、副旅长时，经常与我通信，我这次出任军长，一直把他视为亲信，任他当副师长。他这天诚恳地告诉我要防备许亚殷，我对许当然就更加提高了警惕。事也凑巧，不久新三十四师兼师长刘展绪，专任副军长，师长出缺，许亚殷恰好兼这个师的副师长，我想到柏恒对我的忠告，不愿许任师长，于是向许说：“刘副军长不兼新三十四师师长了，照理你兼副师长应该升任，但是柏恒虽是二三三师副师长，他资历比你高些，你二人同在一个军内，不先升他，恐怕摆不平。我因此很费踌躇，到底怎么办好？”

    “军长，你保荐他吧！我不会有什么意见。”许亚殷爽朗地这样回答。我见许这样痛快，又觉得对不起他似的，于是安慰他，说：“我必定不亏待你，一定为你留意机会。”

    “没有什么，军长，你不必介意！”他又反转来安慰我。

    这时柏恒返铜梁老家去了，我缄电接连催他回部队来，他都回绝任师长。我没有办法，于是又对许亚殷说：“柏恒不来，还是你去任师长吧！以前有人说你要拖部队出去打游击，我怕你不老练，怕你感情冲动，惹出事来，近来我观察你肝胆照人，办事精明，我很放心你了。”

    “军长，这个师长我决不当了！我晓得这话是谁说的，我去把柏恒给你找来。”许亚殷面带笑容坚定地回答。

    不两天他果然到铜梁把柏恒找到泸州来了。由于解放军这时解放了南京、上海，国防部已移广州，我就独断先叫柏到职，然后打电报去广州。

    这样一来，我觉得许亚殷聪明能干，通情达理，不是死硬不能改变主张的人，将来形势所逼，他可能还是跟着我走的。这样一想，我又感觉内愧，觉得我对他不起似的。

    这时罗广文对我经营雷、马、屏为游击根据地信以为真，大加赞助。一面保举我任第七编练处的副司令，请求长官公署，让我派二三三师去川滇边境堵击龙云飞，以便去屏山里面侦察根据地，一面把第七编练处的后方移到宜宾归我全权指挥，我虚与委蛇，也表面叫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侦察，何处可以作根据地。事实上我并不热心，以后因屏山非我叙泸警备区的地境，我就根本不进行了。许亚殷既未任师长，就自告奋勇，到长宁去经营游击根据地。我情不能却，口中答应“很好”，但暗想让他离开我身边也好，反正兵在我手里，你去准备你的，起义后形势所迫，你还不是要回来。兼之这样作，可虚张声势，使蒋帮人员看不透我，一面也顺顺许的气，免得起义时与我硬碰，使我为难。

周旋和伪装(4)

    所以8月许就借开警备会议的时候，建议成立三个警备分区（1）自贡市地区，卿云灿为分区司令；（2）宜宾分区，彭光汉为分区司令；（3）泸州分区，罗国熙为分区司令及一个长宁指挥所，除自贡区卿云灿带他原来招募的两个连，许亚殷在长宁指挥所带辎重营三个连作警卫外，都是空的。对卿云灿、许亚殷我并规定不许招队伍，不许杀人，一面并派王蜀生为许的参谋长，以资约束。开会时四川第二区专员刘幼甫因自贡市属他专区辖地，所以也来了。刘幼甫是黄埔第四期同学，四川小政客，很得张群的信任。我于是大谈准备走第三路线，成立新政党，他大加赞成，并自告奋勇拟定党章。（这批政客精灵得很，他们鼓励带兵官们打游击，他却很早就坐飞机溜走了。）我会后到重庆把这些向任廉儒同志报告了。他说：“你的政党成立了没有？这是原则性问题哟！你要恢复党籍，又自己成立政党，那不是自己造些障碍吗？不特恢复党籍不可能，谨防还犯错误！”

    “党没有成立，一纸党章，撕了就是！我又不是真成立党，不过借此作掩护罢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为自己辩护。

    “你宣称打游击是掩护，只要事先向党汇报，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成立政党就是党纪所不容的问题了。千万干不得哟！”他进一步说明厉害。

    “对！我懂得了，就此作罢！”我立即把党章撕毁，再不提这件事了。

    2月间任廉儒在上海与我分别时，我再三要他回川帮助我，他五六月间果然回到四川，仍在重庆川盐银行工作。这以后他经常来泸州，我每到重庆也必向他汇报一切。我担心起义是非常秘密的，事先不能泄露半点消息，人心难测，除非最可靠的人，决不能作思想工作。因此我要求党派军事人员来帮助我。

