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文艺工作不应政治批判 谏言冤祸终获平反

2012年01月09日 14:23
来源：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的代表人物，其坚持“大众文学”的文艺理论，在1954年向中央上呈《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却因此被划为“反革命”，数次被批斗、关押至77岁高龄才终获自由。在此间，胡风的妻子梅志和家人们都经历了艰难的处境和严峻的考验。最终在离世三年后，胡风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凤凰卫视1月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鲁迅的学生，曾经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耿直、易于招怨，但“是可以接近的”，这便是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七七事变”之后胡风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他说《七月》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在这一编辑思想之下，胡风开始大量地发现并且发表青年作家的投稿、文章，培养扶植了一大批的新人，而这些人在后来被称为是“七月派”。

上呈“三十万言书”被定“反革命”   胡风被捕牵连一众人

解说：1954年3月，胡风和朋友们商量决定写一份给中央的意见书，说明他几年来在文艺上屡遭批判的经历，并向中央阐明他与主流文艺主张的分歧。

梅志（胡风夫人）：我就说过，我说不得了啊，我说你。他说，哎，没关系，好像言者无罪嘛是吧。我说你说的言者无罪，人家定罪了你怎么去担啊？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非常之天真。

张晓风（胡风女儿）：我妈是说你别写了，这事到时候怪罪下来咱们就处境更坏了。他还很清楚，不会的，中央一定会体会我这一片苦心的，不会的不会的。

张晓谷（胡风长子）：后来我父亲说嘛，那怎么，这大不了就说我错了呗。他们不接受我的意见就说我错了，批判我那还能怎么样？

解说：胡风日夜赶写这份向中央呈递的意见书，路翎、绿原、阿垄、芦甸以及到北京出差的欧阳庄等少数几个人也知道胡风在写这样一份材料，没有一个人反对，更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他们不时到胡风家里看看，说点自己的感受，对意见书抱有很大的希望。

欧阳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就期待中央能够看清楚，是周扬他们是在搞宗派主义，想说清楚这个，另外也建议不能那样搞，应该另外搞法包括就是建议，建议这个戏剧、电影、出版物应该怎么样子来搞，真正希望让中国的文艺走上一个正轨的道路。

李嘉陵（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影响分子）：我们认为那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时候都认为说胡风跟党还是比较接近，他有意见还跟党反映，这不是好事吗？就像彭德怀上书一样的，那不是好事吗？那如果你不跟党近，那还跟它写信干什么呢？

解说：四个月后《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写作完成。胡风将它装订成册交给时任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请他转呈中央，这就是史称的“三十万言书”。习仲勋对胡风的这一做法也表示欢迎，还亲切地和他交谈询问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谈话结束时习仲勋还将胡风送到办公室门口。

欧阳庄：他本来那个建议部分不送上去的，准备留在手上，你们跟我谈了，谈得好我把建议给你，因为这是他几十年的经验不会轻易给他的，是我再三讲你要相信党。既然你搞了那么多年那么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应该交给组织上，这才又附上去的。

梅志：他是出于完全好心，好像有些话有些东西就是说我来说清楚，我自己知道的加在我身上的或者怎么的，有些东西可以作为我的教训，他都是完全出于一份好意，我把这个赤赤裸裸的交给你们，真是双手捧给领导的，让你们去检查我。

解说：在上海左联，胡风和鲁迅一起与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尖锐对立，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号召文学艺术有其纯粹性、真实性，不应该为政治而牺牲艺术。两三个月之内围绕“两个口号”双方展开激烈争论，他们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后来因鲁迅的逝世和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以及第二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才偃旗息鼓。但是“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歧一直存在。1954年胡风提交“三十万言书”，同样因为他坚持“大众”的文艺理念。意见书呈递之后，胡风轻松了很多。他热切等待着中央的回音，但很快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标题鲜明地将胡风原本热情探讨的文艺问题上升到“反党”高度，舒芜开篇指出，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后来胡风的罪行又从“反党”升级为“反革命”。1955年5月16日傍晚，胡风家的房门突然被敲开。

张晓山（胡风次子）：这是1955年的5月份，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吃晚饭还是吃完晚饭的时候，这时候家里来了相当多的人，相当多的人来了之后我父亲迎出去嘛，我记得还跟他们握手啊或怎么样，然后大概就是我跟外婆在因为我有时候跟外婆一起嘛，跟外婆在一个房间，然后就听着外边就很喧闹了，然后就等于是在搜查对不对，然后好像我听到好像妈妈在哭啊或怎么样。后来呢我外婆就哄我睡觉，就睡吧。等睡着觉之后再醒来的话呢，父母就没有了。

