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100万的房子卖给子女:名人最后的日子（陈布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01:07:07
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王泰栋
是心脏病突发吗？
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央日报）的第2版以3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两行大号铅字还散发着油墨的气息：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这天的《中央日报》异乎寻常地成了热门货，南京市民、公务员、学生都抢购报纸，争相阅读。
《中央日报》的新闻原文如下：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南京城内伴随着初冬的寒风，掀起了一阵议论和传言。
“布雷先生学问品行确实令人钦佩，未听说有何致命疾病，何以忽而去世？”
“略感疲劳，照常办公，怎么会突告去世，真是奇怪！”
“唉!辽沈会战失利，徐蚌会战（注：即淮海战役）前途凶险，国军在东北、华北都吃了败仗。陈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这是胆子较大的人的看法。
还有一些谣传：
“听说蒋总统最近脾气很暴躁……”
“这当然是前方吃了败仗的缘故……”
“听说陈老夫子向总统进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我也听到一个消息，总统一气之下还把夫人的一只心爱的哈巴狗一枪打死了。”
《中央日报》还刊载着陈布雷的略历：
（中央社讯）陈布雷先生原名训恩，字彦及，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4岁，补诸生。嗣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岁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历任沪甬各学校教习，各报主笔，尤以辛亥革命在《天铎报》撰文及北伐前后主上海《商报》笔政最为海内宗仰。民国十六年以后，历任浙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抗战期中，翊赞机务，卓著勋劳。胜利后任国府委员，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今年59岁。元配杨氏，继配王允默女士。子六：迟（字伯须）、过（字仲胜）、适、迈、遂、远，女二，孙男女三人。
陈布雷逝世后京沪报纸的有关报导这略历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陈布雷一生的经历的。
人们也有惋惜，也有叹息，也有疑虑……陈布雷之死这条新闻，确实如鸡鸣寺在落日黄昏时敲起了第一响钟声，凄凉的钟声震荡着整个南京城；也像一颗大石，掷入了黑沉沉的莫愁湖中，一声巨响，激起了层层波浪。在南京政府中枢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一般市民虽然还不知道陈布雷真正的死因，也不知道在那些中央要人心中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中央日报》连日的公开报道也道出了一些真相。例如16日的报纸上就这样刊载着：
……先生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是日充满悲凉气氛。故中委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联、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总统并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两束。
是呀！蒋介石是痛心的，“二十多年来之知己”，总统府的国策顾问，猝然去世，怎么不令人痛惜，又怎么不令人惊疑！
为什么自杀？
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身亡，这消息终于在1948年11月18日由中央社发布了。标题是：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中央社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消息中虽然没有明白写“自杀”词儿，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是活脱脱的写照。是陈布雷“油尽灯枯”了，还是这个政府“油尽灯枯”了？陈布雷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自杀呢？
蒋介石的幕僚和侍从大多是浙江人。这些幕僚差不多都穿着呢子和哔叽的西装和中山装，要不就是军装，只有陈布雷是例外，一身布料长衫，一介寒儒，一副落拓不羁模样。1948年11月11日，陈布雷穿的却是一件马裤呢的长衫，这件棕黑色的长衫，裹着他的骨瘦如柴的伛偻的身躯，越发显得矮小干瘪了。他的冬瓜形的脸，枯黄失血，似乎不像一个老头儿，倒很像一个老太太。只有那大鼻子和一双有力的眼睛，才显示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来。当晚，他在南京湖南路私邸的卧室中来回踱着方步，脚步声轻微得听不出来，一桌子香烟蒂头，他手指中还夹着一枝正在燃着的香烟。他不断地咳嗽。已经是初冬了，但是他黄瘪的脸上汗珠直冒。是的，他心中剧烈翻腾，真似翻江倒海，他已决定要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离开这个已经生活了59年的人世间了。后来有一种传说，据说是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脾气暴躁，陈布雷犯颜直谏，被蒋介石打了一个巴掌，清高的陈布雷认为是奇耻大辱，自杀身亡。这种传说，说它不像，倒也有点根据，那就是当时的时局和背景确实如此，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淮海战役序幕刚揭开，蒋家王朝即将崩溃，这是举国皆知的事了。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日理机要，他比别的人更明白这个大势，更了解这个内幕，更知道这个真相。陈布雷之死，是在王朝末日一个走错了道路而又不能自拔的文士的必然结果。当时有人把陈布雷之死与王国维相比。历史的比拟不可能完全一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在文学、考古等方面的造诣，是陈布雷所不能比的；但陈布雷毕竟也是一个才子，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办《天铎报》，笔扫千军。陈、王又是浙江同乡，从对旧时代绝望又不能自拔而最后殉于王朝这一点来说，他们两人倒颇有相似之处。人的死，有许多不同情况，有时刺激太深，骤然而死，是不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有的死前有一段过程，却会像过电影一样回顾他一生中主要的遭遇。
