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炫网名:毛泽东之子贺子珍已相认 文革被打死

       核心提示：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

贺子珍（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党史文苑》，作者：刘晓农，原题：《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党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毛毛被寄养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她以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观察，判断这是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时候还在因为舍不得离开亲人无声乏力地抽泣着，但掩饰不了那种机灵、调皮的模样和气质。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首，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他说完，对提着包袱的战士一努嘴，战士便把包袱放下。这时，那位乡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那位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作为道别语，就同着乡干部和那个战士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他们家境贫寒，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多病卧床的老母亲。但夫妇俩勤劳俭朴，自己再怎么吃苦也尽力拉扯孩子们，一家人过得清苦而又亲和。朱盛苔还参加了乡赤卫队，积极随队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政治上一惯可靠。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党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泽东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泽东发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速泰春　徐 育

贺子珍寻子心切

贺子珍，一代巾帼英雄。她是毛泽东主席的第二个夫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贺子珍于1927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之后一直跟随在他身后，不久结为夫妻。他们共同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直到1937年分手。

全国解放后，因为身份的特殊，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居住。除了几个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人们对她一无所知。她几乎和外边的世界隔绝。在上海四川北路溧阳路上一座古老幽静的两层小洋楼里，她寂寞地度过一天又一天，陪伴她的，常常是那些没有生命的麻将与扑克。

当然，她更多的是回顾与思念。

青年时代的霍步青烈士

她在与毛泽东生活期间，先后生下5个孩子。1929年，在闽西二打龙岩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孩子出生不足一月便托付给一位群众大嫂了。3年后，她找到那位大嫂想接走孩子，方知孩子已不在人世。

1932年11月，她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当时，她和毛泽东住在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老乡有个儿子，叫大毛。“那我们的孩子就叫小毛吧。”毛泽东抱着新生的儿子对贺子珍说。贺子珍笑着答应了，从此称之为“毛毛”。

第三个孩子出生在长征路上。那是1935年。生下后只有几个小时便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连名字也没给取一个。除记得是个女孩之外，做母亲的是一无所知。

1936年，长征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安。贺子珍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仍是个女孩。邓颖超赶来祝贺。她把孩子抱在手中，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大家都叫她“娇娇”。毛泽东则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李敏”。

贺子珍最后一个孩子诞生在苏联莫斯科。那是她在和毛泽东分手不久出生的。可惜孩子只活了10个月，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5个孩子，只有李敏是在身边看着长大的。解放后，李敏赴京读书，和父亲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几年来，贺子珍倍感骨血亲情的重要。身边无子女的孤寂生活只能促使她更加追念过去，还有她失去音讯的孩子们。

最让贺子珍牵肠挂肚的是毛毛。

中年时期的朱月倩

在幽居上海的第4个年头，她终于忍不住，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能帮助她找回失落在江西的儿子小毛。

为革命先辈寻找骨肉，责任重大。邵省长立即作了安排。但是，几个月过去，半年过去，毫无下落。

只有一条信息使贺子珍稍稍感到宽慰：她当年的战友朱月倩认领了一个男孩。有人告诉她，那孩子很象毛泽东。没准就是小毛毛呢。

寻子心切的贺子珍决定亲眼看一看。她打听到朱月倩和那孩子在南京之后，便赶去了。

当朱道来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她捉住孩子的双手，喃喃道：“毛毛，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朱月倩当仁不让

对中共党史有所了解的，或许见过霍步青这个名字。霍步青，四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黄埔四期学生。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长，他是组织部秘书长。是党内难得的人才。

1930年党内出了叛徒。霍步青被国民党通缉。党中央原计划派他去苏联，因秘密交通站被破坏，未能成行，后又决定让他到湘、鄂、赣去，因情况有变，亦未去成。他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努力工作。1932年6月，地下组织又遭破坏，他和妻子以及项英夫妇从险境里逃生，一起转移到江西苏区。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宁清归特委书记、福建省第三军分区政委。他的妻子则在瑞金中央军委总政机要科工作。

霍步青的妻子就是前面提到的朱月倩。

 朱月倩与儿子会见时的照片

朱月倩和霍步青于1927年在上海结婚，正值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里。在上海生活期间，共生下三个女儿。大女儿曾与毛岸英、毛岸青同被安排在一所地下党开办的幼儿园里。

