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莲墓地 单刷:白石老人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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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自述

 作者:齐白石

    一、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一八六三)

    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坵”。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纔挣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就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峯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一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那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出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份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的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胡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卽“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的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的资格(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一样(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辞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的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戍·一八七四)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的去劝解,人家都称赞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人,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我父亲贯政公,号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像是“窝囊废”(北京俗语,意谓无用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德螺头”。他逢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我母亲的脾气却正相反,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理讲讲明白的。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不但人缘不错,外头的名声也挺好。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我母亲比他小了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已·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我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丧,又因家乡兵乱,没有法子回去,说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样!

    提起我的母亲,话可长啦!我母亲姓周,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外祖父叫周雨若,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我母亲十七岁那年,跟我父亲结了婚。嫁过来的头一天,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婆婆要看看儿媳妇的妆奁的,名目叫做“检箱”。因为母亲的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我母亲听了很激动,嫁后三天,就下厨房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讲规矩的,有了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纔轮到自己。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的椎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绵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织麻。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了布,染好了颜色,缝制成衣服,总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嫁后不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的满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过惯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的了不得,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的过日子,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日子倒过得挺和美。

    我出生的那年,我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的干干净净。可恨我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旨,真可以说:罔极之恩,百身莫赎。

    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我这一辈,排起来应该是个“纯”字,所以我派名纯芝,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的号、本叫渭清,祖父给我取的号,叫做兰亭。齐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濒生的号。齐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后来常用的号,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白石山人的别号,人家叫起我来,却把山人两字略去,光叫我齐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其它还有木居士、木人、老人、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这一大堆别号,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我在中年以后,人家只知我名叫齐璜,号叫白石,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别的名号,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齐纯芝这个名字,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别的人却很少知道的了。

二、从识字到上学(一八六四——一八七○)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我两岁。四年(乙丑·一八六五)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的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冬冬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香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化了真不算少,我的痛,还是好好坏坏的拖了不少日子。后来我慢慢的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怎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母亲听了大夫的话,怕我的病重发,不吃荤腥油腻,就忌口忌得干干净净。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呆在家里,闷的难受,把我背在她背上,形影不离的来回打转。她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的疙瘩解消了,不担忧,那纔是好的哩!”为了我这场病,简直的把她俩闹得怕极了。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我四岁了。到了冬天,我的痛居然完全好了。这两年我闹的痛、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式,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8;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的说了好多名目,那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庆病,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当时听了这些怪话,要胸无主宰,心乱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岁,病确是好了,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也各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都觉着轻松得多了。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认得的字,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芝”字,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从此以后,我祖父每隔两三天,教我识一个字,识了一个,天天教我温习。他常对我说:“识字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得恰当,这纔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我小时候,资质还不算太笨,祖父教的字,认一个,识一个,识了以后,也不曾忘记。祖父见我肯用心,称赞我有出息,我祖母和我母亲听到了,也是挺喜欢的。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我五岁。七年(戊辰·一八六八),我六岁。八年(己已·一八六九),我七岁。这三年,仍由我祖父教我识字。有时我自己拿着根松树枝,在地上比划着写起字来,居然也像个样子。有时又画个人脸儿,圆圆的眼珠,胖胖的脸盘,很像隔壁的胖小子,加上了胡子,又像那个开小铺的掌柜了。我五岁那年,我的二弟出生了,取名纯松,号叫效林。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小官儿,论它的品级,刚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化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菉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化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的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儿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儿,坏就坏在它的骨子里。惟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艺儿,顶不是好惹的,它虽没有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它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嚒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的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的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三大娘走后,却笑·28;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我从四岁的冬天起,跟我祖父识字。到了七岁那年,祖父认为他自己识得的字,已经全部教完了,再有别的字,他老人家自己也不认得,没法再往下教。的确,我祖父肚子里的学问,已抖得光光净净的了,只好翻来覆去地教我温习已识的字。这三百来个字,我实在都识得滚瓜烂熟的了,连每个字的意义,都能讲解得清清楚楚。那年腊月初旬,祖父说:“提前放了年学吧!”一面夸奖我识的字,已和他一般多,一面那唉声叹气,好像有甚么心事似的。我母亲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知道公公的叹气,是为了没有力量供给孙子上学读书的缘故,就对我祖父说:“儿媳今年椎草椎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修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够他读一年的书。让他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帐,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的掌作了。”我祖父听了很乐意,就决定我明年去上学了。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我八岁。外祖父周雨若公,果然在飘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了一所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的北边山上,离我们家有三里来地。过了正月十五灯节,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布新大褂,包在黑市旧棉袄外面,衣冠楚楚的,由我祖父领着,到了外祖父的蒙馆。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纔能当上相公。我从那天起,就正式的读起书来,外祖父给我发蒙,当然不收我束修。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走得很哪!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背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了不少的路,累的他气都喘不过来。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我上学之后,外祖父教我先读了一本“四言杂字”,随后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我在家里。本已识得三百来个字了,读起这些书来,一点不觉得费力,就读得烂熟了。在许多同学中间,我算是读得最好的一个。外祖父挺喜欢我,常对我祖父说:“这孩子,真不错!”祖父也翘起了花白胡子,张开着嘴,笑嘻嘻的乐了。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我们家乡,把只读不写、也不讲解的书,叫做“白口子”书。我在家里识字的时候,知道一些字的意义,进了蒙馆,虽说读的都是白口子书,我用一知半解的见识,琢磨了书里头的意思,大致可以懂得一半。尤其是千家诗,因为读着顺口,就津津有味的咀嚼起来,有几首我认为最好的诗,更是常在嘴里哼着,简直的成了个小诗迷了。后来我到了二十多岁时候,读“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自己学做几句诗,也一学就会,都是小时候读千家诗打好的根基。

    那时,读书是拿着书本,拚命的死读,读熟了要背书,背的时候,要顺流而出,嘴里不许打嗗嘟。读书之外,写字也算一门功课。外祖父教我写的,是那时通行的描红纸,纸上用木板印好了红色的字,写时依着它的笔姿,一竖一画的描着去写,这是我拿毛笔蘸墨写字的第一次,比用松树枝在地面上划着,有意思得多了。为了我写字,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给了我。这是他唯一的“文房四宝”中的两件宝贝,原是预备他目己记帐所用,平日轻易不往外露的。他“文房四宝”的另一宝————毛笔,因为笔头上的毛,快掉光了,所以给我买了一枝新笔。描红纸家里没有旧存的,也是买了新的。我的书包里,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这们子的高兴,可不用提哪!有了这整套的工具,手边真觉方便。写字原是应做的功课,无须回避,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呀,描个没完,有时描得也有些腻烦了,私下我就画起画来。

    恰巧,住在我隔壁的同学,他婶娘生了个孩子。我们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这种神像,画得笔意很粗糙,是乡里的画匠,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我在五岁时,母亲生我二弟,我家房门上也挂过这种画,是早已见过的,觉得很好玩。这一次在邻居家又见到了,越看越有趣,很想摹仿着画它几张。我跟同学商量好,放了晚学,取出我的笔墨砚台,对着他们家的房门,在写字本的描红纸上,画了起来。可是画了半天,画得总不太好。雷公的嘴脸,怪模怪样,谁都不知雷公究竟在哪儿,他长的究竟是怎样的相貌,我只依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只鹦鹉似的怪鸟脸了。自己看着,也不满意,改又改不合式。雷公像挂得挺高,取不下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只因描红纸质地太厚,在同学那边找到了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影了出来。画好了一看,这回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同学叫我另画一张给他,我也照画了。从此我对于画画,感觉着莫大的兴趣。

    同学到蒙馆里一宣传,别的同学也都来请我画了。我就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的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雷公像那一类从来没人见过真的,我觉得有点靠不住。那年,我母亲生了我三弟,取名纯藻,号叫晓林,我家房门上,又挂了雷公神像,我就不再去画了。我专给同学们画眼门前的东西,越画越多,写字本的描红纸,却越撕越少。往往刚换上新的一本。不到几天,又撕完了。外祖父是熟读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嘴里常念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看我写字本用得这么多,留心考查,把我画画的事情,查了出来,大不谓然,以为小孩子东涂西抹,是闹着玩的,白费了纸,把写字的正事,却耽误了。屡次呵斥我:“只顾着玩的,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蒙馆的学生,都是怕老师的,老师的法宝,是戒尺,常常晃动着;吓唬人,真要把他弄急了,也会用戒尺来打人手心的。我平日倒不十分淘气,没有挨过戒尺,只是为了撕写字本,好几次惹得外祖父生了气。幸而他向来是疼我的、我读书又比较用功,他光是嘴里嚷嚷要打,戒尺始终没曾落到我手心上。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

