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wishes are horses:谁是印尼百万人大屠杀的共犯

谁是印尼百万人大屠杀的共犯　　
　　　　　　　　　　　　　　　　　　　　　　　　　　　　　　　　　　　　　　        　　　　　　
　 　
作者：马克?柯提斯　　
　 　
作者简介：　　
马克·柯提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报纸独立撰稿人。 1996年,他根据伦敦公共档案馆收藏的英国政府解密档案，率先披露了 1965年到1966年间的印尼大屠杀过程中，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所扮演的罕为人知的角色，并提出了令人震惊的大量证据，证明正是在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秘密支持和纵容下，才发生了印尼军方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血腥大屠杀事件。而在此之前，这些事实都湮没在档案馆幽暗的库房中，没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没有任何记者尝试过柯提斯的报道做法。当他的报道写出后，多家媒体拒绝刊登。最后，伦敦《观察家报》登载了他的报道，但并没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 2007年7月，《悉尼晨报》刊登了麦克·海德的长篇调查报道《美国指挥下的印尼百万人大屠杀(（1965—1966）》，以最新发现的证据证明，当年的所谓“共产党政变”完全是苏哈托为夺权而搞的阴谋，而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而到这时，人们才想起了早在十年前，柯提斯就已经凭借当时的解密文档揭露了这个事实。而这证明了当年柯提斯的先知先觉以及这一报道本身的价值。　　
下文就是马克·柯提斯当年的那篇报道，选自柯提斯2003年出版的专著《欺骗之网：英国在世界的真正角色》。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柯提斯报道的意义和这一事件内幕，文后附录了麦克·海德2007年7月发表在《悉尼晨报》的《美国指挥下的印尼百万人大屠杀（1965—1966）》一文的节录。　　
　 　
事件背景：　　
　 　
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约6000个岛有人居住。陆地面积为1904443平方公里，海洋面积 3166163平方公里，被称为千岛之国。其北部的加里曼丹岛与马来西亚接壤、新几内亚岛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连，东北部濒临菲律宾，东南部是印度洋，西南与澳大利亚相望。人口约2.17亿，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有100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 45%，巽他族占14%,马都拉族占7.5%，马来族占 7.5%，其他占26%，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约87%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首都雅加达人口约838.5万。　　
公元3至7世纪印尼建立了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在爪哇建立了印尼历史上最强大的麻喏巴歇封建帝国。 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侵入。 1596年荷兰侵入， 1602年成立具有政府职权的《东印度公司》， 1799年底改设殖民政府。 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爆发“八月革命”， 　8月17日　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就任第一任总统。 1950年8月印尼联邦议:通过临时宪法，正式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965年9月30日　至　10月1日　，印尼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30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加诺下台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 　　
　1965年9月21日　，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从首都雅加达以外调遣军队，准备于　10月5日　建军节时发动政变。这些阴谋活动被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获悉，他联合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挫败政变图谋，并由拉蒂夫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 　　
　9月30日　夜10点，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七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七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事发后，苏哈托迅速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 　10月1日　,他召开了参谋部会议,声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都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翁东等人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9.30事件”后，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领导人及右翼势力开始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清剿行动，导演了印尼历史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当时，印尼共产党已拥有300万党员，是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之一，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约有50万至100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据称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这次大屠杀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2007年7月，麦克·海德等在《悉尼晨报》上披露的最新证据表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而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有关资料表明：西方国家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并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　　
　 　
报道原文：　　
　 　
“我从来不曾对外交部隐瞒我的观点：印尼需要一场枪林弹雨，才会发生有成效的改变”。　　
英国驻印尼大使致电外交部, 1965年　　
　 　
原作者案：1996年7月，我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文，揭露英国政府如何参与1965年发生在印尼的百万人大屠杀事件。我的论据来自公共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我这篇文章先提供给《卫报》，他们却拒绝刊登。于是我找到《观察家报》的主编，好歹说服了他们全文刊登。文章问世之后，我曾接受几家小型广播电台访问，后来整件事也就无人问津了。主流媒体就此只做了一两次报道。 　　