夫妇俩从上海撤离时，上级有令，不能带着孩子，无奈，只得忍痛丢下。当时，三女儿才生下28天。当他们到达瑞金后，设法和上海方面取得了联系，才知道3个女儿均遭不幸。

1933年秋，霍步青在病中遭到敌人的暗算，不幸牺牲。他撇下了朱月倩和一个尚在腹中的孩子。

沉重的打击，使得这个孩子提前问世了。

当时，邓小平同志是朱月倩的顶头上司(军委秘书长)。对这位不幸的烈士遗孀，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他多次叮咛朱月倩；这儿条件差，如有临产征兆，请提前打招呼，好作安排。

10月5日，怀孕八个月的朱月倩感到身体反应异常，突然晕倒在地。邓小平同志得知，立即让身边的三个同志放下手中工作，又招来一个警卫员和一副担架，赶紧将昏迷过去的朱月倩抬起，急匆匆朝医院赶去。中央机关和红色医院相距20里路，颠簸了半天，刚到医院，朱月倩便生下了孩子。

孩子落地，无声无息。有人以为是个死胎呢。“接生婆”傅连璋在孩子的屁股上连拍数掌，终于听到了微弱的哭声。

由于条件的限制，朱月倩分娩后一直发高烧，常常十几个小时昏迷不醒。住在隔壁治疗的邓颖超大姐时常过来照看，端茶喂汤，无微不至。

朱月倩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请了卫生部一负责人帮助找一个奶妈来。正巧，卫生部所在地房东朱盛苔的老婆黄月英的奶孩子刚夭折9天。孩子就这样托付给这对夫妇了。

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为霍小青。

小青是在朱月倩半昏

 30年代霍步青和朱月倩及孩子

这以后直到红军撤离前的8个多月里，离中央机关20多里之外的朱坊村，朱月倩不知往返了多少趟。她对这一路太熟悉了，那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以及朱家的小宅院……她常常带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分给机关干部的食品和衣服送给小青奶妈的一家。尽管少得可怜，但她舍不得自己享用。

1934年夏，由干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北上长征。根据中央的决定，陈潭秋、瞿秋白、毛泽覃、项英、陈毅等部分同志留在中央分局。朱月倩也随机关留下。但是，形势一天天恶化，非常严峻。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再将分局分散，开展游击活动。红军的孩子全部留在当地。

1934年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她找到奶妈和她的丈夫，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他们，请他们把小青带好。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商量把小青的姓名改为“朱道来”。安排就绪，朱月倩抱起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深情地亲吻，一下又一下。热泪止不住脱眶而出，流淌在儿子稚嫩的脸蛋上。黄月英站在一边也流下了眼泪。她说：“大姐，你放心吧，我会把小青抚养成人交给你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过去了整整16年。

在这风风雨雨的16年里，朱月倩辗转各地，最后又回到故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但是，对远在他乡的儿子，她是一刻也不曾忘记的，始终和瑞金朱坊村保持着联系。还不时寄去一些钱物。

1950年初。朱盛苔领着已长大成人的霍小青来到上海，在空军某部找到了在此供职的朱月倩。他要亲手把孩子还给母亲。

小青已是个17岁的小伙子了。朱月倩盯着他看，目光久久不肯移开。这就是她日夜盼着的小青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霍步青在儿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是那样深刻，她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她的小青。

母子相见，是不尽的泪水。

“文革”时期的霍小青

朱盛苔在交还孩子之后，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介绍信来。这是瑞金地区专员朱开铨写给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刘晓的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霍小青回来其母亲朱月倩处。”他将介绍信递给朱月倩，舒心地笑了，这表示他已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朱月倩凭着这份介绍信，为霍小青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同时，也为朱盛苔取得一份供养报酬和返回江西的路费。

一年后，华东空军机关迁调南京，朱月倩和儿子一起来宁。霍小青随迁就读于南京华东干部子弟学校。一切都很圆满。失去的骨肉回来了，朱月倩开始领略起幸福生活的滋味了。她由衷地感谢奶妈一家。

她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动荡正在等待着自己。

贺子珍和朱月倩曾在一起工作过，彼此姊妹相称，关系相当不错。自从江西一别，两人已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有一天，贺子珍忽然出现在她的家中，令她又惊又喜。

老战友、老姐妹相逢，话题无边。都是做母亲的人了，孩子，自然是她们谈论的重心。

朱月倩很快就看出来了，贺子珍似乎对小青特别感兴趣，问得最多最细。她注意到，贺子珍看着小青时是那样的专注、喜悦、深情。来宁后，她几乎天天走进干部子弟学校，简直看不够。

