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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杜文棠:希特勒是如何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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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棠:希特勒是如何崛起的?

2010-9-7 来源:soho小报2010年第7期

  采访时间_ 2010年7月11日

  采访地点_北京 海淀区 牡丹园东里

  受 访者_杜文棠

  杜文棠,1935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研究生,德国格廷根大学语言学院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河北大学、中国社科院教员、主任、研究员,北京师大、河北师大、北京二外等校及维也纳东方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德友协、中国友促会,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著译有《德国史》、《二战丛书》、《奥地利历史文化丛书》、《奥地利史》、《奥中关系史》等,曾获国内社科引进类图书奖及奥地利国会罗斯托恩奖

  民族主义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就是纳粹

  一旦出现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局面

  就会冒出某些大大小小的希特勒式的野心家

  从暴力革命到议会道路

  主持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年了,但是关于二战的话题至今仍然受到世人关注。对于国人来说,许多人感到希特勒的崛起不可思议。在德国这样一个理性思维发达、思想家辈出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把希特勒这样的恶魔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呢?

  杜文棠: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这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谈起。希特勒出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交界的地方,严格来说,他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有学者考据他身上还有犹太人血统。他父亲是小小官吏,希特勒中学毕业后到首都维也纳谋发展。这个人有点艺术气质,对绘画感兴趣,但是底子差,没有如愿考入艺术学院,他在维也纳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靠画明信片、招贴画勉强糊口。

  主持人:成为一个地摊艺术家。

  杜文棠:对。当时奥地利是一个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大帝国,畸形繁荣,贫富悬殊,一方面是花花世界,另一方面充斥着各国的流浪汉。希特勒对上流社会愤愤不平,再加上在中学里受到一个历史教师的影响,个人不满、反社会情绪和帝国的衰落等搅合在一块,于是产生了类似爱国主义的情绪,还掺杂着排犹思想、种族思想。18岁他来到慕尼黑,思想基本定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非常狂热,主动要求参加军队去打西方资本主义。

  主持人:据说他在战场干得不错,眼睛还被毒气熏伤。

  杜文棠 :是的,还得过军功章,不过,“一战”德国打败了,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大批战士从前线回来,生活潦倒,而主流社会照常运转,花天酒地。希特勒很愤怒,我们流血流汗,你们还在纸醉金迷,商女不知亡国恨!他萌生了“要拯救这个国家”的思想。“一战”本来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春秋无义战”嘛,但战胜国以“正义”自居,对战败国采取了极为苛刻的条款,德国作为战败国很屈辱,失业者越来越多。失业者建立了很多社团小党派,希特勒也加入其中一个。失业工人没有什么文化,相对来说,希特勒这个中学生就算有文化的。

  主持人:希特勒的口才很好,是个演说家。

  杜文棠:他的演说确实有煽动力。他提出 “25点纲领”,反对西方的剥削,反对犹太人的压榨,反对社会民主党,重振祖国的荣光,等等。这个纲领很杂乱,把反犹、反资本、反共、反西方都塞在一起,是一个大杂烩,可是也迷惑了许多人。到了1923年,德国情况就更坏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希特勒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啤酒馆暴动”,妄图先把巴伐利亚的政权夺到手,可是很快被当地的政府镇压下去了。

  主持人:“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关了起来。

  杜文棠:希特勒在监狱里待了不到一年,但是“收获”很大。他东拉西扯地说,崇拜他的赫斯记录,后来整理出版,就是《我的奋斗》一书。这部著作是一个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于一体的大综合。但主调是攻击议会民主制度,宣传专制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法西斯。《我的奋斗》一书被看作是法西斯的理论和行动的纲领,是纳粹党的圣经。从监狱出来后,他认为在街上搞暴动不行,要搞合法斗争,要搞宣传。

  主持人:在当时,希特勒有多大影响力呢?

  杜文棠:有点影响了,但是不大,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瞎胡闹的地痞流氓啊。所谓的“25点纲领”,最初代表了流氓无产者、小资产者和城市无业贫民、退伍军人等社会群体的思想。后来希特勒在戈培尔等人的协助下,不断地研究策略,认为还是要走议会道路。当然,他也没有放弃搞暴力运动,“褐衫队”就是他的打手,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

  蛊惑人心的“旗帜”

  主持人:提出走议会道路需要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杜文棠:希特勒所在的党原来叫做“德国工人党”,后来正式改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纳粹”是蒋介石时翻译的,什么意思呢?吸纳民族的精粹,是个好词哩。这个名字名称里面包含三面旗帜,三个口号:一个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还有一个是工人的。

  主持人:希特勒是反苏的,那么他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杜文棠:希特勒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共产党,是列宁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概念。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共产主义才是正统,社会主义是杂牌军。希特勒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他反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他把苏联称为“列宁主义”、“犹太共产主义”或“犹太布尔什维克”。

  主持人: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与马克思有关系吗?