    到秋天,我正读着“论语”,田里的稻子,快要收割了,乡问的蒙馆和“子曰店”都得放“扮禾学”,这是照例的规矩。我小时候身体不健壮,恰巧又病了几天。那年的年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歉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得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的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儿这么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田里有点芋头,母亲教我去拔,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一首诗:“一坵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芋头吃完了,又去掘野菜吃,后来我题画菜诗,也有两句说︰“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
三、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一八七一——一八七七)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我九岁。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我十岁。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我十一岁。这三年,我在家,帮着挑水,种菜,扫地,打杂,闲着就带着我两个兄弟。最主要的是上山砍柴,砍了柴,自己家里有得烧了,这可以卖了钱,补助家用。我那时,不是一个光会吃饭不会做事的闲汉了,但最喜欢做的,却是砍柴。邻居的孩子们,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一起去上山的有的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上了山,砍满了一担柴,我们在休息时候,常常集合三个人,做“打柴叉”的玩儿。打柴叉是用砍得的柴,每人取出一捆,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这就算是“叉”了。用柴爬远远的轮流掷过去,谁能掷倒了叉,就赢得别人的一捆柴。掷不倒的算是输,也就输掉自己的一捆柴。三人都掷倒了,或是都没曾掷倒,那是没有输赢。两人掷倒,就平分输的那一捆,每人赢到半捆。最好当然是独自一人赢了,可以得到两捆柴。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的,掷倒那个柴叉,并不太容易,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们不用化钱的娱乐,我小时候也挺高兴玩的。后来我作客在外,有一年回到家乡,路过山上,看见一群砍柴的孩子,里头有几个相识的邻居,他们的上辈,早年和我一起砍过柴,玩过打柴叉的,我禁不住感伤起来,做了三首诗,末一首道:“来时歧路遍天涯,独到星塘认是家,我亦君年无累及,群儿欢跳打柴叉。”这诗我收在白石诗草卷一里头,诗后我又注道:“余生长于星塘老屋,儿时架柴为叉,相离数伍,以柴爬掷击之,叉倒者为赢,可得薪。”大概小时候做的事情,到老总是会回忆的。

    我在家里帮着做事,又要上山砍柴,一天到晚,也帮忙的。偶或有了闲工夫,我总忘不了读书,把外祖父教过我的几本书,从头至尾,重复的温习。描红纸写完了,祖父给我买了几本黄表纸钉成的写字本子,又买了一本木版印的大楷字帖,教我临摹,我每天总要写上一页半页。只是画画。仍是背着人的,写字本上的纸,不敢去撕了,找到了一本祖父记帐的旧帐簿,把账簿拆开,页数倒是挺多,足够我画一气的,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十一岁那年,家里因为粮食不够吃,租了人家十几亩田,种上了,人力不够,祖父出的主意,养了一头牛。祖父叫我每天上山,一边牧牛,一边砍柴,顺便检点粪,还要带着我二弟纯松一块儿去,由我照看,免得他在家碍手碍脚耽误母亲做事。祖母担忧我身体不太好,听了算命瞎子的话,说:“水星照命,孩子多灾,防防水星,就能逢凶化吉。”买了一个小铜铃,用红头绳系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阿芝!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儿的牧牛砍柴,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由远而近,知道你们回来了,煮好了饭,跟你们一块儿吃。”我母亲又取来一块小铜牌,牌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和铜铃系在一起,说:“有了这块牌,山上的豺狼虎豹,妖魔鬼怪,都不敢近身的。”可惜这个铜铃和这块铜牌,在民国初年,家乡兵乱时去失了。后来我特地另做了一份小型的,系在裤带上,我还刻过一方印章,自称“佩铃人”。又题过一首画牛的诗道:“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东复东,身上铃声慈母意,如今亦作听铃翁。”这都是纪念我祖母和母亲当初待我的一番苦心的。

    我每回上山,总是带着书本的,除了看牛和照顾我二弟以外,砍柴检粪,是应做的事,温习旧读的几本书,也成了日常的功课。有一天,尽顾着读书,忘了砍柴,到天黑回家,柴没砍满一担,粪也检得很少,吃完晚饭,我又取笔写字。祖母别不住了,对我说:“阿芝!你父亲是我的独生子,没有哥哥弟弟,你母亲生了你,我有了长孙了,真把你看作夜明珠,无价宝似的。以为我们家,从此田里地里,添了个好掌作,你父亲有了个好帮手哪!你小时候多病,我和你母亲,急成个什么样子,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哪一种辛苦没有受过!现在你能砍柴了,家里等着烧用,你却天天只管写字,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难道说,你捧了一本书,或是拿着一枝笔,就能饱了肚子吗?唉!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我听了祖母的话,知道她老人家是为了家里贫穷,盼望我多费些力气,多帮助些家用,怕我尽顾着读书写字,把家务耽误了。从此,我上山虽仍带了书去,总把书挂在牛犄角上,等检足了粪,和满满的砍足了一担柴之后,再取下书来读。我在蒙馆的时候,“论语”没有读完,有不认识的字和不明白的地方,常常趁放牛之便,绕道到外祖父那边,去请问他。这样,居然把一部“论语”,对付着;读完了。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我十二岁。我们家乡的风俗,为了家里做事的人手男孩子很小就娶亲,把儿媳妇接过门来交拜天地、祖宗、家长、名目叫做“拜堂”。儿媳妇的岁数,总要比自己的孩子略为大些,为的是能够帮着做点事。等到男女双方,都长大成人了,再拣选一个“好日子”,合卺同居,名目叫做“圆房”,在已经拜堂还没曾圆房之时,这位先进门的儿媳妇,名目叫做“童养媳”,乡里人也有叫做“养媳妇”的。在女孩子的娘家,因为人口多,家景不好,吃喝穿着,负担不起,又想到女大当嫁,早晚是夫家的人,早些嫁过去,倒省掉一条心,所以也就很小让她过门。不过这都是小门小户人家的穷打算,豪门世族是不多见的。听说,这种风俗,时无分古今,地无分南北,从古如此,遍地皆然,那么,不光是我们湘潭一地所独有的了。那年正月二十一日,由我祖父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作主,我也娶了亲啦!我妻娘家姓陈,名叫春君,她是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比我大一岁。她是我的同乡,娘家的光景,当然不会好的,从小就在家里操作惯了,嫁到我家当童养媳,帮助我母亲煮饭洗衣,照看小孩,既勤恳,又耐心。有了闲暇,手里不是一把剪子,就是一把铲子,从早到晚,手不休脚不停的,里里外外,跑出跑进。别着她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岁,倒是料理家务的一把好手。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夸她能干,非常喜欢她。我也觉得她好得很,心里乐滋滋的。只因那时候不比现在开通,心里的事,不肯露在脸上,万一给人家闲话闲语,说是“疼媳妇”,那就怪难为情的了。所以我和她,常常我看看她,她看看我,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而已。

    我娶了亲,虽说还是小孩子脾气,倒也觉得挺高兴。不料端阳节那天,我祖父故去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想起了祖父用炉钳子划着炉灰教我识字,用黑羊皮袄围抱了我在他怀里暖睡,早送晚接的陪我去上学,这一切情景,都在眼前晃漾。心里头的难过,到了极点,几乎把这颗心,在胸膛子里,要往外蹦出来了。越想越伤心,眼睛鼻子,一阵一阵的酸痛,眼泪止不住了,像泉水似的直往下流。足足的哭了三天三宵,什么东西,都没有下肚。祖母原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天天在哭泣,看见我这个样子,抽抽噎噎的,反而来劝我:“别这么哭了!你身体单薄,哭坏了,怎对得起你祖父呢!”父亲母亲也得含着两泡眼泪,对我说:“三天不吃东西,怎么能顶得下去?祖父疼你,你是知道的,你这样糟踏自己身体,祖父也不会心安的。”他们的话,都有理,只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仍是哭个不停。后来哭得累极了,纔呼呼地睡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不幸之事。当时我们家,东凑西挪,能够张罗得出的钱,仅仅不过六十千文,合那时的银圆价,也就是六十来块钱。没有法子,穷人不敢往好处想,只能尽着这六十千文钱,把我祖父身后的大事,从棺殓到埋葬,总算对付过去了。

