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163邮箱:城墙旧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0:53:43
有多少岁月在你的眼中沧桑。 文明路原来有文明门。 越秀公园内的明城墙。

  策划:赵  洁

  撰文:金  叶

  任朝亮

  摄影:黎旭阳

  在鼎鼎大名的古城中游走,古老的城墙,是我们追溯往事的线索之一。

  南京的明城墙,是朱元璋定都南京的产物和象征。北京的明城墙,让人念念不忘的是皇城根儿下回荡着的纯正的京腔京韵。从崇文门至城东南角楼一线,绵延1.5公里,已经成为北京古城的标志。西安的明西安城墙,从洪武三年(1370年)下诏修城至洪武十一年(1378年)完工,历时八年,奠定了当时西安城墙的基本形制和规模。

  绝少人知道,在广州也有这么一段古老的明城墙。

  它隐身在越秀公园的深处,在高耸的镇海楼下静静驻守。古老的榕树,在它斑驳的身躯上盘根错节。茂密的树阴,为它遮住了这个夏天最后的几缕艳阳,墙根下是悠然而过散步的市民,还有人在踢毽子、下棋、跳舞……

  长约200米的它,只是现存广州明城墙的一段。如果从天空俯瞰,你会发现,东起小北(今小北花圈)、西迄大北(过去大北门,今日盘福路)、横贯越秀山,这逶迤的古城墙总长有一千多米。只不过,它在茂密的丛林深处断断续续,很难把人的视线串起来罢了。

  所以,它虽然一直驻守在这个城市的腹地,却少为人知。在很多人的眼里,广州是一座没有古城墙的城市。

  它离我们太久远了,以至于古稀之年的老人,都无缘一睹它的全貌。

  今天,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鳞次栉比。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新的又会旧,旧了再建新,一座城市,便这样不断地前行着。

  历史是无情的,该走的总会走掉。许多年后,当身居广州的人们已经远离了城墙,某些人或许又会想念它。曾经的守护者逝去了,许多年后,或许又会在城市的心底泛起微微的涟漪。

  叩响那斑驳的青砖大石,你是否聆听到了历史远去的足音?

  渐渐长大的城墙

  明城墙规模前所未有

  

  回顾广州建城史,在两千多年前,当郡尉任嚣开始在番山上修筑任嚣城,赵佗长途跋涉来此驻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南越国的时候,广州已有建筑城池的历史了。不过,多年的考古成果却从未发现这个时期广州有城墙的遗迹。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刚刚诞生的广州城,很有可能是以护城河来作为自己最初的城墙的。 

  广州一天天在长大。到了宋代,广州开始有规模颇大的城墙。考古发掘表明,广州宋代有三城,即子城、东城和西城。今天的越华路沿线,就是当年东城和子城的北墙。而越秀北路东濠涌位置,则是宋代东城城墙的所在地。

  对于城墙的修筑,明朝是个重要的年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祖缘认为,这个时期的广州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东至大东门(今越秀路),西至西濠(今人民路),北包越秀山,南至“海边”(今一德路至新河浦涌),并扩大了西关十八甫商业区。

  洪武元年(1368年),当朱元璋刚刚派兵进入广东之时,广州仍是宋代沿用下来的中城、东城和子城格局,因为三城没有连为一体,交通大受限制,“旧城低隘”,很有必要进行改造。明军进入广州之后,征南将军廖永忠就“治城浚隍”,将广州城修葺一番。

  洪武二年,广东置行省。首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周祯在“百务草创”中很注重城建工作,把“开设城池,或招复流民,或抚绥新集”作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并以此“核其功能”。而城市的修葺、改造、扩建多由都指挥使和卫所官员负责。如潮州府城于洪武三年(1370年),由指挥俞良辅在原来东城的基础上,开拓西南面,用石垒砌成墙,成为完整的石城,“高厚坚致”。又如南雄府城,洪武初,镇守指挥王玙将“岁久而圯”的府城进行重修。再如韶州府城、廉州府城亦于洪武三年重修增筑。广州既是府城更是省会所在地,自然特别引起官员们的重视。

  广州城第一次较重要的工程发生在洪武三年,宋代遗留下来的三城格局,终于连为一城。由于原三城的“濠池可以填淤部分,有利沟通。而四周濠池又可连成一起”。

  洪武十一年至十三年(1378~1380年),广州又进行一次大的扩建,“拓北城八百余丈”,把越秀山包括在城内,并在越秀山建五层楼(亦称镇海楼),“为会城壮观”。

  经过洪武年间的改造扩建,广州“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计一十五万一百九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东曰定海,西曰归德。城门楼七,敌楼七,警铺九十七,雉堞一万七百。城东西之外,因旧浚池,周二千三百五十六丈五尺”。

  

