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nvidia 大黄蜂:从培根到哈贝马斯：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演变

    摘要：基于知识说明政治道理、规范政治行为，将政治运作纳入知识的检视之下，形成和谐的知识与政治关系，是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要义。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主题之一，培根、孔德、韦伯和哈贝马斯都系统地阐述过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思想，其中富含着知识政治学的学术资源。

关键词：西方；近现代；知识政治学

知识政治学倡导以知识为线索解释政治、规范政治，是后现代政治学挑战启蒙政治和“历史、经济-政治”的解释霸权的一种重要理论。但知识政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并非后现代才兴起的，自文艺复兴运动揭开西方近代政治的序幕以来，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就滥觞开来。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的复兴，从此，科学知识代替了宗教神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神学政治观也被科学政治观所取代。当然，知识与政治究竟应在怎样的原则、框架和模式下发生互动关系，才有利于政治的发展?并非从西方近代政治开启之时就清楚的。如何建构政治与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的重要主题，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争论和探索。有众多的思想家探讨过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根、孔德、韦伯和哈贝马斯，他们分别代表着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不同阶段在这一问题上的成就。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近现代社会发现知识价值、确立知识权威的逻辑和历程，知识对政治的规范意义在西方是一步步得到强化的。总结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思考，不仅有利于建设科学的知识政治学理论，还有利于探索建设我国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路径，推动我国和谐政治生活的成长。

一、知识的独立性：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主题

西方社会对知识本体及其社会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近世以来，知识话题的兴起，得力于英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发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由是，关于知识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的讨论便经久不衰，至今提出了所谓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乃至知识政治时代的概念。就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知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家讨论的主题。

培根是文艺复兴后期推崇知识的杰出代表，他赞美知识，为振臂高呼“知识就是力量”的第一人。但是培根引出知识问题的讨论，并非就知识论知识，并非从知识本体的意义来赞美知识，而是看到了知识的政治意义。质言之，在培根看来，知识相对于政治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知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用。他说：“学问的权威比意志的权威还要高，因为那是对人的理智、信念与理解的权威；这几种都是心灵中最高的部分，可以指挥意志。因为世界上除了知识与学问外，别无其它能力可以在人的灵魂、思考、想象、意见与信念上竖立庄严的宝座。”①知识的重要性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能力和权威出现的。即“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②知识的唯一合法目标不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只能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他甚至批判说：“有些人是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不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炫饰，也不是为了在生活过程中会从知识得到什么实惠”。③换言之，知识如果产生不了权威，知识也就没有了价值。尽管他也提到“研究真理(就是向她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④，但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强调的“知识即美德”相比，对知识的推崇仍缺乏本体意义和独立性。当然，培根也没有明确知识对政治具有从属性。他认为，即便有从属的性质，那也是相互的。知识对政治有用，政治对知识也有用。培根并没有简单地把知识的发展限定在政治发展的框架内，他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即新知识对新政治来说是一种力量支持，但新政治对新知识来说也是一种力量支持。正如他在谈到他自己为何卖力谋官时说，“自己最适合于研究真理”，而自己之所以要在宫廷谋取尊贵的职位是为了能有更大的权力帮助上述工作的开展。⑤不过，培根否定知识的合法性在于追求知识本身、追求科学本身，还是为后世功利主义政治观、知识观的衍生开了方便之门。

孔德是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思想大家，他继承了培根推崇知识意义的思想，但他将培根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推向了知识从属于政治的极端。孔德作为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在处理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时遵循的是经验主义原则。他把知识的范围限定在经验之内，根据孔德的研究，“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⑥他认为，自然规律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内部规律性、必然性和本质，而是现象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因此，“探索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⑦这样，知识不仅被限制在经验范围内，而且知识也不具有本体意义和独立性。所谓经验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现象，就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知识只能在现有的体制内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寻求超体制的更本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知识和科学俨然是现实政治的“侍女”。

