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a2 steam 控制台:梅贻琦伉俪:一年清致雪霜中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8-15 14:51　　责任编辑: 钟明

《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 岚枫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定价：26.00元
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梅贻琦
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
她十岁，在城西的严氏女塾念书，喜欢穿素净的长棉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1902年，严氏家塾的创办者严修又创办了严氏女塾，这所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念书的都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比如她，就是严家世交好友家的女儿。
女塾和男塾各居院子的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使用的。女孩子们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把通往男生院子的门关上。
这是典型的中国少女的做派，严氏家塾虽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在这儿念书的少女，却仍是羞涩而腼腆，她们小心翼翼地紧闭那扇通往异性的门，同中国几千年来的少女殊无二致。
可她那时只有十岁，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透过门上的窗，她看到了另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与她熟悉的女性世界完全两样。
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毫不起眼，可渐渐地，她留意到，其实他才是最不容忽略的那个。当少年们因为某个问题而争执不下时，大家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的话能平息两方争端，他天生有一种沉稳气度，能叫人信服。
后来，她便知道了，他叫梅贻琦。他是天津本地人，那年十四岁，家中有九姊妹，三年前，他父亲失业了，还染上了鸦片，一家人生活无依，就连玉米面也只能吃到半饥半饱，家境极度清苦。
她的家境要好许多，她的祖上曾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父亲也有候补道的官职。
他在那样艰难的境况里讨着生活，却能成为严氏家塾里成绩最优良的学生，让她感到惊讶，换作是她，也许做不到。
她留意了他半年。这年底，男塾迁入天津南开区的新校址，从此，严氏家塾正式定名为了南开学堂。
来年年初的时候，严氏女塾也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并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后来，严家又从日本请来教幼稚教育课的先生，严氏女塾的一部分便演变为幼儿师范，在这里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男塾搬迁之后，她不用再去关门了，上体育课的时候，她仍习惯性地看那扇院墙上的窗，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空落落的院子。
她偶尔会想起他，想象他一面帮母亲照顾弟妹一面借着黄昏的微光温书的样子，想到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去他对学业的意志，想着想着，她临帖时，笔下的一撇一捺一横一竖也不由写得更认真了。
1904年的冬天，他像一抹淡淡的日光，透过那扇古老的雕花长窗，映照在她心上。
之后的四年，她念了幼师，而他在南开学堂继续求学，他的成绩仍是那样好，四年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了保定高等学堂。
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于是，他又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准备去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和他一起考取上的还有一个叫徐君陶的学生，他回忆过当时看榜的情形——
“那天，我看到一位同龄学生也在看榜，与周围的人相比，他平静而从容，从他不喜不忧的神色上，全然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直到后来，我在赴美的游轮上又遇见了他，才知道他叫梅贻琦。那时，人们留美都选那些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学校，比如我自己就选麻省理工，可梅贻琦去的却是不为人熟知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他的选择确实与众不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沉稳端方，不折不从，这个十九岁的少年身上已经开始展现出了君子品质。
又过了四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大家都去大沽口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
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留在了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关门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长高了些，却比以前更瘦了。
她听说，他父亲仍然失业，他在美期间把本来就很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她还听说，他本来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赡养父母弟妹，决然回了国，可是，当她仰望他的脸，却看不到任何苦难怨恨。
1914年，在大沽口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迎接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他，他沉默地微笑，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她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
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他们终于正式认识了。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许多热心的人开始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年近三十，他终于同意了一桩亲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就好像他是为了她才等待了许多年，可惜并不是，他只是为着他的“孝”，他的兄弟说：“他显然是为了顾虑全家大局而把自我牺牲了”，他一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再供养另一个家，直到他的弟弟也工作了，家中的困窘得到缓解，他才终于将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可是她呢，她一直到二十六岁都没有嫁。在那个年代，二十六岁实在不是什么青春年纪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他。
订婚之前，她的同学听说了，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她微微笑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哪里需要别人来说，她早知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亦早知他清苦贫寒的家境，可是，对于嫁他，她有坚定的决心。