  长堤西关东山皆在城外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饶平县柘林寨水兵因缺饷发生兵变。水兵谭允传等率兵扬帆直抵广州城外,初以求粮为名,继而大肆掠夺。广州城门紧闭,一些人战死城外。两广提督吴桂芳平定兵变之后,吸取柘林兵变的教训,深恐“山寇”和“海盗”进攻广州而城外没有城墙保障,无险可恃,从而认为“外城不可不筑”。于是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565~1566年),又增筑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至东南角楼”的城墙,把“商贾云集”的濠畔街等地都包括在内,称为外城或新城,而原来的广州城称为内城或旧城。

  当时的广州外城有八座城门,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永清,东南曰小南,西南曰五仙(明称五羊,清改为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楼。外城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一说一千二百有二丈),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高二丈八尺。

  在增筑外城之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内城又复于正南迤东辟一门,曰文明。从此,广州内城亦为八门。

  经过这一番旧城与新城的改造、扩建,广州城在这一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后倚越秀、南临珠江,并有江边大道。这样的格局一直传承下来。清代广州的城墙,在这一基础上于新城两侧各增筑了各近70米的东西鸡翼城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展。

  明清两代,老城的范围大概东到大东门(今越秀路),西到(西濠涌)人民路,北依越秀山,南到“海边”(今大德路和文明路),而新城的南界在今一德路和万福路。

  至于长堤、西关、东山等现在的繁华之地,却被挡在了厚厚的城墙之外。

  外国人眼中的城墙

  “城墙和里斯本相当”

  

  当时广州的城墙具体是个什么样子的?也许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更加说明问题。葡萄牙人克路士在嘉靖35年(1556年)到过广州。后来,他在《中国志》第六章对广州作了特写:“它四周有坚固的城墙,构筑良好,也相当高……城墙很整齐,没有裂口、窟窿或缝罅,也没有丝毫使它毁坏的形迹。其原因在于,城墙是用够一个人高的活动石块构筑,上面砌有泥土制成的、颇像瓷碗质地的砖头,因此墙十分坚实。”他又说:“见过城墙的一些葡人试图证明这个墙围大致和里斯本的相当,但看来比其他的城长。”“这座城(其他城也一样)一面临江,沿江筑城,很像是在壕堑之内,因为城的另几面是被一条灌满水的宽大壕堑围绕。这条濠和城墙之间有足够的地盘,可集合一支大军。挖掘濠的泥土堆在它和墙之间,因此,墙根部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不过在濠以外此城仍有一大缺点,那就是河对面岸上,城墙和濠之外有一个可俯视墙内全城的山头。城墙有七道门。城门宏伟高大,坚固而构筑良好,上有雉堞,不是方形,倒像台阶。城墙的其他部分没有雉堞。城门墙厚有十二步,城门从上到下包有铁皮,前有极坚实的吊闸,一直升起,从不放下,但准备在必要时使用。”他还说:“城门在入口处都有胸墙。沿河郊一侧的胸墙,每堵有三座门,一在前,两在侧,供沿城墙的街道使用。”

  

  逐渐发展出新商业区

  

  随着广州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城外的南面又发展出“民廛稠聚,海船鳞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的新商业区。这方面,克路士也有比较具体的记载。他说:“郊区很大,人口众多,乃至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警察的责任要么是交出晚上在街上为非作歹的坏人,要么是替他作赔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城门一到晚上就关闭,每座城门的双扇门上贴有一张封条,盖有官员的印。天亮开门,也有个告示所有人的标记,那是一块胶板上签署有同一官员的名字。”克路士的这些记载,不仅说明了城外“人户众多”、“人烟稠密”,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详细记载了城外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和每晚组成六个区“值夜”的情况,表明官员对城外街道的安全非常重视。

  链接:城墙防御史

  ·顺治七年(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打广州城,清兵驻营在城北白云山下,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原为李成栋之副将)率兵驻守城池。双方在城墙内外展开长达10个月之久的拉锯战。广州市民英勇抵抗,“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尚氏宗谱》记载清兵尸体在攻城地点下堆得几乎和城墙一样高。后因叛徒叛变,清兵得以“藉薪竞渡,遂得炮台”,转而发炮猛轰内城,广州城沦陷。

  ·清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船事件,伙同法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一月十二日(1857年12月28日),英法侵略军进攻广州的大北门及小北门,据守这段城墙上炮台的都统来存率军死守,重创来犯之敌,毙敌数百名。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广州附近居民组成团练,有义勇军数万人,不断袭击侵略者的据点。盘踞这段城墙的侵略军,成为当年义勇军攻击的重点对象。

  ·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侵略军退出广州,撤退前把被广州人民击毙的部分官兵名单,刻碑嵌在城墙上。这方石碑成了侵略者下场的物证。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自上海返广州,就任大元帅。4月16日,沈鸿英在新街发动叛乱,举兵犯广州,前锋窜至越秀山之北。孙中山亲临镇海楼,指挥部队在这段城墙上布防,迎头痛击叛军,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接着指挥追击,连克新市、石井等地,有力地压制了叛军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