　1997年1月1日　那天午饭时，我正好看到独立电视台的午间新闻。其中一则报道的是关于一批新近解密的1966年的档案。但该电视台记者只提到其中的两件事:当年的首相威尔逊与英格兰银行总裁因为利率问题而争执不下，以及英国与阿根廷在当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对决。然而，这批档案还揭露了英国在 1965年印尼大屠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主流媒体一如既往地对新闻精挑细选，不让公众接触到真正重要的议题。　　
主流媒体与学术界沆瀣一气，共同掩饰英国参与印尼大规模违反人权事件的历史。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5月垮台时，几乎没有任何一名记者提到：英国不仅帮助苏哈托在1965年以血腥手段夺取政权，而且过去30年来，一直支持他的残暴高压政权。此外英国还声援印尼在1975年入侵东帝汶，屠杀了约占人口三分之一的20万人，还赞同印尼非法占领当地。 2002年5月东帝汶独立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对这段往事也只字不提。 1999年东帝汶举行历史性大选时，发生了多起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对此英国仍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主流媒体照样置若罔闻。　　
印尼的案例显示出政治文化是如何千方百计强制性地遮掩事实真相的。因为这些事实真相一旦暴露，就会显示一个国家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或许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媒体早就应该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让人们知道英国参与过的那些悲剧性事件，包括1965年印尼无数农民家庭遭到屠杀、 1975年印尼军队对东帝汶平民大开杀戒、 1999年大批东帝汶平民逃离印尼的暴政。然而事与愿违，对于英国在这些悲剧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媒体始终保持沉默。　　
　 　
必要任务　　
　 　
以前属于机密资料的英国政府档案，以及最近才予以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都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尽管仍有部分档案被英国外交部列为机密，到2007年才会公之于世，但是事件真相已呼之欲出。这些文件显示了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是如何在战后最惨烈的大屠杀中助纣为虐的。当时美国政府官员称这场大屠杀为“恐怖统治”，而英国政府官员则将其形容为“残酷无情的恐怖”。　　
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虽然写了一部厚达600页的回忆录，但却完全没有提及苏哈托残暴的夺权过程，更不用说英国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而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想象的。　　
印尼大屠杀的序幕是由一群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陆军军官引起的。他们于1965年 　9月30日　暗杀了六名将领，其原因是认为这些将领阴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然而这场动乱却让其他反苏加诺将领抓到了把柄。在苏哈托领导下，印尼军队采取行动全力镇压印尼共产党。而这一团体原本十分强大并广受民众支持。镇压行动使得印尼陷入腥风血雨。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数十万名共产党员与平民百姓遭到杀害、印尼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而苏哈托则成为了国家领袖，并建立了一个高压政权，一直统治到 1998年。　　
解密资料中提到，当时美国政府与英国驻印尼大使馆来往频繁，如同双方合作进行的一项计划。这些档案显示了当时的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与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政府，在五个层面上参与了印尼大屠杀。　　
首先，英国政府期望并鼓励印尼军方雷厉风行地采取镇压行动。英国驻印尼大使安德鲁·基尔克莱斯特爵士于　10月5日　致电外交部说：”我从来不曾对外交部隐瞒我的观点：印尼需要一场枪林弹雨，才会发生有成效的改变。”　　
第二天，英国外交部回复道：“关键问题仍然在于几位印尼将领能不能鼓起勇气，对印尼共产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后来外交部进而表示：“与其共产党执政，还不如实行军事独裁。”　　
外交部还宣称：“已经相当清楚，印尼的将军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帮助，才能击败共产党势力。但他们也要避免被外界视为一边倒向西方。就短期而言，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中，英国唯有暗中支持印尼将领，才是十拿九稳的做法。”　　
一位情报官员后来就此解释说，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促成印尼建立军事政权”。　　
美国政府官员也持相同看法。他们期待“印尼军方最后能够对共产党拿出有效的办法……我们将一如既往,同情军方根绝共产党影响力的愿望……重要的是,在印尼军方消灭共产党的过程中,美国一定要全力做他们的后盾”。　　
美国与英国的政府官员都很清楚当时大屠杀的情况。发生政变三个星期之后，屠杀正在全国进行时，美国驻印尼大使马哈尔·格林指出：“印尼军方一直在努力摧毁共产党势力。我个人对于他们执行这项关键任务的坚定决心与精密计划越来越钦佩。”格林还在同一封电报中提到了“遭到处决的印尼共产党干部”，并估计人数“仅雅加达地区就死了数百人”。（原文如此） 　　
　11月1日　，格林向国务:报告说，印尼军方“正在对共产党穷追猛打”。三天之后他表示：“印尼军方的行动，大使馆与美国政府基本上持相当同情态度并十分敬佩。”又过了四天，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报告指出，印尼军方正在“持续地进行全面行动，歼灭北苏门答腊地区的共产党势力。据报道军方曾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一名英国官员在　11月25日　发出的报告称“印尼共产党的男性与女性成员大批遭到杀害”。有些被害者“拿到一把小刀，他们可以选择自我了断。但是大部分人都拒绝这么做，于是行刑者要他们转身，从背后逐一枪杀”。一名刽子手说：“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他的职责。”　　
另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在　12月16日　致函基尔克莱斯特爵士称：　　
“据美国大使馆估计自　10月1日　以来，印尼发生的动乱中已有超过十万人遭到杀害。您——其实我也是——对这个数字可能会感到十分惊讶。不过我先前已有心理准备，对这场清肃行动的可怕经过略知一二……地方军队的指挥官拿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的黑名单，将其分成五大类，前三类杀无赦……一名78岁的老妇人有天晚上被村中的行刑队带走……一座小型桥梁的栏杆上，整整齐齐摆着六颗头颅。”　　
　　　　　　

美国驻苏门答腊大城市棉兰的领事馆报告说，这座城市“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正在进行”；“针对共产党的恐怖时期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一般成员与其领导人要一视同仁，虽然前者在意识形态上未必完全听从党的指挥”。 　　
12月中旬，美国国务:以赞许的口吻表示：“印尼军方领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势如破竹。”次年，也就是 　1966年2月14日　，格林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尼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已经溃不成军，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元气……共产党遭到大规模屠杀，已走上绝路。”　　
