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th曾宏达:为什么痛苦是必须的？

编辑/刘瑞兰　文/BQ记者 石头　美编/曹亮　责校/孟宪媛

《毒》中的男女主人公面对痛苦，分道扬镳。中国和德国的戏剧舞台和社会民众似乎也在面对痛苦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那个“她”（《毒》中女主角）永远也不能忘记痛苦，正如我们永远也不能缺失欢笑、爆笑、搞笑、狂笑，管他什么，缺一不可。而真正拥有或者尝试去表达痛苦的50 后、60 后乃至70 后都已经被社会浪潮甩在后头。也许正如《毒》中的女主角伊尔泽·德·布劳弗所说“这两种不同不存在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不同才是惹人思考的重点，真正深入地去体会和扩展这种不同远比去评判他们更具价值。”
　　对于中国大多数观众来说，这些德式“婚姻剧”都“还缺少音色和那种刺激的性感，而这正是婚姻破裂题材所要求的”，毕竟，“观众是想被挠痒痒，而不是被勒紧”。（引自《在大门外》第四场）。不过，走进剧场的多是中国的戏剧同行和一些文化友人。人们在演出结束后还是报以了雷鸣的掌声。男人雄性地大嚷“牛X”，女人站起来拿着话筒提问“我看了几百出戏，这个是最好的！（指《在大门外》）祝贺你们！男主角的呐喊慑人心魄，我想问您是怎么保护嗓子的？”注意，这两种反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昂扬的、幽默的、礼节的、举重若轻的“醒着”。和剧中如梦如幻的痛苦深沉、执拗疯癫形成反差。但对于那些在尼采、叔本华的阴影下长大的德国人来说，“梦着”有着崇高的象征：“痛苦乃人生之必须，痛苦的人世实在具有意义；人只有沉浸其间，才会有脱离苦海的幻觉，从而创造出另一种幻境，把自己拯救。”（尼采《悲剧的诞生》）
　　海诺·穆勒和布莱希特（此两人对德国戏剧影响深远）不管对于戏剧的社会功能有怎样的分歧，但对于戏剧和思考的关系认知上却是统一的，他们都支持在戏剧创作中破除幻觉，运用大量的情节片段，通过制造理解的障碍激发观众的思考和创造性。再听听这些痛苦兜售者的吆喝，他们也似乎很愿意把痛苦和真实，与思考联系在一起。他们显然非常愿意思考并牵引别人思考，并以思考为荣，并对在通往思考的路上设置障碍十分熟稔。他们让一男一女在椅子周围说长串的十分易懂又暗示颇深的话，让那个战争回来的男人，一会儿是死的，一会儿是活的，还在谋生计，还在寻家园，一会儿又是半活半死的，在河水里言语混沌。但这些太直接无味的表述，太错乱疯癫的拼接设置的确让我们感到“或许有点意思”。尽管对于生活在繁杂之中的我们来说，这点意思带有一点荒芜之梦的味道，但它仍然无法遮挡这些痛苦的戏剧所具有的一丝理性的荣光。
　　在谈话中，他们将戏剧的内容无限延展，冲出来的全是些终极命题。死亡、时间、战争和真理，即便对德国悠久的哲学传统有所了解，也仍然感觉沉重。两部戏，一部将这些终极问题藏在干枯而具现实感的舞台场景之后，尽管有时甚至感觉“不那么艺术”；另一部将这些终极问题幻化成艺术符号十分艺术地摆在台上，尽管有时甚至感觉“过于的艺术”，我们，作为追求“和谐”的我们还是要发问：生活一定要如此沉重吗？这多么不符合中国国情，作为发展中的我们本来就已经不负重荷。难道只有衣食无忧的幸运儿们才会乐意去叙述痛苦吗？这多么荒谬。
　　这时，来自汉堡的院长大人说，“一个城市的文化特点是由非商业化的演出决定的。自省而创新的德国艺术戏剧几乎就成为了汉堡的文化名片。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经济飞快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保证非商业文化的健康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并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在文化失去主动性的社会，发展会成为一只无头苍蝇。
　　这简直就是可怕的串联！没有痛苦就缺乏思考，缺乏思考就不够艺术，不够艺术的文化就缺乏主动性，缺乏主动性就变成无头苍蝇！一群具有现实主义嘲讽意识的、睁大双眼、醒着的无头苍蝇！我们太无辜了！没有那75% 的资金支援，光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思考痛苦，是无法产生文化的主动性的。是这样吗？
　　它让我想起两个场景：“我不在家了，你可以抱着袜子睡觉，把内裤穿脏了反过来再传，然后再反过来穿，然后再反过来穿，然后再反过来……”（选自青春版《红玫瑰与白玫瑰》）观众笑了；“一切会好起来的。是吗？是的。什么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总会有这样的时候，是的。也许是在我临死的时候。你觉得可笑吗？是的。在你临死的那一刻，是的。不管怎么说，那还算是及时。”（选自《毒》）观众也笑了。这台下坐着笑起来的观众可能会是两种人，但也有可能是一种。而这后一种可能让人细想起来，感到痛苦。
　　后一种在市场里能有多少生存空间？在发展为上的社会，痛苦是悲观者、失败者所属的，是负能量的，因此痛苦不被容忍；但这些德国戏剧带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骨髓里的痛苦是思考的成果，是有“文化主动性”之下的艺术呈现，在他们的努力下，“人生的本质是痛苦”这句叔本华的名言，在现代社会的戏剧舞台上，不再被看作一个悲观的非理性主义者的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