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进步计划表:人名石湖湖名人_范成大

 人名石湖湖名人           范成大，生于公元1126年，卒于公元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官员、诗人、方志学家。吴郡（今江苏苏州）人。     范成大生于北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此年正月，金军进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八月时，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军攻克汴京，北宋王朝都城破，北宋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等。其时，范成大随父母南渡。南渡后父母相继去世。这一期间，范成大并未出仕。由于二妹尚幼，诗人还要承担起照顾二妹的职责，因而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直到妹嫁，他才重操学业，专意科举。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起，任徽州司户参军，后经荐举，被召入杭，监太平惠民和剂局，历任馆职。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升吏部员外郎。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礼部员外郎，年底升起居舍人。接着，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范氏出使金国的相关背景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在金兵的压力下，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养子赵昚（宋太祖七世孙）即位，这就是对金主战的宋孝宗。上台后第一年（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孝宗仓促进行北伐。结果战败。在议和中，南宋朝廷被迫接受割让收复的城池等条件外，提出的交换的条件只是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以及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等，每年减少十万，仍交二十万，这就是耻辱的“隆兴和议”。秋雪前耻反又战败，宋孝宗受不了这一耻辱，在和议正式签订的当年（公元1165年），宣布改元乾道。其后，宋孝宗不甘于就此妥协，起用虞允文等主战派参预军务。虞允文向宋高宗建议，派遣使臣到金朝，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同时，要求改订受书礼。当时，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宋孝宗派范成大出使金朝。关于这次外交使命，《宋史·范成大传》记写了“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即北宋朝廷授予了范成大相应的外交身份。接着，又记写了这一外交争锋的经过：“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这里记载范成大在初进国书时，词气慷慨，金国君臣正在倾听的时候，范成大忽然提出改订受书礼的要求。并表示，按隆兴和议，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两国只是叔侄而非君臣关系。因此，宋、金两国使臣往来受书，不能再行君臣之礼。这种受书礼节的不明确，是我的疏忽。说着，他把臣子晋进国君才用的笏板插在身上，并拿出了国书，想以叔侄辈份的礼节来递交国书。面对范成大在外交礼仪上的突然袭击，”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意思说，这哪里是献国书的地方呀。而金主身边的大臣们，一个个都想强迫范成大拿出他插在身上的笏板，让他对金主行君臣礼。但“成大屹不动。”“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其后，当范成大回到下塌的驿馆时，金主派他身畔的使节来，要对范成大宣旨并取他的奏折。这意思是在金、宋之间仍按君臣礼节，从而把宋成当成金的臣子。在这关系宋王朝尊严及自己外交使命的场合下，“成大之未起也”——范成大理也不理，身子都没动一下。对待金主使节的这一轻慢态度，立刻激起了金朝廷群臣的愤怒，“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     作为一个诗人，也作为当时的主战派人物，范成大出使金国时写下的七十二首《七绝》，集中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北宋皇城汴京御街前的州桥，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过时，目睹百姓在异族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不辱使命，全节而归后，范成大即升任中书舍人，后历任静江、咸都、建康等地行政长官。淳熙时，官至参知政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因病辞归，时年五十八岁。此后十年隐居石湖，卒谥文穆。有《石湖诗集》、《吴郡志》、《骖鸾录》、《吴船录》等，幷传于世。墓在今苏州天平山仰天坞。     范成大是南宋时的著名诗人，与尤袤、杨万里、陆游齐名，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他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其诗题材广泛，风格平易浅显、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成就最高，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等最为著名。范成大留给后世的另一个文化遗产是他撰著的苏州方志《吴郡志》。《吴郡志》不仅是我国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之一，同时，它还标志着我国方志编纂已由图经演变为一种定型的方志。     据《四库总目提要》说，《吴郡志》“为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龚颐、滕茂、周南相与赞成之。”然而，在范成大撰《吴郡志》时，“时有求附於籍不得者”——当时有人想要范氏把他写进《志》里但被拒绝。于是，这些人在范成大死后，却“谤谓不出成大手”——诽谤说《吴郡志》不是范成大写的。所以《吴郡志》后来鋟板出版时，赵汝谈为之作《序》。序中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志》下结论说：“是书实所自为，并申明龚颐三人者，尝为成大蒐访”，这才了断了一桩文坛公案。

                        (吴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