英国政府的档案显示，1966年2月时，英国驻印尼大使估计死亡人数高达40万。然而，瑞典大使认为这个数字被“严重低估”。当年3月；一名英国政府官员质疑道：“经历六个月的屠杀之后，不知还有多少共产党员活着？”他认为，光是在苏门答腊，就有20万人罹难，并提交了一份名为《苏门答腊扫荡印尼共产党情况》的报告。当年 4月。美国大使馆表示：“坦白地说，我们并不知道死亡数字到底比较接近十万还是 100万。然而与其高估，不如低估，尤其是遇到媒体询问的时候。”　　
英国驻棉兰领事馆在总结1965年动乱事件的报告称:“军方以救世主自居,要阻止国家落入共产党统治的恐怖之中,然而他们自己也造成一场残酷无情的恐怖。这场动乱留下的伤疤要好多年才会痊愈。”另一份英国政府官员的备忘录则提到：“印尼这场行动的规模相当庞大，经常发生令人怵目惊心的野蛮事件。”另一份文件干脆形容印尼是“血流成河”。　　
这些档案显示，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官员是完全支持这场屠杀的。我从中看不到任何对大屠杀行为的忧心忡忡，却只看到他们不断鼓励印尼军方继续蛮干下去。前面引述的档案也一再显示，英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完全知道自己支持的是什么样的行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在谈到印尼军方逮捕了10005人时说：“我希望他们不要把这 10005人全都扔进海里……否则可能会造成航船的海难事件。”　　
这场恐怖暴行锁定的目标，并不只限于印尼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从英国政府的档案看来，许多受害者是印尼共产党“最无足轻重的成员”，他们“通常只不过是搞不清楚情况的农民，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遇上嗜血暴力的恶棍时答错了某个问题”。军方显然在纵容这类行为。　　
英国对于屠杀实际执行者的纵容更为严重。 1965年，英国在婆罗洲驻扎有数万名士兵，防范印尼入侵英国的旧殖民地马来西亚。雅加达当局先前的有关领土问题的声明，引发了一场所谓的“冲突”。英国的决策人士在私底下承认，他们“并不希望印尼军队分兵前往婆罗洲作战，否则他们将无法全力对付共产党”。　　
美国则担心英国可能会利用印尼局势不稳从新加坡发动进攻。诚如基尔克莱斯特爵士所形容的，这样做等于是“从背后暗算那些优秀将领”。因此，这位英国大使建议伦敦当局，向这些下达屠杀令的印尼将军们做出保证。他说：“英国政府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趁他们清剿共产党的时候发动攻击。”英国驻新加坡的情报官员也同意大使的观点。他相信这种做法“可以确保印尼军方专心致志地完成我们认定的必要任务”。 　　
10月份，英国方面通过美国向印尼将领们传达讯息。这是“一个措辞严谨的口头讯息，内容是向他们保证英国现在决不会乘人之危”。美国政府的档案则证实，这个讯息在　10月14日　从美国发出的，其内容如下：　　
“首先，我们要向各位保证，我们无意间接或直接干预印尼内政。其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我们的盟邦也都不会对印尼发动进攻。”　　
这项讯息大受印尼军方的欢迎，印尼国防部长的一名助理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保证。如此一来当我们解决国内事务时，就不会腹背受敌。”　　
根据BBC前特派员罗兰·查尔斯的报道，英国政府授权驻印尼大使馆参事詹姆士·莫瑞转告苏哈托，如果印尼从婆罗洲冲突地区调派部队到爪哇，英国军队保证不会乘虚而入。查尔斯后来在自己的书中提到，印尼一家报纸于1980年刊登了一篇报道，称英国甚至协助一名印尼陆军上校，将一支在冲突地区执行任务的步兵旅运回雅加达。查尔斯说：“运兵船悬挂的是巴拿马国旗，在两艘英国战舰护航之下，安全通过了重兵巡逻的马六甲海峡。”　　
支持印尼军方的第三种方法是宣传战，即通过媒体散播反苏加诺的消息与报道。这项行动是在英国秘密情报局（M16）位于新加坡的“凤凰公园”基地运作的。其负责人诺曼·理达威告诉查尔斯说，“只要能除掉苏加诺，什么事都可以做。” 　　
　10月5日　，理达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我们不能够错失眼前良机。我们应该设法从印尼的局势中获益……我建议我们不要迟疑，而是尽一切所能暗中行动，抹黑印尼共产党在军方和民众眼中的形象。”　　
外交部回复是：“任何有助于彻底打击印尼共产党的秘密宣传行动或心理战，我们都会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同意你的建议……适当的宣传主题不妨选择诸如中国通过运送武器进行干涉，而印尼共产党协助外国共产党图谋颠覆印尼。”　　
这份回函还提到：“现在印尼局势不稳。我们希望尽快采取行动，但是手法要高明一点儿……请你依据这几点原则，向我们提供建议方案。” 　　
　12月9日　，英国情报官员确认：“我们已经依据外交部的原则指示，安排散布一些来源不明的宣传资料。”这位官员还表示，这项工作涉及到“综合运用与协调新闻通讯社、报纸与广播电台等各种宣传渠道，来攻击苏加诺政府”。政府一份档案则提到：这一“攻击的效果相当显著”。英国的类似宣传报道在多家报纸刊登，其内容是谎称苏加诺政府的部长在国外储存有大量资金，而印尼共产党准备发动政变，将雅加达划成几个区，以便大开杀戒。而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的宣传战也是运用的这类伎俩。　　
第四种方法是由美国提供一份“黑名单”，协助印尼军方锁定逮捕目标。据美国记者卡西·卡丹尼揭露，这份名单上有5000余人，其范围包括各省、城市与其他地方行政区的共产党委员会成员，以及共产党内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妇女与青年团体等等。这份名单送到印尼将领手中后，许多人因此而丧命。曾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任职的罗伯特·马腾斯说：“得到这份名单后，军方如虎添翼，大开杀戒。我想连我的手上也沾满了血。但这未必是坏事，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当机断，放手一搏。”　　
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并没有对黑名单的细节多加着墨，但却进一步证实了这份名单的确存在。例如，名单中的一部分曾在1965年12月交给印尼当局，“印尼安全机构显然曾经使用过这份名单。因为他们当时对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似乎一无所知”。此外，“应印尼政府官员的要求，我们也提供了共产党的友党印尼党和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干部资料”。　　
最后一种支持办法，就是供应军火。不过这也是最讳莫如深的一种，其实际情况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美国国务:档案指出，过去美国对于印尼军方的支持“应该让军方领袖胸有成竹，知道一旦有需要时，一定可以向美国求助”。美国的策略就是，要“避免在台面上涉入印尼的权力斗争，但在私下要向军方领袖表明，我们愿意尽其可能地提供.助”。　　
美国援助印尼军方的第一批补给物资是无线电。英国大使基尔克莱斯特表示，.助的目的，是要“协助维持内部安全”，并支持印尼将领“打击共产党的任务”。基尔克莱斯特还补充说：”对于这项任务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去反对或批评的。”　　
美国历史学家盖布里尔·柯尔克指出， 1965年11月初，美国接到印尼将领提出的一项要求，其内容是有关“武装穆斯林与民族主义青年……以对抗共产党”。最新解密的档案证实了印尼的确曾经提出这一要求。 　11月1日　，格林大使发电报回华盛顿：　　
“关于供应小型武器一事，我认为在通知印尼军方说我们准备答应时，应该三思而后行。但我们还是要采取行动，不应该拒绝考虑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考虑以小规模方式供应。武器最好来自其他国家，表面上与美国政府毫无关联。我们也可以留意其他渠道，必要时协助印尼军方采购军火。”　　
