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乐氏家用颈椎固定器: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五十九 --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安事变系列之二十三）涅瓦河边 萨沙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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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几十年后的1989年，已经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在他的89岁生日那天说道：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西安事变捉蒋）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西安事变前3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

可惜这又是张学良文过饰非的一种说法，根据现在无数资料可以证明，捉蒋的行为时张扬早有预谋的，有着很多的准备，绝非一时冲动的结果。

张扬的情况危急（嫌烦的朋友，这章可以不看）

时间进入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面临的情况急剧恶化，蒋介石步步紧逼，看起来顶多36年底到37年初就会对他们动手。经过两人再三犹豫，张扬终于在1936年5,6月决定和中共合作。但此时的西北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对于张扬来说，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从5,6月开始到蒋介石10月赶赴西安准备收拾张扬，前后只有短短的4,5个月的时间。这点时间对于要做反蒋准备的张扬来说，实在是非常不够的。

对于张扬来说，他们自己的实力远远不足以和蒋介石对抗，只能尽一切可能寻求内外援助

在这段时间内，张扬尽一切力量做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分别是争取中共，争取苏联援助，争取国内军阀支持，整训内部和群众宣传。

1．  争取中共

可以说四个方面中做的最好的就是和中共的合作，双方不但达成了完全的停战协定，还提出了成立西北联合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的全面合作计划。

为什么合作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成功？主要在于双方都有共同的利益，也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危机。

对于中共和张扬来说，他们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敌人都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一心要消灭中共，同时也要解决国内仅剩的最大割据力量张扬。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管双方各是奉行什么主张，是什么样的军队。

在二战前夕，苏联和英美法是刻骨仇敌。早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控制俄国的时候，英美法就大力支援白军（白军经济上几乎全部靠西方援助，没有西方的钱，白军早就垮了），甚至派出本国干涉军入侵俄国境内，试图推翻红色政权。之后十几年内，英美法也用尽一切手段试图消灭苏联。

但二战一开始，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美法就抛弃之前所有成见，全力争取苏联这个盟友。道理很简单，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轴心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张扬和中共也是这样，双方的合作是对双方有好处的，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张扬对同中共合作很热心，但中共的热心甚至超过张扬。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共先后派左派人士杜重阳，高崇民，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中共的学运领袖宋黎，外交部长李克农，特工大师潘汉年，二号核心人物周恩来和张学良会面，还派出刘鼎，叶剑英等人作为联络人在张学良身边服务。这里面的中共党员全部是党内的精英人物，人人都可以独当一面的，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

对于杨虎城，中共也派出了高崇民，南汉宸，汪锋，王世英，王炳南，潘汉年等特使面见杨，甚至毛泽东将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也派到杨身边，实则负责联络工作。另外在杨虎城身边中共党员秘书王菊人，米暂沉，申伯纯（秘密党员），宋绮云，以及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也都起到一定的作用。派到杨虎城处的这些人，也都是能力极强的老共产党员。

至于派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共干部更是数量不少，也算是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力量。

双方合作虽然不错，但在1936年末来说，由于中共力量遭遇一连串的严重打击，导致双方的合作前景变得非常灰暗。

中共在1936年遭遇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大失败，1936年初蒋介石将南下成都的张国焘八万多红四方面军全面击溃，迫使其北上逃回陕北，这次战役张国焘损失了四万精锐主力，余部仅剩四万多人，元气大伤。

稍后蒋介石通过支持阎锡山，瓦解了陕北苏区的中央红军东征山西，不但迫使其退回陕北苏区，还导致红军痛失了一员大将刘志丹。

其后红军为了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宁夏战役，准备北渡黄河夺取宁夏省。

蒋介石急调王均，毛炳文，胡宗南，关麟征的三个军又一个师围追堵截，经过一系列苦战，将红军宁夏战役击破，控制了全部黄河渡口。由此红军被中央军一分为二在黄河两岸，不但实力大大受损，更彻底失去了苏联的联系。

稍后，红军命令已经渡过黄河的二万多人继续西进新疆，结果该部遭遇青海马步芳优势骑兵的围攻，经过一连串血战，最终全军覆没，血洒河西走廊。

可以说，在短短一年内，红军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全部失败，困居已经大大缩小的陕北苏区（粮食补给都非常困难，先后从张学良处借了76万银元的巨款用于购买棉衣和日常开销），已经到了蒋介石所说穷途末路的边缘。

