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a2石林一技能怎么放:（041）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作为后人，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许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应该发生，到了那天，到了那个点，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
　　其实不是，许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谈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务细木繁在通县文庙大门口遇到张庆余，并充满挑衅意味地问了那么一句话，冀东保安队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许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小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会引发大事情；他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换成我们，所谓的高兴与不高兴，一般来讲，也就是自己生生闷气，充其量也就是会影响一个家庭，一顿晚饭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们读历史，往往被教诲，某事某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话说起来肯性没错，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么来解读历史，对每一个事件都这么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稍显空泛的感觉，也就是让人觉得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
　　或者是换个说法，我们打个打个比方，历史，本来是一台彩电，色彩十分丰富，让我们一解释，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蒋轻率地身蹈险地。另一个主角，就是就是几乎比他小一辈人的义弟张学良了。
　　西安事变，以张学良为主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张学良在事后怎么说，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张学良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杨虎城。
　　道理很简单，以张学良的性格，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以张学良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要做的事，杨虎城反对也没用；反过来，杨虎城要做什么事，张学良如果不同意，这事也办不成。
　　要说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一百一。当年，如果不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哪来的老蒋北伐成功，统一中国的“不世奇功”；如果没有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蒋、冯、阎，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
　　反过来，蒋对张也不薄。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蒋介石派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并特地派了9架飞机飞到沈阳上空，散发传单，以增张的威仪。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邀赴南京，老蒋派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到站台迎接。张学良过江时，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鸣礼炮19响欢迎张上将莅临。接着，蒋介石夫妇以对等的身份为张学良举行欢迎酒宴，并与张共同检阅部队，拜谒中山陵。
　　更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不仅蒋介石和自己结拜为盟兄弟，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还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宋霭龄、宋美龄与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
　　老蒋可谓给足了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在给东北部属的电报中，受宠若惊地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的想象。”
　　正因为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蒋对张深信不疑。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出以“兵变”的激烈手段来对蒋，其内心深处所受的煎熬，远非我们今天的人翻翻书、上上网，看几篇历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评论几句那么简单。
　　关于张、杨二人“联共”的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在这里重复一遍，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当事人写得更新鲜，写多了且有“抄袭”之嫌。
　　因此，仅就西安事变的酝酿过程以及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当中，一些关键的节点列在这里，以说明问题。
　　甲：三次惨败
　　1935年10月1日，即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前一天，东北军67军110师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
　　1935年10月29日，第67军107师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正是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1935年11月22日，第57军109师被歼，走投无路的师长牛元峰令副官将自己打死。
　　甫入西北，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张学良就失去了两个整师外加一个团，其心情可想而知，当109师出事的时候，张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到消息，张学良马上返回陕西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痛责部下“无能”，并声称再这样下去，他就要“引咎辞职”。
　　张学良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他预想的激励作用，且遭到部下的激烈反弹。有的说：“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 ”
　　还有的就更直截了当：说“（张学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张学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此后，张学良请求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蒋介石不但没有如数拨给，反而将第109、110两个师的番号都给取消了。
　　按：东北丢失以后，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所有军人的家眷都要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入陕的，不仅包括部队自身，几乎有多少军人就有多少军人家属；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
　　东北军的老底子，是军阀的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靠的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
　　面对这样一支部队，此时，张学良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初入陕西的三次惨败，是对张学良的第一个重大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乙、“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东北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被特务以陕西省党部的名义抓走，一同被抓的还有张学良的秘书等人。幸亏宋机警，在被押解的途中示警，把事情闹大，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张闻听此事怒不可遏，当夜即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叫来质问。
　　据邵回忆：当时张以为他同时也是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于是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邵赶忙解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然后赶快叫人去了解，才知道是特务干的。
　　盛怒之下，张学良不计后果，当即派第51军第105师副师长谭海率部武装劫回了被抓的宋黎等人。同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一块给抄了，据说查出了许多东北军的“黑材料”，张学良令全部销毁。
　　当天是29日，在当时习惯使用的电报代日韵目为“艳”字，因此这件事史称“艳晚事件”。

　　动用军队查抄国民党省级机关，跟“武装叛乱”没什么区别。事情发生以后，冷静下来的张学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给蒋介石打了个“自请处分”的电报。
　　据宋黎回忆，张学良在电报中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等等。
　　如前所述，晏道刚曾亲自到广州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情况，其中就包括“艳晚事件”在内。当时，蒋还特地从广州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发电，了解情况，并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邵复电为张缓颊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
　　连国民党的省党部都敢抄，还能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老蒋对张学良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极为愤怒。但以当时“两广事变”余音尚在，蒋正集中精力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不远横生枝节。为避免刺激张学良，不得不对张格外假以辞色。于是蒋给张学良复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这样马马虎虎过去了。
　　当然，蒋不会想到，4个月以后，张学良还会干出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
　　“艳晚事件”是对张学良的第二个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