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是单休还是双休:试论元末明初青花瓷

作者： 王志军 


“倍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一件上为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对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像耳瓶上的文字款识和各种纹饰，为元代青花瓷器与明代洪武青花瓷器的真实面目及与其后的明代洪武青花瓷器的转承连带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依据（图１）。

近些年来，国内出土了不少带有明确纪年依据的元代青花瓷器，且呈放射状的分布在距江西省景德镇周边数百公里范围之内。

如湖北出土（距景德镇二百四十公里左右）带有元代延礻右己未年（１３１９）买地券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瓶。浙江杭州市（距景德镇三百公里左右）出土的带有元代至元丙子年（１３３６）墓志的青白釉绘青花纹观音像。江西丰城（距景德镇一百八十公里）出土元代至元戊寅年六月（１３３８）铭青花釉里红盖罐和阁楼式瓷仓（图２、３），景德镇出土了带戊子年□□（１３４８）刻铭的青花缠枝灵芝纹罐（图４），江西九江（距景德镇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出土了带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买地券的青花双耳莲座香炉等元代青花民窑瓷器，就是这件“至正十一年象耳龙纹瓶”也是为距景德镇１００多公里远的玉山县信士烧制的。这些瓷器多因系墓中陪葬的冥器，普遍存在着制作水平粗疏、胎体瓷质不精细、釉色不清澈、纹饰比较草率、青花呈色不纯正、烧结温度不高、施釉不均匀等缺陷。只有元代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例外，器高形正、纹饰精美繁缛、釉层清澈、胎质洁白、青花呈色蓝艳，其瓶上纹饰、青花呈色、器型等特征与现藏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一件青花洗口龙纹大瓶十分相似，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珍贵的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多的了解元代青花瓷器的整体面貌。

景德镇青花瓷器始烧年代

应在元代早期，其创烧的萌芽时期更早，元代中期进入青花瓷器的成熟时期，并呈现出多种不同层次水平共同发展的局面。元朝由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在统一蒙古全境后，公推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在灭西夏、金、降服畏兀儿和吐蕃攻占大理后，于１２７６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从目前发现元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佐证的青花瓷器是湖北出土带延礻右己未年（１３１９）买地券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瓶，其距元人入主中土已有四十多年、属元代中期。此瓶体胎质粗糙，施釉不均匀，釉色灰青、青花呈色蓝灰、浓重处结褐斑、青花纹饰熟练草率，所绘的如意云肩纹、缠枝牡丹纹、蕉叶纹和堆塑像首，均显示出制瓷工匠把这些纹饰运用的十分熟练，水平并不亚于其后几十年的其他几件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青花瓷器。虽然证明了从已知的几件元代带纪年款青花瓷器上看出元代民窑青花瓷器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里（１３１９——１３５１）发展十分缓慢，但在烧制中“延礻右己未年青花牡丹纹塔式瓶”之前的很长时间，烧制这件瓷器是窑场应已具备了比较成熟运用青花钴料的技术，并有一定的烧制规模。其作为一件冥器远离烧制它的窑场，无论是作为一件商品或其他用途，都说明了元代青花民窑瓷器经过了一段发展时期，在元代延礻右时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获得了一定的商誉，而这一时期的元代官窑青花瓷器，应正处于发展的成熟时期，并走在民窑前面。

目前元代有明确纪年依据的青花瓷器尚未发现有早于延礻右时期的，但从胎质、青花呈色、器型及底足处理等方面特征尚能找出早于延礻右时期的青花瓷器。

仅从这件青花文字纹碗可以看出，青花瓷器的烧制萌芽时期应在南宋晚期。

碗为浅腹、撇口、板沿唇、饼型足、足墙低矮内敛、足底无釉，碗内外施灰青釉、釉中略有粘砂和釉泡、釉层不均匀；碗内底釉下用青花画一圈锯齿带纹，内书一不可识文字，碗内壁书“李甲大口”四字对称排列，釉下青花呈色灰蓝，浓重处灰黑，青花中散布有灰黑色细小星点，显示出青花钴料淘练不细。（图６、７）

此碗的造型、胎釉、底足处理等特征与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及周边地区烧制的影青瓷如出一辙，证明可早在西亚工匠和钴料输入之间，中国本土的烧瓷艺人们已理解和运用钴料并熟练地把它们表现在瓷器的装饰上，为元代青花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烧制的粗疏说明了青花瓷器在当时并未被人们所重视，或正处于试烧阶段，但若将青花瓷器的烧制年代上推至北宋时期，仍缺乏有力的依据。

青花瓷器的烧制水平若要达到精美程度，必须达到下列条件：

（一）绘画艺术水平的发展成熟。它包括绘画技法向大多数人的普及和绘画艺术表现形式更加通俗图案化；

（二）绘制瓷器的原材料要能完美的表现出制作者和需求者的艺术思想、并能有固定的低成本供给；

（三）制作和烧制的成本不能过高。

在中国唐代烧制的青花瓷器由于不能满足上述几个条件，使其未能延续发展下来（图８）。

从现在发现的唐代青花瓷器上可以看出：

（一）胎土不够洁白和细密，为典型的北方窑场烧制，并在有的瓷器釉下施有化妆土，胎体的烧制温度不高，与景德镇瓷器的瓷化程度尚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容易导致绘制纹饰的颜料在绘制时被胎体吸走，或在烧制时发生晕散。而颗粒较粗、又不很白的胎体是无法完美的表现出青花瓷器的丰韵。