  杜文棠:没有关系,因为社会主义是欧洲历史很悠久很广泛的一个思潮,如要主张社会平等、关注下层人民,包括欧文、傅里叶等,都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最初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后来排斥,认为其中思想太庞杂,没法区别,于是提出“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

  主持人:希特勒的三面旗帜是很有号召力的。

  杜文棠:既然你是“工人党”,就吸引了失业工人;既然你是社会主义,就吸引了下层人民;既然你是德意志民族的,那么就吸引了爱国的人们。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这面旗帜,因为最有号召力的旗帜是爱国主义。

  后来希特勒又提出“农民和土地”、“血统和土地”的口号,要保证德意志民族的血统,免得外国人抢我们的土地和饭碗,土地靠谁?靠农民。于是宣扬农民是国家的主力军,争取农民。后来纲领又增加了,要关注青年,要关注妇女。农民争取过来,妇女争取过来,青年争取过来。他还清理纳粹党的内部,然后再吸收一批知识分子。

  主持人:您是说,这时候知识分子就开始加入到纳粹党了?

  杜文棠:很多,青年知识分子觉得走投无路,似乎在希特勒这里看到了出路,加入的很多。纳粹党成分就越来越杂,不像原来只是失业工人的组织。希特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德国的上层就开始考虑,如何利用这股力量,既反抗西方,也抵制苏维埃影响。

  主持人:当时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执政党是社会民主党。

  杜文棠:总统是艾伯特,艾伯特逝世以后换上兴登堡,从此形势就彻底扭转了。原来,社会民主党在西方和苏联之间纵横捭阖,已经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不仅恢复“国联”(联合国以前的国际组织)的位置,而且是常任理事国。如果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德国会慢慢建设成一个像模像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是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打乱了历史进程。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非常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活下降,群众不满,社会民主党面临执政危机,希特勒的机会也就来了。

  危机成就了希特勒

  主持人: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次经济危机。

  杜文棠:他充分利用经济危机,利用群众的不满。在混乱时代,绝望的民众往往呼唤“强人”出来收拾残局。

  主持人:兴登堡不是强人吗?

  杜文棠:兴登堡本来是个军人,老了,是象征性的人物。兴登堡最初没有把希特勒当回事,不就是流浪汉嘛。德国财团本来把希特勒视为叛逆者、反对者,然而现在也想利用希特勒“恢复德意志光荣”。希特勒跟他们做交易,承诺上台以后保护垄断资产阶级财团的利益。德国共产党势力本来很大,但是因为不团结,竞选失利,而希特勒选举获胜,纳粹党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兴登堡就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国务院总理。

  主持人:希特勒不是依靠非法手段,而是完全合法当选的,这是最大的悲剧。

  杜文棠:希特勒上台的大背景是经济危机、大萧条。当时德国经济本来已经开始回缓,还没有完全缓过来,国际环境巨变,加剧了国内矛盾,社会动荡,群众呼唤强人收拾残局。所以,希特勒有群众基础。当时希特勒和他手下的戈培尔、赫斯等人都很年轻,精力充沛,一天赶赴四五个会场去演讲,争取选票。还有三面旗帜的号召,群众就越来越多啊。

  主持人:希特勒上台后,似乎也给德国带来了希望。

  杜文棠:希特勒上台之后,马上开动马力,扩张军备,恢复经济生产,搞基建,修公路。他提出口号“48小时我的军队开到任何一个边界”。因此他修了高速公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而且第一铲土是希特勒去挖的。因为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搞军备,生产一转动,失业减少,人们的生活开始稳定。至于整个的经济制度没有变,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并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辛德勒名单》里的辛德勒不还是资本家吗?希特勒把犹太人轰跑了,把他们的财产抢夺过来。

  纳粹党员互称“同志”,领导人讲话的时候习惯说“我们党内的同志们”。一直到1945年,他们都宣传自己是革命者,进行了一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一场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纳粹很注重宣传,而且很成功。

  主持人:纳粹的宣传就是为政治服务。

  杜文棠:很有意思的是,纳粹没有党产。专职的党的干部从党的总部拿很少钱,这些钱都是党员的党费。党产和国库分得很清楚,但是纳粹提出了“党国论”,成立了工会、妇联等一系列的组织,把社会上各色人都分门别类的组织到里面。比如,有“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少先队”,有教授协会,也有文联、作协,也有美术家协会,等等。

  主持人:看来希特勒把整个国家都高度组织化了。

  杜文棠:高度的组织化,当时希特勒对德国社会的组织化,比斯大林更强,更严密。这些组织都要接受纳粹的意识形态,因为希特勒上台后通过“政党法”,其他的党自动取消,只剩下一个党—纳粹。还把总理和总统的职务合到一块,称为“元首”。希特勒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叫做“领袖原则”,或者翻译成“一长制”,一层一层的,从州、县一直到乡、村。

  主持人:纳粹党组织已经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

  杜文棠:你说的对,整个社会严密组织化,像一张大网,覆盖全德国。

  民族主义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就是纳粹

  主持人:德国这个民族文化素质很高,怎么会接受这些东西呢?

