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中国拿过冠军吗:《加尔文的思想及著述》04加尔文的早年

《加尔文的思想及著述》

四

加尔文的早年

一般都同意加尔文是改教运动的第二位伟大人物。他生于一五○九年七月十日，比路德年轻廿六岁。他的父亲加尔文·格拉尔（Gerard Calvin）是诺阳（Noyon）的一位有名望人物，曾任该地教区主教的秘书及天主教的法律顾问。格拉尔的第一位太太法兰克真尼（Jeanne le Franc，即加尔文约翰的母亲）是一位从坎布内（Cambrai）移居诺阳的退休的旅馆业者的女儿。

加尔文的才智很早就被发现，幼年时得与某贵族家庭的子弟们同受优良教育。当他还是童稚的时候即受任教会的职务，他的入息使他得以在一五二三年（那时他十四岁）以未及冠的童年进入巴黎大学深造。

在巴黎他的业师们都看出他的超越才智并尽力教导他。在马奇学院的科底亚教授（Matuin Cordier）的督导之下他立下了拉丁文的基础。在孟太古学院（Callege de Montaigu，伊拉斯母在这里发现了蛋与神学都是过了时的老货）他住了三个忙碌的年头，他吞下了一些于他的健康无益的蛋，却拒绝接受神学。虽然如此，孟太古学院对他有一件重要的贡献（一个大学对天才青年所应有的贡献），就是教他怎样表现自己。学院的课程着重于辩论方法；这时期加尔文的那正在从童年转变过来的声调常常拖着悠长的语句在评论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问题。这种训练，最少这种训练的一部分，使加尔文得到了善于择用字句的非常才力。

天才和训练，若加上了宗教上和道德上的修养，必有更丰富的生命，而当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八年在孟太古这段期间他可能已有了一部分的宗教教育，因为当时学生们的思想颇为人文主义派及路德派对经院哲学的批评所激动；许多人正在为着他们的信仰而冒艰险。那位要在一五二九年为着路德主义被焚的伯尔金（Louis de Berquin）就是这时候同学中的杰出领袖。虽然加尔文仍相信他自己是一个绝对的教皇派，但可能那新的酵已进入于他心中。

一五二八年他获得文科学位之后原计划攻读神学。可是他父亲格拉尔在诺阳与当地天主教会有了冲突，因对教会不满，在盛怒之下命令儿子转修法律（路德在二十二岁时入修道院为修士，加尔文十八岁时顺从父命攻读法律），于是他进入奥兰（Orleans）的著名法学院。其实加尔文所喜爱的是人文主义的文学，而所敬仰的人物是那位半路德派的德国人文生义者倭勒马（Melchior Wolmar）。可是他对法学仍然用心攻读，并曾帮助一位朋友著书支持这位朋友的法国教授伊多理（Etoile）反对一度曾为加尔文业师的意大利教授亚斯亚提（Alciati）。他虽是一个有法学学位的人，但在一五三一年他父亲死后他就放弃了以法律为职业的意向，在巴黎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及拉丁文经典，受业于当时新受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委派的皇家讲师门下。

当时加尔文的周围有一群深受那位著名人文主义者勒非甫耳（Lefevre）所影响的青年人文主义学者，（勒非甫耳为伯达｛Noel Beda｝所领导的所尔波恩派神学家所攻击）。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资格，加尔文曾发表评辛尼加的《宽仁论》（Commentary on Seneca’s De Clementia）一书的批评，这部书在当时被认为是宽待复原派的一种掩护。加尔文的著作表现出他对经典及教父的精深造诣，在他的书中他曾把“专制”一词的定义释为“违反人民意志的统治”，似乎有指摘法国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加尔文的表兄弟阿立威坦（Olivetan）是加尔文的亲密同志之一。当时阿立威坦和急进的宣道家法勒尔（Farel）常在一道；一五三一年他到了日内瓦。阿立威坦的父亲和加尔文的父亲一样，曾受雇于诺阳的教会，两位后辈大概在那时候已有了良好的友谊。根据那位著名的加尔文派学者杜马格（Emile Doumergue）的说法，阿立威坦是“使加尔文成为福音派的促成人”。阿立威坦比加尔文大几岁，也早他几年成为复原教信徒。一五二八年他从奥兰逃到复原派势力下的施塔斯堡城，在那里从事研究希伯来文及希腊文。一五三二年九月那个曾由改教运动带来了新生命与新迫害的南阿尔卑斯的瓦勒多派在安哥尼（Val d’Angrogne）的上抚然（Chanforan）举行了一个重要会议，在这会议中，瓦勒多派的弟兄们委派了阿立威坦（他与法勒尔同来）替他们准备一部法文译本的圣经。一五三五年初期这部书在内沙特勒（Neuchatel）完成，书中的新约序言是出自加尔文手笔，是在前一个秋天写成的，当时法国的监牢里囚禁着许多复原派信徒，而有些已受焚刑。从加尔文在这篇序文中所用的语句，可以清楚看出他完全承认自己的立场和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国福音派及瓦勒多派是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国给驱逐出去，请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给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非被抛出上帝的国度。”