一份中情局发于　11月9日　的备忘录主张，美国应该避免“对于.助印尼军方一事过度犹豫。只要我们能够隐秘行事，不让他们或美国政府感到难堪”。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可以运用现行的机制，或者另外建立一套机制，“以合理的数量供应目前印尼军方所要求的物资”。备忘录中有一行文字尚未解密。接下来提到：“小型武器、医药与其他要求项目，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采购或转移。”备忘录继续提到：“我们并不建议在这个时候提供印尼军方这类装备。”然而，“如果军方领袖能充分而详细地说明理由……我们还是可能伸出.手，至少确保他们可以成功，并奠定日后双方合作的基础……秘密进行的武器运送方式，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柯尔克指出，美国为了回应印尼军方对武器的要求，同意实施秘密.助，以“医药”代称运送的武器，并于　12月4日　在美国政府的一次会议上拍板定案。解密档案表示，印尼军方“确实需要这批医药”，而美国也主动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肯定印尼军方的做法”。这些档案并未说明武器供应的实际内容，但其中一份档案提及其数量时说：“与美国在事态发展初期就介入所能得到的利益相比，这批医药花费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英国不但知道美国对印尼军方供应武器，其本身可能也曾扮演类似的角色。英国原本并不想看到美国的军火流向印尼军方，担心日后印尼会在与英国的“冲突”中使用这批武器。英国政府的档案显示，美国国务:”承诺在对印尼将领提供任何支.之前，都会先行与我们协商”。美国固然有可能出尔反尔，但是英国方面先前讨论这种可能性时，一名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表示：”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印尼独立自主的威胁　　
　 　
英国政府官员曾指出，印尼军方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在争夺印尼经济的控制权”，其焦点则是如何运用印尼的天然资源，是要造福于人民的生活为主，还是要满足企业，包括西方企业的利益。　　
英国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支持印尼军方进行大屠杀，以攫取在他们眼中比人民生命更重要的利益。伦敦当局期望印尼改朝换代之后，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也能画上句号。不过商业利益也同样重要。英国外交部指出，东南亚地区是“某些基本商品的主要生产地”，例如橡胶、椰干与铬矿，“保护这些商品来源、防止它们落入敌人手中，对西方国家而言关系重大”。其实外交部的意思就是：印尼的资源必须继续让西方企业来控制。另一方面，印尼的战略位置也相当重要，是多条重要贸易路径的汇合点。　　
英国外相史德华在大屠杀发生时写道：　　
“印尼之所以不能对英国出口业者提供更庞大的商机，原因完全在于这个国家经济状况混乱。如果印尼各方能够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达成协议，那么我认为英国应该积极参与，设法分享利益。”　　
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其中认为印尼“正处于经济混乱之中，但它的发展潜力雄厚。美国的出口业者和英国同行一样，相信只要印尼的经济情况得到控制，就将会是一个商机无限的市场”。　　
在美国国务次卿乔治·鲍尔看来，印尼“对我们而言可能比越南更为重要”。当时美国正大幅度强化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则指出:“印尼问题关系到一亿人口、庞大的潜在资源，以及战略位置重要的群岛链。”　　
美国在印尼与越南的当务之急殊途同归。这就是不让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站稳脚跟，因为它会威胁西方的利益，而且这会使得其他地区也起而效尤。　　
苏加诺总统在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与西方的想法格格不入。 1964年，几家英国企业在印尼的分公司被雅加达当局收归国有。当苏哈托坐上总统宝座后，英国外相曾对一名印尼陆军将领表示：“我们很高兴贵国政府已经决定，让印尼的英国企业物归原主。” 　　
1965年印尼10月动乱发生的前一年，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致电美国政府表示：“我们在印尼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印尼政府的策略。他们刻意要将美国与英国的势力排挤出东南亚。”鲍尔也在1965年3月说：“我们与印尼的关系即将破裂。不仅美国商人经营的橡胶工厂遭到接管，美国的石油公司也危在旦夕。”　　
一份上呈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报告指出：“印尼政府主导基本工业、公用事业、国内运输与通讯等，民营企业有可能因此而消失。所有外资企业也必须签订某种产品与利润分享协议。”　　
整体而言，“印尼当局已经明确表示，其经济发展要追求‘立自主’，摆脱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　　
这是一项严重的威胁，必须予以消除。第三世界的发展一定要完全由西方国家来控制和操纵，绝不能够自己当家做主，这也正是美国与英国外交政策的本质。解密档案对此不时透露端倪。　　
美英宣传体系经常以冷战为由，替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这种可怕政策寻找借口。就印尼问题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本土的民族主义。英国政府十分担心“共产党与极端民族主义死灰复燃”。一份美国政府的备忘录推测印尼共产党未来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效法苏加诺，强调印尼的国家利益高于北京、莫斯科或者广义的国际共产主义。”　　
真正的危险在于印尼可能会从此一帆风顺。美国对许多国家的政策都隐含着这种恐惧。柯尔克与诺姆·乔姆斯基对此论甚详。 　1965年9月1日　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认为，印尼共产党积极“动员并团结印尼全国……这些行动一旦成功，印尼势将成为低度开发国家的典范。让共产主义再下一城，西方的形象将遭到严重打击”。印尼的关键在于没有耕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占了印尼贫民的绝大部分）以及广义的土地改革。后者是乡村与小型城镇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英国与美国都认为，印尼共产党是无耕地农民与贫民的代言人。　　
英国政府一直积极与苏哈托建立良好关系， 30年来始终如此。当大屠杀开始一年之后，英国外交部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向印尼当局表示，我们期望两国关系迅速恢复正常。”伦敦当局热衷于与印尼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并提供协助，而且对新政权表达“善意与信心”。英国政府官员与印尼新任外交部长亚当·马立克举行了会谈，讨论“我们期望两国之间发展出的新关系”。外交部一份内阁会议简报认为，英国“应尽其所能地与印尼重修旧好，帮助它重返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　　
就我所看到的，这些档案完全没有谈到与印尼新政权打交道的道德问题，曾经发生过的大屠杀似乎根本无足轻重。　　
英国外相史德华在自传中回忆，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他访问了印尼，“与印尼外长马立克相谈甚欢、取得谅解”。他还形容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显然致力于确保国家的和平稳定”。苏哈托政权虽然“像苏加诺政权一样严酷残暴，但是没有侵略性”。 1977年印尼蹂躏了东帝汶，马立克是雅加达当局的头号辩护人。据报道，当年他曾说过：“东帝汶战争可能死了五万人到八万人。但这是战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西方的顾问、.助加上资本帮助印尼经济进行改头换面。虽然仍残留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走向，但这一做法却为西方投资者带来了大量机会与丰厚利润。苏哈托总统日趋腐败的专制政权，完全控制了国内经济。日本与美国通过大企业集团与跨国银行，以援助作为工具，改写了印尼经济的基本规则，让外国投资者享有竞争的优势，并使西方企业大举进驻印尼。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企业总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印尼“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可谓潜力无穷”。英国媒体报道则形容印尼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且“政府当局鼓励外国投资”。力拓集团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和英国原油公司等企业都大发其财，而其后果则是无耕地农民愈来愈多,土地所有权愈来愈集中。农民不敢建立组织。尽管贫民的比例降低，但是为贫民谋福利的经济改革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随着苏哈托于1998年5月下台，英国的内阁大臣终于可以对这个英国长期支持的政权实话实说了。现在大家都承认苏哈托统治时期“施行了严厉的政治压迫”、“经济与政治权力被一小撮极端贪污腐败的人所把持”、“安全部队涉入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此等等。　　