陈布雷已经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他自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之后，长期深夜工作，绞尽脑汁，神经极度衰弱，失眠确实非常严重，几乎每天都是靠安眠药解决短暂休息的。如今，他对着一小瓶安眠药，长叹一声，真的是要长眠了，长长地休息了，离开这个血火风雨的世界了！想到这里，他停住了脚步，坐在转椅上，倒了一杯开水，把安眠药一粒一粒倒出来，一粒一粒丢进口中，一口水、一口水咽下去。一时还不能入眠，他坐在转椅上，握笔写起杂记来。
一开头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陈布雷停住笔，呆呆地想了一会儿。这是确有的真事，那是抗日战争中从武汉撤退至重庆途中，遭到日机轰炸，几乎遭难。当时如果死了，是为抗日而死，当然是重于泰山了。他想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展纸执笔写道：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
写到这里，陈布雷又停住笔想，难道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吗？不，不能，这样我的兄弟、妻子、儿女怎么办？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是11月8日，就是前3天，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一听，顿时呆了！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礼贤下士”，十分尊敬的。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吓呆了，他想这简直有点迷信了，难道一定是8年都能获胜吗？他不禁又想起上月11日，蒋介石在一次大会上也祈求过神灵，说：“……九一八以后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神灵，哪能不完蛋！可是这能写进杂记里去吗？陈布雷一想，又写了下去：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陈布雷写到这里又顿了一顿，他想到“自杀”总是不名誉之事，为何要自杀呢？这事怕还没有说清楚，他又执笔写了下去：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作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陈布雷摇摇头，他还想写下一些与友人、兄弟之间的谈话。他写道：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潸然泪下。
烛光摇曳，室内静极，陈布雷站了起来，他踱着步，一边走一边想：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以死表白心迹，一了百了。但是给主子还是要写下遗言的。他知道自己一死，免不了上下猜疑，死者已矣，危及家属妻儿，这可罪孽深重。他于是又坐到椅子上，提起笔来，先给蒋介石上书：
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哀，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一口气写完了给蒋介石的上书，心头平静了不少。蒋介石夫妇对他的知遇，使这个书生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
当年，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和陈布雷见面时，很赏识陈的才华，马上要陈布雷跟他去作官。陈布雷谦逊地说：“我的志愿，只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蒋介石很客气地说：“那我怎么敢当呢？”陈布雷说：“你是全国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先生怎么说不敢当呢？”当时，陈布雷不愿离开新闻这个本行，只是有事去南京住几天，给蒋介石炮制几篇文件。后来，蒋介石坚持要陈定居南京，盛情难却，陈布雷才住在南京。以后，蒋介石要陈作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当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时，又要陈做过教育部次长。抗战当中，有一个时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要陈作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连宋美龄也责备陈太固执。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宋美龄看到陈身体很差，每天送他一磅牛奶……
陈立夫的来电
这次会议时间拖得特别长，陈的秘书蒋君章等着陈回来吃饭。陈布雷回来的时候，脸色雪白，像患了大病一样。蒋君章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问：“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
陈布雷答非所问：“我的脸色如何？”
“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
陈点点头，坐下吃饭，这顿饭吃了一个多钟头。陈布雷一反过去谨慎小心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谈了以下一段话：
“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得能底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个仗怎么打得下去？”
“我们的存亡和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总不会坐视不救吧？”君章问。
“唉！”陈布雷叹了一口气道：“君章兄，你总记得去年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的访华声明吧！魏德迈指责我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尚可，竟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而9月8日司徒雷登大使的话更是露骨：‘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
蒋君章放下饭碗，点头称是。陈布雷早已停着饭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道：“11月初，蒋公派立夫到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去进行活动，立夫曾来一电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那不是还有希望吗？”君章又问。
