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飞车ol qq飞车:心平气和说方韩之战

                                                                               心平气和说方韩之战

2012-02-03 15:22:33

（四一按：整理了一下自己近期的微博，写个小文章，以后不再关注此事。没什么奇谈，就事论事。我最怕动辄宏大叙事的评论家，他们常常一步就跨到月球上，然后俯瞰地球。）


我一直认为，韩寒和郭敬明差不多，都是商业偶像，只是他不抄袭，比后者强。所以前年有人问，“为什么我进过的百分之九十的实体书店，韩寒和郭敬明的书都摆放在一起？”我就回答说：“尽管我们不情愿承认，但书商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市场而言，他俩是一码事，都是偶像作家，当然应该摆放在一起。”
实际上，韩寒是个精心包装的商业神话。说穿了就是靠三反起家（十年砍柴语），反智反权威反体制——彻底反智，有选择地反权威，机灵地反体制。反智吸引不读书的笨蛋，有选择地反权威吸引有些小叛逆的笨蛋，机灵地反体制则吸引有些知识有些理想或幻觉的笨蛋。这就是韩寒及其团队的套路。一些自由派报系和中老年知识分子，把这种上海滩小青年捧成自由女神、民主先锋，实在让人无语。捧韩的一方，与其说是捧韩寒本人，不如说是捧韩寒巨大的影响力，而韩寒的影响力又在这种捧中进一步增强。捧寒的知识分子，在韩寒或韩寒神话中得到安全感，同时酣畅淋漓地意淫，老莫说知识分子把韩寒当充气娃娃，语虽刻薄，但道理是不错的。更要命的是，知识分子还是抱着团来把韩寒当充气娃娃。哎，知识分子一抱团，就出血案，智力和情怀都降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可惜，不论媒体和知识分子如何给韩寒加冕，他只是一个按照既定目标前进的现实主义者而已（老愚语）。他自称杀戮权贵所以有权杀戮群众，实在是个笑话。韩寒惟一一次实质性推动公共话题是上海钓鱼案，其余博文基本以冷嘲热讽挠痒痒为主，也很少持续关注一个话题，打一枪换一地，跟普通喷子网友没什么不同。至于韩三篇，在我看来，不过是韩寒及其团队在博客媒体日趋没落，而微博韩寒又不玩的背景下，仓促抛出的年度噱头，若不是发在韩寒博客，而是天涯凯迪一类的网站，估计连十个跟帖都木有。是的，韩寒有勇气，不过这种勇气，差不多跟你在社交场合与人握手或在酒桌上与人干杯需要的勇气一样大。
韩寒是否有人代笔，我不关心，因为全部代笔，决无可能。所以在麦田抛出《人造韩寒》后，第一时间我就说：“韩寒极可能受其父和路金波的影响乃至诱导，但也没什么好非议的。麦田应继续发力的是从社会学、传播学角度解析韩寒神话，而不是猜猜猜。”
方舟子的职业打架技巧和粉丝信息渠道，让他接力麦田但发力远胜麦田。他是个胜负迷恋者，他打韩寒，与其说为公共利益，不如说为自我陶醉。但他的作为，仍有其价值，就像企业家逐利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和产品。方舟子的问题是睚眦必报意气用事，这次很多质疑也站不住。而且一些质疑被证伪了，他就掉头跑开，换个地方又瞄着打枪，横扫饥饿活力无限。舟子若修正“代笔说”为“改作文说”，也即韩爸修改韩寒文章，可能更有机会站稳。不过老爸改儿子作文，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事。只是天才神话就碎喽。
韩寒这边的表现也相当糟糕。路金波是最大的“猪一样的队友”。此人是个商人，商人无可厚非，但在这种也许是韩寒一生中最大的公关危机之时，还不忘记跳出来揩油，就很让人讨厌了。悬赏多半就是路金波的主意。 韩寒起诉是最大的臭棋。“当代鲁迅”韩寒不能用笔击倒“网络鲁迅”方舟子，却闹到自己多次表示不屑的中国法院上去，这不是很奇怪吗？当然，韩寒有权利起诉，但我不认为有权利起诉，就意味着这是明智的，要仲裁方韩之战，中国的法院没有这个信誉，也没有这个能力，方韩之战，注定是公案，也是悬案，用斯伟江的话说是“信者恒信，疑者恒疑”。
韩寒及其亲友团一开始重金悬赏要人们找代笔证据，方舟子一看有钱赚，率领粉丝们开始拼命找，结果现在被韩寒及其亲友团告上法庭。韩寒及其亲友团这不是钓鱼、挖坑吗？  韩寒这种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人，面对他人的质疑（而且基本是并未伪造材料捏造事实的合理质疑或不合理质疑），不能做到清澈见底地回应、厘清，却先是悬赏，同时谩骂（嘲笑方舟子秃头，骂麦田没能力让老婆生儿子），现在又要起诉。韩寒被他的猪一样的亲友团牵到悬崖。  韩寒若真起诉方舟子，法院也受理了，是韩寒（及其亲友团）从他出道以来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韩寒胜诉，仍无法平息质疑，还可能担上借法院钳制言论自由之恶名；韩寒败诉，则其个人一败涂地。因此，不论韩寒胜诉还是败诉，都是糟糕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表面看，两人是民事纠纷，与权力无关，但法院裁决，就是公权介入，韩寒若胜诉，极可能造成寒蝉效应。方舟子实际上不能看成单独个人，他本身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媒体，自媒体，有公共影响的自媒体。
我倾向于保护质疑公共人物的权利，而更多人倾向于支持韩寒保护名誉的权利。言论自由的边界确实很难界定，不过霍姆斯大法官说过，“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而我持的态度，是在实验中尽可能地追求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而非相反。公共人物的名誉与个体及媒体的批评自由而论，我更爱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