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的经营管理: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

　　所以，过去国内的人们常说的“封建”，实际是指一种不开放的、封闭的、狭隘愚昧的中国皇权社会的制度，还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因此，“封建”一词在中国又有了别的意义。人们通常没有把它和欧洲庄园制度联系起来，相反，谁都知道它是指中国皇权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时期。柳宗元那时的用法，当然也不用了。如果在我国50-60年代，某人被形容为“老封建”，那时的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什么，不会搞错的。所谓“头脑封建”，是指该人思想老旧僵化，喜欢“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人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些“老封建”们都是政治上拥护先秦的“贵族分封制”的分子。

　　尽管在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中没有感到不便，但是，在学术上，的确还是有点难受。

　　既然秦废除分封制，设置郡县，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那就不是“封建”的了。 因此，我们教科书一直把秦建立的“废除封建”的制度叫做“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逻辑上仍是不通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们都糊涂得发昏，连几十年前中学老师明白的事情都弄不清楚，而是另有原因。后来，几十年时间过去，一代人也已老去，大家意识上就“疲塌”了，不再讲这些老事了。记得好像塞万提斯说：“没有任何记忆不被时间所磨灭，没有任何痛苦不被死亡来结束。”时间磨损着一切，当初清楚的事情现在也模糊难辨，以至现在大多数青年人还以为中国的“封建”二字与欧洲的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是一回事。

　　我们来看欧洲：

　　欧洲的中世纪通常从公元5世纪算起，封建的贵族庄园制大概从8世纪末开始，11-15世纪为兴盛时期，待到15-16世纪欧洲则开始进入所谓“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在欧洲的封建时期，由国王或上一级封建主所封赐的领地，又称“封建领地”，亦称“封地”，属于贵族领主管理的土地。领主对上级有服兵役、纳贡赋和其他义务。开始，领地是一代人为限，死了就算了。约9世纪后，由于封建关系的发展，渐变为世袭制度，但是限制转让，只归这一家贵族所有。在土地制度上，国王有王室领地，各级封建主和教皇、教会均有自留领地，他们经营“庄园”，拥有领地上的附属农奴。在贵族庄园，农奴与奴隶的待遇已经不同，但是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监督之下每周以一定时间来耕种领主的保有地；领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农奴或农民，而后者则受到残酷的压榨和盘剥，贵族们甚至享受对农奴们的新婚妻子的“初夜权”；领地还享有自己的立法、司法、征税、募兵和铸币等特权。所以，封建领主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其政治权力很大。但是，他们与我国唐朝那种“节度使”还是大有不同，节度使也是实施集政治、军事权力于一身的“一元化领导”的统治，但他们仍然是“国家机构”，从制度上讲仍然是皇帝委派的干部。只是节度使又管政治，又管军事，好像“省长兼司令员”，所以容易发生“独立王国”问题。宋“杯酒释兵权”之后，军人举行军事政变、夺取最高权力的“制度原因”消除了，但国家的军事训练和对外作战能力有所削弱。

　　历史上，领主制经济、即封建经济以中世纪西欧为标本。欧洲贵族庄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封建领主的奢侈消费，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有的领地上兴起了城市，这种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向领主交纳贡赋。

　　欧洲这种大小领主的土地占有形式，是欧洲封建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的基础。

　　所以，欧洲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显然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很清楚，即使与柳宗元先生说的那个先秦的“封建”，也是性质和形态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在欧洲，由于封建制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被束缚在封建经济中。所以，当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兴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们的利益与国王、贵族的利益，显然处在对立之中。为了三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为了自由贸易，为了能够雇到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于是在西欧爆发了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以期击碎封建枷锁。革命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顺便说说，在历史上，工业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推动的，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这一点，马克思也没有这么说。但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200年后，乃始有工业革命；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国王、军阀、乃至酋长，谁都可以办工业，只要他掌握了技术人员和资金，所以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工业化”。现今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常常把“工业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不同的概念搅和在一起，成了习惯，是缘于对历史情况的失察。

