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移动硬盘如何分区: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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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0日04:15 人民网-江南时报
赵子云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上了岁数的老南京不免会缅怀起当年那位力主抗战的南京市市长———石瑛。出生于湖北阳新的石瑛为同盟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帝制、振兴中华的革命斗争。因清正廉洁，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石瑛，湖北阳新县人。1903年中湖北乡试，后留学欧洲。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等职。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不久，石瑛以其政绩显赫，世人为之称颂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此时，日寇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举国上下抗战呼声不断。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石瑛痛恨日军暴行，力主抗战，常常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2年6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一·二八”阵亡将士纪念会，会上，石瑛针对汪精卫之流“沪会疆局只能候国联公平置处”的论调，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与强盗无异，我们不能同强盗讲理。”
1933年8月14日，在市府职员总理纪念会上，石瑛又针对汪精卫的“中日亲善”论公开疾呼：“日本图谋侵略我国领土及主权，乃是它一贯的传统政见。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被占领，就是其证……我们错在自己不振作，反而使劲高喊‘中日亲善’，这只能自取灭亡……”1933年间，日方要求在南京夫子庙、新街口、白下路等闹市区租房、建房、名义上是开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实质上是以此作为情报点。但市政府有关部门又找不出拒绝的理由，石瑛知道后，便召集了房东、地主商定：以房地主的名义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日方阴谋终未得逞。
1934年年初，一个新上任的日本驻华使节，按照惯例去拜会市长石瑛，但石瑛拒绝接见。弄得那个日本官员十分难堪。几个月后，南京举行全市性的防空演习。这个日本官员正由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陪同驾车在路上，他突然发现石瑛站在十字路口指挥群众疏散，则忙请唐有壬帮忙引见。当唐有壬上前说明来意时，石瑛忿忿地对唐说：“我们防空演习，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他也参加，真不知道羞耻！”
1935年3月19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亲自电话通知石瑛，次日下午市府科长以上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石瑛一听，当即表示异议，接着便和汪精卫争执顶撞起来。最后他气愤地说：“我的职员决不迎接敌人！”说完后转身毅然向秘书宣布：“明日下午市政府全体职员放假半天。”
石瑛一系列“过激”言行终于激怒了投降派，很快被汪精卫以“违反国策”为由，于1935年4月排挤出京。
石瑛离京之日，南京城万人空巷，自三条巷（石瑛住宅）至下关火车站，一路人山人海，许多市民焚香燃烛，挥舞小旗为他送行。一群人还高举“爱国爱民”的匾额跪拜在市长车前……石瑛激动地看着眼前景象，不禁百感交集。他默默地扶起跪拜的父老，然后慢慢地上了小汽车缓缓前行，沿途不时可见啜泣不止的老人、妇女、儿童。
石瑛如此受到民众拥戴，不仅他力主抗战，顺应民心，还因为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却廉洁自律、生活简朴。勤政爱民。
“一·二八”事变后，沪宁沿线一些豪商富贾，买办洋行纷纷麇集南京，他们各持其政治背景钻营私利。面对这一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的烂摊子，石瑛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即宣布了市政府的三条准则：紧缩、廉洁、公正。这一下触动了达官富贾的根本利益、纷纷跳出来横加指责，8月间，大房主马锡侯、高本恭等上书司法、行政两院，请求强令南京市政府停止征收房捐，并函呈首都警察厅对抗税者不得干涉，中央监察委员黄XX也向监察院弹劾南京市府查收税捐的决定。石瑛无畏无惧，以其理、其情、其法，迫使包括孔祥熙、林森在内的巨富官商第一次依法缴了税。
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一些大员们的子女上学、放学大都用汽车接送。石瑛对此极为厌恶，他派出警察专门驱赶各校门口送接学生的小汽车，使大员们的骄奢一时有所收敛。他读大学的六弟、读中学的独生子和读小学的侄孙，都是每日步行上学、步行回家。石瑛时常教育他们要廉洁奉公。比如私事不准使用公家的笔墨纸张，若需要，直接到文具店购买。在三条巷6号那座石宅大院里，人们常能看到包括市长在内的一家人翻地、种菜，打扫庭院。
1934年，石瑛的家乡遭遇大旱，他的胞弟、妻弟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赴京找“事”做，向做大官的他要饭吃，石瑛自掏腰包，在八卦洲买了一块荒地，让他们垦荒种粮，自食其力。
在治理财政方面，石瑛任南京市长后，冲破种种阻力，大力提倡国民教育，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每年30万元提高到90万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禁鸦片、娼淫、赌博，整饬社会风气。