    大约是8月间了，我到宜宾视察部队，任廉儒同志带着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同志到泸州见我。见我不在泸州，他又到宜宾来，把赵力钧安顿在小茶馆里坐着，然后到肖烈家找我说：“党派的人已到宜宾，在什么地方见面最稳妥？”他还说：“这个人稳重机警，满口‘共匪’长，‘共匪’短，谁也认不出来。”

    “就来肖家，我们在客厅谈话，没人敢来窃听，最稳妥。茶馆千万去不得。”我说。

    他果然把赵力钧同志引到了肖家，我们一见面就像原来认识的人一样，热烈握手问好，以使人不怀疑。我以为这就是党为我派来的军事干部。我商量他担任我的侍从副官，以便朝夕在一处好商量问题。但是赵力钧同志说：“我到四川来除帮助你而外，还有其他活动，最好留在重庆，等到你最需要我时，我再到你这儿来。”

    “那嘛，到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任办事员吧！”我回答。“他怎么到办事处去呢？”任廉儒问。

    “这样，你回重庆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顾的名义写信给我，求我给他的亲戚赵力钧一个小工作，待我回到泸州时拿信来见我，我在信上批准委他为办事处的办事员，叫他去就是。”我想了一下，想出了这个办法，就对他们说。

    事商量定了，我们又大声说说笑笑地谈了一会，他们走了。以后赵拿信来，我扬言：

周旋和伪装(5)

    “这是总长（顾祝同）的弟弟介绍来的，明明是搞个小差事混饭吃的，他做事不做事听便，不要派他任何工作！”

    就这样赵力钧就在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办事员的掩护下，自由往返四川各地工作。

    就在这些时候，陈诚的预算局局长一贯为陈搞经理事务的赵志尧找我说：“辞公（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安全些！”

    “你晓得我是穷光蛋，把家眷送到台湾吃西北风吗！”我知道这是要把我的妻儿弄去做人质，所以我这样回答。

    “你看！辞公叫你送去的，难道他不管？”赵志尧连忙解释。

    “辞公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管这些小事？我老婆娘家开药铺，不是共产的对象，把她往娘家一塞，安全得多，免得我一死，让她母子流落，无家可归。”我坚决推辞。

    “那我就这样回答辞公？！”赵见我主意已定，莫可奈何地说。

    “请你转告辞公放心！战争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我违心地“表忠心”，以免被人怀疑。

    赵志尧只得走了。

    就这样，我最后打游击的风声，逐渐传播出去，连罗国熙这个特务头子也说：“司令，我知道你准备游击根据地了。”

    “他妈的，我准备背起娃儿打游击！”我见他得意得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我就更虚张声势。

    当时我不明白罗国熙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起义后我知道许亚殷是军统分子，才暗笑许亚殷当年扮演了蒋干。军统不特没监视住我，可能还打报告为我吹嘘。我玩弄这些小动作，自己以为机警、权变，秘密，连我父亲弟弟都不知情，但是事实上早已走漏了风声，出现过严重的危险，不过我不感觉严重罢了。

    首先杜聿明怀疑我，曾对何应钦、顾祝同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不可靠。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放弃徐州城向西南逃跑时，就不让我知道他的企图而与蒋介石秘密决定。至于杜聿明如何知道我和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

    “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他回答。

    “是谁？”我问。

    “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其次，蒋介石的新闻局长邓文仪，也不知在哪里听到了一点风声。我回四川不久，邓文仪就告诉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我靠不住，要陈国儒对我严加监视。陈与我在南京共事，关系就很好。我亲切地叫他夫人陈二嫂，常请她教我跳舞，混得很熟，所以邓告诉他后他就告诉了罗广文，罗又告诉了我。一天我当着罗广文、陈国儒的面就闹起来：“邓雪冰说我靠不住，他凭啥子乱说？！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依我看，他邓雪冰才靠不住。”

    “我们绝对相信你，才把这话告诉你，要是不相信你，我们就暗中监视你不告诉你了嘛。”罗广文和陈国儒忙向我解释。

    “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慢慢看吧！看我靠得住不？”我说。

    “你这样说太见外了，我们哪能监视你呢？”陈、罗二人又说。

    “不是对你二位，我是对邓雪冰。”

