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缸什么意思:晚清五大臣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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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我的一个小时的朋友夏白鸽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们大概有30年没有见过面了。小学一年级我们曾是同桌,后来他转学了,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文化革命中下乡插队,他在山西,我在内蒙古,基本失去了联系。

    打开信一看,这家伙竟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呢!他在一项研究中惊讶地发现,本世纪初中国政府派出的一个高级政府考察团(德国为重点考察国家)的活动,在德国不仅鲜为人知,而且有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至今仍尘封在档案馆里。这次考察不仅层次高——部长级,考察的深度及广度也前所未有。考察结果给中国政府亦有详细的报告,缺乏德文文献的印证就不容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因此打了折扣。
    白鸽说,他寻着当年考察团的足迹寻访,探访过程是曲折的,并逐步引起德国各方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帮助。他把这个过程写了一篇多少有点论文性质的文章。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可能在出版界关系比较多,因此来信问有没有可能将他这篇文章推荐到某个历史学术杂志发表。
    这篇文章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是清末那次著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但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很少提到;提到时基本也是一笔带过,完全否定。因此,我本人对这次考察的详情也基本上不了解。
    将这篇文章推荐到某个杂志去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学术杂志多不景气,寥寥数千份,即便发表,又有几个人能看到呢?我的本能开始起作用了。我想,如果我感到兴趣,很可能我的读者也有兴趣。我应该尝试将这个纯粹的历史题材做成《冰点》试一试。白鸽的寻访过程,已经提供了当代与历史联系起来的极好的纽带。
    文章比较短,只有三四千字。写法上也过于“学术”。我给白鸽回信,要求他完全像讲故事一样,将寻访过程展开,这样我就可以在《冰点》上刊登。
    白鸽从德国打回长途来,惊讶地问:“国内报纸还可以发表这样的东西吗?”
    我说:“别的报纸可能性比较小,在我这里可能性大大的!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我向他详细交待了我要的是什么,白鸽答应尽快成稿。
    为了有资格能编辑这篇东西,我必须对这次考察有全面的了解。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著名学者钟叔和先生曾经编撰过一套十几大本的《走向世界丛书》,里面收集了重要的中国近代留学生、使节、出访大臣的著述和日记。研究晚清史的人不读这套书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在书店搜书时,我也看到了这套书,翻阅良久还是没有买,心想,我大概不会有专门研究晚清史的机会吧。我对晚清的了解,基本上不超过《剑桥中国晚清史》,这套两卷本倒是反复读过两遍,印象深刻。
    后来,钟叔和先生将这套书中他对每一个人的点评文章又集纳成一本书《从东方到西方》出版。这本书我细细读过,震撼不已。对当时没有把这套书买下来颇为遗憾。我到报社图书馆去查,还真有这套书。于是将五大臣和李鸿章的出访日记都借了回来。晚上在家里细细阅读,越看越觉得这几位大臣无论是文化修养,还是眼界,都远远超出了当代中国的部长们。
    白鸽在德国曾问一个德国朋友:会怎样看待90年前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德国?这位德国朋友顺手指了指街上的行人,正好有一批中国人从他们坐的咖啡馆对面走过,“你看,现在满世界里随时都可以碰到来自你们国家的代表团。”言外之意:“这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在1906年,这确实是一条大新闻。
    1906年2月25日,德国著名汉学鼻祖弗朗克在《皇家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他写道:“来自纽约的消息:一个中国访问团为了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2月15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
    这次考察有不同反响之处。
    1904年,在中国国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一令国人再次蒙受耻辱的事件,却意外地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促使清政府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看到实行立宪政体的日本,打败了专制政体的沙皇俄国。这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当时,驻外大使纷纷奏请朝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报刊舆论也利用此一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必战胜专制,“世界进化之运,及于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所向无敌,苟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清朝政府决定派遣政府代表团,“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择善而从。”
    此次考察名为政治考察,实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礼教习俗,无所不包。考察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等皆为立宪派。
    在国外,有识之士也为中国的变革寄予了无限希望。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布兰德满腔热情地写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所有这些,今天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联想。事实上,在中国知识界已有共识: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与中国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极为相似。
    史料记载,慈禧太后曾招见端方,问,新政已经实行,还有什么该办没办的。端方直言,还没有立宪。
    这次考察出师不利。1905年9月24日,几位大臣刚刚在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忽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车上爆炸。第二天,光绪再次招见戴鸿慈、端方等未受伤的考察大臣,询问当时情况。慈禧垂帘听纳,竟在大臣面前凄然泪下,感叹办事之难。以后考察团只得调换人马,兵分两路,秘密分期起程。
    仔细阅读这些大臣的日记,简直让我肃然起敬。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熟背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专制王朝的大臣们,其见识竟绝对超过当今的芸芸高官们。
    1906年5月12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离宫宴请中国考察团。离宫“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考察团游览离宫时,惊奇地发现,“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皇家园邸居然对民众开放。在美国,当看到华盛顿故居陈设俭朴,同普通老百姓的家没什么区别时,戴鸿慈在日记中感叹:“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卑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不以天下奉一人也”——他竟看到了这个!
