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a2火猫长青:纪念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解决所有问题关键依然是改革

探索完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政府“善治”和市场“灵活有序”

□熊国平

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纵观世界，后危机时代全球格局面临大变化和大转型，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空间较大、对外开放度较高、最具多元化等鲜明特征。未来我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定格，必然是一个“善治”政府与“灵活有序”市场的组合，多样化系统整合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应该先行探索完善这一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

积极建立“善治”政府，重点改进经济调控方式，“多掌舵、少划桨”

应当看到，广东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提升总量、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能源、资源、人工等要素价格，即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成本，且提高效率的速度落后于提高成本的速度，导致供给和需求等结构性失衡乃至总量失衡，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诸如科技创新等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或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条件，但由于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单单依靠市场来配置，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明显的供给不足。这些，都需要政府坚持前瞻性、坚韧性、操作性相统一原则，即政府以超前10—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眼光去预测和判断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规划；同时沿着认准的发展方向，一步步地走，积小步为大步，坚持不懈地去组织实施；并且制定便于落实的政策举措，充分利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实施，确保政府做到“多掌舵、少划桨”，真正做到善于干预、善于调控，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提供优质服务。

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法不求“对错”只求“适合”，治理过程不求“不出错”只求“纠错”

其一，政府治理方法的选择不是“对错”，而是“适合”。由于国情、地位区位、时空等不同，任何国家地区在加快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照搬照抄他人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不能完全以他人实践得出的“对错”结论，作为自己的选择。要采取符合中国和广东实际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其二，政府治理起点不是“完全满意”，而是“提高满意度”。我们当前存在因追赶式发展而遗留的污染严重、假冒伪劣盛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应该着力解决，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其三，政府治理过程不是“不出错”，而是“纠错”。但凡能避免滞胀、迈进发达行列的国家，都是因为政府建立健全了纠错机制。广东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有效加以解决，不断提高行政效能。

加快政府转型，从“大政府”向“强政府”转型

要加快政府转型，从“大政府”向“强政府”转型，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目标，随时随地听取每位公民的声音，恰当（符合程序、最小成本、最大程度）地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秩序，规避风险，维护公平；从“小社会”到“大社会”转变，不断扩大群众参与合作，凝聚共识，限制政府越界；从“作为职业的行政管理”到“作为专业的行政治理”转变，进行组织重塑和公共治理者再造，由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进行行业规范治理，形成与岗位相匹配的治理能力，避免形成“混沌结构”。

明确政府调控的重点，推进行政治理体制创新

从近期看，要通过制定价格、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要以平衡内外需供求结构为突破口，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问题、金融问题，处理好投资消费、内外需关系。要逐步有效化解各种影响全局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要素约束全面收紧，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地方投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产能过剩风险不断积聚、“半截子”城市化等突出问题。从长远看，广东要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五个规划》，进一步完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规划。

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资源配置高效

新时期深化市场化进程，面临新的特点。其一，市场改革的重点从商品市场化转为要素市场化。透视各种各样的“荒”灾背后，是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的体制性短缺，缺的其实并不是劳动力、资金、电等要素，而是这些要素的市场化。其二，改革的难点从构建市场体系逐渐转移至构建市场秩序，或者说从扩张市场作用空间（市场化的数量方面）逐渐转向完善市场秩序（市场化质量方面），包括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

顺应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广东要先行探索如何深化市场化改革。由于要素红利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要素价格“变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价格红利”向“劳动生产率红利”转变。所以，广东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特别是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要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确保市场信号不扭曲。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保证各类所有制企业独立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高度重视建立市场秩序，既要完善必要的调整竞争秩序的地方法律法规，又要为促进有序竞争创新必要的政策举措。（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