张晓谷：那个时候听我妹妹听我外婆说了一下当时那个情况，逮捕当时的情况，说来了一大批人，然后到处去翻，还上房，到房上去翻瓦啊什么东西，到处去找啊，有没有把什么罪证给藏起来啊什么的。

解说：凌晨，胡风被从家中带走，他吻了吻已经熟睡的小儿子，和夫人梅志对望了一眼，就这样离开了家门。

梅志：不就带走嘛，我还觉得这还是个解脱，带走了就把问题说清楚嘛是不是？他们带走的人也表示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像装作要请他去这个样的。我觉得这样是个好事情，能够有机会说清楚。因为他已经写过很多页自己的检查吧，当时都没有回应，都没有人回答的了，（这样）那就能够找个机会说清楚。他还很高兴，同我说好像很高兴，说你不管这个问题，它可以解决了，一定有什么高人来同他谈一谈吧。我有错嘛，有错嘛就批评我错，我认错，我怎么样子写认错的文章都可以的。他倒没有说过一定坚持什么，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个问题，就给你政治帽子扣下来了，这是我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解说：第二天早上，胡风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门口站着一个背枪的解放军，屋内还有一个便衣守着，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每天都有无休止的审问。

张晓风：问他你怎么反毛主席了，你怎么反对文艺领导了，反正大概都是这些情况吧，当然也还要问他早年的历史上的一些情况。问得最后问得他没办法了就，他讲话就包了，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就包下来了，就说我全部都承认了，到后来过了一天他又翻了，说不是，我没有这些事。

解说：监狱外面已是风声鹤唳，报纸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章漫画连篇累牍，最初胡风也可以看到这些报纸，陪他的青年人一直注意着他看报时的举动和表现，他对那青年笑了笑说“可惜了纸张”。

张晓山：当时多少名人多少作家多少什么同仇敌忾地来声讨啊，而且当时你想三批材料出来之后，那是举国都在讨伐啊，包括说他的历史，他们是国民党特务，因为当时那个编者按是很吓人的了，原来他们是一群文化人不对了，他们是明火执仗的强盗，他们中有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有的人什么什么这是这么一群人的组合，那已经等于是宣判了，是那种情况。

解说：后来胡风又被转了两次关押地。1960年3月来到秦城监狱，此时的胡风不知道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已经在全国蔓延，路翎、绿原、阿垄、牛汉等与胡风关系密切的人都已被逮捕，其他稍微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纷纷受审，所谓的“胡风分子”在全国有2100多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

解说：胡风被捕后，因为他受到牵连的人多达2100多位，其中路翎、阿隆、绿原等23名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他们大多是胡风创办《七月》、《希望》时培养扶植起来的作家。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在上海逗留的胡风向曹白、艾青等人提议，想自费出一本小刊，这一想法得到大家认同，胡风复印了鲁迅先生“七月”二字的笔迹当做刊名，开始了《七月》的创办。

欧阳庄：绿原那个时候写的很多诗比如《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光是这个题目就吸引人，终点最终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像这种诗很强大的给你一个精神力量。

张晓风：侯唯动，侯唯动那时候是个流亡学生，写了一个诗叫《战斗就有胜利》，就在那个普通的草纸上写的，还歪歪扭扭，作为读者给他寄来了。他一看这个诗啊，挺有，怎么说呢，挺有气慨啊。挺那个什么的，挺有味的，他就给他修改了，并且把它题目也给改了叫《战斗就是胜利》，改了名字给它发表了。

解说：因其与众不同的清新格调，《七月》杂志迅速吸引了一批二十多岁的热血澎湃的“同道伙友”。

张晓风：比如说他编《七月》、《希望》，他是注重发掘这个新人新作，可是有了名的老作家给他投稿呢，他一般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他就不采用，所以有人呢，有某人吧，某名诗人就说胡风对我有成见，就是这样个说法。

张晓谷：那些老人的话，老的所谓名家是不太舒服的，就是总觉得怎么说呢？好像你怎么不太用我的东西，为什么不向我争取要我的稿件，而且你老是发表这些人的一些稿件，所以慢慢的就说胡风是宗派了，搞自己的宗派了，搞这些东西这种说法就是那个时候慢慢出来的。

