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成功视频:中国如何登上价值链的高端

布莱兹尼茨先生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国际关系和战略管理的副教授，默夫里先生则是该大学的博士生。他们称中国在过程创新和生产制度创新上有优势；中国不会受困于目前廉价的生产领域，未来这些优势将继续支撑中国经济而且最终会使中国登上价值链的高端。

实际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与美国、欧洲在新方法和新产品上展开竞争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而且会造成浪费：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尚未达到发展的高级阶段。下面的内容是采访两位作者的节选。

问：在《奔跑的红色女王》一书中，你们认为中国的创新动力异常强大，但这种创新又不是我们传统观点上的技术或产品创新。那又是什么呢？

丹·布莱兹尼茨，乔治亚理工学院副教授，《奔跑的红色女王》作者之一

丹·布莱兹尼茨：要理解中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今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生产的分工。如今，专业化不是按照行业划分生产地域的，而是根据行业内的的某个阶段或者活动生产的。

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台湾、美国、韩国，在各行业所处的生产阶段都不同。由于所有行业都是分工协作的，合乎逻辑的有关创新的下一步思考应该是地域不同，制度和创新也就不同。在过程创新和生产创新方面，其中就包括产品的设计、生产的组织、外包和物流，中国有其它地方无法抗衡的优势。

世界某个地方发明新产品然后推向市场之后，中国公司总能非常迅速地推出含有该技术或者产品的新版本产品，而且通常都更简洁、更便宜、更节能。例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像中国的富士康那样，能将20多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为多家公司生产各种电子产品。

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机器美国军队数月内也无法将20万人集结到指定的地点，但是富士康高效率地将工程师和生产工人从一条生产线安排到另一条生产线，从一款产品转入另一款产品。这就是生产创新，中国式的创新。

而新产品创新上，中国则比较薄弱。这是没有办法克服的。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是主要的阻力。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制度无法让企业家通过研发产品创新来盈利。但是，就是同样的制度可以让过程创新和二次创新取得成功，并能赚取高额利润。

中国现在急需的不是独特的创新。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人的数量，劳动力的规模和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技能和人才，才是中国的优势，必须充分巧妙地运用。

问：默里夫先生，是外界把中国的创新动力理解错了吗？

迈克尔·默里夫，《奔跑的红色女王》一书作者之一

迈克尔·默里夫：在商业研究领域或讨论过程中有一种倾向：把发明等同于创新，常常用专利和论文被同行评审或者新产品的数量衡量。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指标的话，你就会相信高数字就是高创新能力、高增长。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落后。这就会得到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中国要么在创新；要么就是在苟延残喘，即将落后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

创新不只是发明，它包括一系列的将发明应用并改善的过程，只有这样消费者才能得到更优质的、更新潮的和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以中国北京的德信无线（Techfaith）为例，它可以生产创新产品但销售的产品是其它品牌，因为它不是合同制造商。我们认为的很多创新在终端电子产品中都可以看到，但真正的创新是在内部的，它能让产品正常工作。

丹·布莱兹尼茨：另外一个例子是与许多人的体验有关。你有苹果电脑吗？它就是一个连着电源线的白色电源盒子。由于持续的研发，这只盒子不断得到改进。所以它没有消失，它将来也还会比现在更出色。这完全是在中国产生的。生产电源的公司不断研发，让电池更小、更有效率、更便宜，同时温度更低、能源消耗也不是那么大。这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因为中国企业能找到高质量的工程师，老板要求“你得研制出更好的电池”，他们就得服从。从美国一流大学，比如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聘请一个人要求他做到这些，成功的几率又有多大？这使得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有绝对的优势。

问：但中国强大的生产和成本优势很大一部分不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多和工资低吗？这种优势能持续下去吗？

丹·布莱兹尼茨：只要全球生产分工的存在，就需要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地域的合作，将“发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而且产品的价格消费者都能接受。

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重要的批量生产的能力，中国在这些活动中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红利。在下一个15年，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中国的实力将继续上升。我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必要担心本土创新。

问：在您的书中，中国政府似乎经常限制发展和创新，它要么是干预市场、要么就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去影响结果。在你看来，中国政府要鼓励创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丹·布莱兹尼茨：当你制定产业创新政策时，你就是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手段。与韩国和日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他们创造汽车行业时，产品、市场和技术都是确定的；至于你所培育的创新，你现在都不知道产品会是什么样子，市场在哪儿。这意味着计划的实施是有限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可以大展拳脚。

以以色列和台湾为例。政府的角色首先是创新资金的提供者和推动者。这不是战略上选定某些赢家就能做到的，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的做法是让所有追求创新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都能获得资金上的支持。政府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制定制度和经济架构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能营造创业的氛围。以台湾为例，甚至许多新思路形成之后，许多企业家仍认为技术上的投入太过冒险了。因此政府直接在新领域培育第一批企业，为业内树立榜样和打造市场。但这些企业都不是国有的或者国家控股的。他们是国家创立的，然后很快会派生出私人的企业。

中国政府目前的重大项目绝大部分就是拷贝其它地方已有的观点或产业，这不是正确的方向。因此，建造宽体机或者大型计算机等超大项目也许就是代价高昂的创新转变。

然而，技术的传播是中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鼓励的。

选定某些赢家是没有出路的。看一看中国在推进电信技术的做法吧。由于通过政府的授权来研发新技术，3G和4G的应用上存在着巨大的滞后。

问：默里夫先生，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政府管制得太多了？让私营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就能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就能培育伟大的创新公司吗？

默里夫：有种观点，公认的观点认为市场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创新将会繁荣。但是中国政府要用于肩负责任。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必须明确法律和法规并加以执行，因为市场是有规则的、讲法律的。

丹·布莱兹尼茨：做调控者和执法者是一个方面。但现实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研究一下大的创新国家，如芬兰、台湾、以色列甚至美国，基本上所有伟大的技术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政府的资金扶持和推动下才出现的。因此，且不谈调控，政府应该经常刺激和干预经济。在台湾，政府为半导体企业提供培训和很多其它的帮助，并教他们如何盈利。在以色列，如果没有国家对研发的资金投入、没有政府对创新的鼓励、没有政府为企业研发降低风险的措施，就没有上千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就不会有以色列的高科技奇迹。

问：所以，研究了中国的增长形势和推动创新所做出的努力之后，你对中国政府有哪些建议？为了促进增长和鼓励创新，北京方面又能做些什么呢？

丹·布莱兹尼茨：中国继续保持优势、维持经济增长和登上价值链高端的方法只能是专注于目前生产和发展领域已有的活动。针对这些活动，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研发，这样就能在更多的阶段和活动中展开竞争。

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经营状况不佳的银行体系。改善银行体系需要做的事很多。要让公司获得银行资金更容易，方式也更透明。

第三，每一家大公司，包括联想（Lenovo）在内都需要多种所有权结构，这样就可以开展新的不同的经营活动。为了参与不同的市场划分或者经济活动而在同一组织或者集团公司内部平衡外资的、国有的和私有的所有权结构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对不同类型的公司一视同仁对创新是有利的。

然后还有法律规则需要修订。让法律和法规清晰明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研发，尤其是新产品的研发，费钱也费力，而且风险极高。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风险，阻碍了在该地区的投资和创业。我们没有谈及知识产权，涉及的只是一些基本法律。如果法律看上去对相关行为有约束，明确的法律并能执行将会降低不确定性并将给研发密集型的企业带来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