    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我十三岁。二年(丙子·一八七六),我十四岁。这两年,在我祖父故去之后,经过这回丧事,家里的光景,更显得窘迫异常。田里的事情,只有我父亲一人操作,也显得劳累不堪。母亲常对我说:“阿芝呀!我恨不得你们哥儿几个,快快长大了,身长七尺,能够帮助你父亲,糊得住一家人的嘴啊!”我们家乡,煮饭是烧柴灶的,我十三岁那年,春夏之交,雨水特多,我不能上山砍柴,家里米又吃完了只好掘些野菜用积存的干牛粪煨着吃,柴灶好久没用,雨水灌进灶内,生了许多青蛙,灶内生蛙,可算得一桩奇闻了。我母亲支撑这样一个门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十四岁那年,母亲又生了我四弟纯培,号叫云林。我妻春君帮着料理家务,侍奉我祖母和我父亲母亲煮饭洗衣和照看我弟弟,都由她独自担当起来。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祖父在世之时,我不过砍砍柴,牧牧牛检检粪,在家里打打杂田里的事,一概没有动手过。此刻父亲对我说:“你岁数不小了,学学田里的事吧!”他就教我扶犁。我学了几天,顾得了犁,却顾不了牛,顾着牛,又顾不着犁了,来回的折磨,弄得满身是汗,也没有把犁扶好。父亲又叫我跟着他下田,插秧耘稻,整天的弯着腰,在水田里泡,比扶犁更难受。有一次,干了一天,够我累的,傍晚时候,我坐在星斗塘岸边洗脚,忽然间,脚上痛得像小钳子乱铗,急忙从水里拔起脚来一看,脚趾头上已出了不少的血。父亲说:“这是草虾欺侮了我儿啦!”星斗塘里草虾很多,以后我就不敢在塘里洗脚了。

    光褚三年(丁丑·一八七七),我十五岁。父亲看我身体弱,力气小,田里的事,实在累不了,就想叫我学一门手艺,预备将来可以餬口养家。但是,究竟学哪一门手艺呢?父亲跟我祖母和我母亲商量过好几次,都没曾决定出一个准主意来。那年年初,有一个乡里人那称他为“齐满木匠”的,是我的本家叔祖,他的名字叫齐仙佑,我的祖母,是他的堂嫂,他到我家来,向我祖母拜年。我父亲请他喝酒。在喝酒的时候,父亲跟他说妥,我去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手艺。隔了几天,拣了个好日子,父亲领我到仙佑叔祖的家里,行了拜师礼,吃了进师酒,我就算他的正式徒弟了。仙佑叔祖的手艺,是个粗木作,又名大器作,盖房子立木架是本行,粗糙的桌椅床凳和种田用的犁耙之类,也能做得出来。我就天天拿了斧子锯子这些东西,跟着他学。刚过了清明节,逢到人家盖房子,仙佑叔祖带了我去给他们立木架,我力气不够,一根大檩子,我不但抗不动,扶也扶不起,仙佑叔祖说我太不中用了,就把我送回家来。父亲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千恳万托的求他收留,他执意不肯,只得罢了。

    我在家里,耽了不到一个月。父亲托了人情,又找到了一位粗木作的木匠,名叫齐长龄,领我去拜师。这位齐师傅,也是我们远房的本家,倒能体恤我,看我力气差得很,就说:“你好好的练罢!什么事都是练出来的,常练练,就能把力气练出来了。”记得那年秋天我跟着齐师傅做完工回来,在乡里的田塍上,远远的看见对面过来三个人,肩上有的背了木箱,有的背着很坚实的粗布大口袋,箱里袋里装的,也都是些斧锯钻凿这一类的家伙,一看就知道是木匠,当然是我们的同行了,我并不在意。想不到走到近身,我的齐师傅垂下了双手,侧着身体,站在旁边,满面堆着笑意,问他们好。他们三个人,却倨傲得很,略微的点了一点头,爱理不理的搭讪着:“从哪里来?”齐师傅很恭敬的答道:“刚给人家做了几件粗糙家具回来”。交谈了不多几句话,他们头也不回的走了。齐师傅等他们走远,才拉着我往前走。我觉得很诧异,问道:“我们是木匠,他们也木匠,师傅为什么要这样恭敬?”齐师傅拉长了脸说:“小孩子不懂得规矩!我们是大器作,做的是粗活,他们是小器作,做的是细活。他们能做精致小巧的东西,还会雕花,这种手艺,不是聪明人,一辈子也学不成的,我们大器作的人,怎敢和他们并起并坐呢?”我听了,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他们能学,难道我就学不成!”因此,我就决心要去学小器作了。

  四、从雕花匠到画匠(一八七八——一八八九)

    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我十六岁。祖母因为大器作木匠,非但要用很大力气,有时还要爬高上房,怕我干不了。母亲也顾虑到,万一手艺没曾学成,先弄出了一身的病来。她们跟父亲商量,想叫我换一行别的手艺,照顾我的身体,能够轻松点的才好。我把愿意去学小器作的意思,说了出来,他们都认为可以,就由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名叫周之美的,要领个徒弟。这是好机会,托人去说,一说就成功了。我辞了齐师傅。到周师傅那边去学手艺。这位周师傅,住在周家洞,离我们家,也不太远,那年他三十八岁。他的雕花手艺,在白石铺一带,是很出名的,他用平刀法,雕刻人物,尤其是他的绝技。我跟着他学,他肯耐心地教。说也奇怪,我们师徒二人,真是有缘,处得非常之好。我很佩服他的本领,又喜欢这门手艺,学得很有兴味。他说我聪明,肯用心,觉得我这个徒弟,比任何人都可爱。他是没有儿子,简直的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看待。他又常常对人说:“我这个徒弟,学成了手艺,一定是我们这一行的能手,我做了一辈子的工,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就靠在他的身上啦!”人家听了他的话,都说周师傅名下有个有出息的好徒弟,后来我出师后,人家都很看得起,这是我师傅提拔我的一番好意,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

    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我十七岁。六年(庚辰·一八八○),我十八岁。七年(辛巳·一八八一),我十九岁。照我们小器作的行规,学徒期是三年零一节,我因为在学徒期中,生了一场大病,耽误了不少日子,所以到十九岁的下半年,才满期出师。我生这场大病,是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病得非常危险,又吐过几口血,只剩得一口气了。祖母和我父亲,急得没了主意直打转。我母亲恰巧生了我五弟纯隽,号叫佑五,正在产期,也急得东西都咽不下口。我妻陈春君,嘴里不好意思说,背地里淌了不少的眼泪。后来请到了一位姓张的大夫,一剂“以寒伏火”的药,吃下肚去,立刻就见了效,连服几剂调理的药,病就好了。病好之后,仍到周师傅处学手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师傅看我手艺学得很不错,许我出师了。出师是一桩喜事,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祖母跟我父亲母亲商量好,拣了一个好日子,请了几桌客,我和陈春君“圆房”了,从此,我和她才是正式的夫妻。那年我是十九岁,春君是二十岁。

    我出师后,仍是跟着周师傅出外做活。雕花工是计件论工的,必须完成了这一件,才能去做那一件。周师傅的好手艺。白石铺附近一百来里地的范围内,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因此,我的名字,也跟着他,人人都知道了。人家都称我“芝木匠”,当着面,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因家里光景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我母亲。母亲常常笑着说:“阿芝能挣钱了,钱虽不多,总比空手好得多。”那时,我们师徒常去的地方,是陈家垄胡家和竹黎家。胡黎两姓,都是有钱的财主人家,他们家里有了婚嫁的事情,男家做床橱,女家做妆奁,件数做得很多,那是由我们师徒去做的。有时师傅不去,就由我一人单独去了,还有我的本家齐伯常的家里,我也是常去的。伯常名叫敦元,是湘潭的一位绅士,我到他家,总在他们稻谷仓前做活,和伯常的儿子公甫相识。论岁数,公甫比我小得多,可是我们很谈得来,成了知己朋友。后来我给他画了一张秋姜馆填词图,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道:“稻梁仓外见君小,草莽声中并我衰。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应作蠹鱼来。”就是记的这件事。

    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更是陈陈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我以为这些老一套的玩艺儿,雕来雕去,雕个没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我就想法换个样子,在花篮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等花木。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勾摹出来,都是些历史故事。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加些布景,构成图稿。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得到的,造出许多新的花样,雕成之后,果然人都夸奖说好。我高兴极了,益发的大胆创造起来。那时,我刚出师不久,跟着师傅东跑西转,倒也一天没有闲过。只因年纪还轻,名声不大,挣的钱也就不会太多。家里的光景,比较头二年,略为好些,但因历年积迭的亏空,短时间还弥补不上,仍显得很不宽裕。我妻陈春君一面在家料理家务,一面又在屋边空地,亲手种了许多蔬菜,天天提了木桶,到井边汲水。有时肚子饿得难受,没有东西可吃,鱿喝点水,算是搪搪饥肠。娘家来人问她;“生活得怎样?”她总是说:“很好!”不肯露出丝毫穷相。他真是一个挺得起脊梁顾得住面子的人!可是我们家的实情,瞒不过隔壁的邻居们,有一个惯于挑拨是非的邻居女人,曾对春君说过:“何必在此吃辛吃苦,凭你这样一个人,还找不到有钱的丈夫!”春君笑着说:“有钱的人,会要有夫之妇?我只知命该如此,你也不必为我妄想!”春君就是这样甘熬穷受苦,没有一点怨言的。