妻子梅志受牵连六年禁于看守所  坚持探望十载等到胡风回家

 解说：到了1955年，当年受到胡风提携成长起来的“七月派”作家都无一例外受到牵连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风被关进一间十二三平米的空荡荡的屋子，没有任何家具，只在墙边有一个不到一尺高的地铺。每天除了拿饭取水时能从一个小视窗见到人脸外，其余什么活物都看不见，胡风开始了单身牢房的生活。在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后，夫人梅志也受到牵连，梅志与胡风相识与左联时期。1933年12月两人结婚，梅志是一位儿童小说家，写过《小青蛙苦斗记》、《小红帽脱险记》等文学作品，梅志不愿意做家庭主妇。她的愿望是等三个孩子长大了，她就继续写她的小说，继续文学创作，然而梅志的愿望没能实现。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带走后，梅志也被关进公安部的看守所，梅志的母亲带着三个外孙在外面艰难度日。六年之后，梅志母亲去世，尸体停在太平间没有人处理，梅志这才被放了出来，但是她依然没有胡风的任何消息，为了避免再连累无辜，梅志很少和老朋友见面。她向公安部申请要见胡风，得到的答复是他很好用不着去看他。这样一直到了1965年胡风已经在监狱度过了10个春秋。

张晓风：后来我母亲也是在几个朋友的鼓励下，才跟公安部申请要去看嘛，说到底这人是死、是活、在哪，我们都不知道。你不管这么些年了，我们应该有权利应该能够知道他是死是活嘛，这才让她探监的嘛。

解说：1965年6月梅志被通知可以探望胡风。第二天一大早她急急地上路了，在转了两三道车之后梅志来到秦城监狱，一名干事和一名监狱管理人员陪同她走进了又深又宽的秦城监狱。梅志看见大厅深处有人陪着一个穿蓝短衫的人匆匆向她走来，到眼前才看清就是胡风。

梅志：那个时候还行，那个时候秦城见面都还没有什么紧张，因为他那个时候精神也还比较正常。她总觉得他还挺乐观的，总觉得快了快了。

解说：他很平静地走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只好伸出手，他用劲地握了我的手一下，之后用闪着光的眼睛望着我。他的手依然那么用力，他的眼光仍然那么坚定。

张晓风：我母亲奉了公安部的（命令）做工作，说你得给他做工作，得让他认罪。我母亲就见他去了，就跟他说你要认罪，然后我父亲当时就火了，我还有不认罪吗？我已经认罪了，还怎么样啊，就是我能够在我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认了，我维护他们的威信我可以认，可是更多的我做不到了。

梅志：如获宝贝一张一张地收起来，有时候拿来看看，十多年他外面不见面，等于生活的这些东西能够听到一声鸟叫都觉得挺高兴，没有窗子的啊，有一次晚上我都几乎回不了了，那个秦城监狱老把这个当回事，那个管理员，我要走了，他跑掉了找不到人了，我没有他的那个出门的证了，我就出不了监狱门，我就坐在门口等他，到最后一班车他在前面跑出来，他才记得这件事赶着出来给我那个条子塞给我，我又坐上车回来，我心里想着我要出不来我就要找你，那我就要住在监狱在监狱待一夜晚了，唉呀那件事情真是。

解说：1965年冬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并被允许监外执行，这年12月底胡风回到了家，见到了离别10多年的孩子，此时大儿子哓谷已经参加工作，女儿晓风受到父亲牵连到农场做了工人，小儿子晓山从8岁变成了18岁，这一年胡风和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十年来的第一个团聚的春节。

张晓风：吃过饭以后呢我父亲就要讲讲他的一些事吧，他就是后来叫我从那个《鲁迅全集》里头找他《鲁迅全集》里头翻译的一个日本人的一段话，就是意思说你们不要把父亲，就是把那个长辈的存在当个什么，你们应该把我们撇开你们自己往前走这么一个意思吧。

解说：胡风想向孩子们说明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实际上自从胡风被捕后胡风的儿女们都遭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父亲是否是位“反革命”这个问题也一直让他们困惑。建国初期身为诗人的胡风热情洋溢地写过歌颂新中国的交响乐般的长诗《时间开始了》。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用半个版面刊登了《欢乐颂》，这是《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乐章，全诗约400余行，发表之后“惊住了一切人”。

采访嘉宾：这首诗啊一出来，报纸一见报，《人民日报》，贺敬之和我也发现了，贺敬之和我，我们两个看了偷偷地赞美不已，因为当时那个气氛是不宜于公开赞美胡风，所以我们看了真是叫好到，太好了。