就军队来说，目前在陕北的红军主要是三个部分，为别是林彪彭德怀的中央红军，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肖克的红二方面军。

这里面，张国焘和贺龙肖克的部队总数约有3万多人，但都刚刚经历过多次大型战役和长达一年多的艰苦长征（红四方面军三次走过草地，红二方面军爬过十几座雪山），官兵都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全部疲惫到了极点，部队也几乎被拖垮了，失去了战斗力。

剩下还比较有战斗力的就是中央红军的3万多人，他的根底是林彪彭德怀的红一三军团，和徐海东刘志丹的正规军，老兵大约1万5000人，其他都是后来新扩编的新军。

简单来说，红军还有战斗力的大约有3万多人，以这点部队想对抗中央军30多万大军是根本不可能的。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现在红军各方面都陷入绝境，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恐怕对张扬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

-----------------------红军在1936年末情况非常危急，军事上且不说，经济上也已经破产。前后向张学良借了75万银元，但仍然不够使用，只得向苏联求援。苏联想尽一切办法，将200万美元辗转寄给中共，但这也是杯水车薪。

2．  争取苏联援助

张扬两人作为千军万马的统帅，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共现在的困窘现状，也并非不知道中共的实力不足以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张扬之所以想和中共合作，其实就是为了中共背后站着的苏联。

苏联作为当时世界第四工业强国，具有远远超过当时中华民国的实力。对于一母所生小兄弟的中共，苏联领导人也是用尽了心血。从中共的建党建军，发展壮大，到割据一方，都有苏联强力的支持。苏联不但出钱出力，帮助中共培训党政军干部，训练武装红军，甚至动用外交军事政治等一切手段来保证中共的生存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苏联为了让中共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发展，提供给国府巨额的军事经济援助）。可以说，苏联为了中共可谓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情，至少在西安事变之前，站在中共的立场，苏联确实是一个非常亲爱的老大哥。

张扬和中共合作，无非是想和中共捆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

如果苏联愿意援助中共和张扬合作而成的西北抗日联军，那么就最大程度上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以当时苏联的力量，纳粹德国和强大的美国尚且胆寒，豺狼一般的日本军阀对其也惊恐不已，

恐怕蒋介石中央军的力量增强七八倍也不是他的对手，只要得到苏联的支持，远比争取其他一切盟友更有作用，也更实际。

苏联方面此时也希望张扬和红军合作，这样可以保证红军的生存。

苏联绝对不愿意见到自己苦心扶持16年之久的中共被蒋介石彻底消灭。但这并说是苏联多么伟大，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苏联看来中共在中国的存在对其有着具有重大意义。苏联和中国接壤，双方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坏应该是一个虚弱的敌人，最好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总之，苏联从根本上来说，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现在衰弱的情况。中共的存在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至少最近十几年内无法和苏联对抗（实际中国和苏联正面对抗也是30多年后的珍宝岛事件了，苏联还是比较成功的）。

苏联像最初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合作那样，对张扬的提议也可谓很热心。苏联派出特使潘汉年为代表先后赶赴张扬处说明自己愿意援助他们的立场，后接待了张学良派到新疆的心腹栗又文，同意了帮助张学良在平凉修建兵工厂的建议，还把杨虎城的世侄王炳南从苏联派到杨处进行协调（王炳南是苏共的人，之前一直呆在欧洲）。

不过目前的苏联试图的援助也陷入绝境，苏联表示可以将援助的军火物资送到宁夏境内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希望红军占领宁夏大部，以便打通援助的路线。

可惜红军的宁夏战役失败了，也就等于完全失去了和苏联的援助路线。苏联转而提出去新疆进行援助，并且将1000吨军火物资送到哈密。

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张扬控制的陕甘两省一部和新疆之间隔着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且不谈控制这些地域的地方军阀的军事阻拦，单就地域上来说就有上千公里的距离，沿途都是戈壁，沙漠等地形，人烟又极为稀少。以红军的实力，凭借什么能够到达新疆，又拼什么能将新疆哈密的物资送到陕北去？

如果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张扬单单凭借自身力量随意起兵对抗中央，无异于自我毁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打成和苏联的援助路线。