    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我二十岁。仍是肩上背了个木箱,箱里装着雕花匠应用的全套工具,跟着师傅,出去做活。在一个主顾家中,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初二三集,可惜中间短了一本。虽是残缺不全,但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逐步指说,非常切合实用。我仔细看了一遍,才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实在要不得,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较起真来,似乎都有点小毛病,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检到了一件宝贝,就想从头学起,临它个几十遍。转念又想: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买新的,湘潭没处买,长沙也许有,价码可不知道,怕有也买不起。只有先借到手,用早年勾影电公像的方法,先勾影下来,再仔细琢磨。想准了主意,就向主顾家借了来,跟母亲商量,在我挣来的工资里,匀出些钱,买了点薄竹纸和颜料毛笔,在晚上收工回家的时候,用松油柴火为灯,一幅一幅的勾影。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钉成了十六本。从此,我做雕花木活,就用“芥子园画谱”做根据,花样既推陈出新,不是死板板的老一套,画也合乎规格,没有不相匀称的毛病了。

    我雕花得来的工资,贴补家用,还是微薄得很。家里缺米少柴的,时常闹着穷。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竟天的愁眉不展。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我是个长子,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的人,不另想想办法,实在看不下去。只得在晚上闲暇之时,匀出功夫,凭我一双手,做些小巧玲珑的玩艺儿,第二天一清早,送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许了他们一点利益,托他们替我代卖。我常做的,是一种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用牛角磨光了,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用起来很方便,买的人倒也不少。大概两三个晚上,我能做成一个,除了给杂货店掌柜二成的经手费以外,每个我还能得到一斗多米的钱。那时,乡里流行的,旱烟吸叶子烟,水烟吸条丝烟。我旱烟水烟,都学会吸了,而且吸得有了瘾。我卖掉了自己做的牛角烟盒子,吸烟的钱,就有了着落啦,连烧料烟嘴的旱烟管,和吸水烟用的铜烟袋,都赚了出来。剩余的钱,给了我母亲,多少济一些急,但是还救不了根本的穷,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光绪九年(癸未·一八八三),我二十一岁。那年,春君怀了孕,怀的是头一胎。恰巧家里缺柴烧,我们星斗塘老屋,后面是靠着紫云山,她拿了把厨刀,跑到山上去砍松枝。她这时,快要生产了,拖着笨重的身子,上山很费力,就用两手在地上爬着走,总算把柴砍得了,拿回来烧。到了九月,生了个女孩,这是我们的长女,取名菊如,后来嫁给了姓邓的女壻。我在早先上山砍柴时候,交上一个朋友,名叫左仁满,是白石铺胡家垄的人,离我们家很近。他岁数跟我差不多,我学做木匠那年,他也从师学做篾匠手艺,他出师比我早几个月,现在我们都长大了,他也娶了老婆,有了孩子,我们歇工回来,仍是常常见面,交情倒越交越深。他学成了一手编竹器的好手艺,家庭负担比较轻,生活上比我略微好一些。他是喜欢吹吹弹弹的,能拉胡琴,能吹笛子,能弹琵琶,能打板鼓。还会唱几句花鼓戏,几段小曲儿。我们常在一起玩,他吹弹拉唱,我就画画写字。有时他叫我教他画画,他也教我弹唱。乡里有钱的人,常往城里跑,去找玩儿的,我们是穷孩子出身,闲暇时候,只能做这样不化钱的消遣。我后来喜欢听戏,也会唱几支小曲,都是那时受了左仁满的影响。

    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我二十二岁。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我二十三岁。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我二十四岁。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我二十五岁。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我二十六岁。这五年,我仍是做着雕花活为生,有时也还做些烟盒子一类的东西。我自从有了一部自己勾影出来的“芥子园画谱”,翻来覆去的临摹了好几遍,画稿积存了不少。乡里熟识的人知道我会画,常常拿了纸,到我家来请我画。在雕花的主顾家里,雕花活做完以后,也有留着;我不放我走,请我画的,凡是请我画的,多少都有点报酬,送钱的也有,送礼物的也有。我画画的名声,跟做雕花活的名声,一样的在白石铺一带传开了去。人家提到了芝木匠,都说是画得挺不错。我平日常说:“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我早先画过雷公像,那是小孩子的淘气。闹着着玩的。知道了雷公是虚造出来的,就此不画了。但是我画人物,却喜欢画古装,这是“芥子园画谱”里有的,古人确是穿着过这样衣服,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我就照它画了出来。我的画在乡里出了点名,来请我画的,大部份是神像功对,每一堂功对,少则四幅,多的有到二十幅的。画的是玉皇、老君、财神、火神、灶君、阎王、龙王、灵官、雷公、电母、雨师、风伯、牛头、马面和四大金刚、哼哈二将之类。这些位神仙圣佛,谁都没见过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不喜欢画的,因为画成了一幅,他们送我一千来个钱,合银元块把钱,在那时的价码,不算少了,我为了挣钱吃饭,又却不过乡亲们的面子,只好答应下来,以意为之。有的画成一团和气,有的画成满脸煞气。和气好画,可以采用“芥子园”的笔法。煞气可麻烦了,决不能都画成雷公似的,只得在熟识的人中间,挑选几位生有异相的人,作为蓝本,画成以后,自己看着,也觉可笑。我在枫林亭上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生得怪头怪脑的,现在虽说都已长大了,面貌究竟改变不了多少,我就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偷偷地都把他们画上去了。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的正月,我母亲生了我六弟纯楚,号叫宝林。我们家乡,把最小的叫做“满”,纯楚是我最小的兄弟,我就叫他满弟。我母亲一共生了我弟兄六人,又生了我三个妹妹,我们家,连同我祖母,我父亲母亲,和春君,我的长女菊如,老老小小,十四口人了。父亲同我二弟纯松下田耕作,我在外边做工,三弟纯藻在一所道士观里给人家烧煮茶饭,别的弟妹,大一些的,也牧牛的牧牛,砍柴的砍柴,倒是没有一个闲着的。祖母已是七十七岁的人,只能在家里看看孩子,做些轻微的事情。春君整天忙着家务,忙里偷闲,养了一羣鸡鸭,又种了许多瓜荳蔬菜,有时还帮着我母亲纺纱织布。她夏天纺纱,总是在葡萄架下阴凉的地方,我有时回家,也喜欢在那里写字画画,听了她纺纱的声音,觉得聒耳可厌。后来我常常远游他乡,老来回忆,想听这种声音,已是不可再得。因此我前几年写过一首诗道:“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我母亲纺纱织布,向来是一刻不闲。尤其使她为难的,是全家的生活重担,都由她双肩挑着,天天移东补西,调排用度,把这点微薄的收入,糊住十四个嗷嗷待哺的嘴,真够她累心累力的。

    三弟纯藻,也是为了糊住自己的嘴,多少还想挣些钱来,贴补家用,急于出外做工。他托了一位远房本家,名叫齐铁珊的,荐到一所道士观中。给他们煮饭打杂。齐铁珊是齐伯常的弟弟,我的好朋友齐公甫的叔叔,他那时正同几个朋友,在道士观内读书。我因为三弟的缘故,常到道士观去闲聊,和铁珊谈得很投机。我画神像功对,铁珊是知道的,每次见了我面,总是先问我:“最近又画了多少,画的是什么?”我做雕花活,他倒不十分关心,他好像专门关心我的画。有一次,他对我说:“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我也素知这位萧芗陔的大名,只是没有会见过,听了铁珊这么一说,我倒动了心啦。不多几天,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一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侄俩,代我去说,愿意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合,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他家去,正式拜师。这位萧师傅,名叫传鑫,芗陔是他的号,住在朱亭花钿,离我们家有一百来里地,相当的远。他是纸扎匠出身,自己发奋用功,经书读得烂熟,也会做诗,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也是个画像名手,家住在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的得意手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白。我对于文少可,也很佩服,只是没有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