韦伯是现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立言人，如同他在建立官僚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中立思想一样，在处理知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他也贯彻了同样的准则。在1918年、1919年之交，他先后发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以价值中立思想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是并立的，这种并立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它们在联手颠覆宗教神学的权威过程中确立的。学术和政治均可成为独立的志业，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和结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他对政治所开展的学术分析是两回事。⑧他不像孔德把学术和知识放在政治框架内来思考，而是将它们分立。知识与政治的恰当关系需要双方的相互尊重。学术与政治的追求，学者与政治家的角色只有部分的重合。学者在知性上的建设和政治家在情感、价值理想上的投入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许多方面学术并不能满足政治的诉求。但政治家的情感和价值理想要付诸行动必须受学术的影响，政治生活需要接受学术标准的考验，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政治均出于学术的安排。学术之目的不是颠覆政治的权威，而是审视政治支配权的合法性。“学术的任务包括传播责任伦理的心态，惟有当公民以及特别是政治家接受了这种心态，学术方足以真正实现它对于政治可能提供的功能。”政治也不要指望学术成为其附庸，或借科学来“宣传政治、伦理、美学、文化或其他信仰”，学术必须有制度性的自主，独立于政治之外，方能为政治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当然，学术在强调其独立性时，又要避免其越位，不知节制。①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当代思考学术、知识与政治关系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除了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还对工具理性、经验主义和韦伯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融批判和建设于一体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哈贝马斯对旧政治理性的批判，并非完全否定西方传统理性，而是希望保留其中的精华，其目的是建设新政治。所以，在他看来，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纯粹的紧张一面，也有建设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讲，哈贝马斯的知识与政治关系观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相关思想的扬弃。哈贝马斯对知识本体的认识是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这使他在思考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他并不把知识全部看成是经验的，也不单纯从哲学角度来讨论知识；既不把知识看成是纯粹历史的，也不认为知识是由技术管理控制的实践，而是具有批判解放意义的实践，即具有哲学理性的实践。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建立起了以哲学为基础、以社会批判为中心、以实践为目的、跨学科的关于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学理论。②他没有像经验主义、工具理性主义那样将知识置于政治的从属品，仅仅强调知识的技术意义；也没有停留在韦伯那样仅仅把知识和政治的价值独立出来的立场，害怕知识介入政治并不能化解政治领域以及政治与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他在韦伯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赋予知识以批判、警世的立场介入政治的意义。

综而言之，自文艺复兴后期至今，西方政治思潮对知识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先后经历了知识与政治相对独立、知识从属于政治、知识与政治分立和知识超越于政治几个阶段。知识的政治价值、知识的权威一步步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认同，知识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知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以及知识对政治的解释力和规范力都得到了确认，这不仅支撑了西方知识政治学理论的成长，也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西方政治生活的环境。

二、从相对工具主义到社会批判主义：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演变的形态

基于各个时期的人们对知识独立性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把自培根以来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形态概括为：相对工具主义、绝对经验主义、价值中立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

培根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理解是相对工具主义的。政治与知识关系问题上的相对工具主义是一种在肯定知识的政治意义基础上来考量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态度和方法。虽然它没有完全将知识视为政治的工具，没有局限在政治框架内来思考知识的生存和发展，但它不是从知识本体意义上来赞美知识的，而是从工具意义上去挖掘知识的价值的。它承认知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有用，具有政治功能，而不是因为知识本体的价值。培根曾对人类知识问题进行过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但他最关注的部分莫过于科学知识的价值和社会功能、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管理等问题。他在《新工具》、《论学术的进展》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知识的四种价值和功能：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人性自我完善的力量、滋养信仰的力量，特别是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力量。他一直坚信科学知识具有普遍造福人类的功能，能够不断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新方法、新工具和新的途径，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减轻人类的痛苦，改善人类的境况。正是基于这种知识效用的思维，他提出要按照实用的价值准则对旧知识系统进行梳理和改造。培根在知识分类过程中，就依照知识功能的现实性对旧知识系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以往的知识更多的都是富于空谈，但不能生产，只富于争辩，而不能带来实际的效益。所以，他反对为了知识本身而研究知识、为了科学本身而研究科学。培根所推崇的知识，主要也就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自然的解释”。可见，实用和效益是培根推崇知识的重要标尺。

孔德不仅赞同培根按照效用准则来处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还进一步在现实政治经验的框架内来思考知识的存在和意义，其政治与知识关系观可以说是一种绝对的经验主义。他把经验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形式，以经验为中轴对知识系统重新分类，确立实证主义为科学的最高阶段，强调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建立在实证知识基础上。孔德将人类知识的发展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科学阶段，①它们分别以神秘知识、思辨知识和经验知识为主色调。他认为人的成长过程、社会的演进和政治的发展与知识系统的这一进步规律是相通的。在人类社会及政治发展中，神秘知识支撑了千年的中世纪禁欲主义政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武器埋葬了神学政治，但唯理主义的思辨知识于革命后激烈的社会矛盾却无能为力，因此，革命后的政治需要一种研究问题的知识——实证知识、经验知识来支撑，这样革命政治才能向革命后政治(建设政治)转型。孔德的这一思想是将知识发展的方向引导到为社会服务、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无疑具有某种意义的合理性，因为，知识的价值需要在服务社会(包括政治)中体现出来。但孔德的所谓社会服务、政治服务是狭隘的、眼前的，其所服务的对象是剥离了理想、本质和目的的纯粹经验的社会与政治。