一夜之间,这些事情居然全都神奇地浮上了台面。　　
                              －－原载于《观察家报》　　
　 　
　 　 【附录】　　
最新调查: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节录)　　
(麦克?海德)　　
一、1965年政变如何发生有了新证据　　
最新的确凿证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显示: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根据大多数估计,约有50万至100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文件显示,从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以赞许的态度披露:印尼军队和“穆斯林”组织相互合作,以枪杀、刀砍和棒殴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杀1500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游街示众。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在政变发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国与苏加诺总统不稳定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在1957年末,以及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到处是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对这类始而威胁荷兰继而威胁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及农场利益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苏加诺几乎无法遏制。至1965年,苏加诺在军队头目、穆斯林组织和印尼共产党三者间维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关系。而当时印尼共产党约有300万之众,是继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做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佐尔基夫利·罗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至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6400万美元的军事.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3000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从印度支那到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不得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为性命攸关的捕猎对象。　　
在印尼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中,由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美国政府急剧地增加了对越南的干预,派出数十万计的军队,对北越开始进行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则正和苏加诺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苏加诺当时反对由英国幕后支持的、囊括进了印尼婆罗洲岛关键部分的马来西亚建国。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印尼共产党唆使的　1965年9月30日　的军事暴动而锒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9.30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3月份被释放,其他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他两人的证词完全打碎了有关苏哈托政变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将军们是为了对付一次夺权行动,而这个行动是被印尼共产党通过其军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这种官方的说法——直到1964年还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电视台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产党鼓动的军官,于　9月30日　之夜围捕了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还令人发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躯体。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坚称:全靠第二天苏哈托将军英勇无畏的干预壮举和对雅加达的控制,政变才被挫败,国家才从共产主义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在　9月30日　之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七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接到命令去击毙或绑架那些高级将领。在一次战斗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都尔·阿里夫告诉他们:这七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当时的苏加诺总统。　　
在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是一触即发,谣言四起;到处盛传军队正准备通过新建立的“将军委员会”,再一次向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发动进攻。　　
然而,针对将军们的“　9.30”　行动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其家中逮捕国防部长A.H.那苏兴的行动队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居然让这位与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过从最密的将军脱险而走。第二,为何没有派出一个人,去逮捕当时身为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 　10月1日　,在那苏兴的支持下,苏哈托能够迅速调动起足够的兵力控制雅加达,进而控制了全国。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9.30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后者在出狱后披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有关政变的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　9月30日　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拉蒂夫说,当他去军方医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汤米待在一起的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基尔克莱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有关　9月30日　至　10月1日　事件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是疑问。