对这一切，朱月倩并没介意。她理解一个母亲的心，她完全能体会贺子珍的心情。

这年初秋，朱去上海看病，顺便去看望贺子珍。午饭时，贺突然对朱说：“小青到我这里来了，在楼上呢。”朱月倩连忙道歉说：“这孩子真不懂事，您身体不好，怎么好麻烦您呢?”贺子珍说：“话说到哪里去了，麻烦什么?”午餐是在匆忙中结束的。饭毕，贺子珍上了楼。

良久，不见贺子珍下楼来，朱月倩也上去了。

楼上一片沉闷。果然，小青呆坐在写字台前。饭菜依然放着，早已冷了。贺子珍坐在一边没有说话。朱月倩当即批评小青说：“你到贺妈妈家里来，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小青没有回答。贺子珍却开了口：“月倩，你来了也好。有件事，我早想跟你说了……”朱月倩不解地看看她，问：“什么事?”贺子珍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小青其实是我生的。我的印象是，你在瑞金时并没有什么儿子啊?”

朱月倩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打闷了。

好一阵子，朱月倩才回过神来。她说：“子珍，小青确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这事谁都清楚，邓大姐、小平都可作证。如果你是因为喜欢小青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贺子珍不说话了。面无表情。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她雕塑般的面容上打了层暗金色的光彩。

“争儿风波”惊动了中组部

霍小青是住读学生，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和母亲过。每逢周日，朱月倩总要上街买些好吃的回来。有好看的电影则买上电影票，好让小青在家里能痛痛快快过上一天。

然而有一次破了例，小青未回。

第二天，朱月倩赶到学校去找。

朱月倩近照

朱月倩心一沉，预感到事情不妙。她立即打电报给华东局，报告儿子失踪的事，请组织帮助在上海找一找。随后，动身赶往上海。

视点集中到贺子珍家。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霍小青果然在贺子珍家里呆着。

华东局的领导感到此事颇为棘手，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孩子和两个母亲，非等闲之辈，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力。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然而，麻烦恰好在这里：两位母亲争执的是同一个孩子。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伤害两颗羸弱的母亲之心。

华东局领导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处理。

这位精干的办公厅主任通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了解，心里已经对“朱道来”的身份有了一个谱，但他仍不肯轻易结论。“只能细心谨慎行事，万万不可马虎大意。”他反复这样叮嘱自己。

他走进了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

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黄月英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了，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黄月英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黄月英的家乡。

她问黄月英，当时的情况还记得不?

黄月英点点头。但没有作答。她是老区来的群众，对眼前这位母亲、这位干部及其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她明白自己的表态举足轻重。

贺子珍更具体地问：“孩子是由两位红军干部和一位地方干部送过去的。你还记得吗?”

黄月英又点了点头，但却是很含糊很不肯定的了。

近一个月时间，她们反反复复议论着孩子的事。

当赵尚志找到黄月英，请她谈谈事情的原委，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回答竟是那样毫不犹豫，令他吃了一惊。

黄月英说：“孩子是毛主席的呀。”

这个回答打破了赵主任原先的论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

赵尚志也找到了“朱道来”，但是一问三不知。

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厅长头上。朱厅长当即派了年轻干部王家珍负责调查了解。

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很快就寄来了。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

眼前“事实”和预想的越来越远了。赵尚志主任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难道朱月倩提供的证据有假不成?似乎不象。朱月倩将奶妈所有的来信以及她给奶妈寄钱寄物的收据都保存完好，全提供出来了。其中一封是由奶妈的丈夫朱盛苔写的，再清楚不过了。信中这样写道：“刚解放时不少人来找孩子，有人说小青是朱总司令的……我说不行，他是朱月倩的……”

为了证实“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朱月倩也同样费尽心力。她向所有了解实情的老首长、老上级、老战友、乡亲们发出了信函。回信基本是一致的，即她确实在瑞金红色医院生下一子，并托付一户群众收养。其中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亲笔回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这封于1952年9月的来信及时转交到赵尚志的手中。

精明的赵尚志主任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当时身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胡立教同志(刘晓已去苏联出任大使)看了所有材料后认为，这不很清楚嘛!“朱道来”就是朱月倩的孩子。还是做做工作，让孩子回到南京他生母处。可惜，部长的指示未能奏效。