韦伯拨正了孔德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倾向，他树起了知识的独立价值，从而将知识作为政治“侍女”的卑位中解救了出来。他关于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的观点是价值中立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主义就是承认政治与知识各有其独立的价值，知识和政治的价值滋养着各自的行动，它们之间存在相斥的矛盾，为了让各自的价值体系得以共存，应该取道认同各自价值的思想进路，而不是去否定，或贬低某个价值体系。他认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某种价值一定高于其他价值，科学也一样。不同的价值要共存只能采取妥协和容忍的方式获得，不能指望以知识、学术之名维护或暗示某种价值的正当性。所以，学者介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冲突中时，他必须亮明其价值，以免误导读者。否则，他就亵渎了科学的精神。②同时，他还审慎地告诫学人，知识、学术的价值只是一套规范规则，不是支配规则。学者必须拒绝过问学科和知识力量所不逮的问题，因为知识和学术不是政治领域的构成规则，更不是支配规则。他所谓的价值中立准则就是要学者注意学科间的界限，注意学术与其它领域(包括政治)的界限。

哈贝马斯博采众长，在改造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韦伯关于西方传统理性的分析，同时，吸取经验科学和实证工具主义关怀现实的治学态度，认为知识和科学对政治的关怀应该是多方面的。知识需要关注现实，又不能囿于现实，知识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警示社会，又不能为批判而批判，其目的是建设新政治。他始终坚持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精神，但不认同霍克海默等人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理性分析与经验分析相分离基础上的超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和批判手法。他从韦伯关于西方传统理性的分析中归纳出资本主义合理化类型，这使他看到了传统资本主义在社会、文化和生活方面存在的合理性结构，也发现了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工具理性、目的理性和规范理性的不同意义。他正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又担心科学主义向统治主义转型，进而违背科学解放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初衷。对于20世纪出现的两股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他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为后现代主义将工具理性视为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全部内容，反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和启蒙精神持否定态度，都不利于厘清和保留资本主义传统理性的精华。由此，他对知识介入现实政治的目标、方向和态度进行了恰当的界定。他强调知识仅仅以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面对现实政治是不够的，而必须以批判精神为核心。不过，社会批判的手法不应该是囿于理论范畴或历史逻辑，而应该从现实社会实践和理论结合的角度出发。比如，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丧失就不是某个理论所预设的，也不能从以往历史演绎的逻辑中推导出来，而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中，由于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背离所致，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演绎又需要国家干预的存在。因此，巩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不在于摒弃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在于全然拒绝国家的介入。而在于寻找两者的结合部，这是一个需要哲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共同关怀的问题。其中，哲学理性的核心就是批判，而工具理性的核心是调和。知识、学术和科学理论对于现实的批判并不以批判本身为目的。知识应该高度关注现实政治是哈贝马斯一贯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基于此，他不主张持否定式的批判态度，而倡导建设性的批判、合理性的批判。如何建设一个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政治制度和结构是他的政治学追求。综而言之，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主义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是寓批判于关注、寓批判于建设、寓批判于现代化和寓批判于传统精神的新生的理论。①他主张知识、科学与政治的互动是全方位的。

三、确立知识的权威：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演变的逻辑和启示

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演变历程可谓曲曲折折，但曲折的轨迹不是没有联系，不是没有逻辑。发现知识的价值、确立知识的权威正是西方近现代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演变的核心逻辑。

虽然培根不是从知识本体意义上来赞美知识的，而是从工具意义上去挖掘知识的价值。但他的这种知识价值观也符合时代的政治需要。他对知识的呼唤是理性主义的延续，更是为理性主义对抗蒙昧主义的力挺。当时的政治生活演绎的是人与神、教权与俗权的对抗。教权通过灌输蒙昧主义、贬低人的理智力来压制俗权，而俗权的复兴除了来自新兴经济的支撑外，在学术上的依赖便是新兴科学对旧经院哲学、神学知识的替代。知识在此成为挺立人性、支撑俗权的一个关键。神权政治建基于神学知识，替代神权政治先要替代其知识基础，正是知识政治学的逻辑。培根的知识力量说，实际上是人性自主说，是希望通过新知识来解说、倡导新政治，为国家主权思想的出笼和传播扫清了障碍。所以，培根对知识的赞美和新知识的呼唤是新政治生态的需要，其中就体现了对知识的政治价值的挖掘，孕育着政治知识化的思维。