我们不清楚,苏哈托对将军们被谋杀之事仅仅是听任其发生呢,还是参与了策划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对苏哈托行动的参与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导致印尼政变的全部档案资料至今还没有一件被公布于世。但是苏哈托在　10月1日　采取行动之迅速,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他是在美国特工人员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划了全部行动,以清除其对手,并以此作为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最后一点是,印尼共产党蓄谋推翻苏加诺的可能性很小;该党以联盟关系加入了苏加诺所领导的包括军方和穆斯林首领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恪守斯大林主义原则,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三番五次地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的反抗斗争。按照“两步走”的理论,他们坚持认为:在印尼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的密谋政变的迹象日趋明显的时候,他们仍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变过程中,印尼共产党对其成员众多的党员,及其工会、学生、妇女和农民运动组织,都未进行任何动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迹象。苏加诺通过与苏哈托的合作,把名义性的总统头衔保持到了1967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参与触发1965年至1966年事件并从中渔利的最新证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批评性的教训。西方大国随时准备策划并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以追求它们在印尼或其他地方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二、华盛顿要求军人政府上台　　
美国国务: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　1965年10月1日　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哈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 　1990年5月21日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前的“绝密级”和“机密级”记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记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　1965年9月30日　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　1965年10月5日　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他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那苏兴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区,围捕了在 　9月30日　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　10月8日　,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窜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　10月13日　,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　　
两天以后,格林就与军方首脑和穆斯林政治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说:“军方和穆斯林方面与使馆人员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遵循的下一步战略。他们期待军队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派系。”　　
同一天,他还急不可待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尽管苏朋久(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企图阻止,军队已经处决了74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把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苏门答腊建有很多工业和石油项目。 　10月18日　,格林就该地由军队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所搞的反共反华裔大屠杀,呈送了一份绘声绘色的报告:“穆斯林开始在密丹和其他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看到在密丹和巴拉望的华人居住区火光冲天。穆斯林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两天后格林又以赞许的口气发电说:“在雅加达据说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但他坚持军方应该再接再厉,去完成他所称之为的“关键性任务”。“迄今为止,印尼共产党的基本潜在力量似乎仍旧基本完好无损,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认以及军队的镇压就此中止的话,就纯粹的组织机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复并卷土重来”。　　
“不管怎么说,军队在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不遗余力,对军方执行这些关键性任务时所表现的坚定性和组织性,我的敬意与日俱增。” 　　
　10月23日　,格林对军方减弱其行动再次表示关切。但四天之后,他说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据美国使馆武官威利斯·艾塞尔在玩高尔夫球时从一名印尼高级军官那儿得到的消息: “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处决那些有名人物的报道,而苏加诺可能会请求从宽发落这些人。”　　
美国使馆同军方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报中得到证实。电报内容来自东爪哇军队司令那里,说到”他将会对印尼共产党开始大规模的逮捕镇压...... ”　　
从华盛顿发给格林及其同伴的电文似乎显得异常稀少——这些与格林所发电报方向相反的电报流通,也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 　10月29日　,一封来自国务: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一词,清楚地显示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一电报指出华盛顿正在拟订其对印尼的政策,并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政权:或早或迟......军方首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唯一能够在印尼建立秩序的力量。不管有无苏加诺的参与,他们必须出面组建一个军人的或军人文职结合的临时政府。　　