  杜文棠:德意志民族也有军国主义、崇拜权势、讲究纪律的传统。一旦环境成熟,这些就会助纣为虐。

  主持人:在希特勒时期,知识分子对纳粹党是什么态度?

  杜文棠:那些明确反对的人被驱逐出境了,比如爱因斯坦,或者出逃了,比如茨威格。从数量上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跟着希特勒跑。因为希特勒整天宣传“德意志光荣”,西方欺负我们,苏联欺骗我们,这对知识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大部分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认识不到纳粹的本质。另外,你不要以为纳粹时代就是鸦雀无声,一片沉寂,当时各种各样的活动极其频繁,文化活动非常多。比如青年的野营活动,青年都到野外去,爬山、唱歌曲,气氛很强烈。青年学生被鼓动起来,烧书、砸犹太人家的玻璃窗,整个社会一片狂热。1936年纳粹成功主办奥运会,让希特勒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简言之,希特勒顺应当时的历史情况,不断地调整战略和口号,迷惑了很多人,赢得很多人的支持,通过合法的手段上台,上台之后他的真正的意图才逐渐暴露。西方有个学者讲,其实希特勒没有骗任何人,他的主张在《我的奋斗》里面他都讲过,可惜没有什么人认真对待。

  主持人:我觉得,希特勒迷惑德国的口号里,最核心的可能就是民族主义。

  杜文棠:对,因为一个民族受到屈辱了,要求民族振兴,这时候民族主义的口号就最能吸引人。当德意志民族笼罩在强烈的屈辱感之中,希特勒打出的民族主义的旗号,提出恢复历史的光荣,很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一旦掌握政权,他就要用自己的一套东西改变别人,征服别人,不行,就消灭别人,最终一个民族和整个世界都被他拖进了历史的劫难之中。

  主持人:看来,对民族主义也要认真分析啊。

  杜文棠:在一定条件下,比如说反对资本主义、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时候,民族主义是好的,可能是一面光辉旗帜。但是呢,它也可以被利用来为暴政、为日后扩张侵略而服务。

  主持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主义到底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中国,今天中国还需要民族主义吗?现在经常有人拿这个东西做文章。

  杜文棠:至今中国还面临着国民性改造的问题。鲁迅写的阿Q,要么是个奴才,要么就是暴君,他不会成为有平等意识的公民。对世界来说,没有有平等意识的公民的国家,也最容易被民族主义所迷惑。所以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应忘记鲁迅先生的教导,国民性仍然需要改造。

  主持人: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如何认识民族主义?

  杜文棠:我认为,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国际大趋势是相互冲突的。但是,民族主义要照顾,因为每个国家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不一样,不能超前的、强制性的对付某个民族,而要在承认多元化、特殊性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通过接触、交流,慢慢的进步。如果强行贯彻,适得其反。因此必须靠长期地自身演变,慢慢削弱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在承认民族主义合理存在的前提下,通过接触,靠文化交流的力量慢慢演变、逐渐削弱它。不是靠说教,要相信科学技术力量,相信经济的力量,相信物质的力量,相信长远的善意。

  主持人:但是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总是要遇到很多困难,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经济突然停顿下来了,出现大量失业,国内矛盾无法解决,很容易出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煽动民族主义,转移国民视线。

  杜文棠:转移视线,这是规律性的东西,为了解决矛盾,到一定程度必须得转移视线。这个危险性是很大的。

  主持人:如果问题发生在中国,可能更麻烦。

  杜文棠:中国为什么更麻烦呢?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经济上虽然高速发展,但是没有一个调整机制,想停下来整顿整顿的机会都没有,副作用没法消除。一辆汽车还得停下来检修呢,中国这架机器老这么高速运转,已经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一停下来,失业等问题就出现了,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又不健全,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似乎是很神圣的词。其实,越是充满鼓动性的、越是充满神圣意味的,就越是应该警惕的。

  杜文棠:民族主义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就是纳粹,一旦出现难以预料、无法控制的局面就会冒出某些大大小小的希特勒式的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