石瑛个性孤高，落落寡合，嫉恶如仇，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因孔祥熙故意刁难财款而当众将墨水盒砸在孔的法国进口西服上。还因打抱不平，向邵元冲摔过藤椅、打过戴季陶，以致丢掉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曾给蒋介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对这位老同盟会会员的人格还是十分敬重的。1939年6月，蒋介石提名已退隐的石瑛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以让这位不甘自安的政界人物进入并无实权的民意机构参政议政。当时正是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时期，他谢绝了应享有的一切待遇，全家人就住在一栋由牛屋改建的平房里，并在牛房前后开荒种地，常年吃玉米糊。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站长的乡邻石雍如给石议长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坚决退回。
由于长期心力交瘁，石瑛病倒了，在1943年11月4日与世长辞。临终时，人们听到他最后的声音是“抗战、救国……”并且发现他全身内外没有一衣一带不是土布制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关切着这位为民族振兴求索一生的杰出知识分子。石瑛逝世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的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的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新华日报》还撰写了挽联：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蒋介石、居正、于右任、张难先、冯自由等也都亲笔写了挽幛、挽联。
12月27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湖北省政府、省参议会等500人，汇集在重庆，为石瑛举行出葬仪式。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也以个人身份来悼念这位昔日同窗契友、辛亥革命的老战友。他没有忘记，在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建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提案；他没有忘记，石瑛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民主人士、共产党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他没有忘记，石瑛以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身份，积极支持董必武、陶铸等于应城创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建设厅承担了训练班全部经费……董必武的眼睛湿润了。
石瑛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情操与品格也受到国际友人的赞颂。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只有三位中国人，石瑛即是其中之一。著名中国近代现代史学家吴相湘所著的《民国百人传》中，就有“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一文。
赵子云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上了岁数的老南京不免会缅怀起当年那位力主抗战的南京市市长———石瑛。出生于湖北阳新的石瑛为同盟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帝制、振兴中华的革命斗争。因清正廉洁，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石瑛，湖北阳新县人。1903年中湖北乡试，后留学欧洲。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等职。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不久，石瑛以其政绩显赫，世人为之称颂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此时，日寇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举国上下抗战呼声不断。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石瑛痛恨日军暴行，力主抗战，常常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2年6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召开“一·二八”阵亡将士纪念会，会上，石瑛针对汪精卫之流“沪会疆局只能候国联公平置处”的论调，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与强盗无异，我们不能同强盗讲理。”
1933年8月14日，在市府职员总理纪念会上，石瑛又针对汪精卫的“中日亲善”论公开疾呼：“日本图谋侵略我国领土及主权，乃是它一贯的传统政见。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被占领，就是其证……我们错在自己不振作，反而使劲高喊‘中日亲善’，这只能自取灭亡……”1933年间，日方要求在南京夫子庙、新街口、白下路等闹市区租房、建房、名义上是开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实质上是以此作为情报点。但市政府有关部门又找不出拒绝的理由，石瑛知道后，便召集了房东、地主商定：以房地主的名义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日方阴谋终未得逞。
1934年年初，一个新上任的日本驻华使节，按照惯例去拜会市长石瑛，但石瑛拒绝接见。弄得那个日本官员十分难堪。几个月后，南京举行全市性的防空演习。这个日本官员正由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陪同驾车在路上，他突然发现石瑛站在十字路口指挥群众疏散，则忙请唐有壬帮忙引见。当唐有壬上前说明来意时，石瑛忿忿地对唐说：“我们防空演习，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他也参加，真不知道羞耻！”