毋庸讳言，孔德以经验主义的准则处理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但这也是发现知识价值的一种方式。他把知识锁定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意在倡导知识应该研究社会现实、关注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他对旧知识体系的清算和梳理，意在突出知识效用性，并没有排斥和否定一切知识。经验主义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反映了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政治面对秩序稳定的诉求与社会面对化解社会矛盾的诉求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政治当局在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社会冲突面前束手无策，社会现实和政治面貌都与革命前的理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反差，引得民怨四起。知识在此时是被政治面看作救命稻草而寄予厚望的。只不过政治面希望知识得到改造，放弃启蒙时代的空议学风，树立关怀现实的态度。因此，与其说经验主义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是把知识降阶为政治的“侍女”，不如说它是把知识奉为政治的“崇儿”。其主旨是强调知识在稳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做出更多的贡献。

韦伯强调知识和学术的价值中立准则，也不是否定知识在行动领域的意义。恰恰相反，学术对任何行动领域包括政治领域都是有所为的。比如说，学者依其学识可以在一个政治行动酝酿之初，就提出如下警告：行动计划是否周全?行动的可行性如何?可能产生的后果等等。这正是知识的规范价值所在。韦伯为知识的功能和价值设置边界，正是为了确保知识价值的正当性，确保知识不被滥用，毁了其内在的精神。他严正地指出，如果知识、学术和科学介入到政治领域不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很可能搅乱两个系统的逻辑和结构，追求所谓技术上完美的政治生活，这将和以公民满意为支配的政治、以强权意志为支配的政治一样是可怕的。②为了让人们对知识的独立价值有更清楚的认知，他专门把知识与政治的价值中立关系同官僚行政与政治的价值中立关系作了比较。韦伯认为知识、政治与行政官僚三者的关系类似于顾问、决策和执行的关系。这一定位是基于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的差异。官僚依靠的是忠诚、义务和技术手段，政治家依靠的是信仰、责任和煽动性魅力，而学者依靠知识、理性和逻辑能力。行政官僚要更好地执行决策，必须抛弃自己的价值初衷，完全服从政治。否则，政策执行就会走样或失真。所以，官僚行政之于政治的价值中立是牺牲官僚的价值观来实现的。而充当顾问的学者是把政治看着中立的认知对象来与政治家、决策者发生关系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放弃学术的价值信念，恰恰相反，他越是坚持其学术理念，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政治对象，从而更好地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①

哈贝马斯不仅继承了韦伯关于知识具有独立价值的思想，还扩大了知识的用武领域，赋予知识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政治责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知识、学术开展政治批判，承担社会义务和政治责任规划了社会建制，使社会对知识价值的开发和对知识权威的重视不停留在理论的空谈上。哈贝马斯通过对18、19世纪英、法、德三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考察，发现了一个有利于展示知识价值和权威的社会结构——公共领域。他接着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进行了理论上和结构上的深度建构。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这一发现，才使他关于知识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得以从韦伯的价值中立主义的立场上上升为社会批判，也使他找到了实现知识对政治进行规范和批判的社会建制。他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公共性活动概括为三种类型：古希腊自由民所拥有公共领域、封建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中，古希腊城邦生活中的公共领域是一种有限的公共领域，将人口中的大部分排斥在外；封建社会公共领域只具代表意义和功能，所谓“公共性”是与“所有权”捆绑在一起的，它只是一种高贵地位的标志；只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才具有批判性特征及其所需要的要件。因为，它建基于市民社会之上，以公共目标为诉求，成员间具有平等的话语资格，与国家相抗衡。他说：“由于社会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②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大生态结构里有知识作用于政治的大舞台，因为公共领域是从私人领域分离出来，沿着文学批评领域、政治公共领域(公共舆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的发展路径成熟起来的。③其中，文学批评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是组织社会力量抗衡国家的基本建制，而知识、知识分子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力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活动场所：报刊、沙龙、咖啡馆和社交聚会要真正成为提炼公共诉求、孵化公共理念、形成批判意识的机制，缺少社会批判理论和具有批判理性的知识分子都是不行的。所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既为知识介入政治提供了舞台，也为之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责任。

西方近现代知识与政治关系思想的演变所展示的发现知识价值、发挥知识权威的逻辑给当今的政治建设以诸多启示。知识价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持续的解放力、批判力和建设力。缺乏知识介入的政治是没有创新力的政治、没有规范力的政治，因而也是不可持续的政治。虽然，西方近现代发现知识价值的历程并不平坦，从复兴知识之力，解放宗教和封建制度对人性的禁锢开始，随着新生政治体系的建立，知识的解放性渐渐消解，乃至于沦为所谓政治合理性的工具，再到知识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立，最后，恢复了知识的解放性和批判性。但是其中的大方向一直是清晰的，那就是确立知识的权威，赋予知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强调知识面对政治的态度既要着眼于破，更要着眼于立；同时，又提出了政治和社会也要给知识更多的作用空间，建设相应的作用机制，使知识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能持续理性地进行下去。知识与政治形成和谐的关系是建设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石。

    注释：（略）

作者简介：郭剑鸣，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陈晓凤，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