    此次考察团在西方国家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甚至公园、动物园。在汉堡,他们参观了哈根贝克动物园后,仍不过瘾,希望再来一次。
    清末是封闭守旧的社会,但戴鸿慈参观美术馆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当他在丹麦一家美术馆里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时,绝无尴尬之态。相反,他神色自然,表现出对西方艺术很高的欣赏水平。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伦敦的一家蜡像馆看到一个睡美人,戴评价道:“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
    看到这里,我立即想到首都机场的壁画风波。在20世纪80年代初,画家袁运甫以傣族妇女沐浴为题材的巨型壁画完成后,竟被中国的高官们认为有伤风化而长时间用布帘遮蔽,直到邓小平看后说:“这有什么?!”才解禁。当代中国高官们与戴鸿慈的审美水平差距,岂可以道里记。
    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位大臣竟然能体会到艺术在教育民众上的作用。他在俄国冬宫时看到许多油画,画的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他评价道:“入人之易,感人之深,无有如图画者。”他想起祖国,感叹要激励人民,不忘历史,“则甲午、庚子以来,创深痛巨,又恶可以无记也?他日而有美术馆、博物馆之设,此其尤当著意者矣!”
    考察团在考察图书馆建设时,甚至还计算出读者从递交索书单到拿到书的时间是1分30秒。考察时,他们大量采购、编译书籍,“多多益善,购盈巾车”。白鸽看到他们采购的书目就有好几册,单单购书一项就用了两万多两银子。
    看到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的中国文物,戴鸿慈一方面痛心国宝流失国外,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国家的文物瑰宝颇为自豪:“自馀中国铜器尊壶各事,古色斑斓,最为可宝。”在参观德国不来梅市博物院时,看到所藏中国器皿、书画,“皆其至劣者”,戴鸿慈痛心疾首:“吾国之出售恶货于外人者,非奸商、小人莫为也,故凡弓鞋、烟具、神像之属,遂以扬祖国之污点而为代表全国之物品,可痛也矣。”
    在汉堡,考察团看了一场现代歌舞晚会,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飞舞,舞台灯光色彩缤纷,变换无穷,把考察团看得不亦乐乎,而戴鸿慈的所思所想却振聋发聩:“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竟被这个清朝大臣一语道出,他感叹道:在我国被视为低贱的戏子,在这里是名博士和教育家;在我国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文戏曲,在这里可以是经典著作,可是以学生学习的课本。“如此,又安怪彼之日新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直到今天,我国教育界才在那儿感叹,新中国几代人的教育都极度缺乏人文素养,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和教育高官们能有这位清朝大臣一般的见识,又何至于此呢?
    回国后,考察大臣不顾顽固守旧人士的反对,毅然奏请立宪,要求制定宪法,“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他们提出三项措施:一,宣示立宪宗旨;二,公布地方自治的制度;三,制定给人民以集会、言论、出版的章程。“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
    什么是自由?你去问今天的大学生,恐怕100个人会有100种说法。而戴鸿慈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自由?决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人民在权利范围内不受压制。我看欧美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在社会交往中彼此间讲信用,守法律,顾公德,做每件事都有规范。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最不自由的——“此自由之真相也”。
    这种对西方自由的认识,真可谓入木三分。
    根据考察大臣的回国陈奏,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跨出了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没有来得及公布的宪法草案,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宪法的雏形。
    然而五大臣的立宪奏折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顽固派反对立宪的奏折数以十记。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顽固诸臣百般阻挠,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慈禧屡屡推迟立宪。实际上,比五大臣奏请的期限推迟了七年。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清迁的预备立宪就此夭折。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最重要的推动立宪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开启了中国现代公共文化事业的先河,且延续至今。
    1906年10月13日,考察大臣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二奏教育,第三奏是:“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至此,中国方开始形成公共文化事业。
    除了这几大臣的考察日记,我还仔细看了李鸿章的全部日记,对中国晚清力主洋务大臣们的远见卓识和动辄受咎的困境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联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改革的历程,感叹:简直如出一辙。
    一个月后,白鸽的文章寄到。此时我已经可以大言不惭地吹自己是“半个”晚清史专家了。在编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加入了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日记内容,和白鸽的现场寻访揉和在一起,发表时,名为《寻找世纪的交接点——在德国对清末出洋考察的调查手记》。
    如我所料,这篇报道引起很多读者的浓厚兴趣。有的读者还来信问:能不能将晚清的改革尝试都以这种方式加以报道,对当代中国的改革有巨大的警示意义。好多出版社找上门来,要求将报道扩展为一本书。我将白鸽的联系方式告诉出版社,请他们自行联系。两三年后,白鸽果然在国内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五大臣考察纪实。
    见报第二天,我吃饭时碰上社长老徐。他对我说:“大同,你是不是对五大臣考察的评价太高了?”
    我说:“不!我认为过去对他们的评价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