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batv csgo 女主播:邹兰：我看国际问题研究

我看中国的国际研究   邹蓝

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顾名思义，对中国来说就是研究外国问题。外国跟中国一样，也有方方面面，如语言、文化、历史、地理、民俗、政治、经济、金融等等，甚至还可以细分到农业，矿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等。

一般而言，所谓的国际研究，主要侧重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方面。而文学，历史等方面相对而言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类似的国际研究，也成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所谓的区域，从美国这样的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来说，就是把世界各大洲各大地区分成次一级的区域，比方在拉丁美洲，就可以细分为加勒比，中美洲，安第斯国家，巴西则自成一体等等。

无论怎么称呼，实质意义都是为了中国古代兵法所谓的“知己知彼”。是朋友，那么增进了解可以促进友情，如果是潜在的对手或者直接的对手，那么知道其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总体趋势如何。也有利于自己这一方面趋利避害。

此外，不是友国，但是也不是对手的，也该好好研究。国际一盘大棋，此时用不上，不一定彼时用不上。因此无论化敌为友也好，争取更多朋友也好，将潜在对手中立化也好，都要审时度势地判断，从什么方面入手可以事半功倍。国际交情不是永恒的，而利益才是永恒的。此时用这个方面，彼时用那个方法都是合理的。

先要声明的是，这里的国家利益，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因素，只考量国家民族利益。

我作为研究人员，从国际研究和国际经济研究起步，1978年到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拉美研究专业，毕业后在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2年，后来转到研究生院老领导徐达深主持的西欧研究所工作5年后，然后转向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一起研究，调动到80年代最重要的中央智囊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中信国际研究所，1995年又回到老单位的后身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担任的是国际比较研究室负责人。直到2004年，我研究中国矿业城市资源枯竭后经济转型的论文，还是有对南美，北美，西欧类似案例的比较。

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中国的国际研究和国际经济研究状况，是有了专业解的。然而如此了解，却也有些让人郁闷的地方。

有些研究外国问题的人，因为长期研究一个国家，逐渐对那个国家的文化产生好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魅力。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爱屋及乌，作为中国的研究人员，情感一揽子基本偏向所研究的那个国家，这种情况很糟糕。因为作为研究人员，应该提供中立客观的研究结果。一旦这些研究结论都是有情感偏向时，对于国家的决策层，对于不当影响公众倾向，就有麻烦了。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的决策，变得也逐渐偏向某些国家的时候，对国家利益可能就有危害了。

这些年来，我见过的，有亲印的，有亲日的，亲美亲欧洲的也都有。而且不仅仅是私人言论，而是海内外的大会发言和论文研究报告。以及通俗的报刊言论。

以我个人看法，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对中国同样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甚至不了解，这是一个重大缺陷。研究外国是为帮助中国借鉴。如果对中国不了解，那么对中国有什么需求也就不甚了了。那么打靶，就没有了准星。

80年代我亲眼目睹过，要出国去开会或者交流的国内研究人员，临时抓几份中国日报或者北京周报（都是英文或者相关外文版的）拿着备用。万一海外合作单位希望中国来的人介绍一下中国相关方面的情况，则就用这些官方的说法应付一下。事实上，他们可能研究外国经济，或者社会，但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却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至少80年代国家级别的国际研究所，根本不鼓励研究人员涉足中国经济社会的领域。1987年我申请到贵州参加一个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差旅和时间都不允许。后来尽量再争取了一下，这才给了我时间，但是车票的事情自己解决。我研究的是欧洲共同体问题，当时也研究了欧洲的区域政策，也就是促进后进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略为介入中国的区域发展研究，本来是非常合理的延伸。1988年，因为李琮所长要调回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欧所陈副所长要上位，而他以苛刻对待年轻人而著称。我干脆走了，去了当时的中央核心智囊之一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际研究的背景让我始终无法脱离这个范围。后来再被邀到中信国际研究所，再后来回到体改委担任经体管所国际比较室负责人。不过后三个机构的研究经历，都让我能同时介入国际和国内的研究。

外交部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各种专业的人进了一些。80／90年代，外交部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学外语出身，好多社会经济文化专业的背景没有，缺乏其他专业知识的配合。做外交和国际关系工作，只靠嘴皮子，真是很够呛。所以，研究界的人，一般对于外交部的人，是颇看不起的。

后来外交部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调了一个知名青年经济学家到纽约任职总领事馆研究室主任，强化对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调研。是否还从其他部位借调了人，我不清楚。不过如此动向，的确是值得长期化的。

也基于这个认识，我跟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委员会的负责人张宇燕博士聊过。他也深以为然。因此几次中青年年会，都特意选了西部城市，如兰州，昆明，海拉尔去开。让研究国际经济的中青年研究人员，有感知感受认识中国国情的机会。

昆明那次是我联系的，请云南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合作承办，我的老友所长副所长汤家麟，张光平，对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及中国与之的边境贸易合作有很深入的了解。兰州那会，因为世界经济所有领导刚从甘肃调来，协调了兰州大学经济系和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合作举行。至于呼伦贝尔那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朋友刘迎秋（现任我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院长）那时正在呼盟代职当副盟长，有地主之便，更能深入了解中俄边境贸易。

201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