除了通过武力打出一条线路以外，张扬还想到一种方法不流血的实现这个目的，也就是通过地方军阀的支持，搞出一条线路来。

当时最有可能帮助张扬就是控制晋绥的阎锡山（他的绥远省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接壤）。

张学良在1936年先后飞到太远跟阎锡山面见过5次，最终到了10月表面上得到了阎锡山彻底的支持。

阎锡山当时把胸脯拍的啪啪响，表示绝对支持张学良的主张，甚至阎主动提出将绥远的包头、五原、固原等地的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方便他们在此接受苏联的援助。

其实阎锡山是迫于自己的危急形势（当时日本，中央军和中共都进军晋绥，阎自感无力招架），希望西北能够出现有利于他的大变化，让其从中获利而已。

但张学良却认为，一旦他们起事，只要苏联肯于援助，阎锡山肯定愿意开放绥远到陕北的路线，这样一来苏联援助问题就解决了。

可惜阎锡山是很不可靠的，他的态度决定于张扬是否会在和中央的对抗中占上风，至少不能占完全的下风。

后来苏联表示不支持张扬，阎锡山立马翻脸不认人。

3．  争取国内军阀支持

对于国内军阀倒是争取了不少，但中国军阀的特点决定他们不可靠。如上面的阎锡山就是最好的例子。

张扬联络了目前国内的军阀，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都有一定力量，但是他们处于日本威胁的第一线，需要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不可能有什么公然武力反抗蒋介石的行为。

至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都表示支持，可惜川军和桂军之前都刚刚被中央击败，实力虚弱，也不会随意出兵帮忙，不然也就是自取灭亡。

总之，国内军阀都是靠不住的，这点张扬也是心知肚明，除了阎锡山以外，张扬对他们不抱太大希望。

----------------------------阎锡山就是中国军阀的最好代表，他极为会利用局势，并且损人利己。在阎锡山看来，只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一切所谓的盟友都可以牺牲掉。这也给幼稚的新军阀张学良好好上了一课！

4．  整训内部和群众宣传

张扬需要联共抗日，就必须进行内部的整训。他的部下也是国民政府军，大部分为国民党党员，之前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甚至一部分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国父中山先生多年的思想洗礼，蒋介石从四一二清党开始大力宣传剿共清共的思想。这么多年来，这些思想多多少少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国军部队。

现在让他们突然抛弃这种传统思想，而是改为同原本被宣传为土匪的共产党合作，还要反抗中华民国的唯一领袖蒋介石，这又谈何容易？

再加上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点实力，同中央对抗凶多吉少，有着极大地危险。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冒险和张扬一起反蒋？

各种因素决定了不进行内部整训是绝对不行的。

当时张扬内部情况也非常令人担忧，其中张学良的东北军稍好。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交给儿子一个偌大的基业和一些比较可靠的老臣。在这个基础上，张学良上台以后用了几年时间将父亲的老臣全部剪除。到了1936年，东北军高级军官基本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张从低级军官中亲自选出，张对他们有着知遇之恩，也可以随意将他们更换（如直罗镇惨败以后，57军军长董英斌就被张学良解职）。所以这些军官至少表面上不会不忠于张学良。

但军阀就是军阀，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张学良的心腹也逐步成了和奉系老臣一样的老军阀。他们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团体，并且尽量维护自己团体的利益，很多时候对张学良的命令阳奉阴违。

以东北军的四大重臣为例（四个最有分量的军长），67军王以哲为张学良最器重的心腹，是支持张学良联共的（王以哲曾是张学良的卫队长）。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则对和中共合作持保留态度，很多时候他对张学良的命令并不赞成，却也不公然违抗。

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则是一个中间派，为人也比较忠厚，对联共并不支持，也不敢公开反对。

至于还在河北驻扎的53军军长万福麟则是坚决的反对和中共合作。

这四个重臣里面，其实也就王以哲一个人表示支持，两个中间派，一个反对派，东北军高层的情况由此可想而知。

父子两代的东北军尚且如此，土匪出身的十七路军就更差了。十七路军是从陕北地方结社中秋会发展而来的一个封建团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几个利益集团集合在一起形成的。以高级军官为例，两个军长中的第7军军长冯钦哉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异心，不可信任。而38军军长孙蔚如虽然为杨虎城心腹，但自己也是一个团体的头子，有了老军阀的样子。杨也没敢讲和中共合作情况告知孙。

