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助手安装教程:宋教仁应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

　　围绕着宋教仁的评价，以往基本上认为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作用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辛亥革命后，则是对宋教仁这个“议会迷”的嘲笑与批判。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前为辛亥首义发挥了突出的或者类似于导师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唯有宋教仁能对推翻帝制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有着清醒正确的认识，宋教仁是民主主义的化身，同时，宋教仁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一、宋教仁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纵观历史和对宋教仁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宋教仁们是中国的第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何谓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除了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外，就是开始把爱国与爱朝庭不等同起来，宋教仁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集中体现在对待所谓的“间岛问题”上。

　　所谓“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靠近朝鲜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这块土地的归属提出疑问，以为当属于朝鲜(即韩国)。由于当时整个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护韩民为由，挑起纠纷，于1907年7月派宪兵前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勘查，收集了日本与朝鲜关于中韩之间这块土地归属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如下历史事实：间岛位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处，由于清廷的建立，当地的满族人一大半都随之入关，长白山附近原清朝的发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边外，东至珲春逐渐荒芜，疆界慢慢不清，后来朝鲜人逐渐西移，清韩两国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间岛完全归清所有，清将一些土地租给韩人，现还有十块界碑可以作证。宋教仁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为清与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对保住清的发祥之地起了极大的作用。满清王朝便赏给他四品京堂(最低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官员)，请他回国做官，被宋教仁断然拒绝，他说：“吾著此书，是为保吾国一块土”。

　　对于宋教仁的这番功绩，以往的评价，认为宋教仁是将保卫国土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是第二位。我则认为，这正是宋教仁不同凡响的地方。因为以往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将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这个观点直到现在都还大有市场。如果宋教仁也是持这种观点，宋教仁就不会去写《间岛问题》，因为宋教仁是坚决要反对清政府的。如果我们还持这种观点，我们就不敢去批评政府的错误。

　　二、宋教仁是辛亥首义的功臣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点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

　　通过对宋教仁的研究，我们才发现这是宋教仁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命策略进行的探讨，是宋教仁提出的三策：以中央革命(即在北京发动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为中策;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了1911年3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宋教仁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9月1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月10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因而如果没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宋教仁应该是辛亥首义的功臣。

　　三、宋教仁是民主主义的化身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因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于是，就有了宋教仁等少数几个将民主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的鼎力抗争。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就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并从中了解了民主立宪政体的知识。当辛亥首义成功后，就到了宋教仁发挥和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了。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制衡总统，让共和名至实归。因而，宋教仁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对手握全国权力的人要进行监督的人。

　　但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中山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就赞成了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对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的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

　　再看孙中山对由国民党组阁、宋教仁即将担任内阁总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据记载，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却对此十分冷淡，他没有就组阁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有意与宋教仁避而不见。

　　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态度，则是他虽然为了维护大局而拥护孙中山，但查阅宋教仁日记，其文中可以找不到一句颂扬甚至支持孙中山的只字片语，相反，批评、不屑的评论倒是能找到几条。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再如，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谭延闿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演说时，宋谈到了黄兴、谭人凤、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及自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而对于名声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却只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更是对孙中山的“十年十万里”铁路计划予以商善意的嘲讽：“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宋教仁被刺杀后，袁世凯颇为伤感。下属问：大总统，国民党少了宋纯初，不是除一心腹大患吗，何故忧之?袁大怒：你个没脑子的东西，那群党棍，只有纯初是个讲道理的明白人，其他不是玩爆炸就是搞暗杀的亡命徒，以后这日子怎么安身啊?!几日后宋案告破，各地媒体直指袁是主谋。到底怎么样，谁知道呢!

　　因而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也就“顺理成章”，遭孙中山派系的人谋杀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论是被袁所杀，还是被孙所杀，宋教仁都是为中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是民主的化身。

　　四、宋教仁应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

　　宋教仁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但他对中国的实际贡献，按照我的观点应该超过孙中山。孙中山仅仅是凭他的反清资历和黄兴的厚道与宋教仁的识大体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在同盟会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倒孙拥黄”事件，是黄兴的厚道和宋教仁的给各方做工作，才使同盟会没有分裂，也才使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得以保持)，论人品，他不如宋教仁(可参看我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何时再有宋教仁》);论学问，他不如宋教仁;论谋略，他亦不如宋教仁;论远见，他更不如宋教仁。宋教仁应该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功臣，这在辛亥首义后发挥出来的作用更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国的历史将要改写，宋教仁必将越过孙中山。

　　而孙中山之所以被后人冠以“国父”之称，是因为孙中山开创了党国体制，是朋党利益才使他获得领袖地位，而他的后人们，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于是，才有了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那以后，孙中山才得以爬上神坛。

　　对于孙中山的“国父”称号，学者钱文军在《辛亥百年祭》一文中则说得更加刻薄，但并非没有丝毫道理：“如辛亥百年，如果继续恭维孙中山，就不仅是继续历史流传之扭曲，也证明现在之浅薄，无助于进步，有利于腐败与僵化。比如前不久再次热闹起来孙氏已于1904年3月加入美国国籍问题，他欺蒙世人达21年之久，至死未谕。此事国外早有披露，如美国学者史扶邻1970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十年后出汉译本，却无动静。直至前几年始引人注目，诡辩之声仍迭起，可见这个民族意识何等昏聩。把‘驱除鞑虏’推翻满族王朝奉为正义，却拥戴美国公民作为‘建立民国’之首任总统乃至‘国父’，这在任何民族国家都是极其荒诞的，说‘国耻’丝毫不过分。若至今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更不可理喻了!”

　　而宋教仁之所以地位不高，生前是因为他的年轻;死后(也含生前)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为所有搞专政独裁者(或想搞专政独裁者)所不容。

　　如，在宋教仁死去十年后，孙中山派系的人马(粤系)仍对原华兴会的宋教仁、黄兴等人(湘系)耿耿于怀。如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依然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所制;而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戴季陶，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戴季陶的这番话实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宋教仁想通过议会的形式夺回政权;并通过议会的形式对掌权者进行监督，用现在的观点，前者为告别激进主义，后者为还权于民。而还权于民，才是真正的共和;而被戴斥责为“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正是刚刚组建的国民党人。

　　宋教仁的被刺，使激进主义思潮立刻甚嚣尘上，而有枪就是草头王也就成为一切军阀信奉的真理。在这样的真理指导下，为了一个仅仅名义上的民国共和政府，中国以后的历史就是军阀混战、国共对峙，中间加上八年抗日，血流成河，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若宋教仁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假共和的现象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百年而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政体，归根结底是一个官僚集团统治的政体，皇帝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何谓皇帝?我认为一是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二是无人敢对他监督的官员。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仅仅是废弃了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因为直到现在，这种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的官员比比皆是，地方上就出现了若干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一定级别的官员是越来越不差钱，普通劳动者(含基层公务员和廉洁自律的公务员)则是越来越生活艰难。如果按照宋教仁的思路，又哪里能生产出的这么多的“皇帝”来和出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

　　或许正由于此，宋教仁也就不被所有搞专制独裁的当局者所喜欢，他的历史地位也就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现在能够容忍对宋教仁作出公正的评价，

　　则说明了社会在进步、国家在进步。

　　只是期盼进步的步伐能够大一点、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