它督促美国使馆告诉印尼军方:“在将临的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我们在影响人民和事件发展方面,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许会需要轻型的武器装备来对付印尼共产党......当事件继续发展,军方会发现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对付印尼共产党,我们必须为这种可能做好准备......当然,我们应该同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方面进行协商。”　　
在同一天,格林乐观地报告说军官们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已经大局在握。“阿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使绝大部分的印尼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之中。阿塔吉人把印尼共党分子被砍掉的头颅在街上高悬示众”。　　
在另一个苏门答腊的省份中,一名美国使馆人员描绘了军方和“穆斯林”对至关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门的工会成员所采取的恐怖行动:”穆斯林在军方的赞同下捣毁了该城共产党机构,并关闭了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据点。军队袭击了印尼共产党头目的住所,并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经理层,他们将于　10月29日　逮捕共产党在蓬邦的石油工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构成了该省共产党组织结构中的核心部分。”　　
在经过了一个月大血洗之后的　11月4日　,格林对军队所起作用深感满意。军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一流水平的。现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代表了印尼正在崛起的权威......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共产党基础深厚的地区牢固地建立控制并进行安抚,特别是在爪哇中部地区,以及对付共产党的破坏和恐怖行为。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团体之间,以及在军队和其他方面,也可能发生流血冲突。医药和其他方面的.助将会变得现实而紧迫。　　
　　　　　　
苏哈托上台　　
　11月12日　,格林依据从雅加达警方情报主任那里得来的机密消息向上汇报道:“在军队的支持下,爪哇东部和中部的民间反共组织每夜都处决50至100名印尼共党分子。”另一份类似报告出自驻港口城市苏拉巴亚的美国领事特德?海维纳之手。他写道: “军队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杀人。”　　
在新年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格林的使馆人员都在估核死伤数字。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在苏门答腊北部、爪哇岛东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岛,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格林的副手则根据一个友好大国的情报来源作出估算:“作为对　9月30日　事件后果的评估结果,使馆的计算和另一个保密来源的计算一致认为:总计被杀人数是约40万人。”然而电报补充说,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杀戮和恐怖统治开始了,这时美国及其在伦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做的种种努力尚未完全如愿以偿。直到1967年3月,苏加诺的总统职位被正式移交给苏哈托,才给所谓的“新秩序”体制宣告成立铺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事件的参与　　
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档案馆内一直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亚政府(那时是由自由党总理罗伯特·门齐斯爵士执政)和澳大利亚军方、情报机关和外交部门深深地参与了1965年至1966年苏哈托发动的印尼政变。　　
文件核实: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国的角色一样积极,只是规模稍小而已。澳大利亚军方为参加屠杀的印尼军队提供过训练,而且在1965年至1966年,门齐斯政府及其官员和美国、加拿大、英国有关部门极其密切地互通情报、报告和事态评估。　　
此外,有关记录表明:从驻雅加达的澳大利亚使馆发出的电报,和从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的每词每句都一模一样,都坚持认为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将领们必须残酷无情地镇压支持印尼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印尼产业工人。　　
这也不是什么“别的屠杀”。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国政府都具有的一个共同观点,即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支持在越南、挝、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扑灭反帝斗争的全局战争具有关键作用。 　　
1965年在印尼政变之前,门齐斯政府向婆罗洲和南越都派出了军队。 1月份,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婆罗洲部署一个野战营和一个上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去和苏加诺政府为抵抗英国支持的马来西亚建国而动员起来的军队作战。策划中的马来西亚国土,包括了自然资源丰富的英国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捞越。 4月份,门齐斯内阁首次派出一个步兵营的军队去帮助美军侵略越南。　　
《悉尼晨报》发表的文件只是间接地和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美国部署印尼政变的情况有关。目前霍华德政府仍旧禁止人们查阅有关印尼事件的上百页档案。毫无疑问,公开了的文件,都是最无关紧要的。　　
然而,即使是这些,也已经相当确凿了。它表明:于　1965年10月5日　,即苏哈托夺权的仅四天后,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国大使格林一模一样的语言欢呼苏哈托的政变。山向堪培拉报告说:印尼军队对付共产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山甚至比美国人还强烈地要求印尼将领们坚决行动。　　
美国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于　10月17日　在华盛顿商议印尼局势以及印尼军方的策略。美国国务:的一个备忘录表明: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乔治·邦迪会晤了澳大利亚外务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尔和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基斯·沃勒,他们就印尼军方的意图交换了意见。　　
美方文件还显示,在10月底,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苏哈托必须建立军人政府时,曾向门齐斯政府和英国政府咨询。 　　
11月份,澳大利亚大使馆骄傲地报告:一次大屠杀行动是由澳大利亚训练的军官进行的。萨尔沃·艾迪上校是1964年从澳大利亚军官学:经过18个月的培训后毕业的。　1965年11月10日　,他在毕业仅一年之后,指挥着400名特种部队士兵扫荡爪哇中部。在一个村庄附近,遇到了一个人数为100人到200人的人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报告中说,这群人向军队呼喊“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拿着竹矛、刀子和一两支枪。军队向人群头顶开枪后仍无法阻止这群人,便向人群射击,打死七人,打伤17人。　　