 那年冬天,我到赖家垄衙里去做雕花活。赖家垄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地,路程不算近,晚上就住在主顾家里。赖家垄在佛祖岭的山脚下,那边住的人家,都是姓赖的。衙里是我们家乡的土话,就是聚族而居的意思。我每到晚上,照例要画画的,赖家的灯火,比我家里的松油柴火,光亮得多,我就着灯盏画了几幅花鸟,给赖家的人看见了,都说:“芝师傅不是光会画神像功对的,花鸟也画的生动得很。”于是就有人来请我给他女人画鞋头上的花样,预备画好了去绣的。又有人说:“我们请寿三爷画个帐檐,往往等了一年半载,还没曾画出来,何不把我们的竹布取回来,就请芝师傅画画呢?”我光知道我们杏子坞有个绅士,名叫马迪轩,号叫少开,他的连襟姓胡,人家都称他寿三爷,听说是竹韶塘的人,离赖家垄不过两里多地,他们所说的,大概就是此人。我听了他们的话,当时却并未在意。到了年底,雕花活没有做完,留着明年再做,我就辞别了赖家,回家过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我二十七岁。过了年,我仍到赖家垄去做活。有一天,我正在雕花,赖家的人来叫我,说:“寿三爷来了,要见见你!”我想:“这有什么事呢?”但又不能不去。见了寿三爷,我照家乡规矩,叫了他一声“三相公”。寿三爷倒也挺客气,对我说:“我是常到你们杏子坞去的,你的邻居马家,是我的亲戚,常说起你:人很聪明,又能用功。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从没有见到过,今天在这里遇上了,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又问我:“家里有什么人?读过书没有?”还问我:“愿不愿再读读书,学学画?”我一一的回答,最后说:“读书学画,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你如愿意的话等这里的活做完了,就到我家来谈谈!”我看他对我很诚恳,也就答应了。

    这位寿三爷,名叫胡自倬,号叫沁园,又号汉槎。性情很慷慨,喜欢交朋友,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他目己能写汉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做诗也做得很清丽。他家附近,有个藕花池,他的书房就取名为“藕花吟馆”,时常邀集朋友,在内举行诗会,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说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他们韶塘胡姓,原是有名的财主,但是寿三爷这一房,因为他提倡风雅,素广交游,景况并不太富裕,可见他的人品,确是很高的。我在赖家垄完工之后,回家说了情形,就到韶塘胡家。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到的人很多。寿三爷听说我到了,很高兴,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这位老夫子,名叫陈作埙,号叫少蕃,是上田的人,学问很好,湘潭的名士。吃饭的时候,寿三爷又问我:“你如愿意读书的话,就拜陈老夫子的门吧!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我说:“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就是穷……”话还没说完,寿三爷拦住了我,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卖画养家!你的画,可以卖出钱来,别担忧!”我说:“只怕我岁数大了,来不及。”寿三爷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陈老夫子也接着说:“你如果愿意读书,我不收你的学俸钱。”同席的人都说:“读书拜陈老夫子,学画拜寿三爷,拜了这两位老师,还怕不能成名!”我说:“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我是感激不尽。”寿三爷说:“别三相公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当下,就决定了。吃过了午饭,按照老规矩,先拜了孔夫子,我就拜了胡陈二位,做我的老师。

    我拜师之后,就在胡家住下。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单名叫作“璜”,又取了一个号,叫作“濒生”,因为我住家与白石铺相近,又取了个别号,叫做“白石山人”,预备题画所用。少蕃师对我说:“你来读书,不比小孩子上蒙馆了,也不是考秀才赶科举的,画画总要会题诗纔好,你就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这部书,雅俗共赏,从浅的说,入门很容易,从深的说,也可以钻研下去,俗话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做,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诗的一道,本是易学难工,你能专心用功,一定很有成就。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事的难不难,就看你约有心没心了!”从那天起,我就读“唐诗三百首”了。我小时候读过“千家诗”,几乎全部都能背出来,读了“唐诗三百首”,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读得很有味。只是我识字不多,有很多生字,不容易记熟,我想起一个笨法子,用同音的字,注在书页下端的后面,温习时候,一看就认得了。这种法子,我们家乡叫作“白眼字”,初上学的人,常有这么用的。过了两个来月,少蕃师问我:“读熟几首了?”我说:“差不多都读熟了。”他有些不信,随意抽问了几首,我都一字不遗的背了出来。他说:“你的天分,真了不起!”实在说来,是他的教法好,讲了读,读了背,背了写,循序而进,所以读熟一首,就明白一首的意思,这样既不会忘掉,又懂得好处在哪里。“唐诗三百首”读完之后,接着读了“孟子”。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看看“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我觉得这样的读书,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

    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沁园师常对我说:“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手要熟。立意、布局,用笔,设色,式式要有法度,处处要合规矩,纔能画成一幅好画。”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叫我仔细观摹。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叫我跟他学画山水。这位谭先生,单名一个“溥”字,别号瓮塘居士,是他的朋友。我常常画了画,拿给沁园师看,他都给我题上了诗。他还对我说:“你学学做诗吧!光会画,不会做诗,总是美中不足。”那时正是三月天气,藕花吟馆前面,牡丹盛开。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赏花赋诗,他也叫我加入。我放大了胆子,做了一首七绝,交了上去,恐怕做得太不象样,给人笑话,心里有些跳动。沁园师看了,即面带笑容,点着头说:“做得还不错!有寄托。”说着,又念道:“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这两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谭的甘字韵,也押得很稳。”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大家看了,都说:“濒生是有聪明笔路的,别看他根基差,却有性灵。诗有别才,一点儿不错!”这一炮,居然放响,是我料想不到的。从此,我摸索得了做诗的诀窍,常常做了,向两位老师请教。当时常在一起的,除了姓胡的几个人,其余都是胡家的亲戚,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人,不是胡家的亲故,他们倒都跟我处得很好。他们大部份是财主人家的子弟,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比我的家景,总要强上十倍,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那年七月十一日,春君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长子,取名良元,号叫伯邦,又号子贞。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想起了家里的光景,决不能像在胡家认识的一般朋友的胸无牵挂。干雕花手艺,本是很费事的,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把身子困住了,别的事就不能再做。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有闲暇就画。没闲暇就罢,画起来,也比雕花省事得多。就觉得沁园师所说的“卖画养家”这句话,确实是既方便,又实惠。那时照相还没盛行。画像这一行手艺,生意是很好的。画像,我们家乡叫做描容,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有钱的人,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玩玩,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留作纪念。我从萧芗陔师傅和文少可那里,学会了这行手艺,还没有给人画过,听说画像的收入,比画别的来得多,就想开始干这一行了。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到处给我吹嘘,韶塘附近一带的人,都来请我去画,一开始,生意就很不错。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价码不算大少,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往往在画像之外,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甚至叫我画幅中堂,画堂屏条,算是白饶。好在这些东西,我随便画上几笔,倒也并不十分费事。我们湘潭风俗,新丧之家,归女们穿的孝衣,都把袖头翻起,画上些花样,算做装饰。这种零碎玩艺儿,更是画遗容时必须附带着画的,我也总是照办了。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而且还省事,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五、诗画篆刻渐渐成名(一八九○——一九○一)

    光褚十六年(庚寅·一八九○),我二十八岁。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我二十九岁。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我三十岁。十九年(癸已·一八九三),我三十一岁。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我三十二岁。这五年,我仍靠着卖画为生,来往于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在我刚开始画像的时候,家景还是不很宽裕,常常为了灯盏缺油,一家子摸黑上床。有位朋友黎丹,号叫雨民,是沁园师的外甥,到我家来看我,留他住下,夜无油橙,烧了松枝,和他谈诗。另一位朋友王训,也是沁园师的外甥,号叫仲言,他的家里有一部白香山“长庆集”,我借了来,白天没有闲暇,只有晚上回了家,纔能阅读,也因家里没有灯油,烧了松柴,借着柴火的光亮,对付着把它读完。后来我到了七十岁时,想起了这件事,做过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说:“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没有读书的环境,偏有读书的嗜好,你说,穷人读一点书。容易不容易?

