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定积分:我所目睹的反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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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目睹的反右派

(2010-02-26 21:13:58)

记得在一部苏联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之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却没有辩护的权利。

1957年我经历的第一幕反右派就是如此,1957年的夏天,在内蒙古卫生防疫站的办公大楼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汗如雨下地站在一个凳子上,周围一圈数十人在高声地责骂他,大家都挥动拳头,声嘶力竭地叫喊,看来这一手就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叫许华楼,此后不久他就病倒了,数日起不了床,好几天躺在宿舍里,水米不进。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反而用大字报糊满了他的门窗。还在他的门外高呼打倒他的口号。

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党要开门整风,组织上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大家都不肯提,但书记非要逼着大家提,并再三表态,绝不抓辫子、打棍子。于是许叔叔只好勉强提了一条:“书记老说他是大老粗,以大老粗自居,但大老粗也应该好好学知识、学文化,尽快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呀!”仅此一句,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对共产党充满刻骨的仇恨,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许叔叔百口莫辩。

后来许叔叔被开除了公职,每天蓬头垢面,拉着排子车拾荒及给人拉货,过着盲流一般的生活。

还有一位大夫,有一天也被批斗,因为有人揭发:他说过,主席没腿!在组织批判他时,他死活也不承认,他说:“其实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卫生厅的工会主席,一天外出,他的老婆非要搭他的顺车去医院,他骂老婆说:你又不是没腿!”

内蒙防疫站还有一位刚从医科大学 毕业的医师,也被打成右派,他的罪名是“反对中医”、“污蔑国粹”。事情起源是这样的,站长想吃胎盘,用来补肾,几个年轻大夫从医院里搞来胎盘,用炉火焙干,研磨成粉,供领导食用。这位医师认为是胡闹,极力阻止,因而被打成右派。

听父亲讲,当时抓右派是有指标的,卫生厅给内蒙古卫生防疫站规定了6名右派的指标,而且必须完成任务。但防疫站是一个只有80余名职工的单位,为了这已抓出的4名右派,站领导已是搜肠刮肚、竭尽所能了,但上级的任务又不得不完成。所以,站里不得不举行会议,命令全站职工检举揭发,必须要在本次会议中再抓出2名右派,否则会议不能结束,职工不能离开会场,包括大小便也不能。就这样,这次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5点多。与会职工个个又累又饿,关键的是人有三急,终于,有2人憋不住了,跑去上厕所了。不幸的是,他们撒尿回来后,都成了右派。这2名职工为自己辩解时,党委书记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意志力软弱,政治立场不坚定,连一泡尿都忍不住,如何抵御敌人的糖衣炮弹,你们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中山西路小学,有一位教图画的男老师,姓刘,也不过二十三四岁,也被划了右派。刘老师的家在一座大城市,分配到塞外工作大概令他很不高兴,平时就懒懒散散的,不修边幅。但他上课还是蛮受欢迎,最让学生服气的,是他会用粉笔三两下就将任何一位同学画在黑板上,惟妙惟肖又略带夸张,常常引得满堂大笑。那天,学校开大会批判刘老师,先是老师们一个个上台去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和“资产阶级思想”,后来我们班主任杨老师又让我们班上的学生上去发言,秩序就乱了,开始是十几个学生围着刘老师乱嚷。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几个班委说:“他不是在课堂上说你们的红领巾是黑的吗?你们上去揭发呀!”我愣了愣,迟迟疑疑地说:“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守纪律的学生是给红领巾抹黑。”杨老师立刻就拉下了脸,我们有些害怕,就推推搡搡地上台去了。

我的伯父也被打成了右派。伯父解放前是山西大学的高材生,是学政法的,解放后自然无人敢用他。后来几费周折,终于在三轮车社当上了一名会计。反右派开始后,社里的一名老红军,因为给党提意见被批判,伯父对他非常同情,帮他解释,给他说好话。结果到后来,人家没事了,却把伯父打成了右派。那位老干部遗憾地对伯父说:“老韩呀,我的事用你管吗?你真是的!我长征走过草地,三辈子都是贫下中农,谁能把我咋地呀?”

我在火电公司时,有两名相处较好的右派同事,每天在工地做着最肮脏、最疲累的苦工。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有才气且聪慧过人。但他们谨言慎行,见人唯唯诺诺,一顶“右派”帽子吓破了他们的胆子,压弯了他们的脊梁。

其中一个同事的妻子在呼市电厂工作,他从包头回呼市探亲,亲眼见到妻子和一个车间的支部书记睡在一起,他怒不可遏,但是妻子上去抱住了他,给那个书记解围:“你快跑,别怕他,他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想,这位哥们当时听到妻子的这句话一定会五内俱焚,撕肝裂胆般地疼痛。

反右那年,我才8岁。对那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甚巨的政治斗争,实在不可能了解什么。但那场斗争,也确实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沉重与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