这种坚决的立场是在好几个月之前就已决定的。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加尔文的朋友可拍（Nlcholas Cop）在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加尔文被嫌疑为这篇讲词的拟稿人，不能不自巴黎逃出。这篇演讲的内容夹杂着伊拉斯母派（Erasmians）及路德派的主张，也似乎是拥护自由主义而反对所尔波恩的神学家的。这时期加尔文在昂姑勒美（Angouleme）住了好几个月。他经过了法国的好些地方，访问了年老的勒非甫耳，那时候这位老先生是在法王的姊妹昂姑勒美的马格蕾（Marguerite d’Angouleme）的保护之下，住在尼拉（Nerac）。一五三四年五月四日以前。加尔文即放弃了他的从诺阳教会而来的进款。加尔文自己说（未提时日）：“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克服了我的刚硬的心，使它成为可教化的。”我们或许可把这“突然感召”的时日放在前述的两个时日之间。可能这时候，加尔文开始对伊拉斯母及勒非甫耳的妥协性的改革感觉失望。在这时候已经有了他所敬爱的人，正在为着比前述两位的更正确的信仰而牺牲生命。

加尔文的简单语句无疑地正隐藏着他内心的长期斗争。在另外的地方他说，为着他对教会的虔敬，他曾经情感地反抗自己的对复原教的倾向。但他终于说服了自己，认为对教会的真正忠心包含着 “努力纠正它的错误”。

在阿立威坦的圣经译本出现之前，加尔文已开始他的《基督教要义》的著述。这书的大部分大概是一五三四年在昂姑勒美写的。一五三五年他住在麦兹（Metz）、施塔斯堡和巴塞尔。加尔文描写自己为“天生的畏羞和怯懦”，宁愿当一个附从者而不愿充任改教运动的公开领袖。在巴塞尔他化名为路加纽（Martianus Lucanius），准备把他的书付印。一五三五年八月他把原稿交给柏拉特（Thomas Platter）——巴塞尔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巴塞尔在当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贩书中心，就在这里伊拉斯母的希腊文新约于一五一六年交给弗罗宾（John Froben）代为出版。这时候伊拉斯母正在巴塞尔度其最后几个月的生活，他在一五三六年七月死于弗罗宾家中。我们没有凭据证明伊拉斯母曾与加尔文见面或曾读到加尔文的书。《基督教要义》一书是在一五三六年三月由柏拉特出版的。

加尔文以书信体裁写成这书的序论，并以之呈献与法王法兰斯一世（一五一五——一五四七，为瓦洛王朝｛the Valois House｝最伟大的国王）。这信所下的时日是一五三五年八月廿三日，根据加尔文的解释当初写作这书的原意是把它当作教授学者的纲要，但在出版时决定加上了一篇呈献给国王的序论，因为当时有许多信仰相同的人在法国给判处焚刑，而为这种残暴行为辩护者竟说这些受刑的人是犯了诽谤罪，是邪恶和叛乱的人。加尔文告诉我们他对这书的希望是以解释这些殉道者的信仰“来证明在主眼中他们的死是何等宝贵”，并使“别国的人最少能对他们生发同情之念。”

当《基督教要义》出版的时候，这位年青的作家已动身到非拉拉（Ferrara）去。当时他对瓦洛王朝还没有失望，化名为伊斯比维尔（d’Espeville）和其他被放逐的法国人一同托庇于非拉拉的伦尼公爵夫人（即法王法兰西斯的堂妹）。可是那位公爵在教皇的影响下，决意把那一群投靠他那信奉复原教的太太的法国文人驱散。加尔文乃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计划暂时遁居于施塔斯堡，终因受战争影响，他绕道经日内瓦，于一五三六年七月的某一天，在那里宿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