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几天，孙蔚如才知道要捉蒋的事情，而冯钦哉则是捉蒋以后菜直到这件事情。

两军内部情况都不好，整训就是必须的。

张扬通过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长以上军官，让他们服从自己联共反蒋的主张。

除此以外，由于十七路军内部复杂，杨虎城没敢继续整训，害怕内部由此垮了。

而张学良则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扶持了如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高福源，刘多荃，黄显声，刘桂五在内的骨干人物。

在张学良的计划中，这些对张绝对忠心的年轻一代军官是替换于学忠，万福麟等老军官的。

同时张学良还建立了学兵队，模仿红军大学一样，对一些学生进行训练，试图培养绝对忠心于自己的中低级军官，取代东北军内部的原有军官。

张学良安排曾为自己卫队团团长的刘多荃出任105师师长（实则为一个军的兵力），开始更换老军官的第一步。同时派出心腹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担任53军副军长，试图夺取最不可靠的万福麟53军的大权，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同时张大力提拔抗日同志会的会员，诸如常恩多，刘桂五，霍守义，吴克仁，高福源等人都在东北军中担任师长旅长，一旦有机会就会他们就会成为新东北军的最高层军官。

总之，由于时间仓促，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并不多（一共只有70多人），学兵队也刚刚搞了个雏形，只有王曲军官训练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非常有限。至于十七路军整训成果就更少了。

内部的准备不足，群众运动却有一定的收获。

挟天子以令诸侯

由于中共的介入和张扬的保护，西安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仅仅193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是好几次，甚至还有超过7万人的（当时西安人口不过30万人），很多群众也支持停止内战抗日。

而由于中共党员宋绮云等控制的西安政府报纸的宣传，很多中共角度的抗日的思想也深入人心。

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由于百年国耻的影响，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当时中国人，甚至现在的中国人也都认为自己人杀自己人是莫名其妙，只有杀异族侵略者才是英雄，所以当时陕西的抗日浪潮相当高涨。

就当时双方客观实力的对比，即使中共和张扬完全合作，并且有了苏联的援助，也恐怕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联合起来，抛去有可能叛变的不可靠兵力，只不过有大约20万人，其中东北军有10万人（总兵力约20万），十七路军约有3万人（总兵力5万），红军6万（真正还有战斗力的3万多）。他们的战斗力和中央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其中兵力最多的东北军自918开始就没有打过一场胜仗，真是百战百败，是空有个架子的部队，是标准的银样蜡枪头。而地头蛇十七路军装备极差，兵员复杂，有些都是本土匪武装。在之后的西安事变里面，十七路军一部分士兵大肆抢劫，连陈诚专列上乘员的衣服都被剥光了，甚至还有杀害平民行为，导致杨虎城被迫枪毙了十几个士兵以压制风头。而之前的作战中，居然被徐海东的3000多红军连续歼灭了三个警备旅5000多人，战斗力可想而知，况且只有这点兵力，顶多相当于中央军的一个师，无法起到什么作用。

而红军的情况上面也已经说了，宁夏战役中的接连失败，也说明红军战斗力已经有大幅度的下降。虽然之后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大部分兵力约2000人，但这也是集中数倍兵力伏击的结果，对手也不过是胡宗南一个军3万人。

一旦中央军集中30多万主力，加上地方军阀一共不下50万大军在陕北围攻，红军又靠什么来将其吃掉？

打仗是讲实力的，不是光靠喊口号。

如果依靠现在实力反蒋，几乎是必败无疑，那么张扬如此随意的起兵，不就等于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吗。而且就算自己能破釜沉舟的去做，部下能够一样冒着如此大的危险跟随他们去拼命吗？

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早在1936年6月，两广集中50万大军在南方反蒋，其实此时是张扬起兵的最好时机。但可惜各方面准备都没有完毕，最终坐视两广被蒋介石轻松搞定。

在目睹拥有海陆空三军不下30万兵力的广东陈济棠在一个月内被蒋介石瓦解，有20万精兵的李宗仁白崇禧被迫向蒋介石屈膝投降，杨虎城和张学良也非常心惊。

他们深知自身的实力还远不如两广强大，两广起兵尚且如此快的失败，他们又靠什么和蒋介石叫板。

但如果不反蒋介石，也是不行的。

张扬都知道蒋介石对付他们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此时不做准备，最终估计就像贵州王家烈，四川杨森一样，要么老老实实的交出地盘，成为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长，司令。要么老老实实交出军队，做个空有头衔的地方大员。