（二）唐代绘画正处于向前发展阶段，绘画的技法和手段尚不完善和普及，无法把绘画艺术和瓷器烧制艺术完美的结合一起，这也是我们见到唐代青花瓷器的造型和纹饰比较单调的因素之一。

（三）唐代青花瓷器的所用钴料来源，目前尚无准确定论，若从西亚而来，则决定了这个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器必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只有所需各种原料保持长期稳定的供应，才能使中国的青花瓷器在延续的发展中得到完善。

多种因素的出现，终于使江西景德镇在元代烧制出了精美的青花瓷器。

元代青花瓷器的成熟期应在至正时期之前的元代中期，其许多青花瓷器被误划入“至正型”范围之中。

江西景德镇自北宋以来，所烧瓷器以青白釉为主，有“饶玉”之美称，在釉下绘图案纹饰者比较少见。

距景德镇很近的“吉州窑”，则有釉下黑褐彩绘图案纹饰，其艺术风格特点与北方的“磁州窑”瓷器十分接近。

两宋时期、正值宋、辽、西夏、金、元交战，大量的北方人民南逃避乱。其中不少窑场的匠人来到了景德镇，繁荣发展了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并使景德镇具备（１）得天独厚的白色高岭土做胎；（２）聚集了掌握了各种制瓷艺术的熟练工人；（３）各种绘画技法已能熟练的运用的制瓷工艺；（４）对钴青原料的采集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５）具有丰富的制瓷原料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在这个时期景德镇的瓷器遗存中，本地原有但并不普遍的釉下铁黑彩在发展中逐渐消失。釉下铜红彩和釉下钴青彩异军突起的发展成熟起来，两者几乎沿着相同的发展轨迹同时出现和发展，如果说青花瓷器的出现决定于外来的钴青料，那釉里红却与外来影响毫无关系，而早期青花瓷器上的纹饰受外来影响很小 ，所以、外来钴青的引入，只是加快青花瓷器完善的进程。

前述南宋时期“李大甲”铭青花碗的出现，证明了在南宋时期国产钴料已经进入了景德镇周边地区的制瓷领域中，并与外来钴青料没有任何联系，外来钴青料的引入，只是把中国青花瓷器的完美发展历程提前了几十年。

上述几件有明确纪年依据的元代青花瓷器无论是冥器还是供器，均散落在景德镇周边数百公里以内的水陆交通便捷之处，自１３１９年至１３５１年间，青花瓷器作为商品，渗入到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按照瓷器烧制的规律和惯例，冥器烧制的水平往往低于同时期一般民用品的水平，与外销和官用的水平差距更大，与御用的水平更是天壤之别。

将这几件青花瓷器按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就会从中发现元代民窑青花瓷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发展缓慢，以至于当“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出现时，人们误以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成熟期在至正时期。而依此划分的“至正型”青花瓷器是不科学的。

“至正型”一说最早根据流散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中的“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铭文内容而将其定为标准器，并把中东地区收藏的许多青花瓷器划归为一类，这一研究理论和划分方法一直延用到今天，并被学者们所接受。

瓷器水平的高低决定于使用者的身份和付出的经济价值，上述几件青花瓷器均系冥器（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除外），且使用者为下层平民，而各个时期中国古代陶瓷作为冥器进入下层平民墓中的多为低水平产品。元代青花瓷器绝不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低迷潜行而到元代至正时期才成熟跃起，成为中国古代陶瓷中一朵鲜艳的奇葩。

如果我们现今仍将美国大维德基金会中一对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仅仅当作划分元代青花瓷成熟时期的标准器，有失于草率。

元朝虽于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灭亡，但针对江西景德镇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自至正十一年五月，江、淮两岸成千上万“短衣草履”的贫苦大众，“齿木为耙、削竹为枪”爆发了“民人尽乱、巾衣皆锋、赤帜蔽野”的元末农民战争。也正因此，我们才得以看到这对违反了元代禁令的青花瓷瓶。

《元史·顺帝志》中有至元二年夏四月时禁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而此对瓶上不仅画有鸾凤纹，还大胆的写上了供奉者的名字，说明了当时浮梁瓷局的管理松懈和混乱。距窑场很远的下层平民已经能用进口青料、并聘请窑场中的专业画师画出近似官用图案的瓷器供自己使用。

随着当时江、淮等地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的爆发，此时的景德镇即使烧制好了青花瓷器，也无法走昌江、穿鄱阳湖、经长江入京杭大运河、前往元大都了。虽然将元顺帝逐出大都逃往漠北是距此很远的事，但对景德镇烧制的元代青花瓷而言，在至正十一年后戛然而止。