欧阳庄：哎呀我觉得也非常激动，光是这个题目就是绝极了，光是这个《时间开始了》这个题目也是绝的，说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我们的这个民族，我们全新的一个中国要出现了，《时间开始了》。

张晓谷：“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巨人的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面，随着你抬起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乐涌出了最高音，全人类的大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响惊雷，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

解说：学者李慎之晚年回忆自己曾以为那种开国的盛况，“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但胡风竟表达出来了，名句不胫而走，“时间开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写过别人称为“史诗般长诗”的诗人在后来竟然被认为是“反革命”，胡风感觉到了儿女们所遭受的压力，他想跟孩子们有所交流。

解说：1965年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回到了离开10年的家，见到了孩子们，他想跟孩子们有所交流。胡风让女儿晓风从书架上拿出一本《鲁迅全集》，找到一篇名为《与幼小者》的文章，让她读其中的一段话，“我爱过你们了，并且永远爱你们，你们的清新得力是万不可为垂暮的我辈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吃尽了毙掉的亲，贮起力量来的狮儿一般，使劲的奋然的掉开了我进向人生去。”

张晓谷：当时我说你别说下去了，我明白他的心情，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就行了。当时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说，从子女来讲的话，你政治上不能犯错误，他是一个判了刑的反革命，毛泽东钦定的，我们子女在这个问题上要还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在这个体制上存在下去，你必须就是表示出来一个划清界线这么样子的态度，否则的话你就没法存在下去了，而且我作为老大必须要保证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尽量避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纰漏懂吧，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你说念这个东西我是感觉到，我觉得我父亲要我们念不是太合适的，这种温情的东西不太合适，实际上就说尽管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一个情况，我心想天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手段在听啊在看啊。

解说：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凝重，最后晓风借口没有电车了她要离开，这才打破了沉闷，事后梅志责怪胡风不该用如此绝望的心情影响孩子，胡风回答她说知道已经入党的大儿子的痛苦，他愿意做牺牲者让孩子们跨过他走自己的路，他说孩子们有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幸福，看到他们那么虔诚地相信党，听党的话，他放心了。

张晓谷：有一个细节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怎么说呢，但是老在记忆里面，我母亲在那儿买了鱼在那儿剖鱼，后来叫我父亲过去帮她忙，我父亲就帮她按住那个鱼，两个老夫老妻两个人，不晓得就这么一个场景好像对我特别有点触动，不晓得怎么回事，你说有什么意义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时好像他们二老的话在这种状态底下也只能互相之间地帮衬着，互相之间的就这么一个感觉。

解说：胡风监外执行期间公安部门安排胡风参观人大会堂、工厂、农场等，胡风为十年来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的高兴和景仰，他又连续写下了一系列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思想汇报。另一方面，十年来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单人牢狱生活也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张晓谷：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陪我父亲一块去看马戏，到那个现在的工人体育馆去看表演，看马戏什么的，他上卫生间，出来以后我一看那边小卖部卖北冰洋汽水的，就买了一瓶橘子水给他，他一面喝着橘子水一面在看，看周围的人，那种兴味昂然地看周围的人，我突然想起他跟我说过，就说关那个单间的时候他跟我说关独身监狱这个待遇是对人伤害最大的，接触不到什么东西，看他对周围各种各样的，有的夫妻带着孩子，有的年轻的恋人，在那儿看着整个周围的一些活动就突然联想起来那个。

与妻子被迫离开北京到四川安家  拒绝揭发周扬胡风再次被“带走”

解说：1966年2月15日，胡风被要求离开北京到四川安家，尽管有着万般的不情愿胡风还是和夫人梅志启程了，公安部门给他们在成都置备了房子，胡风和梅志把书、家具等都搬到了成都。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初露端倪，曾经和胡风有着夙怨的周扬受到批判，有关人员要求胡风揭发周扬，胡风和周扬的矛盾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良人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上针锋相对，建国后的矛盾最先表现在第一次文代会时。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会上茅盾宣布胡风为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

解说：胡风拒绝了这个工作紧接着胡风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文代会上周扬作了关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报告同时安排胡风和茅盾一起做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采访嘉宾：他跟茅盾意见不一致怎么合作一个报告？结果他又不参加起草，茅盾他们让他起草啊他不起草，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他不做了。

