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肩毛衣的编织视频:吴敬琏：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有利于腐败分子

    文章说，民营企业有几条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就业的主渠道，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等。不过吴敬琏表示，当前中国民营经济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从2003年底2004年初开始，旧体制、旧路线的回潮一浪高过一浪。我们选择了一种有效的改革方式，就是用双轨过渡。这种方式很好，但也会造成一种寻租环境，这种寻租环境的强化使得腐败滋生，结果在大众中就形成一个对于腐败深恶痛绝的舆论。

    文章表示，这种舆论如果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对腐败的声讨应该是正义的、完全有理由的；如果被一些人所利用，特别是中国现实环境下，用民粹主义的煽情，很快会形成一种所谓仇富的浪潮。

    文章说，仇富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但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救市措施使得国企有大量的钱，而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

    文章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最根本上说是要改革，首先，要通过改革铲除腐败产生的基础。政府要改变支持的方式。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介入微观经济。    另外，企业家自己需要改变。一是利益自觉，企业家的根本利益在于靠搞好企业服务社会、创造社会价值使自己得到好处；二是要有公民精神、公民意识，这个国家是你的家园，你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不要光有别墅、豪华车，如果这个国家搞不好，你自己不可能独善其身。

茅于轼：3-5年内房租将非常低 “蚁族”问题会得到缓解  

茅于轼：各位来宾，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谈到了去年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我谈的事是房价爆涨，去年年初的时候不管是做房地产业的开发商，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学术界，都认为2009年的房价要落，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落，反而是空前的暴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蚁族”，像蚂蚁一样的，“蜗居”，就是很多人住在很小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刚才曾子墨小姐说了一句话，我很受启发，她说越是有困境，就会引导大家想出新办法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我估计今后3-5年甚至于10年这样长的时间内，租房的价格会超乎寻常的低，租房子特别便宜，因此“蚁族”会得到一些缓解。

曾子墨：谢谢金海心带给我们的歌声。时政之后自然要谈论的就是经济了，回顾2009年的世界经济，金融海啸是一个我们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写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也是失望的冬天”，可能对于2009年的经济心情用这四句话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对于2009年的经济困局，其实我们仔细地去想想，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会发现困局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变化，可能会催生出变革的力量。在2009年，我们的经济又有哪些新动作？又会带给我们的生活什么样的影响呢？经济事件由专业的财经媒体人来讲述应该是最合适的，因为在2009年的经济大风大浪中，财经媒体是我们的观察员，更是我们的侦察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讲述人—《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力先生。

何力：2009年的中国经济堪称经线的逾越，强劲的“V”字型复苏超出了世界的预期，全世界都在感叹，中国为什么有强大的复苏能力。回顾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出口疲软、内需不振、大中型企业停工代产、沿海中小企业关门歇业、民工返乡失业陡增，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将给我们带向何方。2010年伊始中国出台了十多项产业规划和多个区域振兴方略，整顿信心、刺激经济，在这些庞大计划的背后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政府开支，4万亿大投资。与之相匹配的是巨大的流动性和超常规模的贷款增长，在新中国历史上一年放贷近10万亿，贷款增速超30%均是第一次。与此同时促内需的配套政策接踵出炉，买车可以减免购置税，买房降首付，贷款可以打折。与4万亿投资和产业振兴规划相伴，人们格外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也在影响着中国，1月中国发放3G牌照，4月新的医改方案出台，到10月，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创业板也正式开闸。过去的令人欣慰，未来的不确定并未减弱，央企业买下民营、国企天下拿地、山西煤企改制，虽然一系列不同，但是国进民退事件在10多年改革开放中构成了一朵朵浪花。

“山寨文化”是一场社会解构运动

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如此而已。

                                                                 ——朱大可

编者按：“山寨文化”是中国独有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还是饱受质疑的“流氓文化”？其最终的宿命是进入主流,被“招安”还是在解构中也颠覆了自身？“山寨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有何区别？就这些问题,时代周报专访了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教授。

时代周报:“山寨”一词无疑是2008年最流行的网络和民间词汇之一,但对其词义的理解却众说纷纭,从最初的“山寨产品”,经语义学置换后变成“山寨文化”、“山寨精神”等,在你看来,“山寨”这个语词究竟包含了哪些含义？

朱大可:“山寨”这个词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语义:第一,指仿制和盗版的工业产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种流氓精神影响下的文化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后两种事物之间互相关联,但却跟第一种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它们被胡乱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场普遍的阐释混乱。