“唉！”陈布雷连连摇头说：“事出意料之外，杜鲁门连任总统。蒋公叫我起草一信致杜鲁门总统，提出‘支持我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杜鲁门怎么样？”
“立夫来电，杜鲁门拒绝了，说再援助也无补于事……”陈布雷说到这里已气喘吁吁，说：“我需要休息两天，不要让客人见我。”说罢就径自上楼。晚上写下了杂记，又写下了给蒋介石的上书……
12日下午，陈方来访，与陈布雷谈话。陈方是知道11日中政会上陈布雷向蒋介石进“忠谏”和蒋介石大发脾气的事的。陈方也知道蒋介石对陈布雷从来是很尊重的，可是最近以来不知怎么，当陈布雷提出意见时，就大声说：“你呀，是不是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与我唱对台戏，真是书生误事，误事了，你去休息吧！”当时，弄得陈布雷下不来台，因为陈布雷从来没有遭到蒋介石这样对待过，面色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退出会场。陈方力劝陈布雷“要想得开一点”。
陈布雷点点头道：“芷町兄好意，弟当领教。”实际上他已下了决心。不一会儿吴国桢来访，陈布雷又与吴谈了一会儿。待吴告辞后，他忽而对陶副官说：“我要理一个发。”待理完发后，即吩咐陶说：“我要休息了，再不接电话，也不见宾客。”这一天他晚饭吃得特别快，菜也仅吃靠近的一碗，心事重重，吃完就匆匆上楼。
陈布雷自抗战胜利还都以来，睡眠时间比较提早一些，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就寝。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两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蒋君章等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事件。譬如有一次，陈布雷对君章说：“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你才离开我。”可是12日这一晚上，蒋君章恰好轮值到《中央日报》社去值班，归时已晚，见陈布雷寝室中灯光依稀，但是已经下了窗帘，以为陈已安寝了，就不再上去了。谁知道，陈布雷正在挥笔疾书一封又一封的遗书呢！
一束遗书见真情
疲惫不堪的陈布雷又坐在写字台前，挥笔疾书。今天，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夜，他要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兄弟留下最后几句话。他的第一个妻子杨氏，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伉俪情笃，生下三子二女，1919年生最后一个女儿（陈琏），产后得病去世。1921年续娶镇海大碶镇中街王允默，是冬天在宁波举行婚礼的。王允默知书识礼，但身材矮小，外貌不扬。可是陈布雷与王允默恩爱异常，王随陈布雷住在南京。陈布雷知道如果让王允默在身边，他就不能自杀，也根本不可能写这么多遗书；服安眠药过量，王允默也一定会发觉。于是他就借上海的外甥女结婚为由，把王允默遣到上海去参加外甥女的婚礼。陈布雷含着泪写下：
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陈布雷信中所提到的“吟兄”，是他的连襟、同乡，名何吟苢，物理学家，1939年1月19日在重庆陈布雷的寓所自杀。何吟苢是因厌世，服安眠药过量自杀的，到第二天早晨发觉，抢救无效。这事对陈布雷精神打击很大。谁知道8年后，陈布雷自己竟然也走了连襟的老路。他擦干了泪，留函给跟从他的副官，内云：
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陈布雷给陶副官留言托付之后，还不放心，又给自己在京、沪的几个知友分别留函，托他们照顾自己的妻子。他先给前侍从处四、五组的组长陈方、陶希圣和蒋介石的前外文秘书李惟果写信：
芷町、惟果、希圣三兄惠鉴：获交兄等，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怀。惟弟自今夏以来，神经陷于极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时之狂愚自弃的反常心理，而与兄等长别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实不配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举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时艰虞，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无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兄等当能体谅。身后诸事，惟实不忍预想。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岳军、辞修、果夫、立夫、厉生、兰友、沧波、溯中、公展、国桢、乃建、凭远、昌焕诸兄，对弟皆一向爱护有加，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前后之敬意。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复何言。兄等年力壮强，尚祈珍重健康。临书依恋，不尽负罪。弟畏垒谨上
陈布雷写完这封信，觉得意犹未尽，又给《商报》三鼎足之一的老友、上海《申报》社长潘公展及从投稿《商报》而结识的上海《新闻报》社长程沧波两人写信，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情，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弟布雷谨上，11月12月
写到这里，他的心境倒平静了。忽听楼下有人走动，他知道这大概是他的秘书蒋君章从《中央日报》社值夜班回来了，不一会儿脚步声没有了。陈布雷又提起笔来给儿女写遗嘱，这时候突然想到自己50岁生日，那时，蒋介石亲自书写了“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字以赠，这八个赠字如今还在。他的妻子王允默在陈布雷逝世两月后曾写道：“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字，可谓知其最深。盖澹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澹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忍不拔。”陈布雷也经常以“正直平凡”四字教勉子女，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于是，他提笔给几个孩子写了遗嘱：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
陈布雷之所以一再给子女讲明“中心领导……方针上绝无错误”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这封信中没有提起怜儿（陈琏）。陈布雷长叹一声：“怜儿呀怜儿，你与父亲走的可是两条道路啊！”
那是去年秋天魏德迈发表声明之后，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对蒋介石进言道：