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才一岁，次女还怀在腹中时，他取得了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赴美两年，她独自生产，抚育两个孩子。等他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回国的时候，他们搬入了清华园南院的家。
之前，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家狭窄的后院里，离清华很远。为了不迟到，他只能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里，周末回家，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了。
他很疼他们的孩子，不过，从不宠溺。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给孩子们一人一小盘荤素搭配的菜，每个人都必须吃完。他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们不要挑食。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从不会生气，而是和颜悦色重申道理，不过，不管他们如何哭闹，他的要求不会改变。
她是学幼儿教育的，可是被淘气的孩子惹急了，她会把他们关起来以示惩戒，甚至有时候还打他们，对此他总是摇头，说：“你忘了你是学什么，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和她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结果在孩子们心里，温和的父亲反而比她这个严厉的母亲更有威信，他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她后来总结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温和，但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他能成功地领导清华，与他这样的性格密切相关，温和能让他包容种种不同的意见，坚持能让他奠定一间大学的品格，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认可。
他在婚后的第十年成为了清华留美学生处监督，他在任的时候，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休假，甚至很多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
他把监督处办成了留学生之家。
又过了三年，1931年的冬天，他调任回国，正式成为了清华的校长，时年四十二岁。
他的上任，是清华校史上永远不能忽略的事件，他让清华成为了理工教学和研究重镇，并在中国近代的战乱中保持了清华的安定和发展，让它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清华在他的治理下，有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在抗战之前，清华已经成为了中国理工教学与研究的重镇。
国民党政府曾一再邀约他从政，而他却一再婉谢。他自有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原则，也有一个校长的操守。
他是1962年在台湾去世的。在台湾，他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的一生都和清华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年前，人们曾经夸过他治校有方，他脸上并没有骄傲的喜色，就像许多年前他站在留美生公开榜前看自己的名字一样，他只是淡淡说：“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然而，他“唱”了一台精彩的好戏。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在中国的诗文里，所有用以形容君子的词都能用在他的身上，他就像一块沉稳而内敛的白玉，有着温润的光泽，玉石虽不似金刚钻般耀眼，却有着端方坚忍的品格，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贪钱财，不谋私利，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在艰难困窘中，他仍能成就事业，在政治压力面前，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纯净与自由。
而她是识得他且一早就明白他的，当璞玉还蕴在石中时，她便已知将来会有怎样的光彩。
很多年前，二十六岁的她曾经对劝她的好友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豁出去了”，其实，对于嫁给他，她十分坚决。
她叫韩咏华，很平凡的名字，一如她的人。在民国那些风华绝代的女子里，她是再普通不过的，没有林徽因、陆小曼那样惊艳的美貌，也没有张爱玲、苏青那样惊世的才情，如果不是嫁给了梅贻琦，也许根本没人知道她是谁。
嫁给了他以后，她后来被邓颖超亲自接见，邓颖超还特意请了天津狗不理包子的大厨做了一桌地道天津菜宴请她，杨振宁和李政道回国时也总会拜访她，她还被特邀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大约有年轻的姑娘们会羡慕她的“夫荣妻贵”，可是，如果时间倒转，又有多少人会有她那样的决然?
她嫁给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清华里普通的老师，他们没有房子，住在租来的小后院里，他每个月的薪水都要给父母寄去三分之一，给三个读大学的弟弟三分之一，而他们的小家只留用剩下的三分之一。作为妻子，她一生都没有掌过家，从来都是他给多少钱，她就花多少钱。
放在现在，梅贻琦应该是许多女子避之不及的“凤凰男”吧，潇洒多金这样的词和他统统搭不上边，可她对此从没抱怨，从不计较，她一生都没有干预过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从嫁给他的那天起，她便“豁出去了”，她包容、欣赏他的性格，亦愿与他一同担当两个家庭的责任。
他担任清华留美学生处监督的时候，她跟他一起去了华盛顿，为了节省经费，他把监督处的司机辞了，自己学开车，而她接替了钟点工的活，为大家做饭。
担任校长的时候，他有车，但她没有乘过他的车。他到了昆明后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时，她和孩子们安步当车，走很远的路也毫无怨言。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向教育部申请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可是他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他却不肯让孩子们领补助金，把机会让给更贫穷的学生，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磨好米粉，用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米糕去卖，为了他的校长尊严，她从不说自己是梅夫人，只说自己姓韩。那时候，她挎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米糕，走很远的路去卖，她舍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了，整个腿都肿了，可是她还是笑着，把那糕叫做“定胜糕”，她说这寓意抗战一定会胜利。
她这样的女子，真的是太遥远的一个人了，那些旧式女子所秉承的善良与柔韧，这种旧式爱情的宽容和忠贞，早被那些“新派”的女子们嗤之以鼻丢进了故纸堆，她们“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只是，若真觉得“在宝马里哭”很好，那也许会哭上一辈子，而那个在“自行车后笑”的女子，也许有一天就在宝马里笑了。
上天总是公平的，有付出，才有获得，一份感情，总是同甘共苦更圆满。
很多年后，她依然记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下班回家的他看着正在院中嬉戏的孩子们安静地微笑。
那时，她正在厨房的窗下准备晚餐，米饭熟了，水汽蒸腾，透过冉冉的白雾，她看到他脸上淡淡的笑容。
他的笑在昆明城无边的暮色中显得温暖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