    我三十岁以后,画像画了几年,附近百来里地的范围以内,我差不多跑遍了东西南北。乡里的人,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说我画的画,比雕的花还好。生意越做越多,收入也越来越丰,家里靠我这门手艺,光景就有了转机。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毛,到这时纔慢慢的放开了。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枝笔,从前我说过,摇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我知道祖母是说的高兴话,就画了几幅画,挂在屋里,又写了一张横幅,题了“甑屋”两个大字,意思是:“可以吃得饱啦,不致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那时我已并不专搞画像,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人家叫我画的很多,送我的钱,也不比画像少。尤其是仕女,几乎三天两朝有人要我画的,我常给他们画些西施,洛神之类。也有人点景要画细致的,像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等,他们都说我画得很美,开玩笑似的叫我“齐美人”。老实说,我那时画的美人,论笔法,并不十分高明,不过乡人光知道表面好看,家乡又没有比我画得好的人,我就算独步一时了。常言这:“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他们这样抬举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得很。但是,也有一批势利鬼,看不起我是木匠出身,画是要我画了,却不要题款。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题风雅画。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觉得很可笑,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只是为了挣钱吃饭,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他们既不少给我钱,题不题款,我倒并不在意。

    我们家乡,向来是没有裱画铺的,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在四乡各处,来来往往,应活做工,萧芗陔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人。我在沁园师家读书的时候,沁园师曾把萧师傅闹到家里,一方面叫他裱画,一方面叫大公子仙逋,跟他学做这门手艺。特地匀出了三间大厅,屋内中间,放着一张尺码很长很大的红漆桌子,四壁墙上,钉着平整干净的木板格子,所有轴干、轴头、别子、绫绢、丝绦、宣纸、以及排笔、浆糊之类,置备得齐齐备备,应有尽有。沁园师对我说:“濒生,你也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会了,装裱自己的东西,就透着方便些。给人家做做活,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同仙逋,跟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的手续,都学会了。乡里裱画,全绫挖嵌的很少,讲究的,也不过“绫栏圈”、“绫镶边”而已,普通的那是纸裱。我反复琢磨,认为不论绫裱纸裱,关键全在托纸,托得匀整平贴,挂起来,纔不会有卷边抽缩,弯腰驼背等毛病。比较难的,是旧画揭裱。揭要揭得原件不伤分毫,裱要裱得清新悦目,遇有残破的地方,更要补得天衣无缝。一般裱画,只会裱新的,不会揭裱旧画,萧师傅是个全才,裱新画是小试其技,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我跟他学了不少日子,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

    我三十二岁那年,二月二十一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次子,取名良黼,号叫子仁。我自从在沁园师家读书以后,由于沁园师的吹嘘,朋友们的介绍,认识的人,渐渐地多了。住在长塘的黎松安,名培銮,又名德恂,是黎雨民的本家。那年春天,松安请我去画他父亲的遗像,他父亲是上年故去的。王仲言在他们家教家馆,彼此都是熟人,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时候。长塘在罗山的山脚下,杉溪的后面,溪水从自竹来,风景很幽美。那时,松安的祖父还在世。他老先生是会画几笔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都拿了出来给我看,我就临摹了几幅。朋友们知道我和王仲言都在黎松安家,他们常来相叙,仲言发起组织了一个诗会,约定集会地点,在白泉棠花村罗真吾、醒吾弟兄家里。真吾名天用,他的弟弟醒吾名天觉,是沁园师的侄壻,我们时常在一起,都是很相好的。讲实在的话,他们的书底子,都比我强得多,做诗的功夫,也比我深得多。不过那时是科举时代,他们多少有点弋取功名的心理,试场里用得着的是试帖诗,他们为了应试起见,都对试帖诗有相当研究,而且都曾下了苦功揣摹过的。试帖诗虽是工稳妥贴,又要圆转得体,做起来确是不容易,但过于拘泥板滞,一点儿不见生气。我是反对死板板无生气的东西的,做诗讲究性灵,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因此,各有所长,也就各做一派。他们能用典故,讲究声律,这是我比不上的,若说做些陶写性情、歌咏自然的句子,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我们的诗会,起初本是四五个人,随时集在一起,谈诗论文,兼及字画篆刻,音乐歌唱,倒也兴趣很浓。只是没有一定日期,也没有一定规程。到了夏天,经过大家讨论,正式组成了一个诗社,借了五龙山的大杰寺内几间房子,作为社址,就取名为龙山诗社。五龙山在中路铺白泉的北边,离罗真吾、醒吾弟兄所住的棠花村很近。大杰寺是明朝就有的,里边有很多棵银杏树,地方清静幽雅,是最适宜避暑的地方。诗社的主干,除了我和王仲言、罗真吾、醒吾弟兄,还有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一共是七个人,人家称我们为龙山七子。陈茯根名节,板桥人,谭子荃是罗真吾的内兄,胡立三娃沁园师的侄子,都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他们推举我做社长,我怎么敢当呢?他们是世家子弟,学问又比我强,叫我去当头儿,好像是存心跟我开玩笑,我是坚辞不干。王仲言对我说:“濒生,你固执了!我们是论齿,七人中,年纪是你最大,你不当,是谁当了好呢?我们那是熟人,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你还客气什么?”他们都附和王仲言的话,说我客气得无此必要。我没法推辞,只得答允了。社外的诗友,却也很多,常常来的,有黎松安、黎薇荪、黎雨民、黄伯魁、胡石庵、吴刚存等诸人,也都是我们向来极相熟的。只有一个名叫张登寿,号叫仲扬的,是我新认识的。这位张仲扬,出身跟我一样寒微,年轻时学过铁匠,也因自己发愤用功,读书读得很有一点成就,拜了我们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轻学根柢很深,诗也做得非常工稳。乡里的一批势利鬼,背地里仍有叫他张铁匠的。这和他们在我改行以后,依旧叫我芝木匠,是一样轻视的意思。我跟他,都是学过手艺的人,一见面就很亲热,交成了知己朋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我三十三岁。黎松安家里,也组成了一个诗社。松安住在长塘,对面一里来地,有座罗山,俗称罗网山,因此,取名为“罗山诗社”。我们龙山诗社的主干七人,和其它社外诗友,也都加入,时常去做诗应课。两山相隔,有五十来里地,我们跑来跑去,并不嫌着路远,那年,我们家乡遭逢了很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都枯焦得不成样子,秋收是没有把握的了,乡里的饥民,就一群一群的到有钱人家去吃饭。我们家乡的富裕人家,家里都有谷仓,存着许多稻谷,年年吃掉了旧的,再存新的,永远是满满的仓,这是古人所说积谷防饥的意思。可是富裕人家,究属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们,平日糊得上嘴,已不容易,那有力量积存稻谷,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的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并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一群去了,另一群又来,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蒂,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我们这些诗友,恰巧此时陆续的来到黎松安家,本是为了罗山诗社来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细,却造了许多谣言,说是长塘黎家,存谷太多,连一批破靴党(意指不安本分的读书人)都来吃排饭了。

    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迁到南泉黎雨民的家里。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这其间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的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这些花笺,是濒生辛幸苦苦造成的。我们写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用,不要写错。随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对不起濒生煞夜的辛苦!”说起这花笺,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不过雨民送我的,是写信用的信笺,不是写诗用的花笺。为了谈起造花笺的事,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笺的事来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我三十四岁。我起初写字,学的是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前二年,我在人家画像,遇上了一个从长沙来的人,号称篆刻名家,求他刻印的人很多,我也拿了一方寿山石,请他给我刻个名章。隔了几天,我去问他刻好了没有?他把石头还了给我,说:“磨磨平,再拿来刻!”我看这块寿山石,光滑平整,并没有什么该磨的地方,既是他这么说,我只好磨了再拿去。他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再去问他,仍旧把石头扔还给我,说:“没有平,拿回去再磨磨!”我看他倨傲得厉害,好像看不起我这块寿山石。也许连我这个人,也不在他的眼中。我想:何必为了一方印章,自讨没趣。我气忿之下,把石头拿回来,当夜用修脚刀,自己把它刻了。第二天一早,给那家主人看见,很夸奖的说:“比了这位长沙来的客人刻的,大有雅俗之分。”我虽觉得高兴,但也自知,我何尝懂得篆法刀法呢!我那时刻印,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敢在人前卖弄。朋友中间,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荪等, 1364;都喜欢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一刀一刀的削去,简直是跟了他们,闹着玩儿。

    沁园师的本家胡辅臣,介绍我到皋山黎桂坞家去画像。皋山黎家和长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坞的弟弟薇荪、铁安,都是会刻印章的,铁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请教:“我总刻不好,有什么方法办呢?”铁安笑着说:“南泉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很有至理。我于是打定主意,发愤学刻印章,从多磨多刻这句话上着想,去下功夫了。

    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几天。我刻着印章,刻了再磨,磨了又刻,弄得我住的他家客室,四面八方,满都是泥浆。他还送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刻印的拓片,我很想学他们两人的刀法。只因拓片不多,还摸不到门径。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我三十五岁。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我三十六岁。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有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的进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内,认识了郭葆生(人漳),是个道台班子(有了道台资格还未补到实缺的人)的大少爷。又认识了一位桂阳州的名士夏寿田,号叫午诒,也是一位贵公子。这时松安家新造了一所书楼,名叫诵芬楼,罗山诗社的诗友们,就在那里集会。我们龙山诗社的人,也常去参加。次年,我三十六岁,春君生了个女孩,小名叫作阿梅。黎筱荪的儿子戬斋,交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印谱,说是他父亲从四川寄回来送给我的。前年,黎松安给过我丁黄刻印的拓片,我对于丁黄两家精密的刀法,就有了途轨可循了。