解说：后来茅盾自己起草了讲话，谈国统区文艺创作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理论，如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真实的艺术表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斗争等等，茅盾所批评的文艺思想大都是胡风所主张的，茅盾把它归结为“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采访嘉宾：结果茅盾这个报告自己做，自己做了以后呢不指名地在报告里边不少的篇幅批评了胡风的主张，批评什么胡风的创作思想，批评路翎的作品，不点名，但是就是香港批评那些东西啊，那在这里边罗列进来了。

解说：实际上茅盾对胡风的批评内容本就是周扬对胡风文艺理念的不认同之处，而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时，胡风和周扬的矛盾愈加深重，周扬甚至被认为是此案件最大的推动这和执行者，但是当有人要求胡风揭发周扬时胡风拒绝了，他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1967年11月初在四川苗溪茶场胡风再一次被突然带走。

张晓风：说来了一车解放军就把他带走了，叫他预备衣服，被子都预备好了，他本人还以为，哎呦，这回是不是要给我好事，要恢复我自由了，还挺高兴。

张晓谷：他以为是不是他的问题可能要解决了，他始终抱着这个期望我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始终觉得我这个反革命的话呢是搞错了，也许中国最后能够发现，他还是抱着这样一个期望的。

张晓风：可是走了一走，我母亲在后头一看后头还有一卡车的解放军跟着呢，这就不是好事。

解说：胡风让梅志给他的被子套上红绸背面，他穿上新的呢子制服离开家坐进了吉普车里，梅志再一次失去了胡风的消息也没有被允许回北京，她已没了北京户口，因而被安排到苗溪茶厂劳改。梅志先是在劳改医院洗血绷带，直到双手手指溃烂才被允许改做针线活。1970年梅志又转到苗溪茶场犯人刑满就业队参加劳动。

梅志：我就同那些劳改犯一起劳动，这个劳动对我来说还是个好事，睡得一排就睡四五个人，一排一排闹哄哄的，脑子都不要你空下来想，这也是个好处，哇啦哇啦吵啊，吵吵吵着累了就睡了，早上再喊起床啊就叫了就起来了，起来赶着洗脸赶着吃饭扛起锄头就走，所以这个劳动还是好，劳动还救了我，你要不给我劳动就这样坐在房里我非死不可，想来想去想不通，真是我撞墙都会撞下去，这种心情都会有的，想不通嘛是不是。

胡风再遭关押精神遭受极大创伤  妻子悉心陪伴下慢慢恢复自信

解说：1973年初胡风又被带走5年，几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到农场找到梅志说要把她调到胡风那里。

梅志：唉呀，开始在监狱里我见到他人都简直不像人了，一下就老了，那儿受压抑啊，做什么他又不会做，做又做不好，种菜也种不好，样样都是，心情又不好。

张晓风：简直不像个人样子，那就是整个一个老犯人的样子，低眉顺眼。戴的帽子，那个犯人是不能有帽沿的，去了帽沿的帽子搭在身上看着特别害怕，那个干事说什么，他就报告干事报告干部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个犯人的形象。

解说：此时的胡风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神采，佝髅着背，眼神茫然，见到梅志他抓住她的双手用哭声说自己该死，说自己害了梅志，边说边朝梅志跪下。梅志给他做了第一顿饭，在一碗面条里打了一个鸡蛋，胡风端着碗望着梅志不敢动筷，当梅志催促他快吃时他说我不敢吃，这不是我吃的东西，将来会斗我的。

张晓谷：他心理的精神症状，始终就是说怎么说呢，恐怖，老觉得好像马上要来怎么样他了，或者要来枪毙他了或者要把他怎么样了这种恐怖。

解说：此时胡风已经是71岁的老人，1967年在他被第二次带走时还对未来充满信心，以为这或许是曾经审判的14年有期徒刑中的最后两年，他被关进成都一家看守所。到了1969年胡风计算着曾经的14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完毕应该可以恢复自由了，他向军管会打了报告请求释放，四人帮直接回答把他关死为止，罪名是胡风在毛主席像旁边写反动诗词，就这样胡风被改判成无期徒刑，投入四川省第三监狱，与六七十位犯人同住。最初胡风为自己结束独身牢房的生活而庆幸，经常找人聊天学着观察人、了解人，很快他发现形势并不如他想像般乐观。

张晓谷：我父亲还在那儿，好像那个搞文学家的习惯还改不了，还在问问人家的情况，好像体验生活一样，还在想了解了解社会的情况，问问他们。人家哪儿理你这个茬，所以那时候他被欺负的很厉害。