万般无奈之际，矛盾上交，只有请中央组织部来解决了。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

让中组部来处理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

中组部委托邓颖超同志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邓颖超还特地请毛主席派自己的秘书前来参加。毛主席不想卷入这场“争儿风波”，他通过周恩来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没有和人家争孩子。”因此没有派秘书参加。

在京期间，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朱道来”。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座谈会开了三天，终于有了结果。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

事后，邓颖超妈妈把孩子叫到自己的跟前。她对孩子说：“我和总理同你爸爸在一起工作多年，你的神态和你爸爸很象，你该弄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然也不要忘记养育过你的养父养母。你长这么大，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她流下了泪水。

康克清同志后来在回忆这场“争儿风波”给朱月倩写信说：“我们看到小青，人人都说他象你和步青同志，孩子大了，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父母是谁。”

尽管有了中组部的结论，但霍小青却没有返回南京生母的身边。这是因为上海、南京相距很近，况且霍小青已为此事耽误了近两个月的功课。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具体照顾霍小青的日常生活。

为使两位母亲能理解组织的苦心，帅孟奇副部长派了专人前往上海和南京，同二人交换了意见，做了细致的工作。

“争儿风波”至此平息下来。

未能实现的美梦

“争儿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然而，风波的中心并没有就此平静无事。

霍小青，这个踏着南方泥土，刚刚走进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17岁，一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年龄，多少美梦和希望，多少选择和机会在它的面前等待着实现啊。霍小青在激情的漩涡中有点不知所措了，被冲得晕晕乎乎的。

小青留在北京了。他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在这里就读的有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学校条件优裕、教师尽职尽心。小青走进这个新环境，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自知文化知识根浅底薄，一心想追赶上去。这一年，他门门功课都居上游，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在80分以上。

小青既没有和生母朱月倩失去联系，也没有和贺子珍“妈妈”中断关系。还有养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黄月英，他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来往。他随时将自己发生的情况向她们汇报，和她们共同分享欢乐，当然，也希望她们能分担委屈与烦恼。

三位母亲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月，她们都按时给他寄衣服、食品和零花钱。他是班上的“富翁”。零用钱由每月十几元上升到几十元。第三年，他的零用钱已达每月七八十元，和一个18级干部工资水准相当了。

在北师大念书的李敏早已从母亲贺子珍的来信中得知有个叫“朱道来”的“弟弟”已经来京，后来又得知“弟弟”“朱道来”已被判定为别人家的孩子。母亲在来信中常常谈及这个“弟弟”，还给她寄来照片，希望她能和他见面，照顾他。有机会最好能让爸爸也看一看他。李敏很听母亲的话，她很快就和“弟弟”取得了联系，而且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带着他在北京兜风，买好吃的，向他介绍一切有趣的事儿。“朱道来”很感激，很幸福。久而久之，他真的把李敏作姐姐了。

周围的人渐渐发现，霍小青的身上正在发生着某些变化。那憨厚、笨拙的乡村气息明显褪去，他已经熟悉城市里一切时髦。他会花、肯花，气派十足，当然，他也拿得出。他渐渐和那些父辈职务稍低的同学疏远，和那些出身显赫的子弟们愈发靠近。

1956年的一天，江西的王××给他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群众联合签名的证明，认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捧着来信，心潮翻滚，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不再顾及什么了，根据王××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贺雄”。

霍小青私自改名的事很快就被帅妈妈知道了。她很为这件事生气，当即以组织的名义给校长王逸芝挂了电话，把霍小青的身世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并严肃表示，今后，未经中组部的批准，霍小青的姓名不得随意改变。

不久，朱月倩也知道霍小青改名换姓的事了。她为此苦恼万分，几夜不能合眼。终于她耐不住性子，赶到北京去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热情接待了她，专门腾出时间设家宴招待了她。两人竭力安慰她。席间，周恩来对朱月倩说：霍小青就是霍小青，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改霍小青的名字。当他们回忆在上海共同工作、战斗的不平凡的经历之后，朱月倩告诉他们，她在上海生的三个女儿至今下落不明。周总理一番感慨，对她说：“你总算找到一个儿子了。”

朱月倩去看儿子，儿子有意回避。当母子相见时，朱月倩已发现儿子和自己拉开了远远的距离。这使做母亲的伤心不已。

霍小青无法摆脱“当毛主席儿子”的诱惑，他一步步走近这一迷梦，又一次次被敲醒。1964年“四清”运动中，他在一份“自我思想检查”书中坦言说，“我是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主席的儿子赫赫有名。”