时代周报:“山寨”这个词汇最初源于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山寨手机、山寨数码产品等,这些产品无疑是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但却具有低价、紧跟流行趋势,更能满足中低端消费者等特点。“山寨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盛行说明了什么？

朱大可:发生于制造业的克隆手机和数码产品,使用了“山寨”一词,却是一种修辞学上的不当借喻,也就是不当地借用了“山寨”一词中所含的“另立山头”语义。这要么是科技界语文水准下降的征兆,要么是一种蓄意的话语阴谋。仿制工业品根本就不是“山寨”产品,而是彻头彻尾的盗版品。

“山寨”一词制造了语义学的误会,似乎这种盗版行为中含有民间、草根、侠义和反垄断的光明成分,这也是盗版产品获得社会同情的语义学根源。但它实际上跟民间、草根和侠义毫无关系。它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知识侵权行为。但在这种山寨产品盛行的背后,还潜藏着“后发国家”的历史性怨恨。有网友宣称,“帝国主义”掠夺了我们上百年,难道就不允许我们掠夺它十几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立场。但这种强烈的历史性怨恨不能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恰恰相反,只能把它推入更危险的状态。

时代周报:很多批评以快速模仿复制名牌产品为主的“山寨产品”的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偷盗”,认为这是中国对产权和专利保护不够造成的,这会扼杀创新精神。这种担心是否多余,市场会不会对这种山寨产品的命运作出判断和选择？

朱大可:如果纵容这种盗版行为大量滋生,产权和专利无法经由自主开发获得,则中国文化的原创精神将无法建构,而中国制造业的创新机能也将长期萎缩。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消费市场支撑着以盗版为核心的低成本工业,由此制造了廉价的贸易狂欢,但由于企业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它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必定会走向自我倾覆的结局。“中国制造”的悲剧,盖源于此。

时代周报:“山寨产品”存在仅具有消极作用？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

朱大可:模仿型产品作为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有缩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显著功效,所以,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之初,都曾走过模仿阶段,但它们随后就转向了更大规模的自主创新时期。其中日本是科技创新最发达的国家,其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超过欧美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制造”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之后,继续在低档、廉价和劣质的层级徘徊,满足于没有独立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仿造,由此跌入全球经济链的最低端。我们至今还在这个炼狱里辗转挣扎。在我看来,盗版文化要对此负重要责任。

“山寨”文化是后权威时代产物

山寨文化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

时代周报: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讲坛等相继风行,“山寨”真的沉淀成一种文化？或只是网络时代的一种短暂的流行风潮？

朱大可:作为流氓文化的代名词,山寨文化是历史悠远的传统,山寨精神就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种关键的民族遗传基因,超越了朝代和时间的框架,显示出某种永恒的特点。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更换不同的命名,犹如寨主们更换山顶上的旗幡。例如,过去我们曾经把它叫做“江湖”、“山头”、“武林”、“坊间”和“市井”等等,这些近义词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但都包含跟朝廷对位的基本语义。

时代周报:山寨精神或山寨文化扮演了对抗精英文化的角色？

朱大可:“山寨”这个词只有在文化领域使用,才能回归到其语义的本源。山寨精神所指称的,无非就是我们熟知的流氓精神。这是一种跟国家主义和朝廷空间相对的事物。当然也跟宗教精神相对。但流氓未必就是精英的敌人。只要查看《水浒》的造反者名单就不难发现,在一百零八将的“天罡星系统”和“地煞星系统”两个支系里,只有极少部分地位卑微、没有话语权的纯正草根,更多的是北宋社会的精英分子,要么是地县级中层官吏,要么是前朝贵族和殷实乡绅,瓦岗寨的情形也是如此。

就阶层出身的身份而言,中国“山寨”基本不属于“草根”阶层。在水泊梁山这座典范的山寨里,精英永远是寨民的命运掌控者。这些被逼反叛的精英分子不仅占据高位,而且在焦虑地期盼朝廷的招安,渴望来自国家权力的身份修复。这是山寨政治的核心理想,也是山寨逻辑的必然结果。把山寨变成草根的专利品,拿它跟精英对立起来,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当的文化误导。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当下发生并受到网络和民间热捧？是否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

朱大可:山寨文化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这方面的范例。它表达了民众对央视的轻蔑和挑战,并营造着一种更为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经历了漫长的威权主义时代之后,这种挑战正在成为转型中国的社会常态。

时代周报:若说山寨精神是一种流氓精神,那它在中国就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社会解构运动的一部分,它具有以模仿、反讽、恶搞、解构权威话语等特征,是网络时代恶搞的另一个翻版,但它是否也是文化原创的一部分？