稍后，这些具备了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场仍应为包括朱元璋在内的各路农民起义军服务。而烧瓷工艺、原料（包括进口青料）是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马上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至正时期”始自１３４０年、止于１３６８年，若将２８年间的青花瓷器多种烧制面貌片面界定于某一年间民窑烧制的一件瓷器，有失科学依据。何况在其间大部分时期景德镇已脱离了元朝的行政管辖。而许多被划入“至正型”的青花瓷器明显与事实不符，“至正型”的涵括范围被无意扩大了。

科学的借助多方依据划分元代青花瓷器应将至正元年（１３４０）至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间的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

将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至洪武元年（１３６８）间的青花瓷器定为“前洪武时期”。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以后依其所处的时代而定。

元代青花瓷器在国内有多处发现，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年款，但根据瓷器本身的各种特点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仍能划定界线、缩小范围。

在海外收藏的青花瓷器中涵盖自元代早期到明代早期的多种面貌。

在河北北部、内蒙古（图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新疆、北京（图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等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应多为元代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

在江南和中原等地发现带有元末明初风格的青花瓷器多为至正十一年以后所烧制，尤其在各个明代藩王（图２５）、开国功臣的纪年墓中发现的青花瓷器，对细分各个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像江西省高安地区等地出土的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的青花瓷器，其典型作用是把它们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图２２、２３、２４）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瓶”既是元代青花瓷器的晚歌绝唱，又是元明两代青花瓷器的分水岭。而以前学术界据此对“至正型”的划分，事实上扩大了元代至正时期烧制青花瓷器的实际范围，误把许多至正时期前后烧制的青花瓷器错划入了“至正型”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元明两代青花瓷器被不断发现出来，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和演变过程逐渐清晰起来，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海外遗存元代青花瓷器的再认识

“元代外销青花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其中最精美的现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两个国家里。

中国的外销瓷器始于唐，其他各个朝代均有大量输出。先由主动式长途贩运发展到根据所需方的要求按样生产，并溶入了外来文化、风俗，烧制出带有外销地区各方面特点的瓷器。

而现存在西亚的元代青花瓷器却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其中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的特点（图２６）。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寻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格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以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内容为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虔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后的明代正德皇帝铸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格内容的官窑瓷器，虽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

在盛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疏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应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内容真正含义（图２１）。

１２５３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１２５６年征服了波斯全境。１２５８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它们的烧制时期也远早于“至正时期”。

元代青花瓷器烧制方法的再认识

当人们惊诧流失海外的元代青花瓷器上的钴青料中没有黑斑和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时，往往认为这是另外一种烧制方法。

其实，在烧制元代青花瓷器的湖田窑里同时烧制的卵白瓷和影青瓷中，相当一部分的底足露胎处没有“火石红”痕，上溯到两宋时期烧制的影青瓷器中，更见不到“火石红”痕，因此可见，“火石红”痕的出现决定于瓷土中某种物质的含量。早期的高档元代青花瓷器所用“御土”，烧成后没有“火石红”痕。这在西亚地区收藏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上都能见到。

而自清初后，景德镇瓷器底足的“火石红”痕迹也很少见，瓷土种类的改变和淘炼工艺的精细应是主要原因。

“火石红”的出现应与瓷器胎土中铁元素的含量有关，大部分瓷器上的“火石红”痕迹，并不是有意刷上的。

所以，可以借助“火石红”痕迹的特点为我们判定元代青花瓷器的分期提供一定的帮助。

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特点

龙纹是元代青花瓷器上经常出现的纹饰，现藏于土耳其的洗口龙纹大瓶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比，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图５）。

在洗口龙纹瓶上，龙纹粗壮威猛，龙头向前探出较短，龙身较粗，龙身上的鳞片排列顺序整齐并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的龙鳞排列顺序有异。缠绕龙身的飘带状火焰纹短且弯曲弧度较小，龙腿弯曲处流苏状纹饰短且数量较少，龙身周围飘逸的朵云纹较少。龙身下海涛纹起伏较高。瓶上青花呈色蓝艳，在青花纹饰笔画浓重处出现的结晶斑很少。纹饰绘制用笔自然流畅一丝不苟，而在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瓶上，龙纹细瘦飘逸，龙头前伸较长、缠绕在龙身周围飘带状火焰纹长且弯曲弧度较大，龙腿弯曲处飘动的流苏状纹饰长且多，龙身周围的朵云纹也较多，龙身下的海涛纹起伏较矮、海涛的水头前倾弯曲弧度较大，青花呈色蓝艳，但不如洗口龙纹瓶上的青色清纯，纹饰浓重处发深蓝，并伴有结晶斑，纹饰绘制虽层层细密、生动流畅，但略显草率。

这些各自不同的差异，有的属于因制作者的不同而产生的个性差异。有的属于一个陶瓷品种在制作工艺发展中前后之间渐进传承的共性差异。有的属于需求使用者不同而产生的相应差异。如果我们结合现藏海内外元代青花瓷的综合排比，就可以发现洗口龙纹瓶和其他一些青花瓷器的烧制年代应早于元代至正时期而上溯到元代中期，甚至可能更早。

随着有越来越多带明确纪年佐证的元代和明初时期青花瓷器的发现，以及更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引进到文物鉴定领域中，元代青花瓷器的真实面貌会逐渐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