美梦扰乱了霍小青的心灵，他有意无意地追求起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别人相处，冷不丁能冒出“我其实就是毛主席的儿子”之类的语句。他整天恍恍惚惚，不知如何是好。学习、功课对他再无引力，他时常缺课旷课，还悄悄找了个女朋友闹起对象来，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降。这一年期末考试他没过关，留级了。

1957年，霍小青因在北京公共汽车上耍流氓，被扭送公安机关。法律无情，他被判处二年劳教，遣送到黑龙江新凯湖农场劳动。期满后留场工作直到1966年。

1966年初，中组部为照顾朱月倩的生活，将霍小青从东北调回南京，安排在南京工艺装备厂当工人。

此时的霍小青再也不是当年青春年少、单纯可爱的小家伙了。儿子虽然回到了母亲身边，但两人之间已经划上了一刀深深的裂痕。

“文革”爆发，霍小青活跃起来了。昔日的迷梦又在他脑际盘旋。他常常用手掌将头发向后一抹，问伙伴们：“你们看看我象谁?”然后又问：“象不象毛主席?”人们弄不清他的底细，只是依稀感到此公来头一定不小。

他对生母朱月倩由不满、怨恨以至发展到仇恨。有一天他竟冲进母亲的住处贴起大字报来，语言之刻毒，难以想见是儿子针对生身母亲。

命运有时也太无情了。当霍小青的美梦重新浮出脑海的时候，癌细胞悄悄打进了他的肝脏，1971年11月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了。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而一命归西。他只活了38个年头。

18年之后的今天，当笔者面对孤独一身的朱月倩老人，向她提及霍小青短短的，却又不平静的一生时，老人黯然神伤。她说，小青当初有那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又有那么多关心他成长的“妈妈”们、叔叔、伯伯、阿姨们，可他不知好歹，不求上进。他当年的同学不少人上了大学，有的还到苏联去留学，多有出息!可他呢……唉……叹息声发自心底，因而显得特别沉重。

老人满头苍苍白发。她指着白得刺眼的头发说：“我的第一撮白头发就是为小青急出来的。”

让历史保持真实

这场风波过去很久了，但并未完全平息。

如果说当年妈妈黄月英违心说假话(经邓颖超同志批评后又说出真相)，江西某些人热衷搞什么“群众签名证明”，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的话，那么，直到近两年还有人泡制《为贺子珍寻儿记》之类文章，颠倒事实真相，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这篇文章1987年7月刊于江西某杂志。文内硬说朱道来是贺子珍的骨肉，说毛主席看了朱道来的照片，也认为很象年轻时的毛泽覃。正当贺子珍母子相认时，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即朱月倩)使朱道来的身份发生了分歧，云云。

这篇文章轰动一时，几经报刊转载。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为朱道来曲折坎坷的历史深表同情，对那个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表示不满。这等于给一生坎坷的朱月倩老人受伤的心灵上又插上了一刀。她气愤难平，于1988年3月致信邓颖超大姐，信中说：“……文章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要翻案，无中生有地说霍小青是贺子珍的亲儿了，而我这个亲生母亲反被骂成'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对此事，我气愤又百思不解，给贺子珍写传，为什么要中伤我?何况贺本人也未这样。我一生坎坷，到晚年还受此侮辱，心里很难受，我该怎么办?……”

邓大姐很快给朱月倩回信了。随信还附有一份致那家杂志的函件，要求杂志尊重事实。

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对此，81岁高龄的朱月倩老人连呼：“不理解，不理解。”

笔者在采访朱老时问过一个不大适宜的问题：“如果您默认霍小青是贺子珍的儿子的话，将会有何后果?”

老人说：“那就不会有这场风波。但是，这样做我的情感会受不了。在子女问题上，我和贺子珍有相同的不幸，我们也就有相同的要求。我和她有同样的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力。虽然在实际上，小青已不在我的身边，甚至后来犯错误劳教去了，再说他后来和我的感情也不好，可我还是要说，他是我的孩子。”

这或许是一个母亲的心声。

“历史就是历史，试图为了某种历史而改变另一种历史，这是错误的。”朱月倩老人又说，“现在小青已经过世，他的一生也无多少值得我夸赞的，留念的，但他仍是我的儿子。他是历史真实的一页……”

这场风波结束了吗?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