　　中国的古代，其实与西欧大为不同。即使有保甲和户籍制度，那是国家和官吏对人民的“政治”管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大多数农人失去人身自由、不得不隶属于“封建领主”的时代。西藏的“农奴制”是个特例（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也有特例）。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不仅是庶族地主，就是有官家背景的士族地主，也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一直到近代，阿Q想给哪家打工，或者哪家想雇他，他就给哪家打工，没有庄园主来限制他的“打工权”。他可以在未庄打工，也可以到城里去打工，出卖劳动力很自由，因而阿Q与西欧的农奴全不相同。在中国古代，其实所谓“万户侯”如淮阴侯、武乡侯，所谓食邑几千户，也与西欧贵族庄园主大不相同，对“户”里的农民并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司法权。《红楼梦》中，只有53回宁府与乌进孝（庄头）的一段对话，表明了达官贵族与其所属庄户的关系，宁国府可能有8-9个这样的庄子，到府里要走一个多月才到。尽管贾珍对乌庄头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但可能还不是宁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再说，土地兼并、资本流动、自由贸易，在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多大障碍。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以为，中国各朝代历来是“重农抑商”的，我不以为然。正如鲁迅说中国人老说“中庸”就是因为中国人“非中庸”，我看就是因为历代皇家多不能“重农抑商”，所以才老是喊“重农抑商”，变成了一种呼吁。司马迁的《史记》中，“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就远远富于农民。宋以后，允许商店进城，不用再到城外的“东市买鞍马，……北市买长鞭”（木兰辞），商业经济异常发达，出现了许多有官府背景的劣商如西门庆一类人，才有了小说《金瓶梅》。再说，在中国皇权时代，农民和农业真的被重视了吗？我看也没有。所以，自由贸易在中国历来不成问题。那么，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需要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来解放劳动力和资本吗？我认为，中国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革命的经济原因。因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是由“资产阶级代理人”所举行的革命。但可以说，它是一次推翻皇权制度的“共和”革命。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因为辛亥革命既没有提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农奴和自由贸易，甚至也没有“工业化”的诉求。实际上，清朝从1861年开始引进机器工业，到清朝垮台时，还办了99个大工厂，作为留给“中华民国”的工业遗产。而到了后来“共和”的北洋时期，“工业化”进程反倒大大停滞了。

　　当然，有人会说，“共和”一词也用得不对，不是Republic的意思，此词起源于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当时，暴君兼昏君周厉王逃走后，由周公和召公两人在没有周王的情况下，共同执政14年，直到周宣王继位，史称“周召共和”。不过我认为，“共和”并没有“封建”一词引起的岐义为大，没什么大关系。词汇是因历史而存在的，不是历史因词汇而存在。

　　真正的困难，可能还在学术界。

　　不久以前，中央电视1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个很长的电视连续剧，叫《走向共和》。遗憾的是我一集也没有看，无法讨论其内容。但是，像“民主”一样，“共和”一词，作为“皇权”的对立面，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往往不在于名称是否好听，而在于它的实质。希特勒的党，名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即“纳粹”），用的倒都是些好词，到头来不还是成了残暴、恐怖和邪恶的代称了吗？

　　不少人、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家，看了《走向共和》之后，就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并不在于慈禧和李鸿章的昏聩无能、不敢抗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先进，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落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市场经济，而只是个“封建社会”的缘故。我听人这么说，实在很难苟同。真是天知道，究竟什么叫“中国的封建社会”？