“蒋先生，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魏德迈这个声明是代表美国最高当局的意思的。”
“那还用说，”蒋介石连连说，“那还用说。”
“蒋先生，”陈布雷说话时显得很激动，胸部剧烈起伏着颤动着，声音很低但至为诚挚：“蒋先生！胜利以还，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布雷对先生早已陈言过。但是，这不是先生的责任啊！魏德迈居然把全部责任推到先生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陈布雷声泪俱下，言不成声。
蒋介石也很激动，连连说：“布雷先生，你说下去，你说下去……”
“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蒋介石一惊：“你是说孔、宋……”
“不，不，”陈布雷挺了挺胸：“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先生最好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先生为难。”
蒋介石会意，“我知道你的意思，”又握住陈布雷枯瘦的胳膊，凄然说：“布雷先生，你对我是一片忠心……”
陈布雷说：“蒋先生，最近我寝食不安，精神衰弱，恐怕……”
蒋介石心头一酸，劝慰道：“你身体不好，休息几天，回头我叫人送你回家。”说到这里，蒋介石盯住陈布雷叹了口气道：“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呀！”
陈布雷一惊：“蒋先生……”
蒋介石单刀直入：“关于你的小女儿……”
陈布雷心头一沉：“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
“她参加了共产党。”
陈布雷满头大汗：“蒋先生，我不知道。不过听说她激进过。”
“唉，今天的年轻人呐！”蒋介石也不胜感慨：“激进，激进，”蒋介石又亲切地对陈布雷说：“保密局给我报告，而且不止一次了，但是我是相信你的。你女儿的事与北平地下共党一电台事有牵连，与你无关。”
陈布雷激动不安。
“你不要紧张，你可以把你小女儿管起来，叫她读一些曾文正公家书。”
“蒋先生，”陈布雷涕泪俱下：“布雷一定遵命。”
“唉！”往事历历，陈布雷一声长叹，自言自语道：“孩子，我不能给你写信了，为父的与你长别了！”
“要死得清清白白”
时已深夜，陈布雷根本没有睡意，他知道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想要将身体沐浴一下，死得清清白白。沐浴之后，换了里外衣衫，在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马裤呢长衫，坐在写字台旁，燃起一枝香烟，顺手拿过一张12日的《中央日报》，随意浏览一下，头号新闻的几个大铅字很是触目：
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
蒋总裁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动员
蒋介石的讲话有几千字，陈布雷只是瞟了一下。蒋介石说：“……最近东北重要据点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加以共军到处造谣，人民心理为之动荡不安……大家还记得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陷时，不仅全国人心惶骇，即全世界各国亦莫不为之震惊，现在东北军事遭受严重损失，当然要使全国同胞发生九一八那时同样的心理……我们前线指挥官廖司令官耀湘以下各级官兵，终于全军殉职，壮烈成仁……各位可以相信，我一定有转危为安的把握，务必坚定确立自信……”
陈布雷把报纸掷在桌上，仰头苦笑，他想：在这种时候还要固执己见，还要靠谎话过日子，这怎能不垮台呢！陈布雷最了解一些战报和内情。什么壮烈成仁，往往这里追悼表彰死者，那边实际上已投诚起义了。陈布雷连连苦笑，但又感到不是滋味，难道这能与九一八相比吗？那是日本入侵啊！可是现在说到底是内战，双方不都是炎黄子孙吗？陈布雷又拿过一张信笺，握笔疾书，给几个兄弟留言：
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7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疲敝，脑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殁年仅49岁，兄已过父年10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留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只望弟等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彦及手书
陈布雷兄弟8人，有的早亡。四弟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六弟训悆在沪任《申报》总编辑兼总经理；七弟训惠在海外；八弟叔同，任职南京中央社。陈布雷与兄弟之间堪称孝悌。
陈布雷给兄弟留言完毕，故乡浙江慈溪县二六市这个山明水秀的小山镇依稀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少年时到离故乡20里许的慈湖之畔的慈溪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兄弟同行，湖光山色，风光依旧，他乡游子，却不能回归故乡了。陈布雷想起了1937年慈溪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陈谦夫乘他返乡之便，请他到学校讲话，陈布雷别的没有说，他对着莘莘学子谆谆劝讲道：“慈中可以说是我的母校，因为我在慈中前身慈湖高小读过书，我每次回乡，总要到这里走一趟，来看看我的母校。一个人像一棵树一样，无论长得怎样高，最要紧的总是根本，不能忘本。”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可是现在却只能魂归故里了！
这里天已近五更，寒气袭人，可是陈布雷却不觉寒冷，他又燃起了一枝香烟，心想，这是最后的时刻，必须来得清白，去得清白，把所有的事交割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书致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照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书给张道藩，托移交“宣传小组”账目及单据。最后，留函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其中一段话表示了决绝之心说：“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关于死后如何发表消息，陈布雷留言：“不如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至于文件放在何处：“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还有呈委座函，托谁呈阅……。此外一再表明：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等。陈布雷在留秘书函中说，床下新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嘱赠陶副官300元。陈布雷确实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罕见的，因为当时米价已合金圆券三百几十元一石了。
