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奥运会怎么赚钱:沧桑百年祭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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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百年祭严公
林永蔚
严范孙先生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依然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他矢志不渝地传播科学知识、民主精神和爱国思想，显著的业绩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在划时代的历史转型时期，他引领一群心系民族复兴的贤达睿智之士，以中国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为底蕴，极目世界，推陈布新，以兴学育才为己任，首创了南开学校。虽然严公早逝没亲自创建“重庆南开”，但我们在书写七十载辉煌的办学历程时，总忘不了他老先生德泽所润，心系民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1989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通过提案，褒扬了严范孙先生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为国育英的巨大贡献。
胡适曾说，严范孙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蔡元培也说：“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天津《大公报》在《悼严范孙先生》社评中，称其“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是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
严范孙（1860—1929），名修，天津人。从小饱读经书，23岁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又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但是，清朝的内政腐败，促使严范孙不满于现状，急欲寻求救国图强的良方。中日甲午战争是其思想的转折点，逐渐省悟到“科举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欲救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毅然走出旧营垒，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改革传统教育，倡导学习西方“新学”，并身体力行，直到1929年逝世，20余年未尝稍怠。
据严公嫡孙仁赓的回忆，可见严公人品学识之点滴，其曰：
祖父自幼聪颖，喜读书。科举考试前，曾勤读经史，习诗词。1882年22岁中乡试，次年取进士。1886年26岁，授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此后八九年，借工作之需要和便利，得博览群书，大扩眼界，犹鱼得水，攻读益勤。
祖父有一套把公余时间用于充实自己的办法。1892年日记中有云"余尝与大儿言,吾有三课:枕课，辫课，车课，各以一书为程。积日累月，所得甚多。大儿闻而慕效之。"
祖父兴趣广泛，尤喜天文、算学、医学诸实用学科。曾谓："治学应以实用为主"
1894年奉命使黔。轻装简从，惟囊橐中书籍为多，共14大箱，途中勤读不辍。见《使黔日记》1894年。抵黔后，所携书籍，连同任内捐廉购置的中西图书全部捐赠当地助学，并曾多次托人到上海译学馆采购汉译科技图书及名人译著，供自学及教学之用。在黔期间，加习英文，深究数学，通微积分。
祖父每日除有事外出或迎接来宾外，终日闭门书斋，偶尔提笔为人书写对联或泼墨作画，其余时间，自晨至夕手不释卷。他坚持每日记日记，有信必复，均留底稿，生活十分规律。
祖父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得以粗通日语。但早在督学贵州时，即已开始从祁听轩习英文。此后，时断时续。1907年在学部任职期间继续于公余学习英文，成为日课见当年日记。。1913年7月，受袁世凯之托，送袁氏三子去英国留学，住伦敦。于次年5月返程回国。往返途中，历经欧陆各国，"深感英语用途广泛"。这期间，他的英文水平又有提高，可以阅读诸如欧洲历史等类书籍。
到了1917及1918年，年近花甲，更延师于家,集中学习英文，想是为了访美考察教育作语言方面的准备。但毕竟年事已长，进展不快，做到能听能读，而讷于口头会话。但即令如此，犹能在北美半年余时间内，访晤许多美加两国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参观各级学校及文化机构，得以深入了解彼邦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教育制度，颇受启发，颇有心得。为回国后开办南开大学奠定感性认识上的基础。
游美归来，有人问他印象如何?他答："彼邦为事择人，故无废人，亦无废事。我邦则为人择事。易言之，用废人，斯事无不废也。"可见，祖父当时已能正确观察到吾国用人弊端。
自美返国后，祖父仍继续攻读英文，直至垂暮之年而未止。并且，仍然保持多年来嗜书成癖、手不释卷的老习惯,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仁赓先生对乃祖读书的志趣和习惯概括为：一、学以致用，不尚空谈；二、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三、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用时间；四、从旧学逐渐转向新学。
严公满腹经纶，学贯中西，他敏锐是认识到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他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一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严范孙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以全新教育模式而斐声遐迩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给后世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严公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严公不仅识人而且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公赞赏和师生好评。
从南开中学开始，严与周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公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1917年，在周恩来即将从南开中学毕业的时候 ，严公特意让人送给周恩来家世表，并准备将幼女智安许配给他，只因智安正在读书遂作 罢论。 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18年春严公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公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公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不要再给周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对此感念不忘。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公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正当南开顺利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之际，
自从1898年聘请张伯苓入严馆执 教以来，严公就尽其所能地帮助张伯苓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相知互助的交往中，严范孙一直给予张伯苓无私的帮助，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包。他们之间的关系 早已跨越了东家和被雇用者的关系，成为真正为中华民族近代教育事业共同奋斗的知己。在南开学校体系逐渐构建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严范孙的心血和智慧。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张伯苓一遇到问题，就会得 到严范孙的全力帮助与及时解决。 张伯苓固然是南开学校的创办者，但是他一 直强调，没有严范孙先生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张伯苓和南开。所以，称严范孙是南开学校的“校父”，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时光如涛荡泥土, 砥柱触天立中流”。近百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下求索、前仆后继，今天总算看到了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在这亘古未有的伟大历史时期，回头看去，严范孙公的一生功绩仍在放射着熠熠的光辉——值此重庆南开七十周年华诞的喜庆之时，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慰严公在天之灵：南开学校正在发展中前进，一代代南开学子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精神的鼓舞下，意气风发，不舍昼夜地铸造着人生的辉煌。
“南开”与民族同兴，与天地共存——“校父”严公，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