张晓风：那个大监他形容就是两边的两个铺中间那么一个走道，每一个人就那么一尺来宽的地，他又是个老人，老头，完了别人都是刑事犯，有很多都身体又壮，他那老人又有前列腺炎，晚上老要起来小便，那时候没有厕所，没有厕所就给个尿桶，他一趟一趟起来人家就睡不了了，因为人挨着人嘛，你一起来不就影响别人嘛。然后出去打饭了，出工他又慢，所以老受人欺负，推推搡搡的。

解说：批斗会上胡风“坐飞机”被说成“叛徒”、“杀人犯”以及种种其他罪行，胡风不敢再说话，也逐渐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他摸电门，用砖块砸自己的脑袋，结果换来的是更残酷的迫害，他还出现幻觉。

梅志：他们一说他有火，四川人就说，他一发起脾气来闹起来，他跟他们也闹，在监狱里也闹，他有火就不理他，有时候来一个凶一点的吼两句他也就停下来了，过了这段就算了，结果弄得不能吃不能睡就病。后来医生来看病，我就抱着医生痛哭一场，我说这太残酷了，那个医生也好，医生都哭了。

解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监狱不得已找到梅志让她来照料胡风的生活，高墙内监狱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小院子让胡风和梅志单独生活，有了梅志的陪伴、安抚，胡风慢慢从恐惧中走出来，梅志让他回忆以前年轻时曾经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每当这时胡风就变得安静很多。

张晓风：后来我母亲说你既然这样呢要不咱们慢慢写点吧，给党写点那个，把一生好好地仔细一个个写吧，他就写了一本一本的交代材料，我出生时候怎么样，我做过什么事，这么一点点回忆呢觉得我还是为党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的事啊，也就慢慢地恢复了一些自信心。

胡风离世三年后终获彻底平反

1979年1月14日胡风和梅志终于被准许走出高墙，这一年胡风77岁，梅志65岁，此时胡风和梅志已是儿孙满堂，他们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两位儿媳还有孙子，这让胡风和梅志颇为激动也很宽慰，孩子们终究没有因为他这个“反革命”父亲受到太多影响，他们娶妻生子让垂暮之年的胡风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1980年胡风回到北京，周扬拿着平反文件来看他了。

张晓谷：周扬就是到国二招来看我母亲，我也在，然后就是拿平反文件给我们看，平反文件草稿，说你们可以提意见，那个属于第一次平反就是留了几条大尾巴，包括政治历史的问题，包括“五把刀子”，包括什么反马克思宗派活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留了好多，反正是只有一条你不是反革命。

解说：这是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一次平反文件，史称“七十六号文件”，文件中同意摘除胡风反革命帽子，但文艺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的罪行依然保留，梅志和孩子们表示无法接受，周扬说可以提意见，随后周扬提出要见一见胡风，胡风的儿子张晓谷带着他来到北医三院。

张晓谷：见到我父亲，周扬开头就说你受罪了你吃苦了，你吃苦了，然后呢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也是吃苦了，但是你还是吃苦了，你吃苦了现在中央承担责任，中央说这个都是中央的责任，最后轻轻地加一句，当然我们也有责任。

解说：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癌症去世，一年后胡风的追悼会才在北京召开。

梅志：现在都无所谓了，几十年都过去了，总是想不通，就一谈到好多问题我实在想不通这就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许多事情很清楚的嘛。

采访嘉宾：周扬有一句话这是传的很广，就说胡风在艺术上比我敏感，所谓敏感就在哪里呢？就说胡风没有教条，艺术的真假他一感觉就评判出来了。

张晓谷：他这一生的话呢他真正地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文艺他真正坚持了这个东西，他不为任何的强力改变自己的初衷。

”我从田间来，蒙着满脸的灰尘，望望这喧嚣的世界不自由地怯生生，我从田间来，穿着一身的老布衣在罗绮丛中走过，留下些泥土的气味。我从田间来，心想再听不见哀音，才踏入这外面的世界，声声的苦叫刺痛了我的心。我从田间来，远别了慈祥的笑脸，身儿在这里奔驰，心儿在这里盘旋。我从田间来，带着赤心一颗，遇着新奇的事儿要印上花纹多多。我从田间来，抱着热血满腔叫我洒向何处呢，对着无际的苍茫。“

陈晓楠：追悼会上当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朱穆之致悼词，他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到了1988年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再次下发，表明胡风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其文艺思想和主张应该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由此关于胡风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文艺思想文艺路线问题的大平反才算彻底结束，而此时胡风已经离世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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