远处传来晨钟声，其声悠悠，宛如慈溪故乡寺院内的钟声，天已露白。陈布雷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了一下四周，和衣躺到床上。
“布雷先生完了！”
“蒋秘书，陈先生还未起床，昨夜似乎睡得很迟呢。”陶副官回答。
蒋君章想起昨晚陈布雷曾关照他不要让客人进来，甚至当天的总理诞辰纪念会也没有去参加，他很需要休息，便回答说：“布雷先生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请一次假吧！”
时钟敲了10点钟，楼上还没有动静，房门也关着，蒋君章感到有点奇怪了。他想：陈布雷平时8时左右必定起床，常常起床以后再休息，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熬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蒋君章立刻上楼，门扃如封，他轻轻叩了一下门，不见响动，便重重地敲起门来，还听不见一丝动静。蒋君章着急了，便喊道：“陶副官，你快来，从气窗上看一看里面。”
陶副官马上搭来了茶几，爬上茶几站了起来，推开气窗说：“陈先生床上的帐子放下……”蒋君章也迫不及待地跳上茶几向房里望去，一片寂静。蒋君章喊道：“陶副官，把弹簧门锁弄开来，快！”陶副官伸进身子弄开了弹簧锁，蒋君章夺门而入，只见陈布雷一枝常用的狼毫毛笔没有插入铜笔套，搁在墨盒上。蒋君章急忙把帐子撩起，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却是一封给蒋君章的信。两只100粒装的“巴比妥”空瓶，一只瓶中剩下的安眠药只有几粒了。枕旁还有几粒；一枝钢笔没有加套，还在枕边……
蒋君章立刻拉开被窝，抚摸陈布雷的手，冰冰凉；又抚摸了脚，已经僵硬了；最后抚摸胸口，还有一点点温暖，于是立刻想起“送医院”。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一送医院，消息会马上传出去，关系太大。那么还是快请医生吧！
“陶副官，你马上驾车去找常给布雷先生打针的陈广煜医生来，把叔同和叔谅先生也接来，要快，越快越好！”
陶副官一听，马上下楼去了。这时，蒋君章才把信封打开，一看第一句“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便泪如泉涌，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蒋君章含着眼泪，又去打电话，先告诉总统官邸周宏涛秘书，接着又打电话给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他给这些大员打罢电话，又想到要给陈布雷的夫人王允默打电话，陈夫人在上海，电话一时难接通。他一个人楼上奔到楼下，楼下跑到楼上。上海长途电话接通了，对面是王允默的宁波话：“蒋秘书，有什么急事？”
“陈师母，请你快来，布雷先生完了！”
“啊！”虽然远在上海，这声“啊”字还是很凄苦的。
这时候，陶副官陪着陈叔谅、陈叔同和陈医生先到了。蒋君章已经昏昏然，只会讲一声“布雷先生完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他陪了陈氏兄弟上楼，抽出信来看一两句，又查一查遗书、文件箱子和存款箱子。一会儿，陈方来了，周宏涛秘书和熊医官来了，李惟果带着一个医生来了，陶希圣来了，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来了。大家见了面，也讲不出什么话，只是眼眶闪着泪光。
三个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都摇摇头说：“服药过量，已无法挽救，料理后事吧！”
“那么怎样发布消息呢？陈先生遗书里面指示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
“这不能直说。”
“还是含混一些好。”
“不如说心脏病突发……”
“那么陈先生给总统的书信如何办？”蒋君章问。
“那就由我们呈送总统吧！”周宏涛和陈方不约而同地说。陈方还说：“11点钟，总统恰好要召见我，我就把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和遗书报告上去。”
除了陈氏兄弟和蒋君章等外，众人陆续散去。12点钟敲过不久，只听门外有汽车喇叭声，陶副官匆匆上来说：“总统来了。”
蒋君章连忙迎出去。蒋介石穿着长衫马褂，沉着脸，面显悲戚，蒋君章陪着他先上楼。蒋介石面对这个追随自己20多年的部下，百感交集。确实，像陈布雷这样的文才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像这样的人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自从陈布雷跟随他后，只要他还未睡下，陈布雷也就不睡；他起身前，陈布雷早已起身了。陈布雷温良恭俭，澹泊宁静又一清如水；对他更是小心翼翼，忠心耿耿。他怪自己，那天自己的语言太冲撞了这个老夫子了。可是他又怪这个静静地躺在床上的尸体，怎么选择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死去，这将会造成何等的影响呀！
蒋介石面对陈布雷遗容，默默无言，临走吩咐：“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军务局长俞济时）和陈局长（政务局长陈方）来帮助你们。”
不一会儿，俞济时和陈方都来了，大家商量待家属到京后，移灵中国殡仪馆。
“遂其澹泊之志”
王允默和女儿陈琏奔丧来到湖南路寓所时，恰好，那疯疯癫癫的戴季陶也在陈布雷床前大嚎：“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遗体上去，几个侍从忙把他扶起来。
宋美龄在陶希圣的陪同下也上楼来了，她穿着黑丝绒旗袍，步履沉重。走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的两只手颤抖着合了起来，摆到了自己胸前，她的嘴蠕动着，眼角里滴出几滴晶莹的泪珠。
她对站在床旁的王允默和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轻声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陶希圣说：“陈夫人，总统的意思，对陈故中委拟举行国葬……”
王允默倒是颇能体会陈布雷之遗愿的，她缓缓地道：
“先夫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这个身材矮小、外貌不扬的妇女确是很有文才。“惟思先夫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澹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美龄的上海官话讲得很动听。“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的宁波官话也讲得很流利，“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西湖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为解释辞谢。”