　　甲午战败的责任到底在谁？因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责任应当让全中国人民背起来。而精英们（李鸿章之流）则都有他们的道理，有他的难处，他们“已经尽力了”，应当原谅他们。惺惺惜惺惺，精英爱精英，挂着“学者”牌牌的人们当然要原谅精英。不能原谅的是人民，谁让中国没有搞资本主义，没有搞市场经济，只搞“封建主义”，所以中国的军力就不如日本，“弱国无外交”么！这真是把人搞糊涂了。李鸿章做的事情真有道理吗？他不仅签字把台湾、澎湖，而且签字把辽东半岛都割让给日本。我想，如果不是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1895年就占有了辽宁省，变为日本国土，那就是插进中国胸口的一把钢刀，日本就用不着等到1931年发动918事变，只消1900年就可以乘“八国联军”之便把全中国拿下。中国早就变成日本的一个大省了。李鸿章也就不会成为千古罪人，而成了“日本国史”上的一大功臣。所以我说，李鸿章就是再怎么退让和屈膝，打死也不能割辽东啊！台湾一个孤岛，离北京远着呢，辽东近在眼前，给了日本，除了迅速亡国没有别的路。李鸿章难道真不知道割让辽东的厉害吗？做那么大的官，干什么吃的！他要不是头号卖国贼，还能是别的什么？李鸿章的“海防派”还认为新疆也可以不要。甚至在中方冯子材赢了法军后，清政府仍然与法军签订了中法条约、承认“李福协定”（李鸿章、福禄诺），既不要法国赔款，还把越南让给法国作殖民地。对李鸿章，竟有这么多当代中国人喜欢他，实在令人不能明白国人的心思。有人还说，如果不是李鸿章去日本谈判，事情就会更糟。我不知道还会更糟到哪里去？无非是“抗战”吧，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抗战呢？而什么“弱国无外交”，这是帝国主义的语言，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照此理论，1949年建国时国力那么弱，也不要搞外交了！其实，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却站起来了，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我近代中国自有“外交”以来、第一次向外交部的人员们提出：“绝不跪着办外交”。中国还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并立刻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包括美军在内。西洋人形容说，仿佛中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强国。当时尽管有苏联100个师的装备，但我国与美国的武器差距，绝对大于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军事装备的差距。但是，就因为1950年中国没有李鸿章，所以，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没有输掉。真的是“弱国无外交”吗？就看你是站着还是跪着了。

　　因此，我感觉有必要弄清楚中国是否有“封建社会”。

　　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马克思给的定义。实际上，虽然马克思很有学问，但是作为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他不可能深切了解中国社会，这是毫不奇怪。马克思从来不讲没有影儿、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所以他也从未讲过中国的什么“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问题。同时，他也没有把中国归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当时所指，可能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马克思知道这些国家是没有“奴隶社会”的，而且与西欧的庄园制封建社会也不相同。我感觉，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普遍归结为“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我感觉，列宁也没有这样总结人类的道路，他在1914年为一本词典所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唯物史观”一节中，列宁只是简单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大体说来，亚洲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演进时代”。后来，事情是到了“斯大林时代”才搞定的，那是在1938年秋天，著名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四章二节，由斯大林亲笔写出。从此，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前系统化了，以后大量出版了单行本，名叫《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提出，“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从此清晰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条分缕析了，还出现了现今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问题是，在这里，与西欧情况不同的“亚洲（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再提了，全部人类的历史被归为“江山一笼统”式的“五大类型”，理论倒是整齐了，但是，不符合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实际历史演进情况。而中国的情况尤为特别，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演进史，与非洲、美洲和中亚、南亚相比，还有更为独特的文化，在二千年皇权制度下有较为完善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实际上，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结构，都与西方世界不同。中国的古代社会，既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封建社会，当然，也就不会自然出现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更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了。

　　但是不然，建国后的社会科学界，因循斯大林的“四章二节”，也要把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套进“五大类型”的模子里去。“原始共产社会”好办，由于太过遥远，既无史料可查，也没有多少考古遗迹可资判断其社会形态，反正说它有它就有呗。但说起“奴隶社会”就有困难了。可是依照斯大林理论，中国不可能没有奴隶社会呀，于是学者们就写了不少东西来论证中国的奴隶社会，还特别热衷于讨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另一个热点，就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大讨论，一直到文革之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权威著作，是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初版于1952年，并一再再版，“文革”中的1973年又出了改编本。在书中郭先生自己也说，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他变动过几次。可见扑风捉影之难，因为与欧洲的情况实在不容易套上。我感觉，当时社科界主流是没有怀疑斯大林理论的。可能即使怀疑，也不好说出来。现在我们知道，著名的学术前辈顾准先生，就是不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他在1974年8月写道，“中国的历史学家闭起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但是顾准先生没有谈到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问题。在我国大陆，把中国古代秦以后定位为“封建社会”，在宣教上，可以说几十年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已经是板上钉钉、深入人心了。现在大陆上几乎所有有初中文化的人，都会自如地、不假思索地说起我国“封建社会”时如何如何……

　　所以，即使说中国有封建社会，那也只能是个“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社会”。当代的人们应当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