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内涵

　　徐以升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8日的会议上，对国际形势的最新判断。

　　经济危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国际格局，从中国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世界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大变革大调整”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08年1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之中，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并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更早的一个定义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多位接受CBN采访的专家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际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也迎来新的内涵。

　　怎样“大变革大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对CBN指出，“大发展”是对形势，尤其是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相对乐观的判断。而“大变革大调整”则强调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对CBN指出，“大变革”则是对于大变化的应对和态度，要主动设计而不是被动接受；“大调整”则是对于以往取得成功的战略、经验、政策，在新形势下要做调整，而且幅度比较大。王湘穗是知名战略著作《超限战》的作者之一。

　　在王湘穗看来，世界形势大变革、大调整的表现，除了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之外，全球治理也在重构。从G8到G20，中国等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议题的加入，即是核心表现。

　　西南财经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则从能源的角度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根源，是全球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供给层面上出现重大问题，在非战争形势下暴露出供给危机，这是工业革命以来都未担心过的情况，而高油价导致几乎所有的经济要素都在发生全方位的改变，这是当今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特点。世界经济由此次危机开始，进入“后化石能源时代”。

　　基于该角度的认识，刘建生认为，从微观角度来说，此次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更是一场深刻的产业危机。而危机拉开了一个大的时代变革的序幕，全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制度体系以及理论体系都将产生革命性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刘建生教授指出，高油价、高粮价、高资源价、高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将对中国产生严重冲击，过去20多年建立起来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如何定义“机遇与挑战”？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在2001年加入WTO时，这句话广泛用来形容中国整体经济和行业形势。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也有很多人以此来形容中国面临的国际大势。问题在于，怎样衡量中国当前面临的机遇，机遇是什么，挑战是什么？

　　“我感到我们目前面临的机遇在变得越发有不确定性，而挑战则非常明显，而且挑战越来越大。”王湘穗对CBN说。

　　从中国来看，在国内经济层面上，中国过去沿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在危机之下这条路走不通了，要作出深刻变革。这个变革的挑战非常明显，而且的确是极为巨大。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多年的发展和危机的冲击在逐步改变社会组织结构，以前的发展偏重效率，但今后如何更公平则是核心议题，这涉及内部结构的调整，也是重大的挑战。

　　在国际经济层面上，比如危机深刻冲击了国际货币体系，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目前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何保值的重大挑战。挑战非常明显，压力巨大，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如何把握，则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在国际关系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也面临重大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期即指出：“现在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容许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使中国力不从心。对于中国来说，要成为国际秩序构架的亚洲支柱，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在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之外，更重视亚洲外交和周边外交。”

　　王湘穗也指出，这即是国际关系的“南、北、大、小”问题，从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小国外交将是中国迎接机遇的重要变革。

　　“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战略机遇期”概念。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等角度，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

　　2008年11月发改委在主持进行“十二五”规划的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工作时也强调，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危机之下，“十二五”规划将是我国妥善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五年规划。

　　王湘穗对CBN指出，当时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本世纪前20年，没有引入其他要素，比如国际环境变化之后，如何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进行重新理解。

　　王建认为，对中国来说，目前的国际环境依然是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概念，和2002年提出来时有性质上的变化。“在当时2001年加入WTO的背景下，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思路，主要是如何利用全球化浪潮，加入世界体系，并寻求自身发展。”

　　“但这次危机之下，原本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这个全球化体系受到冲击，国际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框架在重构，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中国有能力参与未来国际新规则的创建。”王建认为，这是危机对中国面临“重大国际战略机遇期”的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