宋美龄回去给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在房内踱了几圈，他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自从戴笠死后，他又一次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个追随他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是一尘不染的人的死去，确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了发抖的手，战战兢兢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蒋介石痛失“文胆”
陈布雷究竟是心脏病发作还是自杀，新闻媒体上逐步明朗化了，而且蒋介石一定坚持要国葬、公祭，做足了文章，一方面他也出于真心，一方面是以此安定人心。
南京《中央日报》在陈自杀后有一篇社论已经点明了：悼念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以新闻界一分子的资格，率先报道于社会，亦率先为文以致其哀悼之忱。布雷先生是新闻界的前辈，自许身国家从事政治之后，对于新闻界仍然是在关切，也仍然是在指导。在新闻界的同仁心目中，布雷先生之受钦敬，有影响，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地位之崇高，他并没有赫赫的官阶和职名，而是由于他有诚意、有热情、有远大的见解和深远的观察力，足为我们新闻事业从业者之明灯。
布雷先生在上海《商报》主持笔政，运用他如椽之笔，为国民革命作先驱，写成中国新闻学史上光明无比的一页。自此以后，二十余年来，他常在总裁蒋先生的左右，抗战八年之中，所有政治上的事务，几乎是荟萃于一身，承最高领袖之命以为处理。不知者往往以文笔之谨严而华缛，沉着而刘丽，称道布雷先生。知之者对于布雷先生功在国家而不居其名，尤致其无限的景仰。他的地位是政治中枢的里层，他的胸境和眼光却永远是学者的气度与客观的观点。他的生活更是书生的生活。他对于国事，怀抱着诚挚的责任心；却又保持着空灵的观察力。他处理政务，必使精神贯注到最后一个字。他撰写文章，必沥心力至最后一滴血。在布雷先生五十八寿辰之夕，他对二三亲友说道：“大家都说我能作文，其实我只是能尽心。”今日这样一位尽心国事的先进，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离开了我们的政治中枢，离开了我们新闻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安石说：“环顾其事无可忧，忧必在于天下。”布雷先生一家生活朴素，薄俸足以自给，实无可忧。他的思虑完全是为了总裁。他的忧劳，完全是为了国家。他是一个富于忧郁性的人。他的忧郁性完全是他沉重的责任心的产物。他久患失眠症，几乎每夜非服药不能入睡。这就是他心脏病的根源，也就是他责任心和忧郁性的成果。
今日中国继八年抗战之后，又进入艰苦无比的民族内战。政治中枢正需要布雷先生继八年抗战之后，再度贡献其心力。但是布雷先生竟然为国尽瘁，以逝世闻。我们是国民一分子，既不胜其惋惜；我们是新闻界一分子，尤不胜其哀悼。谨为文如右，以代哀挽之词。陈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报导说：“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是日充满悲凉气氛。故中委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联、鲜花成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十一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总统并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花二束。
“各方致送挽联者有李宗仁：‘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孙科：‘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黄少谷：‘一手文章扶国运；终宵忧乐系苍生。’梁寒操：‘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志不在温饱；报国尽忠，守导能笃，死则为神灵。’朱家骅：‘为政不忘清勤慎；居家无愧孝友慈。’下午三时，陈氏遗体，于哀乐声中大殓。参与大殓祭礼者有李宗仁、于右任、孙科、张群、何应钦、徐柏园、程沧波及青年党代表余家菊、民社党代表徐傅霖等数百人。一代完人，从此永别人间。
“陈故中委治丧委员会决定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开奠，十时成主，举行公祭，正午十二时移灵在南京和平门登车，下午二时灵车启行，经沪转杭安葬。”18日中央社发布逝世经过新闻。南京《中央日报》在第二版以三栏长题短文附灵车照片刊出。题文就是：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引题还有一句“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这位陈天华是辛亥先躯，反对满清，蹈海自杀，以表心迹，被国民党称为爱国先烈，这与陈布雷自杀是两回事。
陶永标回忆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
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2000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
“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
“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壁江山。”
锦州战役，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失利，气得吐了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也谈了话。有一天深夜，陈布雷到蒋处谈话，蒋介石还送他出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战局虽然不利，我们虽然被打败，也不会被消灭，你太悲观了。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陈布雷坐在车中，脸色从未有过的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几天抑郁不欢。
陶永标还在文章中回忆道：
