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豹纹陆龟.: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史达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是太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阶段就比较顺了。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路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么。社会主义革命已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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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就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也有大量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的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了。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单位没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搞交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后几十分钟话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罗，不能过多的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急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来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再打倒你们！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孩子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了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就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小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接触了，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这次会议简报很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著急，我也著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年，会议以后好一些。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说明：
　　本文是根据在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发表的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刊印了毛泽东的修改件，并有注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读者可参照该书注意这两个版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