总之，和他们现在成为控制一方的土皇帝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过以现在的条件这样起兵反蒋，确实不太可能获胜，不反蒋也确实不甘心。真是反不可，不反又不行，这要怎么去做呢？

这就像围棋一样，如果一盘棋下到最后，一方已经明显处于绝对劣势，他又想获胜。那么想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走险棋。

那这步险棋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活捉蒋介石。

为什么捉到蒋介石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呢，这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所决定的。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早在孙中山时期得以和发展壮大，蒋不过只是一个资历不深继承者而已。

国民党在1936年时期，内部仍然派系林立，主要包括元老派（国民党的老党员），政学系（省长之流的实权派），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党务派），党内反对派（胡汉民，汪精卫之流的自封为正统的反蒋派），黄埔系（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力量），军阀实力派（如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之流的地方军阀），在野派（冯玉祥，李济深等没有实权但有名望的下野力量）另外还有其他各种小的派系。

蒋介石经过10几年的努力，基本消灭了大的反对力量（其中国民党左派就被蒋介石消灭殆尽），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让党内力量互相牵制斗争，不足以构成威胁，为蒋所用。

期间蒋介石也被党内势力群起攻击，曾经两次被迫下野，还有几次被暗杀，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

这是国民党几十年前传下来的痼疾，而内反对派也颇有力量，中共势力威胁国家，国外局势又是极为险恶。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关头，必须要依靠内部的力量帮助，要获得国民党内部的支持。

所以此时绝对不能对党内动手。

实际上斯大林曾经在抗战前对蒋介石说，你要想获得抗战胜利和人民的团结，就要下狠心处死400万人（斯大林利用大清洗一扫内部党政军的异己，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数十万人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数百万人被流放和长期监禁）。但这对于蒋介石是没法做到的，也无法做到。

-------------------党内反对派的代表也就是汪精卫，汪从当年刺杀摄政王的革命义士迅速变为一个政客。汪精卫后半生多次反蒋，先后加入上海的改组派组建武汉国民政府，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另立广州国民政府，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以后汪也试图取代蒋，可惜全部无功而返，但仍然给蒋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抗战时期，汪精卫终于难忍权力欲望，投靠日寇，建立汪伪政权，为虎作伥，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

到了1936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掌舵人，就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在以蒋介石为核心下，国民党各派勉强合作在一起，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敌人。

而蒋介石处于自身的考虑，也不允许中国存在第二个人能够起到他的作用。

因为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就有可能取代他，从而获得国民党和中国的领导权，从而动摇整个中国的统治基石。

那么，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如果一旦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就等于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乐队的指挥，各种乐手也就无从发挥。

国内必将大乱，各派蜂起争夺党的大权，就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在去世前曾经把王洪文和邓小平找来询问，如果自己死了中国会怎么样。王洪文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邓小平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因为当时无论党政军的领导都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一旦毛泽东死了就无人能够服众。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话以后，随即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让他们失去自己的力量。同时将兵权完全交给叶剑英，还培养了华国锋作为国家的接班人，这也保证毛死后中国没有大乱，党政军平稳过渡。这个和蒋介石的道理是一样的）。

目前国民党内部无论汪精卫，何应钦，还是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服众，也无法统治整个国家。中国必将陷入类似于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阀的长期内斗（长达十多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彻底甩掉了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国内实力派军阀也会乘此机会大乱，等于国民党的力量一下减弱了一半。

这对于张扬来说，就是大好机会，也是唯一的败中求胜的办法，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同时，一旦捉住蒋介石，即使完全忠心于蒋介石一派的力量，由于投鼠忌器，恐怕也不敢全力进攻西安，军事作战上张扬可以有很大的优势。

加上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有30万兵力，又有苏联的大力支持，西北联军和联合政府就可以长期存在，不拍中央军的威胁。

那么此时无论杀了蒋介石，长期囚禁蒋介石，甚至逼迫蒋介石签订协定后将其放掉，也都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很好的保证张扬的生存。