朱大可: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山寨精神就已经开始盛行,它的旗手是王朔和崔健,他们联手打造了新流氓主义的文化旗帜,由此产生出第一代山寨文化。他们因而对中国文化进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时期的文化主体仍然是知识分子。

21世纪初盗版电影和互联网兴盛之后,各种戏仿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为信号,山寨版《西游记》深入人心,引发“大话”狂潮,大话红楼、大话三国等各种戏仿作品层出不穷。这是第二代山寨文化的崛起,它的主体已经转变为青年普罗大众。

2006年,胡戈对电影《无极》的戏仿,打开了2.0时代的图像反讽程序,成为第三代山寨文化的重要开端。这就是当代“山寨文化”的发育简史。很显然,山寨文化决不是2008年的独特发明。它只是改头换面的流氓文化而已。不看到这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山寨文化的本质。

山寨文化当然有优劣高下之分。优秀的山寨文化借助戏仿和反讽推进了文化发展,可以被视为文化原创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大多数山寨文化产品都是网民自娱自乐的结果,它们犹如歌厅里的卡拉OK式的自助演唱,自己觉得HIGH就行了,旁观者一旦较真起来,起身痛斥它难听,污染消费环境,就会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大众的山寨文化,有其自由生长的充分理由。任何以“低俗”之名展开的围剿,都只能陷入行政过度和文化专制的误区。

“山寨”是民众对自由的想象

中国的草根文化散发着浓烈的传统江湖气息,具有非理性、以暴制暴、狂欢性宣泄以及道德法律双重失序等等的特点。它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过渡形态。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体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也饱受争议,尤其是在网民眼中,他们认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草根精神,平民精神。

朱大可:我要在此反复强调的是,“流氓”不是一个负面的司法与道德判断。它是一个中性语词,用以描述华夏社会中身份缺失的社群。作为流氓文化的山寨/江湖文化,包含着两种彼此对立的价值:一方面是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反叛、解构、颠覆、挑战和嘲弄,由此展示出积极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它也对社会正面价值实施颠覆。流氓文化总是在倒洗脚水的同时,把婴儿也一起倒掉。在大多数情况下,流氓文化只在单一地重复着解构的动作,它缺乏正面建构价值体系的机制。这就是流氓的哲学限度。流氓精神,跟草根和平民有某种联系,但不是同一种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平民大众同样是流氓调戏的对象。刘邦和朱元璋一旦当上皇帝,就迅速背弃了原先的草根支持者,但这完全符合流氓的行为逻辑。

时代周报:在中国当下,这种山寨精神或文化存在有何意义？它折射了当前庙堂文化、精英文化的困境？

朱大可:山寨精神的唯一成就,就是在华夏历史上建造了无数座转瞬即逝的“山寨”。这是流氓自己的家园。但它们只是某种临时的驿站。山寨不过是朝廷的一个镜像而已,或者说,它是朝廷在江湖中的一个垂直的倒影,却拥有疑似草根的面貌。大多数山寨是由丧失身份的精英打造起来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互联网为草根网民制造了山寨的幻觉,误以为自己置身于独立的山寨之中,但只要探究一下中国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没有哪座山寨不在朝廷的权力支配范围之内。在我看来,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如此而已。

时代周报:中国当前的庙堂文化、精英文化有无存在问题？

朱大可:不仅有问题,而且相当严重。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在高压和收购下发生集体转型,从批判知识分子变成犬儒型知道分子。这是所有中国社会病变中最严重的事变。但仍然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着独立批判的立场,却未能获得民众的必要支持。许多人无法辨认不同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而是采用了一揽子的对立或攻击立场,从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损伤。在我看来,煽动愤青围攻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运作得很成功的“文化阳谋”。

时代周报:“山寨文化”的最终命运如何？

朱大可:山寨/江湖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种宿命。它会像岩石一样永生,不倦地鼓舞青年亚文化群,在反叛和颠覆中寻找自己的价值目标。在旧一代“寨民”被招安之后,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寨民”加入到文化反叛的阵营中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就是文化生态的常态。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

时代周报:中国的草根阶层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阶层有何区别？需要补充哪些内容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什么时候中国社会能够完成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公认的现代平民阶层,一般具有下列几项基本特征:第一,它是社会的大多数（主流）而不是“一小撮”,拥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家庭结构;第二,总是在自由、平等和健康理性的对话平台上表达意见,从事专业化的社会建构;第三,具备人类（普世）价值观、健康的生活趣味、注重尊严和荣誉感,善于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