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脉和高够力:教育质量决定民族质量，但不保质的是官场

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但是目前，中国的教育被办成了牟利工具，教育成为“暴利”的代名词，令人忧心。而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令人伤心。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人均GDP的7.2%，但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学学费则占60%-70%。

欧美的中小学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即使在从前也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波兰、捷克……，尽管中国的媒体大肆宣传它们的改制转型中出现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但义务教育却也是“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中，他们的孩子都能享受到。

学者赵启强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中国舞蹈演员在国内离异后女儿刚刚六岁，她领着女儿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说是捷克上学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她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去到了一所小学，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校长还感谢她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似乎这样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里。

事实上，中国政府就很少真正重视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30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不过，那30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其余的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都由政府包揽下来；再者，那3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低的可怜。而因为政治原因，在“文革”10年期间，全国大学甚至基本处于停课，真是空前绝后。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由此可见，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是什么状态。

然而，1949年以前的中国，虽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那时，政府没有钱搞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但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而且大学也从未被人为地停课。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元20元，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元；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元。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元1元。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 22块银元。宿费全免。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元，每年20银元；但此外须交宿费12元。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元，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元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元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元之间，平均约为22银元；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元。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元；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元。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

人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针对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也人才辈出；而高端教育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中国人丧气。早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早在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就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

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而已。

从“义务教育”的不义务，到中国高等教育成为纸扎的花团锦簇，展示了中国教育的落后。可是，我们的官员却毫不在乎，张着腐败的大嘴在大吃大喝民脂民膏，每年的公款吃喝超过9千亿人民币，也不知道稍微省一点给老百姓的孩子以真正的义务教育、让大学少收一点贫困人群孩子的学费！

都说教育质量决定民族质量，但是，从外国的例子和1949年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例子，可以得出结论：让民族无法保质的，正是这个中国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