但此举不是没有问题，按照当时观点来说，捉蒋无异于犯上作乱，在过去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中国自明朝到现在几百年来，还从无一个大臣有敢捉皇帝的先例，以此类推，如果有人敢做也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吴三桂投靠清朝以后，绞死了永历皇帝结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其实他当时已经是清朝的大将，不算是明军了。最终其起兵反清，老百姓根本不给支持，吴兵败族灭）。

当年三国时期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其实董卓还是天子亲自请到洛阳来的，但仍然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身首异处，还被做了人体灯油。

如果张扬捉蒋，无疑犯了滔天大罪，恐怕全国老百姓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列强出于自身利益也会反对他们（列强中除了日本，都不希望有个分裂的中国），非常可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靶子，一些本来许诺帮助张扬的军阀迫于压力也会止步。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这一招。

这毕竟是破釜沉舟的唯一方法，如果张扬被逼到绝境，还是可能用的。中国有句古话，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也就是不做准备，自然不可能成功。所以任何一种可能都要做充分的准备，不能不做准备。

捉蒋的一系列准备

张学良在文章最初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

当时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搞一个大型兵工厂。

几十年后栗又文回忆，当时栗在出发问张学良：如果委员长反对联共联苏怎么办？

张学良说：那我就劝他。

深知蒋介石主张的栗不放心的又问：如果委员长不听，怎么办？

张学良说：我就再劝。

栗又文心中认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统一联共联苏，所以他又追问：如果他还是不听呢？

张学良当场脸色铁青的一拍桌子说：那除非他不到我的部队里来！

可见，早在8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了捉蒋的念头，但除了自己的绝对心腹栗又文，他显然还没有跟别人说过。

栗又文西安事变后投靠了中共，还做到吉林省省长。

大家都知道，中共之后对张学良的定位非常高，这种明显对张学良不利的话，栗又文显然没有任何必要编造出来。而栗又文去苏联的时间也肯定是8月，在新疆面见了斯大林的特使苏联武官安德烈夫，即使多年后回忆有些模糊，但至少张学良是在栗去新疆之前说这个话，还是去新疆之后说这个话，这总不可能记错。

总之，8月底9月初，张学良心中已经有了捉蒋的念头，但和杨虎城交流，则是10月底或者11月初的事情了。

10月蒋介石亲自来西安督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他在王曲训话的时候，以苗剑秋为代表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就计划准备捉住他。

张学良当时赶忙制止了苗剑秋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明张没计划捉蒋，反而说明显然是张自己已经有了计划，不愿让苗这样的年轻人去蛮干。因为计划不周密，捉蒋根本不可能成功，一旦失败就是打草惊蛇。

稍后张学良联合阎锡山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实际想说服蒋停止剿共。但蒋介石不为所动，甚至怒斥谁不剿共谁就是连汉奸都不如，张学良自知不可能说服蒋介石，非常沮丧，在当时看来就只能反蒋了。

从洛阳回到西安是11月初，张学良和杨虎城见面后说了洛阳的事情。杨虎城看到张学良如此绝望，终于说出了自己早想说的话。杨虎城说：现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身边那些小家伙的计策，蒋公来西安，我们就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听了这句话以后非常愕然，沉默不语，还露出惧色说：我们不是卖友求荣的人，这种计策我是做不到的。

杨虎城随即讽刺他说：这是感情作用，以私忘共。

张学良说：让我仔细思考思考。

-----------------杨虎城是个老粗，但愿意听手下谋士的意见。后来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几乎不识字，狭天子以令诸侯这种话杨本人不可能知道，应该是手下谋士提出的。张学良怀疑是王炳南等中共党员煽动杨的，也就是杨虎城口中的小家伙，但直到今天我们尚无法肯定张的观点。

在现在看来，其实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捉蒋一事早已经心照不宣，不然一向稳重的杨虎城绝对不可能冒险在张面前说这样的话。

要知道，对于捉蒋的事情，杨虎城告知心腹孙蔚如，李兴中，孔从洲这三个人也只是事变之前几天。

如果杨虎城没有看出张学良有捉蒋的意图，怕是怎么也不可能说出来。

至于张学良自己回忆什么愕然，什么沉默，现在看来恐怕也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文过饰非的说法。甚至张学良回忆说这段话的时间为从来洛阳回来以后，也是值得怀疑的，但这种事情只有张扬两个人知道。