由于布雷先生长期失眠，所以他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他的安眠药由我负责看管，每到夜里11点钟，我便取出两片，倒好一杯开水，放在他的案头上，看着他吞服后我方退出。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这天深夜，他已服了安眠药，两眼通红，还是不能入睡，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一口吞下，朝床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我也注意到他这些天心情特别不宁，便打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工作，闻讯后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诉他在上海的太太王允默，王也频频来信开导，然而，大家仅仅为他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竟会自杀。
布雷先生最后几天也流露出一些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有觉察到他要自杀。
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我均一一作答。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回答：“主任这话过奖了，主任这样有名望的人如此看重我，已经使我很荣幸了。”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
宏伟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了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陈布雷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
关于陈布雷最后的时刻，陶永标这样回忆：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匆匆扒了两碗饭，按照他的指示，在楼下会客室里坐着挡驾。好在这天晚上还太平，8点钟，一个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上门求见，被我挡驾。9点半，蒋介石的秘书来电话，通知布雷先生明天上午8点半去中央党部开会，我记在值班簿上。深夜12点钟，我结束事务准备离开陈公馆返家，步出院子抬头朝楼上望，只见布雷先生房间的窗帘布上还透出昏黄色灯光，我几次停步想上楼去劝他熄灯休息，但想起他吩咐过我的话，就默默离开了。
13日清晨，我去陈公馆，想起他昨天没有吃过饭，便到厨房间关照伙夫买些鲜鱼；8点钟，蒋君章秘书等来上班，我说主任还未睡醒，并将昨天夜里值班记录给他看。9点钟，电话铃响，蒋秘书去接，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去开会，蒋朝我看看，我做了一个手势，蒋对着话筒说：“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请转告主席。”
9点半，仍未见他下楼，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上楼在他门外来回踱步，不断地看表，房内死一般沉寂，我愈想愈觉不对，便开始敲门，没有反应，搬来了一只茶几，站上去，从气窗向内窥探，发觉了陈布雷自杀身亡，特别是他留下的遗书：“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陈布雷大传》）
附：
陈布雷：不得不死
范泓
2009年9月，《陈布雷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过去。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版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的扩展与充实，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谓是一个翔实丰富的新颖版本，尤其在某些关键处，适以“按语”而延伸阅读，从中亦可见编者之用心良苦。
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可以说不是他的始愿”，“志在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沧波语）是他的志趣所在，陈氏后来确实是被征召才离开了当时中国的言论界。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的内战混乱已极，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和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指针”。就言论界而言，后来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主笔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一般认为，陈布雷“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虽然商报只是商界人士创办的一份报纸，论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当年的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一时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当然，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其中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亦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的，尽管机缘与动机各不相同。陈布雷对北伐及中国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认知，他的秘书蒋君章就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第9页）。所谓“赞助甚力”，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虽属不易，却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实际上，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介石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以陶希圣的个人看法：蒋介石对教授学者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是一种态度，对从政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对后者可说是“礼遇有加”，如对陈布雷、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等人。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这年2月，陈布雷与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国民党。