    “好了，把误会解释了就是了。”陈国儒说。

    这样吵闹一场，当时对付过去了，我相信陈国儒还是会暗中监视我。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他就是任廉儒的堂兄任逖猷。据任廉儒告诉我，任逖猷见他来到泸州，就向他说：“你不要把郭军长的事弄坏了啊！”可见他是了解任廉儒的作用的，不过我们仗恃他不会相害，所以不大注意他。但是任逖猷心里装不住话，那时他又是政治部副主任，邓文仪的消息可能是从他那里无意泄露出去的。也未可知。

    此外我总以为我与任廉儒同志单线联系，非常机密，我料不到任廉儒同志转交情报，又要发生许多联系，冒很多危险。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可我这时回川在七十二军还蒙在鼓里玩弄着小权术。

    我父亲派我二弟来泸州，传达地下党的意图，我仅告诉二弟：“我有办法”，也泄露了我的机密。幸这位知情的周白照同志与党有联系、为我保守秘密，才没出岔子。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召见(1)

    把赵力钧同志安顿好以后，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赵力钧同志要快点来呀！”我要求。

    “到时他一定来！”任廉儒说。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罗一直不醒悟，只以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击。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让七十二军移动。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见重庆市各街道处处搭起柏树叶牌坊，上面写道：“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袍哥各山头的（袍哥的帮会组织四川人叫山头或码头）。陈春霖十分不满地说：“真太不像话了，谁要袍哥拥护。”此时，我马上意识到蒋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能凭借袍哥这一类封建组织支撑了。

    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蒋介石召见(2)

    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刚坐一会儿，侍从武官招呼我们进去，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番号不记得了，一个师长陈宏谟，一个师长艾绍衡，都在内江附近），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共军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宜宾起义(1)

    解放军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边境，看着我起义已逼近眼前，我要求任廉儒同志编出密码，才便于联络。任廉儒却要我编好，给他一本，我说：“这怎么行，我一编密码，就会泄露机密，最好你编，编好后，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人敢问，你来电时写：“泸密、郭军长亲译”，我自译就不会泄露机关。任廉儒才答应了，结果还是没搞，后来起义前，他竟发来个明电“赵因交通阻隔不能前往，希按计划行事”，差点酿成大祸，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十分紧急，才得以幸免。

    同时，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设法搞掉许汉洲，恰好许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另派我的亲信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我又暗暗告诉柏恒，要他到江门后，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宾撤退时，他也迅速开回宜宾。

    驻守新津飞机场的一○四师，师长是我的妹夫傅秉勋。傅师原属罗广文部向敏思军，由于他仗恃自己是黄埔五期学生，又与罗广文和我关系密切，毫不听从黄埔六期的军长向敏思管束，罗广文只得和我协商，以新拨给七十二军的罗君同师换来傅秉勋的师。我知道傅秉勋30年代是共产党员，我与他既是亲戚，又是黄埔、日本士官两度同学，所以我放心他，就打电报约他到泸州来商量军事。接连两天晚饭后，我同他在军部后门外桂圆树林里往来散步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宜宾起义(2)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宜宾起义(3)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

    他这样一问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与解放军接头嘛，怎么还问“去做什么”呢？莫非他不可靠？于是连忙说；“去联络联络。”

    “联络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恒已向宜宾撤退，他去也只说明我已预有准备在宜宾起义。因此就这样回答。

    我说完话过后，下决心立即撤往宜宾，并于当天上午把军指挥所移到泸州制高点——长庚宫，下令命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军部及直属部队撤退。这时全军状态如下：

    1.新三十四师（欠一○一团）在由江门向宜宾撤退途中。

    2.一○一团由叙永向长宁撤退途中。

    3.军搜索连在泸州长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师的六九七团到达了泸州西六十里的某镇（我11月30日令赵德树派来接我的）。

    5.二三三师（欠六九七团）在宜宾。

    6.一○四师已由白沙向成都溃退。

    7.军前进指挥所在长宁。

    3日太阳落山，我便率队出发，4日拂晓前到某镇。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向西行军，6日下午到达南溪。赵德树已派轮船来接我，我布置好部队继续向宜宾行进后，即登上轮船，很快到了宜宾。赵德树与肖烈迎接着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宜宾起义(4)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宜宾起义(5)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腐败、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宜宾起义(6)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民主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宜宾起义(7)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暴乱，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暴乱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