杨虎城早在1949年就被杀，这种事情也就死无对证，随便张怎么说都可以。

杨虎城为什么这么说，在于他也早有这种想法。

杨最初有捉蒋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又是说给他出的主意，现在也都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杨虎城早在10月末和心腹51旅旅长赵寿山见面时候，赵就说：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因此是否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虎城当时有些惊讶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之后杨虎城叮嘱赵寿山不要把这种话对别人说，要千万保密。

虽然和赵寿山面谈的时候，杨虎城并没有表示同意，但赵走后，杨虎城很高兴的同秘书和军事杜斌丞说：寿山变了！

可见，杨虎城从内心深处是赞同赵寿山的主张的。

不管和赵寿山的谈话是不是杨虎城第一次考虑捉蒋，但显然早在10月，杨虎城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杨虎城是个极为老辣的军阀，从一个蒲城普通农民出身，通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陕西王，如果不是能力超群，处事稳重，恐怕早就死了。

对于捉蒋这一极为危险的办法，杨虎城自己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10月29日前后，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叶剑英和刘鼎发了一份急电，这份电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主要内容为：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这里面所谓驻蒋，也就是捉蒋的意思，换句话说，叶剑英和刘鼎已经明确知道张扬有捉蒋的意图。对于这种重大问题可不是小事，是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单纯只是叶和刘听到的一些传闻，恐怕两人是绝对不敢告知中共中央的。

也就是说，叶剑英和刘鼎明确知道杨虎城有捉蒋的意图，这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扬中至少一人明确向他们告知的。

另外根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

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扬倒是什么时候相互摊牌，但至少在11月份两人已经有了捉蒋的意图，并且开始筹划。

----------------叶剑英当时在中共担任过红军的参谋长，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回忆录实在近年才公开的，显然是叶帅想在死前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以叶帅的地位，他绝对不可能编造这一切。

到了11月，张扬彻底摊牌，虽然张学良之后并没有回忆他们对于捉蒋的准备工作，但显然这之后捉蒋已经放在日程中了，各种准备工作也随之进行。

11月中旬张学良安排部下赵新华开始调差西安城内所有中央军的人员和装备情况，以及他们办事处，兵营，仓库的详细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宪兵团不给赵新华调查，赵只得找到张学良的副官谭海开了个特别证明，才将中央军的情况调查清楚，显然这就是为捉蒋进行准备！

虽然准备捉蒋，但捉蒋的风险实在太大，搞不好就是掉脑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招。

在这段时间，张学良仍然想用尽一切力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

因为张学良是剿共副总司令，他的东北军20万人全部靠中央拨款养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着他的东北军就是剿共用的，不打红军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可是如果蒋介石同意执行所谓联共抗日，那么中共就是朋友，无需去打。张学良也就不会因为和中共作战损失实力。

况且在一致抗日的旗号下，蒋介石也有没有借口吃掉张扬，张扬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

时间到了11月中旬，绥远抗战爆发，日本扶持伪军入侵绥远省，西北局势大变。

张学良大喜过望，他感到机会来了，随即在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出去绥远参战。

张学良去绥远抗战，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首先去抗日，也就平息了东北军内部的巨大抗日要求，凝聚了内部力量。当时由于张学良的多次煽动鼓吹，东北军一部分官兵已经被抗日思想发动起来。煽动这种事情，一旦做了，再想收手或者想很好的控制也就不可能的。文革时期毛泽东点头准许了武斗，随即武斗就立即升级，从拳头木棍升级为高射炮，坦克，重机枪，死伤无数。政府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才得以制止。道理也是这样，当时东北军一部分官兵强烈要求抗日，已经到了张学良控制不了的局面。

其次，一旦去抗日，也就意味着东北军不需要再去剿共，蒋介石也就没有借口消灭他们。当时绥远的敌人只是日本扶持的内蒙古伪军和土匪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日本政府已经公然宣布自己绝对不会参战，绥远事件为中国内政），兵力不多，战斗力也差，远远无法和红军相比。

仅仅依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方的力量就可以将其击败，东北军去参战也不可能损失什么实力，反而脱离被消灭的危险，这种事情真是

再次，绥远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接壤，一旦东北军到了绥远，就等于不费一枪一弹获得和苏联的联系，将来无论怎么样做都非常方便。相比红军损失近万人也没有成功的宁夏战役，这简直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

