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开打过dota吗:欧洲地区继续遭受寒流侵袭 已有超过300人丧生

中新网2月6日电 综合报道，已经席卷欧洲一周的严寒天气5日继续在欧洲大陆肆虐，造成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中断，电力、燃气供应紧张。同时，该地区已有超过300人被寒流夺去生命。
据悉，无家可归的人士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人群，数十名流浪汉在没有供暖设施的公寓、救生通道和在街头搭起的临时帐篷内被冻死。
目前，欧洲地区已发现有至少306人因极寒天气遇难。乌克兰在此次极寒天气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最大，目前已有131人死亡，其中很多人被冻死街头。极寒天气同样在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意大利、斯洛伐克、法国、奥地利和希腊造成死亡事件。芬兰夜间的最低温度已达到零下40摄氏度。
在乌克兰，有约1800人住院治疗，另有7.5万人在3000处避难所内避难。
对于近日北半球出现极寒天气的原因，一些国际权威气候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停止，并开始冷化，近来北半球的酷寒只是全球天气变冷的开端，这样的冷天可能会持续20年至30年。
英国《每日邮报》因此宣称今年的寒冬显示“小冰河期来临”。 报道说，这些科学家的预测是根据他们对太平洋和大西洋海水温度的自然周期分析而来，推翻了一些已广为接受的气候变暖理论。
而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北半球的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地区遭遇寒冬，并非是全球变冷，而是因为北半球出现了气象颠倒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北极震荡造成的。北极上空的大气压力会出现两种极端变化，直接影响北半球出现暖冬或寒冬。
新华国际时评：从欧洲之寒说全球之暖
2012年02月04日 11:15:10
来源：
新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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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灾害性天气气候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陈星分析说，2011年11月以来，北半球遭遇严重的暴雪冰冻灾害天气，强冷空气也在我国大部频繁活动。一般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强降雪、强降温的极端景象，是气候变化规律的一个表征体现。
气候变暖正在引起气候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特别是极冰融化、陆地地表径流和降水引起的北大西洋淡水通量和盐度的变化，进而可能引发全球温盐环流的减弱或崩溃，将地球气候从一个迅速增暖的时期突然带入到一个寒冷气候阶段。如果目前全球持续增暖的趋势继续加剧，未来10年至20年出现气候突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出现气候突变，南半球气候变暖而北半球气候变冷。
陈星认为，近年来连续出现的“寒冷事件”是由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决定的，是地球气候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反馈机制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首先，气候变暖引起气候突变而进入到一个寒冷气候期是正常现象；其次，气候变化有其自然属性和规律；最后，将感觉上的气候异常、极端天气加剧，完全归因于气候变暖是不客观的，异常和灾害在较暖期和较冷期都可能出现。 记者 尹维纳
进入夏季，在人类聚居的地球上，极端气候现象频频发生，北半球酷热难耐，南半球却是寒流肆虐。据最新消息显示，日本的高温天气已造成66人中暑死亡，而在南美洲的秘鲁却出现多年来罕见的零下22℃低温。原因何在？为此，我们邀请专家解析。
“极端气候”汹涌来袭
嘉宾：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　　刘德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邹　骥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匡耀求
问：高温、暴雨、洪涝接二连三，“达到历史极值”不断出现，今年入夏以来，世界各国频频出现极端气候，原因何在？
刘德顺：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和模拟模式指出,全球变暖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除了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后果外，还包括频繁出现极端气候事件。当然气候变化不像工业过程那样可以严格控制，整齐划一，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时间和地区还受当地局部因素的影响，偶然性包含于必然性之中。
邹骥：全球范围的历史观测数据表明：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洪涝、干旱、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一个基本的解释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大量消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发生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大气中能量场分布变化，降水时空分布发生紊乱，进而出现旱、涝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现象；大气能量分布的变化还导致了飓风、台风频发，冰川融化，与上述基于降水变化的极端气候事件交互作用，提高了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并加剧了其影响。
匡耀求：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出现，无疑是气候异常的表现。就今年的情况而言，由于并未出现异常强烈的太阳黑子活动，因此气温异常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温室效应增强的结果。同时在今年5月底太平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全球气候的事件，即拉尼娜，由于它对西北太平洋大气环流的影响，导致了部分地区的强降雨。
问：俄罗斯气象专家近日称，受持续高温影响，北极冰川面积可能将缩减至历史新低。也有资料显示，近50年来全球气温上升速度比过去100年快了一倍多。以此推测，未来的全球气候是否会更加极端化？甚至达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
邹骥：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不是简单线性外推的，变化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要用一种风险的观点看问题。应当说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存在的，其在水资源、海岸带管理、生态系统稳定、气候敏感产业等领域的负面影响和损害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管理风险，就要持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在权衡损害风险和抵御风险成本的基础上，尽早采取行动。
刘德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家发表的《哥本哈根诊断》紧急呼吁：要把气候变暖限制在相对于工业化之前的2℃之内。尽管有争论，但科学界主流支持IPCC的观点。IPCC的《哥本哈根诊断》是警示性的，说白了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与其担心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会达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不如尽早采取卓有成效的减排措施，为子孙后代留下唯一的地球村。
匡耀求：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气候正在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过去100年的前90年里，温室效应增强总体上表现为全球变暖，夏季越来越热，暖冬也在增多。而近10年里全球气候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尽管夏季还是更加炎热，但是暖冬却没有出现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比一个更冷的寒冬。显然大气环流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就目前的趋势看来，未来的全球气候很可能会更加极端化，人类越来越难以承受。
问：从199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到去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纵观历史，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却依然缓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匡耀求：总的来说，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后果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加上各国利益取向的优先顺序不同，因此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步调很不一致。结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在继续增长，气候变化的步伐还在加快。邹骥：第一，事关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全球温室气体控制势必涉及能源相关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二，控制温室气体主要是为了获得气候稳定的气候利益。而气候稳定利益是全球公共财富，对于有清晰利益边界的国家、企业和居民，做出承担减排责任的决策不是容易的。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对自己的历史责任轻描淡写，把减排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这也是国际气候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刘德顺：应对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是减排责任、义务和资金援助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适应和发展问题，涉及各国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发展机遇及发展空间。联合国框架下历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焦点都是围绕这两方面开展的，两大国家集团在历史和现实责任方面的差别以及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利益矛盾的尖锐和由此带来的谈判的艰巨和进程的缓慢。
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新任秘书菲格雷斯日前表示，缔约国政府需要在5个“关键领域”承担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面对愈发严重的全球气候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应作出何种努力？
邹骥：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先行工业化过程中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所致，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设置近期、中期和长期充分的定量减排目标，率先垂范，在保护全球气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发展中国家则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将民生、人类发展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新型的发展路径，承担起与自己的发展阶段、水平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在多边和双边国际谈判中坚持原则，最大限度争取排放和发展权利；又要在国内政策中切实落实节能减排的战略和方针，促进清洁技术研发与推广，引入经济激励手段，加强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主动有序地向低碳方向发展。刘德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提出带有国内约束力的自主减排目标。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动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和节能创新型的低碳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切实贡献。
匡耀求：气候变化不同于一般的灾难，“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传统思维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气候变化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大事，世界各国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具体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各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不同，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所区别。我的观点应该把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具体体现平等量化到每一个人，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各国的排放指标。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为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存权和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