从此，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影随形，至抗战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1928年，蒋曾问陈：“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甚至属意总部秘书长一职。陈氏则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则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静的头脑，并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或许也是他后来仰药自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曾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他淡然表示“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说法，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生负责的心态。
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就是他的“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炼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通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煽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最后主持的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而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五百零八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质，并不负责执行任务，但有时也要支援具体的行动。1947年秋冬之交，蒋介石特拨一笔款项，交陈布雷宣传小组使用。其时正值法币币值急剧下降，有人建议陈布雷把这笔钱换成黄金或美钞，或可发挥更大的效力。陈布雷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称与国家的法令法规相抵触，只同意把这笔款项以“宣克成”的名义存入某些银行。第二年秋，翁文灏政府推行币制改革，金圆券代替法币，这笔巨大的资金兑换成金圆券不过区区数千元，陈布雷感叹：“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其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为军事上的挫败，二为经济上的恐慌，即金圆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1976年，蒋君章在台北传记文学社举办的“陈布雷专题”座谈会上这样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政权的悲剧
陈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脱，这一悲剧实际上也是那个政权的悲剧。
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陈之死所引起的震动和种种揣测。后来有人谓之“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的张治中也表示怀疑。那么，陈布雷究竟为何要自殉，仅仅因为“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体力日衰，报国无从”？抑或次女陈琏（前妻杨氏所出）和女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本回忆录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回忆录一册、二册仅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余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较之于“畏垒室日记”，其记述言简意赅，不动声色，严谨有度，实难见出其内心之轨迹。
其弟陈训慈（叔谅）和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等人有过这方面的追忆文字，但这一类的史料显然需要进行甄别与分析，否则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谈及陈布雷与CC的往事，称其兄曾遭遇陈立夫的一次胁迫。从美返台定居的陈立夫即撰文反驳（第71卷第3期），认为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而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则针对翁植耘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滞留大陆的陈的副官陶永标之口述（由他人笔录），同样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针对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陈布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见，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
这次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内容，如陈布雷的政论、书信等，这是我所看到的台湾版本没有的。友人回忆、评说部分与台湾版本也略见出入，有删也有增，编者大概有自己的考虑。而编者后记中有一段话，“希望俟该书再版时，有一个更为详尽的本子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期待着陈布雷日记早日出版”，表明有关陈布雷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从这一点看，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蒋日记，国民党大溪档案、国民党党史会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中一些尚未采用的史料，包括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资料，等等，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布雷在那个时代的的全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2010年1月10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