最后，支援绥远抗战是个非常好听的事情，也可以给张学良落个好名声，是众望所归的好事情。

综上述所，这就是有名有利还可以摆脱现在的困境，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杨虎城，陕南的地盘是他的，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弃地盘去绥远的，所以十七路军是不可能去绥远的，只要呆在陕南也就足够了。

此时，这个难题就放到蒋介石的面前。

根据蒋介石侍从回忆，蒋接到张学良的报告以后有了长时间的思考。

如果此时放张学良去绥远，单纯就军事角度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傅作义的晋绥军在24日已经大败了入侵的伪军，取得百灵庙大捷，将王英大汉义军几乎歼灭，伪内蒙古军遭受重创，狼狈溃逃，实则绥远抗战已经结束。

当时为作为后援的中央军汤恩伯13军尚且没有用上，东北军门炳岳的一个骑兵师也没有用上，此时还要东北军主力去绥远干什么呢？

再者，让东北军去绥远，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和东北军的激烈矛盾，得以全力消灭中共和杨虎城。但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已经是瓮中之鳖，土军阀一个，根本无足轻重。而东北军的20万大军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此时不借着大好机会消灭东北军，那不就等于从1935年到现在的2年多心血就白用了吗。此时是消灭东北军最后的时刻，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等于前功尽弃，又是会后患无穷。

况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真实目的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让张学良去绥远就等于放虎归山。

所以蒋介石犹豫再三，终于在12月3日回信给张学良，写了：时机尚未成熟几个字。

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

此时西安情况已经非常紧张，蒋介石经过在洛阳一个多月的准备，已经开始想张扬动手。11月底，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全部做战前准备，同时任命了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次长职位担任前方各路总指挥。

张学良当时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按照道理来说这些任命都要经过他的批准，甚至需要他来任命。但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张学良商量，其实就是表示一个意思，如果你不去剿共，就由我们来做。

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省内，分住在汉中，华阴，潼关一线，另外约有20多万大军在铁路沿线待命，随时可以开入陕西省，这就等于兵临城下，看起来是要摊牌了。

此时张扬都已经非常惊慌，他们知道危险迫在眉睫了，那么下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先拼命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如果蒋介石同意联共联苏抗日，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蒋介石还是不同意，那就要想办法让蒋介石再来西安，设法将其活捉。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要么就只能乖乖交出地盘和军队，也就等于交出权力了。

------------------绥远抗战在省主席傅作义的指挥下胜利结束，由于日军轻视晋绥军的力量，只派出伪军参战，结果伪军“大汉义军”被晋绥军全歼，伪内蒙古军队也遭遇重创，全部失去进攻的能力。

于是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再次由西安飞到洛阳，和蒋介石进行面谈。蒋已经大兵压境，如何再能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此次会谈自然没有结果。

期间张学良居然当场跪在蒋介石面前，要求蒋介石正视国家就要灭亡的现实，停止内战，这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张学良怎么说也是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现在居然下跪，看来也是逼急了。

蒋介石看到张下跪先是一惊，但听了张学良露骨的话后顿时大怒，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就重重拍了桌子说：你放肆！

张学良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专制，听不得意见，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这一句话大大刺痛了蒋介石，他站起来怒斥道：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

说罢拂袖而去，会谈不欢而散。

张学良发现蒋介石无法改变态度以后，就开始设法让蒋去西安。他稍后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群情激奋为借口，要求蒋介石去西安。他对蒋说：西安将有变乱，情势迫不及待，请委员长亲自去安抚。

此时蒋介石也准备去西安彻底收拾张扬，在听到张学良的汇报以后没有起丝毫疑心，回答：我是要去的，你说军官不听你的，不愿意去剿匪，我大不了一天请一桌酒，一个个说服他们。

随即在12月4日，毫无防备的蒋介石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除了自己和随行秘书以外，他还带着新任命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诚，以及陈继承，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等中央大员一同前往。蒋介石本来还要再次带夫人宋美龄一同去，但宋此时因病在上海治疗，不能同行。

由于并没有准备，蒋介石此行只带了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十多名秘书和参谋，这些人都是没有武装的，有枪的只有蒋介石的贴身侍卫的三十人。

也就是说蒋介石此行不拿枪的比拿枪的人还多。

以这点人马前往东北军西北军不下五六万军队所在的西安，完全是送羊入虎口了。

由此，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就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