印尼大屠杀发生的同时,门齐斯政府及其外务部力图对澳大利亚电台的对印尼广播实行控制和新闻检查,以保证“毫不伤害苏哈托总统”。 　　
　11月5日　,印尼军队出于对门齐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发出一个信息,请求澳大利亚电台播出一条不利于印尼外长苏朋久的新闻。这个信息还说:“报道千万不要暗示:军队及其支持者是亲西方的或右翼的。”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印尼群众中的反殖情绪仍十分高涨,印尼军队将领们仍不敢公开地和他们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年至1966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真实面目。为了敷衍公众,政府领导人唱着“民主价值”的高调,而真实的记录是:只要需要,他们就推行和支持军事暴力,以及操纵媒体。　　
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大屠杀的参与不是什么已经过去的事,也不是一个意外错误。代表澳大利亚参与印尼政变的主要人物,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全部得到了奖赏。当时的澳大利亚外务部长保罗·哈斯拉克后来被封为爵士,并成为澳大利亚总督。另一个外务部重要官员戴维·黑,也被封为爵士,并于1967年至1970年被任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　　
　 　
报道评析:新闻、历史与真相　　
一段早已封存的历史如何变成新闻? 30年前的往事能变成今天的报道吗?马克·柯提斯的这篇报道,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实,新闻和历史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新闻不过是最新发生的历史,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发生过的新闻。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历史学家和记者的工作,都是要揭示事实,将真相告诉公众,告诉未来。　　
当长久尘封的历史真相因某种原因一旦被揭示出来,历史就变成了新闻。新闻的历史性是事实一经报道之后,它就变成了文档性的历史。而历史的新闻性则表现在,当它的真相一旦被揭示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最新的事实。　　
因此,如果以为新闻现场才是记者的唯一战场,那就完全错了。马克·柯提斯的报道最富有启迪性的就是,记者不仅仅是从新闻现场来报道新闻。在尘封的文件、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中,也同样能发现新闻,写出深刻而震撼的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不经意间重叠了。重要的是在这时,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再重要。而只有真相,事件的真相,成为了最重要的事件。　　
发生在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政变以及之后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昔日的血痕早已被时间的雨水冲刷变淡,百万孤魂冤鬼的坟头碑迹斑驳,草色凄凄。但是,留在人们心中的血痕真的能被时间抹去吗?那些死难者的家人何在?杀人凶手的灵魂能否安宁?谁是躲在幕后的元凶?人类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丧失理性和人性的自我疯狂残杀和毁灭?　　
古往今来,暴力和谎言是专制者的左右臂。谎言为暴力提供理由,暴力则成为谎言的结果。当年的苏哈托和印尼军方就是通过制造谎言,利用谎言来煽动和制造了一场大屠杀的,利用谎言来为大屠杀提供借口和理由,事后又利用谎言来遮盖和掩饰真相,欺骗公众的。但如果以为,只有专制政权和嗜血的军阀才需要谎言,那就大错特错了。柯提斯的报道揭示出,恰恰是美国、英国这些号称民主政体的国家,在一旦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举起”谎言”这一武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印尼在苏哈托军人集团的煽动和主持下,发生在20世纪最惨烈的大屠杀之时,一向以捍卫人权,维持正义为标榜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又做了什么呢?表面上,他们发表声明谴责军方杀害平民,对印尼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谴责”,甚至宣布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公众和世界面前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实际上,美英政府却私下为军方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平民而兴高采烈,甚至支持、纵容和鼓励军方的屠杀行动。　　
柯提斯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示,就在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美英政府不只是幸灾乐祸,他们为杀人者提供黑名单,允诺对印尼军方采取行动以解除其后顾之忧,开动宣传机器为屠杀开脱,甚至想方设法为残暴的凶手提供武器。而这种无耻做法的理由是什么,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可谓一语道破:“尼问题关系到一亿人口、庞大的潜在资源,以及战略位置重要的群岛链。”　　
这就是美英政府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真实理由:因为是婊子,所以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立牌坊。而立牌坊的目的,只是要掩饰她的婊子真相。而事情又常常是这样,善良的人们只能看到牌坊,而且往往相信牌坊,甚至为牌坊所感动,他们无须也无法去探究牌坊后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因此,一个文明的健康的世界需要马克?柯提斯,需要新闻,需要记者,需要有人揭露真相,告诉善良的公众那座华丽的牌坊后面是什么。新闻不仅仅是要为公众提供谈资和娱乐。新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应当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柯提斯从解密的政府档案中发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些档案中,完全看不到从道德层面讨论西方在印尼的利益瓜分,大屠杀更是无足轻重”。因而,他要将真相告诉公众:当年,在100万人的生命被无辜残害之时,当无数妇女被强暴,成千上万儿童失去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他们的政府都做了些什么。　　
真相。只有真相,才是人类真正的教科书。哪怕这是十年、20年,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的真相。当真相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时候,往往会变成一个震撼人心的新闻事件。因为,从历史的真相中,我们能知道自己曾如此信任如此景仰的牌坊后面的丑恶,同时照出自己人性中最愚昧和丑陋的一面。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会在震惊之余陷入深深的思索,反思何以会出现这一切,人类该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人类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血雨腥风和深重苦难后,如果不学会从真相中获得教训,人类就永远不能长大,文明就不能进步,世界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蹈1965年至1966年发生在印尼的悲剧。　　
这,才是柯提斯报道的意义。也是新闻和历史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