    光褚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扬介绍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做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作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扬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扬,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扬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的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扬,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若怕人家说我拜入王门,是想抬高身分,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扬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头里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来,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那时,黎铁安又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茶陵州的着名绅士谭氏三兄弟,刻他们的收藏印记,这三位都是谭锺麟的公子。谭锺麟做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员。他们三弟兄,大的叫谭延,号组安;次的叫谭恩,号组庚;小的叫谭泽,号瓶斋。我一共给他们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着,倒还过得去。却有一个丁拔贡,名叫可钧的,自称是个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烂,说了不少坏话。谭氏兄弟听了丁拔贡的话,就把我刻的字,统都磨掉,另请这位丁拔贡去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钧,都是摹仿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难道说,他刻的对,我就不对了么?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的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的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二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来很小,这几年,家里添了好多人口,显得更见狭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两银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离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在莲花砦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还有几十亩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价八百两银子,我很想把它承典过来,只是没有这些银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种田的,他愿意典祠堂的祭田,于是我出三百二十两,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两,典种祠堂祭田。事情办妥,我就同了我妻陈春君,带着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莲花塘离余霞岭,有二十来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花祠,取名为百梅书屋。我做过一首诗,说:“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风香径斜,二十里中三尺雪,余霞双屐到莲花。”梅公祠边,梅花之外,还有很多木芙蓉,花开时好像铺着一大片锦绣,好看得很。梅公祠内,有一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到了夏天,绿荫铺阶,凉生几榻,尤其是秋风夜雨,潇潇簌簌,助人诗思。我有句云:“莲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镫雨后思。”这一年我在借山吟馆里,读书学诗,做的诗,竟有几百首之多。

    梅公祠离星斗塘,不过五里来地,并不太远。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他们也常到梅公祠来玩儿。从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内,种的都是荷花,到花盛开之时,在塘边行走,一路香风,沁人心胸。我有两句诗说:“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我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也种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结的莲蓬很多,在塘边用稻草搭盖了一个棚子,嘱咐我两个儿子,轮流看守。那年,我大儿子良元,年十二岁,次儿良黼,年六岁。他们兄弟俩,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卖力气,我见了心里很喜欢。有一天,中午刚过,我到门前塘边闲步,只见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个身体,棚子顶上盖的稻草,又极稀薄,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短衣,汗出的像流水一样。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给太阳晒的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纪,在这毒烈的太阳底下,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叫他道:“良黼,你睡着了吗?”他从睡梦中霍的坐了起来,怕我责备,擦了擦眼泪,对我看看,喘着气,咳了一声嗽。我看他怪可怜的,就叫他跟我进屋去,这孩子真是老实极了。

    光绪二士七年(辛丑·一九○一),我三十九岁。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我就画了一幅借山吟馆图,留作纪念。有人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这位李中书,名叫镇藩,号翰屏,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向来是谁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见我面,却谈得非常之好,而且还彬彬有礼。我倒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样一个有名的狂士,怎么能够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经过打听,原来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是湘绮师的内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经对他说过:“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蔡公这样的抬举我,李翰屏也就对我另眼相看了。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马孺人故去了。我小时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穷苦无奈之时,她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想起了以前种种情景,心理头真是痛如刀割。

 六、五出五归(一九○二——一九二六)

    (一九○二——一九一六),我四十岁。四月初四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第三子,取名良琨,号子如。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箧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顾已足;并不作辽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修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慕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转以颖敏之天实,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的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皱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飓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陕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诗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食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了交给我。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的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进身之阶。张仲飓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飓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飓这样一个热中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三),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三二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

    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弘晨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域,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荃,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燕。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的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等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晢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师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廌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的磨上了资格,将来署个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已。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章的润资,一共有了二千多两食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我在北京临行之时,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着号码,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的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四十岁起至四十七岁止,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我四十二岁。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飓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的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飓,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飓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做成的序文给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做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出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五),我四十三岁。在黎薇家里,见到赵之让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笔钩出,倒和原本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赵擩叔的一体了。我作画,本是画工笔的,到了西安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以前我写字,是学伺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写魏碑,他叫我临摹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时任广西提学使。广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进了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气候,倏忽多变,炎凉冷暖捉摸不定,出去游览,必须把棉夹单三类衣服,带个齐全,才能应付天气的变化。我做过一首诗:“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并不是过甚其辞。

    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时,宝庆人蔡锷,新从日本回国,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看我赋闲无事,托人来说:“巡警学堂的学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边去闹事,想请我在星期那天,去教学生们作画,每月送我薪资三十两银子。”我说:“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这是不去的好。”三十两银子请个教员,在那时是很丰厚的薪资,何况一个月只教四天的课,这是再优惠没有的了。我坚辞不就,人都以为我是个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学画,我也婉辞谢绝。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着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眛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六),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我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祇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观,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的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赶到了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应酬画件,葆生就叫我代为捉刀,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做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西是枫树,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拘之中,风景很是优美。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作“碧纱橱”。布置妥当,于十一月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十二月初七日,大儿媳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长孙,取名秉灵,号叫近衡。因他生在搬进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号移孙。邻居们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来祝贺说:“人兴财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七),我四十五岁。上年在钦州,与郭葆生话别,订约今年再去。过了年,我就动身了。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到了钦州,葆生仍旧叫我教他如夫人学画,兼给葆生代笔。住不多久,随同葆生到了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又往高要县,游端溪,竭包公祠。钦州辖界,跟越南接壤,那年边疆不靖,兵备道是要派兵去巡逻的。我趁此机会,随军到达东兴。这东兴在北仑河北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

    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里的荔枝树,结着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从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画了。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我的画去,这倒可算是一椿风雅的事。还有一位歌女,我捧过她的场,她常常剥了荔枝肉给我吃。我做了一首纪事诗:“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钦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总不免有点游子之思。到了冬月,动身回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八),我四十六岁。罗醒吾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事,叫我到广州去玩玩。我于二月间到了广州,本想小住几天,转道往钦州,醒吾劝我多留些时,我就在广州住下,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求我画的人很少。惟独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龙山诗社七子之一,彼此无话不谈。此番在广州见面,他悄悄地把革命党的内容,和他工作的状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帮他做点事,替他们传递文件。我想,这倒不是难办的事,只须机警地不露破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下也就答允了。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交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把活页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好在这样的传递,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秋间,我父亲来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没有多久,父亲叫我往钦州接我四弟和我长子回家,又动身到了广东。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九),我四十七岁,在广州过了年,正月到钦州,葆生留我住过了夏天,我才带着我四弟和我长子,经广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换乘海轮,直达上海。住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就携同纯培和良元,坐火车往苏州,乘夜去游虎丘。第二天,我们到了南京。我想去见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没有见着。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当时的一位有名书法家。我刻了几方印章,留在他家。在南京,忽忽逛了几处名胜,就坐江轮西行。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九月,回到了家。这是我五出五归末一次回来。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我四十八岁。回家以后,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了二十四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图。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立,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黎薇孙自从四川辞官归来,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馆,沁园师的长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孙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的旧址,张仲飓在里头当教务长,都是熟人。我同薇孙、仲飓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我刻印的刀法,有了变化,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赵撝叔一体之内,薇孙说我古朴耐人寻味。茶陵州的谭氏兄弟,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现在他们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我去补刻了。同时,湘绮师也叫我刻了几方印章。省城里的人,顿时哄传起来,求我刻印的人,接连不断,我曾经有过一句诗:“姓名人识鬓成丝”。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我四十九岁。春二月,听说湘绮师来到长沙,我进省去拜访他,并面恳给我祖母做墓志铭。这篇铭文,后来由我自己动手刻石。谭组安约我到荷花池上,给他们先人画像。他的四弟组庚,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画了一幅遗像。我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这是我近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燕,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号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做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做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做了诗。我不便推辞,只好献丑,过了好多日子,才补做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绝句。诗道:“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我五十岁。二年(癸丑˙一九一三),我五十一岁。我自五出五归以后,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住的茹家新宅,经我连年布置,略有可观。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我五十一岁那年的九月,我把一点微薄的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活。那时,长子良元年二十五岁,次子良辅年二十岁,三子良琨年十二岁。良琨年纪尚小,由春君留在身边,跟随我们夫妇度日。长次两子,虽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独立门户。良元在外面做工,收入比较多些,餬口并不为难。良辅只靠打猎为生,天天愁穷。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双破鞋,手里拿着火笼,还踱到我这边来,坐在柴灶前面,烤着松柴小火,向他母亲诉说窘况。当时我和春君,以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娇,并不在意。不料纔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恸,我也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我五十二岁。雨水节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边,亲手种了三十多株梨树。苏东坡致程全父的信说:“太大则难活,小则老人不能待。”我读了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岁的人了,种这梨树,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没了。但我后来,还幸见它结实,每只重达一斤,而且味甜如蜜,总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种的梨了。夏四月,我的六弟纯楚死了,享年二十七岁。纯楚一向在外边做工,当戊申年他二十一岁时,我曾戏为了他画一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亲母亲,老年丧子,非常伤心,我也十分难过,做了两首诗悼他。纯楚死后没几天,正是端阳节,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给胡沁园师,送信人忽忽回报说: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听了,心里头顿时像小刀子乱扎似的,说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做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衣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这副联语虽说挽的是沁园师,实在是我的自况。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我五十三岁。五年(丙辰˙一九一六),我五十四岁。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几年给他画的石门二十四景图送来,叫我题诗。我看黎薇孙已有诗题在前面,也技痒起来,每景补题了一诗。正在那时,忽得消息,湘绮师故去了,享年八十五岁。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刺激!我专程去哭奠了一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那年,还有一桩扫兴的事,谈起来也是很可气的。我作诗,向来不求藻饰,自主灵性,尤其反对摹仿他人,学这学那,搔首弄姿。但这十年来,喜读宋人的诗,爱他们轻朗闲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时偶用他们的格调,随便哼上几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没有去做全首的诗,所做的不过是断字残联。日子多了,积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诗道:“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无。”做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的太俗了。