1935年3月19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亲自电话通知石瑛，次日下午市府科长以上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石瑛一听，当即表示异议，接着便和汪精卫争执顶撞起来。最后他气愤地说：“我的职员决不迎接敌人！”说完后转身毅然向秘书宣布：“明日下午市政府全体职员放假半天。”
石瑛一系列“过激”言行终于激怒了投降派，很快被汪精卫以“违反国策”为由，于1935年4月排挤出京。
石瑛离京之日，南京城万人空巷，自三条巷（石瑛住宅）至下关火车站，一路人山人海，许多市民焚香燃烛，挥舞小旗为他送行。一群人还高举“爱国爱民”的匾额跪拜在市长车前……石瑛激动地看着眼前景象，不禁百感交集。他默默地扶起跪拜的父老，然后慢慢地上了小汽车缓缓前行，沿途不时可见啜泣不止的老人、妇女、儿童。
石瑛如此受到民众拥戴，不仅他力主抗战，顺应民心，还因为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却廉洁自律、生活简朴。勤政爱民。
“一·二八”事变后，沪宁沿线一些豪商富贾，买办洋行纷纷麇集南京，他们各持其政治背景钻营私利。面对这一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的烂摊子，石瑛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即宣布了市政府的三条准则：紧缩、廉洁、公正。这一下触动了达官富贾的根本利益、纷纷跳出来横加指责，8月间，大房主马锡侯、高本恭等上书司法、行政两院，请求强令南京市政府停止征收房捐，并函呈首都警察厅对抗税者不得干涉，中央监察委员黄XX也向监察院弹劾南京市府查收税捐的决定。石瑛无畏无惧，以其理、其情、其法，迫使包括孔祥熙、林森在内的巨富官商第一次依法缴了税。
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一些大员们的子女上学、放学大都用汽车接送。石瑛对此极为厌恶，他派出警察专门驱赶各校门口送接学生的小汽车，使大员们的骄奢一时有所收敛。他读大学的六弟、读中学的独生子和读小学的侄孙，都是每日步行上学、步行回家。石瑛时常教育他们要廉洁奉公。比如私事不准使用公家的笔墨纸张，若需要，直接到文具店购买。在三条巷6号那座石宅大院里，人们常能看到包括市长在内的一家人翻地、种菜，打扫庭院。
1934年，石瑛的家乡遭遇大旱，他的胞弟、妻弟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赴京找“事”做，向做大官的他要饭吃，石瑛自掏腰包，在八卦洲买了一块荒地，让他们垦荒种粮，自食其力。
在治理财政方面，石瑛任南京市长后，冲破种种阻力，大力提倡国民教育，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每年30万元提高到90万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禁鸦片、娼淫、赌博，整饬社会风气。
石瑛个性孤高，落落寡合，嫉恶如仇，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因孔祥熙故意刁难财款而当众将墨水盒砸在孔的法国进口西服上。还因打抱不平，向邵元冲摔过藤椅、打过戴季陶，以致丢掉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曾给蒋介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对这位老同盟会会员的人格还是十分敬重的。1939年6月，蒋介石提名已退隐的石瑛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以让这位不甘自安的政界人物进入并无实权的民意机构参政议政。当时正是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时期，他谢绝了应享有的一切待遇，全家人就住在一栋由牛屋改建的平房里，并在牛房前后开荒种地，常年吃玉米糊。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站长的乡邻石雍如给石议长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坚决退回。
由于长期心力交瘁，石瑛病倒了，在1943年11月4日与世长辞。临终时，人们听到他最后的声音是“抗战、救国……”并且发现他全身内外没有一衣一带不是土布制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关切着这位为民族振兴求索一生的杰出知识分子。石瑛逝世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的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的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新华日报》还撰写了挽联：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蒋介石、居正、于右任、张难先、冯自由等也都亲笔写了挽幛、挽联。
12月27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湖北省政府、省参议会等500人，汇集在重庆，为石瑛举行出葬仪式。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也以个人身份来悼念这位昔日同窗契友、辛亥革命的老战友。他没有忘记，在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建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提案；他没有忘记，石瑛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民主人士、共产党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他没有忘记，石瑛以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身份，积极支持董必武、陶铸等于应城创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建设厅承担了训练班全部经费……董必武的眼睛湿润了。
石瑛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情操与品格也受到国际友人的赞颂。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只有三位中国人，石瑛即是其中之一。著名中国近代现代史学家吴相湘所著的《民国百人传》中，就有“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