七、定居北京(一九一七——一九三六)

    民国六年(丁已·一九一七),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蠡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茍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着见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做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纔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惇曧)、敷庵(惇晏)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辑者按:指本文笔录者张次溪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苦平生。(次溪按:先君墓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飓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不过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就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的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讲到诗的一道,又岂是易事,有人说,自鸣天籁,这天籁两字,是不读书人装门面的话,试问自古至今,究竟谁是天籁的诗家呢?”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分。我认识的科甲中人,也很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觉得物稀为贵。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长短,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做的“题椶树”,有两句说:“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偏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里人避兵在外,尚未回来,茹家宅内,已被抢劫一空。

    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惟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纔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趁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定居北京,以后回来,把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嘱,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湘京,也能时时见面。并说: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觉不很方便,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计。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远隔千里,不能聚首一处,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她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节生的,小名叫做桂子,时年十八岁。原籍四川邓都县转斗桥胡家。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起程之时,我做了一首,中有句云:“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刬难平。”那时,我们家乡,兵匪不分,群盗如毛,我的诗,虽是志感,也是纪实。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镫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带着良琨、秉灵,一同去住。帅府园离东交民巷不远,东交民巷有各国公使馆,附近一带,号称保卫界。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镫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比石镫庵更加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纔住得安定些。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无咎),同乡尹和伯(金阳),在湖南画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学的杨补之,我也参酌他的笔意。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变画法。同乡易蔚儒(宗瓮),是众议院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圆扇,给林琴南看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我的同乡老友黎松安,因他儿子劭西在教育部任职,也来到北京,和我时常见面。

    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记得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兴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当天兰芳叫我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李释堪(宣倜),是教他做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官家里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们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的寒喧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纔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的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夏午贻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阳节,同游莲花池,是清末莲花书院旧址,内有朱藤,十分茂盛。我对花写照,画了一张长幅,住了三天回京。秋返湘潭,重阳到家,父母双亲都康健,心颇安慰。九月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回到北京,秉灵的病好了。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取名良迟,号子长,这是宝珠的头一胎,我的第四儿子。那年宝珠纔二十岁,春君因她年纪尚轻,生了孩子,怕她不善抚育,就接了过来,亲自照料。夜间专心护理,不辞辛劳,孩子饿了,抱到宝珠身边喂乳,喂饱了又领去同睡。冬令夜长,一宵之间,冒着寒威,起身好多次。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不但宝珠知恩,我也感激不尽。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应工艺馆的中日联合会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卖了几幅花卉山水,交他带去。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初八那天,在同族逊园家里,见到我的次女阿梅,可怜四年不见,她憔悴得不成样子。她自嫁到宾氏,同夫婿不很和睦,逃避打骂,时常住在娘家,有时住在娘家的同族或亲戚处。听说她的夫婿,竟发了疯,拿着刀想杀害她,幸而跑得快,躲在邻居家,纔保住性命。她屡次望我回到家乡来住,我始终没有答允她。此番相见,说不出有许多愁闷,我做了两首诗,有句说:“赤绳勿太坚,休误此华年!”我是婉劝她另谋出路,除此别无他法。那时张仲飓已先在省城,尚有旧友胡石庵、黎戬斋等人,阳皙子的胞弟重子,名钧,能写隶书,也在一起。我给他们作画刻印,盘桓了十来天,就回到北京。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学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玛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长孙秉灵,肄业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成绩常列优等,去年病后,本年五月又得了病,于是十一月初一日死了,年十七岁。回想在家乡时,他纔十岁左右,我在借山馆前后,移花接木,他拿着刀凿,跟在我身后,很高兴的帮着我,当初种的梨树,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诗有云:“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秉灵的死,使我伤感得很。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隔着好几天,纔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听说明朝时候,那里是刑人地方。我做的寄萍堂诗,有两句:“马面牛头都见惯,寄萍堂外鬼门关。”当我在三道栅栏迁出之先,陈师曾来,说他要到大连去。不久得到消息:师曾在大连接家信,奔继母丧,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的改变了。他也很虚心的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可以概见我们两人的交谊。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良已,号子泷,小名迟迟。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我六十二岁。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我六十三岁。良琨这几年跟我学画,在南纸铺里也挂上了笔单,卖画收入的润资,倒也不少,足可自立谋生。儿娘张紫环能画梅花,倒也很有点笔力。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的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番,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罗可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恺南听了,笑着对我说:“濒生这几句话,大可以学佛了!”他就跟我谈了许多禅理。二月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省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纔能起坐。当我病亟时,自己忽发痴想:“六十三岁的火坑,从此就算过去了吗?”幸而没有死,又活到了现在。那年,梅兰芳正式跟我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我六十四岁。春初,回南探视双亲,到了长沙,听说家乡一带,正有战事,道路阻不得通。只得折回,从汉口坐江轮到南京,乘津浦车经天津回到北京,已是二月底了。隔不了十几天,忽接我长子良元来信,说我母亲病重,恐不易治,要我汇款济急。我打算立刻南行,到家去看看,听得湘鄂一带,战火弥漫,比了上月,形势更紧,我不能插翅飞去,心里焦急如焚,不得已于十六日汇了一百元给良元。我定居北京以来,天天作画刻印,从未间断,这次因汇款之后,一直没有再接良元来信,心乱如麻,不耐伏案,任何事都停顿下了。到四月十九日,纔接良元来信,说母亲于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巳时故去,享年八十二岁。弥留时还再三的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无法奔丧,只可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飘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我母亲一生,忧患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年轻时,家境困苦,天天为着柴米油盐发愁,里里外外,熬尽辛劳。年将老,我纔得成立,虚名传播,生活略见宽裕,母亲心里高兴了些,体气渐渐转强。后因我祖母逝世,接着我六弟纯俊,我长妹和我长孙,先后夭亡,母亲连年哭泣,哭得两眼眶里,都流出了血,从此身体又见衰弱了。七十岁后,家乡兵匪作乱,几乎没有一天过的安靖日子。我飘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痛心之极。我做了一篇“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没有说得详尽。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来信说我父亲病得非常危险,急欲回家去看看。只因湘鄂两省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要想绕道广东,再进湖南。探听得广东方面,大举北伐,沿途兵军拥挤,亦难通行。心里头同油煎似的,干巴巴的着急。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我猜想消息不一定是好的,眼泪就止不住的直淌下来。急忙拆信细看,我的父亲已于七月初五日申时逝世。当时脑袋一阵发晕,耳朵嗡嗡的直响,几乎晕了过去。也就在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在这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次大故,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我亲到樊樊山那里,求他给我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做赞一篇,按照他的画文润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笔资。我这为子的,对于父母,只尽了这么一点心力,还能算得是个人吗?想起来,心头非旦惨痛,而且也惭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所住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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